浅析森林进入权论文[五篇材料]

第一篇：浅析森林进入权论文

一、森林进入权的提出和界定

(一)森林进入权概念引入的缘由———对森林利用习惯的法律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等法律规定和林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规定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进入森林欣赏风景、休憩娱乐以及森林原住民合理利用森林的相关利益;并且在当下的学理研究上，学者们更加着力于林权的财产权设置研究，忽视了公民基于基本生存需求对森林资源的利用权益及其对林权的限制作用的探讨。现行法律制度和研究现状的弊端，已经在林业实践和法律适用时显现出来: 事实上公民进入森林的权益被视为“农民靠山吃山”的习惯，当面对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行政权力时———比如设置自然保护区的行政措施，这种习惯上利益的保护就不再那么稳定和安全了。“在保护区未建立前，村民一般都随意到森林内砍柴、采摘、挖药材，获取林副产品。保护区建立后，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与法律，采集保护区内的一草一木都将被视为不合法。”德国莱茵州早期的森林立法也遇到相似的问题: “捡拾枯枝现在已经被归于偷窃的范畴之中，并将同砍伐和偷盗木材一样受到严厉指控。……现在甚至在森林中采摘酸果也被认为是盗窃，……穷人对土地的所有惯例(包括所谓的‘非法侵入’)都被禁止，并且将这些惯例视为森林所有者对土地垄断权的侵犯。”学者一方面从私人财产权的视角分析，“即所有物按其性质来说永远也不能具有那种预先被确定的私有财产的性质。”

另外，从习惯法的角度分析，“这些习惯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问题揭示了森林上设置绝对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性质的林权的做法，忽视了森林利用上日积月累形成的习惯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属性。现行规制森林利用的国家法律制度需要明确森林利用习惯法的应有地位。

二、学者仅将域外的森林进入权的概念提了出来，并没有涉及到森林进入权的性质以及森林进入权的内容等更加具体的内容。

森林进入权是“分享”林权权利人财产利益的，在法律效果上体现为对林权内容的限制。故为明确林权与森林进入权的边界，有必要结合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和文献对森林

(一)俄罗斯的“森林逗留的权利”

“森林逗留的权利”是俄罗斯法律中的“一般自然资源使用权”制度在森林资源使用中的表现。所谓“一般自然资源使用权”是指，“在每一次具体使用自然资源的时候，不需要得到有权的国家机关和那些已经取得了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公民或者法人的特别许可……森林资源的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供一般使用的土地。因为它关系到公民是否有权自由进入森林或在森林中停留的问题。”基于该学理法律中规定了“森林逗留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林业法典》(2006)第11 条第1 款规定了“公民有权自由和无偿地在森林中逗留，并为个人需求采摘野生果实、浆果、坚果、蘑菇、其他可用作食物的自然森林资源以及非木质森林资源。”第30 条第1 款也规定: “公民有权为取暖、盖房和其他个人需要采伐木材。”该条第2 款专门针对原住民的森林资源的一般使用权作了规定: “在俄联邦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传统居住地和日常活动及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地域内，当地居民有权依照本条第5 部分制定的定额标准为个人需求无偿采伐木材。”

(二)德国的“森林进入权”

德国法律制度中也规定了公民进入森林休憩、游览和娱乐的“森林进入权”。德国《联邦森林法》第14 条第1 款规定: “允许出于游憩修养目的的人进入森林。在森林里，只允许在道路上和小路上骑自行车、使用病人用的轮椅和骑马。这些人必须自担风险。”除了依据文意解释，公民可以在道路上和小路上骑自行车、使用病人用的轮椅和骑马，以及进入森林休养游憩，学者依据其他的法律规定以及法理进行了扩大解释，认为: “还基于《德国联邦环境保护法典》的规定，任何人可以基于个人的需求，少量地、呵护般地获得和占有在没有设置森林进入权禁令的环境中生长的(非依法保护的)野生花草、蕨类植物、苔藓、地衣、果实、菌类、茶用和药用草木以及野生植物的枝干。”德国的森林法律制度中也有__允许公民进入森林为生活目的采伐林木的规定，“如城镇居民每年无偿伐取一定数量柴火的权利。”

三、森林进入权对抗林权人的表现

由于森林进入权被界定为对林权的一种限制，实为林权人设定了负担。本文从林权人的视角，通过明确林权人对森林进入权人所承担义务的类型，来描述森林进入权对林权的限制。一般而言，森林进入权为林权人设定了两方面的义务。

(一)林权人的森林进入容忍义务

林权人需要容忍公民进入森林行使森林进入权，但是这种容忍的限度是什么样的? 需要通过进一步界定进入权的行使方式来确定。由于我国对此项义务并未明文规定，尚属立法空白，本文通过总结域外立法和理论经验，归纳出容忍义务的相关要点。

1.对“进入”的界定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何为“进入”———公民哪些行为应当被视为行使森林进入权。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进入”是指“进到某个范围或时期里”。而森林进入权中的进入显然是指进入一个地理范围之内，通常是指以步行的形式进入某一森林地理环境之内。对进入的界定需要注意两点: 一方面，“进入”涵摄了进入森林后逗留于森林的内容。学者认为，“‘逗留’也可以被‘进入’的概念所涵摄。对逗留持续的时间并没有限定，只要不是‘持续地停留’即可”。因此，森林进入权中的“进入”应当包含进入森林中为了歇脚或林中小睡而停留。另一方面，“进入”涵摄了进入森林采集森林产品的权利，比如采集林下的非木质林产品，基于生存需要采伐薪材等。当然这一采集有数量和种类上的限制，比如量上仅仅以生活需要的“少量”为标准，种类上不能采伐国家保护的珍稀品种和对人类有毒害的物种等。

2.“进入”行使方式

另外，这种进入的方式是否仅仅限于步行。这一点在《俄罗斯联邦林业法典》中没有明确规定，德国《联邦森林法》第14 条第1 款规定允许进入森林的人骑自行车、使用轮椅和骑马。但是自行车、轮椅和马匹行驶的路线必须是在供公共交通的大道和小路上，而不包括在林间散步使用的林间小道以及供采伐林木和运出木材的便道上骑自行车、使用马匹和轮椅。可见在德国，森林进入权原则上主要是以步行的方式进入森林，利用交通工具进入森林是不允许的。比如说利用飞行器或机动车方式进入森林。只有其中的自行车、马匹及轮椅可以作为例外，沿着规定的林中道路进入森林。但是在学理上，“随身携带物是森林进入权调整的对象(包括婴儿推车和自行车等)”。另外在森林中逗留所举行的活动必须是以休憩为目的，不包括任何政治或经济活动。学者认为“森林进入权仅仅是指那些主要服务于(指其主要的动机)恢复身体、精神和灵魂，而进入森林的行为”。因此，在森林里由骑马俱乐部组织的骑行，以及政党举行森林集会等不属于行使森林进入权的方式。

3.“进入”的限制

森林进入权人进入森林后，其休憩娱乐活动也要受到诸多限制。这一点2006 年颁布的《俄罗斯林业法典》第11 条第2 至5 款规定的十分明确，主要包括来自国家法律的限制和林权人设定的森林进入权限制: 首先是基于森林防火、森林卫生安全、森林恢复和抚育的要求、珍稀森林植物保护以及其他法律另有调整等原因，通过法律规定对森林进入权人进行限制。比如林中烧烤行为出于森林防火的考虑并不能纳入森林进入权;由于水法对自然形成的或人工制造的水体使用另有规定，而不是森林法的调整对象，因此森林进入权不能包含森林进入权人在林中水域洗澡、游泳的行为。其次是林权人基于森林防火防虫以及林业作业时保护公民安全施加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德国表现为林权人的封山(林)行为。德国实践中对这种限制有着严格的要求，以防止林权人滥用封山行为造成森林进入权成为具文:“林权只有基于重大原因才能合法地设置封山(林)措施。保护森林进入权人以免森林危险的侵犯是其中最可能的原因。这种森林风险是指特别危险，一般危险不能设置封山(林)措施。……长时间的封山(林)措施需要获得有关行政部门的许可方可进行。”

六、我国森林进入权设置的可行性

森林进入权从性质上说是一种拥有自然资源的环境权，具有宪法位阶的环境基本权;在效力上更多表现为针对森林财产权人的一种限制和义务。森林进入权的这一法律定位，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因为借鉴于域外而显得水土不服。现行法律规范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学理解释和法律续造空间，并不会因为森林进入权的引入同相关制度产生冲突。

(一)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有的学者认为，“我国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环境权，但已有涉及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9 条规定: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可见《宪法》这一条中包含有以人类拥有和利用自然资源为内容的环境权内容。学理上也有学者指出，“根据环境权这一基本权利，又可以推导出良好环境所要求的净水权、净气权、稳静权、眺望权、阳光权、嫌烟权等。这进一步表明了环境权不但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而且还可以推导出其他非基本权利。”可见环境权可以成为其他权利产生的宪法依据。综上，森林进入权可以作为由我国《宪法》第9 条有关拥有自然资源的环境权在森林资源利用中的表现，并以此推导出来的权利。

(二)森林进入权

作为一种对林权的限制符合民法法理学者一般利用物权法理来梳理和解释林权这一概念，使林权作为一个促进森林资源利用的民事权利。通过立法手段引入森林进入权，使得作为一项具有排他性私权的林权受到公法手段的约束，同林权的私法属性不产生冲突。林权作为森林资源非所有人的单位和个人的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为《物权法》)第120 条的规定: “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而这里的“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定，正是来自于《宪法》第9 条有关拥有自然资源的环境权内容。因此，由环境权推导出来的森林进入权对林权加以限制有法可依。另外，虽然大陆法系将法律制度分为公法与私法，“这个前提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公与私进行绝对的划分和截然的对立，现实中公与私之间是存在模糊的过渡地带的，而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法律问题恰恰更多地表现在这一领域”。民法中因为环境保护的考虑而对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私权进行限制，使之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域外民法中都有所表现。

德国1976 年12 月20 日制定的自然保护法以及各州制定的自然保护法中规定，“出于自然纪念地、自然保护区和风景保护区的土地所有权，在行使方式上受到限制。在有些州里，这些区域还包括林区土地。” 推定责任，这意味着法律对林木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设置了法定的义务，除非证明其已经尽到该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该项义务，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负有作为义务，避免给他人造成损害。借鉴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其义务属于因开启公共交通而产生的作为义务”。

可见我国也为林权人设置了交往安全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0 条的适用在扩张解释后还仅仅限于林木造成的损害。将公民行使森林进入权的风险来源仅仅限定为林木致害并不足够，林权人还需要对自己修建的、公民也可使用的森林便道有基本的看守照料义务;在进行林木采伐作业时也需要对森林进入权的利益相关方负有禁止接近作业危险区域的义务;对于原木临时存放点可能妨害森林通行的危险有告知义务等，这些都不是《侵权责任法》第90 条可以涵盖的。因此通过明确林权人对进入森林娱乐休憩的公民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并以《侵权责任法》第37 条第2款为请求权基础，可以在森林资源利用多样化的今天，对面对多样的森林利用风险的森林利用人进行保护;也可以依据“安全保障义务”题中应有之意的“相当性原则”“期待可能性原则”“信赖原则”，使得林权人仅仅负有与其责任相当的“补充责任”。

第二篇：略说森林公安行政处罚权问题

略说森林公安行政处罚权问题

森林公安机关在办理涉林行政案件时，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森林公安机关究竟可以办理哪些治安案件和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象铁路、航空等治安案件那样，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种类？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偷砍他人林木、故意毁坏种苗或林木、失火烧毁森林或林木之类的行政处罚案件，是作为治安案件办理还是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办理？如此等等。要弄清以上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地来分析森林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问题。

一、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分别来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其本身没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

森林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这是由森林公安自身性质决定的。森林公安机关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领导之下的机构，其没有资格象Ⅰ级行政主管部门那样参与国家行政处罚权的分配。这就好比说，国家行政处罚权就象一个大蛋糕，如何分配和“食用”呢？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各行业行政处罚权分配不重不漏。国家通过对行政机关职能的划分，将行政处罚权这块“蛋糕”一一分配切好，这一块是林业的，那一块是公安的，再那一块是工商的，如此等等，每一块之间必须尽量清楚明白，既不能互相交叉，又不能留下漏洞。交叉了，就会相互抢吃，或相互推让；漏点了，就会搁在那儿无人动筷。当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还是有交叉或漏洞的。二是行业内行政处罚权归口集中统一。国家将某一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分配给某一行业后，一般会按层级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行使。如林业行政处罚权，国家授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在同一层级同一行政区域，国家原则上是不会象分配各行业行政处罚权那样，再对某一行业的行政处罚权进行“二次分配”，从而造成某一行业执法主体林立。以林业行政处罚权为例，国家在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后，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将这些行政处罚权一一分配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各内设机构和下属机构，即国家不会从法律层面上规定森林公安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林政稽查队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木材检查站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野生动植物保护站行使哪些林业行政处罚权，以此类推。行业内行政处罚权的分配与行使，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自己的事情，或直接行使，或法律授权行使，或通过委托执法等形式行使。这些法律授权或受委托执法的机构虽然形式上看起来在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甚至是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但实质上这些行政处罚权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或者通俗地说，他们在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名册上，没有“户头”，“户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有时也会就行使某一行政处罚权作出一些操作层面的规定，不过这些操作性规定并不会改变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的“版图”。

对以上观点，也许有人会立即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国家林业局关于授权森林公安机关代行行政处罚权的决定》（1998年6月26日国家林业局令第1号发布）和《国家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林业行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林安发〔2001〕146号）也都分别规定森林公安机关可以查处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怎么说法律没有规定森林公安机关独立行政处罚权呢？但如果认真分析以上法律和文件，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授权和代行。这就是说，森林公安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来源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只是在其授权下代行其行政处罚权而已。即使是这样的规定，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越俎代疱”，规定了本不该由法律规范的事项。

那么，法律规定公安派出所治安处罚权又作何解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这不是明明规定了公安派出所的行政处罚权吗？怎么说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才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呢？在此，我们应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治安管理处罚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是“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而不是“应当”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这就是说，公安派出所的这一行政处罚权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公安派出所的这一行政处罚权仍然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范畴之列，公安派出所对这一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并不排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该行政处罚权的行使，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公安派出所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进行“分权”。第二，治安管理处罚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并不是对治安处罚权“种类”的规定，而是对“幅度”的规定。国家分配给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无论什么种类，都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而不属于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没有独立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之外的行政处罚权。法律规定公安派出所可以在一定“幅度”内行使治安处罚权，只是基于操作方便，简化审批程序而已。从本质上说，公安派出所行使的这一治安处罚权，从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的“户头”来看，仍然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而不是法律的“额外赋予”或“另外生成”。

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处罚权又来源何处呢？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公通字〔2006〕12号）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森林公安机关对其管辖的治安案件，可以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公安部《关于森林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法〔2008〕18号）规定：“有关森林公安机关与地方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管辖分工，可以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这是否说明森林公安机关有独立的治安处罚权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上文件规定恰好说明，森林公安行使的治安处罚权，实际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森林公安职能和案件管辖分工而分配的，其本身并不存在独立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之外的治安处罚权。与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来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一样，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处罚权来源于其另一个主管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二、森林公安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应当分清案件性质，分别按照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的不同特点依法行事。

有人认为，既然森林公安机关既可以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又可以行使治安处罚权，那么，在处理涉林行政处罚案件时，森林公安机关就有选择行政处罚权的权利，譬如可以对故意毁坏林木的违法当事人给予治安处罚。这显然是有违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应该说，森林公安机关所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其实是互不相干的，只不过由同一种执法机构行使而已。按照国家分配行政处罚权的原则，此二者之间应当是或者说最佳状态是矛盾关系，互不包容，互不交叉。如果国家把某种行政处罚权分配给林业部门成为林业行政处罚权，那么就不会再将这种林业行政处罚权规定为治安处罚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什么没有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缘故。有的人错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专门规定涉林治安案件，是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没有努力争取的原因；恰好相反，避免把林业行政处罚权变为治安处罚权才正是法律需要做到的，否则会造成国家行政处罚权分配不清以及执行不统一。

也许有人仍然大惑不解，既然国家设立有森林公安机关，为什么不将林业行政处罚权划出一部分，作为治安处罚权交给森林公安机关行使呢？这就是一个“源”和“流”的问题。国家行政处罚权是“源”，而执行机构是“流”，只有设立了行政处罚权，才会有相应的执行机构；而不可能先预设一个执行机构，然后再专门为这个执行机构设立行政处罚权。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会因为有森林公安机关存在，就将某些林业行政处罚权变更为涉林治安处罚权，以此显示和强化森林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权。如此，岂不是削足适履？

虽然森林公安机关可以行使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处罚权，但这绝不意味着森林公安机关就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行事，将林业行政处罚权和治安处罚权混用。这就好比说，两名老师分别发给我们毛笔和画笔，但并不是我们有了这两支笔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必须是书法课上用毛笔，美术课上用画笔，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此，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必须先分清案件性质，然后依法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或者治安处罚权。是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就不能给予治安处罚，是治安案件就不能给予林业行政处罚，二者必须严格区分开来。

在执法实践中，森林公安机关如何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与治安处罚权呢？从执法情况来看，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治安处罚权，除了执法权限以外，一般没有太大问题；但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执法权存在较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执法人员的身份问题。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执法人员的身份是人民警察还是其他？有人认为，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本身就是人民警察，难道此身份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权时，行使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其执法人员出示的是人民警察证，所以其执法人员身份是人民警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行使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其执法人员出示的是林业行政执法证，所以其执法人员身份与林业部门其他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身份一样，是林业行政执法人员，而不是人民警察。如果有人硬说以人民警察身份也可以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话，那么有两点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的人民警察十四项职责，没有一项职责是人民警察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这说明如果以人民警察身份出现，就不能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有关规定，人民警察在执法时可以依照职权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并无此项职权，也就是说人民警察身份与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存在着矛盾。第二，执法手段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森林公安机关也是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执法理所当然应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这个逻辑推理看似合理，实则是靠不住的。在这个逻辑推理中，大前提“森林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没错，但小前提“公安机关执法使用公安执法手段”是个假命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行政处罚案件而言，公安机关只有办理公安行政处罚案件才可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办理其他案件，如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就不能使用公安执法手段。所以，在小前提错误的情况下，其结论“森林公安机关执法应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也就存在谬误。

为什么会产生森林公安机关执法有时不能使用公安执法手段的情况？这是由森林公安双重管理体制决定的。由于双重领导的原因，森林公安机关既是公安机构，也是林业机构。在行使治安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是公安机构；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森林公安机关是林业机构，此时与其公安职能无关。如果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也可以使用公安执法手段，则会造成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的各执法机构之间不平等和不统一，这显然有违法律精神和原则。其实，森林公安机关在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时，只需把握一个原则即可：即其他林业行政执法机构有什么样的权力，森林公安机关就有什么样的权力，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可以对四类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以自己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外，再无其他任何特权。

三、森林公安机关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和治安处罚权有时出现竞合情形，具体实践时应依照法律适用原则来处理。

如前面所述，国家分配各行业行政处罚权时，原则上应不重不漏，但实际上并不可能做到，这也就产生了大量竞合情形。就森林公安机关执法实践而言，林业行政处罚与治安处罚的竞合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也是处理时最难把握的。此类竞合主要有三种情形：

第一，包含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包含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如治安案件的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案，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案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的非法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买卖的证件、文件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买卖证件、文件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

（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

“

（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

对于以上竞合情形，我们可以把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看作是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特别情形。对这种包含关系的竞合情形，我们可以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将买卖有关林业证件、文件的行为以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

第二，交叉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与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相互交叉。如治安案件的盗窃案与盗伐林木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以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于这种交叉关系的竞合情形，我们仍然可以把盗伐林木的“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部分看作是盗窃的特别情形，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将偷树行为（盗窃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的零星林木除外）以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

第三，矛盾关系。即治安处罚的行为与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既不相互包容，又不相互交叉。与前两种竞合情形有所区别的是：这种竞合情形不是调整关系的竞合，而只是调整对象所指物的竞合。对这种竞合情形的处理，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争议。如治安案件的故意损毁财物案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的违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等毁坏林木案，毁林采种或者违法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过度修枝等毁坏林木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此类竞合情形如何处理呢？我们不妨举例说明。2008年3月15日，某县长岭镇大畈村村民李某以同村村民张某承包栽植的意杨影响自家庄稼采光为由，将张某2006年2月栽植的意杨砍断9株，价值270元。对于本案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作为故意损毁财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给予李某治安处罚；二是认为应作为故意毁坏林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给予李某林业行政处罚； 三是认为以上两种处理意见都合法、都可行。

单从具体法律规定的角度而言，以上三种意见的确可以各自找出法律依据，谁能说林木是财物而不是森林资源，或是森林资源而不是财物？那么是不是应如以上第三种意见所言，两种处罚都可以呢？如此，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何在？公平、公正如何体现？也许有人会说，可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将本案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来处理。但是，森林法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特别法吗？或是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故意毁坏森林、林木，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损毁财物的特别情形？不是的。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的处罚，强调的是对故意毁坏森林资源的处罚，而不是对故意损坏财物的处罚，此时着眼的是森林、林木的资源属性，而不是财物属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却是对故意损毁财物的处罚，而与森林资源无关。

那么，对此类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还得从立法本意来分析，从治安案件来说，故意损毁财物的对象是一般财物，并非确指森林、林木；从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来说，“故意毁坏森林、林木”的对象是特指森林、林木。也就是说，就故意毁坏（损毁）森林、林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要明确具体，具有专门性特征。当法律对某一行为进行专门规范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其规定的相应行政处罚权就是国家确定分配的，亦即对故意毁坏（损毁）森林、林木的行政处罚权，国家是分配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而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因此，在出现故意毁坏森林、林木案件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将此类案件作为林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而不宜作为治安案件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森林刑事、治安和林业行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鄂林公〔2004〕388号）所规定的森林公安机关治安和林业行政处罚权，是森林公安机关的两个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将其行政处罚权委托或授权森林公安机关行使，森林公安机关实质上并无独立的治安和林业行政处罚权，只不过在操作层面相对独立而已。

第三篇：关于进入森林防火期的公告

关于进入森林防火期的公告 每年的11月1日至次年的5月31日为森林防火期，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结合我县实际，公告如下：

一、森林资源根据“谁栽植，谁管护”的原则，谁的林地谁管护，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二、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及个人应当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并对进入经营范围的人员进行森林防安全宣传，特别加强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防止野外玩火引起森林火灾。

三、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因特殊原因需要野外用火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要求采取防火措施，严防失火。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灾，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并及时扑救。

五、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为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六、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森林防火区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街道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隐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〇一二年十月

第四篇：免费进入中国知网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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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森林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探析论文

1森林资源管理的现状

1.1加强林政的管理工作

在采伐的过程中，应该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对相关的第一责任人进行明确的规定，各级林业部门对责任人进行明确。如果出现超额采伐的情况，对第一责任人进行追究，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还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相关的林业部门对征占林地的手续和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定，改变对林地不重视的情况。

1.2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的建设

加强对各个地区的林业资源管理机构的建设，建立省级、市级、县级和乡的管理机构，实现森林管理系统的完善，形成完整的森林资源管理网络。同时，对森林资源进行定期的检查、监控和管理。加强林业管理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应该提供相应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

1.3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打击

在各个部门的协作之下，对毁坏林地和乱占林地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减少破坏行为的出现。

2森林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管理的方式不合理，需要提高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等制度需要提高。在进行木材的采伐和运输的管理中，采用的方式不够合理，进行手续和证件的填写时不规范等。

2.2资金投入不足，管理应该提高

对森林资源管理的资金投入不足，管理的过程中，通讯和一些办公的条件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在新的形势背景下，原有的管理手段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相关的管理政策和地方的法规相对滞后。有的管理人员的素质不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特别是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比较低。

3对策和措施

3.1增加责任和紧迫感

为了发挥森林资源的作用，不断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应该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加强对森林管理工作的建设，不断对保护森林的各项措施和方针进行落实。

3.2加强森林资源管理

对森林的采伐进行严格的规定，对超额采伐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理，将超额采伐的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加强超额采伐的执法力度，对特别严重的超额采伐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乱砍和乱伐树木的行为进行严格的依法处理，如果是超额采伐的地区，应该向上级进行及时的汇报，保证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3强化对林地管理，严格审核制度

不但加强对林地管理中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森林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断转变思想意识。另外，对征地和林地占用的审核进行严格的把关，对森林植被恢复费进行严格的收取，同时制定林地的总控制量和使用之间的关系，阻止林地非法流失的现象。林地部门负起主要的责任，相关的部门进行工作的协调，共同为保护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出力。

3.4实施依法治林

进行森林资源的保护中，林政执法是一种强制的手段。各个地区的森林管理机构和乡镇的林业站应该担负相应的执法责任，不断进行林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同时将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进行承包，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

3.5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

对森林管理系统的建设中，应该建立相关的信息系统和评价系统。首先，加强造林工作，对林地的占用和征地进行及时的审核，通过现代的网络手段进行管理，通过网络技术的作用将林业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统一和有效的组织起来，建立比较完整的信息管理系统和评价系统。

3.6森林资源管理队伍的建设

对森林资源进行管理的助主要载体是人，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管理的水平，因此，森资源管理人员的素质非常的重要。应该对在岗的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必须保证工作人员是持证上岗。森林资源的管理工作具有责任性强、技术难度高、法律性强等特点，因此，应该及时关心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在保证良好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将心思投入到工作中，工作人员遇到困难时，为其排忧解难，保证工作的顺利展开。

3.7不断完善林业的产业规划

第一，对林业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不断提高其地位和作用。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林业的作用是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改善，同时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不断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提高林业的位置，将其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大投入的力度。建立林业产业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责任意识，进行各个协调工作，形成合力，对林业产业结构的建设进行指导。第二，制定林业产业发展的规划。对林业的产业发展进行规划，通过对思路、目标、布局、主要任务和措施的规划进行科学的林业规划建设。

3.8提高林业产业化水平

林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准确的定位，不断调整林业的产业化结构，不断促进其产业化的发展。进行优势产业和林业链的建设。第一，进行食用菌生产和深加工建设；第二，做好林下参产业基地建设；第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立相关的森林蔬菜基地。

【参考文献】

[1]杜谦泰.强化森林资源管理促进林业健康发展的措施建议[J].南方农业，2015，9（24）：103-104.[2]杨宁，姜明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黑龙江科学，2016，7（4）：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