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心雕龙·知音》篇的读者批评观论文[合集]

第一篇：谈《文心雕龙·知音》篇的读者批评观论文

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是一篇研究读者批评的专论，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知音”读者批评观。“知音其难”，强调读者与作者的心音相知相通；“深识鉴奥”，强调读者要对作品的深层审美意蕴有所把握才能成为“知音”；读者要成为真正的知音，需要“博观”，学会“六观”，不断提高审美鉴赏能力，才能成为读懂作者心声的知音，与作者达到情感的共鸣。

关键词：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 ；读者批评

中图分类号：I 206.09 文献标识码：A

读者批评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篇则是读者批评观的专论，它的“知音观”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学批评，形成了一定的批评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早有关于重视读者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鼓者。

钟子期能听懂伯牙的琴音，是伯牙心中理想的听众。在高山流水琴音中，钟子期和俞伯牙达到情感的共鸣。西方近现代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每个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已经预设了作品的读者，即“隐含的读者”。钟子期就是俞伯牙预设的隐含的读者向现实的读者的理想的转换。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没有了能听懂自己琴音的听众，伯牙宁愿不再鼓琴。

这则小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篇名直接取名自俞伯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知音”，足见刘勰写这篇专论的目的在于论述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艾布拉姆斯在他的著作《镜与灯》中提出了文学活动四要素，读者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没有读者的参与，文学创作并没有最终完成。刘勰更早就意识到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他的知音理论形成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模式。刘勰的知音理论与西方近现代的兴起的读者批评观既有相互契合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

他的知音理论强调读者从已有的审美经验出发，对文本进行接近作者原意的解读，还原作者的本意；充分发挥读者的原有知识积累，激发读者的情感和想象，对作品进行深入的审美体验，探求作品深层的审美意蕴，从而与作者进行跨时空的交流与对话，达到与作者的情感共鸣。

一、“知音其难”——

读者与作者的情感相知相通《文心雕龙·知音》篇名取名“知音”，一开篇也是谈“知音”：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2](P435)“知音”一词对俞伯牙来说是指能听懂自己琴音的钟子期，在刘勰的论述里，“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应该是指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读者作为接受主体，要在对作品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正确理解作品的原意，在自己已有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揣摩、体验，以接近作者即创作主体的原意，与作者心音相知相通，达到与作者的精神交流和情感共鸣。

（一）“知音”强调读者领会作者的创作之意，读懂作品的原意“知音”首先是读者，只有读者阅读了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知音。与西方的接受美学一样，知音论是以读者和读者的接受活动为重点的。作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之一，读者在文学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读者的参与使得文学活动得以最终完成。姚斯曾经说过：“艺术只有作为为他之物才能成为自在之物，因此，被阅读和欣赏是艺术作品的重要的本质特征。”[3](P256)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在没有被读者阅读之前，都只是一个可能存在的文本，只有在读者阅读欣赏作品之后作家的整个创作活动才是真正完成。知音理论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的接受阅读放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来进行研究。

与西方的读者批评强调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再创作不同，知音理论更加强调读者对作者和文本的尊重，“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讨源”是强调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文本本来的意思，读懂作者的原意。“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这里的“情”是作者在作品中寄寓的思想感情，作品本来的意义，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中就已经确定了。读者对文学活动的参与重在对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再现，而不是对作品意义的重构。文本是实现读者接受的基本前提，海德格尔认为，“文本是人与历史发生的最直接的存在上的联系”[4](P121)。读者的认识接受活动不能脱离文本，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的创作。知音理论对文本与作者的重视在这一点上与海德格尔是不谋而合的。知音的最高境界便是穿越时空，达到与作者的情感共鸣：“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知音”便是作者预设的隐含的读者向现实的读者的转换与实现，读者在已有阅读经验视野的基础上，达到与作者的“视界的融合”。

（二）“知音”是读者与作者的跨时空的交流对话和情感的共鸣知音是能读懂作者原意的现实的读者，在文学接受这一活动过程中，读者的参与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读者是具有主体性的读者。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调动自己原有的知识积累，激发审美情感，投入个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想象，深入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领会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与作者进行跨时空的交流和对话，最终达到与作者的情感的共鸣，在整个文学阅读审美过程中，读者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体，读者的阅读活动既基于作者创作的文本，也在于读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与创作者进行交流对话。读者与作者交流对话的实现的可能性，《文心雕龙·知音》篇里详细的论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

“情”是联系读者和作家之间的桥梁，是读者与作家交流对话并最后实现情感共鸣的基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在字里行间寄寓了自己的情感，读者在接受过程中，需要“沿波讨源”，尽量接近作者的原意，“见其心”。

在这“沿波讨源”去“见其心”的过程中，读者的情感调动起来，“披文入情”，在品读作者感情的过程中融入读者的情感，“阅文情”，深入体会作者的审美情感，与作者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与对话。这交流对话的实现，便是作者在作品文本中的“情”，情感的交流对话是读者和作者跨时空的互动，“情”这一在文本中的媒介让读者和作者最后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这是整个文学活动最终完成并使读者得以提升的最高境界。

“知音”批评理论中的这一交流对话与西方现代的对话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西方对话理论的创始人伽达默尔曾经指出，读者并不是被动接受的个体，读者与文本之间应该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应该是一种对话的形式，读者的接受是一种主体性的积极能动的接受。“知音”批评理论强调“披文以入情”，强调“沿波讨源”，它的对话更是基于文本的主体间的对话：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阐释，激发自己的审美情感，融进自己的审美经验，走进作者的心灵情感世界，与作者产生心灵情感的交流对话与共鸣。读者与作者以文本为媒介，进行作品中的语言信息、情感的交流和对话，实现跨时空的共鸣。刘勰的读者观重在强调读者与作者的心音相知相通，这样，读者才成其为知音。

二、“深识鉴奥”——

对作品深层审美意蕴的探求把握西方读者接受理论认为，在文学活动中，读者的接受活动使得文学活动得以最终完成，读者的阅读审美活动是对作品意义的重构。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创作者构成的，而是由接受者即读者构成的。而刘勰的知音理论则有所不同，它更倾向于认为，读者的接受活动使作品的意义得以实现。真正读懂作品的知音，是使作品的原本意义得以再现。“酱瓿之议，岂多叹哉！”知音难得，没有哪个作者希望自己的呕心历血之作被当做“酱瓿”。因此，这就需要读者“深识鉴奥”，对作品的深层审美意蕴有所把握。刘勰在《知音》里对此有如下的论述：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翫泽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读者在阅读接受活动中，不能脱离文本，需要对作品的语言、意蕴和情感认真品味，好好欣赏，反复体会，才能读得更深刻，才能更深入把握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读者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积累，投入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进行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体会作者的创作之意，“深识鉴奥”，才能“欢然内怿”，在阅读阐释作品中得到快乐，思想得到提升，感情得到升华，并与创作者达到情感的共鸣。

（一）“深识鉴奥”首先要求读者对文本的重视知音批评理论强调对作品文本本身的重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本的选择会间接决定读者是否会在阅读接受中“欢然内怿”，是否能与作者达到情感的共鸣。这涉及到一个阅读期待视野的问题。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个读者都会在阅读接受作品之前，由于各人的文化修养、阅读习惯、思想品性等的不同，会导致读者对作品有不同的经验性的期待。这个期待会直接导致读者对作品的选择和对作品阅读的效果。《知音》篇里也有提到读者的个性化的期待视野影响了读者对作品的选择和评价。“文人相轻”、“贵古贱今”、“崇己抑人”等陋习和风气，直接影响了读者们对作品的选择和客观评价。“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读者的经验性期待视野是一种潜在的审美心态，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体验。读者在选择作品的时候不应带过多的个人的偏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是刘勰给读者在接受阅读活动过程中的建议。

知音理论是紧紧围绕在对文学的文本的理解之上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作者赋予作品文本的情感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连接点，“情”是根基在文本之上的，文本中的“情”是作者情感的外化，是读者走进作者内心世界的媒介，文本中的“情”是读者能感受到的情感，是读者能与作者达到共鸣的情感。因此，文本是连接作者创作和读者欣赏的桥梁。读者要成为“知音”，必须要深入阅读文本，体会作者的情感，发现作品的价值。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2](P437)具体的东西容易考察尚且容易弄错，更何况是付诸于文本的语言形式符号呢？因此要真正读懂作者的意思，发现作品的价值，必须要回归到文本本身。“阅文情”，“披文以入情”，这样才能“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读懂作者的原意，发现作品的价值意义。

读者的阅读活动应该回归到作者创作的文本本身。文本是读者接受活动中最基本的媒介，是实现读者与作者交流对话的前提。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创作，不同的文本是复杂的，“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篇章杂沓，质文交加”，“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因此，在对文本的阐释过程中，读者要“阅文情”，认真推敲文本里语言文辞的意思，仔细揣摩文字里所蕴含的感情。“披文以入情”，“鉴文情”，通过作品的语言文字，进入作品的境界，感受作品的情感，体会作者的心灵悸动，成“圆照之象”。“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翫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认真品味作品，反复体味作品，充分发挥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其中的意蕴才能了解得更深刻。对作品的文本内涵的深刻理解，可以更深刻理解作品里蕴含的深层的审美意蕴，发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与作者跨时空进行交流对话，产生情感的共鸣。

（二）“深识鉴奥”强调读者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知音”最根本就在于与创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情感共鸣的过程是读者审美体验的过程，读者对作者作品的价值认同的过程。姚斯认为，审美接受是一个“情感介入”的过程，其核心体现是“与主人公的认同”。刘勰的读者观在这一点上与姚斯是一致的。读者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介入了读者的情感，读者深入体会作品中的“情”，最后与作者跨时空产生情感的共鸣。要“深识鉴奥”，成为作者的“知音”，最后能“欢然内怿”，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是不可缺少的。

知音理论充分考虑了读者在接受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是读者发挥主体作用的表现。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投入主观情感，“披文以入情”，体会文本中的情感。“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读者发挥了主体能动作用，发现与自己阅读经验相似的地方，满足自己的心理期待，激起情感的火花，于是“欢然内怿”。“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接受者是两个相互对应的审美体验的过程，作者投入感情进行创作，读者投入感情阅读理解，以“情”为媒介，作者的创作情感与读者的审美情感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跨越时空，进行交流。于是，“深识鉴奥”，看到作品中意义深远的地方，看到作品的深奥之处，对作品的深层审美意蕴有所把握，读懂作者的情感，成为作者的“知音”。

审美体验既要投入读者的主观情感，也需要充分发挥读者的审美联想和想象，需要读者进行深层的心理体验和理性判断。“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样，作品中再隐秘的情感都可以发现，就不会出现“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的情况了。如阅读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读者在阅读王维这首诗的时候，首先要对文本语言进行解读，然后针对诗中提到的“空山”“新雨”“明月”“清泉”等意象进行深入的审美联想和想象：明月清泉，竹喧莲动，浣女归舟，有声有色，有静有动，构成一幅清晰和谐的雨夜秋山图，最后进行深层的心理体验和理性判断，总结出诗情画意中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怀及对理想境界之追求。“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诗的思想情感和价值意义就出来了。读者在对诗的审美体验过程中发现了这首诗深层的审美意蕴，发现其中的价值意义，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与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

刘勰的读者批评观要求读者对作品文本“深识鉴奥”，从文本出发，进行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把握作品的深层审美意蕴，体会作者的情感，发现作品的价值意义，这样在接受阅读活动中，读者才能成为与作者心音相知相通的“知音”。

三、“博观”、“六观”——

读者自身素质的培养提高刘勰的“知音”批评观把读者置于整个文学活动中来考察，读者不是文学的附庸，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是一个主体，具有主体能动性。西方的读者批评观中的主体能动性主要是针对读者对作品意义的重构而言，而刘勰读者观中的主体能动性则与此不同，他强调的是读者自身的阅读能力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这样读者才能更接近于与作者心音相通的“知音”。

对此，刘勰提出了提高读者能力的可行的操作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刘勰的读者观注重读者自身的素质与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读者要成为与作者心音相知相通的知音，除了要“深识鉴奥”，把握作品的审美意蕴，更要提高“深识鉴奥”的能力，即培养提高读者自身的阅读欣赏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对于如何提升这种能力，刘勰做了详细的介绍：首先必须要“博观”，“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积累丰富的审美经验，才能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文化视野，培养艺术的感知能力和领悟能力。

“操千曲”、“观千剑”，读者还要不时锻炼动手创造的能力，加强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这样在文学接受活动中，更好地理解作品，领会作者的审美情感，走进创作者的心灵世界。

其次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对阅读活动持客观的态度，客观地选择文学作品，客观地作出评价。“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持个人的偏见爱好来评价文学作品会影响读者正确的审美接受，不利于成为“知音”。最后，读者阅读欣赏能力的培养，还需要“六观”，即正确鉴赏作品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从这六个方面来鉴赏文章，既要细读文学语言的字面意义，更要看到作者隐含的思想情感，要“披文入情”，然后才可以“深识鉴奥”，把握作品的深层审美意蕴，发现作品的价值意义，最后与作者心音相知相通，与作者心灵共鸣，成为“千载其一乎”的“知音”。

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提出了“知音”理论的读者批评观，形成了一套不同的理论批评模式，它的“知音”理论强化了读者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重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价值。“知音理论”提出的批评方法与批评模式，对今天的文学批评仍然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4.[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3]郭宏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王岳川.接受反映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5]吴迪.王维诗选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6]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金元浦.接受反映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第二篇：《文心雕龙》知音篇讲课稿

整个知音篇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知音之难；其次是知音之方； 最后是知音之乐。

在《知音》篇开篇中，刘勰就写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多么困难啊！音确实难以理解，知音确实难以碰到，碰到知音，千年中只有一次吧。）

作者刘勰主要从知的主体所存在的心理障碍；知的对象的客观因素；知的主体本身的性格差异三方面分别来探究知音之难。

首次从知的主体（鉴赏者、批评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困扰），或者时常犯的毛病来看主要有：

（一）贵古贱今；

（二）崇己抑人；

（三）信伪迷真。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从古以来的知音，多数看轻同代人而怀念古代人）,思古贱同也就是贵古贱今。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这两句出自于《鬼谷子·内楗》篇）也。(所谓“每天在面前不信用，老远听见名声便想念”。）

为了说明贵古贱今的现象，作者就举了二主的例子。

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从前韩非的《内外储说》开始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方才作成，秦始皇汉武帝看到了，怨恨不能和作者同时；后来知道是同时人了，那么韩非被囚禁，司马相如遭到轻视，难道不是明显地看到对同时人的看轻吗？）

典故：“韩囚马轻”：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内外储说》等篇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韩非子来到了秦国，李斯等陷害于他，秦王听信谗言把他打入牢中，韩非子被逼自杀了。

《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说：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曾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后来召见司马相如，却把他看作像倡优一样的弄臣。

这里说的是知音者常犯的第一个毛病：贵古贱今。作为君王的秦皇汉武善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人了。从心理学上可以说明：人们往往对离自己越古的东西，或者是越看不懂的作品，越发看得珍贵；而对自己近的，熟悉的东西不以为奇，不以为珍。也就是俗话说的“远了香，近了臭”。

接下来作者举了班固和曹植的例子来说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二个毛病：崇己抑人（文人相轻）。

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至于班固傅毅，文章不相上下，可是班固却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讥笑傅毅道：“傅毅这个人啊，一下笔就不能自己收住。”）及陈思（陈思：即曹植，他封陈王，谥号“思”）论才，亦深排孔璋（陈琳），敬礼（汉末作家丁廣，曹植的好友，常请曹植修改他的文章。）请润色，叹以为美谈（恰当的说法。指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引丁廙的话：“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文章好还是坏，全由我自己承担美名或恶声，后世谁会知道是哪位改定了我的文章曹植接着说：“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曹植认为丁廣这种文责自负的思想是很值得嘉奖的）；季绪（汉末作家刘修）好诋诃，方之于田巴（齐国辩士，相传其辩于徂丘，议于稷下，一日服十人。后来却曾被鲁仲连所驳倒。曹植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太多的鲁仲连，你一个类似于田巴一样的人算得了什么呢），意亦见矣。（到曹植评论文才，也极力贬低陈琳；丁廣请他修饰文辞，他赞赏而认为说得好；刘修喜欢批评文章，他就把刘修比作田巴，他的用意可以看到了。）故魏文称：“文人相轻”（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非虚谈也。（所以魏文帝说：“文人相轻”，不是空话。）

接下来又举了楼护的例子来说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三个毛病“信伪迷真”。至如君卿（西汉末年的辩士楼护）唇舌（指有口才。《论说》篇曾说：“楼护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至于楼护以为有口才，却荒谬的想谈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著书，请教东方朔”），于是桓谭（东汉初年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贱者），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因此桓谭等人带着讥笑的态度互相对望着。他本来没什么地位，轻率的发言被人耻笑，何况是文人，难道可以乱说吗？）

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所以观察得深切明白，却又看中古代看轻当代的，两位君主便是；）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文才实是博大美好，却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班固曹植便是；）学不逮文，而信伪

迷真者，楼护是也；（学问够不上谈文，却把谬误当成真实的，楼护便是；）酱瓿之议，岂多叹哉！（担心著作给后人用来盖酱瓮，难道这是多余的感叹吗！）

刘勰接下来从音的角度，就是从知的对象来说知的困难：既客观上的“文情难鉴”。

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文情如何如何难鉴”而是通过打比方来论证：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麒麟凤凰和麏鹿野鸡相差极远，珠宝同石子完全不同，在阳光照耀下，有明亮的眼睛观察他们的形态。）然鲁臣以麟为麏（鲁国的国王在狩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麒麟，鲁国的一个大臣却来报到说：鲁王捕获了一头长了角的麏），楚人以雉为凤（有一个楚国人担着一担子野鸡，一个路人问他：这是什么鸟啊，这个楚国人欺骗他说这是凤凰啊，这个路人惊叹道：我早就听说世上有凤凰，今天终于见到了。），魏民以夜光为怪石（：魏国有个在田野耕种的老农夫，拾得一块直径一尺的宝玉，但他不识宝，便把此事告诉邻居。邻居暗中盘算要把宝玉弄到手，欺骗农夫说：“这是块鬼怪石头，收藏起来，对家庭不吉利，不如把它再放回原处。”老农夫虽心中疑惧，还是把它搬回家里，放在房廊下。当夜宝玉通明，照亮了整间屋子。老农夫全家惊恐万分，又把发生的事告诉邻居。邻居说：“这是鬼怪的征兆，赶快丢掉，灾祸就可以消除。”老农夫感到害怕就把宝玉丢到很远的野外去了。那邻居没等多久就把它偷取回来，献给了魏王。魏王召玉工来鉴别。玉工远远一看，朝魏王行了两次礼，然后站起来说：“我冒昧地恭贺大王得到这块天下名宝，这样的稀世珍宝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魏王问宝玉价值多少。玉工说：“这是无价之宝，就是拿五座城池来换，也只能让它看一眼。”魏王立即赏赐给献玉人千斤金子，并让他一辈子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宋国的一个蠢人在齐国梧台的东面得到了一块燕石，拿回家后珍藏起来，认为是了不起的宝贝。从周王朝来的客人听说了，就去看这块宝贝石头。主人穿着玄黑色的礼服来开启宝贝，只见它用华美的匣子一重重装着，又用红黄色的丝巾一层层包裹着。客人见了石头，从喉咙间发出笑声说：“这是燕石啊，与砖瓦没有什么差异。”主人大怒，藏得更加严密。）”。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具体的东西容易考察，却还发生这样的谬误；文情难以鉴别，谁说容易分别？）

知音的困难，还有鉴赏主体本身的性格差异，个人性格不同，偏好也各有所异。“知多偏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篇章复杂，质朴和文华交结着，人的爱好多有所偏，不能全面的观察问题。）慷慨者逆声而击节（性情慷慨的人碰到激昂的声调击节赞赏），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有涵养的人看到细致含蓄的就高兴；）浮慧者观绮而跃心（喜欢浮华的人看到绮丽的就动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爱好新奇的人听到奇异的作品就耸动。）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合乎自己爱好的便赞叹咏读，不合口味的便看不下去，加以抛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个人都执着一偏的见解，要想适应多种多样变化，正像面向东望，看不见西面的墙。）

可见克服知多偏好，才难够较好的、较客观的进行文学鉴赏、文学批评。虽然知音很难，但并不是没有方法。接下来作者又提出了“知音之方”：首先是“博观”（博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会演奏上千个曲子而后才懂得音乐，观察了上千把宝剑而后才会识别宝剑。），反复观看经典的作品，自己也要创作。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所以全面观察的方法，务必先要看得多）。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看了高山更显出土堆的小，经过沧海更识得沟水的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没有忽轻忽重的私心，没有忽憎忽爱的偏见，然后才能够像天平般称量内容的高下，像镜子样照见文辞的美恶了。）

接下来作者又具体的提出了六观论，它是整个知音之核心：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一观位体，包括体裁和体要。也就是看作者对文学（文章）体裁的选用，体裁是作品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情有密切的关系。因而读者要先看作品的体裁，在辨析问题之后体会要意。

二观置辞，即分析作品语言的含义和特点。能否通过把握语言符号来还原为感性的形象，并在头脑中重现出来。

三观通变，通：继承；变：创新，看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对前人的继承和革新，是否能做到推陈继新。

四观奇正，奇是相对与正统而言的，新奇，有变化。看作品的结构和风格是否多样统一。要求平中见奇，奇归于平。

五观事义，即看作品题材的选择，看作品中描绘的人、事、景、物，是否生动、典型，是否符合作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现主题、传达思想感情等的需要。

六观宫商，宫商角徵羽。音乐和文学是一体的，即看语言的音乐性，即语言的节奏旋律是否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相符合。

知音的过程

披文（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见异（见异唯知音）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学创作是由于作者有了某种情感而用文辞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不过是把文学创作的途径倒过来，即用“沿波讨源”的方法，根据作品的文辞进而探寻其思想内容，这样就可以把作品中即使幽深不明的东西也看清楚了）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难道篇章过于深奥吗？只怕识见的浅薄罢了。）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从琴声中表达出来的“志在山水”之情，那是无形无影的，知音者尚可识别，何况形之笔端，写成文字的作品呢？《神思》中说：“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有了用文字写成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怎能隐藏得住？所以心的观察情理，好比眼的观察形貌，眼睛明亮那么形貌没有不能分别，心思敏慧那么情思没有不理解的。）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然而世俗的糊涂读者，对内容深沉的反而抛弃，浅薄的反而赏识），此庄周所以笑《折扬》（一种庸俗的歌曲。《庄子·天地》中说：“大声不入千里耳，《折杨》、《皇华》则嗑（xiā虾）然而笑。”），宋玉所以伤《白雪》（一种高妙的乐曲。传为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也。（这是庄周所以讥笑人们爱听《折扬》歌，宋玉所以感叹《白雪》歌不受重视的原因。）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屈原《九章·怀沙）见异唯知音耳。（从前屈原说：“外表不加华饰，内质朴实，众人看不到我的卓

越光彩。”看到卓越光彩的只有知音罢了。）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

（见《答刘歆书》）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杨雄自己说：“心里爱好深沉渊博绝顶美丽的文辞。”他的不喜浮浅也可以知道了。）

知音之乐

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只有见识深远的人，看到作品的微妙处，一定感到内心的喜悦，好比春天登台使众人和悦，音乐和美味能留住过路客人。）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左传·宣公三年》中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国香：全国最香的花，后以“国香”专指兰花。）听说兰花是国内最好的香花，喜爱地佩带着它会感到更芬芳；）；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好作品也是国内最好的香花，要反复体味它才感觉美；知音的人们，还是好好留意这些吧。）

赞曰∶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总结说：三十万斤的大钟是古代乐师夔和旷等所制定的。优良的作品充满书箱，经过高妙的鉴赏者才能评定。放荡的靡靡之音会迷惑人，千万不要失掉正确的听觉。只有遵循知音这个规律，才不会陷入迷途。）

作者再次重申通过正确的知音之方，遵循知音这个规律进行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批评的重要性。

第三篇：《文心雕龙》知音篇讲课稿

《文心雕龙》知音篇讲课稿

卢 兰

说起知音，大家会联想到离我们最近的《知音》杂志，还有耳熟能详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

关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在《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本味》有记载，说：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当伯牙鼓琴“志在太山”时，钟子期说：“巍巍乎若太山。”而当伯牙“志在流水”，钟子期又说：“汤汤乎若流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在子期的墓前将琴摔断，并且发誓终身不再鼓琴，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足以让他为之鼓琴。（正所谓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知音一词在这里可以解释为通晓音律的人，而后来引申为知己、知心朋友。《知音》杂志就是取他的这个引申义。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刘勰的鉴赏论和批评论，反映的是刘勰的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理论思想。这里的“知音”就是要在文学鉴赏中做知音。“知”可理解为一个动作，既是鉴赏的行为，而“音”则为鉴赏的对象。因而知音即可以是文学鉴赏的活动，即对文学作品正确评价的过程；也可以是鉴赏的主体，即努力做对作品能深刻理解、正确评价的人。

整个知音篇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知音之难；其次是知音之方； 最后是知音之乐。

在《知音》篇开篇中，刘勰就写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多么困难啊！音确实难以理解，知音确实难以碰到，碰到知音，千年中只有一次吧。）一句感叹句引出了知音的难处。

那么知音难在何处呢？

作者刘勰主要从知的主体所存在的心理障碍；知的对象的客观因素；知的主体本身的性格差异三方面分别来探究知音之难。

首次从知的主体（鉴赏者、批评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困扰），或者时常犯的毛病来看主要有：

（一）贵古贱今；

（二）崇己抑人；

（三）信伪迷真。

接下来作者就开始一一阐述自己的观点：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从古以来的知音，多数看轻同代人而怀念古代人）,思古贱同也就是贵古贱今。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这

两句出自于《鬼谷子·内楗》篇）也。(所谓“每天在面前不信用，老远听见名声便想念”。）

为了说明贵古贱今的现象，作者就举了二主的例子。

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从前韩非的《内外储说》开始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方才作成，秦始皇汉武帝看到了，怨恨不能和作者同时；后来知道是同时人了，那么韩非被囚禁，司马相如遭到轻视，难道不是明显地看到对同时人的看轻吗？）

典故：“韩囚马轻”：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内外储说》等篇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韩非子来到了秦国，李斯等陷害于他，秦王听信谗言把他打入牢中，韩非子被逼自杀了。

《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说：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曾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后来召见司马相如，却把他看作像倡优一样的弄臣。

这里说的是知音者常犯的第一个毛病：贵古贱今。作为君王的秦皇汉武善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人了。从心理学上可以说明：人们往往对离自己越古的东西，或者是越看不懂的作品，越发看得珍贵；而对自己近的，熟悉的东西不以为奇，不以为珍。也就是俗话说的“远了香，近了臭”。

接下来作者举了班固和曹植的例子来说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二个毛病：崇己抑人（文人相轻）。

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见曹丕的《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至于班固傅毅，文章不相上下，可是班固却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讥笑傅毅道：“傅毅这个人啊，一下笔就不能自己收住。”）及陈思（陈思：即曹植，他封陈王，谥号“思”）论才，亦深排孔璋（陈琳），敬礼（汉末作家丁廣，曹植的好友，常请曹植修改他的文章。）请润色，叹以为美谈（恰当的说法。指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引丁廙的话：“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文章好还是坏，全由我自己承担美名或恶声，后世谁会知道是哪位改定了我的文章曹植接着说：“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曹植认为丁廣这种文责自负的思想是很值得嘉

奖的）；季绪（汉末作家刘修）好诋诃，方之于田巴（齐国辩士，相传其辩于徂丘，议于稷下，一日服十人。后来却曾被鲁仲连所驳倒。曹植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太多的鲁仲连，你一个类似于田巴一样的人算得了什么呢），意亦见矣。（到曹植评论文才，也极力贬低陈琳；丁廣请他修饰文辞，他赞赏而认为说得好；刘修喜欢批评文章，他就把刘修比作田巴，他的用意可以看到了。）故魏文称：“文人相轻”（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非虚谈也。（所以魏文帝说：“文人相轻”，不是空话。）

接下来又举了楼护的例子来说明知音者常犯的第三个毛病“信伪迷真”。至如君卿（西汉末年的辩士楼护）唇舌（指有口才。《论说》篇曾说：“楼护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至于楼护以为有口才，却荒谬的想谈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著书，请教东方朔”），于是桓谭（东汉初年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贱者），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因此桓谭等人带着讥笑的态度互相对望着。他本来没什么地位，轻率的发言被人耻笑，何况是文人，难道可以乱说吗？）

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所以观察得深切明白，却又看中古代看轻当代的，两位君主便是；）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文才实是博大美好，却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班固曹植便是；）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学问够不上谈文，却把谬误当成真实的，楼护便是；）酱瓿之议，岂多叹哉！（据《后汉书·扬雄传赞》，扬雄写《太玄经》时，刘歆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刘勰借用这个故事，深为感慨他说：“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风气之下，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可能被人用来盖坛子，这种慨叹并不是多余的。这个“酱瓿之议”，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扬雄虽严肃认真地写他的《太玄经》，却无人能赏识，所以刘歆认为是“空自苦”，意思是劝他不要写下去了，写出来也不过给人盖酱坛子。可见没有正确的批评风气，没有“知音”，是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担心著作给后人用来盖酱瓮，难道这是多余的感叹吗！）

刘勰接下来从音的角度，就是从知的对象来说知的困难：既客观上的“文情难鉴”。

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文情如何如何难鉴”而是通过打比方来论证：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麒麟凤凰和麏鹿野鸡相差极远，珠宝同石子完全不同，在阳光照耀下，有明亮的眼睛观察他们的形态。）然鲁臣以麟为麏（《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说：“春，西狩获麟，„„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鲁国的国王在狩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麒麟，鲁国的一个大臣却来报到说：鲁王捕获了一头长了角的麏），楚人以雉为凤（《尹文子·大道上》中说：“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有一个楚国人担着一担子野鸡，一个路人问他：这是什么鸟啊，这个楚国人欺骗他说这是凤凰啊，这个路人惊叹道：我早就听说世上有凤凰，今天终于见到了。），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尹文子·大道上》：“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于是遽而弃于远野。：魏国有个在田野耕种的老农夫，拾得一块直径一尺的宝玉，但他不识宝，便把此事告诉邻居。邻居暗中盘算要把宝玉弄到手，欺骗农夫说：“这是块鬼怪石头，收藏起来，对家庭不吉利，不如把它再放回原处。”老农夫虽心中疑惧，还是把它搬回家里，放在房廊下。当夜宝玉通明，照亮了整间屋子。老农夫全家惊恐万分，又把发生的事告诉邻居。邻居说：“这是鬼怪的征兆，赶快丢掉，灾祸就可以消除。”老农夫感到害怕就把宝玉丢到很远的野外去了。那邻居没等多久就把它偷取回来，献给了魏王。魏王召玉工来鉴别。玉工远远一看，朝魏王行了两次礼，然后站起来说：“我冒昧地恭贺大王得到这块天下名宝，这样的稀世珍宝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魏王问宝玉价值多少。玉工说：“这是无价之宝，就是拿五座城池来换，也只能让它看一眼。”魏王立即赏赐给献玉人千斤金子，并让他一辈子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宋客以燕砾为宝珠（《艺文类聚》卷六录《阚（kàn看）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宝。周客闻而观焉，„„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与瓦甓（pì僻）不殊。’：宋国的一个蠢人在齐国梧台的东面得到了一块燕石，拿回家后珍藏起来，认为是了不起的宝贝。从周王朝来的客人听说了，就去看这块宝贝石头。主人穿着玄黑色的礼服来开启宝贝，只见它用华美的匣子一重重装着，又用红黄色的丝巾一层层包裹着。客人见了石头，从喉咙间发出笑声说：“这是燕石啊，与砖瓦没有什么差异。”主人大怒，藏得更加严密。）”。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然而鲁臣把麒麟当作麏鹿，楚人把野鸡当作凤凰，魏人把夜光璧当成怪石，宋人把燕国的石子当作宝珠。具体的东西容易考察，却还发生这样的谬误；文情难以鉴别，谁说容易分别？）

知音的困难，还有鉴赏主体本身的性格差异，个人性格不同，偏好也各有所异。“知多偏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篇章复杂，质朴和文华交结着，人的爱好多有所偏，不能全面的观察问题。）慷慨者逆声而击节（性情慷慨的人碰到激昂的声调击节赞赏），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有涵养的人看到细致含蓄的就高兴；）浮慧者观绮而跃心（喜欢浮华的人看到绮丽的就动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爱好新奇的人听到奇异的作品就耸动。）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合乎自己爱好的便赞叹咏读，不合口味的便看不下去，加以抛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个人都执着一偏的见解，要想适应多种多样变化，正像面向东望，看不见西面的墙。）

可见克服知多偏好，才难够较好的、较客观的进行文学鉴赏、文学批评。虽然知音很难，但并不是没有方法。接下来作者又提出了“知音之方”：首先是“博观”（博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会演奏上千个曲子而后才懂得音乐，观察了上千把宝剑而后才会识别宝剑。），反复观看经典的作品，自己也要创作。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所以全面观察的方法，务必先要看得多）。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看了高山更显出土堆的小，经过沧海更识得沟水的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没有忽轻忽重的私心，没有忽憎忽爱的偏见，然后才能够像天平般称量内容的高下，像镜子样照见文辞的美恶了。）

接下来作者又具体的提出了六观论，它是整个知音之核心：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一观位体，包括体裁和体要。也就是看作者对文学（文章）体裁的选用，体裁是作品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情有密切的关系。因而读者要先看作品的体裁，在辨析问题之后体会要意。

二观置辞，即分析作品语言的含义和特点。能否通过把握语言符号来还原为感性的形象，并在头脑中重现出来。

三观通变，通：继承；变：创新，看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对前人的继承和革新，是否能做到推陈继新。

四观奇正，奇是相对与正统而言的，新奇，有变化。看作品的结构和风格是否多样统一。要求平中见奇，奇归于平。

五观事义，即看作品题材的选择，看作品中描绘的人、事、景、物，是否生动、典型，是否符合作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现主题、传达思想感情等的需要。

六观宫商，宫商角徵羽。音乐和文学是一体的，即看语言的音乐性，即语言的节奏旋律是否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相符合。

知音的过程

披文（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见异（见异唯知音）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学创作是由于作者有了某种情感而用文辞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不过是把文学创作的途径倒过来，即用“沿波讨源”的方法，根据作品的文辞进而探寻其思想内容，这样就可以把作品中即使幽深不明的东西也看清楚了）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难道篇章过于深奥吗？只怕识见的浅薄罢了。）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从琴声中表达出来的“志在山水”之情，那是无形无影的，知音者尚可识别，何况形之笔端，写成文字的作品呢？《神思》中说：“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有了用文字写成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怎能隐藏得住？所以心的观察情理，好比眼的观察形貌，眼睛明亮那么形貌没有不能分别，心思敏慧那么情思没有不理解的。）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然而世俗的糊涂读者，对内容深沉的反而抛弃，浅薄的反而赏识），此庄周所以笑《折扬》（一种庸俗的歌曲。《庄子·天地》中说：“大声不入千里耳，《折杨》、《皇华》则嗑（xiā虾）然而笑。”），宋玉所以伤《白雪》（一种高妙的乐曲。传为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也。（这是庄周所以讥笑人们爱听《折扬》歌，宋玉所以感叹《白雪》歌不受重

视的原因。）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屈原《九章·怀沙）见异唯知音耳。（从前屈原说：“外表不加华饰，内质朴实，众人看不到我的卓越光彩。”看到卓越光彩的只有知音罢了。）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

（见《答刘歆书》）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杨雄自己说：“心里爱好深沉渊博绝顶美丽的文辞。”他的不喜浮浅也可以知道了。）

知音之乐

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只有见识深远的人，看到作品的微妙处，一定感到内心的喜悦，好比春天登台使众人和悦，音乐和美味能留住过路客人。）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左传·宣公三年》中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国香：全国最香的花，后以“国香”专指兰花。）听说兰花是国内最好的香花，喜爱地佩带着它会感到更芬芳；）；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好作品也是国内最好的香花，要反复体味它才感觉美；知音的人们，还是好好留意这些吧。）

赞曰∶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总结说：三十万斤的大钟是古代乐师夔和旷等所制定的。优良的作品充满书箱，经过高妙的鉴赏者才能评定。放荡的靡靡之音会迷惑人，千万不要失掉正确的听觉。只有遵循知音这个规律，才不会陷入迷途。）

作者再次重申通过正确的知音之方，遵循知音这个规律进行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批评的重要性。

第四篇：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

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 摘要：《文心雕龙·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道家文学观；有人从儒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儒家文学观；有人甚至认为作者表现的是佛学思想。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看法认为刘勰在作此篇时，应持有的是儒家传统的“尚文”、“尚用”文学观。

关键词：儒家尚文尚用宗经征圣

《原道》为《文心雕龙》五十篇之首，其主要内容为探究文的根源。作为儒教忠诚信徒的刘勰其根本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儒家的文学观，从而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文学批评回归传统的牵引力。下面就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这个话题。

一、传统的儒家文学观

先秦时期王道失而霸业兴，群雄角力之间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招兵买马引进人才。有志之士各怀一技之长行走于诸候间。为了推销自己，扩大影响力各自著书立说成为百家。一时间学术氛围异常浓厚，出现了一批批职业学者我们称之为“士”。“儒”本身就是文学专业的士，那么作为文学之士的儒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些什么呢？

1、“尚文”和“尚用”的文学观

现代的哲学史家们认为重实用、重道德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其实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正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儒家文论的源头。他很看重诗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功能。《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的话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他的意思是说,学诗是为了讲话有文采；话说得漂亮才能更有利于道理的传播。不过孔子更重视文学对于修身的意义，这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有关。《阳货》篇谓：“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兴”的意思是启示、感发；“观”意为通过诗来考察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是沟通感情,增进团结；“怨”即批评时政,抒发怨情。这里说的是学诗对于修身的好处。学诗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就是诗的功用了。2“文道合一”的文学观

对文的孜孜追求同时表现了儒士们处世求达和极积入世的人生态度。之所以要有言，言之所以要行而远之，从表面上看是追求言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某种功能上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潮。折射出的是儒士们“有为”的人生追求。为这一理想 “上下求索”，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他们心中的“道”，并且要求“文”和“道”达到高度的统一，这一对“道”的信仰实际上已化作他们“入世”事业的行为规范，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上，成为激励一代代儒士们自觉的思想认识。

二、刘勰心中的文道观

纪昀在眉批《原道》时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借此，我们可以将刘氏的观点归纳为两点：一是文原于道，二是文以明道。关于第一点从文题即可看出，刘氏认为大自然之所以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皆源于道。“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山川焕绮。”此皆“道之文也”。自然万品“动植皆文”。文之广、之大，天、地、人、文皆源于道，道是造世主。

谈文而论道表明了作者探究文源的思想倾向，援道论文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即“文源于道”。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自然万物皆源于道。这里便有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了。如同黑格尔心中的“绝对理念”,在客观世界抽象出一种精神元素，说它是万物之母，玄得像道家头脑里概念，“道可以生无，无可以生有，有可以生万物”。但刘勰的思想毕竟和道家隔了一层。“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后”。可见，“文源于道”并非无迹可寻。道也并非自然流成文，它们之间有一个桥梁，就是圣人。有了圣人，便可理出文道来。至此，诸君豁然，刘勰之所以将文说的如此玄之又玄甚，至不惜借道家思想来混淆视听，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圣人说的玄乎些，尽可能地把光环套在他们的头上。因为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和崇拜那些未知和神秘的东西，就连作者也不能够超脱。这就是文论的支柱之一“征圣”思想。

刘勰著《文心雕龙》之缘起，他自称：“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迷崇孔子之心，追随孔子之志，溢于言表。

为什么要“征圣”呢？“征圣”的出路何在？

大家知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界定了文学的政治教化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所谓圣人就是儒家思想的发言人，他们代表着集团形象，理应受到集团内部的敬仰。那么如何追随?作者说道：“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经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王患忧，《繇辞》炳曜。公旦多材，制《诗》缉《颂》。夫子继圣，熔钧《六经》。”这些都是所谓的圣道，圣道以经典呈现，圣道即在经典中。“征圣”的途径之一就是“宗经”。圣人经典曾经在历史上造就过非同凡响的号召力，产生过推枯拉朽的思想力量。这股力量激励着儒士们，使他们纷纷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满腔热情、一股作气准备有所作为。而作为儒家忠实粉丝的刘勰也期盼着这种力量的复归，重塑

圣人事业。所以作者愿意宗经，也相信“宗经”的前途。说到底，追求儒家“有为”理想社会才是刘氏文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是“文以明道”最终注脚。通过“写天地之辉光”的文，实现“晓生民之耳目”之现实追求。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线索出来。“道——文——道”。刘勰认为，万物源道，文亦源道，文因圣而生，圣因文而出，故文应明道。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问题，而是一个逻辑盘旋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两个“道”存在明显区别，前一个“道”是作者思想中不含任何价值成分和情感体验的观念元素，是作者主观世界上固有的，是一个混沌元气，是纯天然的。而后一个“道”则是圣人之道，是经过提炼的价值伦理观，有着明显的人工痕迹。两者之间的联结点便是“文”，操作手是“圣人”。圣人们自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重整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也是儒士们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儒家思想中“尚文”和“尚用”思想的历史呼唤。

三、儒家文学观和其他学派的区别

１、儒家与道家文学观的区别

道家学派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无”，在“贵无”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寡胜多，无胜有”哲学定律。他们认为茫茫人海，芸芸众生都应生活在原始社会，都应当自由自在而不应被人为的粗暴干涉。统治阶级应“无为”而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社会之所以不治，都是圣人惹的祸。反映在文学上，道家认为，文和用没有直接关系，没必要给文强行下达社会任务，文应和世间万物一样自由自在的存在，不要受约束，就像人的思想一样，在广阔的时空里“任逍遥”。“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所以道家的文章写起了扑朔迷离、漂泊不定，在自觉放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给人以无边无际的空间美感，反而增添了文学性。这可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意识流”文学的思想滥觞。

显然这些都是儒士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是圣人们无法容忍的事情。于是两派互相攻击，争论不止，喋喋不休。社会影响很深很广，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组织了几次公开辩论会。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更符合部门利益，结果是作为正方的儒家险胜对手，而道家又回归到他们崇拜的大自然去了，继续着他们逍遥的梦。

儒士们经过这次学术辩论，士气大振，纷纷扼腕立志，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来来，更觉得社会可爱了，更觉得圣人可敬了，更觉得经典可读了，更觉得圣道可用了。理论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一爱好古今同是）。《文心雕龙》就是儒家文学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被统治阶级证实了的科学的、好用的理论体系。在当时文学流派纷争、学术观点芜杂的情况下起到了文学批评上拨乱反正的作用。《原道》篇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儒派文学观

才是唯一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文学观。号召社会各界多读儒家经典以便在实际文学创作和鉴赏中认真贯彻执行，形成指导方针。

2、儒家与墨家文学观的区别

比孔子稍后，成为另一派显学，就是墨家。《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和儒家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对的态度，至少也是批判的态度。近人称“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业者的士，也可以说是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诗书礼乐，而墨子只接受诗书而反对礼乐，把礼乐看作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这样对于西周文化所谓制礼作乐这一点来讲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的态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质。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儒者之业”的，毕竟也是属于“贤人作风”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问题就在这儿：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当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可是他们却是不同阶级的发言人，思想的阶级基础不同，所以形成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区别到底在哪？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点。

第一、对“用”的理解不同。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学观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为复古的尚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用，更多地作用上层建筑，更多地作用于思想认识领域，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和“纲常”信仰来重塑封建阶级道德体系。说到底是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普教活动。“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欲把影响造得更大些，则进一步“原道心以设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到这里便是鼓励人们去顶礼膜拜了，拜天拜君拜圣人。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强调百姓人民之利的用，所以充其量可成为极端的尚质。这是儒墨文学观不同的一点。

其次对“文”的态度不同。前面说过儒家为了使其统治阶级思想外显，需作大量的粉饰工作，所以对文有着特殊的需要。另一方面，对文的重视可能还和士大夫的“阶级趣味”有关。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完全脱离劳动生产的阶级，他们需要一种声音来美化自己，需要把“官腔官调”说的漂亮些来强化宣传效果。“道因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些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文学作品上，自然而然地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提出了要求。站着说话的人往往更容易把话说的漂亮些，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发言人的儒家也愿意站着说话。可是墨家则不同，他们从本阶级立场出发，反对以文害意。因为他们认为文学性太强的作品很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对作品实用性的忽略。“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之；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这就是墨家这种尚用反文的文学观。

总之，儒家思想是刘氏文学思想的立足点和归结点。可以说他的整个文学思想体系是为儒家学派服务的，是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回光返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刘氏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给文学披上了一层神秘而华丽的外衣。从此儒家“尚文”和“尚用”的文学思想得以香火不断，成为士大夫们宦海浮沉中一颗不灭的“马里亚纳海的爱情灯”。

参考文献：

袁济喜、陈建农 《文心雕龙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缪文选《战国策》中华书局

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

（写作提纲）

一、序论

《文心雕龙·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从道家思想出发，有人从儒家思想出发，有人甚至认为作者表现的是佛学思想。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看法认为刘勰在作此篇时，应持的是儒家传统的“尚文”、“尚用”文学观。

二、本论

（一）、传统的儒家文学观

1、“尚文”和“尚用”的文学观

2“文道合一”的文学观

（二）、刘勰心中的文道观

（三）、儒家文学观和其他学派的区别

１、儒家与道家文学观的区别

2、儒家与墨家文学观的区别

三、结论

总之，儒家思想是刘氏文学思想的立足点和归结点。可以说他的整个文学思想体系是为儒家学派服务的，是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回光返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刘氏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给文学披上了一层神秘而华丽的外衣。从此儒家“尚文”和“尚用”的文学思想得以香火不断，成为士大夫们宦海浮沉中一颗不灭的“马里亚纳海的爱情灯”。

第五篇：廉洁修身论文-我谈我的廉洁修身观

我谈我的廉洁修身观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先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谈谈廉洁修身吧。

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是未来的希望，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大学生不仅应当承担一个公民的基本社会责任，更要担当起民族振兴的大任。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要求大学生通过修身树立起高度责任担当精神。廉洁修身是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我们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技术干部和后备干部.廉洁修身,既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既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期待,也是社会对大学生的道德希望。

廉洁修身教育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反腐的体现。腐败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反腐倡廉行动的成败直接影响我们的切身利益。现实生活中，剥夺、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时有发生，腐败现象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周围。腐败可以分为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社会腐败，不仅仅限于国家公职人员。政治腐败就是利用权力剥夺或侵犯他人的人权，最可怕。经济腐败就是剥夺或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社会资源，最普遍。如贪污受贿。社会腐败就是整个社会追求奢侈腐朽的生活，危害最大。腐败的本质是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在历史发展变革中，我们党的总体状况是好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对党的领导十分信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必胜的信念。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有些人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的考验，背离马克思主义要求，精神境界不高，思想界限模糊，责任意识不强，不甘于做人民公仆，热衷于追名逐利，甚至崇拜金钱, 贪污腐败，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甚至丧失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丧失国格人格。理想信念作为有关社会和人生的基本信条或奋斗目标，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一种理论的真实性和一种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确认，它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和左右人们活动的持久的精神动机。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华民族有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拥有一个正确的理想信念，我们才能抵抗腐败的恶劣影响，真正做到廉洁修身自律。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大量事实证明，腐败行为的发生，首先是思想道德防线出了问题。当今社会，腐败行为时有发生，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需要进一步筑牢。一个人如果在思想道德上丢失防线，贪图金钱、权力、美色，那么在行动上也容易越陷越深，甚至最终触犯党纪国法，不可自拔。“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信念动摇、思想变质、生活腐化，当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堤防被腐败的蛀虫侵蚀而打开缺口时，其最终往往也难逃堕落毁灭的命运。违法犯罪的发生，始于信念淡化、行为失范，在思想道德品质特别是生活作风上打了败仗，由此导致人生目标发生倾斜，人生追求产生畸变，生活轨道失去平衡。解决反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用先进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及时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廉政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强化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理念,加强品德修养和党性锻炼，增强自控能力，牢固树立“廉洁自律无小事”的观念。同时要清除封建残余思想及其私有观念，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思想道德防线是反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只有先守住这第一道防线，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务活动，或者经济交往，都要注意防微杜渐，时刻警惕不做不法之事、不取不义之财、不交不良之友、不沾不正之风，这样才能永葆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