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诚信政府建设(优秀范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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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会治理视域下诚信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摘 要:诚信政府是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诚信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治理是有机统一的,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当前诚信政府建设面临着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行为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决策层面、执行层面等方面破解难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诚信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行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1]。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增强社会认同、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这一系列目标的实现需要以诚信作为伦理道德基础,需要诚信政府作为支撑和保障。社会治理与诚信政府两者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是加强诚信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诚信政府建设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是新时代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诚信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

(一)诚信政府的价值引领功能有助于提升社会认同,为社会治理提供价值导向

诚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道德理念之一。《孟子·离娄上》这样定义诚信: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从古代的仁义礼智信,到当代把诚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可见诚信一直是不同时期中华文化推崇和倡导的时代价值。诚信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法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诚信作为重要的伦理要素,其涉及的内容和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准则在规范和引导政府和社会成员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诚信涉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中政府诚信是诚信体系的核心,对社会诚信、商务诚信和司法公信等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诚信政府建设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社会价值认同,对社会公众进行价值引领,提升政府行政人员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思想道德水平。反之,政府失信行为会造成信任危机,失去价值目标的神圣感和权威感,降低政府公信力。政府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状况的风向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诚信水平,影响着社会价值取向和道德环境。因此,加强诚信政府建设需要从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入手,不断培育诚信的行政理念和行政文化,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理念、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为整个社会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诚信政府的规范功能有助于改善社会秩序,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诚信可以广泛融入到社会习俗、道德、法律制度、行政规范等方面,将伦理道德文化的软约束和诚信法律法规的硬约束结合起来,将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能够起到社会规范作用。诚信政府建设能够起统领作用,政府能够把诚信体系中涉及的资源、文化、制度等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制定政策、出台制度文件、健全评价体系、加强宣传教育等方式,不断完善和细化各行业、各领域的诚信标准和规则,约束和规范社会主体的失信行为,创造诚实守信、公平公正、按规矩办事的社会环境,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良好的社会

秩序保障。

(三)诚信政府的协调功能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缓解不良的社会情绪

在现实社会交往活动中,以往“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被打破,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由于认知水平、知识结构、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等方面的差异,社会关系往往会出现摩擦、紧张、猜疑甚至冲突,如果人际间和群体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会从社会心理问题转变为政治文化问题,引发不良的社会后果。如何缓解不同社会主体,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夯实信任基础,进一步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实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协同共治,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诚信的协调功能能够改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缓解不良社会情绪,增强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结构更加稳定,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区分了低信任社会和高信任社会。在低信任社会中,个人除了血缘组织,缺乏有机的联结,血缘之外便如一盘散沙;高信任社会则

能够通过无数社群、团体为中介,联结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信任网络”[2],从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实现社会体系的有效运转。可见,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信任网络是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诚信政府建设是构建高信任社会的推动力,政府通过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搭建和完善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渠道和平台,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和危机干预机制,减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猜疑、焦虑和不信任心理,增强不同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四)诚信政府的动员功能有助于凝聚社会力量,调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

社会动员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指国家、政党和社会团体为了达到治理目标,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动员广大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全过程,目标是充分了解民意、汇聚民智、倾听民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充分体现了多元社会主体在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与政府诚信有着密切关系,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信任政府,就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治理出谋

献策,政府也会因此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官民互动互信是良好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诚信政府建设有助于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之间良好的信任合作、共建共治共享关系。

(五)诚信政府的监督功能有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有效监督是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诚信政府建设离不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诚信监督功能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监管不足,唤起社会民众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担当,按照社会倡导的诚实守信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监督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对失信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揭发和追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监督不到位或者弱化,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诚信政府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自身的诚信监督,尤其是涉及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公共治理等方面,充分发挥诚信的法治监督、大众监督、舆论监督,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维持法规政策制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体的诚信现状进行有效监督,对诚实守信者在行政审批、行政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先和优惠政策,让失信者受到惩戒和处罚,增加失信成本。完善诚信政府监督功能,能够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方式的有效性,增强不同社会主体的安全感和彼此信任度,简化行政程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二、当前诚信政府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诚信政府的治理理念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治理理念是否符合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着治理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变迁,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理念认识和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当前,从传统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对政府治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社会治理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对诚信为代表的道德伦理要素的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诚信是行政法律法规得以长久有效的重要伦理价值基础。缺乏诚信的政府行为必然会导致效率低下、公信力降低、行政成本过高。有的地方政府对于诚信治理理念认识不足、不到位,存在欺上瞒下、数据作假、朝令夕改等现象。打造服务型政府,诚信理念为先,迫切需要政府率先垂范,在履行行政职能、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提升服务意识,以诚实守信取信于民。

(二)基层政府治理的方式方法亟待提升

部分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手段比较单一,习惯自上而下行政化、命令式的治理方式,甚至存在政治口号叫得响,实际工作做得不到位;发展规划做得好,虎头蛇尾没结果;社会发展目標定得高,不符合当地发展实际情况;经济发展指标脱离现实,弄虚作假影响公信力等情况。一些地方的政府治理,除了运用传统的行政手段之外,还缺少有效的方式方法;部分地方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过度解读、简单粗暴、层层加码等问题,个别地方甚至漠视法律规则,言而无信、忽悠群众,造成了民众对政府的心理疏离,严重的会造成把对个别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不满、排斥、不信任迁移到党和国家层面,出现不当的言论和行为,为政府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

(三)治理行为的偏差影响政府公信力

政府治理行为的偏差是影响诚信政府建设的重要因素。当前,政府治理行为偏差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贪腐和特权现象造成了民众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引发了民众的政治不信任情绪;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现象仍然存在,部门之间还存在遇事推诿扯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某些领域存在行政垄断、与民争利、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等问题,社会治理中还存在“缺位”“错位”“越位”,这些现象和行为与党和政府提倡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大相径庭,违背了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四)政策失信和规则失信损害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

当前诚信建设的突出问题是政策法规的持续性、稳定性不足,朝令夕改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的地方政府出台的文件、制度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几天时间就被废止,形同虚设。有的地方官员把政务信用当成个人利益交换的筹码,损害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加大了人际交往和政务运行成本。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无法唱“独角戏”,只有民众的大力参与和支持,才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五)政务“信息鸿沟”影响政府与民众间的有效沟通和互信

政务信息公开、透明,保障每个公民有平等获取争取信息的权利和渠道,是诚信政府建设的前提,是腐败行为的“杀菌剂”,也是民众和政府的“粘合剂”。政务信息公开不仅是让民众了解政府治理决策的内容和执行过程,而且也是促进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和政府事务的重要前提。我国一直致力政务信息公开,先后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一系列制度文件,保障民众的信息知情权。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和范围不足,渠道有限,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垄断,尤其是当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与民众之间由于信息沟通不畅通、发布不及时,极易影响政府诚信。

三、社会治理视域下诚信政府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观念层面:提高诚信意识,营造诚信文化氛围

要把诚信政府建设作为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营造诚信文化氛围。首先,把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诚信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精神追求,外化为行为准则。其次,加强诚信教育。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要以合作和服务为目标,增强诚信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法治意识。通过教育培训,让行政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诚信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明确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带头讲诚信、守诚信,把诚信的道德规范贯穿到政府行为的各个环节。再次,加强诚信文化的学习宣传。大力宣传各行业各领域诚实守信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进行总结表彰,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对于政府失信典型案例进行反思,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二)制度层面:充分发挥诚信在政府制度安排过程中的软约束作用

任何政府治理行为都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的约束和调解,制度和规范是政府治理的依据和保障,影响着政府治理的成效。在整个制度安排过程中,都要注重诚信的作用,制定前的信息搜集、目标设定,制定

过程中对各方信息汇集,执行中对过程的控制,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反馈和对制度执行的监督[3],都需要以诚信为基础进行。首先,要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政府诚信范围广泛,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足以全面保障政府诚信,不足以形成全面的震慑和约束作用,政府部门应梳理有关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失效的文件制度及时进行清理,出台并完善现有行政法规,在制度的设计、出台和运行过程中,切實提高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对于招商引资、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和环节,要细化完善立法立规工作,建立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制度导向,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其次,完善诚信政府评价指标体系和诚信修复机制。地方政府应该结合发展实际,制定完善诚信政府发展规划,设计好地方诚信政府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明确具体内容、职责,进一步加强政府诚信的考核、督导和监督,从信息公开、失信测评、责任追究、危机补救、申诉复核等环节出台明确的规范内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机构、运用大数据手段等方式,对政府诚信状况进行评价,不断完善政府诚信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为诚信政府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再次,加强对基层政府失信行为的整治。将守信践诺情况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街道和乡镇医保、养老、就业、拥军等社会治理工作的诚信状况进行多渠道监管,建立失信记录。

(三)决策层面:将诚信作为政府决策机制的伦理衡量要素

首先,将行政考量和伦理考量相结合。任何政府治理行为都是决策的结果,当遇到具体问题时,政府根据既定的治理目标,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多样化的决策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科学化的解决方案,从提出决策议题、设定决策目标到拟定和优选决策方案,整个决策过程既要考虑到经济、社会、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因素,也要考虑到社会责任、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因素,体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对议题的合理性以及决策通过之后的社会影响和随之而来给决策者带来的困境,也要有充分的行政考量和伦理考量。在这一过程中,诚信原则必须贯彻决策过程始终,如果决策中失去诚信原则,与民争利,不仅达不到政府治理目标,还会失去民心。其次,坚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在决策过程中,要坚持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价值导向,充分反映民情、体现民意,健全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听证会制度、公示制度、信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充分发挥新

型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积极作用,对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评估和审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采取科学方法,确保整个决策流程公平民主、科学规范。在决策的步骤、方法、时间安排、执行能力、预期效果等方面更要坚持诚信原则,优选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案,确保执行各个环节公正公开,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决策进行科学合理的修改完善,不能只算经济账,只考虑本部门本地区本行业的利益,而失去了决策目标的真正价值。再次,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对于重要任务和重点领域,政府部门一定要进一步厘清责任、确定责任主体,细化违反诚信原则的具体情况和应承担的责任,对于由于失信造成的决策失误等问题,加大曝光和惩处力度,严肃追责问责,失信行为多发易发的地区和部门要重点治理。

(四)执行层面:将诚信原则贯穿政府治理执行过程的各个环节

再好的制度和决策也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体现,政府治理行为如行政执法、行政救济、行政处罚等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诚信原则,敢担当、敢作为,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中要以诚信为本,积极回应各方质疑,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进行权威发布,组织权威部门、专家学者、利益相关方进行答疑解惑,不回避不推责。首先,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拓宽政务信息公开的渠道和内容,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政策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等内容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定期、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公开,并组织力量做好相关解释工作,真正赋予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加强信息公开技术平台建设和应用,打破信息垄断,实现政府和公众的良性有序互动,及时回应民众的质疑、需求和建议,消除“信息鸿沟”。其次,建立奖惩分明的诚信考核机制。将诚信作为单位和个人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完善公务员诚信数据库,在选人用人导向上大力提倡诚实守信,德才兼备。对于诚实守信,赢得良好诚信形象和口碑的典型事件和榜样人物应该给予奖励和宣传。第三,加强政府诚信平台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1]要进一步完善诚信政府的网络平台建设,搭建社会治理平台,建立健全守信践诺机制,通过网络平台,对各级政府和公务员的行政事项、行政服务等工作的质量承诺、期限承诺和保障承诺进行准确、真实的记录,并对其履行情况进行定期提醒、追踪、反

馈、评价。第四,加强诚信监督。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执法、行政许可、行政合同等方面的监督作用,政府有关部门要对那些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防止诚信成为一句口号,流于形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2]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08.[3]沈记,郑翔.社会诚信体系与社会公共治理体制的关系探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7(3).

第二篇: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摘 要: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转化具有丰富的唯物史观意蕴,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论、社会发展规律论、人民群众观等角度出发,分别探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的哲学基础,是正确认识、分析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逻辑需要。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哲学基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依据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正确判断和科学抉择,蕴含着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在唯物史观视域之下深入分析和探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论证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性和科学性,寻求化解主要矛盾的方法论,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有助于促进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论的辩证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体制不健全,国家总体水平处于不发达甚至落后状态,因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至党的十九大之前。如今改革开放历经十九年,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断进行革新的过程中,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我国2017年的GDP总量达到80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政治体制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军事和外交方面不断实现突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在达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基础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成为必然。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发展到要实现强起来的阶段。以上表明,无论是十一届六中全会还是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实际出发的。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其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解决好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低层次的经济层面,而是更加注重于高层次的上层建筑层面,由经济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其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对“新时期”的发展和完善,是我国前一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得到解决的自然结果。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论科学运用

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基本矛盾是不变的,稳定的,主要矛盾是多变的,分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改变社会基本矛盾。虽然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我国社会的发展依然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新时代我国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大力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必须牢牢把握住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各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社会文明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发展不同步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供给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需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制约着我国的发展效益,因此也就决定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的稳定性不排斥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制约并决定着社会形态,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特殊性。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都是社会基本矛盾以不同的形式的外在表现,不同社会的更替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发展规律论的内在要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抽象出来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化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化表现也会随之而改变,因而就表现为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矛盾的发展变化。

社会的发展决定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提出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不断?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共产党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在文化建设方面,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创造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由此可见,在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进而原有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得到基本解决。

社会的发展决定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在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之后,人民的需求对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生产力在现有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阶段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将会有新的表现形式,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几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精神生活层次不断提高,然而各种其他问题层出不穷,比如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地区发展不均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生活的所面临主要障碍,成为新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要求变革与现阶段生产力、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自始至终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

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史观、群众路线的逻辑需要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产和生产者本身的发展史,是劳动的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党和国家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人民群众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必然结果。

人民群众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发展变化导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说明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温饱问题,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领域,而是要求更高的需求层次,然而当前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已经变化的需求,即人民需要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它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人民群众需要,根据人民群众需求结构和需要层次的发展变化及时转化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例证。随着人民群众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发展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也会得到解决,人们的需求和社会的供给之间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因而社会主要矛盾又将会随之出现新的改变。

人民群众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依靠力量。首先,一切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现实的人。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而从事一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必定会不断从事实践活动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需要。其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生产资料与自己的劳动相结合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或者精神产品,同时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推翻落后的统治阶级,推动社会的变革。再次,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在需求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诉诸于自身的力量,同样在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人民需要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时,人民群众要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创造出满足自己以及社会需要的产品。

第三篇:浅谈党建视域下反腐倡廉建设

浅谈党建视域下反腐倡廉建设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国更是进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新形势下,我党正在时代大环境的思索中迈步向前,更需要凝炼沉思、审慎反省,不断开阔视野、创新思路。为此,总书记对新时代的党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认为“加强党的建设,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意义深远”。具体来讲,对法纪尊严的深入探究,一天一天地体现着党风廉洁的文明尺度;对廉洁信念规则的坚守,一点一滴地见证着党建发展进程。一方面,党建工作是廉洁建设的基石,为廉洁建设提供政治思想的方向,另一方面,廉洁建设是党建工作的保障,为党建工作把好关、守好门,这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彼此支撑,又各司其职、各有意义。因此,我党在不断推进廉政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一、贪腐行为的普遍存在

1、贪腐行为的滋生环境

中国人最重“关系”,因此很多人将中国社会称之为“关系社会”,处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离不开这种“关系”的束缚,各种卖人情、拉关系的官场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更为可怕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党政干部对此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甚至已经惯于从中开辟捷径、谋取私利。如果有人对其提出异议,则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反应过度,腐败的滋生往往源于这种漫不经意的举动。每个人都有私欲,但道德高尚的人往往能够舍己之私、正确抉择。对于党政干部来说,能否摆脱“关系”束缚、能否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是考验其党性的重

要标准。事实上,心底无私天地宽,历史上以孔繁森、牛玉儒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为我们的树立了舍己为公的光辉榜样,而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一批腐败分子则葬身在了“贪腐”的深渊之中,成为警戒后人的反面教材。

“关系社会”里盛行一种所谓的“圈子文化”。“圈子文化”说到底就是人情关系编织起来的利益网络。以微腐败建立起来的“圈子文化”,里面充斥着机具破坏性和危险性的“朋友”,所谓的大贪官养成记里都会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情节,那就是交友不慎,是朋友圈的靡靡之音使其陷入贪欲的泥沼,无法自拔。正如一句网络流行语所言:“珍爱生命,远离小人”,我们在日常交友时也应该学会甄别、有所选择。此外,在防腐反腐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要做那个敢于打破“圈子文化”的先行者,即首先要在自己的圈子里拒绝“关系”,倡导“规则”,对“圈子文化”喊停。

2、贪腐行为的原因分析

众多的贪腐行为中最为普遍和隐晦的是“微腐败”,比如接待群众态度不友好、在群众那里收受一点小礼品等等。虽然其在本质上仍属于公权乱用,但因为情节较轻、难以定性,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微腐败”是贪腐行为的源头,从浅尝辄止到堕入深渊,从暗自窃喜到东窗事发,心性不坚定的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入局”,又在不知不觉中“出局”。“微腐败”领域里还有一种“好人主义”,“帮忙关照”、“予人方便”等理由构成了贪腐最初的动因。为此,有部分干部在具体工作中缺乏责任担当,对自己和同事的行为缺乏监督意识,或者不敢监督,甚至一些廉政部门也对纪律问题不重视、不作为。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谅解,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有所警醒,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它就会像蝼蚁噬堤一样毁了我们心底的规则底线。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廉洁工作要拿出

滴水穿石,铁杵磨针的功夫,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见常态,见长效。”因此,我们要严格遵守纪律规则,要修党性之德、戒人性之腐,既要有所坚守,守住底线与良知,也要有所取舍,选择正义、撇弃腐朽。

二、治理贪腐现象的有效措施

1、加强党风廉洁建设工作

面对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课题和新任务,反腐倡廉迫在眉睫,而要想防腐反腐就必须加强党建工作。第一,我们要找出党建工作的漏洞与短板,进一步完善纪律,将规则标杆化、专业化。第二,要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把防腐反腐工作成为一项常备不懈的斗争来抓。从当前的贪腐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腐败官员的眼中只有“自我”,没有“人民”,他们关注自身的利益得失,而全然不顾人民的生命权益,他们忘记了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严格规则、严守纪律”的岗位誓言,让党纪国法成为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警惕。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不为私心所扰、不被困难所阻,更要坚持地培育党性意识、强化党性觉悟、提高党性修养,要通过自内而外,由理论到实践的精神历练,自觉扣好“扣子”和把好“总开关”。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纪律标杆,才能抵御人性的奢靡;只有确立正确的规则方向,才能迈开坚实的步伐。

2、加强党建工作的创新之路

我们应将廉洁政治理念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应当以先进党员为榜样,在单位上形成警戒至上、责任为本的廉政文化氛围。同时,我们还应以反面教材

为警戒,从中吸取教训,在工作中获得经验,形成抵制违规行为的良性氛围。我们要定期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做深刻的反思与检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提升廉政工作的效率。当然,除了反思检讨,我们还可以通过举办多种不同形式的活动来提高纪律意识。比如多媒体廉政教育培训、纪律知识竞赛、规则演讲比赛等等。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信息智能平台加强廉政建设,这其中包括网络个人征信诚信机制联动、信息化廉政监督机制、多媒体廉洁示范平台等等。一句话,党建视域下的反腐倡廉要让党员干部敞开心扉,在思想的互动中互相汲取廉洁的养分、在探讨的激情里获得思想的提升,进而更好地应对风险、克服阻力和解决矛盾,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3、加强党建工作的实施办法

廉洁建设工作必须与党建工作进行有效地融合。党建工作是党组织的第一基石,必须以严谨、严肃、严格的态度进行深入落实。在工作中,我们必须施行岗位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使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专人监管。只有明确了主体责任,才能激发我们工作的积极性与自信心,有效地遏制工作过程中的贪图享受、消极懈怠、道德腐败等顽瘴痼疾。

三、总结与感悟

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针对党建与廉洁工作,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党风廉洁建设工作进入改革实践的新时代,更是给法治规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与挑战。每一名共产党员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又要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把思想和实践有效结合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廉洁精神给我们带来激励、真理给我们带来启迪,一个警示就是一道亮光,照亮我们心灵的幽暗与迷惘。我想作为一名党

员,工作更深层的意义不在于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成长、心灵的超越、人生的凝炼。大浪淘沙,火炼真金,我们不能做被淘汰的弱者,而要成为至真至纯的精金。作为一名纪检干部,我必要有所坚守,底线与良知之外还要有操守有德行,在不断提高党性修养的同时选择正义、撇弃腐朽,向着十九大精神的标杆前行----理想先行,精神至上,信仰永在。

第四篇:政府诚信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失灵及其治理

政府诚信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失灵及其治理

内容摘要:政府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是构建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而现实社会中存在政府诚信缺失现象,公共政策失灵是其突出表现之一。本文分析了政府诚信及公共政策失灵的表现,指出重构政府诚信也是治理公共政策失灵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政府诚信

诚信缺失

公共政策失灵

政府诚信及其缺失表现

(一)政府诚信的内涵

政府诚信有两层含义:从主体的角度看,是指政府在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能时所表现出来的信守诺言、承担责任与服务于民的信誉水平和道德层次,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与规范;从客体的角度看,政府诚信则可以定义为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与民众中的一种心理反映,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诚信的双重定义体现了政府赢取信任的努力与公众信任期望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二)政府诚信缺失表现

从宏观层面看,政府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强,宏观调控不力,尤其是缺乏前瞻性的预警机制与预防措施;政府改革方向不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难以深入,政治经济体制长期混沌不清,社会和市场无序;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严重;吏治不清明,办事不公开、不透明,信息封锁;信用意识淡薄,信用理论和信用制度缺乏。

从微观层面看,政府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政策失信,主要是政出多门、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政策缺少连贯性和稳定性,政府决策缺乏民主性、科学性,责任意识差,导致政策滥用与决策失误。政府职能失信,主要是政府不恰当介入经济生活,政企不分、政社不分,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现象严重;政府及其官员为获取个人政绩,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等。政府司法失信,主要表现为政府司法执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知法犯法,滥用手中职权侵害相对群体合法权益等。公务人员个体道德失信,主要有工作上欺上瞒下或者报喜不报忧,搞信息封闭、暗箱操作;服务态度上人浮于事;个人交往上信口开河、不守承诺、言行不一;生活上铺张浪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等。

公共政策失灵及其表现

公共政策失灵,是指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际预想的目标,并对政策的标的群体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该定义的界定有两点需要说明:“实际预想”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的真实想法,而未必是其对外宣称的目标,至于如何获知这一实际预想,则要结合政策背景与系统环境进行合理的推测;“始料不及”,是因为如果负面影响是预料之中的,并且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或应对措施,那就不能算作政策失灵,而只能叫做政策的正常负外部性。公共政策失灵不仅造成政策投入浪费,政府公信力下降,而且还往往给民众和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指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实现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标,“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因此,衡量一项公共政策成功与否,既要考虑公共政策分配社会价值的绩效,还需考量分配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取向。

公共政策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策多变。主要表现为:一是政策缺乏连续性。“计划没有变化快”,一届政府一种政策,特别是政府换届或主要领导人事变动后,常会出现“政策断裂”,导致问题无法有效解决。二是政策前后不一致,缺乏照应,相互交叉,互相抵触,自相矛盾。三是政出多门。各地“土政策”多,条块分割,存在着对中央指令(信息)的不兼容性或自利性筛选,存在着应急立法或根据需要立法的现象,在行使政府权力和发布政策法规上随意性大。

寻租。寻租理论认为,现代意义的租金,不是一般经济学原理中所指的地租,而是指在政府干预下,由政府管制市场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寻租寻求的是一种“非生产性”利润,所谓“非生产性”是指其只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因而,寻租活动就是指行政权力介入市场而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一切利用行政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就是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人的经济利益。

公共决策的高成本、低效率。公共政策本身是需要一定成本的,如政府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会耗费大量的公共开支;企业为了执行公共政策或应付相应的检查、审批,也要耗费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而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明、工作人员素质低下、规章制度不健全以及政策本身不完善、不配套,导致公共政策的低效率。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诚信与公共政策具有如下相关性: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而政府诚信是公共政策的基石,只有政府言行一致、践约守诺,才能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性;政府诚信缺失是指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时未能信守诺言所引发的各种失灵现象,公共政策失灵本质也是政府等公共组织未能信守承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是政府诚信缺失的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全面重构政府诚信也成为治理政府政策失灵的有效途径。

政府诚信重构与政策失灵治理措施

(一)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树立政府诚信,治理政府失灵,法制建设是根本保证。必须依靠法治力量,把政府的一切行为纳入法制轨道,以形成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政府法治生态环境。首先,要广泛开展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依法行政的观念,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知法懂法、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其次,要不断完善政府诚信立法,加强公务员行为及其职业道德的立法,尽快出台《公务员行政职业道德法》;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使现行行政法律在内容和条款上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完善制约政府行为的其他立法,比如《财产申报法》、《人民监督法》等。再次,加大对政府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其失信成本,使更多的政府官员威慑于这种惩罚的严厉性,从而权衡利弊,自觉把权力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二)强化道德教育工作

强化政府诚信教育工作,首先要加强行政职业道德教育,通过培养公仆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与廉政意识等必备行政道德素养,来完善公务人员的诚信道德品格;其次,在内容和方法上创新,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与理论修养;再次,加强以诚信为主题的社会道德教育,把政府诚信教育与社会诚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三)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首先,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精简政府机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再次,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督;最后,深化政务公开制度,不断加强政务公开的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健全我国政务公开的立法制度体系,尽快出台《政府公开法》,把政务公开制度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二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完善政务公开的各项具体操作制度。

(四)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实践证明,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最终往往会导致专制和权力腐败,既侵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会破坏基本的政治架构。制约政府权力要做到:第一,从法制和监督机制上不断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制度,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强化监督、监督的有效性方面,使行政监督真正落到实处;第二,维护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切实提升监督主体的权力地位,确保监督主体积极果敢地开展工作;第三,整合监督资源,建立健全监督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形成政府诚信的监督合力;第四,加强社会监督,通过建立人民群众监督权力的保障制度和健全公共权力的“阳光制度”,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最后,依法保护舆论监督的合法地位,加大新闻媒介对政府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王威,于歆.我国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6

3.药师寺泰藏,张丹译.公共政策:政治过程[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第五篇:社会诚信建设

会议强调,“十二五”期间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任务是:

(一)加快征信立法和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征信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制定信用信息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异议处理、投诉办理和侵权责任追究制度。

(二)推进行业、部门和地方信用建设。有关行业、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要通过建立信用信息系统,依法依规有效采集、整合和应用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信用信息。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平台,实现对失信行为的协同监管。当前,尤其要结合市场主体准入、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和社会保障、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有针对性地加强各领域的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健全信用档案,尽快改善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的信用环境。

(三)建设覆盖全国的征信系统。在实现行业内、地区内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信用信息在全国范围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信用信息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四)加强监管,完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规范发展信用服务机构和评级机构,有序推进信用服务产品创新。制定信用服务机构基本行为准则,严格征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准入标准,依法查处提供虚假信息、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行为。

(五)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政府及其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要起示范带头作用,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信力。

(六)大力培养社会诚信意识。加强诚信教育,普及信用文化和知识,强化责任、激励和约束,确立人无信不立的理念,不断提高全民道德素质,激发民族创新精神,增强国家竞争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近年来推出了大量的时代先锋人物,以及连续举办了好几届道德模范的评选。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极大的推动。

因为有了道德的力量,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一项项有力举措、一个个美德故事、一系列先进事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推进,文明道德之花竞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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