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分析

第一篇：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分析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分析

刘娟 陈淑琼

【摘要】从风险的角度而言，中国转型期的农民工就业风险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农民工就业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社会转型期的制度转轨导致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缺失;高密度的农民工就业风险，可能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二次失业浪潮;随着中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

【关键词】风险社会；农民工；就业风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风险社会理论专注于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这种转型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很多矛盾。中国目前正行驶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及这些社会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导致了巨大张力的积蓄，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共时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①的发展阶段。

风险社会中的失业问题“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危机。”②风险社会思维范式下的就业分析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上的。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历史和时代的转轨时期一种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因而社会失业就表现出更多的时代特点和隐藏在社会内部产生和运行的逻辑。中国作为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特点，既具有传统遗留的特征，也具有现代发展的特性，因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社会。从风险的角度而言，中国转型期的农民工就业风险的特征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缺失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 Giddes)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前者是指来自于外部，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后者是由人类不断增长的知识对世界所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产生往往是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③现代风险的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在现代世界，风险开始从“外部风险”逐渐转向“人造风险”，也就有了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由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不断突显。社会转型需要由改革来完成，改革就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然引起社会群体地位的重新排序。中国的体制转轨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成熟的、合理的阶层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从而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风险，农村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存在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共同分担机制，为此农村居民不存在个体就业风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其他产业、向城镇转移。放弃了以传统农耕为主要就业方式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劳动就业保障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农民工以一种极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在就业上受到职业、工种、学历等因素限制;在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方面，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而农民工则很难全面享受到这些保险待遇。

为此，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同时，并未迅速形成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从而在新旧两种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断层现象。旧的制度性规则不再受到人们的信任，新的制度性规则又尚未成熟，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使农民工阶层缺少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开放的社会流转机制的保障，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低收入者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表达与保障。

农民工就业高密度风险

农民工一旦失业属于高密度失业群体，这是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技能素质不是很高，一般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现状所导致的。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就业主要分布在建筑、纺织、餐饮、商贸等行业，他们的就业状况极不稳定，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长期以来被视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当社会风险来临时，他们就成为了生活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而受到被迫失业的冲击。

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如今正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的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大部分企业为规避因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而减薪压岗，以牺牲农民工利益来维持企业的发展。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百村农民工调查数据来看，④ 2008年上半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1324.6元，下半年平均月工资为1131元，比上半年下降14.6%。2008年下半年平均月工资与上半年相比，工资降低的有78个村，占78.0%，工资无变化的占15%，工资增加的只有7%。

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全社会的就业风险都大大增加，城市工人、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风险，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增大。由于面临激烈的竞争和生存挑战，城镇人口也会去从事一些以前不愿意做的事，这将会给农民工就业带来更多困难。城镇人口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重心下移、就业层次逐级下移，使农民工就业机会绝对减少，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空间也逐步压缩。

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 随着中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民工不再是高同质性就业群体，已经产生了代际分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以1980年为界，那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并于八九十年代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而在1980年后出生并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的一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得出，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境况和要求具有不同特点。

调查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就业心理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更注重工作稳定性，甘愿为家庭和子女付出一切;而新生代农民工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心理更为突出，更注重自我发展。”⑥因此，第一代农民工关注的是地域和职业上的水平移动，他们实现的是农民市民化即 “农民非农化”⑦的目标。而且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倾向于叶落归根，最终回流到农村，对于未来继续留城发展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结构、文化素质、职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而他们渴望长期留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有安家立业的打算

另一方面，由于两代农民工在社会环境和生活境遇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面临就业挫折的心理承受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姿态。第一代农民工因为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也造就了他们随遇而安的求稳心态。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物质环境已较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些轻松、环境较好、待遇较高的工作职位，而对一些脏、苦、累的工作却不愿意接受。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较为狭隘的职业观，导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很狭小，他们既不愿返回农村务农，又难以留在城市谋求长远发展，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窘迫状态。

风险社会形象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农民工所处的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特征，为我们反思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因此，风险社会理论也为我们理解风险与危机中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与分析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注释】

①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③Anthony Giddens,Runa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2000,p75.④韩凯，王宾：“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百村调查”，《经济纵横》，2009年第8期，第74页。

⑤王兴周：“两代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37页。

⑥钱雪飞：“代际视角下第二代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第36页。

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工人日报》，2006年2月14日。

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

第二篇：农民工就业问题

【申论热点】农民工就业问题

一、背景链接

就业，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和发展，关乎个人生存和尊严。古人说：“无恒业者无恒产，无恒产者无恒志。”一个人只有从事某种职业、某项工作，付出劳动获得经济收入，才能获取生活资料，维持生计、改善生活。

就业关乎经济健康发展。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加，归根到底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不同的就业岗位上创造出来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给就业问题不断带来新的挑战和变数，使就业形势更加复杂。农民工就业问题就是挑战之一。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在看到农民工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们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二、社会现状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灵活就业为主，劳动关系很不稳定

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民营和个体两大部门，所占比重分别为21.8%、36.2%，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很小，分别为6.9%、4.2%，无固定单位的农民工占到28.8%。由此可见，大部分农民工以灵活就业为主，处于频繁流动状况，劳动关系很不稳定。

(二)岗位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

农民工主要从事搬运(重庆方言称之为“棒棒”)、建筑、加工制造和服务四大行业。其中，“棒棒”纯属体力劳动，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如泥瓦工、钢筋切割工等拥有少量技术，加工制造业如纺织业的农民工和从事住宿、餐饮和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其技术含量也十分有限。

(三)劳动时间长，合法权益受损。

农民工每月工作天数和每天工作小时数都已超出法定劳动时间，他们的休息权受到了严重侵害。另外，农民工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还面临克扣工资、职业病、工伤事故的威胁。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生活成本，承受更大的职业风险。

(四)工资水平偏低，实际收入增长有限

近年来，由于政府的一些措施，如加大农民工工资的清欠力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企业侵害农民工利益行业的监管力度等，农民工工资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调查显示，农民工月均收入在500 元及以下的占8.2%，500～800 元的占25.0%，800 以上的占66.8%。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尤其是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等的上涨，导致农民工生活成本成倍增长，除去生活开支后，其实际收入增长十分有限，生活水平改善并不大。

(五)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缺乏

近年来，我国在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仍显不足，大多数农民工依然无法享受到基本社会保障。

1、社会保险参保率低。调查发现，26.1%的农民工遭遇过工伤事故，其中只有13.2%的农民工得到了雇主的全额医疗等费用;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很低，分别为10.9%、18.1%;65.8%的农民工在城市有过失业的经历，享受过政府失业补助的仅占6.3%。

2、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且由于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同时，由于农民工收入不稳定，大多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导致社会保险关系中断，使得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形同虚设。调查显示，在参保的农民工中，有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中断的分别为8.6%、13.1%，其中，因工作单位或工作地方改变而中断的分别为51.9%、59.5%，因经费困难中断的分别为41.4%、36.7%。

3、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缺乏。在社会救助方面，49.1%的农民工在城市遭遇过生活陷入困境无法生存的情况，其中，得到亲朋好友救助的占66.6%，而得到政府救助的仅占3.4%，没有得到任何救助的占28.6%。在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也没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

三、提出的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并提升其安全预期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在工业社会里，就业与社会保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不应将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对立起来，而应在两大政策体系之间寻求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有效机制。就业为社会保障提供前提和基础，就业为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险创造了必要条件，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又有效地解除着劳动者的诸多后顾之忧。

(二)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

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农民工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对劳动者的文化、技能等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技能水平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的需求，其就业空间越来越窄，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低下就成了农民工获取公平就业机会和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瓶颈。

(三)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农民工就业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必须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统筹城乡就业，尽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居民公平就业。

(四)开发就业岗位，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

扩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加大产业和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控力度。

第三篇：农民工就业问题

农民工就业问题

说农民工问题不容回避，是因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探讨农民进城的利弊得失，而是如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是“要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加强农民工培训，多渠道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一．农民工就业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就业承受很大压力。一方面用人单位提供了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找不到活干，出现了 “有工无人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多数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一技之长，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其次，农民工就业意识有所提高，在选择单位时不仅仅从工资方面考虑，对用人单位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各方面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第三，目前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大部分是18至25岁的年青人，他们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也基本上没干过什么活，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但却对工资、待遇等方面的要求过高，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市场需要的劳动力有一定的职业技能门槛，而许多劳动力因为缺乏技能而被关在就业的大门外。目前许多企业急需的，并不是那些普通民工，而是立即能上岗的熟练工。而没有技术特长的民工，四处奔波也难以找到工作。所谓的“民工荒”，实际是紧缺熟练工。因此大部分农民工如果找到工作，基本是没有门槛而只需要力气的低技术、低收入的体力活。这个问题表现出来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沿海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民工和其他劳动力的就业门槛在逐渐提高。没有一定职业技能民工，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竞争。

二．农民工进城就业存在的问题

近来，农民进城就业主要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一是农民进城就业的职业培训薄弱，制约了农民进城就业能力的提高。目前，农民进城就业能力普遍偏低，农职业培训投入严重不足；虽然农业、劳动、教育、工会等部门都在开展农民职业培训工作，但缺乏统一计划和协调管理，培训资源没有得到综合利用；培训内容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主观性培训较多，技能性和“订单式”培训较少；培训师资和培训教材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二是合法权益没能得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很多民工未签劳动合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缺乏基础。二是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定量或固定的劳动时间。据调查，有73.3%的民工工作在10小时以上，最长的达13个小时。三是用工单位没给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和提供工伤费用。四是拖欠民工工资现象依然存在。五是进城就业民工受歧视的现象仍有发生。六是民工法律意识仍很淡薄。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36.7%的民工选择“找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

四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看病无保障。调查显示，有医疗保险的只有3.3%，还有96.7%的民工没有办理医疗保险。他们生病以后只有16.7%的人会选择直接去医院，83.3%的人是自己随便买点药吃或硬扛。

五是民工子女入学“门槛”高。在被调查的130位外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中，有学龄（幼龄）子女的78人，其中有33.1%的民工带着子女外出进城务工，并在就业城市上学，入学收费与当地城市人子女相同的占66.9%，还有33.3%的民工子女因没有城市户口需要交纳较高的各种费用才能入学。

六是政府的宏观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直接制约着农民进城就业。近年来，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促进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还存在着领导机构不明确、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缺乏统筹就业的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统计指标及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农民进城就业。三．促进农民工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措施

一.是用渐进的方式改善户籍制度，授予农村外出务工者与永久居民类似的基本权利。加强法律和行政体系，确保农民工作为输入地长期居民的权利，包括购买或租赁房屋的权利，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同时，至少保留输出地居民的一部分权利（特别是对土地的权利），继续维系他们和家乡的关系，保持他们对于家乡的认同感。

二.是进一步促进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使他们能够共同设置相关的服务机构，共同支付为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三.是四是促进把农民工纳入决策机制的形成，也就是说在决策中也能够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使农村外出务工群体无论对输出地还是输入地的事务，都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

四.是确保农民工得到公平的待遇。废除任何限制农村劳动者在城镇寻找工作或者临时性工作的不公平限制；确保法律程序的实施，包括和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签订合同，及时发工资，不找任何理由拖延或者克扣工资；改善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女性劳动者，包括健康、卫生和安全；为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提供以自愿为基础的技术和法律培训，不能征收任何不合理的费用；为他们的子女受教育安排不同的渠道，使其子女在教育上所获得的待遇和城市居民的子女不应有所差异；加强适当的管理，包括计划生育、就业、卫生和法律援助。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

(1)坚持了一分为二,两点论,两分法,体现在既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看到了当前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2)还坚持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看到了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我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政府与社会以及社会成员收入悬殊等方面.(3)看到了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大.(4)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在无论是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还是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都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做到合情合理合法.

第四篇：农民工就业问题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状态分析

在对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就业状态调研中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收入的影响较为严重。如何化解影响农民工就业危机成为了突出问题，使农民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基础上，应把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中长期完善发展政策、机制和推进制度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

下面主要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二是农民工失业的特点与化解就业困难的难点；三是金融危机后解决农民工问题对策；四是“十二五”期间解决农民工问题对策。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在就业方面，农民工出县就业占农村劳动人口总数的比例较大，在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来源结构中，农民工非农就业收入对农民家庭纯收入的贡献率较为明显。国际金融危机由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传导到建筑业、服务业，导致2008年春节前大量农民工失业、减薪，提前返乡。金融危机企业裁员、停工、减薪使大部分农民工返乡少部分出县农民工失去工作。返乡农民工继续外出就业的主要原因是：家乡人多地少，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工的家乡非农产业薄弱，就业机会少，难以缓解家庭生活困难的压力；资金、市场、政府服务制约农民工自主创业；新生代农民工不认同农村。

在家庭收入方面，失业及工资下降给农民工家庭收入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部分失业农民工断绝收入后在吃以往打工积累的老本，使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变动趋势发生了逆转。失业农民工就业的迫切性来自家庭生活的压力，包括一些失业者的家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供给子女教育经费已经拿不出来。农民工主要希望政府出台更多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加更多的工作岗位，提供就业信息与技术培训并提供创业指导，给予资金政策等支持；增加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改善处于停滞或迟缓的现状。

第二，农民工失业的特点与化解就业困难的难点。失业的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从失业冲击的范围看，这次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冲击是全国性的，年龄以青壮年群体为主；从失业冲击的对象看，这次受冲击的是农民工，虽然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多年，但户口身份仍是农民，是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群体；从失业的原因看，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面很低，且失业农民工是分散的，或返乡，或在城市待业寻找工作，并处于往返流动过程中，难以通过单一的固定社区提供追踪服务，给扶持政策的设计和实行增加了困难；从失业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本次对农民工的就业冲击则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危机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还在延续。这就会使失业农民工面临较长时间的困难。

化解就业困难的难点在于：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管理体制上存在诸多问题：农民工多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中小企业，这类产业和企业是政府的发展政策和金融服务中的薄弱环节；大多数农民工已在城市工作三五年甚至十几年，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的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尤其是住房、子女就学、社保、户口等问题没有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多数农民工外出就业前没有得到培训，导致文化水平低，就业具有脆弱性。化解难以上难点就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关键在于国民要由温饱消费普遍过渡到耐用消费品消费的阶段。

第三，金融危机后解决农民工问题对策：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放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位置；把破解农民工就业难题的重点放在制度创新上；把发展县域经济和对农民工的创业扶持结合起来；完善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并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改善和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同时注意土地保障作用在弱化的问题。

第四，“十二五”期间解决农民工问题对策。

现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状况没有明显好转；农民工获得公共就业服务很有限；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较低。

政策建议如下：健全城乡统一、平等就业、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覆盖城乡的农民工公共就业信息和服务体系，把农民工进城务工纳入城乡公共就业服务范围，政策引导农民工外出务工就业，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发展政府公共投入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和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加快建立覆盖农民工的普惠的公共服务制度，深化社会管理制度改革；以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为政策调整重点，构建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新型劳资关系，规范劳动关系法，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以促进稳定就业农民工和80后农民工市民化为政策调整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探索大城市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办法，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在农民工进城落户定居上能取得突破。

第五篇：农民工就业问题

农民工就业问题

——

2011年暑假由于社会实践需要，我于8月24号从城镇回来一趟乡下的老家。这是个偏远的小山村，大概两百户人家，每家的年轻人都到大城市打工挣钱，村里只有一些孤寡老人和小孩。村里人常说种地只能糊口，为了能过上好生活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只能到大城市打拼。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农村都这样，农业是国之根本，但在中国农民的地位较低，即使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农业保护政策出台，但农民的现状改变，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不过相比以前，村里开始有了农民医疗保险，低保户和社会保障，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据村委会的人说，国家开始重视农生问题，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到城镇开会，会议每每都是一些关于“三农”问题，政府正在不断的改善农民的生活，建设新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取得了长足进步。据调查发现，1980年时城镇人口为1.9亿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仅为17.9％；到2011年，这两个指标已经分别达到6.66亿人和49.68％。单从城镇人口的绝对规模和所占比重两个指标看，城镇化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也得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人口规模中，至少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部分是“伪城市人口”。我们迄今所实现的城市化，尚有相当一部分是并不真实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能否成功，最终并非取决于我们能建多少高楼大厦，能修多长的地铁，城市经济创造出多大的GDP总量，城市的生活水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发达国家。那取决于什么？根本地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解决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定居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什么时候“农民工”这个词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消亡了，中国的城市化才能真正称为成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最大国情，就在于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中面对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聚集和定居的问题。

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就业，二是社会保障，三是资产权益，四是住房。这里我们重点说就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1亿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通过他们走出乡村走入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农民工在改变自身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流动的潜规则。从最初的“民工潮”,到今天一些地区的“民工荒”,农民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变化？

建国初期中国有80%的农村人口，国家大力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员工。一方面当时物价低廉再加上当时农民工眼界狭隘，即使在城市打工再苦再累但能挣到比务农更多的钱。另一方面政府没有对农业进行保护使得有一些农民不得不到城市打工。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的眼界也开阔了，再加上低廉的工资无法维持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民工荒”。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农民工自身因素，“一技之长”欠缺。有关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难的责任首先推给社。59.1%的农民工认为，自身素质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术等，是就业的限制因素。靠“一技之长”找工作的农民有23.7%。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较“纯体力”农民工确有优势。在建筑行业表现尤为明显，开吊车的月收入为搬运工的3倍还多。于企业而言，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是首选，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也更多。过去，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的主要竞争力是要求低、肯吃苦、无论高低贵贱，这种工作倾向填补了城市的非正规、非体面就业岗位。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类岗位则有所选择与挑剔，拒绝走父辈老路。二，社会方面因素，由于物价普遍上涨，导致生活资料价格提高，低工资再也无法维持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现在物价上涨，城市生活费用加重，租房紧张，农民工对工资要求变高，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及人民币升值，国内中小企业出口面临困境且利润降低，企业纷纷缩减产量。另一方面国内原材料暴涨，石油等燃料价格飙升，职工薪水上涨，生产成本过高。企业要么减少生产规模，要么面临倒闭，工资迟迟不涨。很多工资过低的行业没人愿意就业。我认为要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1，全面普遍九年义务教育，最好在农村能免费施教，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同时教会农民一项专业技能，使得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2，要做好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给务农的农民以补贴。3，当地政府可以与一些农产品制作公司以及手工艺品公司合作，建立农村合作社，发展当地的特色农业和手工业，确保农民在家乡有钱可挣，保障农民的生活来源。4，要做好农民的养老问题，为农村的老人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精神慰藉。

在中国的城市生存着大量的农民工，他们就像蚁族一样勤勤恳恳的劳作，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而城市总是无情的将他们抛弃。没有他们就没有城市的繁华，在确保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给以他们崇高的敬意，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另外现在城市在不断的向外围扩散，吞噬着农民的耕地，这些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又该何去何从呢！无情的推土机摧毁的是农民家园，碾过的是农民的心血，当我们在关注城市发展的同时，社会应该更加关心农民的生存问题。城市要建设，民生更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