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论文[5篇范例]

第一篇：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论文

一、国际法主体地位中个人的含义

此个人特指不履行公共权力的个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争论历来是国际法中值得探讨且存有争议的重要话题。争论方向一：个人能够平等地参加国际关系。潘抱存教授主编的《国际法教程》中国际法主体的意为：所谓国际法主体就是那些能够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国际法律参加者。上述定义虽然使用国际法律参加者的字眼，但实际上仍然把它混同与国际政治关系参加者，对于两者的区分并不明确。争论方向二：个人可以独立地参加国际关系。王铁崖教授主编的《国际法》对国际法主体是这样定义的：国际法主体是指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且有独立国际求偿能力并有成为国际法主体可能性的实体。有的学者从国际法律关系角度来定义国际法主体。叶叔良先生认为“国际法主体就是国际法律关系主体，也就是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包括诉讼之权）和负担义务和责任者。”

这种国际法主体概念与否认个人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从而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与人为国际法上的客体的理论相联系。他们认为“个人作为国际犯罪受到国际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他们是国际法惩处的对象，这恰巧说明他们是国际法的客体。其实，不是个人属于国际法客体而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刑事法律构成国际立法法律关系的客体。个人在具体的国际刑事法律关系中构成与国家不相对称的法律关系主体，个人又援引条约中明确的无条件的则不可使其成为补充立法规范的权利主张的依据，而在个人引用经转化的国内法规范注重主张权利时，它的源头仍在国际条约。这一定义并不是以排除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为先决条件。按照前述定义，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不应被否认。

从国际法律关系来定义国际法主体方面来看，李浩培先生指出，国际法主体其行动直接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因而其权利义务由此发生的实体。这一概念非常灵活，它绕开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参加者的定式，直接以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判断何为国际法主体。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主权国家），又能容纳二战后逐步确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同时也不排除直接由国际法所调整的某些特定的关于个人的法律关系中，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

现在国际实践多有将共同或类似国内法规范上升为协定国际法统一实体法规范的趋势，从而将以往个人从事涉外法律取得的权利上升为以条约形式规定的国际法上的权利。某些国家以国际习惯法或其参加的国际条约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的做法也赋予本国公民国际法上的权利。

二、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存在的争论

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始终是国际法学界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国家是保障和规范个人利益的必备要素，其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在内拥有最高权力，同时在国际上主权独立不依赖于他国，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和摆布。其包括对内和对人两方面内容。而在对内行为中个人又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及国家基本职能的最终执行者。所以完全摒弃国家来论述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国家与个人在国际国内事务上的紧密联系使得个人完全脱离国家而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承担者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但随着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的发展以及对个人权利义务保护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个人越来越多的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到国际社会生活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我们必须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通过国内法予以承认。各国对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普遍国内法承认必将导致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提高，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正式确立指日可待。国家赋予个人以国际法上的权利是否意味着国家承认在此权利范围内个人享有国际法主体地位呢？阿库斯特指出，国家可以赋予个人以国际权利来承认个人是国际法主体，国家也可以通过不给予个人任何国际法上的有效权利来防止个人取得国际人格。

在选择这个题目进行论述时就有所犹豫，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备受争议，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主体资格来衡量个人的地位就可以发现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资格必须进一步具体化，或是扩大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及保护才可能达到个人真正成为国际法主体的要求。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就当前的国际法发展实践来看，个人能够成为部分国际法主体其主要表现在个人在享有国际法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义务的范围还十分有限，个人在现今社会还不能向国家那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个人在某些方面完全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同时允许其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关于其权利的性质和范围也不必相同。国际法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并且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与此同时，主权国家自身的权利性质已在不断演变之中，对此我们在以客观审视的同时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以不断接纳的态度对待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发展变化。

三、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基础及原因

（一）个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基础

国际法的人本化理论的含义与特征

1、近代国际法就含有人本因素，甚至在古代轨迹法中就有萌芽。不过人本化作为国际法的一种现象而出现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关于国际法的人本化，迄今尚未形成一致定义。所谓国际法的人本化，主要是指国际法的理念、价值、原则、规则和制度越来越注重个人和整个人类的法律地位以及各种权利和利益的确立维护和实现。

2、人本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预示着国际法发展的动态进程或趋势。其次，国际法的人本化从主体和对象来看，并不仅指个人，还包括整个人类，其中，个人不仅指自然人，还包括法人。

（二）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原因。

国家要求个人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因就个人承担义务来说，最古老的恐怕是近几年因索马里海盗、马六甲海盗的疯狂作案而众所周知的海盗罪。中国索马里护航舰队的扬帆远航无疑给中国及世界航货船的航行运输带来了福祉。作为国际公敌的海盗罪必须有国际法赋予的各国可以予以捕获的权利以此来维护国际海上新秩序。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严重破坏国家社会和平与安宁及秩序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侵略战争罪，这些罪的主体日趋呈现犯罪主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即国家个人均可以成为此类犯罪的主体，个人日渐成为国家主体的犯罪工具，国家的犯罪行为多是通过个人来完成的，此类犯罪在破坏国际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必须通过追溯个人的国际法责任来遏制此类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此为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原属于一国境内的跨国化及其带来的普遍性危害也成为重要的促成原因之一。

国家赋予个人享有国际法权利的原因：首先，这种依条约产生的权力是缔约国国内法承认或者在条约的过渡安排后予以有效保护的。以条约形式承认这种权利，有利于保护处于另一或另几个编约国国内法所承认的或者在条约的过渡安排后可以有效保护本国公民的正当利益。其次，承认个人在条约上享有一定的权力并不会削弱国家对个人的最终权力和保护。在多大范围及何种程度上落实个人在条约上的权力由国家决定，同时国家对国际法庭的影响比个人的大得多，它可以派遣专门法官，影响国际法庭的组成，在法庭上熟练的运用这种程度的规则。从实质上看，国际司法机关的裁决并不一定有利于个人。最后，有的国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了一体化国际组织，该国际组织着重倡导缔约国个人的权利。作为救济手段，国家以条约形式赋予个人国际行政和司法机构中诉讼的权利，尤以欧盟法院事件为典型，个人可以起诉成员国执委会也可以起诉特定个人或成员国以及欧盟其他机构。

在对国际法个人主体地位的探讨过程中绝对主权观下的个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关于绝对主权观下的个人：完全置于国家主权的管辖和控制之下，其权利主张和行为活动都由国内法予以规定，个人在国际法层面上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权利去独立参加国际活动，即使个人与国际法发生联系，那也是间接的，必须通过国家将国际法赋予个人的权利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关于个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但是这种观点主张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国家间关系就是国际关系，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的法是以国家为主体，只有国家有权参与国际活动。从而导致一种有别于宗教神圣支配控制的新的国际社会的规范体质——国家主体的产生。

（三）关于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几种观点。

1、否定主权观下只有个人才是国际法的主体。此种观点过于片面。当今国际社会，个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国际社会来说，法人这一国际法主体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国家间关系不仅仅是由政治交往组成，更重要的是经济的融通，因而否定主权观下的个人主体是片面和过于绝对的，同时体现在个人能否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不是与生俱来的，个人法律主体地位同法律主体一样具有非超脱性，它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需要，依赖于立法者的思想认识和价值选择。反言之，当社会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发展需要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地位时，从应然上讲，如果立法者认识到这种需要，就应当确立个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2、相对主权观下个人的国际法主体中个人是国际法的有限主体，部分享有国际法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由此出现了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提高的趋势。

（四）承认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资格的必要性：

1、历史发展的国际潮流要求承认个人的国际法有限主体资格。社会进步和国际联系的加强使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地位不断提高，认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法的观点不能再适应跨国关系的相应单元。这种关系打破了国家全权控制的外壳，并直接作用于重要的国际法主体，国际法制度的发展，国际法直接适用于个人的机会就会越弱，理论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进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有限主体资格确认必须在国际法中有所体现。

2、从法律的目的来看，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谋求人类的共同之善，法律的功能是保障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国际法像国内法一样，最终它是与个人的行为和幸福相关的”因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并非可有可无。尤其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之后，个人权利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和重视。国际社会对公民的个人权利予以原则上的确认如《世界人权宣言》同时还具体规定了个人基本权利的内容。

3、从承认个人有限国际法主体资格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来看其必要性：即达到维护个人正当权利的目的。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地位若用国际法加以承认，可以给个人正当维护自身权利提供国际保障，如外国人要求本国行驶外交保护时要受到国家当地救济的限制，即用尽当地救济的国际法原则。

四、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确立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作用

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成为国际法上的完全主体，但个人可以是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因而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部分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同时，个人的部分主体资格相应的在世界上一些主权国家以条约的形式做出了规定即规定了个人应承担的部分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由于这种部分主体资格是由不同国家的法律有针对性的规定所以其主体地位的实现也依赖于各个国家的意志。因而，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并不是确定不变的。

国际法制定的目的旨在制定统一的国际行为规范来协调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使之向共同的目标发展，促进人类的和平与经济的发展。但个人在国际活动中的身份和作用是微弱的，难以以自己独立的行为去享有国际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国际法上的主体即为一个实体，此个实体是指为国家利益而为的团体而国际法上的个人尤其是法人，其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多半是为自身利益。

第二篇：国际法论文

论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的关系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几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损害生存环境的影响已不仅得到了现实恶劣的后果的回馈，也如人们所预见到对子孙后代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的破坏。国际环境保护的刻不容缓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如何在兼顾环境利益与主权利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护人类共同的利益”已成为研究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一个宗旨，两个原则”是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关键字：国际环境保护主权原则人类共同利益国际环境保护原则

一、概述

（1）什么是主权原则？

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主权国家的存在，是国际法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按照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涵义，每个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和对外事务，对内意味着最高权，对外表现为独立平等权。（2）什么是国际环境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开始不断增多，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开始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1968年通过《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养护公约》，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在此之后，又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外层空间、海洋环境、大气层等敏感部位的保护的国际条约。除了国际条约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国际司法和仲裁案例都对国际环境保护做了重要的阐述。国际环境保护已成为了国际性的课题。

二、冲突与协调

（1）传统的主权原则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冲突表现

A绝对冲突；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一种绝对性、排他性的权利，在一国的范围内具有至高无上性，而它的存在给国际环境保护的需求留下了很小的余地，从权利本身而言，国家主权的行使是不受外来意志干涉和不容侵犯的。关于国境环境保护的条约、国际习惯等都在从形式上制约着这种国家意志的自由的行使，尽管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归责原则正在逐步的确立中，但这种国家责任的制约使得主权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不“小心翼翼”。B 相对冲突；发展中国家自二战后迅猛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从技术、法律等方面在发展中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走上了先污染的道路。随着国际环境危机的加深和人类认识的提高，发展中国家逐步接受了共同承担保护人类环境的义务。但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与环境保护在表面上存在这冲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担心“环境殖民主义”的阴谋，另一方面，又担心接受国家环境保护类条约的约束会制约眼前的短暂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并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都运用到环境保护的项目上。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有了普遍的共同认识后，仍然对严格的国际环境保护政策和标准有所保留。这是国家对内主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2）两者的协调——新原则的产生

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国家主权与环境保护之需要的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各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不尽一致甚至冲突。因此协调绝对的主权原则和国际环境保护需要一个大前提，需要随时能兼顾两者利益又能在关键时刻分清轻重缓急，权衡利益之上，应当遵循的是 人类共同的利益。且不论“地球村”的论述，也不管“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只有一个地球”这样的论断，单是现代深刻的、不胜枚举的国际环境危机已经让各国在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的时候有多觉悟，这种觉悟是深深植根于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一个群体对自我保存的意识的延续和害怕毁灭、种族不得保全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将国家主权原则适用在国际环境保护中，产生了新原则，即国际环境保护原则，具体来说分为

1、国家环境主权原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3、国际合作原则

4、预防原则5.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三、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的关系的内涵 一个宗旨：人类共同利益至上

“首先是人类的生存，也是组成生物圈的个人和民族可以在尊严和自由中过一种物质上满足的生活”“人类共同利益”概念的提出，是国际环境法在国际法面临的挑战的新内容，是突破主权原则的有力的利刃。国家的职责就是国家将行使源于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源于主权权利的职责，这是未来人类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共同的利益”本身也是具体的，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斯德哥尔摩宣言》中也指出“为了保证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所有国家的环境政策应该提高，”而不应该损及发展中国家现有或将来的发展潜力，也不应该妨害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

“两个原则”：国际环境保护原则与主权原则并存 在国际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中，不能忽视主权原则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冲突。尽管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萌芽的国际环境法具有的是’r软法”的拘束力，其设置的环境保护的规则中，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环保技术以及国内立法。对于技术薄弱、意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大了他们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的难度。国际环境保护原则的出现在弥补差距、平衡南北利益、平衡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方面有着很深远的意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持续发展方面的财政和技术援助的义务以及发展中国家负担起相应的环境保护的义务使得国际环境法现实可行性极大的增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环境法对现阶段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瓶颈仍然存在，在短期不会消除。谋求国际环境保护的一致性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短期内南北差距不会消除，在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危及全球化和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现象的存在，使得瓶颈制约严重。2008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被外媒认为的“最大外交灾难”并非无稽之谈。在平衡利益的时候，主权原则往往占据上风，力量的博弈不断的揭示着主权国家们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盲目掌控。所以，在当今现实的背景下，作为各国本身，对主权原则的坚持不可放松。将主权原则在各国协调后，统筹分析，在不危害本国主权中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让渡出一部分空间，同时将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实现共存。

主权原则与国际法环境原则的并存，具体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各行为体将接受统一的环境保护规则和管理规则，采取更加密切的合作，遵循可持续，共同有区别的原则。增强对国家环境损害责任的立法。在国际环境保护原则的规范下，各国的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等其他的主体，也承担着维持秩序、调节经济和协调社会发展的职能。这些调节形式(主体)跟政府组织相互依存，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协商和谈判，通过合作的形式来解决各个层次上的冲突问题。

（2）国家仍将是全球环境治理最主要的行为体。离开了国际社会的主要主体-国家，空谈“治理”与保护，只是无源之水，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其他主体所不能承担 的责任。国家的主权的对内处理内政外交至高无上，对外享受平等独立权都使得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强制力使人类社会有组织、有条理的走上环境保护的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李耀芳：《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第5卷第1期 王铁崖

328-334 张炳淳论绿色贸易法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2001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2001．11．15-17·福州)论文

刘佳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中国海洋大学 [法]亚历山大·基斯，张若思编译；‘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l页。

第三篇：《国际法》论文题目

《国际法》案例

（共三个案例，任选一个案例写作，写作模版见附件中的“课程论文写作模板（单题式）”，字数2000～3000字，范文参见“单题式案例类范文”）

案例分析1：

在俄罗斯呼吁下联合国安理会2010年12月19日将就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召开紧急会议。韩国方面也将原定于18～21日在延坪岛附近举行的海上射击训练计划推迟至20日或21日实施。

俄新社报道称，18日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安理会应就朝鲜半岛局势向朝韩双方发去“无法容忍局势继续紧张”的信号。他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相关文件要求安理会就此问题于19日召开紧急会议。他还表示，俄罗斯“非常担心朝鲜局势”，因为“该局势直接影响俄联邦国家安全利益”。

根据上述材料，结合国际法相关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俄罗斯是否有权要求安理会就朝韩问题于召开紧急会议？（2）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讨论朝韩局势？

案例分析2：

根据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 别代表马尔格洛夫向俄新社表示：“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庭的决议还不是最终判决，实施各种政治调解方案可能性的窗口还没有彻底关闭。”

利比亚问题的积极斡旋者之

一、南非总统祖马则对国际刑庭的决定公开表达不满。据南非广播公司报道，南非总统发言人科德瓦表示：“祖马总统就国际刑事法庭针对卡扎菲上校发出逮捕令一事表示担忧，并对此感到极度失望。”

科德瓦说：“非常不幸的是，虽然非洲联盟已通过其专门委员会做出巨大努力，国际刑事法庭仍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目前的进展表明，无论是卡扎菲上校领导的利比亚政府还是全国过渡委员会，双方都显示出（政治解决的）意愿。”他还补充说，签发逮捕令破坏了非盟所做的工作。

请根据上述材料结合国际法相关知识分析下列问题：

（1）国际刑事法庭签发对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逮捕令是否缩小了政治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回旋余地？

（2）国际刑事法庭签发对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逮捕令是否破坏了非盟所做的工作？

第四篇：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并将其作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予以强调。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要求，是对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指明了方向。各级党组织要从思想观念、制度创新、素质提升和内在动力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和实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有效途径，不断增强党员主体意识，维护党员主体权益，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在推进和谐机关建设中更好的发挥广大党员的主力军、突击队和“领头雁”作用。

一、注重教育引导，解决认识误区

从现实来看，造成轻视、忽视党员主体地位问题和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根子还是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有效解决一些党员的思想认识问题。

1、改进教育方式，摆脱思想误区

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和铁路改革的逐步深化，党员个人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价值观念内涵增变，以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心态日趋凸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消极方面的影响，不断地反映到党员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生活中，“党员工作上吃苦头、经济上没甜头、政治上没奔头、党员没当头”的思想在一些党员头脑中滋长蔓延，致使个别党员党性意识淡化，先进作用不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党员教育管理时，还机械地沿袭过去那种把党员当作党的工作对象、开展工作的工具，只强调党员义务，不讲党员权利，就很难开展工作，甚至还会出现管理愈严愈强、效果愈小愈差的反向落差。这显然是有悖于改革开放形势、有悖于铁路和谐发展需要、有悖于党员思想实际的，同时还会让党员在心理上产生“党内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的事，而党员只是处于让干什么干什么的从属地位”的错误认识。

2、加强正面引导，增强党员意识

为此，各级党组织要在党员中深入开展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教育活动，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另一方面又要在党员管理工作中渗透服务功能，做到既监督党员履行义务，又为党员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服务和帮助，促进新形势下党员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自觉培养党员的主体意识。尤其是要使各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之成为一种党性觉悟和自觉行动。

二、注重制度创新，保障党员权益

要不断建立和完善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为核心、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础的党内民主新制度、新机制，激发和调动广大党员参与党内重大决策和管理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1、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建设夯实基础

要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探索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并吸取民主管理的优良经验，建立党员代表提案、评议制度和党员代表定期收集普通党员意见、建议的联系制度等，通过党员代表的“中转站”作用，沟通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它的“最大好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所指出的，“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工作。”“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

2、积极推进党务公开，为党内民主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近年来，我们逐步尝试党务公开，推行了《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季度通报制度》、《党员发展公示制度》、等，有效调动了广大党员参与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践证明，党务公开势在必行，要不断扩大公开范围，重点开展责任公开、制度公开、活动公开、考核公开，内容主要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党组织履行职责和党组织经常性工作等；要建立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坚持党委的重要决策事前向党员征求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利用信息平台、公告栏、会议等形式对党内重大问题、重要活动、重要会议精神通报、廉政述职报告、评先创优通报、警示通报、阶段性工作通报、采纳党员建议和意见落实情况通报、党组织变动情况通报、党员评议通报等；要进一步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推行候选人提名公开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等，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广大党员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

3、建立健全党员权益保护机制，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要严格落实《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切实尊重和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党员的信息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表决建议权、批评监督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申辩申诉权、求助和控诉权等，加强党员对党委会及其领导班子的有效监督，加强党员代表与广大党员的广泛联系，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增强党员代表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进一步推动各级党组织民主化、制度化运作水平。

三、注重素质提高，强化主体作用

党员的能力素质是发挥主体作用的基本前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必须加强党员各方面的教育培训，授之于渔，促进党员综合素质提升。

1、适应党员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引导党员成长进步

党员是先进群体，一方面具有共同远大的革命抱负，在理想上追求真理、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事业上追求奋斗和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党员作为自然人，在追求最高理想的同时，也具有个性化追求，有各自的优势、兴趣和爱好，有差异的脾气、秉性和愿望，有不同的阅历、素养和特长，他们有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更有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各级党组织要关注党员个性化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正确引导党员的价值观，把实现个人

愿景与企业发展愿景结合起来，达到和谐统一。

2、适应党员政治生活的需求，增强党员参政议政能力

作为执政党的党员，政治意识、组织观念比较强烈，对问题的看法比较敏锐并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必须紧贴时代主题和党的中心工作，全面落实“政策业务党员先学、重大事项党员先知、重大决策党员先议、工作落实党员先行”的“四先工作法”，在保障党员正确行使权利的同时，提高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和从事党务工作的能力，使党员在党内生活和工作中拥有更高的参政议事水平和更强的能力，发挥出应有作用。

3、适应党员求知求进的需求，全面提升党员队伍素质

一方面，党组织要刻不容缓地抓好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引导党员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切实转变观念。另一方面，随着铁路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使每个党员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样，也将获得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广大党员要注重主观上的自我提高、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缺点，增强自我净化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还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丰富知识结构，提高职业技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在群众心目中更有威信，更有感召力，也使党更有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注重基础工作，激发内在动力

党员是推进党的建设的真正动力，基层党组织是党员力量的凝聚者和引导者，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是激发党员内在动力的源头。

1、下沉工作重心，增强党组织亲和力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要求党建工作的重心必须下沉，高度重视做好经常性、基层性工作。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建立党员在生产经营主战场发挥模范作用的长效机制，在党的建设中积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对立统一规律所讲的事物内因与外因和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关系的规律，在强化党员外在约束的同时，注重研究党员的需求，在激发党员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上下工夫，为党员提供真诚的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摆正和密切了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亲和力和党员对组织的依附感，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

2、完善基层组织功能，增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员之家”，党员的主体地位要靠基层党组织去落实，党员的权利义务要靠基层党组织去保障。我们通过在党支部开展建设“党员之家”活动，进一步明确“党员之家”的服务功能，搭建对党员的政治尊重、事业激励、学习创新、生活关爱的平台，以“家”的氛围凝聚党员、以“家”的观念关爱党员、以“家”的温馨激励党员、以“家”的形式来唤起党员自觉、主动地履行党员职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达到固党员之基、暖党员之心、聚党员之力、凝党员之魂目的，强化党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报效心理，从而不断激发了党员的主人翁意识。

第五篇：党员主体地位

党员主体地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并通过修改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一系列措施来落实和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其次，2004年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对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权利作了更加具体、规范的规定，对党员权利的保障措施作了进一步完善，对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作了明确界定，使党员的主体地位有了制度保障。此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主体。而在今年6月25日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要继续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进一步将尊重党员民主地位作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这对于扎实稳妥地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近代工业文明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也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引起了严峻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人类文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推进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新思维。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需求，体悟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自然的消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系统的消亡，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并不是人类对其他生命存在物的施舍，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精神信念。

二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有弹性的和不可完全预测的原则，人类的生产劳动要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物质产品的生产，在原料开采、制造、使用至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

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这种公平和共享的道德，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规范。

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理念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实现这一理念，需要进一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尽快建立起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匹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干部定量考核与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为此，至少要做好四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物质指标，转向注重考核以人为本指标；二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指标；三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指标；四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近期利益指标，转向注重考核可持续发展指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小康社会”，发端于邓小平同志对“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雄心壮志的现实思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它的内涵和意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起初，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侧重于解决温饱问题。而到了1997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情况下，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宽裕”的历史任务。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此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此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针对性。比如，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使用“人均”一词，表明我们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再比如，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表明我们党更加重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加突出全面小康社会的自然与环境内涵。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有许许多多实在的“指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新要求，具体包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这里面既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问题，也有和谐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转变消费模式等民生问题

和谐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经过多年来党的理论 探索，“社会和谐”已经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共识。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到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十七大报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提法随处可见，从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些年来党对于社会和谐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只有拥有更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够更好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反过来，只有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实现较大程度的和谐，才能更好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是更高层次上的民主法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增长固然重要，建立和维护一套稳定和公平的规则同样重要。在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中，首要的便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将和谐社会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坚实基础之上。实践表明，完全忽视对个人利益的合法保障，只会带来社会财富增长机制的萎缩，最后必然会损害社会的真正和谐。因此，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要真正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就必须大力加强法治保障。

社会和谐也是更高层次上的公平正义。众所周知，由于社会成员存在能力禀赋上的差异，由于市场规则难免存在不严密的地方，我国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贫富扩大等现象。党中央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等。报告回答了当前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推动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必将有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实际 上是在党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十六大以后，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根据我国发展实践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视角，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加以阐述。从中可以看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党对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实践，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用简明的语言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精辟的概括：“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科学发展，必须要满足四个方面的 “要求”，即：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对于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整的阐述，表明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奠定了新的历史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报告围绕这个主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实现新的更高要求的奋斗目标，报告对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对党内外、国内外普遍关注的关于我们党 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重大问题集中而鲜明的回答。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自此以后，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始终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时期，十七大再次集中而鲜明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

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一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前进道路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体到每个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就有其特殊的规律。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概括了29年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反腐倡廉

在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反腐倡廉工作再次受到重视，报告有多处涉及。根据现行《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有一项涉及反腐倡廉工作的专门议题，就是听取、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可以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各项专门工作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反腐倡廉工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一次代表大会如何评价过去一个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传递出哪些新的信息，对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部署提出怎 样的指导方针，都是重大的议题。笔者通过分析十七大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主要的新信息和新思路，有三个发现——第一，对反腐倡廉工作作了新的概括，并将在党的各项任务中更加突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反腐倡廉建设”是十七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的概括，而之前通用的提法是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等等。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括有以下几个信息：一是，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彻底的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问题的阐述。二是，以“建设”替代“斗争”或“工作”，意味着将使反腐倡廉工作常态化，体现了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基本判断。三是，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显示出在党的各项主要任务，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反腐倡廉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于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任务，同时涉及到其他四项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种突出既体现在纵向比较中（在反腐倡廉工作领域内作历史比较），更体现在横向比较之中（在党的各项主要任务之间进行比较）。后者更主要、更集中地体现了十七大对于未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要求。

十七大之所以提出上述主张，背后无疑就是对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形势的总体判断——虽然在报告中并未具体阐述。反腐倡廉形势的依然严峻甚至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持续严峻是其基本特征。从这个判断出发，对十七大的新精神就容易理解了。

第二，紧紧依靠制度建设深化反腐倡廉工作，并且使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多处，都显示出领导人坚决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例如，“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同时，在更多的地方，都更突出地显露出未来深化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思路，那就是要紧紧依靠制度建设，包括把领导人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也要有效地转化为制度力量。十七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大以来形成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战略方针，体现了对于依靠制度反腐败的重视。而“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主张则更为清晰地体现出了对于依靠权力反腐败和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抉择。

毫无疑问，仅仅依靠权力反腐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靠制度反腐败才是我国最终取得反腐成功的必由之路。依靠制度反腐败之路虽然已经探索了十余年甚至更长，但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由依靠权力反腐败向依靠制度反腐败的转型途中，而且要彻底实现这种转型还有巨大的阻力需要克服，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

可喜的是，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执政党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了，背后则是对以往通过建立制度反腐败的局限或症结的认识的深化。依靠制度反腐败要想成为根本的模式，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实现高度的法治是前提。而要实现法治，前提条件则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十六大报告的思路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十七大报告的思路则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抽象的权力制约诉求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相互制约，这是认识上的飞跃。这种改革思路上的清晰化显然会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当然，认识并不等于改革任务的提上议程，更不等于改革任务的完成，传统体制的惯性思维还会很有市场，改革的阻力势必很大。但至少，思路清晰之后，改革实质性推进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了。

第三，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有效性受到重视。十七大报告有几处提到反腐倡廉工作有效性问题。“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有效”、“严格执行”、“任何”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有效”是直接关注效果的要求；“严格执行”是取得效果的根本保证。再好的计划，不能严格执行，甚至大打折扣，显然都不会产生什么正效果。如果仅依靠权力反腐，在制度上就不可避免地使不少腐败分子成为漏网之鱼，即使受到查办的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执行，那么惩处的威慑效应将几乎丧失殆尽，效果也就谈

不上了。

实事求是地说，以往的反腐败工作，并不太重视效果，或者说并不是结果导向的。正因如此，在反腐倡廉工作总结中，容易局限在本工作领域内作纵向的战略思维或工作计划方面的比较。结果当然是容易看到成就和进展，而对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以及工作中的问题认识不足。倘若关注工作效果，属于结果导向的，那么工作总结的结论一定不同。

十七大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的新信息和新方针是重大的，必将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作者系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基层民主

始于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一场变革正在影响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它让人看到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清晰轨迹。而今，得之于民间的这种民主经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中国基层民主的力量不可低估

庞东村，中国内陆陕西省一个收入富足的村庄。一九九八年底，庞东村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第一次实现了村民推选自己的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实践，也是新中国以来中国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在法律保障下迈出的第一步。

发轫与一九八○年代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终在一九九八年蔚为大观，而在过去五年里，这些朴素的“草根民主”被发扬到更高更广的范围。中国三百多个乡镇开展了乡镇领导直选试点，公推方式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在乡镇党委换届中得到普遍推广。村务公开等乡村民主经验拓展到中央党政部门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

而城市里，社区居委会、职工代表大会、股东大会、业主委员会、听证会等基层组织和形式，在维权、政策呼吁方面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认为，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推动了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发展。

“基层民主的改善为政治体制宏观发展提供了基础；基层民主锻炼了亿万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从技术方面讲，基层民主为整个国家走上高度民主法制的轨道，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

——胡锦涛传递了两个重大信号

中共十七大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两度肯定了过去五年中国基层民主的成就：活力增强，制度更加完善。用俞可平的观点来看，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就是一种“增量民主”：对已有民主存量的增加；在不损害人民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基于这种思想，十七大报告提出“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刘春认为，胡锦涛除了肯定既定成就，更传递了两个重大信号。

“第一，报告提出发展基层民主，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透露出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着力点，就是着力从基层推进，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民主发展既积极又稳妥、最可直接操作的层面。”

另一个信号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刘春说，“这个定调解决了长期以来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基层组织不是政府单位，有效衔接两者关系就要界定政府公权力的范围；改变政府管理越位、缺位、不到位的状况”。

——基层民主是社会和谐必经之路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讲师赖洪毅认为，当前的中国，民生仍是政治的重点，而民意已成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中央党校的刘春则认为，当下中国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在着力

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也急切需要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

“和谐社会和基层民主是内在统一的，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基层民主。”刘春说，民众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争取自己权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基层民主，一个社会如果能保障民众充分发表主张，这样的社会才和谐。

他比喻说，一个组织微观的细胞有了活力，他的整体就有了活力。一个社会的基层有了民主，就能激发社会活力。正鉴于此，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公民意识”和“表达权”。

党建专家甄小英认为，表达权是比选举权更大的概念，民众通过选票、媒体、讨论等都能表达自己的诉求。“新的提法说明执政党有意让基层民主有更多的实现形式。” 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一个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西方语词，首次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

党代会报告中。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是此概念的始作俑者。按照奈氏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体现出的硬实力，还包括因文化、价值观等吸引力表现出的软实力。

在十七大报告中，软实力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形式出现，与之相关的重要论述还包括“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以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此间研究者指出，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确立从国家层面推动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并作出相关系统部署。

在评价探讨全球汉语热催生孔子学院，中法、中俄互办“文化年”，以及日前刚于上海结束的世界特奥会等一系列重大现象和事件时，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是中国软实力日趋走强。有印度媒体以为“现在，所有中国的东西在世界上都令人着迷。”文章分析指出，“中国的软实力因经济活力而产生，反过来又增强了经济活力。”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在赢得广泛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中国也引起了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对其发展前景和存在问题的疑问与担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来自中西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陌生感，会给彼此的对话交流造成一定困难，进而影响到其他经济、外交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一般认为，作为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力，为世界众多国家高度重视。近年来，英国和韩国分别制定了“创意英国”与“活力韩国”的总体方针，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也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努力扩大其语言的国际影响。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地球村不可或缺重要一员的中国，如何以更加主动的姿态，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萃取提炼，同时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寻找一种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并将其精髓展示给世界之需求，正变得日益迫切。

“文化层面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将使国与国之间多几分理解，少几分敌意，这正是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程曼丽如是表示。

然而，这种愿望的实现还要满足一个重要前提。在程曼丽看来，只有当一个国家将文化精髓内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知后，方有可能将其外化为国际符号，并且当这种价值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后，才意味着软实力的真正提升。关于这点，十七大报告显然有所考虑，着墨厚重。如“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增强诚信意

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等内容。

此间观察家指出，除却文化层面，中国政府在十七大报告出炉前，显然已从更高视角认识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大意义。这种真诚努力既体现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全新治国发展理念的提出，又见诸中国在推动朝核六方会谈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既彰显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民生的“殷殷关切意”，又表现在对公民出国文明旅游的“淳淳劝导语”。

在新闻传媒领域，中国在开放度与透明度领域出现的积极变化同样受到国际舆论的肯定。十七大期间，有国外记者向中新社记者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延续这种好的趋势，并认为中国不必对外界的批评报道过分敏感，因为这对每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十分正常的。

约瑟夫?奈日前接受此间媒体专访时称，只要未雨绸缪、妥善处理，“文明的冲突”与“大国政治的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和谐世界”已为人类未来描绘出一幅乐观积极的图景，并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但中国有必要通过“软实力”和负责任的行为来消除世界对其崛起的恐惧。（记者 翁阳）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11月02日 ·党章修改：彰显党的与时俱进 [10月30日13:56] 解读十七大报告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论述 [10月30日10:10] ·又好又快：十七大的关键词 [10月30日09:57]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10月30日09:22]

·把握理论体系科学内涵 [10月30日09:08]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月30日09: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 [10月30日08:4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勇前进 [10月30日08: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发展进步、团结奋斗的旗帜 [10月30日07: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发展进步、团结奋斗的旗帜 [10月29日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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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0月22日09:29]·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0月22日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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