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18论检察官主体地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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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170318论检察官主体地位要点

论检察官主体地位

谢鹏程

目录

一、检察长负责制下的检察官...........................................................................................1

二、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三重障碍...............................................................................5

三、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主任检察官...........................................6

四、确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三项措施...............................................................................9

1内容摘要:适格的责任主体是司法责任制实施的前提。从检察长办案责任制过渡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必须从体制、制度和机制上逐步确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赋予其一定的办案决定权,承认其独立判断的职业特权,确认其代表检察院的法律资格。本文在总结近两轮办案责任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应当主要以办案数量为基本标准确定检察官员额,结合检察一体制,逐步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以检察官独立判断为主、以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为辅,以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职为主、以检察长管理检察院为辅,以检察官独立办案为主、以业务部门监督指导为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部署和推进的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司法改革实质上就是要确立和保障法官、检察官的主体地位,使其能够独立地行使权力并担当责任,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不符合司法规律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检察官主体地位树立不起来,司法责任制就难以落实到位,本轮检察改革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一、检察长负责制下的检察官

我国实行检察长负责制。检察长是人民检察院内惟一具有完整检察权的检察官。虽然检察委员会的民主决策机制对检察长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检察长掌握着检察委员会议 广州大学特聘教授。1

事决策程序的启动权,他不仅决定是否召开检察委员会,而且决定什么内容列入检察委员会的议程;同时,检察长在不同意检察委员会的多数意见时还可以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上级院决定。2 在检察长负责制之下,检察官只是案件的承办人,负责对案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由部门负责人审核,报检察长(通常是其委托的副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执行。检察官有办案建议权和执行权,没有办案决定权。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内,检察官都处于从属于检察长的地位,只有检察长是真正的办案主体和责任主体。然而,检察长实际上是不办案的,只是参与一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决策,办案的是检察官、部门负责人和分管业务的副检察长。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办案的没有决定权,有决定权的不办案。办案权与决定权相分离,办案责任就比较模糊了。理论上说,谁决定认负责,但是实际上参与办案的人员都要负责,由此稀释了办案责任、也模糊和减轻了办案责任。

(一)第一轮司法责任制改革

自2000年始,我国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始实行主诉(办)检察官制度,到新一轮司法责任制改革已经有13年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在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工作方案》、《关于在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意见》、《关于在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开展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省级院及其以下各级院也都制订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权”,即针对传统办案机制层层负责、层层把关导致的效率低下、责任不明、以及错案责任无人承担的问题,赋予主诉检察官一定的独立办案权。虽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应当说预期目标尚未有效达成。从目前情况看,检察机关的办案机制从总体上看似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使是公诉部门,主诉检察官制度推进亦步履艰难。主要的问题是:

1、主诉检察官权力受限,名不符实;

2、主诉检察官在作用有限的情况下,责任心减弱,不能发挥主诉作用;

3、行政职级仍为检察官地位、待遇的依据,主诉检察官的待遇问题无法解决,岗位缺乏吸引力等等。有些地方搞“全员主诉”、“换汤不换药”,主诉制名存实亡,有些地方则完全退回原位,恢复传统办案机制。有的学者认为主诉检察官制度是失败的,这种制度没有什么用,因为受到现行警检关系的牵制。我国现行的侦查活动90%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游离于公诉之外,不能服务于公诉的需要。主诉检察官本事再大,再有经验,却对警察无力指挥、监督和制约,甚至检察官要求警察出庭作证都普遍遭到了拒绝。所以,这只是内部工作管理方式的微调,没有涉及到体制层面的改革。3

参见《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0年版)》,第1·57条。

参见陈瑞华:《中国司法改革的主要课题》,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5卷,第185页。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我国第一次对检察长负责制的改革和突破尝试。这次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一些案件数量较大的检察院,其检察长(主要是副检察长)难以应付案件审批工作,只好下放权力给一部分业务素质较高的检察官,承担起原来由部门负责人和副检察长承担的审批任务,这就是主诉检察官。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任务导向的,它的根源在于案件量大(不一定是案多人少)对办案审批制的冲击。经过宣传和理论解读,它成为通过加强检察官权力配置来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的一剂良方,被推广到全国。在实践中人们逐步发现,主诉检察官的办案决定权的逐步扩大,对传统的检察长负责制构成了威胁,特别是部门负责人和副检察长的权力受到削弱。在案件数量不大的情况下,部门负责人和副检察长成了改革的实际受损者,而这些人在检察院内具有话语霸权。他们以办案质量风险或者主诉检察官办案津贴发放困难等理由,使大部分检察院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名存实亡。与此同时,在那些每年刑事案件有1000件以上的检察院,部门负责人和副检察长仍然具有改革的动力,宁可放弃一些权力,也不愿意承担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办案风险。在这些检察院(譬如北京的海淀区检察院和上海的浦东新区检察院)不仅一直坚持实行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而且借鉴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经验,探索实行主任检察官制。

(二)第二轮司法责任制改革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2013年起在全国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重要契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改革方案中设立的主任检察官这个职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的误读、误解和误用4,也确实有个别检察院在改革探索中把主任检察官作为管理机构而非办案机构来设置。虽然现在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都有主任检察官这个概念,但两地在其设置上存在显著差别。首先,设置的背景和目的不同。前者是在检察院内已有内设业务机构的背景下设置的,目的是要建设办案组织,加强一线办案力量,下放办案权力,确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明晰办案责任。而后者是在检察院内没有内设业务机构而享有独立办案权的检察官数量大增的背景下设置的,目的是在检察长与众多检察官之间建立中间管理环节,5以延伸和强化检察长的管理职能;且主任检察官办公室是业务管理部门,而非办案组织(常规办案组织是检察官加书记员)。其次,主任检察官职责和任务不同。前者的主任检察官是办案组织负责人,可领导一至五名辅助人员(包括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办案,并享有一定的办案决定权;但其领导下的辅助人员即使有检察官身份,也无办案决定权,只协助其从事特 4 参见万毅:《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质疑》,载《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民国99年11月24日总统令修订)第5章第59条第2款规定:“各级法院及分院检察署检察官员额在六人以上者,得分组办事,每组以一人为主任检察官,监督各组事务。”

定工作,完成指定任务。而后者的主任检察官是指导和监督若干检察官,但其辖下的检察官都具有独立的办案决定权;且其仍要亲自办案,只是作为资深检察官,兼有指导和监督其他检察官的职责。因此,前者的主任检察官是直接办案人和办案决定者,不是办案审批者或管理者;而后者的主任检察官既是本人办理案件的决定者,也是其辖下检察官办案的指导和监督者。即前者的主任检察官只是办案机构而不是管理机构,后者的主任检察官首先是管理机构,其次是办案机构。其三,主任检察官法律地位不同。前者的检察官具有依法行使检察权的资格和身份,但非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也非独立的机构,非经检察长指派或授权并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对外进行的活动不具有法律效力。后者的每个检察官都是独立的官署或检察机构,是行使检察权的主体,以本人名义进行的职务行为对外都具有法律效力。即前者的主任检察官尚不具有后者检察官独立的法律地位和完整的办案主体资格。其四,检察官总体素质尚有差异。前者检察官资格的取得(特别是在2002年前)比较容易,且获得资格者不一定具有独立的办案能力。后者获得检察官职务者都具有独立办案的能力。

实行员额制前,大陆地区大多数检察院具有检察官资格或称谓的约占70%,但能够独立办案的仅占30%左右。此次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选拔素质好且具备独立办案能力的检察官来相对独立地担负办案责任,授予其一定的办案决定权。同时,淡化副检察长和内设机构负责人的领导职责,将其行政性管理职能转化为对其他检察官办案的指导和监督职能,将其办案审批职能转变为一线的办案职能,并将其转变为主任检察官。经此改革,副检察长和内设机构负责人虽保留原有职务和称呼,但身份和职位已相当于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即既是一线办案检察官,也兼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而主任检察官也相当于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是办案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一线办案力量,不以审批案件为主要职能。

在改革探索中,把办案组织的负责人称为“主任检察官”,既是从现有检察官中选优择能的结果,也是现行体制下便于检察长授权的需要。即在相关法律修改前,须给具有相对独立办案资格且经授权的检察官以特别的称谓,以区别以前的“主诉检察官”或“主办检察官”,并体现这轮司法改革的特点和意义,而不是简单模仿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的称谓或制度。

实践证明,照搬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并不可取。有的检察长认为此次改革学习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不到位,故在本院直接套用相关制度,或废除内设机构,设立主任检察官以代之,或保留内设机构,在其下增设主任检察官来审批案件。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与此次改革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学习和借鉴必须切合实际。如前文所述,此次改革是要淡化内设机构的管理职能,取消其审批职能,加强检察官的办案权力和责任,因而主任检察官是办案组织的负责人,是一线办案机构。如果不顾现实条件,照搬照套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在内设业务部门之下再设一个管理层级,则增加了检察权运行的审批环节,加剧了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如果废除内设机构,改成主任检察官审批案件,这只是增加几个内设机构而已,对原有行政化业务管理机制并无实质性改革。因此,这两种情况都与增强司法独立性、亲历性和责任性的改革大方向不相符。

到目前为止,两轮司法责任制改革都遇到较大的障碍。相比第一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第二轮司法责任制改革在方案设计上更加全面,配套措施(如员额制、职业保障等)更加有力,但是在实施中并不顺利,而且反对的声音来得更快更多,甚至得到了学术界的呼应。主要原因还是两个方面,一是办案压力不大;二是检察长、副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受到削弱。在一些每年只有100-200件刑事案件的检察院设20-30名检察官员额仍然过多,这样的案件量在民国政府时期或者国外境外一般只需要1-3名检察官就足够了。我们要用十倍的人力物力去完成基本相同的任务,本身就需要人力物力资源的重叠配置。因此,归根到底,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障碍是“人多案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地方的检察院都声称本院存在着严重的“案多人少”的困难。

二、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三重障碍

树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有赖于突破检察长负责制,有赖于检察业务工作机制从行政化管理转变为司法化管理,从层层审批和集体决策转变为检察官负责。这是一次检察业务管理方式的革命。要完成这场革命,我们面临多方面的障碍和制约因素。

(一)观念上的制约。有人说,现在层层审查和多方监督制约尚且难以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如果把检察权交给检察官个人,岂不更加危险?这种担忧恰恰是法治的逻辑起点,也是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逻辑起点。将检察权授予检察官不是基于对检察官的绝对信任,相反地,是基于不信任,是为了防止检察官推脱责任。只有赋予其完整的权力,才能让其承担完全的责任。还有人担心,现在我们检察官的素质和能力足以承担完整的检察责任吗?回答是肯定的。正如我们不用担心农民不会种地一样,我们也不用担心检察官不会办案。近三十年来,法学教育空前发展,培养了大批法律专业人才,择优录用,优中选优,亦取之不尽;况且这些年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中已经录取了相当规模的优秀法律专业人才,检察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是比较高的,只有局部地区需要适当的调剂。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专业人才,而在于现在的检察业务工作机制是否需要和能否容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二)法律上的制约。从不利于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法律条款来看,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各 5

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和检察员若干人。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第4条、第5条等条款还规定,人民检察院是行使检察权的主体。这种“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委员会民主决策”和“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的检察体制和业务管理机制给我们树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留下的空间是有限的,但不构成实质性障碍,因为检察长可以授权检察官代表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实际上,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都是通过检察官来进行的,而且法律没有限制授权的范围。从有利于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法律条款来看,检察官法第2条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第6条还规定:“检察官的职责:

(一)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

(二)代表国家进行公诉;

(三)对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这给树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检察官可以经检察长的授权,代表国家行使各项检察权。不过,检察长授予检察官多大范围的权力和如何领导检察官,这是其中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或者弹性,离真正从法律上树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动力上的制约。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首先是检察长和主管业务的副检察长的自我革命。下放给检察官的权力越多,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权力就越小,其影响力就会降低。当然,在现行体制下检察长可能更担心的是权力失控,政治责任难以承担。这些因素归根到底是利益上的考量,有其客观基础,但合理性不足。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只有在“人少案多”、办案压力大的检察院,才坚持实行主诉(办)检察官制度,才有探索试行司法责任制的积极性,其他检察院则采取限制或者减少下放权力等暗渡陈仓的做法,消极应付,名义上实行主诉(办)或者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实际上仍然实行原来的层层审批制度。解决这个问题,要么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推进,要么通过国家立法或者司法政策来强制推行。

三、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主任检察官

司法责任制改革实质上就是要实现从检察长负责制向检察官负责制的转型。检察官立不起来,司法责任制就推行不下去。然而,由于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树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实施。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检察官独立办案、独立负责。但是,在现行司 6

法体制和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下,在大部分检察院办案压力不大的情况下,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必须经过若干过渡形态,分阶段实施。从一开始,我国大陆地区建立“主任检察官”制度的背景和目的都不同于台湾地区,我们试图建立相对稳定的办案组织,逐步把检察长的办案决定权下放给主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制度就成了检察长负责制向检察官负责制过渡的一种制度安排。

(一)制度定位

主任检察官是依法行使检察权的、相对稳定的办案组织,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检察院内设机构,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职务,也不是一种临时的办案小组。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主任检察官具有业务监督权,分管检察长对主任检察官具有业务监督和业务指导的权力,但是部门负责人和分管副检察长都没有指挥主任检察官的权力,除非分管副检察长直接担任主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只对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负责,对其报告工作,受其领导。依照公务员法第54条的规定和检察一体原则,如果主任检察官认为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明显违法的,可以拒绝按照其指示办案,并请求检察长移转案件,检察长有权将案件移交其他主任检察官。由此,主任检察官就可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办案决定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抵抗“领导权”或者“检察一体”的整合作用,作为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得到了体现和保障。从近年(2013年-2016年)各地试点情况来看,有的地方检察院直接把检察长的一部分办案决定权下放给检察官了,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官的办案决定权基本相当,他们只是在不同领域的办案组织形式而已。主任检察官主要承办侦查业务等方面的案件,检察官主要承办公诉等业务方面案件,这就越过了主任检察官作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设置,直接进入检察官相对独立办案的目标性阶段。只要能够克服相关的阻力,保证检察官相对独立办案,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二)主体资格

主任检察官必须具备检察员资格并具有必要的检察业务工作经验,能够胜任独立办案工作。主任检察官应当从符合条件的本院检察官中择优选拔,人员数量一般应在现有业务部门数量的两倍到三倍左右,大致是原来业务部门的正副职负责人人数,其中,有少量不能独立办案的正副职可以由有能力独立办案且可能晋升副职的检察官来替补。选拔程序的设置应当把如下四个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本人自愿;二是业务考试;三是考核和评议;四是党管干部。在选拔过程中,我们应当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条件成熟一个选拔一个,甚至可以先在某一个或者几个业务部门试行,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向全院推开。对于已经退居二线的院领导,本人自愿和工作需要的,应当允许甚至鼓励其担任主任检察官,并享受主任检察官的

全部待遇。目前,有的基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年过50岁后就退居二线,对业务出身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主任检察官制度正是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业务专长的良好途径。但是,做了主任检察官就必须亲自办案和审核案件,不能空有其名而不履行其职。

(三)职责范围

主任检察官既要办案,也要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办案组的办案活动。监督主要是对办案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和纠正;组织和协调主要是安排重大问题调查研究、重大专项活动策划、办理等。主任检察官要办案,但要以承办新型案件、疑难案件、社会关注案件、重信重访案件为主,没有这些类型的案件时,也可以办理普通的案件以减轻其他检察官的办案压力。主任检察官承办案件数量应当比普通检察官要少30%左右,以便其腾出时间和精力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对主任检察官办案决定权的下放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在起步阶段,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保留立案、撤案、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不批准逮捕、撤销逮捕、不起诉、变更起诉、撤回起诉、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检察建议、抗诉、回复下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等决定权,主任检察官行使这些办案权应当报请审查批准。在第二阶段可以进一步放权,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仅保留消极性检察权即关于停止诉讼活动或者撤销诉讼行为的决定权,将积极性检察权即有关诉讼活动向前推进的决定权全部下放给主任检察官,因为这些权力将受到内部考核、当事人和法院等方面的监督制约。从各地改革探索的实践来看,逐步下放办案决定权是大势所趋。

(四)办案组织

主任检察官由一名检察员担任,配备辅助人员2至4人,包括一至三名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一名书记员,形成相对稳定的办案组织,合称“主任检察官办案组”。主任检察官由检察长经检察委员会或者院党组决定任命,辅助人员实行双向选择。对于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检察长可以决定临时合并若干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形成临时性办案组,任命一名副检察长或者资深主任检察官担任主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及其辅助人员相对固定,必要时可以临时调整辅助人员。临时抽调部分辅助人员的,必须保留至少一名检察官。

(五)工作机制

对于主任检察官,分派案件和日常业务监督由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违纪违法行为的处理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业务指导由分管副检察长负责,业务领导和人员配备由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负责,任免、考评、奖惩和晋升由政治部协助院党组和检察委员会进行。主任检察官全权负责主任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辅助人员必须服从主任检察官领导,对主任检察官负责。

辅助人员不服从主任检察官的工作安排,或由于不负责任使工作出现重大失误的,主任检察官可以向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建议更换或者依照相关程序予以惩戒。辅助人员认为主任检察官的指令违法或者违纪的,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主任检察官不接受意见的,可以向相关部门、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书面反映情况;对于完全按照主任检察官指令执行的行为,由主任检察官承担责任;对于超出主任检察官指令范围或者不按照主任检察官指令执行的行为,由本人承担责任。

(六)保障机制

建立检察官等级、办案决定权、职级待遇三合一的保障机制。在各级检察院,按照检察官法律职务的等级设置主任检察官办公室,配置相应的办案决定权,享有相应的工资津贴等福利。打破以行政职级替代法律职务的格局,解决检察官法律职务空转的问题,打通业务检察官的晋升通道,避免实际存在的行政职务决定法律职务晋升的现象,使从事业务的检察官在法律职务上可以晋升到相当于副检察长的职级,从而调动和激发检察官从事业务工作的积极性,使办案一线留得住优秀的检察官。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对于检察改革犹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农村经济改革,可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前者如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后者如粮食短缺、出工不出力),但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者如检察职能的整体效能,后者如集约经营);它的实施会导致检察院内部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不会动摇现行的检察体制;它是一面旗帜、一个方向,只要把普通检察官动员起来,他们会创造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完美制度。因此,我们课题组所提供的《实施规则》是一个开放的体制、弹性的制度,有待于广大检察官的创新和实践去充实和完善。

四、确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三项措施

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树立检察官主体地位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也是从检察长负责制向检察官负责制的过渡环节;司法责任制改革与检察官主体地位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改革的推进程度与主体地位的树立息息相关,检察官的地位直接反映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进展。

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下,检察官的地位将如何提升和提升到什么程度,判断的标准有三条,一是检察委员会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检察官独立判断?二是检察官在多大范围内可以直接代表人民检察院?三是内设业务部门还能发挥什么样的和多大的作用?我们要确立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就要从这三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一)从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过渡到检察官独立判断

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容否定的,而且在以往检察队伍素质整体不 9

高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决策保障作用;但是,它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方式是有限的,过度地夸大检察委员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司法的亲历性原则和集体决策的合理界限。首先,司法决策必须强调亲历性。司法决策与行政决策的重要差别是,行政决策处理的大多数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方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和理解的;而司法决策处理的都是关于过去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只有当事人和证人才有感受和认识。司法决策强调决策者作出裁定必须亲自聆听了诉讼双方的陈述和辩解(古人云,须听两造之词),对各项证据的采信必须经过举证、质证等环节,否则,难以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其次,集体决策的范围是有界限的。根据国外社会学和社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集体决策的优势主要在于从多个选项中择其一;个人决策的优势在于长链条、多环节的逻辑推理。对于司法决策来说,检察委员会比较擅长于对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判断,而不擅长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果案件事实存在疑问,提交检察委员会决策是难以作出正确决策的。合议庭任何决策的合理性在于它具有亲历性,它听取了各方的主张和理由,经历了举证和质证的过程。检察委员会就不可能具有这样的亲历性,因而其决策范围应当受到限制。

检察官作为司法官具有独立判断的职业特权。检察官是法律的卫士,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既要对违法犯罪行为疾恶如仇、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要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注意收集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审查和判断,对法律适用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判断和意见必须是检察官根据法律、证据和良心作出,不应当受到任何外在的影响或者干扰。根据检察一体原则,上级检察院和本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有权改变检察官的决定,但是必须征得检察官本人同意,如果检察官坚持自己的判断和意见,检察长可以决定更换办案人。在检察一体原则与检察官相对独立发生冲突时,必须在尊重检察官的判断和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正当程序改变检察官的决定。对于这个正当程序各国有不同的设置和要求,大致说来,如果改变的决定来自检察院外部,它应当向社会公开,或者检察官有权向社会公开;如果改变的决定来自检察院内部,有的允许公开,有的不允许公开。我们认为,凡是改变原检察官决定的指令,一要以书面形式提出;二要公开透明。这样,才能杜绝来自检察系统内外的干扰,保证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

从检察委员会决策过渡到检察官独立判断是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中特有的现象,它的过渡形态和时间跨度都取决于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度。

(二)从检察长代表检察院过渡到检察官代表检察院

在现行法律中,检察长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定代表,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都是受检察长的指派。2015年至2016年在一些公益诉讼试点地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法庭开庭时,检察官未带检察长的授权委托书,法庭坚持要休庭,并认为检察官无授权委托书则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的行为。这种做法看起来具有法律根据,因为法律规定起诉是人民检察院的行为,而只有检察长才是人民检察院的代表,其他检察官必须经检察长的授权。实际上,这是忽视了检察一体原则,在检察机关内部,检察官的行为是受检察长安排或者按照内部工作机制进行的,如果违反了上述规则,会受到纠正或者惩戒,因此,检察官出庭当然是代表人民检察院的职务行为,无需特别授权和委托。这种现象的发生恰恰说明,我国检察长地位畸高而检察官地位畸低已经发展到比较极端的程度,确实到了提升检察官地位的历史时期。

检察官作为人民检察院的代表是检察一体原则的应有之义。检察官的职务活动包括执行各种法定职能都是国家检察职能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检察系统内各级人民检察院和本检察院内部各部门都应当给予积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这是检察一体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检察官不仅是人民检察院的代表,而且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从检察官诞生之日起,他就是国家的代表,不管是作为皇帝的代表,还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立足点都是国家,其职能活动都是国家职能活动。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是不是国家的天然代表,是不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定代表。

在现代国家里,检察官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官厅,他本身就是检察机关,他的言行就是代表国家作出的言行。我国检察官要达到这样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跨越这一段历史长河,有待于国家立法的发展。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中,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应当逐步得到确认和提升。

(三)从业务部门办案过渡到检察官办案

长期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内设的各个业务部门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办案组织。检察官只是这些办案组织中的案件“承办人”,只有提出办案的意见和建议的权利,没有办案决定权。显然,检察官地位不彰,最直接掩蔽其主体性的组织形式就是各业务部门。因此,要树立检察官地位,首要的就是突破业务部门局限,改革业务部门这一基本的、传统的办案组织形式。在这个意义说,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做的不是加强办案组织建设,而是要加强办案组织的改革,让检察官从业务部门中解放出来,让检察官成为常规的办案组织。

主任检察官制度作为一项改革成果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从检察长负责制向检察官负责制的过渡形式,承担检察长下放的办案决定权,这种过渡形式不是必经的阶段,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直接跨越。二是作为检察侦查活动的组织形式和办理重大复杂公诉案件的组织形式以及检察官的日常监督者,具有长期的存在价值和需要。譬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就是一种替代内设业务机构的、宽松的监督和指导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任检察官可能

成为现有业务部门的替代者或者过渡性组织形式。

从清朝末期到现在,检察官一路走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是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获得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成为检察权的主体。

第二篇:党员主体地位

党员主体地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并通过修改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一系列措施来落实和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其次,2004年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对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权利作了更加具体、规范的规定,对党员权利的保障措施作了进一步完善,对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作了明确界定,使党员的主体地位有了制度保障。此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主体。而在今年6月25日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要继续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进一步将尊重党员民主地位作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这对于扎实稳妥地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近代工业文明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也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引起了严峻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人类文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推进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新思维。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需求,体悟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自然的消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系统的消亡,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并不是人类对其他生命存在物的施舍,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精神信念。

二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有弹性的和不可完全预测的原则,人类的生产劳动要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物质产品的生产,在原料开采、制造、使用至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

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这种公平和共享的道德,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规范。

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理念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实现这一理念,需要进一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尽快建立起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匹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干部定量考核与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为此,至少要做好四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物质指标,转向注重考核以人为本指标;二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指标;三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指标;四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近期利益指标,转向注重考核可持续发展指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小康社会”,发端于邓小平同志对“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雄心壮志的现实思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它的内涵和意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起初,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侧重于解决温饱问题。而到了1997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情况下,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宽裕”的历史任务。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此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此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针对性。比如,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使用“人均”一词,表明我们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再比如,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表明我们党更加重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加突出全面小康社会的自然与环境内涵。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有许许多多实在的“指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新要求,具体包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这里面既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问题,也有和谐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转变消费模式等民生问题

和谐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经过多年来党的理论 探索,“社会和谐”已经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共识。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到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十七大报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提法随处可见,从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些年来党对于社会和谐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只有拥有更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够更好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反过来,只有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实现较大程度的和谐,才能更好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是更高层次上的民主法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增长固然重要,建立和维护一套稳定和公平的规则同样重要。在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中,首要的便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将和谐社会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坚实基础之上。实践表明,完全忽视对个人利益的合法保障,只会带来社会财富增长机制的萎缩,最后必然会损害社会的真正和谐。因此,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要真正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就必须大力加强法治保障。

社会和谐也是更高层次上的公平正义。众所周知,由于社会成员存在能力禀赋上的差异,由于市场规则难免存在不严密的地方,我国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贫富扩大等现象。党中央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等。报告回答了当前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推动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必将有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实际 上是在党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十六大以后,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根据我国发展实践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视角,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加以阐述。从中可以看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党对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实践,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用简明的语言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精辟的概括:“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科学发展,必须要满足四个方面的 “要求”,即: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对于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整的阐述,表明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奠定了新的历史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报告围绕这个主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实现新的更高要求的奋斗目标,报告对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对党内外、国内外普遍关注的关于我们党 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重大问题集中而鲜明的回答。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自此以后,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始终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时期,十七大再次集中而鲜明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

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一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前进道路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体到每个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就有其特殊的规律。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概括了29年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反腐倡廉

在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反腐倡廉工作再次受到重视,报告有多处涉及。根据现行《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有一项涉及反腐倡廉工作的专门议题,就是听取、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可以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各项专门工作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反腐倡廉工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一次代表大会如何评价过去一个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传递出哪些新的信息,对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部署提出怎 样的指导方针,都是重大的议题。笔者通过分析十七大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主要的新信息和新思路,有三个发现——第一,对反腐倡廉工作作了新的概括,并将在党的各项任务中更加突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反腐倡廉建设”是十七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的概括,而之前通用的提法是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工作等等。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括有以下几个信息:一是,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彻底的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问题的阐述。二是,以“建设”替代“斗争”或“工作”,意味着将使反腐倡廉工作常态化,体现了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基本判断。三是,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显示出在党的各项主要任务,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反腐倡廉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于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任务,同时涉及到其他四项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种突出既体现在纵向比较中(在反腐倡廉工作领域内作历史比较),更体现在横向比较之中(在党的各项主要任务之间进行比较)。后者更主要、更集中地体现了十七大对于未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要求。

十七大之所以提出上述主张,背后无疑就是对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形势的总体判断——虽然在报告中并未具体阐述。反腐倡廉形势的依然严峻甚至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持续严峻是其基本特征。从这个判断出发,对十七大的新精神就容易理解了。

第二,紧紧依靠制度建设深化反腐倡廉工作,并且使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多处,都显示出领导人坚决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例如,“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同时,在更多的地方,都更突出地显露出未来深化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思路,那就是要紧紧依靠制度建设,包括把领导人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也要有效地转化为制度力量。十七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大以来形成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战略方针,体现了对于依靠制度反腐败的重视。而“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主张则更为清晰地体现出了对于依靠权力反腐败和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抉择。

毫无疑问,仅仅依靠权力反腐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靠制度反腐败才是我国最终取得反腐成功的必由之路。依靠制度反腐败之路虽然已经探索了十余年甚至更长,但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由依靠权力反腐败向依靠制度反腐败的转型途中,而且要彻底实现这种转型还有巨大的阻力需要克服,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

可喜的是,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执政党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了,背后则是对以往通过建立制度反腐败的局限或症结的认识的深化。依靠制度反腐败要想成为根本的模式,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实现高度的法治是前提。而要实现法治,前提条件则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十六大报告的思路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十七大报告的思路则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抽象的权力制约诉求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相互制约,这是认识上的飞跃。这种改革思路上的清晰化显然会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当然,认识并不等于改革任务的提上议程,更不等于改革任务的完成,传统体制的惯性思维还会很有市场,改革的阻力势必很大。但至少,思路清晰之后,改革实质性推进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了。

第三,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有效性受到重视。十七大报告有几处提到反腐倡廉工作有效性问题。“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有效”、“严格执行”、“任何”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有效”是直接关注效果的要求;“严格执行”是取得效果的根本保证。再好的计划,不能严格执行,甚至大打折扣,显然都不会产生什么正效果。如果仅依靠权力反腐,在制度上就不可避免地使不少腐败分子成为漏网之鱼,即使受到查办的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执行,那么惩处的威慑效应将几乎丧失殆尽,效果也就谈

不上了。

实事求是地说,以往的反腐败工作,并不太重视效果,或者说并不是结果导向的。正因如此,在反腐倡廉工作总结中,容易局限在本工作领域内作纵向的战略思维或工作计划方面的比较。结果当然是容易看到成就和进展,而对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以及工作中的问题认识不足。倘若关注工作效果,属于结果导向的,那么工作总结的结论一定不同。

十七大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的新信息和新方针是重大的,必将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作者系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基层民主

始于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一场变革正在影响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它让人看到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清晰轨迹。而今,得之于民间的这种民主经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中国基层民主的力量不可低估

庞东村,中国内陆陕西省一个收入富足的村庄。一九九八年底,庞东村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第一次实现了村民推选自己的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实践,也是新中国以来中国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在法律保障下迈出的第一步。

发轫与一九八○年代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终在一九九八年蔚为大观,而在过去五年里,这些朴素的“草根民主”被发扬到更高更广的范围。中国三百多个乡镇开展了乡镇领导直选试点,公推方式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在乡镇党委换届中得到普遍推广。村务公开等乡村民主经验拓展到中央党政部门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

而城市里,社区居委会、职工代表大会、股东大会、业主委员会、听证会等基层组织和形式,在维权、政策呼吁方面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认为,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推动了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发展。

“基层民主的改善为政治体制宏观发展提供了基础;基层民主锻炼了亿万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从技术方面讲,基层民主为整个国家走上高度民主法制的轨道,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

——胡锦涛传递了两个重大信号

中共十七大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两度肯定了过去五年中国基层民主的成就:活力增强,制度更加完善。用俞可平的观点来看,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就是一种“增量民主”:对已有民主存量的增加;在不损害人民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基于这种思想,十七大报告提出“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刘春认为,胡锦涛除了肯定既定成就,更传递了两个重大信号。

“第一,报告提出发展基层民主,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透露出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着力点,就是着力从基层推进,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民主发展既积极又稳妥、最可直接操作的层面。”

另一个信号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刘春说,“这个定调解决了长期以来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基层组织不是政府单位,有效衔接两者关系就要界定政府公权力的范围;改变政府管理越位、缺位、不到位的状况”。

——基层民主是社会和谐必经之路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讲师赖洪毅认为,当前的中国,民生仍是政治的重点,而民意已成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中央党校的刘春则认为,当下中国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在着力

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也急切需要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

“和谐社会和基层民主是内在统一的,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基层民主。”刘春说,民众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争取自己权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基层民主,一个社会如果能保障民众充分发表主张,这样的社会才和谐。

他比喻说,一个组织微观的细胞有了活力,他的整体就有了活力。一个社会的基层有了民主,就能激发社会活力。正鉴于此,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公民意识”和“表达权”。

党建专家甄小英认为,表达权是比选举权更大的概念,民众通过选票、媒体、讨论等都能表达自己的诉求。“新的提法说明执政党有意让基层民主有更多的实现形式。” 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一个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西方语词,首次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

党代会报告中。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是此概念的始作俑者。按照奈氏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体现出的硬实力,还包括因文化、价值观等吸引力表现出的软实力。

在十七大报告中,软实力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形式出现,与之相关的重要论述还包括“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以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此间研究者指出,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确立从国家层面推动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并作出相关系统部署。

在评价探讨全球汉语热催生孔子学院,中法、中俄互办“文化年”,以及日前刚于上海结束的世界特奥会等一系列重大现象和事件时,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是中国软实力日趋走强。有印度媒体以为“现在,所有中国的东西在世界上都令人着迷。”文章分析指出,“中国的软实力因经济活力而产生,反过来又增强了经济活力。”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在赢得广泛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中国也引起了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对其发展前景和存在问题的疑问与担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来自中西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陌生感,会给彼此的对话交流造成一定困难,进而影响到其他经济、外交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一般认为,作为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力,为世界众多国家高度重视。近年来,英国和韩国分别制定了“创意英国”与“活力韩国”的总体方针,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也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努力扩大其语言的国际影响。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地球村不可或缺重要一员的中国,如何以更加主动的姿态,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萃取提炼,同时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寻找一种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并将其精髓展示给世界之需求,正变得日益迫切。

“文化层面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将使国与国之间多几分理解,少几分敌意,这正是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程曼丽如是表示。

然而,这种愿望的实现还要满足一个重要前提。在程曼丽看来,只有当一个国家将文化精髓内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知后,方有可能将其外化为国际符号,并且当这种价值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后,才意味着软实力的真正提升。关于这点,十七大报告显然有所考虑,着墨厚重。如“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增强诚信意

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等内容。

此间观察家指出,除却文化层面,中国政府在十七大报告出炉前,显然已从更高视角认识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大意义。这种真诚努力既体现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全新治国发展理念的提出,又见诸中国在推动朝核六方会谈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既彰显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民生的“殷殷关切意”,又表现在对公民出国文明旅游的“淳淳劝导语”。

在新闻传媒领域,中国在开放度与透明度领域出现的积极变化同样受到国际舆论的肯定。十七大期间,有国外记者向中新社记者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延续这种好的趋势,并认为中国不必对外界的批评报道过分敏感,因为这对每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十分正常的。

约瑟夫?奈日前接受此间媒体专访时称,只要未雨绸缪、妥善处理,“文明的冲突”与“大国政治的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和谐世界”已为人类未来描绘出一幅乐观积极的图景,并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但中国有必要通过“软实力”和负责任的行为来消除世界对其崛起的恐惧。(记者 翁阳)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11月02日 ·党章修改:彰显党的与时俱进 [10月30日13:56] 解读十七大报告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论述 [10月30日10:10] ·又好又快:十七大的关键词 [10月30日09:57]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10月30日09:22]

·把握理论体系科学内涵 [10月30日09:08]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月30日09: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 [10月30日08:4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勇前进 [10月30日08: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发展进步、团结奋斗的旗帜 [10月30日07: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发展进步、团结奋斗的旗帜 [10月29日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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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0月22日09:29]·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0月22日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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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并将其作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予以强调。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要求,是对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指明了方向。各级党组织要从思想观念、制度创新、素质提升和内在动力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和实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有效途径,不断增强党员主体意识,维护党员主体权益,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在推进和谐机关建设中更好的发挥广大党员的主力军、突击队和“领头雁”作用。

一、注重教育引导,解决认识误区

从现实来看,造成轻视、忽视党员主体地位问题和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根子还是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有效解决一些党员的思想认识问题。

1、改进教育方式,摆脱思想误区

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和铁路改革的逐步深化,党员个人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价值观念内涵增变,以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心态日趋凸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消极方面的影响,不断地反映到党员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生活中,“党员工作上吃苦头、经济上没甜头、政治上没奔头、党员没当头”的思想在一些党员头脑中滋长蔓延,致使个别党员党性意识淡化,先进作用不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党员教育管理时,还机械地沿袭过去那种把党员当作党的工作对象、开展工作的工具,只强调党员义务,不讲党员权利,就很难开展工作,甚至还会出现管理愈严愈强、效果愈小愈差的反向落差。这显然是有悖于改革开放形势、有悖于铁路和谐发展需要、有悖于党员思想实际的,同时还会让党员在心理上产生“党内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的事,而党员只是处于让干什么干什么的从属地位”的错误认识。

2、加强正面引导,增强党员意识

为此,各级党组织要在党员中深入开展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教育活动,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另一方面又要在党员管理工作中渗透服务功能,做到既监督党员履行义务,又为党员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服务和帮助,促进新形势下党员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自觉培养党员的主体意识。尤其是要使各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之成为一种党性觉悟和自觉行动。

二、注重制度创新,保障党员权益

要不断建立和完善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为核心、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础的党内民主新制度、新机制,激发和调动广大党员参与党内重大决策和管理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1、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建设夯实基础

要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探索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并吸取民主管理的优良经验,建立党员代表提案、评议制度和党员代表定期收集普通党员意见、建议的联系制度等,通过党员代表的“中转站”作用,沟通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它的“最大好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所指出的,“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工作。”“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

2、积极推进党务公开,为党内民主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近年来,我们逐步尝试党务公开,推行了《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季度通报制度》、《党员发展公示制度》、等,有效调动了广大党员参与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践证明,党务公开势在必行,要不断扩大公开范围,重点开展责任公开、制度公开、活动公开、考核公开,内容主要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党组织履行职责和党组织经常性工作等;要建立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坚持党委的重要决策事前向党员征求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利用信息平台、公告栏、会议等形式对党内重大问题、重要活动、重要会议精神通报、廉政述职报告、评先创优通报、警示通报、阶段性工作通报、采纳党员建议和意见落实情况通报、党组织变动情况通报、党员评议通报等;要进一步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推行候选人提名公开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等,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广大党员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

3、建立健全党员权益保护机制,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要严格落实《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切实尊重和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党员的信息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表决建议权、批评监督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申辩申诉权、求助和控诉权等,加强党员对党委会及其领导班子的有效监督,加强党员代表与广大党员的广泛联系,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增强党员代表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进一步推动各级党组织民主化、制度化运作水平。

三、注重素质提高,强化主体作用

党员的能力素质是发挥主体作用的基本前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必须加强党员各方面的教育培训,授之于渔,促进党员综合素质提升。

1、适应党员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引导党员成长进步

党员是先进群体,一方面具有共同远大的革命抱负,在理想上追求真理、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事业上追求奋斗和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党员作为自然人,在追求最高理想的同时,也具有个性化追求,有各自的优势、兴趣和爱好,有差异的脾气、秉性和愿望,有不同的阅历、素养和特长,他们有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更有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各级党组织要关注党员个性化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正确引导党员的价值观,把实现个人

愿景与企业发展愿景结合起来,达到和谐统一。

2、适应党员政治生活的需求,增强党员参政议政能力

作为执政党的党员,政治意识、组织观念比较强烈,对问题的看法比较敏锐并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必须紧贴时代主题和党的中心工作,全面落实“政策业务党员先学、重大事项党员先知、重大决策党员先议、工作落实党员先行”的“四先工作法”,在保障党员正确行使权利的同时,提高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和从事党务工作的能力,使党员在党内生活和工作中拥有更高的参政议事水平和更强的能力,发挥出应有作用。

3、适应党员求知求进的需求,全面提升党员队伍素质

一方面,党组织要刻不容缓地抓好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引导党员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切实转变观念。另一方面,随着铁路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使每个党员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样,也将获得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广大党员要注重主观上的自我提高、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缺点,增强自我净化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还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丰富知识结构,提高职业技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在群众心目中更有威信,更有感召力,也使党更有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注重基础工作,激发内在动力

党员是推进党的建设的真正动力,基层党组织是党员力量的凝聚者和引导者,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是激发党员内在动力的源头。

1、下沉工作重心,增强党组织亲和力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要求党建工作的重心必须下沉,高度重视做好经常性、基层性工作。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建立党员在生产经营主战场发挥模范作用的长效机制,在党的建设中积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对立统一规律所讲的事物内因与外因和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关系的规律,在强化党员外在约束的同时,注重研究党员的需求,在激发党员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上下工夫,为党员提供真诚的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摆正和密切了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亲和力和党员对组织的依附感,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

2、完善基层组织功能,增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员之家”,党员的主体地位要靠基层党组织去落实,党员的权利义务要靠基层党组织去保障。我们通过在党支部开展建设“党员之家”活动,进一步明确“党员之家”的服务功能,搭建对党员的政治尊重、事业激励、学习创新、生活关爱的平台,以“家”的氛围凝聚党员、以“家”的观念关爱党员、以“家”的温馨激励党员、以“家”的形式来唤起党员自觉、主动地履行党员职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达到固党员之基、暖党员之心、聚党员之力、凝党员之魂目的,强化党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报效心理,从而不断激发了党员的主人翁意识。

第四篇: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打造高效课堂

新课程标准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个体生为主体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个体生命全面关怀,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需要,创设适合每个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环境,唤醒学生“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课堂是一个舞台,人人自由,充分展示自我,我成功,我快乐。在本次课内比较学活动中,我们八年级语文教师总结出教学中要突出学生的课堂教学主体地位,能提高学习效率,打造高效课堂

一、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

学生学习积极性指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有浓厚的兴趣,主动、自觉地进行学习内容的探索。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越高,课堂教学效率就越高。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明,通过激发兴趣,人的积极性甚至可以增加3~4倍。激发学生的兴趣就是点燃渴望知识火药的导火索。

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开端引趣就是其中的一种。上课一开始以趣引入,会激发学生强烈的兴趣。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课题的引入,教师要把课堂教学变成一种向知识奥秘探索的活动,甚至是神秘的探究活动,一开课就要把学生的兴趣勾起来。一节课的开端实在太重要了,它如同在战斗中选择一个突破口一样,辉煌的战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必须重视开端时的趣味性。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参与竞争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措施。竞争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因而能调动积极性。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教师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之中参加竞争。如果你仔细观察,学生在竞争中是非常活跃的,连后进生都不甘示弱。在朗读课文时,让学生比一比,谁读得有感情,谁领会得深刻;在总结课文时,比一比谁的发言有创意。比赛的形式可以是以学生个体为竞争对手,也可以是以小组为单位成为竞争对手等等。

刻意求新,同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喜新是人的共同心理,好奇更是青少年突出的心理特征。学生最烦教师教得千篇一律,语文课每次是作者介绍、时代背景、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总结写作特点等等。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要结合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求新求奇。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说:必须使你的每一节课有点新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新词汇。抓住学生求新心理,不断在学生面前展现那个灿烂的知识新天地,你就会受到欢迎。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教学的方式方法要尽量多一些,活一些。讲述、读书、讨论交替进行,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有新意,有新意就能兴奋起来。只有兴奋性脑力劳动,才会使学习过程本身出现美妙的境界,就好象步入百花盛开的花园到处能够闻到芳香,又好象是品尝了醇香的美酒,充满了醉意。学生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就能喜欢学习,上课能积极参与,精力集中,在学习过程中能自觉学习,他们的学习目标已不是为了分数,而是切切实实地掌握和运用知识,提高了课堂效率。

二、开展自主合作学习,提高课堂效率。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要,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是就学习的内在品质而言,相对“被动学习”、“机械学习”和“他主学习”,是关注学习者的主体性和能力动性,是由学生自主而不是受他人支配的学习方式。所谓合作学习,就不是学生单人的学习行为,它是以小组为单位的学习方式,是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体交流,共同探讨,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来促进学习,通过大家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共同达成教学目标。

像一篇文章的字音、词义,必须让学生利用工具书查阅认知,尤其是词义要让学生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推知,并且标注在书上,养成习惯,自己动手去做。文学常识让学生利用工具自己书查阅。对于课文内容自己要能概括,要有自己的感知领悟。在阅读中要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进而思考。对于重点词语、句子、精彩部分等有自己的所得,简要的批注在字里行间。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的认知、感悟、思考,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就学生读书中的问题,一部分学生自己通过深入思考能自行解决,还有一部分需要合作交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互相启发,才能解决。教师把有价值的问题梳理出来,“还”给学生,引导学生读书、思考、讨论,在合作交流启发中求得问题的解决。理解课文重点如学习《三峡》一文时,在了解了课文大意,理清了叙述顺序后进入重点段落的合作学习。教师梳理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本文写山、写水,反复朗读全文,你感受较深的是哪个景物?为什么?

步骤1 先指定小组读——“古诗文吟诵组”示范配乐朗诵

步骤2 分组读,每组一段接龙形式朗读

步骤3 利用组内合作的形式讨论老师指定的问题,或让每个学生提出自己学习时弄不懂的问题。在组内讨论解决;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可由小组长将这些问题整理归纳后面向全班提出。经各组相互补充、讨论解答。

步骤4我们组觉得感受较深的景是水。因为水是长江的灵魂,如果没有水哪来的三峡之景。而且从“古诗文吟诵组”示范配乐朗读中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水在流动,在变化。

师:讲得很精彩。看来同学们与我真是“心有灵犀”啊!那么,本节课我们不妨把学习的眼光聚焦在三峡之水。请同学们再读写水部分(2-3段)。分析三峡之水有什么特点,并且能说说理由。(学生合作学习,待小组示意合作已有结果后,进行小组交流)

步骤5 各组学生讨论,争先回答分析水的特点:

生1:三峡的水急,流速快。从“或王命急宣……不以疾也”可以看出。生2:三峡的水清。从“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看出。

生3:三峡的水绿。从绿潭中看出,虽然水本身没颜色,但由于绿树的倒影使水变绿了。

生4:三峡的水深。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和“素湍绿潭”的“潭”中可以看出。

这样学生在合作交流之后归纳综合,问题不但解决了,而且认识也加深了。

三、教学活动生活化,提高课堂效率。

要实施语文口语训练“生活化”。新教材构造的写作、口语交际教材系统,是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把口语训练摆在突出的位置。要讲究口语训练的“生活化”,就是做到训练应面对生活的实践,着眼于学生学以致用的教学重心点,因此教师要想方设法为学生营造说的环境、说的内容、说的方法,给学生以充分说的机会,给学生创设语文“生活化”的情境。例如进行语文课堂内的各种朗读和表演实践,可以结合课文中诗歌、散文、剧本、小说的不同语言特色,使课堂教学适当地小品化、朗诵化、音乐化、故事化,从而达到对说的内容、胆量、声音、感觉、姿态等方面进行有系统的训练。另外,还可充分利用课

前三分钟的演讲,引导学生评论发生在身边、周围的人和事,或评论校园生活。

实施创新作文训练“生活化”的方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一切写作的源头活水,写作是对生活的高度概述。强化作文训练“生活化”,就是强调学生作文要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写自己的联想和想象,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和真情实感。现实生活是五彩缤纷的,我们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它每天每时每刻或多或少会生发出些许的感动,正是有了这些许的感受因而使我们能捕捉瞬间的灵感,从而点滴成文。因此,语文教

师要引导学生多留心生活、观察生活、感受生活;要求学生写真话,抒真情,写实感;要指导青少年学生平时养成善于观察生活的习惯,注重捕捉生活小事中点滴;要培养学生认识生活、丰富生活、创造生活。伟大文学家茅盾说:“应该时时刻刻身边有一支铅笔和一本草簿,无论到哪里,你要竖起耳朵,睁开眼睛,像哨兵一样的警觉,把所见所闻随时记下来。”如果把这些与本身已有的感知素材融化,在自己的头脑中闪烁,开流掘源,把握其内涵,从而获得写作灵感。写有源头,全局皆活。

从教材中理解生活,体验生活。可利用学生生活实际和教材之间的反差,激起学生强烈的探究欲望,自然的开启学生思维的大门,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培养,并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也可积极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寻找与文中的生活相似体验,使学生的情感和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进而更好的进行教学实践活动,这样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课堂提问要以“生“为本,注重优质高效。

课堂提问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启发学生思维、传授课本知识,控制教学过程,进行课堂反馈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始终,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成败。教师必须细细揣摩,问到关键处,问到有用之处,问到学生心里去,问出水平来,才能更好的促进我们的教学,利于学生的发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通过问的技巧与艺术,体现出教学新理念。

提问要有一定的思考价值,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生动活泼的学习,使他们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对知识融会贯通,从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问的难易要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能力。教师对课堂中所提问的问题应在备课时精挑细选,严格控制数量,克服课堂提问的随意性。要做到数量适中,也要避免两种倾向, 太多或太少。提问太多,学生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对所学知识难以理解、消化;提问太少,讲授太多,学生难有参与的机会,最终会产生厌倦情绪。

提问要有一定的艺术与技巧,杜绝形式主义的问答。学生答案与老师的答案不一致时,教师不引导,反复追问,让学生再答,直追到与自己的标准答案一致为止。这种锲而不舍一再追问的做法,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学生思维的灵性。

五、营造和谐课堂氛围

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直接关系到课堂的效果。教育是教师和学生这两个情感实体交往的过程,只有双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体谅,才能产生共鸣,实现心与心的沟通,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标。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想实施高效的课堂教学,就必须重视调动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创设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努力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活动的自由度,大胆放手,让学生尝试,使每一个学生成为学习的参与者、探索者、发现者。教师营造的课堂氛围要让学生产生“安全感”并学会开放自己,敢于质疑问难,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能主动思考探究问题,积极参与合作讨论,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提高课堂效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教师就要解放思想、开拓思路、鼓励创新、尊重分歧,尤其注意营造一种热烈踊跃的课堂气氛,这才符合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一定会受教师和学生的青睐。可以说,这样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氛围是师生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催化剂,是促进教师与学生的性情与灵魂提升的沃土。

以上是我教学中的一点点感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课程的推进,我们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会不断的反思、总结,只要我们不耽于经验,不囿于传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努力创新,就一定找到更多更好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让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更明亮。

第五篇:创先争优与党员主体地位

创先争优与党员主体地位

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对于强化党员主体意识,突出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进而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搞好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突出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坚持党员主体地位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在党的建设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对党员主体地位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适应这种发展变化,我们党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党内民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新成效,党员主体地位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党的建设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突出地摆在了全党面前。要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发展、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须科学认识和自觉遵循党的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处理好党内各种关系,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与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干部与广大党员的关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党的建设如何贯彻和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坚持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就是对这个问题作出的正确回答。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同样,在党的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切实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创先争优活动是对党的建设中如何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积极探索,表明我们党更加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更加重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和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创先争优活动是把党的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身上,把搞好党的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了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作用和广大党员的主体作用上。

党员主体地位主要有两重含义。其一,党员是党的构成主体和权力主体。党的各级组织和整个党都是由党员构成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广大党员选举产生的,他们的权力是党员赋予的,他们要对党员负责,向党员报告工作,接受党员的制约和监督。其二,党员是党的活动的行为主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集中广大党员的智慧和经验来制定,靠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事业要靠广大党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来完成;党的兴旺发达要靠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参与党内事务来实现。创先争优活动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把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把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发挥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创先争优活动有利于充分调动党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对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深入一线,深入实际,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这为发挥党员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指明了方向。

激发广大党员强烈的先锋队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如何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能够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和实践发展要求,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既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党对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根本要求。应当看到,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有的党员干部完全颠倒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仅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形象;有的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其思想和行为严重违背党的根本宗旨,与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格格不入;有的组织观念淡薄,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做党组织交给的工作,忘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将自己完全混同于普通群众。创先争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强化党员的先锋队意识,提高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从而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形成广大党员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有助于营造你追我赶、争创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的氛围。要从党的建设实际出发,进行积极探索,采取一些带有竞争性的做法,形成能够激发党员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制度和机制。创先争优活动就是一种比较适合的形式,它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目的,激发党组织和党员为争创先进基层组织和争当优秀党员,相互竞赛并形成你追我赶的气氛,从而增强党的建设的生机与活力。

激励广大党员的创新实践。创新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具有根本性意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高瞻远瞩、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而党内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主体是广大党员,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广大党员创新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党的伟大事业是靠广大党员的创新活动不断向前推进的。创先争优活动突出党员群众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争创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的同时,为党永葆先进性提供重要保证。

三、形成创先争优的制度机制和浓厚氛围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加强制度建设,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党组织和党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制度规范。

建立健全确保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机制。要强化党员主体意识,从根本上解决党的领导干部与广大党员群众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使党员真正成为党的主体,充分行使自己在党内的民主权利,使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广大党员意志的代表,不负广大党员的信任和委托,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服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健全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各项制度。例如,体现党员是党内权力主体和监督主体的党内选举制度、报告工作制度、质询制度、罢免制度等,确保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党的全体委员会对党的领导组织和领导个人的制约和监督,扩大广大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直接参与,突出党内的权力委托关系,从制度上保证党内重大事务和重要活动公开透明,切实做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建立健全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制度机制。要强化党员是党的活动主体的观念,充分认识广大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是党的智慧和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视党内民主为党的生命,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和发展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党内的重大问题要组织广大党员民主讨论,党的活动要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党的重要决策要建立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民主执政和民主决策,通过大力发扬党内民主,使党员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把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要着力建设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制度机制,提高党员素质,搞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建立健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制度机制。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体现出来。衡量党的先进性,不仅要看党的纲领路线,而且要看党员的实际行动。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加重要和更加突出。如何发挥党员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是党的建设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许多地方已经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如群众对党员的评议制度、党员先锋岗制度、党员承诺制等。这次创先争优活动,把党的先进性要求同广大党员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明确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使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有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实践证明,这样的制度和机制,能使党的先进性要求切实成为广大党员的自觉意识和实际行动,使广大党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要使创先争优蔚然成风,成为一种常态化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立足本职、联系实际,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大批优秀干部和模范党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是英雄辈出,先进模范人物遍布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最近广泛宣传的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典型。这些先进模范人物是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和优秀,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要把学习先进模范人物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努力向他们学习,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实现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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