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

[摘要]孔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历史久远根深蒂固。本文选取孔子与中国文人这一角度，着重探讨孔子影响下的中国文人的精神和思想，以及孔子思想对于现今中国人价值观的渗透。

[关键词]文化传承 孔子 中国文人

一、无论是孔子，还是中国历代的文人，对于仕途都有一种强烈的矛盾感

一方面，大多数文人无法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产生放弃、归隐等念头；另一方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出世的精神又驱使他们在仕途上有所希冀。这种矛盾感可以用孔子的一生来做印证。孔子一生，反复强调奋发有为，主张积极入世，而且有极度的政治自信。在他73年的生命中，他积极地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期望能够得到统治者的重用。“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表示如果有人用他来治理国家，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便会很有成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表示周文王死后，一切的文化遗产都会集中到他那里。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非凡的政治理想、极度的政治自信，但都没有结果，孔子只做过几个小官。孔子的仕途生涯是极其失意的，在屡次受挫后，他定然想过要放弃，但内心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不断的促使他屡败屡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充满了矛盾感。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开始了著书论说，这对他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历史上具有这样矛盾感的文人不胜枚举。屈原高唱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以自己的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为楚国的富强、国家的统一鞠躬尽瘁，却换来了屡遭流放的结局，于是也生出了“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卜居》）的疑问。屈原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对楚王的昏庸已经彻底失望，但却无法挣脱自己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最终选择以死殉国。历代文人如杜甫、李白、陆游、柳宗元、苏东坡、范仲淹等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而这些文人身上却深深打上了孔子思想和价值观烙印。这种矛盾感也渗透到今天的人们，很多人为功名所吸引而积极出世，却又有着厌世归隐之心，于是对仕途便有一种恨之入骨却又不忍割舍的情结。

二、安以贫贱，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富贵，每个人都想得到，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君子是不会得到它的。贫贱，是每个人所厌恶的，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抛弃，君子是不会抛弃它的。孔子强调求贫去富的实现，是以是否符合正道为前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种处贫贱而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享受，而此时的人格世界是一种安然、充实又自得的世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凄寒的境地又能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生价值时，安贫乐道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孔子的一生是清贫的一生，他常常填不饱肚子，他的许多弟子因为饥饿而死去，即便面对这种极度清贫的生活，他也能保持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甘愿守住这份寂寞与清贫。

孔子的弟子颜回曾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陶渊明可谓是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的最好展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是”。刘禹锡的《陋室铭》也反映出他身处贫贱的一份恬淡的心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只要自己的德行美好就够了，贫穷可以视为无物，对自己丝毫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与孔子当年的“乐而忘忧”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我们推及到中国文化对于安以贫贱、乐以忘忧精神的肯定和对享乐观念的不齿，这与孔子在两千多年前给我们展示的价值观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三、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虽然看重生命，却绝不苟且偷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孟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当个体的生存与道德原则发生矛盾时，个体应舍弃生命来服从道德原则。孔子强调生命的现世意义，即使选择死亡也是为正道而死，要有一种浩然正气，死是无牵挂的离开人世，不存在虚幻的彼岸世界。这种为了仁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死亡观，是宏大刚强的气概，是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而这种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的中国文人，血液里更多地融入了对于大丈夫这一理想人格典范的追求，衍生出千千万万的民族英雄、革命志士。于是有了屈原以死殉国的壮举，“虽九死其尤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伏清白以死直兮”，他坚守着自己的美好理想和崇高品格，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于是有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必死决心……这些为仁义献身的鲜活事例都受到了孔子思想的深刻影响。

于是我们的民族有了对汉奸、逃兵这些不能在仁义和苟且偷生之间选择死亡的人的鄙视，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深处都留有对高尚死法的崇敬。

四、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

自强不息是孔子贡献给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宝贵精神财富，由这种精神转化而来的意志力让历代文人在绝境中仍不忘勤奋自勉。孔子的一生是自强不息、不断学习的一生，他博览群书，周游列国时也不忘用马车装满笨重的竹简，晚年退而论书策，著有《春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向何人，他都在不断的学习，从而不断的“修身”，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都是孔子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而提出的。历代的文人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以圣贤为目标，修身养性，不论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坚持不懈。

屈原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以后，把修养美德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事情，“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坚持一直以来的理想，即要修养美德，树立美名。这也是对孔子“修身”思想最好的诠释。柳宗元年少时就“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子集”，后来被贬为永州司马后“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朱熹曾有“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气功”，这种自强不息的学者境界也成为历代治学和修身的理想状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而这也得益于孔子思想中的严肃的治学精神。中国人的内心都存在着一种对于勤奋刻苦的敬意，反之流连于享受则会让人产生负罪感，这种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得益于孔子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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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迅，任大刚．与孔孟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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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5]黄新亚．中国文化史概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8．

第二篇：经典文人介绍——孔子(补充颜回)

颜回是孔子的学生中最仁义的一个。有一次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回相伴左右，孔子要他们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志在做英勇的将军，子贡志在做善辩的使者，颜回却退而不答。孔子追问，颜回才答道，他愿意辅助一位明王圣主，“敷其五教，道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源数，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施其辩矣。”孔子听了赞道：“美哉德也！” 关于颜回，《孔子家语》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鲁定公问颜回，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个叫东野毕的很善于驾御马车吗？颜回答道：“他会倒是会，可是，他的马将要栽跟头了。”鲁定公听了很不高兴，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颜回故意污蔑人。过了几天，有人来报告，说东野毕的马车翻了，跌的很惨呢！鲁定公大吃一惊，赶忙召见颜回，要知道他如何预知此事。颜回说：“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东野毕虽然是驾马的高手，但他不知适可而止，不论是操练检阅还是历险致远，都要竭尽马力，不但如此，他还要寻求更多更好的马，以至于人穷则诈，马穷则佚啊！”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心怀仁义美德的好人，却非常贫苦，《史记》中说他“糟糠不厌”，意思是穷得连很差的食物都吃不饱，因而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历史上，有很多具有才华和美德的人曾经遭受世俗的厄运，比如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最后只能饿死在首阳山，比如对这个世界充满爱情的舒伯特，那优美的摇篮曲却只能换得一盘土豆。因此司马迁感叹道：“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第三篇：中国传统茶文化内涵与中国文人,,,,,,,,,,,,,,,,,,,,,,,

从《茶经》看陆羽的思想观念

[摘要] 在《茶经》中，陆羽把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融贯其中，儒家的中庸仪礼精俭，道家的自然随顺，佛教的超脱忌俗等等，这些思想融汇在一起就成为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通过饮茶，明心思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这也是陆羽期望通过《茶经》表达的愿望和人生追求。从中我们也能够中看到陆羽自身陆羽的精行俭德、高雅脱俗思想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 《茶经》 ；陆羽；儒家；道家；禅宗

茶作为一种饮料始于秦汉，自此开始茶便慢慢走进中华民族每个家庭的生活中。在这影响着无数中华儿女的茶文化中，陆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而陆羽的《茶经》又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茶叶及其茶文化的发生、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创始作用，是故，《唐才子传》即称陆羽《茶经》之后“天下益知饮茶矣”1。而其他学者对《茶经》之意义与价值亦多有探讨，如赵天相在《<茶经>的意义与陆羽的追求》一文中指出：《茶经》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高度评价，但以为最根本的意义，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陆羽从我国数千年来对茶叶食用、药用、引用的多种利用中，从茶叶羹饮、混饮、清饮的不同饮用方式中，通过茶经的有效倡导，最终历史地确立了茶叶“饮用”和“清饮”的主导地位。金珍淑在《关于陆羽<茶经>中饮茶观点的研究》论文中认为陆羽撰写《茶经》的动机是陆羽不仅在佛家禅僧的养育成长，而且还受到当时寺院中的流行的饮茶风俗影响。钱大宇先生在《陆羽茶经的人文精神》中认为：《茶经》把物质的茶给予精神外化，把茶的特性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并延伸至人生历程的‘教化’范畴之中。寇丹在《陆羽和茶经研究》一书中从文化上、心理上、时代背景上分析关于陆羽思想性格、论述陆羽理想、《茶经》诞生基础、《茶经》文化内涵都别具慧眼,自成一家，因此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陆羽《茶经》首创了中国茶道的精神，其将饮茶活动与儒、道、佛三教精神融为一体，使饮茶这种活动成为精行俭德、陶冶情操的一种手段，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典范。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茶经》文本的考察出发，来剖析陆羽的思想境界。

一、儒学观念

陆羽儒学的开始应该追溯到李齐物身上，蒋寅先生《大历诗人研究》：“鸿渐见赏于李齐物，蒙授诗集不仅使他入于世流，同时也使他得到诗学上的实际教益，激励他去研习诗歌。”也正是因为李齐物的帮助使陆羽师从邹夫子研习儒学，从而开始了他的儒学之旅。使他的思 1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陆羽传》[M]卷一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5611 想很大部分都受到儒家的影响。因此这些儒家思想对陆羽本人和《茶经》有着巨大的影响。

“茶与儒通，通在中庸之道，通在格物致知，克明峻德，通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茶和中国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中庸思想更是贯穿于整部《茶经》当中。《中庸》原文中写到：“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正是这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思想，在陆羽的《茶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的采茶论、“茶之否，存于口诀”的评茶论、“慎勿⋯⋯使凉炎不匀”的煮茶论、“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的沸水论2等。这些内容都体现了对儒家中庸的恰到好处的把握。“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 这是要想住出好茶的“中和”之度的原则，也是儒家一直以来推崇的“中庸”之道。例如礼茶的动作，既要突突礼仪之美，又不过于夸张；选择茶器时，既讲究了造型与材质，又不失端庄；沏茶过程中，碳火煮水的温度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放置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斟茶时，也按照了同样的原则，“七分茶”，不多也不少，需要恰到好处。茶，从陆羽推崇清饮以来都是最被认为清雅醇厚的代表，而茶人茶事也要相应的纯洁平和。茶文化之中更是处处渗透着和的思想，可以说和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应有的内在特质。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和”占着重要地位。一杯清茶，可以更多地修养身性。一个人可以通过茶来陶冶情操、颐养身心，以求达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而中国人一直以来也推崇于此，文人齐聚一堂，饮茶对诗，追求文人内心的风雅脱俗，百姓齐聚一堂，共饮清茶，以求解渴和谐。陆羽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茶人，陆羽作《茶经》也正是自己内心对清雅脱俗的追求。

儒家重视礼教，在儒家的礼仪文化影响下使中国成为一个礼仪之邦。《茶经》七之事篇中引张君举《食檄》，宾客到来，见面寒暄之后，立即请他喝富有白沫的三杯好茶。《桐君录》中也皆以茶作为招待客人、顺应人情的需要。同时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其影响力更是无可厚非的。儒家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在《茶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国一直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这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以礼待人，讲究进退有度，讲究礼尚往来，而茶作为中国家家户户必备饮品更是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今在广东潮州等许多地方依旧是家家户户备有茶具，客人一来，便必须泡上一壶好茶，以彰显礼仪。

当然陆羽的《茶经》中还有着儒家的精俭思想。如在《茶经》的一之源章节中，陆羽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不仅是《茶经》的开端，也是它的主旨。这与儒家的精俭思想相符。《大学》中说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茶的诸多功效都是有益于个人修身的,一方面饮茶有益于健康的体魄,另一方面饮茶有益于静心、激发思维等。作为中华茶文化的奠基人，陆羽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追求引入茶文化，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他在《茶经》一之源中就认为真正的茶人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可以说，陆羽就是在提倡“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而陆羽自己也是不断朝这个目标进行实践和修炼。

孙长龙.谈陆羽《茶经》的儒家思想[J].福建.福建茶业，2015 《茶经》中茶文化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更是让茶代表的德的思想成为必然。其中中庸之道与精行俭德作为陆羽《茶经》中所表达的主要儒家观点，也是陆羽儒家的思想观点，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旧具有着重要意义。

二、道家思想

陆羽的一身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正如陆羽给自己取名姓。陆羽以《周易》为自己占卦，得“蹇”之“渐”卦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3，因而给自己取名为陆羽字鸿渐。由此可见道家对陆羽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主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表，强其骨”，排除名利物欲的诱惑，养心怡身，全形全神，逍遥而自在，以个体生命的养护和发展为其宗旨。道家主张崇尚自然、朴素、真，并提供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在茶道中还注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茶道树立了灵魂。寇丹先生的《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一文提到：我们从远古传说中和陆羽设计的风炉上，《茶经》中写的“飞去(升)”、“羽化”、“轻身”、“换骨”词汇，卢全《七碗茶歌》用的“至精”、“不奢”(俭)、“肌骨清”、“通仙灵”、“两腋清风”、“蓬莱”4等等，都可以看出源自道家“大象无形”的文化底蕴。陆羽茶道的表达也主要蕴含在第四篇茶之器二十四件茶器之中，陆羽单独列一卷来介绍他们，足以可见陆羽对这些茶具的重视。“道者，器之道5”，器以载道，道具正是“道”的体现者。尤其在茶鼎的介绍上，更是多次出现各种卦象。陆羽《茶经》“七之事”中也有着道家的思想。

陆羽在《茶经》中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道家所推崇的接近自然、随顺自然的内涵。而这些内涵给茶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陆羽《茶经》中强调“茶性俭”，作为饮料“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其中闪烁着《周易》“君子以反身修德”之思想光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魏晋至唐,是道教的普及时期,很多文人都是道教信徒,像李白那样干脆加入道士籍的文人也大有人在。而茶文化中的道家精神主要体现的是对自然之趣的追求，体现一种冲淡自然的情趣。唐代灵一的《青山潭饮茶》中曰：“野泉烟火白云间, 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 青溪流水暮潺潺。”宋代苏轼在其《汲江煎茶》中也写到:“活水还须活火煎, 自临钓石取深清。”道教推崇自然，追寻自然，茶道之中亦感悟到自然之趣，道教又与茶相结合，一起追求着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清新淡雅。当然这样的联系还体现在道家的养生悦志中。我们都知道饮茶有益于身心健康，“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6。陆羽《茶经》云:“茶之为用, 味至寒, 茶之性俭。”又云饮茶是:“啜苦咽甘。”这些都颇符合古人所推崇的养生观。养生追求清淡、倡导摒弃物欲以达到内心宁静进而养神。“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使茶本身具有养神益气的作用，因此茶不仅与道家的追求有所相同，同时在道家追求的养生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茶叶作为一种著名的保健饮品，34 语出《周易.渐》卦.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J].江西.农业考古，1999（04）5 明清.王夫之，关于道器关系的唯物主义命题 6 《神农本草经》 具有很大的养生功效，作为清香淡雅的代表，还具有养心的功效，可以保持内心的清雅。

茶道一直以来就是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喝茶也是一种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行为。自陆羽《茶经》盛行以后茶道就开始盛行，世人把喝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享受。道教对于饮茶风俗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医药学和养生服食,从技术到意识形态,从科学合理性和宗教神秘性等方面施加的。但是不可否认，道教对于中国茶文化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与中国文人也有着密切联系。陆羽作为中国茶道的开端，其思想观念不仅对茶道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与茶道的思想观念有着一致，在《茶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陆羽所追求的自然随顺、养生悦志的思想。

三、禅宗思想

陆羽，从小被父母遗弃，被智积禅师收养在寺庙中，这便开始了他的佛家禅宗之旅。智积禅师特别爱好饮茶，更是一位精通茗饮之人。陆羽自幼为其伺茶，学会了如何煮一壶好茶，这也便开始了他的“茶道”。由于其从小在寺庙里受到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其所著《茶经》中随处可以看到佛教禅宗的色彩。佛教禅宗主张“静心”和“坐禅”，坐禅则要求“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不能吃和睡，只允许早、中两餐进食。而僧人从饮茶中发现，饮茶既可提神醒脑、消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分，获得丰富的营养。陆羽在《茶经》中也明确指出了茶的功效，“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因此，茶自然就成为僧徒们坐禅时最理想的饮品。“茶禅一味”这四个字，是目前最“俗”（熟）也是最雅的一句话，它几乎成了现今茶文化、茶道的一句口头禅，这句话又更好的体现在中国文人身上。而陆羽的《茶经》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茶禅一味。

茶文化有着佛家禅宗的超脱情怀，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世人。陆建伟撰写《陆羽思想中的禅性意向》一文提到：“陆羽在《茶经》中不自觉地隐含着禅的双重文化品性。一方面是繁多的外在程式如采、造、器、煮、饮等；另一方面是借助外在的程式直指茶之性(禅)。”而茶的这些特性对文人来说更是一种精神的超脱与寄宿。陆羽的至交皎然在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曰：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7。皎然将品茶和悟道联系在一起，算是一个开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所追求得超脱的心境。因心境的超脱，文人更好的追求高雅清淡之趣，从而作品更能激起文人的文思。茶使人脱俗，升华到一个文学的境界、美的境界。

茶的玄妙高雅脱俗与中国文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陆羽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有着中国文人一直以来都具有的独特的魅力，他们为气节而活，为情与趣而活。“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句古训深受文人士大夫的认同，他们自恃清高淡雅，不愿流入世俗之河，他们多数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但是不论任何一个朝代的文人都对茶十分喜爱。他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为文。禅门中对茶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宗旨的文化，与文人的情趣不谋而合，因此中国文人在思维以及言行上极力推崇禅学，在生活中追求茶的那种玄妙之趣以 7 唐.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及内心的宁静，从而达到文人所要追求的高雅脱俗。到了明中叶，随着士大夫的禅悦之风盛行，茶与参禅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

佛家忌俗思想更是与文人密切相连。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性俭，不宜广”以及明代徐次纾在《茶疏》饮啜篇中写道“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以农匠劳作，但需涓滴，何论品尝，何止风味乎”8，由此可见茶的忌俗思想也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在佛教中“俗气”是与“禅气”相对的。陆羽在《茶经》下卷“六之饮”中曾对当时民间在茶中“用葱、姜、橘皮、茱萸、薄荷之等”同煮而饮的行为进行了讥评，提倡清茶的饮用。这种清茶的喝法，与禅门对于空灵、清淡的尊崇有直接的关系，这也正是追求清雅的世人所推崇的。因此在陆羽的《茶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文章所体现的禅宗趣味，这与中国人所倡导的“忌俗”观念不谋而合。国人一直以来都追求内心真、善、美，追求不计较世俗，不计较外在，这正是与茶的“忌俗”相吻合。“雅俗观”是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是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尚雅鄙俗”一直根深蒂固的在文人思想中。陆羽《茶经》所体现的佛教禅宗思想对文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陆羽的《茶经》与佛家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佛教对陆羽的影响非常之大。追求内心的宁静，追求高雅避俗，追求精神超脱，这些佛家禅宗的色彩我们可以很明确的从陆羽《茶经》中看到，也可以从中体悟出陆羽本人的佛教禅宗思想色彩。

气味清香，口感清新，余味清淡，韵味清雅，这就是茶。陆羽的《茶经》中融汇着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观念，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陆羽其要传达的思想和留下的茶道精神。被称为“茶圣”的陆羽使饮茶成为时尚，人人好之。然而文如其人，陆羽其实并没有一点神仙之气，而是《茶经》中所称道的“精行俭德之人”。而陆羽的《茶经》在其中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通过这部作品使中国的茶文化得以起始和发展。而陆羽在《茶经》背后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为茶文化奠定了基础，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奠定了又体现着陆羽的追求。茶文化内涵独具特色，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文化汇合。茶的“精行俭德”作为陆羽《茶经》的核心思想，贯穿全文，也是历来茶文化精神的代表。佛教的超脱忌俗，儒家的中庸精俭仪礼，道家的自然隐逸，这些都在《茶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这也是陆羽的思想观念。通过饮茶，明心思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这也是陆羽期望通过《茶经》来表达自己精行俭德、高雅脱俗的愿望和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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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孔子论文

关于孔子的教学方法，我想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因材施教了。

孔子对他的学生的个性、喜好、特长了如指掌，针对每人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最典型的要数《论语·先进》中所记载的：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呢？‛ 冉有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 公西华说：‚仲由(子路)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冉求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您却说‘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所以冒昧地请教。‛孔子说：‚冉求平时做事缩手缩脚，所以我鼓励他勇进；仲由平时好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

子路为人胆大，孔子就要靠外力来约束他；冉有为人过于谦和，犹豫不决，孔子就激励他放手去做。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他认为针对各人的不同需求进行教育，有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能够提高他们的修养。

同样问孝，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如答孟截子：‚无违。‛而答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生活而说的。答子游：‚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答子夏：‚色难。‛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

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有才能的有七十二个。同样学习文行忠信、礼乐诗书，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无疑是‚因材施教‛的功劳。人才不是单一的模板铸造出来的，人才是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群人。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学习的价值。

而孔子的另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启发诱导，在孔子的教育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意即：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认真思考，心求通但未得，然后可以启发他；经过思考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此时可以开导他。学生必须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

孔子善于用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如文、武、周公、管仲、子产等的言行来进行教学，经常用譬喻或实物作为直观教材，以阐明抽象的道理。如用流水来阐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松柏晓喻节操，用‚北辰‛比喻‚德政‛，用‚草上之风‛喻君子之德，其他如门、户、路、车、苗、山、水等日常事物，都是孔子教学的材料。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许多人认为孝就是能养父母，让父母吃饱。其实你养狗养马也要让它们吃饱，如果只是给饭吃而不能真正孝敬父母，那跟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用了狗马与人做对比，同样是喂饱了，为什么就有孝与不孝的区别呢？ 揭示出孝不仅仅是养活父母，还要能尊敬他们，爱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使用比喻的灵活与恰当。

其实，不但孔子善用譬喻，就是他的弟子，由于受其影响，也很会使用这一方法了。

子贡曰 ：‚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问：‚我这里有一块美玉，我是把它收藏起来呢？ 还是求一个好商人把他卖了呢？‛

孔子说：‚卖了吧！卖了吧！但不是求人家，是等人家来买。‛

子贡把才能比作美玉，他问孔子，是该把才能隐藏起来呢，还是去找一个君主为他服务呢？孔子说要把才能运用出来，但不应自己去找君主，而应等着求贤的人来拜访。

此外，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第五篇：孔子论文

《论语》与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历史影响

摘 要：被誉为“至圣”的孔子之所以能够为世人所推崇，与他所具有的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还是为志，孔子都将其做到极致，既问心无愧又名垂千古。他的这种魅力不仅为他赢得了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师道、孝道、忠文化、仁爱思想更是在后人的继承中得到了发扬。关键词：孔子 人格魅力 历史影响

前 言

有些东西是可以横亘时间和空间而屹立于人们心中永垂不朽的，比如思想；有些人是可以穿越古今和中外而流芳于千秋万代名垂青史的，比如孔子。当孔子和他的思想相交融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也就熠熠生辉。古有朱熹盛赞“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而今孔老先生已不在人世，但他的人格魅力依然照耀着时代的夜空，让我们明确了前行的方向。让我们重温孔夫子的谆谆教诲，重拾《论语》中的句句箴言，学习他的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之道，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一、孔子的人格魅力

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那么孔子的人格魅力则是指孔子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等方面吸引人的力量。以下则从为师、为臣、为子、为友、为学、为人和为志七个方面来论述孔子的人格魅力。

（一）为师

孔子二十三岁开始招收门徒，至此没有停止过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他一生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被后人誉为“至圣先师”，他的为师之道尤为后人所称颂。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孔子的个性教育：因材施教。《论语》中记载着一个孔子针对学生因材施教的经典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两个弟子不同的性格特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子路遇事轻率鲁莽，所以孔子要抑制他一下，使他谨慎些；而冉求遇事畏缩不前，所以孔子要鼓励他，使他大胆些。当然对于其它学生，孔子也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他根据仲由之‘果’(果敢)、端木赐之‘达’(达理)、冉求之‘艺’(多艺)和颜回之‘贤’(聪明)等性格特征，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培养他们的特殊才能。”[1] 其次是启发教育。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只有在学生积极思考或想表达某一问题而陷于一种求懂未懂、想说又说不出的境地时，老师再进行启发与引导，将会使学生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又能让学生时刻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可谓一举两得。那么孔子是怎样做到启发教育的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教育方式。首先对于那些不肯主动学习的学生，孔子根据启发教育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设计情境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感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既获取知识，又发展思维能力。其次他善于运用学生比较熟悉的浅近事物来阐发较为深刻的原理，即“能近取譬”，消除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恐惧心理，从而引导学生踏上求知的旅途。

无论是个性教育还是启发教育，孔子都把学生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体，尊重学生，热爱学生。他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纯粹的知识，还给予他们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

（二）为臣

纵观历史，臣子与君主从来都是不平等的，君主永远都是至高无上，而臣子永远都是唯唯诺诺，一旦谏言触怒龙颜，马上就可以身手异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正是对这种畸形的君臣关系的诠释。可悲的是我们的先人对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君臣关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奉若神明，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孔老先生在几千年前却敢于颠覆这一无可撼动的传统。

孔子心目中的君主，不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昏君，而是以德服人、虚怀若谷的明君。而他心目中的臣子，不是匍匐在君主脚下、唯命是从的“奴才”，而是有人格、有操守的君子。孔子的为臣之道可概括为事君有节、谏君有责、辞君有道。

1.事君有节。是指臣子在君主面前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节操。在孔子看来，臣子和君主应该是平等的，君主没有权力强行改变臣子的人格和节操，臣子也没有必要为了取悦君主而失去自我，轻易变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正是对这一原则的诠释。2.谏君有责。是指臣子在侍奉君主的时候，有向君主进谏的责任。孔子认为真正的忠君行为是“犯颜直谏”，臣子若不履行此责，就是不忠。在《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季氏要征讨颛臾，仲由、冉求作为季氏两大臣子，虽然自己并不想征伐颛臾，但是也没有勇敢地制止，而是推卸责任：“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当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和冉有是否算得上大臣时，孔子只回答道“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这里“具臣”是指备位充数之臣。在孔子看来仲由和冉求还只是二流的大臣，而一流的大臣应该是“以道事君”，敢于直谏。所以在孔子心目中，真正的臣子应该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取悦龙颜为己任。

3.辞君有道。是指当君主的行为违背“道”和“礼”而臣子的劝谏无效时，臣子应该本着 “从道不从君”的原则辞别这个君主。在《论语·先进》中：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本应以道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应辞去。可是冉求反而被季氏权势误导，帮着他搜刮民脂民膏，忘记了当初为政“以道事君”的原则，这便不得不引起孔子的不满，以致要与其断绝师生关系，鸣鼓而攻之。

在那样一个惟君命是从的年代里，孔子的这种独立人格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他以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姿态置身于官场，以刚正不阿的大臣风骨驰骋于政坛，也曾挫败，也曾失意，但不曾放弃矢志不渝的为臣之道，不曾失掉自我。

（三）为子

凡是子女都明白要孝顺父母，但怎样的行为才算孝顺，却很难被界定。对此，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子女对父母要心存爱意，但这种爱理性多于感性，顺从而不盲从。

首先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养而敬。在孔子看来，子女对父母的物质赡养，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但仅有此是不够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是说，如果孝仅仅体现为对父母之养，不以敬爱之心对待父母，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就无本质的区别。“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在食物方面，我们应当帮助父母先于帮助其他人，因为我们对父母欠有养育之恩。我们还应当对父母表示敬意，正如对神表示敬意一样。’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也表达了作为子女不仅要给父母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应该对父母表示敬爱。”[2] 其次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应做到不盲从。在父权家长制时代，父子关系十分重要，但孔子并不赞同子女对父母之命绝对服从，而是主张“几谏”。“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 违，劳而不怨。”，他强调子女对父母有“谏”的义务，对于父母之过，要及时劝谏，而不可为了所谓的愚孝而任由父母一错再错。曾参是孔子门下以孝著称的学生，但尽孝不分原则、盲目顺从，这也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家语》中就有一个关于曾参因为愚孝而受到孔子批评的典故。“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当其他人都盛赞曾参这种犯了错而甘愿被父亲打死的行为为至孝时，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曾参的行为不但不符合孝顺的应有之义，反而会陷父亲于不仁不义之境地。试想，如果父亲因一时失去理智而下手过重将曾参打死，那么父亲冷静后一定会十分懊悔，这会给父亲的心灵留下沉重的阴影，也会让父亲招致骂名。相反真正的孝子是不会让自己的一时顺从给父母带来无尽灾祸的，正如舜，他“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富有智慧地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这才是为人子女应有之孝道。

爱父母其实很简单，这是连动物都会做的事，但爱父母又不是那么简单，光有满腔爱意往往只会冲昏头脑让事与愿违，孔子的为子之道让我们明白了爱也分方式，爱也有分寸，只有懂得如何去爱，才能更好地孝顺父母。

（四）为友

朋友是每个人人生路上必不可少的伴侣，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怎样将陌生人发展成朋友，怎样避免将朋友发展成仇人，这都需要我们去掌握正确的交友之道。孔子不仅广交益友，而且善于交友，这与他智慧的交友之道是分不开的。

孔子交友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标准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点。第一，择优而交。“无友不如己者”，与那些在品德与学识方面都超过自己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优点，从而提升自己的素质，这是孔子所一直提倡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都体现了孔子择优而交的交友原则。第二，结交益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此，孔子将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大类，告诫我们要亲益友疏损友。第三，结交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主张结交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他认为君子与君子之间之所以能够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还能成为朋友关键就在于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那些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即使没有意见分歧也不会长久地在一起，更不会成为朋友。

孔子不但对所交的朋友提出了标准，而且对自身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里提到如果自身不够优秀的话，别人就会拒绝和你交往，你也就没有资格来拒绝别人了。由此可见，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让自己足够优秀以使人接受。

交友除了注重双方的修为外，还讲究相处之道，对此孔子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朋友相处重在一个“信”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鞔，小车无车轨，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缺少诚信就好比一辆车缺少关键部件，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孔子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曾子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曾子也秉承了孔子的交友之道，把对朋友是否守信当做每天必须自我反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对朋友要宽容。“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里说的是如果旧友老臣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这种宽容的态度也是孔子在交友中所推崇的。他的弟子子张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提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认为君子应该既尊贤又容众，既赞扬善良之人，又体恤弱势群体。最后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在孔子看来朋友间的友谊要想保持长久，必须在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无原则地亲近。当朋友有过错时，要尽责规劝，但对朋友的劝告要点到为止，不可勉强，否则会适得其反。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结交各种朋友，结交怎样的朋友是一种选择，好的朋友会为我们的人生指明方向，坏的朋友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与朋友相处又是一门学问，方法得当，朋友越处越交心；方法不当，朋友越处越闹心。孔子富有智慧的交友之道，让我们明白了怎样交友，更懂得怎样为友。

（五）为学

《论语》以《学而》开篇，突出了“学”在《论语》中的重要地位，而孔子本人也是把学习作为了人生大事。作为一代至圣先师，他的为学之道尤为后人津津乐道。

孔子的为学之道首先体现为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孔子不仅好学而且比一般人都要好学得多，这也反映出他对学习的重视。孔子之所以那么好学，与他所主张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学习态度密不可分。他以学习为乐趣，这种乐趣使他能够长久地致力于学业，并且能够豁达地看待物质上的匮乏，“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这里孔子强调了精神的需求大过物质的享受，所以他能够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进入一种忘我的学习境界。

可是单有好学是不够的，一个人不管怎样学习，总要有一定方法的。孔子在《论语》中 也向我们讲述了很多经典的学习方法。其一是学而时习。积累知识只是学习的第一步，如果不懂得去反复回忆已有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们渐渐遗忘，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所以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让知识永远都能鲜活地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孔子的“学而时习”并不只停留在闻见之知的层面，同时还要“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孔子深谙“学而时习”的要义，故“十五志于学”以后，以其“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信念，一生行之，实为不易。其二是学思并重。他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仅有学习而不思考只会让人越来越迷惑而无所得，对此孔子深有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所以思考是学习的再升华，学习是思考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做到学思并重，才能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地获取知识。其三是举一反三。这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孔子作为古代著名的教育家，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他不仅教授学生时采用举一反三的启发教学方式，自己为学时也做到了这一点。“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学习时讲究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这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发展了思维，使学习不再呆板，富有灵性。

为学一时易，为学一生难。孔子用一生践行着“生有涯而学无涯”，他的好学之心，会学之智，无不让我们感叹他的坚持不懈、崇敬他的博闻强识。

（六）为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人要想达到虽死犹生的境界，这是需要有极好的为人的，孔子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称颂，这跟他高境界的为人是分不开的。

从待己之道上来说，首先孔子重视修养。孔子曾跟师襄学琴，但他的学琴方式跟别人却不一样。他要求自己不仅要精通技法，还要领悟其中精粹。所以当师襄发现孔子已经弹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建议孔子可以换一首曲子练习时，孔子却以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拒绝之。经过无数次的弹奏，孔子终于达到了最高境界，“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种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强烈欲望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其次孔子强调内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是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得到完善的，他将这种反省称之为“自讼”。在“自讼”的过程中应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主张通过‘自讼’以‘仁’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内省思仁”的方式寻找自身的不足。”[3]这种以“知不足”为前提的自我完善方式正是 孔子之所以能够受人敬仰的重要原因。

从待人之道上来说，孔子主张理解与宽容。“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孔子待人之道的重要方面。根据《孔子家语·卷二》记载：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孔子了解子夏的品性，明白如果去向子夏借伞，子夏虽然不愿借但碍于老师的面子他只能借给孔子，而这是在勉强子夏；如果子夏不借伞给孔子，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吝啬了，老师向他借东两他都不给，他的名声就被破坏了。为了既不让子夏痛苦又可以保全子夏的名声，孔子明智地选择不借。“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可以说这是孔子待人之道的最好诠释。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体现在音容相貌上，他更多地是体现在为人处事上。那些能为后人所瞻仰的往往都是以德服人之人，就像孔子一样，历史可以带走他的人，岁月可以模糊他的脸，但他的为人之道将会永远被我们铭记。

（七）为志

《说文》言志为“心之所向也”，就是说一个人心中想着什么，行动上便做着什么，这就是他的志。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初年的奴隶制盛世，辅佐有道明君，成为治国重臣，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立志到守志，孔子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他的为志之道。

孔子认为有志之士首先要学会立志，而立志又分为三步，第一步要重“志”。“人无志则无以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等于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说明“志”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要重视“志”。第二步要早立志。“孔子十五岁便立志学习周礼，领略西周初年奴隶制盛世天下之道，甚至年幼时便已‘陈俎豆，设礼容’，开始学习周礼了，可见其立志之早。”[4]第三步要立大志。孔子认为立志应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春秋时期，名义上存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周王朝，但事实上存在着深刻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5]，随之而来的战争与杀戮则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孔子出于‘仁者爱人’的博大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寻求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即由外在战争与杀戮的手段，转化为人自身内在道德意识的提升，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境界作为自己的志向为之奋斗。”[6] 孔子认为一个人立了志还不够，还应时时保持自己的操守，即还要守志。守志也分三方面，一要淡泊明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认为如果在物质享 受方面要求太多，就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他还教导学生“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强调一个人只有清心寡欲，才能矢志不渝。二要博学笃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坚定自己的志向需要用学识来作为后盾，所以他一生都在广泛地向各方面学习、求教。“年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年长后虚心向别人学习，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年老时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可以说孔子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深知知识对于守志的重要性。三是勤奋酬志。一个人仅在内心或言语上立下志向，而没有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孔子提出要躬行践履，主张学问要与生活结合起来，与世事人生结合起来，反对 “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是故恶夫佞人者”的空谈。

志向就像天上的星星，我们虽然无法触及，但前行的方向全凭它指引，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他的生活将会是多么暗淡无光。可是立志容易守志难，有时守志才是人生考验的开始，让我们记住孔子的为志之道，一起选择远方，一起风雨兼程。

二、孔子的历史影响

（一）师道

作为“万世师表”，孔子的为师之道尤其是其独树一帜的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尤为后人所称誉，以至自其兴办私学的两千多年以来，无数教育家纷纷对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孟子作为孔家学说的嫡传人物，曾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他主张对才学高超型的学生只需及时点化即可，对德行高尚型学生要加以熏陶使其德行完备，对长于才能型学生要加以正确指导使其才能出众，对于一般类型学生要用答其所问的方法解其疑惑，对于不能入门的学生，可私下间接教导。孟子的这种“因材施教”超出了孔子“因材施教”模式的范围，即他把不同特点的施教个体，扩大到不同类型的施教群体，无形中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思想。

真正使孔子这一教育思想理论化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教育活动家郑玄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郑玄提出的‘各因其人之失而为之’这一主张首先把孔子的‘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一教育思想原则化。而朱熹提出的‘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则使得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成为经典教学原则。”[8] 而促使孔子这一教育理念实践化的则是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曾给因材施教以形象 的比喻：“培养创造力要像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他所创办的育才学校正是因为秉承了这一教育理念的而成功地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陶行知的成功实践赋予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以科学内涵。

时至今日，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依然备受教育界推崇。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认识到学生是发展中的人，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科学的教育应该是建立在了解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刀切，一言堂。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这一教育理念，正确对待学生的个别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使每一个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孝道

孔子在损益传统孝道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孝”提出了新的主张。他主张的“敬亲”、“谏亲”等思想在为后人所继承的同时也被创建性地发展了。

曾子作为儒家孝道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但以行动来实践孔子所提倡的孝道，更以理论来完善孔子的孝道。他提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主张“孝”无处不在，将“孝”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同时曾子还从各方面深化了孔子的孝道理论。“他强调‘孝’是人类发自内心真诚的爱，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源泉和根本，并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等理论问题。曾子把本为家庭伦理道德之孝，扩充到政治、道德、社会生活乃至天地之间，也对后世的孝道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9] 对孔子的孝道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还有孟子。他不仅提出“性善论”来进一步完善孔子孝道思想的哲学基础，并将“孝”与仁政相联系，主张通过“孝” 可以至仁，进而可以施行仁政，进一步深化了“孝”的应有之义。《孝经》作为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著作，对孔子、曾子和孟子孝道思想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标志着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

“孝道思想在经过孔孟等先秦诸子的发展之后，对汉代、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 而今孝道依然为社会所推崇，只是现代人对孝道的看法更为理性。像董仲舒那样提出“父为子纲”的“愚孝”是我们所反对的，而诸如养亲敬亲、和颜悦色事亲、委婉谏亲的精神则是我们应该去推广和发扬的。

（三）“忠”文化

自孔子将“忠”概括为“忠信、忠恕、爱国”这三点内涵后，“忠”便被确立为当时的道德原则，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是将其大众化。可以说“忠”文化始于孔子，而关于“忠”文化的讨论并没有因为孔子的离去而停止，在之后的几千年里，各朝代的思想家都对忠文化进行了思辨性的继承和发扬。

孟子关于“忠”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孔子“忠”思想是继承。他认为忠为“忠信、忠道、忠诚”，在道德层面上主张教人以善，这与孔子主张立人以忠信不谋而合。而在政治层面上，孟子主张的“事君以义”与孔子主张的“忠君以道”都是主张君臣之间各有尊贵，没有赋予“忠”以绝对服从君主之命的含义。

将“忠”赋予绝对“忠君”之义的则是秦国。由于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的需要，“忠”在这一时期由多义内涵变成了单一内容，即“忠君”，成为了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直到汉代，由于贾谊主张“爱民为忠”的思想，才将“忠”从“忠君”这一单一的文化内涵中解脱出来，使之拥有了“爱民”这一内容。而“爱民”与“忠君”能够获得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忠”文化并没有因为大一统绝对权威的丧失而衰微，反而越来越受到肯定。这一时期，“对忠规范的遵守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需专制统治者特意要求而民众就能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忠臣，作为‘忠’品质的化身，自然特别受到民众的景仰。从这种情绪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众对‘忠’道德的推崇。”[11]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忠”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使“忠”文化成为通行于社会上下的主流文化。

虽然“忠”文化就其政治上发挥的作用而言，将孔子所创立的“忠君以道”思想狭隘化了，即忠君，但就其文化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它极大地规范了社会道德准则以及民众的道德素质，所以在今天，它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当抛开传统忠文化的“愚忠”、“忠君”等封建糟粕性内容，发扬其为社会尽责、为天下献身、为人间正道尽忠的精神，使“忠”文化越来越具有现代意义。

（四）仁爱

众所周知，仁爱思想是贯穿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始终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看来，仁的核心要义是爱人。仁是德性层面上的道德自 律，爱人则是实践层面上具体的德行表现，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合称为仁爱。“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当自家马厩发生火灾后，孔子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马，而是人，体现了孔子“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

孔子还进一步把仁爱理念运用到了政治层面，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仁政”思想的提出正是对孔子仁爱理论的继承，而他创造性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则发展和完善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他认为，天下基础是国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而家庭的基础是个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是说天子要想稳固政治只有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行。土谷神要想设立得有意义只有保佑人民才行。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应该换掉国君；如果祭祀很周到，还发生旱涝灾害，就应该废置社稷。唯有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礼记》将爱人的方式分为两种，指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爱人也是讲究方法和智慧的，君子爱别人是成全他的美德，小人爱别人则是迁就他的过失。同时《礼记》还对仁者本身进行了思考，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把财富用来修身养性，不仁者以戕害自己的身心来谋财。《礼记》对仁爱思想的阐释使孔子的仁爱思想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仁爱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直到现在依然为世人所推崇，是有其时代意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人文关怀的缺失使现代人越来越渴望被“爱”，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经久不衰的现实原因。仁爱思想所主张的“爱人”，一定程度上将个体的爱扩充到集体中来，将爱的意义泛化为博爱，给人带来情感的愉悦，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结 语：孔子非凡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世人的称誉，他的思想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从我们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当中折射出来。而今，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发扬，将会使孔子的影响更加深远，更会使孔子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新时代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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