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被告方初步反对的权利在中菲南海争端案中的运用论文
一、“初步反对的权利”的涵义
“初步反对的权利”主要是指被告方在原告方向国际法庭提出请求书后，为了防止该法庭就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判而提出反对意见的资格。早在1924 年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马弗罗马提斯特许权案”中就出现了提出该类反对的司法实践，随后无论是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院还是其他区域性法院或法庭均在其程序规则中设置了该项权利，并在相关案件中被各国广为运用。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仅是在第294 条第3 款规定“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影响争端各方按照适用的程序规则提出初步反对的权利”，而具体问题则直接略过不提。其中“本条的任何规定”指的是第294条中的“初步程序”，之所以特别注明二者之间互不影响，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存在一项共性，即启动的最终结果均将可能阻止国际法庭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判决或裁决。
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更为显著:“初步程序”仅适用于“就第297 条所指争端向国际法院或法庭提出的申请”，即沿海国依据《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部分规定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所引发的争端，而“初步反对”则对此没有任何限制。1978 年《国际法院规则》在第三部分第四节中规定了“初步反对主张”(第79 条)，1997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规定了“初步反对意见”(第97 条)。二者对该权利的表述基本一致，即是“对法庭的管辖或诉讼申请书的可接受性的任何反对，或对实质问题的任何进一步诉讼之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因此，“初步反对”可包括:(1)对某一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反对;(2)对诉讼申请书可接受性的反对;(3)在实质问题的任何下一步程序进行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
二、本案仲裁法庭的程序规则中的“初步反对”规则解析
本案仲裁法庭于2013 年8 月27 日发布的程序规则第20 条专门对“初步反对”进行了如下规定:
(1)仲裁法庭应当有权将对其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规定于程序中。
(2)对管辖权的反对应不迟于答辩状提交之时。一方指定或参与过指定仲裁员并不妨碍提出请求。一旦在法庭程序中出现法庭有被认为越权之事实发生时，对其越权的抗辩应尽快提出。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这种请求.(3)法庭应当规定任何涉及其管辖权的抗辩都是一个初步问题，除非在征询各方意见后，认为对其管辖权的反对未具有完全初步的特征，此时，应当决定将该反对与实体问题一并处理。
(4)在判定管辖权或可接受性问题之前，征询各方意见之后，若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应当举行听证会。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仲裁法庭是非常设机构，因此不存在固定的程序规则。当在受理一起案件时仲裁法庭将根据《公约》附件七第5 条的规定“确定自己的程序”，因此在该类不同的案件中相应的程序规则也就存在差异。
相比由该类法庭处理过的同类案件，就“初步反对意见”的规定本案中存在以下进步:
(1)明确规定“初步反对”不受之前争端方是否参与仲裁法庭组成行为的影响，首次强调了即使缔约国参与过法庭的组建也并不能代表是对其管辖权的默认接受。
(2)增设了反对的对象，即可“尽快”针对“法庭越权之事实”提出抗辩。
(3)法庭是否将反对意见并入实体问题解决或进一步展开口诉程序，均须在“对双方观点进行征询之后”再作出决定。该处使用的是“征询”，而他案中使用的均是“确定”或“听取”，该措辞更加体现对争端各方的尊重。
(4)规定除非法庭认为该问题并非具备完全的初步特征，否则须将其视为一个初步问题作出裁决。
而在他案中，均允许法庭有权选择将其推迟到最后的裁决中再作决定。但本规则中亦有明显不足:
(1)本案要求“对法庭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案件中规定的是“对任何通知或诉求的反对”，明显缩减了可提出反对的对象范围。
(2)仅要求提出反对的时间不得迟于辩诉状提交之时，缺乏明确的补充规定。虽然第20 条第2 款在最后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反对请求”，但因为该款中共包括两项请求，此规定存在指向不明的问题，而且也未规定如何判断“合理”与提交的最迟期限。而其他许多案件均明确补充规定“在其他情况下，可最多延迟至对申请方的回复进行答辩之时”。
(3)虽然作出了举行听证会的规定，但举行听证会仅是在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的前提下才决定，争端方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在“毛里求斯诉英国和北爱尔兰案”中规定“只要任何一方请求，法庭就应当在裁决此问题前举行听证会”，同时详细规定了被告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具体程序与时间安排。在“阿根廷诉加纳案”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由加纳提出的初步反对，法庭均应通过口诉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
即使争端各方没有提出请求，国际法庭也应有举行听证会的一般义务，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97 条第4 款和2000 年对《国际法院规则》第79 条修订后的第6 款中均规定:“除法庭另有决定外，进一步程序应是口诉程序。”
三、我国对“初步反对的权利”的运用问题探讨
至今，我国已多次通过声明的方式提出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同时表达了“不接受菲律宾提起的仲裁”的立场。因此，在本案中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1)“初步反对”主要是反对法庭的管辖权，相比其他法庭程序而保持着特有的独立，那么行使该权利则当然不能认为是对仲裁的接受。本案程序规则第20 条第2 款的规定即是力证。
(2)虽然我国多次声明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但该方式毕竟只能间接影响法庭判断，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且在针对性上也缺乏具体化。而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若一方不参与任何与仲裁有关的程序，是否还有权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
答案是肯定的:
(1)根据附件七第5 条和第9 条的相关规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法庭应确定其自己的程序，保证争端每一方有陈述意见和提出其主张的充分机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由此，《公约》允许一国可以不参与程序，并且未因此而剥夺该国争端方的身份。我国作为争端方应享有“陈述意见和提出主张的充分机会”。
(2)在国际实践中，一国不参与任何法庭程序却依然有权行使该权利并被法庭接受的案例不在少数，其中以“爱琴海大陆架案”最为典型。
(3)《公约》第9条要求:“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由此，即使争端一方拒绝出庭，法庭也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裁决的公正性。程序正义体现实质公正，法庭不能因为我国在制定时未发表任何意见就显失公平地去制定、解释规则或漠视我国应有的自然权利。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在行使该权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应同时针对仲裁法庭的管辖权和菲律宾的诉求两方面进行反对，虽然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反对时的内容却不相同，由此可以显著提升我国阻止案件进入实体仲裁的把握。
(2)在仲裁法庭要求我国提交辩诉状的截止日期之前提出反对，并同时明确声明该内容仅是“初步反对意见”，与辩诉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3)当发现仲裁法庭有作出超越其权限的行为时，应当迅速提出反对。该项权利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出于对仲裁法庭的尊重或信赖就有所忽视。
(4)为明显区分出我国是在法庭程序之外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建议我国通过声明、照会或信函的方式发表反对的意见。
第二篇：在南海争端中我国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遵循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我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随着我国与亚太地区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利益早已跃出本国的领土范围，而与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我国国家利益与地区内一部分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产生了国家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矛盾或对立的现象。这必然要求我们将国家利益作为我国处理与亚太国家关系和地区安全的最高准则。在此前提下，根据对我国利益的大与小、现实与潜在、近期与远期确定我国对其参与或抵制、积极或消极、支持或反对态度。我们决不应单纯为照顾地区的利益而无条件地牺牲自身的利益，也决不因地区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压力而改变我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初衷。
第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国家主权是我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性质上是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具有明显的“刚性”。但在处理与解决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为了实现目的而在方式或手段上保持一定回旋余地，即体现为具有一定“弹性”。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任何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问题往往都是性质上的“刚性”和处理手段上的“弹性”的辩证统一。国家主权利益本身的“刚性”和维护国家主权在手段上体现的“弹性”，是由国家的实力、发展状况、自然地理状况、外部环境等要素决定的，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综合国力情况下国家主权的“刚性”程度是不同的，并导致解决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方式与手段选择上“弹性”的相对变化。国家主权的这种特点要求我国在处理涉及主权的安全事务中，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同时又要掌握一定的灵活性，尽量利用“弹性”区域，化解矛盾，以达维护国家主权之目的。为此，一是，必须将国家主权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标志。国家主权是我国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中带有“刚性”的问题，原则上是不可动摇的，是我国处理亚太安全问题的基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更改与妥协的余地。二是，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为求得一定的进展，可以采取特定时期特定的解决办法，如暂时的“搁置”。三是，手段上的灵活性并不等于原则上的改变和转移。关于主权问题上的暂时搁置并不意味放弃。搁置主权问题争议的前提是主权归我，目的是为了暂时绕过难点，发展经济，并为最终实现国家主权的保持创造条件。
第三，坚持互为作用的经济推动原则。经济发展是亚太地区当前的主流，也是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条件和动力。目前，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倾向。一方面说明经济问题层次和影响力提高，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在处理地区安全领域的事务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可以经济问题为切入点，求同存异，推动安全问题的解决。如对我国南海争端问题，先从共同开发着手，发展海区经济，以后再讨论敏感的主权问题，避免地区争端的加剧和矛盾升级。二是，将安全问题部分地转化为经济问题。如在处理海峡两岸统一问题和中印边境矛盾导致的安全问题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经济为手段，加强经济交流与往来，逐步提高贸易额，最终以经济依存度的提高降低局部地区的敌对威胁度。对此，我国在中越边境已取得十分成功和有益的经验。三是，使发展经济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保障安全是发展经济的前提，发展经济又是保障安全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我国在谋求地区安全时，可更多地强调发展经济，以发展求和平，以经济促安全。
第三篇：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维权执法合作探析
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维权执法合作探析
宗艳霞1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摘要：虽然两岸在南海议题上的立场是相近的，但由于当前两岸的政治分歧尚未解决，两岸对于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的表述尚存差异，影响了两岸南海合作的开展。伴随南海争端的不断升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执法遂成为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议题。两岸应携手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由大陆海警局、海事局和台湾海巡署牵头，将双方的海上共同执法机制规范化。
关键词：海峡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南海
The study on th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Zong Yan-xia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two side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similar,but the expression between the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belongs to “China” is different.I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the political deb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for the remaining unresolved.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e cooperation in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work for cross-strait to face together.The two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soon as possible funding to the South China Sea righ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hould make normalized joint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to both sides of the sealed led by the mainland police bureau, maritime bureau and Taiwan sea patrol office.Key words: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同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均声称拥有南海主权，对南海问题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主张。在南海问题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海峡两岸根据形势变化采取了不同对策，但从发展脉络看，两岸南海政策具有相当程 1 宗艳霞（1976-），女，湖北仙桃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法学副教授。E-mail:viv_zyx@sina.com。
度的一致性。上世纪90年代中叶前，两岸学界坚持南海合作的探讨，达成许多共识，两岸的决策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合作意愿。但在南海维权方面，两岸长期以来仅能靠政治默契维持，亟待法制化。2009年至今，两岸尝试在厦金海域与连马海域开展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积累了一定的合作经验，有效挤压海上违法行为空间，维护了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和生产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台湾当局不具有捍卫南海“主权”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更不能参加与周边声索国的对话协商，正因为如此，其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增加与大陆政治博弈筹码的政策考量直接影响了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的开展。由此，致使两岸在南海各自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两岸不能在南海行使有效的执法管辖，则不仅不利于维护我国在争议海域的海洋权益，而且在最终解决海域划界的过程中，还可能因不能提供充分管辖权行使证据，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应破解政治、立法和合作机制中存在的障碍，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接洽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固有权利。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南海是主要国际航道，海域中蕴藏丰富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海上恐怖活动、海盗、走私、海洋污染等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已经对国家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甚至社会稳定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首先，南海争端挑战海峡两岸在南海拥有的共同利益。为了争夺南沙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海域资源，南海周边国家罔顾历史事实，片面依据《海洋法公约》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并力图使其转化为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他们动辄以单方面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为由，肆意侵占中国的南沙岛礁，2这与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所持有的立场严重冲突。其次，南海是两岸渔民共同的作业场所。由于南海诸岛地处热带海域，礁岛散布其间，珊瑚礁发育良好，为渔类及海水生物繁衍的温床，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除了是鲔鱼的主要回游地区外，中、西沙群岛近海更有良好的中上层渔场，长久以来一直是广东、2 Douglas M.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 Solutions,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London, 1992, p.11.福建、海南和台湾渔民活动、捞捕，藉以维生的场所。最后，南海争端威胁两岸经济、能源和资源安全。海上通道在当今世界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是大量物流经船舶运输通过的海域，连接着世界主要经济、资源中心的通道，成为大多数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和诸多利益的交汇之处。南海争端与海峡两岸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利益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第二，两岸海洋事务纠纷不断膨胀催生合作执法。在海上合作执法领域，两岸关于台湾海峡海上垃圾监测、珍稀生物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已开展多年，但对于南海合作维权执法却迟迟未启动，究其原因，并非两岸在海洋事务方面不存在纠纷，而是受制于以往两岸在海洋事务交流范围和总量有限，已出现的海洋事务纠纷往往通过两岸民间渠道、半官方渠道或者两岸政治默契，予以化解，如1991年闽狮渔事件、2003年江少南事件等。南海争端伴随中菲黄岩岛争端和台湾渔民被菲律宾海警枪杀事件愈演愈烈，围绕着台海水域的开发、利用所衍生的捕鱼冲突、船舶污染、违规锚泊、海上违法交易和非法倾废等海上纠纷和不法行为与日剧增。但由于两岸缺乏直接沟通联系的渠道，单边执法行动影响海上执法效果，致使海上执法效果大打折扣，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可以说，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是在两岸交流不断拓展和海洋事务纠纷与日剧增的背景下催生而出的。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可能性
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本身已经包含有只关注事务性合作。在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时，两岸间存在的政治分歧毋宁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背景，而非构成模式的要素。台湾当局明确重申对南海的主权及对南海争端的立场，海峡两岸能否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南海主权，找到化解两岸政治矛盾的新出路，成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第一，两岸南海政策相似共通。海峡两岸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中国”这一点上立场完全相同，即认为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94年台湾地区“行政院”修正通过《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才开始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建构了以五大目标为核心的南海政策体系。这
五大目标为：(1)坚决维护“南海主权”；(2)加强南海开发管理；(3)积极促进南海合作；(4)和平处理南海争端；(5)维护南海生态环境。自此，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开始体系化。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继续保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为”的立法，体现了其在维护南海主权上的承继性。而大陆地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南海政策，捍卫南海的领土主权，在外交声明中多次指出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他国以立法、军事或其他手段侵占南海，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总的来看，虽然两岸的南海政策论述各有不同，但也存在有很大的共同性，一方面，显示两岸海上执法交流与合作存在较大空间和丰富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两岸在认知中华民族海洋历史、面对海洋现实、处理海洋事务时的思维同一性。
第二，存在聚合海上维权执法力量的需要。20 世纪60 年代南海石油储藏前景被揭示之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置中国早已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确立主权、管辖权的基本事实于不顾，以军事手段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南沙争议由此形成。1982 年《海洋法公约》确定了一系列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赋予沿岸国主张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据此先后提出各自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要求，并不同程度地侵入中国南海“断续线”范围内，造成与中国在南沙主权、管辖权的重叠。目前我国除与越南签订有北部湾划界协议外，与其他相邻和相向国家尚没有签订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周边国家通过单方面宣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已与我形成120到150万平方公里海域争议区，约占我应管辖海域的50%。从区位来看，海上争议区域位于远离大陆领海基线的南海中、南部区域，西与越南相对，东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相接。在执法力量分配上，根据“海巡五法”3规定，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权统一由海岸巡防署行使，3“海巡五法”指，《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署组织法》、《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各地区巡防局组织通则》。参见边子光：《各国海域执法制度》，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4页。
具体包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境、海上纠纷处理、海上违法行为调查、海上交通秩序管制、海难救助、渔业巡护等事项，海岸巡防署岸上与海上人员配置比例大约为6：1，形成“陆重海轻”的结构设计。大陆地区的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包括海警局与海事局，海警局在接收原海监、渔政、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执法装备的基础上，3000吨以上的执法船只约50余艘，与海事部门拥有的执法力量相当。即使两部门在我国管辖海域联合执法，约平均每3万平方公里内才有一艘执法船。因此，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存在合作的现实需求。
第三，南海维权执法合作属于事务范畴，具备实践性。海上合作维权执法并非两岸不可触及的禁区，1990年后，两岸海上执法部门并非没有合作之经验，但该经验离形成制度尚存在一定距离。2009年9月12日中国海监与台湾海巡署已经在厦门—金门海域组织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这是六十年来海峡两岸首次组织开展的海上联合执法行动。2010年厦门、福州两地海监部门分别与金门、马祖海巡队建立工作联络。2011年至今，原海监福州市支队、厦门市支队又分别与台湾海巡署马祖海巡队、金门海巡队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多次海上合作执法，形成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机制。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合作表明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进而证明，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也具备可行性。从合作范畴角度看，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指向的内容为非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引起的威胁因素，即非传统安全因素，合作效用上既包括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区域利益，也包括最大限度地保护两岸同胞在南海地区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冲击和损害，因而，不论从政治环境、执法职责或管理实践看，两岸已具备海上执法合作可能。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政治障碍影响南海维权执法合作
第一，“承认争议”阻碍两岸执法合作。两岸分治是一种事实而非法律状态，在国际法层面，大陆中央政府作为唯一合法政府对外代表国家并不存在争议，因而所谓的“承认争议”仅存在于两岸之间。其一，“承认争议”分化维权执法主体。通常而言，一国海上维权执法应具有统一性，即维权执法主体的权力应源于
同一国家主权，由执政府统一授权分配。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客观上造就了大陆与台湾地区两支互不统一的维权力量，进而形成海上维权主体的分化，一方面，台湾当局表示不会与大陆联合保卫争议海域，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藉以维护渔权等海洋权益，单方面与声索国私相授受，以签订民间协议的名义掩盖了外交谈判的实质，加剧南海争议海域维权执法的难度。其二，“承认争议”阻塞维权执法机构沟通渠道。在敌对规则逻辑下，两岸官方机构长期处于“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不相往来状态，争议问题往往藉由第三方或者两岸民间渠道进行沟通，如红十字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协商过程复杂。沟通渠道的间接性与时滞性影响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进程。
第二，相异化地政策考量影响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意向。上世纪七十年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逐渐被压缩，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当局不能以任何官方身份参与南海国际组织会谈，中国在与东盟成员国的历次谈判中，也没有将台湾地区纳入其中，对于大陆而言，其目的就是要防止台湾当局依靠南海问题宣示主权，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于台湾当局而言，在捍卫南海主权过程中，积极主张通过多边谈判解决南海争端，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发挥其区域影响力，改变在南海争端中被边缘化的局面，以南海问题作为跳板提升其国际空间，增加两岸政治和谈的砝码，两岸维权执法合作这一纯系事务性合作的议题，附着了极为浓厚的政治意味，任何有关两岸海域执法合作的议题，都因此受到政治因素不必要的干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考量具有浓重地政治工具色彩，即把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视为拓展其国际空间、加强其安全的手段，相反，大陆则是希望通过两岸合作形成南海维权执法合力，在保持南海争端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能够有力推进两岸政治互信的积累和增加，推进两岸和解。
（二）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立法困境
“承认争议”否认相互立法的效力。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在政治纷争之下，两岸各自有一套完整独立的法律运作机制，台湾地区事实上已构成单独的法
域，形成不同于祖国大陆的法律体系，并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尽管大陆立法与台湾地区立法中均存在诸多与南海维权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执法合作方面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
第一，缺乏上位法协调的法律冲突。台湾地区海洋事务协调立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构（海岸巡防署）与岛内其他行政机构间的协调立法，如《海岸巡防机关与环境保护机关协调联系办法》、《海岸巡防机关与警察移民及消防机关协调联系办法》；另一部分为台湾地区与大陆海上事务协调立法。具体立法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渔船航行至大陆地区许可及管理办法》、《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其一，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地区和大陆形成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法律冲突。在大陆地区有效实施的国内立法并没有在我国台湾地区实际生效。“一个主权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个法系、四个法域并存” 的法治现状直接酿成两岸在没有共同母法指导下的法律冲突。两岸并不具备共同的宪法上位法指导，也没有统一的上级机关加之协调，即便是在总体法律原则上出现冲突，中央立法、司法机关也很难对其加以调整。其二，缺少双边协议和共同适用的国际法。海上维权执法属于行政执法范畴，199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签订的《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有关海上遣返协定》（《金门协议》）只实施海峡两岸偷渡人员、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海上双向遣返。2009年海峡两岸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条“合作事项”4和第二章第四条“合作范围”5也未涵盖行政执法。
第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法制基础完备程度存在差异性。大陆地区关于海上执法的立法内容庞杂。就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而言，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贯穿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与海上执法相关的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8年制止 4《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项“合作事项”：双方同意在民事、刑事领域相互提供以下协助：
（一）共同打击犯罪；
（二）送达文书；
（三）调查取证；
（四）认可及执行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仲裁判断）；
（五）移管（接返）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确定人）；
（六）双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项。5《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二章第4条“合作范围”： 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共同打击双方均认为涉嫌犯罪的行为。双方同意着重打击下列犯罪：
（一）涉及杀人、抢劫、绑架、走私、枪械、毒品、人口贩运、组织偷渡及跨境有组织犯罪等重大犯罪；
（二）侵占、背信、诈骗、洗钱、伪造或变造货币及有价证券等经济犯罪；
（三）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
（四）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动等犯罪；
（五）其他刑事犯罪。
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2002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我国台湾地区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属行政法性质，立法形式包括法律、命令、行政规则、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调整的内容比较宽泛，包括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污染两大部分。就立法体系结构而言，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分散，在水上交通安全法规领域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专门立法领域仍存在立法空白。如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中，不存在一部专门调整海上航行安全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台湾有关航行管理安全的法令规定具体分散在《商港法》、《船舶法》、《船员法》、《航路标识条例》等法律规范中；此外，分道通航制的设立、无线电助导航设施的设置、港口国管制、船舶交通服务与船舶报告制度，及船舶与港口保全制度实施等，几乎皆未系统纳入台湾地区现行的海事立法。
（三）域外势力干扰两岸南海合作维权
南海地区素来是大国力量、意志与利益交汇的集中区域，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出于种种目的，以各种借口和方式介入南海，将南海变成大国权力博弈之地，致使南海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国际化趋势，大大增加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开展维权执法合作的难度。
干扰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借助南海问题牵制中国。从2010年开始，南海地区形势紧张程度升高，利益争夺烈度增加，国家间外交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南海地区日益成为美、日、印等区外大国扩展势力和攫取战略利益的目标地区，南海问题也成为这些区外大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砝码。美国不支持两岸联手捍卫南海主权，并通过对台军售问题和经济制约，并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压，使得台湾当局不得不顾忌美国的压力，故对两岸南海合作采取消极的态度。日本、印度等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崛起的考量，在南海问题上虽然表面上采取中立姿态，但暗中通过经济手段或政治许诺等，离间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南海事务中的合作。随着介入南海问题程度的加深，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切入点选择在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重点攻击中国南海“断续线”与“核心利益”说，通过东盟国家及域外的欧盟、印度等国际社会，制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实施细则，试图给中国设定“行为规范”。美国国内主张介入南海问题的官员大部分呈现“一
边倒”的支持东南亚声索国的诉求，把中国视为南海局势的麻烦制造者，要求中国对南海的紧张局势负责，台湾当局忌惮美国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对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合作维权执法畏手畏脚。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推进路径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一，以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南海合作执法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的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搁置两岸在“一个中国”涵义认知上存在分歧的共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两岸均认“国家主权”统一，不存在领土和主权之争。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得以不断推进各项交流的政治基础，尽管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但是在政府行为能力层面，双方都不否认对方是一个具备行为能力的政治实体。故此，“九二共识”是两岸进行合作执法的政治前提，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也是对同一主权内部两岸立法具有域外效力的肯定。
第二，“九二共识”是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制度环境。两岸在南海海域进行维权执法合作执法属于事务性合作，不牵涉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利能力争议。基于两岸存在的共同政治基础，合作方就存在一定的政治互信，从而搁置争议，优先解决两岸海洋事务交往和对外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商”，否认或曲解“九二共识”，将导致两岸关系将陷入不确定、不稳定状态，不仅两岸两会的谈判难以为继，而且两岸两会协商达成的既有协议的落实与执行也将面临重重困难。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秉持的原则
两岸应从民族大义出发，并尽快通过协商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立场，统一口径，对对方维护南海主权的努力不唱反调，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同维护南海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一，政治互信原则。虽然近几年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两岸分隔
60多年，台湾当局和部分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对心态和不信任感并未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化和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推进而完全消弭，两岸的政治互信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因而，两岸要着手建立南海合作的政治互信，必须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参与各方透过共同开发的过程，建立彼此间的互信；透过相关项目的共同开发与共同合作，创造进一步合作的气氛。”2004年5月国台办在所发表的“五一七声明”中就提出了“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目前，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上，即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但双方还不能就中国的具体内涵达成共识，为了要顺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双方提出了搁置争议。因此，对于南海问题，台湾当局只要在实践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有所作为，增强大陆与台湾地区政治上的信任感，如此，两岸在南海问题中的摩擦必然大大减少，这也是建立两岸合作的互信基础。
第二，循序渐进原则。在南海争端中，两岸合作执法究竟以何名义共同对外，如何与外国势力交涉等问题，已经关系到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等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议题。相反，如海难救助、环境保护等纯属事务性事项的合作，则要容易和方便得多。两岸南海维权合作领域广泛，对此不应操之过急，两岸应该着眼大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从非敏感的功能性、事务性领域合作开始，如南海海域环境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船舶通航管理等，逐步过渡到敏感程度较高的打击海上犯罪、查私缉私等合作上来。
第三，分工协作原则。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具有的优势领域不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和职能也存在许多差异，两岸应尽快达成默契，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扬长避短，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在维权执法合作内容方面，应通过外交与军事的方式，防范他国侵犯我国南海权益继续扩大化，遏制和化解域外国家因素对南海局势的介入，台湾地区应当在南海争端中与大陆互为犄角、相互配合；在维权执法合作分工方面，大陆和台湾地区应当各自充分利用在南海诸岛中取得优越的地理位置牵制对手。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具体策略
第一，建立巡航执法合作机制。其一，组织大陆中国海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执行海上联合巡航执法。根据台湾地区《海岸巡防法》第4条的规定，巡防机关的职责包括：海域、海岸、河口与非通商口岸之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国、执行通商口岸人员之安全检查及其它犯罪调查事项；海岸巡防署是警察队伍，除了行政执法，还负责侦破海上犯罪案件。在南海执法合作方式上，双可考虑适用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合作执法模式，由双方的执法船在南海组成联合编队巡航，或与对方的海上巡航飞机合作，对发现的可疑违法船舶由进行调查取证和查处。其二，对巡航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以属地管辖为主，以属人管辖为辅。即对发生在东沙群岛和南沙太平岛周遭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台湾海巡署管辖；对发生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除太平岛以外）岛礁周围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南海其他海域发生。属人管辖强调两岸执法合作中，对于悬挂五星红旗和中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悬挂台湾地区旗帜或台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交台湾海巡署管辖，如此体现了对船旗国主权和管辖权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执法合作方的尊重。其三，两岸南海维权执法部门应共同建立信息交换与沟通协商平台，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努力构建起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常态和长效协作机制，联合应对外国海上力量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和对在南海正常作业中国渔民的骚扰，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严厉打击海盗、海上走私等海上犯罪，为两岸往来船舶的航行安全提供坚强的保障。
第二，建立南海事务合作交流机构，签订维权执法合作协议。2014年2月，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与大陆国台办负责人会面协商两岸互设办事处等事宜，标志这两岸协商渠道由“海协会”与“海基会”联络机制向官方联络机制过渡，本文认为，在两岸沟通渠道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应考虑尽快把南海事务合作问题，尤其是其中赋予功能性、事务性的维权执法合作列入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的协调机构，“两会”和两岸对口部门可以在两岸合作协议架构下或依照两岸签署的相关协议讨论南海合作执法组织、执法内容等议题，如协商订立南海资源养护共同行动方案；协商划定准许南海船舶作业最近距离控制线及双方执法管辖和航行区域；商定两岸南海执法纠纷处置和管理协查
制度，包括建立渔业纠纷处置、违规船舶通报、海上执法船情况通报等制度；商定两岸南海海难救助协作制度，包括建立船舶海难救助应急、协助开展海难救助、海难事故信息通报、紧急避险、定期举办联合搜救和救助演练等机制。6未来两岸还可以签署一个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框架协议，并成立由官方授权的“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统筹协商南海维权执法合作事宜，进一步落实了海峡两岸常态化协同执法机制。
第三，选择性适用国际公约。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与国际公约关系紧密。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多参照国际公约制定、修改。两岸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的内容大部分都源于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大陆参照进行国内立法的国际公约，诸如1982年《海洋法公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1974）及1988年议定书修正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及其73年议定书、1978年《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2004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海事公约，同时亦为台湾地区立法所吸收借鉴，例如台湾地区《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条第一项规定“有害物质：指依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所定国际海运危险品准则所指定之物质”，《船舶法》第32条规定“适用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之船舶，应依公约规定施行检验，并具备公约规定之证书”，《船舶危险品装载规则》第6条规定“本规则所称危险品，依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之规定”。虽然与海上执法相关的国际公约多属公法形式，台湾地区往往不具备缔约资格，但并不妨碍其通过单边声明遵从公约或通过多边机制等替代方案履行国际公约的规定。国际公约在台湾立法中同样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如果公约的内容与台湾法律规定相抵触时，原则上以公约效力优先。
四、结语
南海争端直接关系到两岸同胞根本利益，已日益成为两岸间一个应予正视的问题。两岸南海争端中存在共同利益，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合作执法表明，海峡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存在可能性。面对南海争端不断加剧的趋势，两岸应当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断积累政治互信，中国海 6参见《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贯彻国务院支持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闽海渔[2009]273号）。
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应当采取联合维权执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上安全，如此，两岸就能在南海问题上，走出长期的零和博弈模式，共同捍卫一个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创两岸南海合作的新机遇，这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傅崐成：《海洋法专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367-368.[2]施星平：深化厦金海域联合执法机制，《中国海洋报》,2012年11月30日第A7版.[3]龚迎春：争议海域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中国海洋法学评论》[J].2008(2):78.[4] Douglas M.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 Solutions,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London, 1992, p11.[5]张维一：《南海资源开发与主权维护》[M].台北潘氏图书馆出版,1994:12.[6]李兵：论海上战略通道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J].2010(2).[7]陈斌华，裴闯，沈汝发：8万平方公里的华丽转身：台湾海峡从‘冲突之海’蜕变为‘合作之海’，人民网，http://，访问时间2013年2月12日。
[8]祝捷：论两岸海域执法合作模式的构建，《台湾研究集刊》[M].2010(3):31.[9]林红：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台湾研究集刊》[M].2010(1):68.[10]邵广昭等：《南沙太平岛国家公园可行性评估及先期规划报告》，台北：国家公园学会2007:76.[11]李国强：关于南海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外交评论》[J].2012(4):4.[12]季国兴：解决海域管辖争议的应对策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6(1):11.[13]高波：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构变革及启示——以台湾地区海岸巡防署为例，《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2(4):98-99.[14]徐锦堂：国家统一之前台湾地区法律在大陆的效力及其适用问题，《河北法学》[J].2010(7):3-5.[15]刘凌斌：新形势下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刍议，《台湾研究集刊》[J].2011(6):40.[17]艾明江：当前南海危机中的两岸合作及其走向，《理论导刊》[J].2009年第11期，第102页。[18]冯象：《政法笔记》[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增订版:3.[19]卢建平：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语境下中国死刑废止前景展望，《法学杂志》[J].2009(10).[20]张宁宁：三通背景下两岸区际海事法律冲突，《中国海商法年刊》[J].2010(2):88-89 [21]胡娟：“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原因和举措”，《东南亚南亚研究》[J].2013(2):20.[22]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J].2012(4):68.[23]鞠海龙：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当代亚太》[J].2011(3):109.[24]徐锦堂：国家统一之前台湾地区法律在大陆的效力及其适用问题，《河北法学》[J].2010(7):3-5.[25]王冠群：南海诸岛争端与渔业共同合作[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105.[26]艾明江：当前南海危机中的两岸合作及其走向，《理论导刊》[J].2009(11):102.
第四篇：多媒体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论文：多媒体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多媒体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论文：多媒体在英语教学中的运
用
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使中学英语教学日臻完善，它无疑弥补了传统语言教学中的不足。多媒体技术提供了生动、鲜活的自然语言环境和多重感官刺激，使学生身临其境，全方位体验英语的社会和文化，实现趣味学习。而且发展了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优化课堂结构，提高复习效率。从多媒体技术的功能、特点及英语教学的规律，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是一种积极的教学模式，它改变了课堂的固有模式，给英语课堂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利于全方位地体现英语交际语言教学的原则。基于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计算机辅助教学走进课堂成为必然，它将渗透整个英语教学过程并将成为主要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笔者在课程改革实践中，尝试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英语阶段性复习。实践证明,它具有独特的优越性，是其它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
1．多媒体技术在阶段性复习中的运用实例
1．1多媒体课件运用于词汇复习中。如身体部位、颜色、服装及描述性的形容词等，对于刚刚进入初一阶段的同学来说，记忆这么多的词汇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些词汇，会使学生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2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单元重、难点句型的复习。介绍人物的服装、长相、个人外貌特征、爱好等重点句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制作一些flash动画,让学生进行描述,也可以用数码相机给班级的同学拍几张生活照,再输入到电脑中,制作成课件。
2．多媒体技术运用于阶段性复习的优越性
2．1有利于知识的梳理和总结。现代技术的教学手段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它能够根据教学需要，将教学内容化难为易，化远为近，化虚为实。它既可以把空间和时间放大，又可以把时间和空间缩小，从而使教学内容中设计的事物、现象和过程全部再现于课堂，让学生耳闻目睹和身临其境的感觉。提高学生的感知能力在初中阶段,英语语法抽象、难以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各种时态、语态、从句、非谓语动词是中学阶段学生应掌握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可根据多媒体技术的特点，充分的运用于英语阶段性复习当中，使原本抽象、难以理解的语法变的直观、形象。教师可采用多媒体课件来展示一些图表、表格、数据对语法项目进行分析、对比和归纳。
2．2有利于设计各类练习并及时反馈练习的正误与评价。在复习课上，通过上半堂课对知识点、句型、语法的复习、归纳之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巩固练习，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练习题型，其效果之好是其它传
统复习方法所无法比拟的。它的优点在于1.化抽象为具体，使练习带有娱乐性。如：看电脑动画填写单词或句子、做口、笔头作文等等。2.通过多媒体技术编制各种类型的练习题。如：选择题、填空题、是非判断题、改错题等。3.通过多媒体技术制作课件，及时反馈练习的正误及准确的评价。当学生做完练习之后，教师只需轻轻点击鼠标，在屏幕上就会呈现出带各种声音的标准答案。例如，学生答对了，就会听到激励或掌声等声音，学生答错了就会出现分析、点评，学生看后清楚明了，记忆深刻。这种练习方式，使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形象、生动、直观，从而使学生复习起来轻松有趣、信心倍增，个个跃跃欲试。
2．3有利于优化课堂结构，扩大课堂容量。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意味着“高密度”和“快节奏”。“高密度”是指学生外语实践的量大而宽，“快节奏”指教学节奏快，练习转换环节交替紧凑。（徐昌和，2006）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仅有利于增大课堂容量、加大教学信息量的输入而且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调动学生的参与课堂实践的积极性，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浓厚的学习外语的良好氛围。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复习课中教师习惯采用的“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快黑板”的教学模式。通过多媒体界面所展现的教学有关内容，教师只需把要讲的内容，通过轻轻点击鼠标，将教学内容展现于屏幕上，节约了大量的板书时间，从而加大了复习课的容量，丰富了教学内容，把腾出的时间更多地用于对学生的指导即：巩固练习的监督与辅导，同时可以开展密集的语言实践活动。这样可以把教师从烦琐的、慢节奏的教学中解放出来，也补充了教学的相关资料，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巧妙地、适度地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英语阶段性复习,是课程改革以来,较为先进的教学模式。它以其视听结合、手眼并用、反馈、个别辅导、游戏激趣等独特的优势,成为激发学生兴趣的有力手段。但是,在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还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讲练结合.避免使多媒体课件成为简单的课件展览和文字的堆积。使多媒体技术和课堂英语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收稿日期：2011-05-10
第五篇：论文《信息技术在小学教育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论文
——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教育中的运用
学校：修文县马家桥小学 教师： 李 德 华
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教育中的运用
【摘要】：
近几年来农村学校的现代化教育装备水平得到很大水平的提高，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优越的硬件条件，为教师查阅数学课程资源提供了网络平台，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为直观形象的手段，为整合、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新时期的小学数学教师必须熟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理论和操作，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合理选择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的教学媒体合理整合,优化教育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信息教育技术；小学数学；多媒体教学手段；课堂教学效率
【正文】：当今时代科技水平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的发展与深入，教育教学领域也受到了不断地冲击而悄然在发生着变革。作为一名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这一变革的重大意义。
课改中提出了将信息技术教学与数学教育教学整合起来，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应该正确处理好信息技术教学与数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在信息技术对社会各行各业的冲击下，将现代先进科学的信息技术教育引进课堂，融入自己的教学中去。就小学数学而言，由于学科本身的严密性、逻辑性以及创造性，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探索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如果能够熟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理论和操作，能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合理选择现代化信息技术教育，使之与传统的教学媒体合理结合，就能够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让数学课堂焕发出蓬勃的生命。下面就我所任的数学教学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一、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小学数学课堂情境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计算机把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动画、影像等多种媒体综合起来进行辅助教学，使课堂内容由静态的灌输变为图文声像并茂的动态传播，不但可以使学生快速、高效地获取知识，发展思维、形成能力，而且还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能取得传统教学无法取得的效果。但在实际教学中，如果认为使用信息技术越多，效果会越好，甚至滥用，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怎样在教学中充分挖掘信息技术教育对学生的导学功能，把握时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发展呢？以下是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兴趣鲁迅说过：没有兴趣的
学习，无异于一种劳役，苦而无趣；没有兴趣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更不要谈抽象、创新和创造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一堆被遥控的机器——机械地生产、运作。传统的课堂教学以静态为主，学生学习起来感到单调、枯燥。而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则变静为动，声情图文并茂，为激发学生想学、乐学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例如在教学“植树问题”时，用动画或PPT引出树的棵数、间隔数，两端都栽和一端栽等的疑问，新课自然就展开了。
（二）把握教学辅助时机，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发展。数学知 识的抽象性与小学生认识规律的形象性造成了学生认识上的矛盾，特别是难点的突破，重点的处理，所采用的方式方法问题直接影响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而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只要能把准时机，辅助到“妙”处，“巧”处，便有事半功倍之功效。
1．使概念清晰化。例如：行程问题的教学中，要明确运动的起点是同地还是异地，运动的方向是同向还是反向，运动出发的时刻是同时还是不同时等，诸如此类的抽象概念，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教育技术，通过“变色”、“闪烁”“弹跳”、“飞入”等手段刺激学生注意，并创设按题意配制的动画演示情景，让学生借助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从而建立清晰的数学概念。
2．使空间形象化。几何图形，特别是立体图形的教学，要帮助学生建立空间观念。而空间观念的形成，有赖于想象。例如：圆面积公式的推导，教材虽然提供了“割补实验法”但难以具体操作，很多学生对公式的推导持半信半疑的态度。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多层次地把圆依次等分成若干份，拼成所学过的长方形，平行四边形……随着等分份数的增加，把学生理解中的难点----近似长方形的长由曲线变成直线的过程动态呈现，从而为学生积累了丰富的感知材料，为大胆合理的想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适时导入，恰到好处使用信息技术教学辅助教学，图 文声像并茂，形象直观生动，但必须注意适时导入，恰到好处，才能化平淡为神奇，获得最佳教学效果。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在学生思维困惑处或关键处适时导入电教媒体，把多媒体用在掌握知识的“刀刃”上，才能做到既有利于及时点拨和调控，又有利于学生空间想象能力、解题能力的培养。如：教学长方体、正方体体积之后，出示这样一题：把一个棱长为2厘米的正方体表面全部涂上红色，然后将此红色正方体切割成体积是1立方厘米的正方体小块，一共可切多少块？其中一面、两面、三面有红色的各为 几块？还有几块一面红色也没有的？由于学生缺乏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解答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时，通过投影在银幕呈现“切割”、“ 旋转”、“提取”等动态过程，使学生一目了然，这其间既发展了学生的想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也培养了他们的空间想象能力。
（四）主体突出，和谐发展信息技术教育辅助教学，通过声 音、色彩、光线、形状的和谐运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学生思维，为学生创造一个直观的教学环境。但运用时要始终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为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帮助学生增强和发展其主体性，使其逐步成长为社会生活的行为主体。课堂教学应该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增强主体意识的过程。而有些教师在运用信息技术教育辅助教学中，从新课的导入、知识的传授、巩固题材的出示、作业的布置等，全部采用信息技术。课堂的全过程是多媒体“一厢情愿”，把学生当成一个可随意往里填装知识的袋子，学生处于消极接受地位，从而降低了学习效率。
（五）相互补充，和谐统一。信息技术虽然有着其他电教媒 体和传统教学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不同的教学手段具有不同的教学功能和特点，同时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只有把信息技术教育同其他电教媒体及传统手段相互配合使用、相得益彰，才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一般的说，当教学内容呈静态的时候，可选用录像机；当教学内容需要展示复杂、抽象、变化及相互联系的过程时，可选用计算机多媒体；而有些时候传统手段将收到比多媒体更好的效果，那就采用传统手段。这样将各种教学手段有机配合，利用图、文、声、像等多种媒体相互补充，使课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充实了教学容量并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六）注意适度性原则采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能增强教学吸引力，提高课堂效益，但凡事要讲究一个“度”，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更应把握好“度”，防止供大于求，产生副作用。那种希望通过信息技术代替教师的作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图文声情并茂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习的主动性。
二、发挥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优势作用，突破小学数学教学重难点
《新课标》明确规定，通过对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的培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这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例如，在讲解“体积”这一节的知识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动画展示不同物体的图片，让学生直观理解什么是长方体的长、宽、高，什么是梯形的腰、上底、下底和高的含义，进而为学生理解体积的概念和计算公式做了铺垫。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技能得到提升，个性特长得到有效发挥，能够轻松地掌握知识，提高思维能力。多媒体课件的科学使用，利于学生体会到数学就在生活中，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培养，培养学生初步的问题意识，用已有经验和知识水平解决简单问题。
综上所述，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做到数形结合、音形兼备、情景交融，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教学内容的掌握，使有意识的学习和无意识的学习结合起来，使学生既提高了学习效率又学得轻松愉快，具有它独特的优势，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选用信息技术教学时既要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心理特点、又要注意服从于教学目标，学生学习实际等诸多因素，然后把准时机，适当介入。绝不可认为信息技术教育用得越多越好，只有合理的使用信息技术教育，教师“教”的主体地位就可得到加强，也只有这样，学生“学”的主体地位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