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强党对基层治理领导
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
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夯实基层治理的地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性、基础性工作。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是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要求。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通过强化政治引领、打造战斗堡垒、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党的力量和主张传递到“神经末梢”“最后一公里”。
强化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必须要把“补钙铸魂”工程实施好。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一方面体现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体现为党的领导核心的思想引领和决策指引；一方面体现为一线领导干部的创造力和执行力，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和领导绩效。只有把党建设好，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才能切实贯彻党领导一切的最高政治原则，也才能真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把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心走实，推动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地履职尽责。
抓实规范提升，打造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既是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治理能力彰显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要从抓党支部工作条例入手，聚焦党组织领导弱化、虚化等问题，通过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创新支部设置形式、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建立健全决策议事机制、服务群众机制等方式，固根基、补短板、促发展。在农村，加强村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对照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标准，规范组织形式、学习活动、管理机制，切实推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制度落细落实。在城市，关注街道社区，探索创新支部设置形式，聚焦薄弱领域、“堵点”“痛点”，积极构建城市党建联盟，让党的工作实现有效覆盖。同时，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健全大事共议、实事共办、要事共决、急事共商、难事共解、基层党组织主导的决策议事机制，完善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在为民服务中聚民心，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自豪感，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注重发挥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基层党员干部是基层治理的基石。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在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在联系服务群众最前沿凝聚红色力量。要将提升治理能力作为基层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不断加强思想淬炼、专业训练、实践锻炼，在本职岗位中、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扬担当精神，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基础，贡献力量。
党要全面加强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唯有筑牢根基，让基层党组织拉得出去、顶得上来，基层党员干部赶得上来、冲得上去，才能推动基层治理有序、有力、有效。
第二篇：基层领导对教师评语
基层部门考核鉴定意见
该同志任现职以来能衷心拥护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该同志在教学工作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认真完成各项任务。该同志一直讲授《会计基础》、《出纳岗位实务》等主干课程，多次辅导学生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在教学中能广泛涉猎与教学有关的知识，具有广博坚实的理论功底和系统厚重的专业知识。注意更新知识结构，关注学科前沿，并把研究新成果随时转化到教学之中，形成适应中职学生要求的独特的教学思路，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该同志思想端正，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认真完成学校领导分配的任务，虚心向各位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教学经验，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在教学中，关心爱护学生，利用各种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喜爱。在单位从教两年来，该同志各方面的业务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全体师生的认可和好评。
第三篇：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组6月份理论学习专题内容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要领导人民实现伟大梦想，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承担起领导一切的历史任务。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第一条，赋予这一重大政治原则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指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正确理解这一思想，澄清模糊认识，对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并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重要结论。从历史来看，坚持好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对于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大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政治斗争的经验不足，没有对掌握军队领导权予以足够的重视，导致革命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通过“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终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力推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苏共垮台、苏东剧变，从内部因素来看，一个很直接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导致党内国内思想混乱、人心涣散。这方面的教训必须深刻铭记。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国际竞争在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很严峻。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发展的结构、动力、目标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锋更加激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将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运行。在这种背景下，亟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汇聚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共同应对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党对完成好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仅自身拥有8900万党员，而且带领着一个拥有13.8亿人口的国家同时迈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了5年来中国在众多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世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可以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须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对党的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自觉体认，体现了党在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担当。
如何理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内涵
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表述中，内含着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第一层含义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好一切”。这个论断是经过无数次历史检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新时代的表达。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把这一目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此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由此，中国共产党深得民众拥护和信赖。也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其次，为什么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又一层含义是，“党的领导必须体现在一切工作中”。这里的“一切工作”指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覆盖。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地区，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服从党的指挥，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何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不能脱离党的领导。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一切工作”指的是社会治理公共领域，不涉及私人空间，不可故意混淆概念，把“一切工作”与“一切事情”混为一谈。
最后，如何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再一层含义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这里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其主要任务，一是把方向，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二是谋大局，从宏观和战略层面思考问题，协调各方力量，共谋发展大计；三是定政策，即把党的理念和民众的诉求相结合，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规章制度；四是促改革，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发挥督促作用，推进改革创新。能否做好以上工作，是评价党领导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
怎样做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能否坚持好党的领导，既涉及思想认识问题，也涉及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强化政治站位，提高思想认识。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为此，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以此为基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遵循科学规律，坚持稳中求进。坚持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在此过程中，要坚持科学思维，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把问题看得深、把得准。为此，一是要把政治领导与业务引领结合起来，发挥党的领导在工作中的方向保证作用；二是要把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结合起来，把握工作节奏，切忌急功近利；三是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把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着眼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
坚持开放包容，回应民众关切。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一个政党，功成名就时要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执掌政权后要节俭内敛、敬终如始，承平时期要严以治吏、防腐戒奢，重大变革关头要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为此，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同各级社会组织和党派的联系与沟通，善于听取和吸收合理化建议，不断改善工作。与此同时，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体贴民情，倾听群众呼声，从群众中汲取智慧资源，推进工作创新发展。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水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这“五个过硬”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总体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领导一切工作的基础之所在。为此，一是要加强能力培养，提高各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提高工作能力和战略定力，不断满足形势发展对于党员和领导干部素质提升的要求。二是要强化自我反思，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刻警醒自身，反思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三是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坚决反对各种不正之风，通过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风清气正。
需要澄清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质疑与误解
正确理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回应和澄清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引导舆论，凝聚正确的共识。
第一，澄清“都是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与西方政党一样”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实质是质疑为什么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的，即把西方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等同，并把西方关于政党的标准作为评价我们党的依据，由此认为中国应该参照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能搞“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与西方的政党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二者的执政基础、执政标准和执政理念不能相提并论。对于政治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第二，澄清“既然是党领导一切，那么所有事情都是党的，其他人不用管了”的糊涂认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是包办代替也不可能包办代替一切事情。这种认识是把党的领导与其他工作对立起来。由此可能带来两种不好的情况：一是滥用权威。领导干部有这种认识，很容易产生“反正是党领导一切，那么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的错误想法。二是推卸责任。党委部门以外的人持有这种认识，很容易产生“既然都由党来领导，我们可以省省心了”的错误想法，由此消极怠工或相互推诿。这显然与坚持党的领导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澄清“党领导一切，意味着一切都是为了党，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疑虑。这种担心是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不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中国共产党章程》，都明确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决不允许任何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也就是说，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是党永恒的奋斗宗旨和价值追求。
第四，澄清“既然是党政分开，那么凡是行政的事情党都不应该管”的错误认识。这是把“党”和“政”对立起来了。“党政分开”的目的是要“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不把党务和业务混在一起。但是有些人片面看待这个问题，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党不管政、政不管党”，两者“井水不犯河水”。这样做的结果将大大损害党的权威。从严格意义上讲，用“党政分工”更为合适。正如王岐山同志所指出的：“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这里的“前提”，就是指“党的领导”。但在一些地方或领域有的领导干部对此既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也不敢正大光明地做，以至于党的建设越来越弱化，党的领导越来越软化。这无论是对于党自身，还是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维护人民利益都是极为不利的，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第四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
第五篇：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注重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官兵头脑，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铸造不变的军魂，确保广大官兵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确保军队始终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下行动，确保全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能否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直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江泽民主席从新形势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1999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央军委先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确保广大官兵的政治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全军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普遍举办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委书记培训班，并组织机关团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指导学习教育活动；各部队认真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审视部队各项工作，研究解决部队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全军部队广泛深入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了“三讲”集中学习教育；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团以上党委班子认真研究制定在新形势下贯彻“十六字”方针，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办法和措施；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和实施《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军队的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一大批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治军人才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全军和武警部队把理论武装作为战略性任务。总政治部制定《军队高中级干部学习规划》，编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军队院校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到2001年，全军部队共举办理论轮训班近万期，每年参加轮训的团以上干部达85％以上。各级把学习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广泛深入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中央军委批转《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军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总政治部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在深入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中，各部队以抵御“酒绿灯红”影响为突破口，狠抓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整顿，并在领导干部中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全军各部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着眼军营生活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官兵接受信息更加广泛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军地共教共育活动和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积极开发信息网络等现代教育手段，开通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不少部队还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局域网。为积极稳妥地开展心理疏导，总政治部编印《心理科学知识读本》和《士兵心理指南》，具有我军特色的以心理素质教育为主，政治工作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相结合的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在部队逐步建立。发挥军营文化的熏陶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军人道德组歌》迅速在大江南北、边疆海岛的军营中唱响。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建设。广大官兵高举旗
帜、维护核心，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10多年来，全军部队涌现出以徐洪刚、李国安、柏耀平、邹延龄、李向群、许志功、范匡夫、叶景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军人。在基层部队广泛开展“争创先进连队，争当优秀士兵”活动8年来，全军共评出先进连队6万多个（次）、优秀士兵360多万人（次），全军基层建设出现了协调发展、整体进步的局面。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