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观前街老字号现状分析论文（五篇材料）

第一篇：研究观前街老字号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观前老字号是经过几代人努力开创出来的金字招牌，它的辉煌历史见证了三百多年来苏州发达的经济、昌盛的文化以及祥和的生活气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绝大多数老字号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经营状态良好。但也有少数企业生存困难，逐渐萎缩。经营理念陈旧、缺乏创新意识是制约部分老字号发展的最突出问题。

[关键词]老字号；历史；现状；问题

一、观前老字号的辉煌历史

观前街上的老字号，绝大多数都创办于清朝。诞生于17世纪以前的历史最悠久的当属观东的陆稿荐。

陆稿荐，创办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距今已有340多年的历史。传说该店前身是一家陆姓店主开设的生熟兼营肉铺，曾有一瘸足老乞丐前来求宿，店主出于侧隐之心收留了他，后主人将乞丐留下的破草荐投入灶内，不料锅中竟有异香传出，人们循着香味纷纷前来购买品尝，生意日隆。店主人心生一计，把吕洞宾化身乞丐借宿留草荐的事大肆渲染，改店名为“陆稿荐”，稿荐即草荐。“陆稿荐”由此声名大振，所产五香酱肉、蜜汁酱鸭、苏式叉烧、酱头肉等长盛不衰。

观前街上比陆稿荐晚一个“辈分”的百年老店，有雷允上(1734)、稻香村(乾隆间)、松鹤楼(1737年)、春蕾茶庄(乾隆间)、恒孚银楼(嘉庆间)等。这一时期的苏州经济高度发达，商业空前繁盛，老字号也越建越多。

稻香村，是国内食品行业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知名品牌之一，被誉为“糕点泰斗、饼艺至尊”。老字号的名称，大多有着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稻香村就与《红楼梦》有关系，史料记载：“店主沈姓……设肆于观前街，奈招牌乏人题名，乃就商于其挚友，友……喜观小说，见《红楼梦》大观园有稻香村等匾额，即选此三字，为沈店题名。”

乾隆皇帝南巡到苏州时。御膳中有稻香村的清水玫瑰月饼和松子枣泥麻饼，乾隆尝后赞不绝口，回京后专门派人前来采办，并赐以匾额。稻香村从此名扬天下，到民国时，苏沪宁及北京等地都有以“稻香村”为名号的茶食店。

松鹤楼。是苏州苏帮菜馆中声誉最高的老字号，创办于乾隆二年(1737年)。原是一家小面馆，后来增加了苏州风味菜，讲究选料用料、刀工火候，发挥炖、焖、焐、煨特色，使每道菜肴色、香、味、形俱佳。据传乾隆皇帝三下江南时，曾在该店品尝过“松鼠鱼”。其主要名菜有“白汁元菜”、“三虾豆腐”、“蜜汁火方”等，其中品牌菜肴“松鼠鳜鱼”是食客们的最爱。

19世纪的中国处在辉煌与衰败的更替时期，苏州观前街上的老字号几经战火洗礼后又顽强地幸存下来，它们是今天的黄天源(1821)、三万昌(1855)、乾泰祥(1870)、采芝斋(1870)、近水台(1884)、叶受和(1886)、王四(1887)、元大昌(1896)等。部分老字号即使是在世纪末诞生的，距今也有百年之遥了。

黄天源，素有糕团“中华第一家”的美誉。创始人叫黄启庭，最初只是在东中市都亭桥增设一粽子摊，因粽子质好味美，生意极好。后扩大成为店铺，经营糕团、汤团、猪油糕、糖山芋等，“黄天源”的名字也越叫越响。今日的黄天源，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时令食品店，糕团产品月月翻新，“撑腰糕”、“青团子”、“神仙糕”、“端午粽”、“红豆糕”、“重阳糕”、“冬至团”、“桂花糖年糕”等数不胜数，糕团品种多达380余种。

三万昌，始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寓意“绵绵不绝，繁荣昌盛”。苏州人历来有到茶馆品茗习俗，同时茶馆也是开展商业、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苏州的一些米行、油坊老板每天必来“三万昌”，边喝茶边谈生意，由此形成米市茶会和油市茶会，三万昌遂成当时苏州粮油交易中心及粮油行情的信息中心。

乾泰祥，创建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是苏州丝绸行业中唯一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尽管有关乾泰祥创办时间的记载不多，但这家老字号在同行中早已声名远扬。提起乾泰祥，几乎是家喻户晓，苏州还广泛流传着“吃到松鹤楼，着到乾泰祥”的俗语。

采芝斋，在观前街的老字号里也许最名闻遐迩了。清同治九年(1870年)，河南人金荫芝在观前街上设摊，当众熬糖、剪糖、卖糖。受启发于街头小儿吃粽子的情景，他将小方糖剪成粽子模样，串起来卖，广受欢迎，这种糖也就被称为粽子糖。后来，金荫芝接手了旁边一家名为“采芝斋”的古董店，正式在观前街扎下根来。从此，“到采芝斋买糖去”也被众口相传，金荫芝顺水推舟，把店招正式定为“采芝斋”。

传说在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有病，经宫内太医久治无效，苏州织造局选派苏州名医曹沧洲进京为太后诊脉。曹除开列处方外，将随身携带的采芝斋贝母糖贡奉给慈禧作为辅药，慈禧食后病情好转，贝母糖从此被列为贡品，苏式糖果因此身价百倍。金荫芝自制一块四周雕有龙形的黑底金字“贡糖”牌子，挂在店门口，从此名声大振。苏州城里流传着“采芝斋的秘制贡糖，治愈太后病”的神奇说法。

观前街的每一家老字号都有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观前街每一块老字号的招牌上都承载着古城的一段人文历史。老字号是古城25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体现了苏州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茶文化，反映了苏州的民俗风情和社会变迁。老字号前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凭借奋发进取、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依靠卓越不凡的商业智慧和吃苦耐劳的坚毅品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建起一个个极具经济活力、饱含民族文化丰厚内涵的老字号企业，为苏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观前老字号是经过几代人努力开创出来的金字招牌，它们繁荣了观前的商贸，增添了苏城名街的风采。

二、观前老字号的现实状况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建国之初，我国老字号企业约有l万多家，这些企业凭借良好的信誉、独特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曾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到目前为止，我国曾经被认定过的“老字号”共有1600多家，其生存状况令人担忧：70％勉强维持，20％长期亏损，10％效益良好。由于无法适应新的市场机制，许多“老字号”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勉强维持的老店也正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厄运。

上世纪90年代，苏州有43家老字号被原国内贸易部批准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其中观前街上有27家老字号获得铜牌。在2006年商务部实施的“振兴老字号工程”中，江苏省有35家首获殊荣，其中苏州共有10家位列其中，占了近1／3席位。观前街几家老字号赫然在列，它们是：得月楼、松鹤楼、乾泰祥、稻香村、朱鸿兴和春蕾茶庄。与全国老字号举步维艰、发展受阻形成鲜明对比，苏州老字号的生存状态要乐观得多，可谓喜中带忧：70％以上盈利，但也有30％生存困难。

(一)改“前店后坊”为“前店外厂”。观前老字号原来大都采用手工制作、前店后坊的经营方式，老师傅现做现卖，这种模式的缺点一是工艺流程无法标准化，全凭老师傅的手上功夫；二是空间狭小，难于扩大经营规模。如今，观前大部分老字号都把生产车间搬到郊外，改“前店后坊”为“前店外厂”。采芝斋在园区购地30亩，投入巨资建造现代化工厂，企业引进机械化加工设备，进行现代化生产。黄天源、稻香村、陆稿荐、叶受和、雷允上等百年老店，也纷纷选址开建新厂房，扩大生产能力。

(二)调整口味结构，不断推陈出新。提到苏式食品，人们想到的不外乎糖果、饼干、糕团等，食品的单调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另外，苏式食品大多含糖量高，多吃甜食容易使人发胖，不利于身体健康。可见，对苏式食品的结构、口味等进行调整是老字号经营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菜芝斋在这方面已走到了前列。

采芝斋对讲究“重油重糖”的苏式月饼进行改进，将传统月饼减糖、减油，再加进果脯，使满口甜变成满口香，但依旧保持苏式月饼酥皮型糕点的特色。这一改，采芝斋的苏式月饼又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近年来，采芝斋恢复了乌梅饼、山楂糕、贝母贡糖等传统品种，同时采用不含蔗糖的低聚异麦芽糖为主要原料，开发出低糖系列的新型苏式糖果产品，并将现代包装理念引人传统产品包装，使产品更加符合当今人们崇尚营养、美容、食疗、健身、旅游和休闲的需求，成为馈赠亲友的理想佳品。

黄天源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变换糕点种类，设计制作出多种口味美、造型美、装饰美的新型礼品糕团，这些产品通过本店和设在其他城市的分店进入千家万户，行销海内外。朱鸿兴则坚持以面业为主，发展花色点心，又拓展其他餐饮品种的经营战略。

为使产品不断做大做强，黄天源和得月楼还开辟了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春蕾茶庄和三万昌也都建立了自己的茶叶生产基地。餐饮行业的老字号一方面对传统经典名菜、名点进行反复提炼，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出新品。得月楼精心配制的“姑苏第一宴”和多种创新菜肴在各种烹饪比赛中频频获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

(三)拓宽营销渠道，开展连锁经营。观前老字号企业主要的经营范围是食品加工、餐饮、医药等。在市场竞争中，已有超过一半的老字号新开分店，走上了连锁经营的道路。借助现代营销理念，昔日的金字招牌变得越来越亮。黄天源、采芝斋的连锁店已有20多家，朱鸿兴、雷允上相继开出30一40家门店，让人们走上几百米就能进人这些老字号。通过连锁经营，观前老字号的产品覆盖率、市场占有率得到大幅提高。部分老字号已走出苏州，在全国小有名气。观前稻香村联手北京、保定稻香村，一起拓展市场，年产值达3000—4000万元。黄天源的小糕团10年前就“跳”进了大上海，松鹤楼则把分店开进了北京城。部分老字号还制作企业网页，开通电子商务，实行网络营销。

以上情况说明，由于老字号经营者们敢于改变观念，善于改革创新，观前绝大多老字号顶住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企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也不可否认，部分老字号生存困难，逐渐萎缩。

如今，观东陆稿荐底楼的大部分已变成了“威康体育”和“安踏”专卖店，二楼、三楼则是饭店和“培训广场”。黄天源一向生意兴隆，但其楼上已成了电器卖场。东来仪底楼摆满了国际品牌Ree—bok和Adidas的服装、鞋子，二楼大部分已卖起了手机。儿童用品老字号小吕宋二楼开出了一家麦当劳。馀昌钟表店则被迫告别观前。

在观前街上，一家家装修讲究的店面次第出现，一个个带有洋味的招牌屡见不鲜：美特斯邦威、拜丽德、尤杰斯、佐丹奴、摩高、乔丹专卖……再加上不计其数的鞋服店、眼镜店、手机城，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老字号“缩水”了，令人惋惜。

三、观前老字号的突出问题

观前街是苏州商业店铺的黄金宝地，其单位面积的客流量之大，人气之旺，绝不亚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老城隍庙。但为什么在这样的黄金地段上别的商家可以持续经营，偏偏有着金字招牌的老字号却难以为继了呢?是观前街的店面租金太贵?还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老字号的萎缩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品牌意识不强。忽视对无形资产的培育。老字号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巨大的无形资产，这是老字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对手无法剽窃和效仿的法宝。在现代商业社会，知名度是品牌的核心。但是有些老字号不注重运用品牌优势寻求进一步发展，而是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对外宣传不够，致使品牌价值和品牌效应逐渐降低。当然，由于无形资产的归属问题尚未解决，束缚了企业的手脚，这一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商标意识淡薄，轻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老字号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字号，它深深地渗透在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消费者的心中。老字号起到了标识产品、服务来源与品质的功能，实际上就是未注册的商标。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老字号的商标早已被别的企业注册，采芝斋至今无法使用“采芝斋”商标，只能另行注册“采芝图”商标。陆稿荐只在卤菜上将字号注册为商标，但在餐饮等项目上未进行保护性注册，被成都一家企业抢注。商标被抢注导致老字号只能在店牌上、产品包装上使用字号，影响了企业和产品的宣传力度。如上所述，产权关系不清晰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影响老字号发展品牌自主性的主要原因。

(三)服务意识不强。对待顾客缺乏热情。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服务已被看作是产品的一个部分，在市场营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产品类似、质量相当、价格接近的情况下，与其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还不如讲消费者是前来享受服务的。观前绝大多数老字号都能秉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优良传统，坚持顾客是上帝的理念，主动、热情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有些老字号的销售服务仍未摆脱“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陈旧观念，对待顾客态度不够热情主动，语言刻板。苏州是著名旅游城市，许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到观前老字号购买土特产，有些营业员竟用苏州话接待他们，对方指出后，非但不肯改讲普通话，还用本地话讽刺人家。老字号的金字招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换来的，千万不要因为服务质量差而丢失了信誉，气走了顾客。

(四)资金短缺、人才流失。降低了老字号的发展活力。老字号企业大部分规模较小，融资渠道狭窄，长期以来设施设备无法更新，技术手段没有改进。优秀人才大量流失，社会上的人才又难以引进，造成老字号企业职工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创新能力较差，企业缺乏内在发展活力。

(五)经营理念陈旧，缺乏创新意识。这是老字号面临的根本问题。新生事物向来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如果店堂装饰一新，环境优雅舒适，营业员的服务热情周到，广告宣传赏心悦目，定会对消费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现如今，麦当劳、肯德基等国际饮食业品牌的广告随处可见，形象清新，充满活力，紧紧抓住了年轻人和儿童这一消费群体。

比较之下，观前部分老字号为了保证传统的风味特色，工艺陈旧、品种单一、包装落伍，在产品的推出和制作上落后于时代的步伐，无法适应现代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苏州当年最著名的四大土特产枣泥麻饼、卤汁豆腐干、麻酥糖和粽子糖，每一种几乎都是高糖食品，早已不符合现代健康饮食的要求了。在百姓消费日趋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老字号企业固有的形象和缺少变化的产品已很难适应多层次消费群体的需求。有的老字号企业仍然沿用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技术含量底，生产效率差，生产规模小，致使产品竞争力下降。产品和技术陈旧制约着老字号的价值提升。

回顾历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分析现状是为了明了得失，指出问题是为了寻求对策。观前老字号是经过几代人培育开创出来的金字招牌，它们繁荣了观前的商贸，增添了苏城名街的风采。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前，新一代老字号员工继承前辈们艰苦创业、发奋图强的优良传统，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使老字号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彰显观前文化街的亮丽窗口。由此可见，转变观念、锐意改革是一些老字号免遭淘汰的生存之道。

第二篇：电影研究现状分析论文（范文模版）

【内容提要】

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研究得到了美国、中国内地多方面的关注。凭借着百年来形成的强大电影工业、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电影本身有着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个方面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现状的介绍，旨在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图谱描绘。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做出点题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城市，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史。它是全球性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广泛在东南亚及其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台湾发行放映，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庞大的电影中心，对它进行一定的关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脉传承，并以粤语文化为主体；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广泛积极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点。香港电影是属于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同样这样百年的历史，在人员、资本、文化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香港电影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国电影百年的分布历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电影也有着鲜明的商业生产的特点，这种快产快销、票房至上的观点一直是学术界所不屑对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电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报刊杂志评论为主，多在文中闲谈影界琐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时出版一本电影回顾的论文集，方始有较为正式的学术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的学术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这是同港大亚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台湾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学者，在注重台湾电影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香港电影的重要性；而中国内地直至“九七”之后，才开始略有声势的小范围的香港电影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各有侧重，是目前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详细；英文世界方面颇具学理；台湾注重两地业界关系；大陆略重左派电影，及其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在战前的关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将会根据各自的重点，加以介绍。

一、中国内地方面

中国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归”为界。

在1997年之前，内地少有专门的香港电影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有着大量关于1949年之前香港电影的资料，而且早期关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电影的一些资本关系、创作关系也介绍得比较详细。某些程度上来讲，《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当初修史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是唯一的，许多资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该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二是内地关于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的研究，因为是国有资本的关系，内地对其一直视之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讨论集《历史与现状》中，同样发表了李宁的《长城、凤凰、新联、银都公司的历史回顾和今后展望》一文。“长凤新”在香港电影市场中独特的定位和对早期电影市场的开拓，都极具意义，但更难得的是它是多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市场间唯一的联系，使得这份血缘关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内地电影理论对于这一历史时刻也积极回应，“九七”前后产生了较多的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广州举办了“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首次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粤语片、武侠片等类型电影问题，胡金铨、徐克的作者论问题，及其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问题，当然也不会缺少对“左派电影”的关注。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在内地的核心电影刊物《当代电影》（1997年3月）以“香港电影专号”的名义发表。另外，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2000年将全部成果结集成书，出版《香港电影回顾》一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是对1999年10月期间“成龙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结集。作为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电影研究领域有过众多有益的学术突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录像带市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香港电影，而近年来随着DVD的普及，内地市场又出现了大量邵氏电影、少量电懋电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资料。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内地有一些学者对香港电影开始关注，从故事、剪辑、文本、历史、文化等方面尝试性地研究香港电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蔡洪声、胡克、李以庄、王海洲、陈山等人，这些学者为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研究打下了基础。

蔡洪声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国内著名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在《当代电影》杂志关于香港电影某一课题进行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电影研究在内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台港电影和影星》一书。胡克先生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1976—1996》和《香港电影在中国内地1949—1979》两篇文章，以独特的内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分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学的教授李以庄女士凭借地理之便，较早地认识到了香港电影研究的特殊性，并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她正着手写作的《香港电影史》书稿已完成大部分，将会是国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本启蒙著述。正是通过学者们的视角和努力，香港电影研究逐渐被引进到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有一股研究武侠电影的热潮，例如贾磊磊、陈墨、索亚斌等人都曾较早对此题目进行研究，且文章都较多涉及到香港武侠电影的文化根源、剪辑方式、类型问题等。武侠电影研究虽非完全的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但由于武侠电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类型，其相关联系处相当之多，而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不可否认，内地研究香港电影有着一定的难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资料，但对其创作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文字资料缺乏，而且内地的电影研究学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粤语及文化比较陌生，而两地间的学术交流又颇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得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内地香港电影研究并没有形成对香港电影工业和历史的整体意识。虽然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电影艺术从大工业时代脱离出来，出现大量优秀的电影和导演，如王家卫、徐克、吴宇森等，其快节奏的拍摄手法和现代都市意识深深地吸引了内地的电影人，并对一些题目做出研究，颇有成效。但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学界联系极少，及语言和资料问题，使内地学者大多无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电影，而香港学者本身也极少人有大魄力来内地学术界推广香港电影。

在新的电影史学界，新一代学者中已经很重视香港电影的研究，并以华语三地的视野来看待香港电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中，有两个大章节专门以香港电影为题，分别是第十二章“中国香港：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和第十六章“中国香港：‘九七’症候和电影繁盛”，这种整体的史观思维，重新设立了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框架。

二、台湾方面

由于战后香港电影的资本运作关系，台湾电影一直和香港电影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资料对于台湾学者来说，并不成为问题。相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很多台湾影人是活跃于台、港两地之间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铨等，当台湾电影学者对他们做传记性研究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很多有关香港电影的问题。

但碍于台湾电影发展的自身条件，台湾电影研究的正式出现也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台湾电影本身也向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电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陈国富等人引进新鲜的电影作者论、美国电影商业的研究，这些方法运用在香港电影研究时，显得十分恰当。焦雄屏在推广香港电影研究方面成绩颇著，她的《香港电懋公司的崛起及没落》、《故国北望——1949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等文章，是难得的以整体意识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电影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她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书籍，如《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系列》、《香港电影的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代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貌》等书。焦雄屏把香港电影放在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产业、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显示了睿智的判断力。

台湾研究香港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几位曾在香港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台湾电影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徐枫、张艾嘉等人。由于这些人曾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香港电影史的发展。但对于香港学者来说，胡金铨、李翰祥等在台湾创业建立公司那段历史的资料就不够详细，而台湾学者却完全掌握了这些人在香港期间的资料，这种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决定了台湾学界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甚至夸张一点说，就是张彻早期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活动，也只有台湾学界有立场、有条件研究，而香港学者只能从张彻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研究。黄仁先生编著的《胡金铨的世界》、李翰祥的自传《影海生涯》等书虽然仅仅是传记读物，但贵在是当事人亲历当年的历史，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相当多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发生关系，如徐枫亲自投资香港电影生产，岳华是邵氏当红小生，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台湾研究香港电影的独特视角。

另外，近年来叶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学者引入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如叶月瑜从音乐角度研究香港电影，林文淇关于关锦鹏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当代香港电影研究的存在。

总体来讲，台湾的香港电影研究并不发达。虽然他们并不缺乏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资料，但因为台湾学者自身的视野所限，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台湾本土电影或者国外的研究上去。对于中国内地来讲，香港电影在战前和上海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九七”后又有着共同发展的未来，有把香港电影史引入到中国电影史中来的民族统一的需要。而台湾学者却面临尴尬的自身定位，它无法正确看待和香港电影间的民族关系，而仅仅能以产业关系或者文化问题来处理。所以，多数台湾电影研究学者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内地学者，但未必能做出专业的研究来，而多是拿一些香港业界的琐事来引申。台湾学者虽然有着比较鲜明的“华语电影”三地概念，并强调相对于内地电影，港台电影是一体的，如蔡国荣的《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中，多数篇章是研究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实上三地电影产业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和香港电影间的区别，台湾学者又无法从心理上面对香港电影作为独立的个体，这是台湾电影学者一个根本的误区。

在远流出版社浩大的“电影馆”丛书中，香港电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极其有限。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电影研究的深度凭借此套图书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对世界各地的电影都有了学术化的基础。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费到国外电影理论的引介上。在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上，台湾学者尚未有魄力成为领率者——虽然它本身的研究条件好于内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这个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说明。英语作为香港的第二母语，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国际电影节20余年的回顾特刊中，皆是中英文双语。因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电影研究推荐给西方国家的学者，而不必受语言的限制，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电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个尝试。事实上，香港政府和电影界所做的努力颇有成效，很多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项目。

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语文章颇为特殊，一是因为关注香港电影研究的海外学者多是英语国家的（美国为主），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英文发表的，其他语种倒是少见；二是有些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可能是马来西亚、香港等，如张建德、傅葆石等，他们发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样是具有国际化的知识背景。

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文专著是美国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写的《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中文名：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把香港电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助，书中涉及了大量香港电影历史、产业、美学、类型的研究数据，翔实有力。而书中采用线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对多个方面的香港电影现状提出了学术性结论。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讲到：“香港电影产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生产出艺术电影，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电影本身和电影产业告诉了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① 查奕恩本书的两个观点可谓珍贵，影响了20多年来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

1、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香港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战后电影。她从美国电影工业的结构来分析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从而把香港电影这种独特的娱乐方式存在状况和社会价值勾绘了出来（这和社会批判学派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2、把香港电影研究独立出来，把香港电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定位香港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战后通过来自上海和东南亚资本家的改造，香港电影成为具有特色的地域电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

根据查奕恩书中所提，第一个对香港电影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电影史家 Jay Leyda（中文名：陈力）②。在陈力著名的中国电影史专著《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中文名：《电影》）中，陈力曾经专门辟出第11章讲述香港电影。陈力这一章的很多观点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发挥。

查奕恩这种整体式的结构研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延续。毕竟香港作为弹丸之地，缺乏足够的研究机构资助本土电影研究。这种局面在1997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Stephen Teo（马来西亚人，张建德）的专著《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于1997年出版。但张建德本书的研究方式有所改变，已经从查奕恩的社会学式研究方法，发展到电影学自身的研究框架中来，分“北方和南方”、“武侠艺术”、“创新者”、“边缘性格”四部分来探讨香港电影史，及电影类型、电影作者与艺术突破间的问题。罗卡和法兰·宾的著述《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庄子试妻》开始论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侠片，详细论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电影人和明星的事迹及贡献，同时指出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汇对香港电影发展的影响。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作为美国著名的电影学者，他明显表示出对香港电影的兴趣，《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港译名：《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是他2000年在香港仅经半年实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专著，结构和文风都颇为潦草，但还是代表着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学背景的poshek Fu（香港人，傅葆石）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以极具史学价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论证了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间在经受殖民地环境下的境遇，对战前香港电影的尴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实上是，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电影学者有兴趣关注香港电影的艺术、文化、身份及其类型电影，写成万多字的文章，所以论文集方式的书籍相对较多。poshek Fu和David Desser合编《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是伊利诺伊大学在1997年秋举办的香港电影研究大会的论文集；此外还有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sther C.M.Yau编著的《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这两本论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台湾和美国学者研究香港电影的论文。相较来说，前者不论涵盖面、深度或作者的层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问题，这是“九七”之后关于香港研究的新话题，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丧失：怀乡、碎言和错位”。这种来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华人身份、历史地位上来考虑香港电影。总的来讲，在众多以“中国电影”、“亚洲电影”挂名的学术论文集中，都有一两篇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论文。在《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 Kong Electric Shadow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关于香港电影研究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在《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中，Esther C.M.Yau也在最后做了一个参考书目表，这两个参考书目表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除去这些专业的学术性研究之外，香港电影本身也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影响。自从70年代初李小龙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产生巨大影响的香港影星后，东方式的功夫片和枪击片在国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欢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几乎有全部影片的录像带。由此，各种关于李小龙、成龙、功夫、影碟购买手册类的电影畅销书多不胜数。举例来说，有《李小龙传奇》、《我是成龙：功夫一生》、《功夫：报仇的电影》、《吴宇森传》、《碎灭爱情的歌：关锦鹏电影》。有些书也是高校学者所著写，但笔调却是娱乐畅销书的手法，边边角角，也算是香港电影英文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了。

总体看来，英美国家研究香港电影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超脱于香港本土的各种利害关系而获得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根据电影学科框架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电影业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也保证了这些论文并非是简单的后殖民、后文化现代哲学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实考虑这一独特的电影基地的产业、民族身份、美学成就的问题。在涉及问题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是目前香港电影研究中优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虽然小，但由于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转港的有利条件，有着极强的经济能力可赞助文化事业。香港本土也拥有多所著名的大学及研究中心，关心本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而电影业是香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与电影业有关系。对香港电影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资料最详细、研究人数最多、涉猎面最广、贡献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从1978年开始，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都根据一个研究专题，出版一本香港电影回顾论文特刊。论文用中英双语出版，中文编辑曾有林年同、刘成汉、李焯桃、舒琪、罗卡等著名影评人和理论家，英文编辑有高斯雅、张建德等人，每期回顾文集均围绕一个主题全面展开，旨在推广香港电影、搜集史料、激发新思维的出现。截止2000年，回顾特刊的专题分别有：

1.《黄宗 回顾展》，1978。

2.《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899—1976》，1978。

3.《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1979。

4.《香港功夫电影研究》，1980。

5.《香港武侠电影研究1945—1980》，1981。

6.《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996修订本），1982。

7.《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

8.《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1984。

9.《香港喜剧电影的传统》，1985。

10.《粤语文艺片回顾》，1986。

11.《粤语戏曲片回顾》，1987。

12.《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1988。

13.《戏园志异：香港灵幻电影回顾》，1989。

14.《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

15.《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与西方的比较研究》，1991。

16.《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1992。

17.《国语片与时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

18.《香港—上海：电影双城》，1994。

19.《早期香港中国影像》，1995。

20.《躁动的一代：六十年代粤语片新星》，1996。

21.《光影缤纷五十年》，1997。

22.《超前与跨越：胡金铨与张爱玲》，1998。

23.《香港电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顾》，1999。

24.《跨界的香港电影》，2000。

特刊每期专题对香港电影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暗含建立香港电影研究整体框架的意义。总的来说，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1、武侠——功夫电影研究；

2、香港电影史及其类型研究；

3、粤语片——国语片问题研究；

4、香港“新浪潮”电影研究；

5、上海——香港双城问题研究；

6、电影工业体制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发展研究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香港电影自身的历史、特点，是研究香港电影不可绕过的课题。

回顾特刊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正如傅葆石所讲：“这些论文集对理解香港电影的历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通过辛苦的资料收集，并做出历史的分析，组委会提供最系统化的研究论文集。”③ 总的说来，这些特刊的最大意义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资料，提出思路，以备以后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维尔就承认对香港电影的最初兴趣来自每年的回顾特刊。④ 另外，回顾特刊中的论文作者，包括港、台、内地、海外所有的香港电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人员分布。对于任何一个香港电影研究者来讲，历届特刊是必备的资料。

对于香港本土来讲，研究香港电影的单位（个人）主要有以下几类：各个大学的院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各个电影评论协会及杂志、报纸影评人，这些单位也经常会结集出版书籍，但从一般现象来讲：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回忆录、随感集、影评集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而体系完备的专著却凤毛麟角。下面分类介绍，力求能够简单描绘出香港本土关于电影研究的地图：

1、大学

大学中的香港电影研究人员多具有较好的电影知识，在论述方面比较系统。香港有着众多的大学，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1991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学中第一个电影电视系，并有着林年同、卓伯棠、吴昊、史文鸿、钟宝贤（历史系）几位专业的电影研究学者而显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1944—1990）是较早的一位电影研究学者，他研究电影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美学，曾结集《镜游》一书（后增订为《中国电影美学》），提倡中国传统美学中“游”的观念是中国观众一种重要的欣赏习惯。而最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仅研究香港电影，而且把视野拓展到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上来，并组织了“中国电影学会”，出版《中国电影研究》杂志。他的这份抱负对于香港学界来说显得十分大气，日后刘成汉的《电影赋比兴集》、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所出的《诗人导演——费穆》都与此有关，这也很大程度上认可了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间的美学关系。

卓伯棠先生的专著《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书，内容翔实全面，分析了香港80年代出现的一批电影创作运动。书中包括新浪潮历史状况、电视工业和新浪潮出现的关系、导演分析、历史定位等几个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吴昊先生是电视电影系的系主任，有论文集《乱世电影研究》、《香港电影民俗学》、《香港电影类型论》（罗卡、卓伯棠、吴昊合著），另辟蹊跷，从时代命运和民俗文化方式来观察香港电影的影像生态。而历史系的钟宝贤女士具备历史学的知识背景，她的专著《香港影视业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线索史。书中所采取的产业、历史文化、美学互动的综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研究，在研究香港电影时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补了香港电影研究的一块空白，意义极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Ackbar Abbas所著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识形态的必读书籍。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专门以“新浪潮”和王家卫作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具有特殊的意义。

2、香港电影资料馆

长久以来，香港作为一个电影中心，却没有一个公共性的电影资料馆从事保存珍贵的电影拷贝、整理历史的工作。有感于此，罗卡等香港电影人积极努力，终于在2001年1月初正式成立这一公益单位，从事香港电影文化、历史、导演的各种发掘工作。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稍加思考我们就可以想到，众多的世界大师级导演的被认可远非首轮影院的票房效应，而正是通过不断的文化意义挖掘才逐步被认可的。事实上也如此，自成立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策划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并一一结集成书，大大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层次。

历史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之

二、《从手艺到科技——香港电影的技术进程》、《香港早期电影轨迹（1896—1950）展览》特刊、《六十年代粤语片红星展览》特刊、《粤港电影因缘》等一系列活动和书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历史话题进行有意义的拓取研究。特别是有“活历史”之称的余慕云先生整理的《香港影片大全》，体系浩大磅礴，全面记叙了电影有史以来的全部史料，是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目前已经出到第五卷。

在挖掘香港著名电影公司运作体制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邵氏星河图展览特刊》、《邵氏电影初探》、《国泰故事》、《穿梭光影50年——香港电影的制片与发行业展览》等研究书籍，搜罗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史上的大制片厂时代，并以肯定的态度认可其贡献。

在导演方面，资料馆以作者论的方式，重点评述了几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导演，旨在希望推介出自己的电影大师，如《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黎民伟日记》、《张彻——回忆录·影评集》、《剑啸江湖——徐克与香港电影》等，把天才和产业间的互动关系统一起来，全面肯定多年来香港电影发展的历程。

香港电影资料馆是一个常设性的研究和服务机构，藏有大量珍贵的胶片和史料。它的设立，为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当影像资料和历史史料都充足的时候，也是香港电影研究迈向深度研究的一个契机。

3、回忆录和传记

由于早期的较多影人并没有很好的知识背景，他们的著述就多是回忆录的样式了。香港有着宽松的出版环境，香港影界人士也多爱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香港电影发展多年的亲事人，他们的回忆也让人有亲历历史的感觉。这类回忆录实在太过繁多，可以参看余慕云《香港电影八十年》中的三页列表，下面略微介绍几本较为重要的：

关文清的《中国银坛外史》。关文清从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从事电影事业，而且和大观片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回忆录中对很多当年的电影事件、影人有着清晰的记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电影史资料。

《邵逸夫传》，作为控制了香港电影六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生平是香港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带领的邵氏制片策略和资本流动关系，至今影响着香港的影视业。

薛后所写的《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左派影人，薛后先生所描述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林黛、夏梦、张仲文等一些老明星的轶事，“长凤新”和国内电影界的关系，和香港业界的关系，及其80年代内地开放后怎么率先拍摄《少林寺》把香港电影和内地业界联系起来的历史，这些史料具有独特的意义。

另外，上面所介绍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口述计划，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两次口述计划的主题分别是“南来香港”和“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被采访人全部是重要的当事人，这份资料对研究中港电影之间的资本、人才关系，香港五六十年代社会和电影业状况，有着极大的价值。

总体来讲，香港众多的回忆录和传记本身并不具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但随着历史的当事者逐渐老去，历史渐渐就只能成为一个符号来被理解了。能够保存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记录，并非一个功利性的学术课题，而是保留历史的财富，以供后人享用。

4、影评人

王赓武编的《香港史新编》中提到，香港报纸繁多，专栏是报纸的重要特色，而电影专栏则需要专门的影评人，对新片和电影现象发表意见，香港主要的影评人有石琪、罗卡、李焯桃、舒琪等人。⑤

石琪是香港电影界的资深评论人士，从70年代开始，每月必有几篇关系全港的影评，连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主页上也专门刊登每月石琪的影评，他主要的文章多发在《中国学生周报》（早年）和《明报》及其副刊上。石琪的所有影评也曾汇集成书，浩浩荡荡八卷本《石琪影话集》，香港电影界天南地北的八卦琐事，无不一网打尽，对香港电影研究有很好的辅佐价值。他的影评从无破坏性的批评，而多是中肯之言，切实理解业界的关系。

罗卡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业界最重要的学者、策划人、理论家之一，不论是资料馆的成立、电影节的创办，还是国外学者的组稿和请教，罗卡都有份参与，但因为他没有专著出版，所以放在此处介绍。罗卡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中国学生周报》“电影版”的编辑，石琪、林年同等人当年都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罗卡本人仅著有《电影之旅》少数几本书，但他的文章总是关注香港电影最关键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在历年的电影节回顾特刊上，均可看到他的文章。罗卡的文章，并非简单的评论，而是上升到批评意义的学术观点，他的观点极具权威价值。

李焯桃曾从1980年开始主编香港最著名的电影刊物《电影双周刊》达7年之久，期间支持新浪潮运动，发表个人论点，颇有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安德烈·巴赞的影子。李焯桃的论文结集有《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笔记》、《观逆集——香港电影篇》、《观逆集——中外电影篇》、《淋漓影响馆——抛砖篇》、《淋漓影响馆——引玉篇》，深度与广度俱佳，李焯桃文中极具国际视野，是一个学者型的影评人。

另外的香港影评人众多，也办有“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香港影评人协会等团体。从好的方面看，繁荣的评论和批评环境，是电影产业链中必要的一环，负责着联系公司意图和观众观看心理的作用。香港电影的多年繁荣发展，影评人的地位功不可没。

5、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及其刊物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作为一个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有着50余人的作者队伍。自1995年3月成立以来，其宗旨是：团结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评人，促进电影评论的独立自主精神；倡导从文化和艺术角度评论香港电影；对香港电影的成就重新做出评价。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回顾香港电影的评论文集，可以作为对一年来电影资料的总汇。他们也经常会在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的KUbrICK书店举办讨论活动，颇具时代小先锋的意义。需要一提的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编辑的几本书籍颇为重要：

他们编辑、译著的书籍有《然后有了光——22位导演作品选析》、《诗人导演——费穆》、《丈八灯台看电影》、《戏缘》、《从新浪潮到后现代》、《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经典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江湖未定——当代武侠电影的域境论述》、《后九七与香港电影》、《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我和电影的二三事》。从题目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章多反映的是时代紧要的问题和人物，其中颇为重要的有《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江湖未定》这两本书，角度新颖有趣，提出的问题别具一格。

通过上面的一番简单描述，可看出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的多方面努力。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资料翔实，切中实际问题。但有些现象早就暗示了危机，例如专著太少，论文太多的情况，说明本土缺乏足够的实力和立场来进行总结性的专题研究。在香港电影业萧条的今天，一些评论性的文章的作者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困难而放弃写作，到时香港电影面对明天将会更迷惘。开展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是香港电影业界和学术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五、小结

电影学科自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高校，并多设立于文学系下，着重点在于欧洲充满思考性和艺术创新的大师。同样的情况可以引用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中来，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普遍是在80年代之后开始引入电影学科，进行专业的电影研究，而最初的兴趣点多会关注中国第五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香港新浪潮电影之类的问题。而面对充满商业气息的都市香港，一种暗含的对立情绪经常会渗透出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香港电影的研究。而“九七”前后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观众同样是如此的吊诡，政治化和文化性的介入，吸引了人们对于香港电影的关注。

香港电影研究的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地域的华人电影，因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范畴、高雅性和低俗性的判断，在这个领域全无意义。它是凭借着百年的历史、近万部的电影、众多的奖项和成就强制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而并非因为学院派对香港电影的娱乐性感到津津有味。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不涉及到观众和票房的问题，这种条件下艺术能够生存的空间微小得有限，但仍旧能够体现出体制下天才超越的能力。在1994年王家卫《东邪西毒》上映之时，香港掀起了一股关于雅俗高低的争论，但继石琪在《明报专栏》中批评之后，出现了大量以市民兴趣和经济价值为出发点的批评文章，专栏作家游清源讽刺那些拥护王家卫电影的人为“盟塞”的知识分子，并且影射那些解读王家卫电影的影评文章为“猪肉”，并非珠玉。当时，李焯桃在面对这种两极化现况时，有以下的见解：

“这种论调（即强调电影的商品本质的看法）其实是个陷阱，港台两地的影坛，由于没有真正的独立制作及另类发行系统，根本从来没有足够‘个人创作’的空间。而长期面向大众的影评，更一直充斥犬儒的情绪及反智的倾向，只崇尚直接简单的作法，对稍为脱轨的作品，往往口诛笔伐讥为闷艺、造作扮嘢、故作玄虚、自恋自溺（甚至自渎！）。”⑥

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香港电影的研究，更是无法适时地做出判断。这也是香港本土如此缺乏专著，而个人论文集很多的原因。虽然香港有较为成熟的社区和文化形态，但它缺少足够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立场，无法对模糊的香港电影现状加以指导和判断。本土学者同电影业界一样，在边缘化的身份中失落自己的立场。

这种对娱乐性的偏见，限定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无法认真严肃地对待香港电影的众多现象，并进行深度的反思。香港本土的学者有着身份的缺陷，中国内地的研究碍于刚刚起步，台湾的政治身份导致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众多的英文学术研究成为了香港电影研究最具国际化视野、最具学科前瞻性的研究。有个学科的比喻会让人感到惊叹：埃及学研究的中心，在欧美而不在埃及！

但好在形势并非如此恶劣，众多中国内地、香港的学者在不断做出突破。近年来关于香港各方面研究的学术专著在不断出现，钟宝贤女士的《香港影视业百年》图文并茂、观点鲜明，罗卡和法兰·宾的英文香港电影史《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已经出版，而广州的李以庄、周承人的香港电影全史也正在进行。

目前香港电影正在经历“冰河期”的低谷，但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并非坏事，而要从现象中观察必然的逻辑。战后香港电影几经转折，这次绝对不是最恶劣的一次。而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回归7年后的香港应该有个自己的选择，如何定义香港电影的文化渊源、发展走向、研究思路。

台湾电影市场一度和香港电影市场紧密相连，但今日已经不同往日了。台湾电影的片花，曾是拖垮香港电影的原因之一，⑦ 而台湾境内摇摆的政治风云，以及在东亚地区所处的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触及的各个方面都影响他们关于电影研究的发展前景，委实不能让人对他们在这方面研究上有任何信心。

学习西方香港电影研究的同时，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学界的交流值得让人期待。方言、距离、业界差异固然不可避免，但面对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内地电影学研究的发展，在于政府仍没有放弃挽回电影产业的努力。市场的逐渐联姻，奠定了文化寻求合作的基础。香港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内地的基础，经济发展固然如此，文化上又未尝不是。在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上，更需要在美学、民族化、产业模式上走出新的思路。

注释：

① ［美］I.C.Jarvie: 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序言》，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77，第1页。

② Jay Leyda（1910—1989），美国人，电影理论和电影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师承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他曾在1959—1963年间来到中国，以外国专家身份参与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资料整理工作，回国后著述了中国电影史著作《电影》一书，在1972年出版，是西方国家第一本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专著，开创了美国的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查奕恩曾和陈力同在纽约大学教书，直接受到陈力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影响。

③ poshek Fu: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165页。

④ 原话是“那些年头，好友汤尼·雷恩总是按时送来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刊，我从而窥知香港电影史的点滴。”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的《序言》，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 转引自黄维墚《香港文学的发展》第十三章，参见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5页。

⑥ 张美君《文化建制和知识政治：反思“严肃”与“流行”之别》，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8页。

⑦ 1988—1993年间，台湾资金流入香港电影影市形成“片花潮”。台资的涌入，不单抬高了香港明星的片酬，推高了港片卖埠版权费，而且在滥拍风潮的恶性循环下，“烂尾”投资不计其数，即使能够完工的影片也难以依靠票房收入成本，破坏了香港本土的院线制度。而1993年5月28日，八大台湾发行商组成台北市片商工会国片海外联谊小组，提出压抑制片成本，抵制演员上涨的片酬，并提出三个不利港片的要求。同年，台湾新闻部放宽西片和日本片在台湾上映的拷贝数量限制，使得港片压力增大。原本在制片和票房领域占有起码三分之一的台湾市场，顿时消失，拖垮了香港电影产业链。参见钟宝贤《香港影视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10月版，第360—363页。

第三篇：论文(现状分析

农村小学数学作业现状的分析

王学强

数学作业的练习，特别是家庭作业的安排，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技能，改善他们对学校的态度，让学生明白学习是没有时间、地点限制的，能培养学生独立性和责任心，使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过程，这些是积极的一面。而消极影响也存在，如造成学生生厌，漠视学 生享用闲暇和进行集体活动的权利，家长的参与变成干扰，也可能引起欺骗行为而助长了学生的不良品性，如抄袭等。

新课标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那么农村小学学生的数学家庭作业现状如何的呢？根据深入细致了解，主要有以下情况：

（一）数学作业内容安排分析：

从分析情况看，小学生数学家庭作业在“质”和“量”方面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小学生家庭作业形式单调，内容机械，应用实践少。具体表现为：

1、家庭作业内容多（书本、课堂作业本、一课一练等题目内容按序布置），缺少针对性。

2、家庭作业知识巩固多，应用实践少。

3、家庭作业书面作业多，口头作业少。

4、家庭作业统一任务多，自主选择少。

5、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与学生喜爱的作业不完全相同。大部分的数学作业多为机械计算题，学生真正的数学兴趣可能会因为枯燥乏味的计算而逐渐丧失。

（二）数学家庭作业完成现状分析：

1、每个班总或多或少的学生完成不了家庭作业。

2、学生对“知识”这一概念的理解层面过窄过旧；

3、学生“等”、“靠”想法非常强，不愿花时间独立思考，遇到难题马上与其它同学“较对”甚至抄袭。

4、学生对作业存在“任务”观点，趴在窗台敷衍了事完成，作业一交空身回家。

学生渴求尝试形式新颖有新鲜感，探索性、开放性、与实践密切联系类的创新题题目；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业完成的质量，对感兴趣的学科不仅认真做而且有时间自找题做，对讨厌的学科不认真做甚至不做；当遇到难题心情紧张、害怕，表明学生的自尊心非常强，唯恐受到教师和家长的批评。

（三）数学家庭作业评价的现状分析

学生对作业的处理方式渴求别人的评价，包括教师和同伴的评价；学生愿意表现“个性化”解法，体验学习成就感要求迫切，对一般表扬性评语表现的兴趣不浓；学生不希望只给予呆板笼统的“优、良、合格”评价法，作业本上红色的“Χ”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有些学生对作业的质量根本不在乎，更谈不上什么检查，错一点，改了不就完了；学生之间的互相反馈则表现为互相比一下老师打的等级或分数等。但却很少有学生去进行自我反馈，查究一下错误的原因。

出现以上现象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传统作业是“教”的强化。在应试教育的教学实践中，教学论被异化为只有教而无学的“教论”，基于“教论”的作业逐渐转向了教师“教的补充”、“教的强化”。在应试教育下，作业演变为“教的补充”、“教的强化”，自然也就成了学生的沉重负担，无助于学生的真正成长，失去了作业应有的教育意义。因此，新课改呼唤生活化的作业设计和应用，多从生活实际出发，为学生设计一些符合学生认知的生活化的作业，让学生在兴趣的激励下，主动的、自愿的去完成作业，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课堂是实际生活的在现，作业是解决实际生活的钥匙，让学生学得轻松，学的有意义。

第四篇：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论文

随着工业及城市化的发展，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人们广泛关注，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生态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众多国家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生态安全问题如果同人口、种族等因素相遇，就可能引发暴力冲突，它不但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还可能导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战争，从而影响到地区稳定和国防安全。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最多的国家，由于工业有害物质排放，资源过度开发，农业化肥及除虫药剂大量使用，生活废弃物及垃圾的污染等，使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加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掠夺式开发，使生态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通过对我国生态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醒国人对生态安全问题引起充分重视，积极解决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切实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含义、构成和特点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含义

生态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一般认为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

一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从而维护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于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

二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并引发暴力冲突，从而防范生态安全环境问题对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第二层含义则是外交、军事范畴新概念。

（二）生态安全的构成生态安全就是生态系统的安全。该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彼此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系统的组成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土地、水、大气和生物。

生态安全主要由土地安全、水资源安全、大气环境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因素构成。这其中任何一个构成因素出了问题，都会影响生态安全并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生态安全的构成示意图如图1所示。

（三）生态安全的主要特点

与影响国家安全的其他因素相比较，生态安全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是整体性。生态环境是自然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达到相互平衡的系统。对局部地区环境一个因素的破坏或不合理利用，就会影响到这一地区整个环境的稳定度和环境质量的变化。

二是长期性。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人类一旦对生态环境施加某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作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当前条件下，这种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

三是不可逆性。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利用一旦超过环境自身的承载容量，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要想恢复大面积受到破坏的环境是不可能的。生态安全的主要特点如图2所示。

二、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

（一）生态安全问题严重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13亿人口压力，加上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数量的增加，做过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我国的生态安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当前，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在国土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环境资源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4个方面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国土资源安全问题

国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国土资源的多少和优劣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重要。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7.08%。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因水土流失而丧失耕地267万公顷，平均每年“流失”耕地6.7万公顷，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万平方公里，是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倍多，并且还在以每年2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沙化一个中等县。

我国森林人均占有量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按目前的砍伐速度，我国可采林将在短短7年内被砍完，我国草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草地质量也在明显下降，其中中度以上退化的草地已达1.3亿公顷，并且还在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我国湿地资源占世界湿地面积10％，但已有近40％的湿地受到中度和严重威胁。其他生态系统也退化严重，造成生态功能下降，生态平衡失调，已对国土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我国国土资源安全问题非常严重。

（三）水资

第五篇：生活现状分析论文

生活，不仅仅是吃喝穿戴，衣食住行，生活应该也肯定有更多的内涵：比如，追求财富、维护尊严，享受心情等等。

关于生活，我们所了解的都是发生周围的事情。总有人自以为是，认为对生活比较了解。其实了解生活，最应该了解的是自己。

人生大多数苦恼，第一是来自身体上的，第二个是来自我们对生活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生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苦恼的来源。

比如说，一个人不管经济状况怎样改善，买不起的东西永远有很多，一个人不管收入怎样不断地增加，也可能他原来设想的东西都已到手，与此同时新的想买的东西又开始在心里琢磨，人是东西越多，却越是觉得缺乏，相对于以前，所缺乏的东西往往是越来越难得到的，于是让他“快乐”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也可以说让他快乐越来越困难。谁之过？是钱财吗？是他自己。

这与“满足与否”无关，一个自以为拥有满足感的人，往往是不得不“满足”的人，其实人人都应该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心，不要以为懂得知足的人，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一无所求的人是真正的人吗？

不知足应该是生命的源代码，是继续生活的前提。

生活看起来是那么广阔，像一片茫然无际的草原，有清风也有暴雨，有花前也有豺狼当道，有月下也有疾风劲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时地采撷一朵叫做幸福的小花。

但，生活并非只是生活。

比如说，我们总有无聊的时候，无聊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无聊的时候，我们才思慕着做点什么。

我们也有寂寞的时候，寂寞是我们心生愿望的时候。有人说，愿望即人生。比如，有的人沉湎于衣着发型穿扮，有的人禁锢于家庭之中争夺个人地位，有的人喜欢安逸处事总是怎样顺心怎么做，有的人则比较放荡一些灯红酒绿之所是他的爱好，更多的人深陷于对物质享受渴望之中。

生活就这样花花绿绿的，我们总会分析它，稍微一琢磨才发现原来生活挺麻烦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有一堆，除了近忧，还有一些远虑，也可以说成除了生活用品的不充足，还有一些心情上的问题。

就是这样，我们内心想做的事太多了，可是限于经济能力，我们常常带着愿望和遗憾一起生活，就是因为有这两种心情，我们才努力，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得值得。

分析生活，让我们干了些与事实作对的事。与事实作对结果难以预料，但不作对注定失败，这是谁也明白的道理。所以，不满足是好事，有烦恼也是好事，虽然我们享受不起烦恼，但它不请自来，不享受也得享受，谁让生活是一连串乏味的成功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每一次成功都带给我们或多或少的幸福感，但每一种“幸福”都有让人乏味的时候，它是不会停留的。就像解放前，许多穷人认为有吃有穿就是幸福的，可是现代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幸福的呢？

无论怎样分析，真实的生活永远以宽容的姿态与我们面对面，不管我们是消磨，还是打拼，是得过且过，还是日理万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完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