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第一篇：公共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

第二篇：公共管理研究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的加强

政治与行政学院 行政管理09级研究生 兰玲 2009010156

【内容摘要】在征地拆迁运作中，引发出了各类群体纠纷和恶性事件。主要原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法不依、违法违规行政；利益驱动、权益失衡；监督失效等。所以加强政府的领导能力，就要确实不断地提高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监督能力。

【关键词】征地拆迁；群体纠纷；政府领导能力

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征地拆迁工作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和不同级别的政府贯彻执行法律、政策的情况不同，除少部分地区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大部分地区都陆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除个别特殊情况和客观存在外，主观上都凸现出了地方政府在执政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如何提升各级政府处理征地拆迁纠纷事件问题的领导能力，不断提高其执政能力水平，使征地拆迁工作成为一项经济发展的民心工程，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主要任务。

一 征地拆迁纠纷事件的主要表现

（一）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使拆迁人或开发商无法无天、肆意妄为。他们仰仗自己的优势地位置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违法强占强拆，致使被拆迁人群体反抗，最终酿成纠纷甚至流血事件。

（二）个别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征地强拆，严重侵犯了被拆人的合法权益。这便致使被拆迁人为了维护个人合法权益，使出了或自杀自残，或袭警、袭官的招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近几年来，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有增无减。

（三）部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不严，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发纠纷事件。一些地方拆迁补偿安置不到位、不合理合法，令被拆迁户产生逆反心理，不配合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征地拆迁行动，在双方人员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群体纠纷事件一触即发。

（四）个别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主管与开发商勾结，造成被拆迁户应得利益严重受损，引发了被拆迁户的极大不满，导致被拆迁户或集体到政府、党委门口

静坐上访，或以暴力抵制政府拆迁。

二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首先，政策缺陷是造成征地拆迁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此项规定中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使被拆迁户处于有理无法讲的弱势地位。也导致了政府在执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剥夺和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是对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监督。各级政府在征地拆迁运作中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章制度，目的是为政府发展经济、为民谋利，以体现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宗旨。但实事上，一些地方政府自行其道，把上级或本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当成摆设挂在了墙上，并没有完全按照政策实施进行。这时缺乏了有效的监督，再好、再完善的政策也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最后，在利益的驱动下最终导致权益失衡。在当前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为政府争取最大的经济收入。共同的利益目标让政府和开发商成为了交易伙伴，他们为了取得最大程度的“双赢”，势必会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三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的加强

（一）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和加强领导能力，严格依法行政。据国家有关权威部门公布，近两年来，地方政府违法强拆导致发生群体纠纷或个别被拆迁人自焚自杀、袭警袭官等事件不胜枚举。“地方政府仍是土地违法案的主角”。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和加强领导能力，严格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在征地拆迁运作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杜绝各种群体纠纷和个体恶性事件发生。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提高政府科学发展能力。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去指导征地拆迁工作的实践，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大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等关系，妥善处理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要提高政府征地拆迁主管部门及其领导的领导能力。第一，必须要加强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执法能力的培养，要让执法为民、依法行政的理念真正深

入他们的心中，并且要在工作实践中做执法、守法和捍卫法律的模范，杜绝执法犯法或贪赃枉法的违法行为发生；第二，必须提高协调指挥能力。征地拆迁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是代表政府行驶征地拆迁职能的指挥部和指挥官，担任组织、协调、指挥工作的重任。要当好指挥官，完成好工作任务，要正确处理好领导和被领导、指挥部与拆迁人的关系；第三，征地拆迁主管部门领导者必须严于律己、防腐倡廉、自觉遵守法纪。坚决杜绝征地拆迁主管部门领导利用职务之便违法违纪走上犯罪道路。并且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业务素质，不断提高管理能力水平。

（三）不断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首先要以预防为主，化解矛盾，把事件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以保证及时掌握有效信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工具的优势，及时掌握各种信息，有针对性、经常性地进行综合跟踪和分析研究。有效防止和应对各种群体性纠纷事件发生时，要及时了解情况、掌握信息，深入现场，沉着指挥，按原来制定的应急方案组织领导，正确处理冲突双方的矛盾，果断地采取措施消除现场隐患和社会影响，把事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四）提高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能力。征地拆迁工作必须在详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并进行合法性的审查，最终做出有效决策。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进行跟踪采访和阶段性评估，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程序。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真正体现政府依法行政、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决策领导能力。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弃》[J]，中国法学，2007(4)

2、朱东恺、施国庆:《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中的利益关系分析》[J]，小城镇

建设，2004(3)

3、户邑《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制度性障碍分析》[J]，理论前沿，2005(3)

4、彭方平、方齐石:《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J]，价值工程，2003(5)

5、王才亮:《房屋拆迁纠纷焦点释疑》[M]，法律出版社，2004年

6、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

第三篇：公共管理论文

07级专科班毕业论文

浅谈烟草专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姓名：冯玉华

学号：115076007 专业：公共管理

单位：芦台烟草有限公司

导师：郝艳婷

时间：2010年4月28日

论文提要

浅谈烟草专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中国加入WTO以来，社会经济渐渐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国内卷烟企业面对新的规则与竞争，只有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也要随之而变革。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关税减让、配额和许可证管制将逐步得到取消，在国内市场加速开放的前提下，中国卷烟市场必将成为国内外烟草企业激烈竞争的场所。短期内国内烟草企业还能在烟草专卖制度的保护下得以维持发展，如何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确保烟草行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却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无置疑，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只有充分体现“与时俱进”的原则，加快自身的改革步伐，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适应国际贸易规则，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烟草专卖管理工作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中解放出来，以与时俱进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模式，在转型中促发展。

一、卷烟市场管理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原因及对策

（一）卷烟市场管理存在的几大难题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三）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二、卷烟打假面临的形势与相应对策

（一）卷烟打假面临的形势

（二）卷烟打假的相应对策

参考文献

烟草专卖法律法规手册/国家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司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 烟草行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国家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4

浅谈烟草专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冯玉华

在我国烟草实行国家专卖的形势下，烟草局（公司）除了负责卷烟销售之外，管理和规范市场也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对于烟草局（公司）的专卖管理职能可分为市场管理和卷烟打假两大块，笔者试对当前专卖管理和卷烟打假领域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做简要分析。

一、卷烟市场管理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原因及对策

（一）卷烟市场管理存在的几大难题

多年来，烟草专卖管理部门通过合理布局零售网络，全面推行诚信等级管理，强化管理责任制度，积极推进联合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好了卷烟市场的监管基础，提高了卷烟市场的控制力，整肃了卷烟市场经营秩序。但卷烟市场仍然存在一些比较难于解决的问题：一是无证经营仍然是困挠着管理部门的头痛问题；二是部分地区还存在一些不法商贩暗地里派发销售宣传单，进行卷烟的违法经营；三是非渠道卷烟流入卷烟市场销售的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绝；四是假冒伪劣卷烟的流入有所抬头，查处的压力和难度越来越大；五是对新型业态中的连锁经营店、加盟店的管理难度越来越大。以上五个问题由来以久，正在成为烟草专卖管理工作的“牛皮癣”，全国各地的烟草部门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市场是动态的，市场也是复杂的，因而因市场所衍生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原因更是千头万绪、纵横交错。要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所在，就必须以市场为大背景进行分析。下面，针对上述几个问题的存在原因，结合市场背景情况，进行简易分析。

第一，无证经营问题的存在，由来已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经济因素，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商贩为图利而从事无证经营；二是烟草公司提供货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市场货源供用空缺导致无证经营；三是受合理布局的影响，烟草零售网络的不完善导致了无证经营；四是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对无证户的处罚权限缺失，导致无证经营不能很好地得到遏制。

第二，不法烟贩通过派发销售传单，从事违法销售卷烟行为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一是当地烟草公司的卷烟品牌结构不尽合理，导致某些品牌的卷烟供不应求，不能完全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给不法烟贩留有可乘之机；二是此类不法烟贩兜售对象往往是无证经营户，烟草专卖管理部门监管权限缺失；三是打击难度较大，此类不法烟贩行踪诡秘、行动谨慎，不易被查获，生存空间较大；四是法律风险较小，此类烟贩往往查获后会由于涉案货值不够，难于受到严厉的处罚而继续重操旧业。

第三，非渠道卷烟流入市场，主要是因为某些不法烟贩利用了当地市场卷烟市场消费特点，对某些畅销牌号的卷烟进行贩运销售，达到牟利目的。

第四，假冒伪劣卷烟的抬头趋势，主要原因为：一是假冒伪劣卷烟的高额利润的驱使；二是假冒伪劣卷烟制造工艺越来越好，导致消费者甚至是稽查人员识别难度越来越大，为其进入市场创造了条件；三是在卷烟的销售旺季，尤其是下半年的节日较多，卷烟的需求旺盛导致当地烟草公司很多货源供应不足，为售假分子提供了一定销售空间。

第五，对新型业态中的连锁经营店、加盟店的管理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连锁店、加盟店本身的经营特点决定的。连锁店、加盟店由于存在经营或资金上的联结，很容易在市场中形成“二层网”、“网中网”，给专卖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第一，解决无证经营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深入调查，分清对象，根据性质，分层次、分重点取缔。可以要求片区稽查员经常上门对无证经营户进行劝戒，并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与工商部门沟通协调，根据不同性质分层次、分重点取缔无证经营。首先取缔以销售假冒、走私烟为主的无证经营户列为整治重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起好打击无证经营“龙头”作用；其次取缔专营卷烟的无证经营户。二是堵疏结合。取缔无证经营，堵是第一位的，有效阻止蔓延，把整治无证和打击大要案、地下网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效根治。取缔无证经营的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劝导经营户变换经营地段，对变更后经营场所具备法定申请条件的，严格按照合理布局要求，优先予以办证，使之堵疏结合，标本兼治，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第二，解决不法烟贩通过派发销售传单，从事违法销售卷烟行为以及非渠道卷烟流入问题，一方面加大对此类行为的监控及打击力度，有力地惩处非法经营卷烟人员，起到震慑作用，另一面，要及时与业务部门沟通协调，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卷烟的品牌结构，充实市场需求空档，堵塞此类违法行为的流入渠道和生存空间。

第三，要解决假冒伪劣卷烟抬头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做好工作：一是不断强化“源头”打击力度，避免假烟当地生产当地消化现象的存在；二是炼就一双识伪“火眼睛睛”，切实提高专卖执法人员现场识别真假卷烟的能力，强化辨假识假执法办案水平；三是勤查市场，依法加强对卷烟市场的检查，提高检查频率，并对诚信度不高的经营户实行重点监控，这不仅能从中发现违法经营行为，还能从心理上给违法经营分子产生一种震慑作用；四是培植“线人”，使专卖管理部门能随时掌握违法经营行为；五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经营户销售假冒商标卷烟，其行为都是利益驱使，专卖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利益纽带，与经营户建立长期的利益共同体，堵塞假烟流入渠道；六是加大对经营户、广大消费者《烟草专卖法》的宣传教育力度，让他们明白《专卖法》的宗旨是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七是与工商部门协调配和，加强对无证经营户的取缔。如此，形成经营户对假冒卷烟能自觉抵制销售，消费者能自觉抵制消费，人人都是举报线人，共同抵御假冒卷烟流入的打击格局。

第四，对于连锁店、加盟店的监管问题，可以通过关联监管来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实行一个单店一张卷烟零售许可证，由持证单位分别订货，防止总部集中货源形成势力。同时片区稽查员要合理设定拜访频率，要基本掌握每个单店的卷烟购进数量和销售数量，掌握这类零售户内部网络各节点的真实销售数据，将所有节点纳入卷烟销售网络统一管理，避免形成二层网、网中网，引导其合法经营，便于控制管理。

二、卷烟打假面临的形势与相应对策

从某种程度来说，卷烟打假既指“源头”打假，也包括“下游”打假。下面，笔者就从这两方面谈谈对卷烟打假形势的认识。

（一）卷烟打假面临的形势

近年来，通过认真落实卷烟打假的“三大机制”，全面深化“四个转变”，加大打假宣传排查力度，始终保持卷烟打假的高压态势，卷烟打假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卷烟打假形势依然严峻。一是当前卷烟制售假活动不断呈现新的动向，制假门类齐全，专业化、网络化十分明显且与地方势力相勾结，触底反弹的现实危险很大。二是制售假组织更加严密，方式更加隐蔽，手段更为狡诈，反侦察能力大大增强，使防范和打击的难度加大。三是由于暴利的驱使和重点地区打击力度的增大，卷烟制售假活动向周边进一步渗透的危险大大增加。因此，在卷烟打假工作上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假烟暗流花样百出，形势依然严峻。一是“狡兔三窟”，为逃避打击，迷惑执法人员，减少被查获后的经济损失，不法烟贩往往将假烟分藏在几个窝点，且窝点大多选择在城郊结合部、城中村居民区和较为偏僻地段。在销售过程中，烟贩也颇费心思，从不固定从一个窝点发货，一般以打的、骑摩托车或自行车的方式送货。二是“蚂蚁搬家”，随着烟草、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打假协同力度的不断提升，烟草市场打假的稽查力度和频率也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专卖人员不定期地突访、巡查和联检，令不法烟贩提心吊胆，这样便迫使他们只能将假烟囤积于窝点内，要想上门推销或送货，他们也只能将假烟化整为零一条一条地送，如同“蚂蚁搬家”一样，而不像过去那样大张旗鼓，招摇过市，以免被逮住。三是“偷梁换柱”，为了便于消费者识别真假烟，烟草公司在销售的每条烟上都贴有相应的防伪标码。对此不法烟贩时常如法炮制，购进假烟后，更换卷烟包装或加贴假冒标码，使假烟“旧貌换新颜”。四是“乔装运输”，主要特征就是不法烟贩对假烟进行伪装后，通过货运部以零担托运的方式对假烟进行运输。在办理托运时，他们时常用虚假的身份资料及联络方式与货运部签订运输协议，或是约定货到自提，所以一旦卷烟被查扣，往往无法找到真正的当事人。加之这些年来国家治理公路“三乱”，规定了除公安、交警外，其它部门不得上路设卡检查，所以目前利用这种形式非法运输假冒卷烟的现象日趋频繁。五是“诡秘操作”，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卷烟市场秩序日趋规范，许多销售假冒烟的非法分子为提高生存能力纷纷转入地下，其作案手段、方法更趋多样化、隐蔽化，如把仓库与店面分离，化整为零，分散销售，实行电话预约、送货上门，柜台单包摆样。其网络呈家族化、组织化、严密化的趋势，即以亲戚、朋友、同乡等形式发展销售假冒烟网络，从事售假活动，并且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销售假冒烟手段、方法的狡猾隐蔽及假冒烟地下销售网络的家族化、组织化、严密化对烟草专卖管理部门的日常查处带来一系列难题。

（二）卷烟打假的相应对策

1.做好卷烟“源头”打假工作

要做好卷烟“源头”打假工作，可以从以下做好工作：一是要加强对卷烟打假工作的领导，落实卷烟打假责任。二是要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针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采取有力措施，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确保制售假案件明显下降。三是要研究卷烟打假工作的治本之策，把“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为，仅靠“打”决非治本之策，立足“防”才是根本之路。尤其是要突出基层的防范作用。四是要进一步把“打源头”与“打源尾”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市场监管查处力度，有力摧毁制售假赖以生存的市场条件。五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打假长效工作机制，充分协调并协助好各级政府，发挥各级职能部门的执法优势，形成标本兼治的打假合力，特别是协助各级政府充分发挥各级打假办的组织协调和公安机关打假主力军的作用，进一步转变打假观念，建立畅通的信息情报渠道，加大案件经营、案件督办和追逃力度。六是要全力协调并配合好各级司法部门，加强卷烟打假方面的法律法规的适用，努力实现重典治假，从根本上给制售假违法犯罪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力争实现卷烟打假由遏制向根治转变的工作目标。

近年来，各级烟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专卖管理工作部署，积极开展“查窝点、打网络、强管理、保净化”打假活动，尽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可为患已久、打而不绝的假烟还是源源不断，就不得不进行反思，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说到底还是市场还存在假烟销售渠道，市场还有假烟生存空间。因而，“源头”打假重要，“下游”打假同样也很重要。

2.做好堵塞假烟渠道工作

一是要以法制宣传教育为重点，提高案件线索来源的针对性。以普法为契机，多形式、多途径，广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经营者的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消费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形成一个自觉防御体系。

二是要扩展信息渠道，提高案件线索来源的实效性。信息是有效打击假冒卷烟的重要条件，堵源截流是净化市场的根本措施。为此，专卖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能够利用的资源，扩大线索来源，及时受理消费者和社会各届的申投诉，提高案件线索来源的实效性、准确性，增强对市场的控制力。

三是要全面建立和完善联合办案制度，健全卷烟打假的长效机制。杜绝假烟、净化市场，只靠烟草部门的专卖执法是远远不够的，要利用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的联合，加大执法的力度。

四是要提升经营案件能力，提高卷烟打假工作质量。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制假售假网络组织严密、隐蔽性强等特点，要强化案件经营意识。案件调查人员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对查获的假烟来源去向认真跟踪追溯，对于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腰协调公安机关一起认真研究，联合部署行动。

五是要强化市场管理，不断提高市场控制能力，综合运用法律手段，依法严厉打击销售假烟违法犯罪行为，有效整顿卷烟市场秩序。

六是要利用已有激励机制，提高案件举报的积极性。专卖部门要通过宣传已有的奖惩激励机制，鼓励举报人举报，不断提高案件线索举报人的举报积极性。

七是要强化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烟草市场的监督稽查工作专业性强，涉及面广，难度大，要求高，能不能做好新形势下卷烟打假工作，归根到底取决于专卖队伍素质如何。一方面通过强化学习培训，规范执法行为，建立一支工作效率高、监控市场有力、执法规范的专卖稽查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监督和考核，不断激励先进、鼓励后进，增强稽查人员的责任感、危机感。以此来强化对卷烟市场的监管，实现对卷烟市场的有效管理。

第四篇：公共管理论文

公众理性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与以前有了极大的改变。开放自由的社会为大众提供了更开放的自由平台。随着民主程度的不断加深，公众参与政治的意识与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越来越关注社会大众的意见与反应，从某一程度而言，公众的意见与行为反应对政府等机构的决策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在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公众力量固然强大，但是由于公众的复杂性以及限制，在面对社会的公共事件时会出现偏差与反方向反应，因而提高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应该关注的，所谓公共管理简单的是社会公众的对某一事件或某几件事件做出的思考与行为操作和反应机制。

关键词：公共管理，理性，公众(一)公共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下，各类摩擦以及公民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深，这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应对各种事件达到社会的良好秩序状态。随着民主程度的加深，公民社会也日渐形成，（公民社会是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的或民间关系的综合，其组织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公共管理学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在加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加强，社会大众越来越关注社会也越来越最希望参与到其中，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在加强。社会公共问题的讨论本身要求公众以理性的方式介入和参与，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都处于的发展阶段，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中国有56个民族。人口分布也不均匀，各民族各区域的差异比较大，在观念，思想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对我国的公共管理提出到更高的要求。中国式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熏陶下形成的大部分人意识观念是利己主义的，中国人国民性从本质上还是有部分的利己的，鲁迅在《药》中描述过在面对一个为革命牺牲生命的青年前，围观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是冷漠，麻木与冷眼看着，毫无一个同胞的关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社会也更开放，公民也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中国公民的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也各开放，随着民主的发展，政府在运行模式上也趋向透明化与公开化，更关注公众的意见，同时公民的参与意识与表达意愿也更强，更能从一个主人翁从一个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主体之一的角度来评价与参与公共管理。因而提高公众理性水平即社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思考与行为方案的选择与操作，无论是对社会公众还是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意义都是无可厚非的。

（二）理性与公众理性

公共理性简单的来说个人理性的水平加总。何谓理性？理性是指人在正常的思维状态下，有自信的人遇事不慌且能够全面的了解和总结并尽快的分析恰当的使用多种方案中其中一种方案操作或处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飞跃，它反映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理性是人思考问题的一种逻辑规则，或者更准确说是一种思维轨迹。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理性是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为理由。理性有几个特点：（1）冷静的态度，对于紧急的事件不慌张，不焦急。（2）全面的认识，对于人，事能有多个方面的了解再认识和详细的分析，主要是主观性的分析。（3）后果的预知，在思考时要对行为或反应实施后会产生的影响做出预知。（5）心理素质的要求。综合分析我认为理性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正常状态下思考。何谓思考？首先对思考做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思考是指某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思维的活动。理性的思考是建立在正常状态下的，是基于主流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和认知上的。理性既然是思考问题的逻辑规则，那么它必定要求我们在思考问题遵循基本的逻辑规律。以最简单的三段论式的推理为例，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是我们通过理性的逻辑推断得出正确结论的充分条件。由此，在自由言论时如果要求遵循理性逻辑也就容易陷入逻辑困境。理性的结果是做出恰当的反应与操作行为，思考后的行为反应选择的方案是符合基本道德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而不会出现越轨，是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至少是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的。（2）全面的认知。对于某一事件的理性思考必须是基于对其全面的认知上的，只有是对事件有基本的认识之后才能做出合适的反应而避免在无知上的偏差反应。（3）后果的预知。理性下的思考必须能够对行为操作可能会出现的做出后果预知，包括对自身的影响，对社会大众的影响等等。尽管会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引入，导致了不同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描述产生不同的理解，但是显然应该在主流接受的范围之内的。评价理性的而前提应该是基于以上三个标准的，首先必须基至少是基本认知上的思考。换妻事件的当事人从以上三个标准来衡量的而言是不理性的。首先当事人并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他的 “思考”是不符合主流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因而他不是正常状态下的思考。同时他对于显而易见的后果并没有做出“预知”。对于权力的过分依赖让他有恃无恐。

（三）公众理性与公众事件

公众理性是社会大众对某一时间作出的思考和行为反应。从我国的情况而言中国国民的公众理性水平还是有待加强的。公众理性反应在社会事件中，尤其是风险事件中。社会事件的影响成度，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如：其危害的程度、方式、性质等；同时，也取决于在波及的过程中，公众如何获得相关信息以及如何知觉和解释这些信息。这与公众理性密切相关，著名的公共风险事件的涟漪效应，如果我们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石头，我们会看到环形水波一层一层地由中心扩散开来。如果投入湖中的石头质量足够大，其形成的水波就会非常深，波及的范围也会相当广。民众往往是依靠直觉对风险事件进行知觉和判断，SARS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公众对它的到来也是措手不及，公众表现出来非理性反应，恐慌，无措，疯狂的抢购白醋和板蓝根，不仅造成了公众恐慌还导致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同在今年在日本地震事件中，在核辐射的影响下，在爆出碘盐能与防辐射的消息时，中国公众表现出来的是疯狂的抢盐事件，甚至连费碘盐都被一抢而空。一种商品被抢购，人为造成市场供不应求，不法商贩会趁机哄抬物价，从中谋利，还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前天晚上政府紧急行动起来，通过媒体发布信息，澄清公众认知上的误区；调运库存食盐，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在突发的事件尤其是突发的风险事件中尤其能反映出公众的理性，显然中国公民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壁纸日本公民，在地震发生后不仅有序组织救援活动，日本公民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慌乱与恐慌，而是有序的配合，不仅在地震中有效自发疏散，在核辐射发生后，中国出现抢盐的事件而日本国内却表现出来仍然是有序，公众做出了理性的反应。“食盐抢购潮”映照出世态的浮躁。人们因无知而盲目，因盲目而从众，加上食盐便于储存，以及对今后买不到“安全盐”的莫须有的担心，竟让整个社会陷于集体无意识的尴尬。值得反思的是，除了谣言借助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数字通讯工具飞速传播外，社会公众的盲目、无知和从众心理，也使得谣言的破坏力变得强大起来。近些年，不止一次的谣言，都能轻易惑众，与社会公众自身的非理性特质不无关系。从众往往是你因为社会公众的无知，而选择盲目跟从。如果民众具有认知和思维的理性，对于我们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重要的。公众理性何以如此脆弱？公众的盲目从众，非理想行为显然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政府压力，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我们显然需要越来越关注公众理性，提高我国公众理性的水平。

（四）公众理性分析

从理性的衡量标准来看，造成公众不理性行为的原因以及措施可以做一下的分析：（1）对事件缺乏正确的认识。显然当社会公众不了解时就会无法做出应对措施，甚至措手不及，加上交互影响，进而做出非理性行为。不可否认中国公民在遇到较大风险事件时，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并不高，中国的国民教育水平不高，人文素养和知识素养也不高，对很多知识并不了解，也缺乏经验导致遇事而无法冷静思考，也无法在基于正确认识和经验上做出正确的行为反应，导致害怕，恐惧。所以在提高公众理性上，应该加强公民素质的培养，教育的普及以及将教育深造是十分必要的，要提高理性首先要掌握正确的认知才能进行正确的思考。为什么日本公民在地震中表现出来如此淡定，公民素养高是原因之一。（2）情感参与，公众参与在主观上多数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发泄愤怒，以情感参与为主，缺少理性参与，这对于公民素质有较高要求，社会问题过多导致公民情绪不满，从里一个层面表明政府在解决问题上并没有让公众满意，政府的执行力还有待加强。（3）政府应对机制。政府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对公民反应的关注度不够，未能及时的披露事件详细信息，使公众不能在事件扩大之前对事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公众的非理性行为往往又会加大风险事件的风险程度； “建设性”需求的缺失，首要表现为信息公开不健全，政府决策不透明。决策信息资源封闭，造成公众或政策对象不能准确理解政策的三价值目标，缺乏对政策的认同感，从而不能对政策制定或政策调整发表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再加上政府在决策中本身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进一步降低了政府行为的公信力，激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使公众做出不理性行为。政府要不断加强在信息的透明化。

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公民应该充分的行使自身的权利与履行自身的义务，增强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参与社会事务与管理事务的建议；政府也应该尊重公民意见，注重公民意见，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更民主的氛围。无论是公民自身，从社会运行秩序还是从政府角度都应该关注公民理性，提高公民理性（社会理性）。

参考文献：

张创新.《公共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乔治.桑塔亚纳著,张沛译.《常识中的理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树立法律权威需要媒体理性与公众理性, 法制日报, 2009年10月29日

公众理性有赖于足够的人文素养,台州日报,2011年03月18日

谢小菲,谢冬梅,郑蕊,张利莎.SARS危机中公众理性特征初探,2003年4月

公众理性

姓名: 刘婧

学号:U200917327

班级: 社会学系社会工作0901

第五篇：公共管理论文

公共管理制度的漏洞

-----城管暴力执法

摘要：城管暴力执法是近年来映入大众眼帘的极为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充分暴露了社会矛盾，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的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现象，如若偶然就不会发生的如此普遍，暴力执法在全国的城市可谓是“遍地开花”，我们在媒体上能看到的也只是一小部分，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反映，更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的直接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并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这不能去片面的看待，矛盾双方肯定都会存在责任，一定要“两手抓”。城管暴力执法的解决则主要从公共管理制度以及执法者本身来入手，政法要完善文明执法的规范，健全监督体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执法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文明执法素质，同时违章经营者也要配合执法，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关键字：暴力执法制度缺失文明执法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确立与逐步完善，我国的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国家与社会总体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但市场经济的的确立必然会导致私有资本的崛起，社会资源的私有化，并且社会资源的配置必将会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谁掌控了市场就意味着谁掌控了社会资源，从而也就掌控了社会财富，反过来说，谁掌握了社会财富就有能力去购买和控制社会资源从而操纵市场，这种循环的出现就必然导致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差距的拉大。

人是要吃饭的，不管社会有多么的不公平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么既没有家庭背景又没有学历的又想自己创业的所谓的社会的底层人民该如何维持生计？于是他们就想：现在不是可以自由做买卖吗，我也做，不能做大的，我还不能做小的吗，等攒够了钱，咱也来一票大的。（什么是社会底层，不仅是经济方面体现出来的更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你们也不想想就现在这个物欲横流，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牛鬼蛇神满天飞的时代你能成吗？活脱脱是现代版的“骆驼祥子”啊）。说干就干，他们找来了各种各样的道具：锅子、煤气灶、三轮车、马扎子、太阳伞、便携衣架······准备好后便出现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虽说他们设备简陋，并且看起来不能保证卫生（其实那些所谓的大酒店也没见得干净到哪里去）但因其物美价廉也吸引了一大批消费者，收入也是不错的。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一群准备打人抢物，舞着名曰：《XX城市管理条例》的“无往不利”的武器，摆着一副自以为威严正义、盛气凌人的嘴脸的城管正向他们靠近。“柿子找软的捏”，对于这个道理我们的高素质的城管人员更是驾轻就熟，面对这些他们眼里没钱没背景的“软柿子”，城管大人们可是得可劲捏，不把你捏碎决不罢休，把你的锅子炉子马扎子统统装车，还要交罚款。有的商贩性格比较柔和，虽然被人“合理的”没收了自己的饭碗，但也不敢与背后有衙门撑腰的城管较劲，选择息事宁人，而有的商贩是越想越气：把我的吃饭的东西没收了，我以后吃什么，凭什么就断了我的生活来源？想着想着就有点失去了理智，走上前去就和正在“文明”执法的“衙门捕快”扭打起来，商贩是越打越气，越大越来劲，顺手就拿起做饭的菜刀，“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城管倒地，令人最心寒，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就发生了······

虽说上述现象实属个别，但城管暴力执法却已然是摆在当下社会的一道难题。城管打人，商贩打城管，城管遭围攻的事件屡见不鲜，这其中以商贩夏俊峰失手杀害城管时间最为引人关注，夏俊峰已被处决，就是因为一起小小的治安纠纷，就付出了两条人命，毁掉了两个幸福的家庭，这种悲剧的发生到底该归咎于谁，是谁的责任，为什会出现这种现象，又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城管暴力执法的原因

（一）城管执法制度上的缺陷是根源

首先，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执法处于不利地位。城管执法中行使的是一种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由城管局统一行使若干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而有关行政机关则不再行使这一职权。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要求，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对城管执法机关履行职责的活动，原来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但是在实际的城管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原归属其管辖的违法现象不闻不问，市城管执法得不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执法既处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线。使得执法者既要直接面对被执法对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权，又成为裁量结果的直接实施者。既开罚单又当面索要罚款的执法方式在程序上存在不合理性，不利于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城管执法制度的相关法规不健全。从1997年全国第一个综合执法试点建立到现在，城管队伍已经经历了13年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的法律文件产生。除了缺少法律依据外，城管执法更无规范的执法程序可循。执法者在工作中随意性、自主性很大，使执法工作不能公开、公正的开展。另外，针对城管执法工作的监督机制、保障机制也尚未确立，这就使得城管执法人员疏于法律法规而违规执法，超越法律权限做出有损民众的行为。由于城管执法缺乏强制执法权力保障机制，城管执法工作又不像公检执法具有较高的威严，因而执法对象很可能对执法行为进行反抗，甚至采用暴力抵抗的方式。

（二）执法主体不文明执法是主观原因

由于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执法队伍在构成上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少数执法人员的个体素质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另外，部分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公仆意识差，执法观念不强，作风纪律松懈，甚至作风霸道。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屡屡发生。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是激化城管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间的矛盾，导致暴力执法的主观原因。

（三）执法工作的性质和环境是客观原因

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及现实环境决定了城管执法不可避免的处于诸多矛盾的风口浪尖，其执法的对象和场所使执法环境变得十分恶劣。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城管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之间的矛盾是最尖锐、最不容易协调的，其次，城管执法所面对的执法对象大部分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一方面因为执法对象的文化程度、整体素质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又迫于生计，所以执法对象更不愿接受城管执法的相关决定而容易与执法者发生对抗，加剧对立双方的冲突。而且，弱势群体在于执法者的博弈中，往往得到社会大众的同情，这使执法者陷入被动、不利的处境，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执法者的工作情绪，从而进一步触发了城管执法中暴力执法事件。

二、提高城市管理文明执法的有效途径

（一）宣教并重，营造和谐执法氛围

1.强化大众宣传。通过电视、报纸、送法进社区等形式对广大市民进行宣传，使他们了解城市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营造“人人都是城市形象、个个都是投资环境”的氛围，增强市民的公德意识、文明意识和城市意识。

2.注重罚前教育。在纠正违法行为与实施处罚之前，首先要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法制宣传和教育，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其由被动接受处罚变为主动认知自己的违法行为，达到处罚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除加强队员日常的法制学习外，还经常举办执法演练活动，让每个队员在模拟执法现场开口讲法，与“管理相对人”辩驳，练就以理服人的真本领，做到真正的文明执法。

3.拓宽沟通渠道。拓宽与市民的沟通渠道，形成双向的信息交流，良性互动，使群众从“要我管”向“我要管”转变，主动关心和参与城市管理。

（二）以民为本，探索文明执法机制

1.坚持重心前移。在实际执法活动中，加大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纠正违法行为，力求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违法行为都有一个违法预备、实施、既遂的发展过程，如城市规划管理方面，违法搭建有组织资金、准备建筑材料、打筑地基等前期行为，如果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制止，就能减少或消除违法搭建人因违法导致强行拆除造成的损失，避免执法冲突。

2.首次轻违不罚。对初次违法，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又能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一般不予处罚；对确需给予处罚的，坚持“先敬礼、再讲理、后处理”做法，做到态度有诚心，教育有耐心，执法有爱心。通过转变执法方式，给管理相对人以人格上的尊重，营造文明执法气氛，从而确保执法工作顺利进行。

（三）以法为准，奠定文明执法基础

1.讲法制。严格按照程序执法，坚决杜绝机械执行法律条款，以罚代法的做法，使得案件有法可依，有法可循。

2.讲公正。法律法规的处罚幅度有一定的选择空间，行政处罚由执法人员主观决定，要求执法人员公正处理，严禁影响执法公正、损害城市管理执法形象的现象发生。

3.讲民主。是指保护管理相对人的知情权、人身权和申辩权。实施涉及管理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时，对行为的标准、条件予以公开，讲明违法事实以及所遵循的法律依据，坚持文明执法，尊重相对人的人身权，认真听取相对人的申辩。

（四）强化素质，实现文明执法保障

1.抓学习教育。以创建学习型机关为抓手，狠抓制度建设和载体建设，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使执法人员能熟练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执法目的更加明确，执法行为日趋规范，文明执法和依法行政的意识明显提高。

2.实行军事化管理。在队容风纪、机关办公和上岗执勤等方面，全部按照军事化管理模式进行。强化执法人员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协同作战的团队意识，培养雷厉风行、快速高效的工作作风，增强执法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3.完善内部制度。任何工作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一套科学高效的工作机制。制定相应的各项规章规定，完善内部规范管理。

4.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形成“人人扛任务，人人有指标”的工作局面。

5.强化外部监督。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城市管理行文明执法工作进行视察指导与监督，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城市管理文明执法更加公开透明，促进执法人员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秦甫著：《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2004年版

2、夏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城管文明执法的思考》

3、黎民主编：《公共管理学》第二版

4、姚爱国著：《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