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下的创新与发展研究论文

第一篇：新公共管理下的创新与发展研究论文

一、政府管理方式的内涵

管理方式，是指管理方法及管理形式，管理方法是指组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行管理，管理形式一般体现为一定的实体性的结构。这样，可将管理方式界定为管理者在实施管理行为的过程中所关注和体现的以管理观念为核心，并耦合管理方法及管理组织的较为定势化的统一体。[1]所以，政府管理方式即政府以一定的管理方法及管理形式来行使的管理职能。

二、政府进行管理方式创新的必要性

在政府管理活动中，而飞速变化的社会对政府传统管理方法的革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政治经济体制的建设发展促使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进而给管理方式也带来了进一步的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这些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都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适应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第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当前以科学技术信息化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就从客观上促使政府改变低效率、层级不明的行政管理方式，积极进行管理实践，探索新方法，完善行政管理职能，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第三，基层群众素质的不断提升，促使行政管理方式的革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对象—广大基层群众不论从理论观念、文化水平、还是法制观念、是非辨别能力等各方面的素质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仅会思考,而且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敢于比较理智、冷静地面对权贵了。[2]这些都要求着我们基层政府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途径

西方国家运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行政管理水平，这不仅给我国政府管理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的经验，为我国在新的阶段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开拓了新的思路。

第一，切实转变政府理念管理理念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方式，引导着政府管理职能的充分发挥，而转变政府理念就是要使政府形成服务意识、市场意识、效率意识，逐渐从过去的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的官本位思想转变为以公民需求为导向，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管理要逐渐树立市场意识引入竞争机制，健全公共服务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府管理中借鉴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降低行政成本；政府管理要逐渐从过去的只注重结果和数量，轻投入和质量的方式向注重效率和效益转变。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应积极鼓励政府勇于创新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第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首先要运用现代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对政府内部结构进行改革，建立起适应现代政府发展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以此减少政府的管理层次，扩大政府管理宽度。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政府内部、政府与外界之间信息传递畅通，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与信息反馈的迟缓。[3]加强权力之间的沟通，在保证权力稳定的同时促使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完善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执行政策，理清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防止权力“越位”等情况的出现。最后，引入竞争机制鼓励社会群体的积极参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发展多元公共服务来满足社会群众的需要，改变以往政府掌握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的情形，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政府管理方式的改进首先要推进信息化政府的发展。在现代政府的组织和管理中，不断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来带动和促进政府的改革和发展，为政府内部结构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实现政府的信息公开化。其次，进一步改变政府管理的技术与方式。政府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要注重管理的科学性，逐步将绩效评估等技术引进到的日常行政事务处理之中，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和控制机制，积极投入到管理事务中。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基本职能，提高了公信力和管理效率。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创新和发展的不足之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结合我国政府存在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公共管理一些实践性的经验与做法，在管理中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管理的模式。

第二篇：公共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

第三篇：阳光体育下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社会，“养生”成为众多网络热词之一，这不仅体现出人们更加注重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反应出现代人所面临的身心健康问题。一直以来，体育运动都是国家重点关注领域，阳光体育运动理念的提出和广泛普及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因此本文在介绍阳光体育运动及其意义的基础上，分析其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结合，通过探讨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层次原因，给出以阳光体育为背景，改革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身心健康;阳光体育运动;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改革

为了从青少年时期培养人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切实增强人的身心健康素质，以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06年，我国教育部联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教体艺[2006]5号）。自此，“阳光体育运动”理念成为各级学校开展体育教学活动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对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阳光体育运动提出的意义及其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关系

1.1阳光体育运动提出的意义。第一，阳光体育运动是对传统体育内涵的再认识和延伸。阳光体育运动提倡将学生的体育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并鼓励学生走出操场，去亲身接触、拥抱和体验自然，像阳光一样充满活力和朝气，同时不断丰富体育锻炼内容，为学生提供多种体育运动项目，以便学生选择，提升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兴趣，有利于学生掌握多元化的体育运动知识和技能。第二，阳光体育运动是适应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国家切实提出并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认真落实素质教育，其中就包括学校体育教育，阳光体育运动秉持了素质教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1]，旨在以新的理念和途径来发展学校体育，再扩展到整个社会，掀起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潮。第三，阳光体育运动是加快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程的助推器。阳光体育运动要求学生掌握两项以上体育项目的锻炼技能，过程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作为体育后备人才受到重点栽培，壮大学校甚至是国家青少年体育队，为学校以及国家体育事业争光。

1.2阳光体育运动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关系。首先，两者都以青少年为对象。阳光体育运动是面向青少年提出的，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对象本就是青少年即大学生。其次，两者都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共同致力于人特别是学生的身心发展。最后，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双向促进与强化关系。阳光体育运动提高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关注程度，进而认真对待、学习学校的公共体育课程。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则是阳光体育运动转向社会大众的重要过渡平台。

2以阳光体育运动为背景改革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原因

2.1体育教师未能准确理解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目前，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师对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认识存在偏差。有些教师认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就是一项教学任务，学生考试能及格就行[2]，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强身健体的根本目标；也有教师过于注重通过公共体育课程来增强学生的身心素质，却极少反思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甚至学生的个体差异等情况[3]；还有教师将公共体育课程当成学生休闲娱乐的手段，公共体育课程固然兼具娱乐性质，但其核心宗旨仍是强化学生的身体素质，切不可颠倒。2.2高校开展公共体育课程的物质基础薄弱一是物质质量难保证，即高校开展公共体育课程的设施设备比较落后，更新周期较长。大部分高校的体育设施设备沿用了很多年，有些超过了服役年限甚至多处损坏，也无人问津，严重威胁着学生的人身安全，与阳光体育运动的理念和目标背道而驰。二是物质数量跟不上，即高校开展公共体育课程的设施设备有限，除了场地之外，可用的器材也屈指可数，有些学生一节课下来只能体验一两种器材，势必影响学生多项体育技能的练习和掌握。2.3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有待完善。一方面是教学内容单

一、枯燥，而且长期重复，学生可选择的余地较小，经常出现一个体育教师教授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体育课程的现象，长此以往，会打压师生教与学的兴趣，也难以收获较高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是教学手段仍以传统为主，教师单纯地“教”，学生只负责“学”，缺乏语言和动作上的互动，应付倾向严重。

3以阳光体育运动为背景改革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措施

3.1从人员层面来看。一是体育教师要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阳光体育运动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都是服务于大学生乃至公众的身心素质提高的，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应定期或及时反思，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以及教师自身等，应准确分辨体育课程强身健体功能和娱乐功能的主次地位；二是壮大体育教师队伍，每个体育运动项目至少要配备两名专业教师，相互配合工作（如一个领队教授，一个纠正学生动作等）或轮流开展体育教学课程等；三是体育教师应具备学习意识和能力，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质和技能，这样才能应对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的各种有关体育的问题。

3.2从教学层面来看。一是教学内容。应在传统教学内容即传统体育项目基础上，引进热门体育项目，如休闲体育（瑜伽、轮滑、街舞等），或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如跳绳、踢毽子等），尤其是那些对场地、环境等因素要求较低的体育项目，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能实现学生多种技能掌握的目标，团体性体育项目的增多也更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团结合作、交际、沟通等综合能力。二是教学手段。应打破传统“教”与“学”分离的局面，使教师变成学生的良师益友，在互动中传授知识、技能，并持续研发新的教学手段（如视频教学、利用即时媒体教学等），解决学生的遗留问题，培养学生信心，对于学生参与专业课的学习也非常有利。三是教学设备。应成立专门的体育设备设施维修、维护、更新部门，保证教学设备质量无忧、数量充足，奠定教学物质基础。

3.3从技术创新层面来看。阳光体育运动的发展线是从各级学校到社会大众，形成全民运动之势，而目前全民参与最多的运动形式之一，就是可记录运动情况的相关APP或公众号等。根据各级学校的实际情况，建议高校借助运动公众号形式，即开通本高校专属的运动公众号，鼓励师生参与其中，持续记录师生参与公共体育课程的过程及具体情况，包括记步、运动量以及课程相关问题（如课程进展、教师备课情况、学生接受程度、遗留问题等），也可以设置排行榜，分教师和学生两大部分，根据课程过程中教师的参与情况和学生的表现情况进行排名，以此调动学生的竞争意识，激发学生接受体育课程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也能督促教师不断完善本职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4结语

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改革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更是切实实现青少年身心素质全面发展的要求。因此各个高校都应引起重视，以阳光体育运动为指导思想，利用时代新技术、新平台，实现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再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杰,蹇晓彬,路毅.基于“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的思考[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0(31):124.[2]金安铭,杨锐,王祺,等.“阳光体育”视域下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4(5):61-64.[3]王俊峰.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研究[J].青春岁月,2013(15):187.

第四篇：柔性管理下知识型员工发展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柔性管理下知识型员工发展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内容摘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转为知识和能力的竞争。传统的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己不再是企业获取竟争优势的源泉，智力资本正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最大来源。知识型员工是智力资本的主要载体，知识型员工自身的工作态度决定其生产率的高低，进而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潜在的竞争优势是否能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企业应根据知识型员工的特点，采用柔性管理策略，才会取得好的效果，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柔性管理，知识型员工，高科技企业

一、知识型员工的概念

知识型员工是指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知识型员工本身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总体来说，知识型员工应该是指这样一群人首先他们从倾向和职业上说，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从事物质生产；其次，他们的工作过程是对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创新性运作的过程，通过自己的知识或智力使价值得以实现；此外，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深度、独立性和创造性。综合以上观点，我认为知识型员工应该是具备较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能充分利用科学知识提高工作效率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一般员工更注重追求自主性、个性化和多样化，更注重自己的尊严和自我实现的价值。知识型员工包括研发部门的研究人员 组织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工程部门的技术人员。

二、知识型员工的特点

1、创造性

知识型员工以知识创新为其核心工作内容，是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依靠自己的知识，充分发挥个人的资质和灵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运用头脑进行创造性思维，并不断形成新的知识成果，推动技术进步 产品的创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创新是知识型员工最重要的特征。

2、复杂性

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劳动行为的复杂，劳动过程和行为难以监督。其次，复杂

1性表现为劳动成果的复杂，劳动成果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常常也是很难度量的。最后，复杂性表现为劳动评估复杂，劳动过程与成果的复杂决定了评估的复杂

3、成就性

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实现自身价值，并强烈希望得到社会的 承认与尊重。因此，知识型员工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4、自我性

知识型企业中，员工一般具有较强烈的个性，独立性强。一般来说，员工更 加倾向于独立自主，这种特征表现在对工作的灵活性的要求以及宽松的组织气 氛。而且出于对自己发展前途的强烈追求，知识型员工更愿意向知名度更高、薪酬更优、培训更好、有更多发展机会的企业流动。

三、柔性管理机制

对知识型员工可用经济利益激励，权力与地位激励，文化激励。尽管大多数的知识型员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奉献精神，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不能因此就把他们当成雷锋，缺乏必要的激励，就会出现花不该花的，拿不该拿的现象。如果大范围的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仅仅是人品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制度问题了。

1、经济利益激励

经济利益激励除工资外还有多种方式:岗位工资、年终奖、职务消费、福利补贴、期权、企业产权、持股等。①岗位工资其实就是岗位的价值，按照岗位高低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②职务消费就是按照员工职务给其本人一部分经费用在消费上。③福利补贴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方式，比如多给员工买几份保险，解除员工的一部分后顾之忧。④产权应给出资人，但应承认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他们也贡献了特殊的资本，但不能以工资的形式发给他们，工资是劳动报酬，产权的收益才是资本报酬，资本必须取得产权。权力与地位激励

可以让知识型员工中的精英分子作企业的CEO，让知识型员工真正在企业经营中说了算。而让董事会主要负责选择、考评、制定以CEO为中心的管理层及他们的薪酬制度。显然，这样做，有利于减少企业中的矛盾。如果不能保证董事会决策的不失误，不如将权力交给员工中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优秀人才。还

有，可以成立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于管理、经济、法学及多方专家，同时还可以有来自于本企业的员工，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作用是形成一支持或否定CEO决策的咨询机构，显而易见，能加入这个机构，意味着对此知识型员工本人能力及价值的承认。

2、文化激励

人的需求层次不同，高层次的需求是成就感，是别人的承认，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企业文化塑造，必须要在观念上承认知识型员工的地位和作用，理念上要有等级的差别，只提没有能力大小只有分工不同是不行的。承认能力差异就必须承认收益差异，不能老讲平均主义。应建立:能力不同、分工不同、收益不同的企业文化导向。

小结：

总之，柔性管理是新世纪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在以知识经济为特点的今天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根据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特点和个性特征进行柔性管理，必将产生良好的激励效果，从而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周春蕾 闻晓翔 张晓明：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实证分析【J】．人力资源．2006，第3巷，461期：P 241

[2]杨春华：中外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比较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6

月号.：P 168

[3]曲岩 李角奇：构建现代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机制【J】．现代企业．2007，10月号.：P 10

[4]胡建平李桂兰：应急员工：你拿什么让我敬业【J】．人力资源．2004，P 168

[5]苏永芳：知识型员工激励问题探讨【J】．中国外资．2009，第2期：P 154

班级13371 学号 2007303030 姓名 吕焰

2010年06月

第五篇：公共管理研究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的加强

政治与行政学院 行政管理09级研究生 兰玲 2009010156

【内容摘要】在征地拆迁运作中，引发出了各类群体纠纷和恶性事件。主要原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法不依、违法违规行政；利益驱动、权益失衡；监督失效等。所以加强政府的领导能力，就要确实不断地提高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监督能力。

【关键词】征地拆迁；群体纠纷；政府领导能力

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征地拆迁工作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和不同级别的政府贯彻执行法律、政策的情况不同，除少部分地区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大部分地区都陆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除个别特殊情况和客观存在外，主观上都凸现出了地方政府在执政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如何提升各级政府处理征地拆迁纠纷事件问题的领导能力，不断提高其执政能力水平，使征地拆迁工作成为一项经济发展的民心工程，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主要任务。

一 征地拆迁纠纷事件的主要表现

（一）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使拆迁人或开发商无法无天、肆意妄为。他们仰仗自己的优势地位置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违法强占强拆，致使被拆迁人群体反抗，最终酿成纠纷甚至流血事件。

（二）个别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征地强拆，严重侵犯了被拆人的合法权益。这便致使被拆迁人为了维护个人合法权益，使出了或自杀自残，或袭警、袭官的招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近几年来，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有增无减。

（三）部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不严，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发纠纷事件。一些地方拆迁补偿安置不到位、不合理合法，令被拆迁户产生逆反心理，不配合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征地拆迁行动，在双方人员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群体纠纷事件一触即发。

（四）个别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主管与开发商勾结，造成被拆迁户应得利益严重受损，引发了被拆迁户的极大不满，导致被拆迁户或集体到政府、党委门口

静坐上访，或以暴力抵制政府拆迁。

二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首先，政策缺陷是造成征地拆迁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此项规定中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使被拆迁户处于有理无法讲的弱势地位。也导致了政府在执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剥夺和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是对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监督。各级政府在征地拆迁运作中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章制度，目的是为政府发展经济、为民谋利，以体现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宗旨。但实事上，一些地方政府自行其道，把上级或本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当成摆设挂在了墙上，并没有完全按照政策实施进行。这时缺乏了有效的监督，再好、再完善的政策也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最后，在利益的驱动下最终导致权益失衡。在当前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为政府争取最大的经济收入。共同的利益目标让政府和开发商成为了交易伙伴，他们为了取得最大程度的“双赢”，势必会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三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的加强

（一）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和加强领导能力，严格依法行政。据国家有关权威部门公布，近两年来，地方政府违法强拆导致发生群体纠纷或个别被拆迁人自焚自杀、袭警袭官等事件不胜枚举。“地方政府仍是土地违法案的主角”。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和加强领导能力，严格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在征地拆迁运作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杜绝各种群体纠纷和个体恶性事件发生。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提高政府科学发展能力。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去指导征地拆迁工作的实践，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大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等关系，妥善处理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要提高政府征地拆迁主管部门及其领导的领导能力。第一，必须要加强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执法能力的培养，要让执法为民、依法行政的理念真正深

入他们的心中，并且要在工作实践中做执法、守法和捍卫法律的模范，杜绝执法犯法或贪赃枉法的违法行为发生；第二，必须提高协调指挥能力。征地拆迁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是代表政府行驶征地拆迁职能的指挥部和指挥官，担任组织、协调、指挥工作的重任。要当好指挥官，完成好工作任务，要正确处理好领导和被领导、指挥部与拆迁人的关系；第三，征地拆迁主管部门领导者必须严于律己、防腐倡廉、自觉遵守法纪。坚决杜绝征地拆迁主管部门领导利用职务之便违法违纪走上犯罪道路。并且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业务素质，不断提高管理能力水平。

（三）不断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首先要以预防为主，化解矛盾，把事件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以保证及时掌握有效信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工具的优势，及时掌握各种信息，有针对性、经常性地进行综合跟踪和分析研究。有效防止和应对各种群体性纠纷事件发生时，要及时了解情况、掌握信息，深入现场，沉着指挥，按原来制定的应急方案组织领导，正确处理冲突双方的矛盾，果断地采取措施消除现场隐患和社会影响，把事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四）提高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能力。征地拆迁工作必须在详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并进行合法性的审查，最终做出有效决策。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进行跟踪采访和阶段性评估，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程序。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真正体现政府依法行政、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决策领导能力。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弃》[J]，中国法学，2007(4)

2、朱东恺、施国庆:《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中的利益关系分析》[J]，小城镇

建设，2004(3)

3、户邑《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制度性障碍分析》[J]，理论前沿，2005(3)

4、彭方平、方齐石:《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J]，价值工程，2003(5)

5、王才亮:《房屋拆迁纠纷焦点释疑》[M]，法律出版社，2004年

6、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