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主题演讲稿—国家与正义之间
法律主题演讲稿 — 国家与正义之间
国家，依据宪法，其权力属于一切人民，其行使，则归于政府。正义，乌尔比安认为，“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永恒意义”。国家权力与法律正义，并不完全冲突，当它们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十分可怕。那么，律师该如何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呢？ 在 2003 年《感动中国》栏目现场，来自于日本的 70 岁律师尾山宏缓缓走进剧场，这时侯台下的人们才知道，眼前这位连睫毛都花白的老人，就是“中国战争受害者”日本律师团的核心成员，他参与了从 1963 年起 40 年来所有的对日诉讼案。以尾山宏为代表的日本律师团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却失去了很多日本民众的理解。有日本人问他，你为别国人的事。和自己国家的政府打官司，有必要吗？尾山宏当即答道：律师的最高追求，就是通过诉讼还受害人以人权。
在尾山宏的眼里，坚持跨国界的正义，与本国的公权力做斗争在是极其重要的。国家，是人民的集合，当这个国家的公权力欺骗它的人民的时候，一名律师，除选择用诉讼手段来昭示历史，他还能选择什么？从尾山宏的身上，人们到跨越国家和民族的正义力量，这力量启示人们。在捍卫正义的道路上，人们以超越一切界限，而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正义响在心中的声音。
上海律师陆欣在他执业的第 20 个年头感概道，上访的人源源不断，且维权方式日益极端。在寻求救济的道路上，司法可能不如媒体，律师可能不如官员。有的人认为，通过上访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自
己的诉求便有可能得到满足;通过极端方式引起媒体注意，社会舆论便会同情自己。有的人认为，外表光鲜的律师是权力和社会舆论之下的弱势群体。律师没有权，有的是法律知识，因此也只能是讲法律，可是又有多少人愿听。法律遇到权力，可能会绕道而行;司法遭遇舆论，又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底？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死瞌正义和坚持到底的律师，感谢他们为国家与民族所做的一切，为未来与理想所做的一切，为民主法治与兴旺发达所做的一切。
有人说：萤火虫对于黑夜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点点星光，而在于它点亮的那块微小地方。当这块地方引来众多萤火虫的时候，黑夜将会变成万丈光芒。
2013 年，以已故总统为原型的韩国影片《辩护人》在中国上映。影片主角宋佑硕，在为釜林事件受害人辩护的过程中发现，所谓被告人朴振字等 22 人违反国安法全是独裁政府刑讯逼供的结果。在庭审中，宋佑硕以此质问捏造此案的元凶之一警官车东英。当宋佑顿河道“你为何认定这是国安法案件”，车东英回答;因为国家。宋律师当即向法官揭示道：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即国民。警察毫无法律常识，不具法律依据，把国家镇压践踏在脚下，并打被告人以致其屈打成招。即便如此，宋佑硕的合法诉求依然遭到非法的掩盖，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通过法庭来伸张正义的时候，他的选择只有上街游行，他说：“在这种市民无法行使自己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走在最前面。”后来，宋佑硕因为呼吁民主法治而站在被告席上，釜山 142 名律师中的 99 人出庭为他辩护。最后、身穿内衣的宋佑硕输了自由却赢了正义，输了现在却赢了未来。2014年 2 月 13 日，釜山地方法院再审“釜林事件”，改判全体被告人无罪。正义虽然来迟了，但它终究还是来了。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作为第一美德，正义不存在可调和的空间。所有的事，要么正义，要么不正义，绝不存在介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一旦认定是正义的事，哪怕面对的是整个国家的公权力，行正义的人也没有丝毫的借口。当坚持正义的律师不再是一个人的时候，当律师的坚持不再遭遇或明或暗的压挤，当整个社会都死磕公平与正义的时候，每个人权利的保护已不远，社会的兴旺发达也已不远，法治的中国，更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第二篇：柏拉图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
(论文里面有些引用的话，麻烦帮我备注一
下出自哪本书哦~)
目录
一、柏拉图的正义观...................................1
（一）正义观的产生背景............................（二）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1、国家正义....................................2、个人正义....................................（三）个人与国家正义的统一........................二、正义国家的实现...................................（一）正义国家实现的意义
（二）统治者的资质和角色
三、对于柏拉图正义的思考.............................（一）柏拉图正义的历史意义........................1、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形成........................2、正义观的第一次系统阐述......................3、要正确看待柏拉图理想国的正面影响............4、开创制度正义之研究..........................5、影响到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二）、柏拉图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1、柏拉图正义理论和马克思正义观的异同..........1 1 2 4 5 6 6 6 7 7 8 7 7
2、柏拉图正义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意义..8
3、柏拉图正义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启示..............9
四、结语.............................................9
一、柏拉图的正义观
（一）正义观的产生背景
在雅典城邦中柏拉图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足的贵族家庭。起初柏拉图可以选择从政这条家族传统之路，但是当时雅典情况太不乐观，四面楚歌危机重重。雅典民主制在斯巴达战争中处于失利地位，而且几乎每次战争都会产生另外一种制度。整个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加之其师苏格拉底的死，柏拉图彻底失望于现存的政体。频繁的**战争、严重被破坏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接近解体和崩溃的传统道德和法典，柏拉图认为过分的民主制度是造成现状的根本原因，认为民主政治的弊端显露无疑，并提出正义之举。他四处游走求学，将其认为较为美好的正义之邦绘画在《理想国》之内，并有着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城邦的强烈想法。在其伟大的著作中，柏拉图提出要利用“哲学王统治”建立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理想状态的政治制度。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得出，柏拉图的贵族身份以及从小对政治方面的关心和师承苏格拉底的独特见解，使其对民主制有着个人的看法，而其之后的经历更加深了其对希腊雅典的思考。为了改变国家的悲剧命运，柏拉图提出理想对策，即建立正义国家。
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组成柏拉图的正义观。国家正义是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的人们各安其位。个人正义则是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的各尽其责。
（二）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
1、个人正义
柏拉图采取“由大到小”方式，在得出国家正义即城邦正义之后再探讨个人正义方面。“我们以什么根据承认国家是正义的, 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根据承认个人是正义的。”通过对国家正义的探讨，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由智慧、勇敢和节制一一对应。
“一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 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柏拉图认为
一个有作为的人应该将理性放在第一位。理性在个人的精神世界中起的是领导的重要作用。理性即是爱智慧，智慧是由理性创造出的，为统治者所拥有用于统治城邦。激情区别于理性，激情辅助理性为护卫者所突出拥有。勇敢是由激情所引出的，辅助者带着激情将很好地辅佐和帮助统治者。激情又与理性相关联，当一个人的激情被很好地利用时，激情与理性会很好的配合，与欲望相排斥；相反，当一个人的激情不能够被良好训练的时候，激情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和欲望一起与理性相排斥。个人正义中欲望受到理性和激情共同控制和节制的作用。“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受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 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欲望是属于第三阶层劳动者的，在普通被统治者之间最为突显。
个人主义的三个要素，即理性、激情和节制，起着各自不同的不容忽视的作用。同于国家正义，个人正义中的各个要素不相互影响，各在其位协调互动，同样体现出分工原则。
2、国家正义
大写的国家正义，即城邦正义是柏拉图最先探讨的方向。他说“国家不是来自一棵橡树或一块岩石，而源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特性。”柏拉图认为探讨人们所在国家成功后才能更好地研究人的特性。
柏拉图建立理想城邦的最基本的便是先要建造一个城邦。如文中记载，“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 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 招来各种各样的人, 由于需要许多东西, 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 作为伙伴和助手, 这个公共住宅区, 我们叫它作城邦。”为了达到安然、平稳、井然有序的城邦状态，柏拉图立定总的原则即正义。确定原则后柏拉图着手于城邦社会和城邦人们二者的关系开始探讨正义。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出发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护卫者和劳动者。从人们的心灵结构方面体现是四个德性：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
三个阶层等级不同且分配的工作亦不同。统治者作为第一阶层，他们应该拥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和不同于普通人的才能，即“哲学王”；他们应该公私分明不图私利地管理和统治好国家，为城邦人们的利益努力付出；他们应该与广大人民深入接触，倾听人们的心声了解人们的疾苦，做出相应的对策，让人们过上幸福 的生活。第二阶层是护卫者，即辅助者、武士等。他们应该拥有勇敢等良好的品质和应对紧张局面的技能，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为保护国家以及人民参与战争等。第三阶层是劳动者，组成部分为农夫、商人和工匠等。虽然他们等级较低但是作用重大，他们应当拥有节制等品质，也应当老实本分不触及法规从事自己的工作，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三个阶层应该各司其职，做好属于各自阶层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最终各得其所。
四个德性不可或缺。第一个美德是智慧。“我们国家中清清楚楚看到的第一件东西便是智慧, 而这个东西显得有点奇特之处。”智慧不是哪一方面具体的知识，亦不是要求城邦人们都必须是所谓的智慧之士。智慧是对于统治者而言的必要的能力，是在统治国家方面的比较宏观的能力。所谓智慧就是“考虑整个国家大事, 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只有统治者拥有了智慧才能顾及到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才能从整体出发维护全城邦的利益。第二个美德是勇敢。勇敢并不是要求城邦中所有的人必须勇敢，而是针对第二阶层的护卫者而言的，是护卫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优良品格；勇敢也并不是只有大胆做事，而是要有正确的信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且可以抵制诱惑等负面的影响。“是这种精神上的能力, 这种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观念的完全保持, 就是我主张称之为勇敢的, 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护卫者的勇敢能够保卫国家保护人民，使得城邦能够平稳发展。第三个美德是节制。每个人要做自己的主人，管好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受外界虚幻的享乐、欲望等诱惑的吸引，并且要在法典之内各司其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做好定位，增强自控力，服从命令，在个人的位置上做个人的事情。相对于智慧和勇敢，节制不属于其中某一个阶层，而是针对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在城邦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被统治者应该服从统治者的安排和命令。
继智慧、勇敢和节制之后，柏拉图提出其核心问题——正义。正义是柏拉图希望建立的理想国中的最基本的原则，或可谓立国之本。“正义就是在国家中做正当的事，当每一个个人只作一种对国家有关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又是最适合他的天性时，这个国家就有了正义。”正义在城邦中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次，相对应的便是三个阶层做好各个阶层的本性的工作，即统治者拥有“智慧”这个美德，护卫者拥有“勇敢”这一美德，而劳动者运用各自的技能且拥有“节
制”美德。各阶层应该分别专司一职，分明权责，互相不干涉，相互不混同，否则将会破坏正义原则。“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作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 便有了正义, 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三）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的统一
柏拉图认为，虽然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互有不同，但是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个人所在的国家（城邦）是正义的，才能给个人提供正义的环境，才有可能形成个人正义；同样，个人正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才能在国家（城邦）中促成良好的风气，才能给国家正义创造可能性，才有可能组成国家正义，否则国家正义不将存在。“个人灵魂达到正义，每个人就会以其个人的正义的行为参与适合自己本分的工作，参与实现国家的正义。”如此个人正义在二者关系中更显突出，起根本性作用。
根据柏拉图阐述，不要求城邦中所有的人都要做到个人正义，也并非要求完全国家正义，而是认清现实，从现状出发，只需达到一定的基本正义。而统治者必须是已经很好地做到了个人正义的人，理性、激情、智慧、勇敢和节制等和谐统一于其一身。
为了能够达到整个城邦的基本正义，柏拉图制订了一整套训练以及选拔正义的统治者的方案。柏拉图利用其擅长的唯心主义对学生进行教学，分为阶段进行教育“四科”，还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问答学习法，并涉及理性训练和体育教育。柏拉图高度提倡“哲学王”，联系起哲学和政治，培育出能够领导、统治国家的“哲学王”。统治者利用其高度的理性和智慧去管理国家，便是对正义的推行；护卫者利用其高度的激情和勇敢去捍卫国家，便是对正义的维护；劳动者利用其高度的节制辛勤劳动，服务国家，便是对正义的遵守。
统治者拥有正义后，便可带领辅助者成为正义之人，再通过更扩大的教化使得被统治者更加正义。虽然无法达到完全的正义，但是随着力度的加强，达到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的统一，从而使得整个城邦将会越来越正义。
二、正义国家的实现
（一）正义国家实现的意义
柏拉图认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糟糕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非正义。”一个正义的国家能够指引国家里的人们走上正义之路。柏拉图认为只有实现整个国家的正义，才能够得到他一直主张的理想国，才能够让国家中的每个人生活的正义、美好和幸福。
（二）统治者的资质和角色
从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统治”中可以看出哲学家在柏拉图所要建造的理想国里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金”元素的人才称得上是哲学家，而且他们具有很强的天赋和拥有无比的智慧，有着好学的优良品质，真理是他们永远不变的追求。经过坚持不断的努力奋进，哲学家的知识面更加广泛，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和统领广大被统治者。所以想要实现正义的国家，必须让具有统治能力和智慧的哲学家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才能建立起一个正义的国家，将正义的国家的理想实现。
柏拉图还认为，统治者无知无能和品质的残缺及败坏亦是导致国家混乱和分裂的原因，尤其强调品性的败坏，可谓破坏了政治，带来无数灾难。作为最无懈可击的哲学家，肩负着建立起充满正义的理想国的任务，应当懂得知识，掌握美好德行，才能使罪恶和混乱得以结束，将安宁带给国家和人民，将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贯穿于理想国，给人们带来美好、幸福和安康。
三、对于柏拉图正义的思考
（一）柏拉图正义的历史意义
1、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正义观的关注不再狭隘，不单单只是关注如何定义其概念，也不再只是注重某方面的解释。正义观的发现已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是从社会机体秩序中，是
从普遍的广义的统一的角度。正义观的提出是理想国建立的基础，从内向外的折射，不再局限于个人利益，是一种客观普遍的和谐井然的正义。柏拉图的正义让人们重视起个人的价值观，由狭隘变得眼界开阔，提升了人们的个人价值观。
2、正义观的第一次系统阐述
柏拉图是第一个系统阐述了正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不论是在西方思想史还是整个世界。柏拉图将其个人对正义的理解综合前人的正义观念记录在其著作《理想国》之中，包括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以及个人和国家正义的关系。
首先指出什么是正义，解释出什么是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在国家正义中，提出并强调了三个阶层，各阶层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相应的工作，相对应的便是三个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在个人正义中，人的灵魂状态是理性、激情和欲望。
其次柏拉图建立了在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的关系。二者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个人正义是基础，而国家利益是保障，二者不可能相互分离。国家正义中的智慧、勇敢和节制想对应于个人正义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国家正义中的统治者和护卫者相对应于国家正义中的智慧和勇敢，亦相对应于个人正义中的理性和激情。而节制不同于智慧和勇敢，作用于所有阶层的人，各阶层相互制约，使秩序井然。
最后柏拉图还阐释了正义国家是如何建立的，也阐述了其如何维护以及如何走向衰亡。柏拉图认为重中之重是哲学王统治。创建了教育体系用于对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维持。同样指出正义国家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败的道路。
3、要正确看待柏拉图理想国的正面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纯粹乌托邦的空想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摆脱现实的幻想，是一种超越骨感又陷迷幻的未来，不可能有实现的可能。其实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正面意义。首先，柏拉图在其国家正义中将人们分为三个阶层，并不是多数人认为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而是从其社会现状出发，认清现实，具有合理性，并体现出对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负责，注重人性，尊重个人灵魂和个人价值。其次，柏拉图的正义原则和分工原则对我们现在提倡 的和谐社会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柏拉图站在国家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并运用了历史观去分析现状，是具有非凡价值的，是值得关注的。
4、开创制度正义之研究
柏拉图虽然出生于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贵族家庭，但是其生存的环境却不容乐观。柏拉图的关注政治，以及经历其师苏格拉底的死亡，他看到了民主制度的极大弊端，提倡要建立一个充满正义的理想国，建立起一种全新制度。柏拉图所理想的正义国家是由哲学王统治的并实行柏拉图式的公有制度和公共教育制度的国家，只有在这种国家中才能形成个人正义。什么样的国家政体中会造成什么样的人们的性格。虽然柏拉图理想国的政治制度很粗糙简陋，但是却堪称开创了制度正义。首先柏拉图将国家中的人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护卫者和劳动者。其次柏拉图明确了哲学王统治，即哲学家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最后柏拉图制定了公有制度和公共教育制度。这些都是柏拉图开创制度正义的体现。
5、影响到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
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受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思想和公有制理论的深刻影响。首先，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受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理论的影响，如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摩尔等。其次，一部分人也受到了柏拉图的公有制的影响，如康帕内拉的 “太阳城”等。
（二）柏拉图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柏拉图正义理论和马克思正义观的异同
（1）相同之处：
两位思想家的社会正义都是一种相对于当时现实比较超越的设想，对于他们所在的时代都是不大容易实现的时代正义。柏拉图和马克思的正义观，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公正，做出了相对应的反应，即构想出自己所认为的理想制度，并想实现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通过这种构想的理想制度。通过分析柏
拉图的《理想国》，可以看出柏拉图内心里想要建立一个理想国。而建立一个城邦是由于人们的非自足性，个人需要整体，整体离不开个人。在这样一个城邦中可以建立起正义之路，使人人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生活在充满正义的城邦之中。柏拉图就是想要设计出一种理想的政治政体，即一种政体能够体现正义。与此类似的是，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的罪恶、压迫和剥削，也提出了一种美好的设想——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义社会，没有了私有制，出现了公有制，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2）不同之处：
第一，柏拉图与马克思研究的正义观出发点不同。人的自然本性的研究方向是柏拉图正义观念所涉及的。人的灵魂包括理性，激情和欲望三种品质。当欲望和激情都和理性达成一致时才是一个人成为有德有能的人的时刻，才能成为一个正义的人。马克思的研究方向是人的社会本质。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吸取于当时的社会关系。
第二，柏拉图与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代表不用的阶级利益的。等级制度下的正义是柏拉图所追求的，分为三个阶层，各阶层不能越级。而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价值目标是“为全人类谋福利”。
第三，柏拉图与马克思的研究方式是不同的。形而上学的是柏拉图的研究方法。理性，激情和是人们灵魂的三个部分，其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智慧，勇气和节制三种美德便能实现正义。
2、柏拉图正义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意义
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平和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是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开辟了可靠途径为了真正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现阶段我国实现正义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构建和谐社会，于此，我国应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去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属于全人类的社会主义。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
柏拉图的正义观对我国的指导意义：第一，借鉴“善”的理念。让人们自己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宣传社会公正理论。第二，努力建立社会正义的制度。制定
公正的监督制度、惩罚制度和评估制度。
3、柏拉图正义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第一，法治和德治相统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要做到有法可依，也要做到依法行政和司法独立。法制建设进步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德治的作用，现实需要德治，德治能够调整法律所涉及不到的领域。
第二，发展社会中的政治稳定
改革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形势。在当代中国应该采取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这种最有效的措施。让公民参与到政治里面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针对结果做出相应的政治决策。在了解与被了解、制定与实施之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能够得到重视，各阶层都能够和谐共处，在动态中实现我国政治的稳定，稳定社会秩序，和谐共处。
第三，效率和公平相统一
利益社会是当今社会的体现，其导向和目的及动力皆为利益。首先，个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追求个人利益。利益引导出个人各种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其次，主导国家政治行为和过程的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交集最大化。将效率和公平的很好甚至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只取其一。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是公平内容的三个部分也是我国社会公平的重要要求。当今中国，贫富差距相当大，富得越富，而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中国应该在几个方面努力改善，缩小贫富差距：第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始终要坚持按劳分配，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四、结语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对人类的存世、发展和完善的探究得出的正义理论是一种对于人类的深度思考和表达。无数个个体生存在一起，利益的冲突实在是难以避免，但是如果人人支持正义的存在，并且能够努力地去寻求和谐相处的模式，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则不管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还是在未来的
探寻中都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应该始终坚持柏拉图理想国的设想中正面的作用，政府应该提升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给百姓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稳定的国家。
第三篇：幼儿园与幼儿之间的法律
幼儿园与幼儿之间的法律关系
庞国华 十一小学幼儿园
幼儿园法定义务：保育保护，不等于监护
一天，某幼儿园的老师组织该园中二班的小朋在教室外上游戏课。游戏课活动场所的地板选用的都是防滑砖，任课老师也一直在旁边组织、观察小朋友的活动。但突然间，意外还是发生了—张强小朋友在蹦跳时意外摔倒。老师马上将他送到医院检查，经医生诊断，张强右手骨折，医药费花去1800多元。
事后，张强的家长要求幼儿园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理由是：虽然孩子摔倒属于意外，但毕竟事情发生在园内，幼儿园就是暂时或临时的监护人，在这段时间内幼儿园没照顾好孩子，理应承担医药费、营养费及家长误工费的赔偿。幼儿园则不同意家长的赔偿要求，认为幼儿和幼儿园之间并不存在监护关系。
幼儿与幼儿园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张强父母的要求有没有道理呢？幼儿园是暂时或临时的监护人？
《民法通则》：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对未成年人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
由此可见：幼儿与幼儿园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幼儿园的身份是管理人，不是监护人，父母把幼儿送到幼儿园，并没有明确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幼儿园。所以，幼儿园是暂时或临时的监护人的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按过错原则来确定幼儿园的责任！
张强在幼儿园游戏课上意外摔伤，幼儿园对此并无过错，并且幼儿园在游戏中也注意了安全问题，同时老师在整个游戏活动中也始终在观察、组织，忠于职守，履行了注意、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因此无需承担责任。建议：
1、家长或监护人没有明确地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幼儿园时，幼儿园对幼儿不承担监护职责。
2、幼儿园为避免和减少事故的发生，认真、全面、切实地履行对幼儿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3、家长不能认为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就都是幼儿园的事，平时也应加强对幼儿的安全意识教育，做到防患于未然。
幼儿园法定义务：丁丁晕倒送命
丁丁今年3岁，是某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丁丁告诉老师他不想吃东西，老师忙起来就没有多问，由着丁丁没吃饭就午睡了。下午小朋友们都在上游戏课的时候，丁丁忽然晕倒，老师急忙将他送至园医处治疗。园医对丁丁进行常规处理后，未见其病情有所好转，有的老师便提议立即将丁丁送医院治疗，可值班的老师认为，丁丁不过是因为中午没有吃饭而晕倒的，没什么大问题。双方一番讨论，结果延误了时间，致使丁丁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最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丁丁的家长得知情况后，要求幼儿园赔偿60万元，否则就带领亲戚在幼儿园不走，并声称要向媒体披露。
面对这种情况，幼儿园该怎么办？园方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要承担多少？
在事故发生后应积极采取救助措施！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对于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学生，并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有条件的，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的方法救助。
事发后，当值老师误判病情，没有将孩子及时送诊，在事故发生后积极采取救助措施，也没有及时通知幼儿家长，未能履行其法定义务，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因此应承担主要责任
园方要承担的责任？
《民法通则》：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用。
由于教师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以对幼儿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幼儿园承担。建议：
1、作为幼儿园，应清楚了解自己的法定义务，该履行的义务一定要认真履行。
2、幼儿园老师在日常的工作中，发现幼儿有任何异常现象，都要认真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凭主观推测，轻率处理。
3、家长也应了解幼儿园的法定义务，以便监督幼儿园切实履行，并在事故发生后冷静处理，依法维权。
幼儿园法定权利：郑海课堂捣乱，可以请他出去
郑海是某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他平时非常顽皮，爱跟别人打架，不爱学习，是班上有名的“淘气鬼”一天在识字课时，任课老师让他回答问题，他答不出来，就故意学动物叫，声音怪里怪气，扰乱课堂秩序。任课老师批评他，他还做鬼脸，并顶撞老师。老师无奈，只好把他带出教室，交给其班主任对其批评教育。郑海的家长知道后，认为老师不应当在上课时将其带出教室，说老师这样做是违法的，侵害了孩子的教育权，要求幼儿园因此道歉。
幼儿园老师是否有权这样做？
本案中，郑海作为在园幼儿，确实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他在课堂上不遵守纪律，扰乱课堂秩序，干扰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影响到整个班级教学的正常进行，侵害了其他幼儿接受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任课老师将他带出教室，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也是为了保障其他幼儿的受教育权，因此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幼儿家长要求幼儿园道歉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幼儿家长应当积极配合幼儿园共同做好对幼儿的教育工作。建议：
1、幼儿园应明确自己的法定权利，在教育、保育过程中依法行使法定职权。
2、幼儿家长应当尊重幼儿园对幼儿的正常的教育权利，积极与幼儿园配合，做好对幼儿的正面教育工作。
幼儿园过失行为：老师擅离教室，刘红意外受伤
一天，某幼儿园中班小朋友正在上科学课，任课的张老师因有人来找，就离开了教室前去接待。张老师走后，幼儿丁晓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小朋友刘红的座位旁边玩耍，无意中
将一支铅笔插人了刘红的右眼。刘红顿时大声哭叫，被路过教室的其他老师发现。张老师随后闻讯赶来，立即与其他老师一起将刘红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刘红的右眼眼底出血，视网膜破损，后住院一个后出院，但右眼无法再恢复到原来的视力。
出院后，刘红的父亲向法院起诉，要求幼儿园和丁晓赔偿刘红受伤的全部经济损失，并追究幼儿园的其他法律责任。
本案中，幼儿园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本案中，刘红小朋友受到伤害系在园期间发生，老师在上课时擅离工作岗位，以致不能发现事故苗头并及时制止事故发生，是一种保育、教育职责上得严重失职行为，幼儿园明显存在过错。虽然幼儿园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刘红受伤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未尽职责的不作为而造成，与之有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除了园方，加害人的家长平时对子女教育不够，也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之一。丁晓上课不遵守课堂秩序，以致伤到其他小朋友，因此丁晓也存在一定得过错，因此丁晓的监护人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因此本案幼儿园和加害人的监护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对此案判决如下：
1、该幼儿园赔偿刘红治疗费用4000元；
2、丁晓的监护人赔偿刘红治疗费用1000元。
张老师应当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对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建议：
1、幼儿园应积极反思，认真检查工作或管理中的漏洞，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
2、幼儿园要教育老师和保育员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减少、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
3、在日常生活中，幼儿园的教师和家长应注意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加强对幼儿的安全教育，以防患于未然。
4、家长应教育幼儿与其他小朋友友好相处，不要去主动攻击、伤害其他小朋友
第四篇：足球与法律之间的断想
足球运动起源于古代中国，兴于近世欧洲；法学的理念起源于古罗马，近世传入中国。足球是感性的运动，是人类内心挥之不去的暴力情节以较为文明的方式得以发泄，足球场上崇尚激情与力量的对抗；法学是理性的思索，是人类防止人类暴力情结无休止的宣泄而设立的一套规则体系，法庭是膜拜理性的圣殿，崇尚平等与正义的诉求。此二者在本质上看似并无内在的关联性，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内在自身的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进而使得足球与法学之间产生了某种表象抑或更深层次的关联。
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在球场内外球迷是足球的囚徒，在市民社会人亦是法律的囚徒。足球是一种大众的娱乐，诉讼其实本质上也只是一场游戏。足球在其娱乐性愈加凸现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的消费品，而诉讼在一些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也成为了一种“高消费”的标的。在足球比赛的过程中双方球员就好比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裁判就好比法官，而足球就好比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标的。在足球比赛中球员们围着足球相互拼抢，不时的会出现犯规、假摔，同时裁判员居中公正地裁判，观众席的球迷们各显神通，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画出代表各自国家或者俱乐部的图案。法庭则是审判的剧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共同演绎的诉讼之戏，律师们唇枪舌剑、相互对抗，当事人相继陈述，提供对本方有利的证据、法官消极中立的裁判，不同的角色在法庭这一特殊的剧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宏观上看，如果把足球场视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将一支球队进行细致地划分，我们不难发现前锋队员一般扮演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角色，中场队员一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后卫的角色一般是由司法机关的承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般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行政行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近，离百姓的生活也更近。而立法机关之所以担任中场调度的角色，是因为它既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也可以监督司法机关，并且通过立法来指导行政与司法的运行，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司法机关向来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所当然的将成为后卫。而担任后卫角色的人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人，你防守出色时人们觉得这是你应当做到的，一旦防守出现失误，所有的批评声、叫骂声就会如洪水般的扑来，最终被民众的口水淹没。人们的视点往往集中在前锋队员的精彩过人和大力射门上，对于后卫防守水平一般的观众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加以分析和判断。有优秀的后卫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旦没有后卫，或者后卫与前锋的实力较为悬殊时，优秀后卫的重要性就会格外的凸现。皇家马德里队的防守一直以来都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六大巨星”的存在使得前后场在实力上出现鸿沟。法律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保障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一旦出现差错，就往往遭来一片骂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法律，那将是何等混乱的局面。
从微观上讲，足球里往往有假球、有“黑哨”，法院的裁判中也往往存在着法官的肆意裁断、司法腐败等等问题。所谓之假球，也就是在双方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事先通过交涉或者默认的方式就比赛的结果达成实现的“共识”，所为之比赛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法庭审理案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走过场”、“打假球”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的胜负其实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定下，法庭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走程序，做做戏罢了。“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在这种“过场”中已经被践踏得面目全非、被腐化之风卷得荡然无存。
在球场上，裁判的即时裁决是不需要球员举证的，这与法院审理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制度有所不同。因为足球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性较强的体育运动，被看成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必要当真。足球之所以有魅力，其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足球比赛中总是存在着各类错判，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在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上，英格兰对阿根廷一场中马拉多纳的那只“上帝之手”在近20年后依然被球迷们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在司法领域中，我们却不能追求这种所谓之“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的价值。因为足球在追求公平价值的同时还要讲究观赏性，要是一旦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大家就都停下来看录像回放，那么整个高度对抗性的足球比赛将不复存在，大家花高价买的足球票就成了“电影票”。法院在审理案件要实现的是社会正义，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庭审理不是做秀，也不要求高度的可观赏性。而往往法庭辩论中，双方理性的碰撞和对真相的祈求，使得诉讼又具有了另一种魅力，引用贺卫方教授的话说这是“人为理性的光芒”！
裁判是公平竞争的象征，法官是公正裁决的化身。绿茵场上的裁判和法庭上的法官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我们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裁判和法官当然也不例外，裁判的黑哨和法官的枉法都是难以杜绝的。为了避免这种肆意的出现，实现社会正义，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的理念。中国由于受原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曾长期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如同机器人足球赛一样，“球员”是受人操纵和受计算机程序支配的机器人，中国人可以在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上夺冠，而中国足球队要赢得“大力神杯”还是遥遥无期的美梦。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整个诉讼的进程都是有法官依职权来推动，法官可以主动地搜集证据，并将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和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此种情形反映在球场上便是球员们都站着不动，由裁判来指挥比赛的进行，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何等可笑的局面。法官在审判中应该是消极与中立的，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和诉讼请求不可以成为断案地依据。就有如裁判在裁决犯规时必须中立，队员没有犯规时不能依自己的职权主动判犯规。裁判永远是对抗中的旁观者，如果裁判在比赛中也能积极主动地“来上这么一脚”，那
第五篇：法律与生活演讲稿
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各位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今天我以支教老师的身份，给大家谈一谈法律方面的问题，希望同学们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在学法、知法、守法上有所帮助，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同时更是抛砖引玉。结合有些年来学习法律的一些体会和认识，和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有限，准备不足，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法律与生活》——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中规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因此，作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先哲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法律是规则和原则统一。法律首先是规则。法律总是表现为一条一条的规则，规则是法律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规则本身具有滞后性、有限性等弱点，因而，规则要和原则结合起来，要深入探究法律背后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全面充分地掌握法律。第四，法律应该是百科全书。学习法律不仅仅需要学习法律规则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掌握和这些法律规则有关的非常丰富的广博的知识。人的任何知识、任何经验，对他的法律理解和法律执法都大有裨益。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法律要规范人的行为。我觉得就有必要首先研究这个“人”是什么？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济人”，伦理学把“人”假定为“道德人”，法律对“人”也有一个假定。我认为，法律对人的假定是“坏人”。霍布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要了解法律，一定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而不要从好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这就是霍姆斯著名的“坏人理论”。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会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不违反合同，不损人利己，不杀人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如果法律把人性假定为善，把人看作好人，不会背信弃义，那还讲什么诚实信用；不会出尔反尔，那就用不着签订合同了；不会损人利己，那就谈不上损害赔偿；不会杀人越货，那还规定刑法干什么？等等，一句话，如果人是好人，就不需要法律规则了。好人虽然也会有矛盾纠纷，但只是小打小闹，严重不到法律上来，好人不需要法律，法律是对好人的不敬。从这个角度看，人性善的假定，好人理论，往往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假定人性善，好人不会做坏事，用不着法律规则，法律也没有规定，因而人们背信弃义，不受“上帝”惩罚；违反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不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不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何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呢？结果人们弃善从恶，好人变坏人，这正是所谓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没有法律，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小到个人私事，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大有不同。如果相信人性恶，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提高警惕，谨防坏人，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相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都是因为信以为人性善，误以为是好人，好人没事，轻信于人，放松警惕，结果上当受骗。所以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区分善恶，识别好坏，“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生活的态度，也是法律的态度。善良的人们往往缺乏法律意识。所谓的法律意识，第一就是坏人意识，要时刻意识到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才知道用法律去防范坏人保护自己。
大到国家制度，如国家权力，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西方国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是“利维坦”，是“凶恶的巨兽”；洛克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潘恩认为国家是“祸害”。他们并不是在谩骂国家，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强权组织，拥有任何私人所无可匹敌的强大暴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的最大危险，认识到“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是基于对国家权力上述坏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提醒人们，“要是三权合一，那就一切都完了”。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国家权力的坏的认识，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这是坏的出发点导致好的结果，可谓忠言逆耳利于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相反，如果信以为国家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结果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历史反复证明，通向地狱的道路常常是善良愿望铺成的。
其实，法律的“坏人理论”与宗教的“原罪说”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宗教的“原罪说”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一生都在赎罪，只有赎清了罪恶，才能死后进入天堂。法律的“坏人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所以要依法规治坏人，从坏处出发，向好处努力。犹如医生眼里出病人，治病救人，法律眼里出坏人，以坏去坏，法律规治坏人，使坏人成为好人，使人真正成为人。人之初，蒙昧无知，天法无天。始后人随年长而长知，人到成年后，基本上习得了风俗习惯，懂得了人情世故，被社会化了，成熟了，成型了，能在社会中生活了。一个成年人的日用常行其实正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因为习惯是法律之母。国法莫大乎人情。
人们要理解法律首先要成年，要长大成人，要经历一些事情，见过一些世面，积累一些经验，对人生有全面而真切的体会和领悟，才能理解法律的真谛。因为法律是经验之谈，是人生法则。
人是社会动物，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人的。人成年以后，就基本上习得传承了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而法律不过是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的具体化、规则化和体系化，所以成年人的学问与法律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怎样才算成年，不可能有划一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般说来，人越老越成年。因为人越老，越是历事无数，越是见多识广，越有经验，也越理解法，也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法律犹如一个饱经风霜、见多识广、老成持重的智慧老人的家常话语和谆谆教诲。这其实也指明了学习法律的正道。学习法律应向生活学习，向经验学习，尔要学法律，功夫在法外，应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在法学院校学习的法律其实也是从社会实践中积累总结出来的，生活是根基，法律是花朵，根基深厚，才能硕果累累，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就更能理解法律的究竟。所以，首先要做成人，然后才能理解法。法律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要告诉人们为人处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道，为此，法律必须生活化、世俗化。那种没有生活根基，不关切人生，不食人间烟火的法，不是人法而是神法。法典不是《圣经》，不要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成年的人们。法律只规定人们能做到的，不要勉为其难，远离人们生活的法律必然会为人们所离弃。法律是广大民众的日用品，而不是某些人物的专利品，法律是天下公器，而不是个人私物，法律应是行话术语最少甚至没有行话术语，只要能识文断字、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就能理解和践行。法律要是成年人不能理解，就没有了人气，没有了根基，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法律要平视人、正视人而不要拔高人、美化人，要把大众看作是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大家知道，目前我们有三种知识是需要普及也能够普及的，这就是文化知识、科普知识和法律知识。为什么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科普知识能够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法律是成年人的学问。我们想一想，法律知识和别的知识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法律知识，它是最不需要概念术语的知识，它是最需要大众化、通俗化的知识。现实中发生的很多法律问题都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法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老百姓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谁最了解日常事务？谁最能理解老百姓接受什么法律规则？是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他们最有发言权。例如陪审员制度，把那些最了解情况的，最有代表性的老百姓选举为陪审员，这些陪审员往往不是什么法律专家，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法律是何物，可是他的权力和法官是一样的，这就说明法律并不需要专业化。反过来，其他的知识却更为专业化和职业化，比如医生看病。要是人们躺在病床上，旁边给人们看病的医生是没有学过任何医疗知识的医生，人们就会感到十分可怕！这就意味着，法律和别的知识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大众化、通俗化和生活化。现在我们法学界出现一种现象，看不起常识，认为写东西“太常识”会显得自己没有水平，所以认为现在的法律“专业槽”太浅，以至于谁都可以到里面“吃上一口”。一些学者写东西非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认为写得让人看不懂才是有水平。我认为，这恰恰是对法律的误解。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的法律写得极度专业化，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广大老百姓根本无从理解，这还叫法律吗？法律是老百姓的生活法则，绝不是高超无用的屠龙之技。我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法律的精神信仰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悄然进入民众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至成为华夏大地全体公民的精神支柱。相信因信仰而存在的法治之花会更加美丽！法律因信仰而存在 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法治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神圣目标。亚里士多德曾说，法治包括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被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几千年来，多少哲人为法治所魂牵梦萦，多少智慧为法治所激情碰撞，多少先贤又为法治而折腰呐喊。法治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的最具普适性的原则。换言之，法治作为一种信仰成为最基本的准则。美国著名法史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当美国的总统选举陷入僵局时，是作为正义化身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决定布什和戈尔孰是总统。尽管戈尔存有不满，但他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事实上，他所服从的不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而是通过最高法院所张扬出来的法治理念和信仰。中国正处在敏感的社会转型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完成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法治的支撑，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性转变，核心在于法律信仰的建构以及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它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应当是一种催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空间。法治目标只有和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形成良性互动才会体现一种终极关怀。公众可以在知识层面上是法律外行，但是，在内在的心灵层面，却要有一种与法律精神不谋而合的东西，唯有如此，才不会与公共理性和规则相隔膜。法治是人类交往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德行。当下的生活世界是无法脱离法律目光的审视和考量而存在的。从某种意义说，一个对法律接受起来很困难的人，其对现代生活的适应能力是大可怀疑的。精英人物的杰出之处往往在于他能够迅速地把握不同环境中的游戏规则，用出色的适应力获取生活的高效益。很难设想一个在法律空间中“水土不服”的人会很好地调适自己的生活心态，控制自己的生活行为。法律的主体是有感觉、有个性的人，他们希望用法律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期待，去反抗那些伪饰和谎言，以获得真实、稳定的生活身份和价值认同。法律对普遍化的强调，给人以蔑视个性、对抗人格的印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的世俗特征被人为地忽略了。法律最丰富、最生动的一面总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调动各自的聪明应对生活的种种问题和危机的过程中，完成了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法律智慧的增长。法律虽然担负着设计生活流程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单纯把法律当作组织日常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是本着一种功利的态度，运用法律来应付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势必会造成法律价值与生活价值的错位。法律不单单是限制生活，更重要的是用规范去引导生活，用自由去提升生活。日常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日常生活的运行离不开市民社会自发生成的理性秩序，它不排斥生活参与者的种种欲求，而是时时召唤人们去挖掘权利资源、调和利益矛盾，从而使生活保持了充足的活力。有一学者认为：“法律之为法而有效，恒在于对一定人文类型既有之多数人的生活常规与一般的通义常理的肯认与积累，从而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中的‘生活的智慧’，予此多数人的人世生活以人间秩序。换言之，即基于人间秩序的常态、常规与常例，表达出人世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情。从而，法律的规则即为生活的规则，法律的意义即为生活的意义，尽管生活的规则和意义不止于此。”（《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版）》，第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是一种生活知识，法律意图是一种生活意图。法律只有尊重人们的生活感受和欲求才能够构建起进入人类心灵的意义世界，才能使人们确立“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态度。如果没有生活的滋养，没有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灌溉，法律的土壤就会变得贫瘠不堪。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地方性的本质就是生活的异质性。不同地域造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只有直面生活、亲近生活才能打破法律万能的幻觉，才能消解法律话语霸权，达到一种高境界上的契合。正如德国法学家赫尔穆特·殷科说：“法对社会道德怀着感激之情。建立真正的法，建立一种真正公正的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表现为社会道德的义务。”一种秩序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四种关系，虽然西方人言秩序必称法律，殊不知世界上不少地方并不推崇法律而生活仍然井井有条。例如，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代表的“礼治”(道德)秩序，以伊斯兰诸国为代表的宗教秩序。面对纠纷，民事的抑或刑事的，大的抑或小的，由于文化传统、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东、西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中国，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群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对个人的利益几乎不加保护。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调节”在解决纠纷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在中国，判决乃至仲裁被视为最后的解决手段。他们不经当事人的同意就平息了争议，“‘调解’即‘和解’是指通过第三者解决纠纷，不给出有约束力的判决的方法。中国的调解者发生了这样的作用：他把互不理解的当事人联系到一起，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不仅仅建立了当事人的联系，确定了事实上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甚至是可能的和建议性的决定——动用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上的压力，并施加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身上，使他们最终保留小的争议但达成‘自愿的’一致意见”①这种调解制度与儒家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儒家的观点，法律制度不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是令人遗憾的必需物。事实上，儒家通常认为跟法庭打交道是不体面的，即使一方当事人确有冤情。这大概也就是“小白菜”这个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悲剧式人物在被强暴后忍气吞声不报官府的缘由吧。“儒家还认为，诉讼代表着对人类事务中存在的自然和谐的破坏，法律由强权支撑，因此，在儒家眼中它是不洁的。儒家观点认为，大多数纠纷的最优解决办法不是经由君主的强权，而是经由道德上的说服。进而言之，诉讼使人好讼而无耻，只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有损于社会的利益。”②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好讼”无疑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因此，站在儒家的立场上，“非讼”“厌讼”就是必然的了。儒家的价值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社会秩序的和谐，群体的利益。和谐，是最重要的，一旦和谐遭到破坏，那么最好通过调和予以修复。如果一个人觉得被冤枉了，儒家的道德教导他最好“吃点儿亏”，让事情过去，“息事宁人”，而不是制造混乱，造成更大的冲突。通过“让”来积累美德，“吃亏是福”、“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谐，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社会目标，孔子就有“和为贵”的主张，而热衷于诉讼是道德低下的表现，因此，互谅互让是解决纠纷的正确方法。然而，在西方，则截然相反。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个人主义为伦理价值取向的，主张“个人利益至上”，保障公民与生惧来的平等权利、自由，非法律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能剥夺。并且这些权利受到比普通法律更有效的宪法的保障，宪法后面还有社会民意，有由于自然法理论、超感性宗教、集团的多元主义等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法律至上”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对轻微的民事、刑事等纠纷一般均诉诸诉讼，即“好讼”观念。“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导传统一直主张，人并不具备天生的、经过培育就可以保证公正社会秩序的善，但是，人是值得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且他们有能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共识„它们把法律制度看作是通过害怕而相互制约的工具，是共同认识和价值的贮藏室，是强加在私人组织之上的框架，是从私人组织中产生的秩序。”③因此，总的说来，调解机制，“非讼”、“厌怂”思想，虽然对缓解社会矛盾，节省诉讼成本等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严重影响了法律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发展。如果说古代中国的调解制度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对其全盘地予以继承？显然，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合法诉讼的大前提下适当运用调解机制来解决轻微的民事、刑事纠纷，并且是否适用调解机制应以当事人是否自愿为转移。所以，现在已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调解机制进行“批判继承”的时候了。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关键的转折时期，中国告别了自己的传统时期，进入了现代；二十世纪是中国现代化建构和发展的时期，是我们跨出古典中国、进入现代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断裂性变化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变化都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之中。中国的今天，非常像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像是德莱塞1900年出版《嘉丽妹妹》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但也充满了活力和欲望；它不是一滩死水，却是到处喷发的美丽的混乱；它不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标准，却展出了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能量„所以，我们当下最需要的便是一种社会普遍的法治意识，特别是从我们中学生时代开始,有法治理念,有法律意识,这样法治社会才得以建立，社会秩序终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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