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演讲稿

第一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夜色温柔，亲爱的柴静

这一生，那么长，我以为，它必须留下存在的痕迹。

这一生，又那么短，我以为，它实际完全没有印迹，一个普通人的行走，那么渺小，曾经的过程虽穷其一生，在浩瀚的时空中终将逐渐湮灭。

一个普通人的行走，在20岁之前，我始终不明确它对社会倒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直到20岁，在许多寂静的夜色里，听到了柴静的《夜色温柔》。

她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她说：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砂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她说：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说：夜色温柔。

柴静，夜色温柔，夜色温柔，夜色温柔，柴静，亲爱的柴静。

黑夜里，她的声音那么忧伤，穿过厚重的夜，将人生的悲凉猝不及防地推陈出来；她也有明媚时，那是在为了安慰更忧伤和迷茫的人们时，但对她了解较多的人们却仍能够感受到她仍然远远地站在红尘外，忧伤地看着里面憔悴翻滚的灵魂，无助的难过。

九十年代的湖南，夜色降临后，商业与娱乐都收敛了起来，而文化开始呼吸生长，在貌似平静的夜里繁荣、漫延。

漫长的夜，却是灵魂盛大的舞台，夜色下迷离涌动的灵魂，借着黑暗游荡、碰撞，或者仅仅只是喃喃自语。

柴静，她在黑夜里，安静地点上一盏小灯，灯光虽然微弱，仍然有摇摆，却给清醒的人以温暖，给迷惑的人以方向，给坚持的人以力量，她的声音，虽然忧伤，却安定游荡的灵魂。周末的夜晚，从此清醒与明媚都始于十点半，在一个个周末夜，听着这个城市的心事，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单薄的灵魂纷飞寥落，从此原谅了自己。

原谅了自己的羸弱，原谅了自己的肤浅，原谅自己成长中的一切，也明白了唯独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身不由已。从此，愿意在头顶的天空与脚下的身影中并不自由地一路前行，且自此在路上步履平缓，始终面带微笑，看到周围山花烂漫，金色阳光漫山遍野，生命在安宁快乐中互相握手至福。

是的，一个人能被另一个人如此深刻的影响,则斯人幸矣,自己的行为,气质必然会有她的影子相伴,而旅途不寂寞,生活的航灯对于每一个蹒跚前行的人代表着永生不灭的希望,而旅途的加油站往往来自于这些影响你至深的人.一个人能如此深刻的影响另一个人,则斯人更幸.自己的言行,思想不但为自己所践行,而且有千万人同行.柴静，应当抚心幸之，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达到如此，本是幸事；一个人因其思想能够被追随，幸之又幸；而其思想能够影响这许多人，丰富和指导这许多人的人生，诚然是追随者之大幸，但亦是被追随者之幸。人生如此，当以立而抚心，微笑叹幸，更明媚前行。

第二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的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获得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特等奖，下面是我转载的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头，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她的床头有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跟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柴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儿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为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道，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希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第三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第四篇：柴静演讲稿 [定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柴静演讲稿。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她的面前说，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处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演讲稿《柴静演讲稿》。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柴静老师其他的言语：

记者不仅是我的职业身份，做新闻也是我生存的一种方式，记者的天职就是调查事实的真相。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艰难的道路，一个记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职业当中恪尽职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类的心灵需要互相帮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当通过提问将心灵的细节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帮助他，你可能也会孤立无援。传播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渗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叶子。

·以前，做电台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 2000年接近25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假如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

第五篇：柴静演讲稿

引子·动机

这是2013年1月份北京的PM2.5曲线,一个月连续25天雾霾，我当时在北京，但我这一年里反复看这条曲线的时候，想回忆当时有什么印象、什么感觉？但是记不起来了。因为当时大家都说好像这场雾霾是偶然的气象原因导致的，就没当回事。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河南、陕西、江西、浙江，回头看镜头里的天，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我置身其中，浑然不觉，只有我的嗓子有印象，在西安那天晚上就咳的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她应该是小女孩，因为我觉得她是像个童花头，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对她没有任何期望，健康就好。

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做麻醉之前，医生对我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做全身麻醉是有可能醒不过来了，你要有个心理上的准备，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了。

后来护士在我手里放了这只小熊，那是用来安慰小孩的，她用来安慰我。我再见我女儿的时候，她还在昏迷，医生对我说手术很成功，但有一件事情你要原谅我，她说她太胖了，所以刚才麻醉的时候，我们扎了好多针眼才找着静脉。我把她满是针眼的小手放在我脸上，叫她的名字，一直到她睁开眼睛看我一眼。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但是回家的路上，我就已经开始感到害怕了，全是烟熏火燎的味，我就拿一个手绢捂在她鼻子上，这样做很蠢，因为她会挣扎，就会呼吸的更多。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个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复杂，你才会感到害怕，（2013年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它就是十年前我在山西时看到的天空。

2004年，我在《新闻调查》时曾去山西孝义做过一期关于当地污染的片子。我曾和当地一位小女孩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我：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小女孩：没有。

我：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小女孩：见过蓝一点的。

我：你见过白云吗？

小女孩：没有。

2004年我采访这个6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她所说的，就是我女儿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世界。

这个，2014年全年的北京，只有空气优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山西环保局长说，孝义是山西缩影，山西是中国缩影，现在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话成为现实。

以前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叫《穹顶之下》，它说的是一个小镇上被突然天外飞来一个穹顶扣在底下，与世隔绝不能出来。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早上起来有时候我会看到我女儿站在玻璃窗前用小手拍着，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玩。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危害

那么雾霾是什么？有时候我在黑暗中会把灯关掉，我想端详一下PM2.5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看不见它，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所以它们会把大量的可见光都散射跟折射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但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能肉眼看到的颗粒物最少也都是它的20倍，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看不到敌人的战争，只有一个办法我能把它拽在眼前，就是用PM2.5的采样仪。

我可以把一个非常干净的采样膜放在这，我就背着这个仪器24小时，让它模拟我的呼吸。

这是那个采样膜最初的样子，24小时之后，它就是像现在这样几乎是黑色的。如果我不对自己跟孩子加以保护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呼吸进去，它有多少呢？305.91微克每立方米，谁也听不懂这个数字对吗？我们只能比较它。

世界卫生组织安全值是25微克每立方米，美国是37.5、欧洲50、中国是75，那么我们在当天呼吸进去的是多少呢？

但这只是一个听上去有一点耸动的数字而已，我很想知道那个采样膜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我就请北大邱兴华博士给我做了一个测试，他分析出来结果是，其中有15种致癌物，其中世界上最强的致癌物（之一），它是国家标准值的多少倍呢？14倍。

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因为你记得吗？以前在山西采访的时候，当我站在四五个焦化厂中间的时候，我呼吸的苯并芘才超标9倍，现在我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举目四望我根本看不见工厂跟烟筒，我怎么可能超标14倍呢？

邱博士自己也怀疑了，他说不太可能这么高吧，我再算一次。第二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没错就是14倍。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

所有这样致癌物都附着在就你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膜表面，这种叫做黑碳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碳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碳有多少呢？ 2009年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了一个测算，那个紫的发亮的地方就是中国，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所以我就去了找了北大，我知道它有一个实验室，我说我能不能当一个志愿者，你把我放在一个高浓度的实验舱里面，测试一下我的身体的反应，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实验没法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每一个实验都需要一个伦理安全值，这个安全值要保证受试者不能受到太大的伤害，但如果我设定这个值的话，外面大气比里面实验舱的空气（污染）浓度还要高。

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终生暴露的实验舱里。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北大换了一种实验方式，他们就直接测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反应，长达一年。我自己也参与和体验这个实验，这是我得到的结果。“我自己有呼吸道炎症，是易感人群，细颗粒物会影响呼吸系统增加气道炎性反应还会增加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超细颗粒物升高跟心脏供血能力降低有关系”，这段话我念都念不通，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模拟pm2.5自述的动画，呈现它如何经过鼻腔、咽喉、下呼吸道，甚至进入血液，如何引发各种呼吸道及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诱发心梗。它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我们每一口的呼吸中。

中科院曾做过一个测算，他们有一个简单的结论，pm2.5上升到200微克每立方米的时候，我们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死亡率会增加14%到26%，如果这个数字听起来很拗口的话，那么最起码中国的前卫生长陈竺作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测算，就是，在中国每一年，因为大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都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那么他们的父母让我拍下他们，怀疑是重雾霾期间没有防护导致的，但是医生跟他们说，我只能给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因为我们还没有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数据是这样的 ：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27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10%--150%）。

有的时候我们小区的妈妈们会聊起这件事情，有一个妈妈就问我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把小孩尽快的送到雾霾天里面去，让他们锻炼锻炼，适应适应，是不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我就来到了曾经空气污染严重地区洛杉矶，找到南加州大学健康与预防教授Ed Avol，请教他，到底把小孩暴露在高浓度的空气里面，能不能产生适应性？

他直言：“我不认为有任何证据表明，让孩子多暴露在污染空气中，能帮助他们产生“适应性”。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损伤没有第一天多，不是因为他们产生了适应性，而是损害已经发生了。根据我们目前收集的数据，在更干净的地方长大的孩子，比更污染地区长大的孩子，肺部的成长速度更快。而且我们知道，年幼时发育不全的肺功能，很可能导致成长后的肺部疾病。所以，在孩子还在发育生长的时候对空气质量做点什么，你可以让他的人生因此改变。”

可是这是前两天雾霾严重的时候我在我家楼下拍的，当天AQI（空气质量指数）已经超过了500爆表，严重污染。可是，我楼下这个小学孩子们还在打球，跑步，玩耍，在运动的时候，人们的呼吸量会增加5到10倍。然后我看着他们，我意识到我不可能一直保护我的孩子，总有一天她要到社会当中去。呼吸是没有办法选择，也没有办法逃避的。你的每一口呼吸它都在，一个成年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天呼吸大概25000次，天长日久，日积月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肺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肿瘤医院有一位患者，和医生同意我们拍摄记录了一场手术。她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患者，她是一位女性50多岁，在医院的财务室工作，她跟家人都没有吸烟史。

我们通过肺部腔镜观察手术，并听到这样的对话：

北京市肿瘤医院院胸二外主任杨跃：这些黑色每个人都要吸进去，咱们也一样。

麻醉师：这个人抽烟吗？

杨主任：这个人不抽烟。但是她是的，是你们老家的。

麻醉师：空气质量不太好。

杨主任：对，不干净。所以这可能是大气里面的东西。

当发现这个病人的肺部淋巴结节长期碳素沉着，已经全黑之后，杨主任说：人体只有肺的淋巴结是黑的。就是因为人的肺吸了很多粉尘。淋巴系统是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就是防疫功能。我们问黑色的物质在上面沉积之后是否会影响它对癌细胞的阻挡，杨主任的回答是：“是不是已经把它的免疫功能锻炼得疲劳了，所以你看今年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呢，已经把肺的慢性疾病划为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让我们非常安慰的是这场手术很成功，所以患者在肿瘤摘除之后基本可以康复，医生就把这个黑色的淋巴结摘下来之后拿给她的家人看。那家人问，那您能告诉我我家人为什么会得肿瘤？他说我只能根据我的临床的经验和推断告诉你，我怀疑是空气污染，世卫组织告诉我，颗粒物是被列为人类的一级致癌物。

我听他说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是肺癌的话，肺癌应该有一个潜伏期，它起码应该在十年左右，但是雾霾我们这两年才听说，怎么能这么快就导致肺癌呢？ 我向NASA要了十年以来华北（北京）上空的图片，一张张看下来，雾霾其实一直存在。

可是我不能相信。因为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

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呼吸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11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说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300到400，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

我问她，我说那我失明了吗？2004年我在北京，她说你看看这张照片吧。那是什么？我说那应该是霾吧，那我怎么不知道呢？她说你再查一下当天新闻报道的标题。首都机场因雾出现今年最严重的污染，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所以看到这张照片作为一个曾经的记者，我的内心是有自责的。因为那些年里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在报道各类的污染事件。但是我一直认为，好像我听到矿山的炮响才叫污染，我看到工厂的烟筒才叫污染，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活在都市中心的人，我们每天看到的天空，那就是污染。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记者了，我早就是当事人。

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是那样的话，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烧煤油炉子，对吗？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呛人的味里睡着，再醒来。我怎么没有听到那时候有很多人得肺癌呢？一直这个问题，到我认识了我们国家从事这个工作三十多年的何兴舟教授，他给了我一本资料。

这个，我国26城市大气污染与居民死亡情况调查，1976年到1981年的。

为了要让大家看清楚，我把它的结论写在这里，很简单，那个时候的大气污染，已经跟居民的肺癌死亡率分布一致，那时候的大气污染就是煤烟性污染，只不过这份材料在当年一直是内部资料。

人们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是还顾不上它带来的后果。煤炭带来的热量和温暖太珍贵了，它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工厂烟筒被认为代表了社会进步，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国家，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对工业污染远远缺少经验，技术水平不够，主要污染物没有制订标准，所以燃煤量虽然远不如今天，但排污量巨大，大气污染在无知无觉中已经存在。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寿命的增长和更多疾病康复的机会，但人们开始意识到污染的伤害。2006年，饱受酸雨之苦的中国提出节能减排，开始设立二氧化硫等重要排放标准，要求五年后大气污染物减少10%，这对提速中的国家是艰巨任务，但此后大气污染物开始整体下降，2012年之前，PM2.5并未被列入政府监测范围，但北京多家科研机构有站点数据，数据显示，近年来PM2.5的年平均质量浓度与十年前相比并未明显上升。但是，pm2.5本身的化学成分发生变化，对能见度能够产生影响的颗粒物增加了，加上气象条件，极端重度污染天数增加了，而且随着信息透明，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后，大家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一个人，别说是一个人了，一个活物，在我看来应该这么活着，春天来的时候门开着，风进来、花香进来。有雨、有雾的时候，人忍不住想要往肺里面深深地呼吸一口气，那种带着碎雨的那种凛冽的、清新的感觉。

秋天的时候你会想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就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干，懒洋洋的晒一会儿太阳，到了冬天你跟孩子一块出门，雪花飘下来，她伸着舌头去接的时候，你会交给他什么是自然和生命的美妙。

但现在呢？这一年每天醒来我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手机上的空气质量指数，用它来安排我一天的生活。我就靠盼着一点西北风过日子，我每天戴着口罩上街，带着口罩见朋友。我用胶条把我们家的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

我不多怕死，是不想这么活。我要知道它从哪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复合污染：燃煤+燃油

我把采样膜放在科学家的电子显微镜底下，我就看到它的样子，它不是我想象中的一颗一颗一模一样的小米，它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个混合会增加它的毒性，还会让它迅速变得更多更大。它们之间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中科院告诉我它的来源是什么？燃煤、燃油、生物质燃烧、工业、养殖、化肥、扬尘，绝大部分都跟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如果你对它加以归纳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大部分从哪来。

从燃煤和燃油当中来，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

中国的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可以看看这张图，在整个世界上那个烧的发红、发亮、就像铁水溶化的地方是中国，从图表来看它比欧洲高出3到4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煤怎么了？

全世界都要烧煤和油。我们的煤怎么了？你们知道中国烧了多少煤吗？201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36亿吨了，但你知道全世界其他国家烧了多少煤吗？我们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烧的煤还要多，上一个达到过这样消费量的是1860年的英国，但在之后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专门去了一趟伦敦，去回顾当年那段历史。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

这四根烟囱103米高，它们是英国工业时代巅峰时期的象征，巴特西火电站。1930年代它建成的时候，它每个星期大概要烧掉一万吨煤来维持伦敦五分之一的电力伦敦几 乎可以说是吃煤为生，从火车、轮船、铁、钢、日用品，整个伦敦就像是由上百万座微型的火山正在喷发。因为烧的是大量的劣质煤，而且是低空排放，家庭壁炉的烟囱带来的污染是工业的两倍。在漫长的岁月里面，伦敦已经被煤烟浸透了，人们戴着口罩上学，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遛狗，戴着口罩亲吻。灾难来的那天是1952年的12月5号，冷空气横跨了英吉利海峡，覆盖了整个泰晤士河的河谷，把煤烟控制在了云层之下，没有办法扩散。人们走在大街上，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脚，甚至要靠盲人来领自己回家，交通警察用大灯照着自己以免得被车撞倒，全伦敦一片死寂。你只能看到救护车，因为他们要运送那些生命垂危的人，但是他们走在街上，只能靠前面有人拿着火把来为他们照明。前前后后在这场大烟雾中死去的有一万两千人，死者的肺部组织切片经过检验被确认，他们死于长期吸入烧煤产生的黑炭和短时间内吸入的高浓度的含有重金属的颗粒物。

在1960年代伦敦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烟雾事件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封闭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的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来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能跟随我们其后的是现在的印度，印度很快会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煤炭消费的国家，而且印度的工业现在对重要的污染物的排放还没有规定的标准，印度也是世界上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了哪呢？2013年的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了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3个亿烧在河北。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山西人才烧煤，河北什么时候烧成这样了？

后来清华的郝吉明院士告诉我说，你听没听过全世界钢铁产量排名？他说是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美国第四。还补了一句说唐山瞒报产量第五。我想用煤多工业多不一定代表污染，别的国家也有钢。他说你去一趟唐山看看就知道了，所以去年的10月份我就跟环保部的华北督查中心一起带着无人机去唐山，想去巡航一次。

外围目测，看不清楚；无人机起飞巡查，雾霾太大也看不清。最后只有进厂暗访，发现了违法排污，但却发生了一次意外，一位巡视员还掉进了坑里。

当时掉下去的就是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一个巡视员张大为。我们当时都吓坏了，就因为这个工厂夜里头没有灯，也没有任何警示，这有一个差不多三米深的坑，里面都是钢筋和水泥。幸好没有受太大的伤，然后我们就把他连夜送到医院又送回北京。

但最让我意外的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多艰辛，我们也明明拍到这些排污的证据了，最终这个企业没有受任何处罚。我问大为为什么？他说你去问问我的领导吧。

环保部科技司的熊司长告诉我说：“整个钢铁行业65%都是违法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愿意去碰，你关得了吗？”我不敢相信，我问他，“为什么关不了？”他说：“你开玩笑，一千万吨多少人就业，十万人。河北钢铁企业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一个地方有大量的重工业布局集中，消耗大量的煤，而且还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污染，同时还无法取缔和关停会是什么结果？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老郝，也是我当年新闻调查的同事，十年前是她跟我一块去山西拍的污染，她知道我们家是临汾的，有时候会发张照片调侃我，说你们家现在是全球污染城市之首，我也无可奈何。然后十年之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发还给了她。再看清楚点，“为我市退出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而喝彩”，这是他们家河北的标语，很遗憾的是，这个城市三个月后又反弹回了第一名。但这种玩笑真的是让人心酸，而且对于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人来讲，只要偏南风一吹，从河北来的污染会这样过来。空气是没有墙的，什么叫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老范，她是江苏人，以前我跟老郝两个人争论敝省还是贵省更污染的时候，她就在旁边说哎呀我们南方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污染。现在她们华东也沦陷了。但她很奇怪，她说不可能吧，我们华东至少跟煤应该没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到达都没有见到过煤，对，我给她看这张图，这是你们家的钢铁厂，这是你们家电厂，这是你们家附近的水泥厂，在你们江苏，每30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电厂。而且这些企业现在排放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这我们就能看到，此时此刻他们的排放，红色的全部是超标企业，稍放大一点你就能够看到，在华东地区到底有多少在超标排放。而被夹在中间的上海，它自己烧的煤也不少，它是单位燃煤量最高的国际性大都市，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要烧掉10公斤煤炭。

我们的煤越烧越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就是好煤会烧的越来越少，对吗？那我们怎么办？那么劣质的煤炭就会越来越多，劣质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常见的煤，这个呢？这是煤吗？我最初认为这肯定不是煤，这是木头吧，因为还看见纹路，包括上面的化石，但是洗煤协会的人告诉我，这就是煤，是褐煤，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煤，年轻到了它的煤化程度特别低，一烧的时候将近有一半会变成黑灰全都飘在空中，那这样的褐煤我们用了多少呢？ 这是这些年来，我们生产它的曲线。它造成的后果是这样，2013年10月21日，第一天供暖的哈尔滨，它的雾霾爆表pm2.5在1000以上，当天的哈尔滨人们是这样生活的。

我问过哈尔滨环保局，我说听说你们那两天车开出去，公共汽车都开丢了，他苦笑了一声说，别说公共汽车了，连我们局长都丢了。说他那天到现场去检查工作，没一个人认出他，因为雾霾太大。

当天的哈尔滨的雾霾就是因为他们烧了两千多万吨的褐煤，加上在2013年的时候全国几十万台这样的小锅炉，没有任何标准，也没有任何监管，就这么一烧，就这么一排，就这么一放，你在高空往下俯瞰的时候，1200万人，就像是被水泥砌在了底下。

煤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脏，德国人也用褐煤，但是德国人会把它们清洁，把它们进行提质，煤炭可以弄干净的，英国是95%以上都给它洗干净。那么在中国我们洗了多少呢？我们才洗了不到一半的煤。剩下的另外一半当中基本有几亿吨是没有任何用而且又污染又浪费的叫灰分的东西，我们就这么把它拉着，用汽车拉，用火车拉，满世界的跑，再放到煤炉子把它烧出来，毫无作用，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很多的煤是被我们普通的居民给烧掉了，在中国城市里面，我们现在都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在烧散煤。他们烧的量不算大，只有20%，但是这20%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硫，跟所有的大电厂加起来一样多，就这么厉害。最要命是，它的毒性还非常大。

在北京冬天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Pm2.5的毒性远远大于夏天。光致癌物的含量就是夏天的25倍，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就是因为散烧煤炭是主要原因之一，它的致癌物的排放因子是非常高的。中国人几十年来早就在承受这种散烧煤炭带来的痛苦。

在云南的宣威有个叫虎头镇的地方，（散煤燃烧导致它）是全世界肺癌最高发的地区之一。这是一个肺癌晚期的病人，他在咳血，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去驱赶苍蝇了，所以他就请别人在他身上放了一张粘苍蝇的纸。这是这个老人和这些年他身边被肺癌剥夺走生命的人。而有的家庭已经空无一人。

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声音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跟我们谈环保太奢侈了。但往往受污染最严重的就是最穷的人，他们最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最需要发出声音，他们最需要得到帮助。

这些年来，中国消耗了这么大量的煤炭，我们的煤炭变得越来越劣质，我们缺少清洁，我们在排放的时候还缺少控制，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在中国，煤炭消耗量越多的地方，它的pm2.5的浓度几乎就越高。

我们拜访了发改委能源所的负责人李俊峰，他说：“我就说把煤最简单的办法，我们要降到20（亿）吨以下，我们的天一定是蓝的。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煤能不能集中去燃烧去，把散煤降下来去集中发电。我们即使再退一步这一步也做不到，我们把散烧的煤洗干净行不行。”

按照李俊峰的说法，如果把煤洗干净的话，排放至少减少一半，“我们的改变就两条，必须把煤降下来，或者把煤弄干净。”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院王跃思则说：“如果目前环保设施，100%按照国家的标准都到位了，我们的尘排放跟二氧化硫排放，应该比现在低60%。我们的氮氧化物应该低于35%。咱们中国的污染治理，第一得靠管理，第二还得靠管理，第三还得靠管理。习总说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 油怎么了？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化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光北京2010年一年，我们增加的车是多少呢？80万，8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把所有的车头和尾这样连起来，可以从北京排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排回来，这是一年增加的。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

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还有一个城市出乎我的意料，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曾在开会时说，“某城市一年的雾霾日达到200天以上”，我就查了一下。你可以猜一下这是哪个城市。哪个？再看一次，青海？青岛？？是杭州。说实话我跟你一样吃惊，是因为我一直以为这叫“山色空蒙雨亦奇”。

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杭州市环保局，他说是，因为它是全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平均两个人一辆车。所以它的机动车污染要占到（接近）40%。

那车多就污染吗？ 东京比北京车多，为什么没有这么严重的污染？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东京每天90%以上的人是在轨道交通上，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而且是在中心城区基本这么堵着，一堵的时候一怠速排放是2倍以上，一刹车重金属的排放会更多。所以在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的排放量是多少？一吨。北京人在五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而且我们当中有12%的人是在两公里内开，我们有7%的人是在一公里以内开，一公里是什么概念？出门可能去趟超市去趟菜市场的概念。

就我们爱开车？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但不会这么多人都没有理性吧？ 我们家也有辆车，但是有宝宝之后我们的约定是，除了老人小孩，机场医院我们基本不开，我先生每天要上班，然后他就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在我们家楼下是这样骑的，只能这么骑，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自行车道，他基本上天天就被车这么压着，北京500多万车只有一半是有停车位的，但没有一辆停在半空中，所以它就压在自行车道上，压在人行道上，就这么开。

当然全世界人性都差不多，不管的时候都这样。我们看看伦敦，当年好像也这么停的，后来伦敦就装了计时收费器，然后是这么停车的，后来伦敦又提高了自己的停车费和拥堵费，然后车是这么停的。

前两天听说深圳也这样了，说收了高额的停车费，然后深圳的同志们是这样停的。

五十年前东京也这样，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一辆一辆的把它清出去，这是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的一个考验。

爱车的人还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这张照片。

你看一看，北京的夜里没有车对吗？那为什么污染也这么严重呢？它真的是车带来的吗？我的困惑一直到看到这张表才解决，中科院也给我一张图，每一天晚上，你可以看看这张图，每一天晚上到零点的时候，有机碳的排放都会出现一个峰值，都会比当天下午三点钟要高出将近两倍，每天晚上固定出现，什么东西在北京的夜里12点定时出现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就半夜去了延庆。结果发现，夜查柴油车，查到多辆柴油车环保设施造假或不装，但因为是供应北京蛋奶油的车辆，所以未被当场处罚。夜里三万辆柴油车相当于有几百万辆车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Ⅳ车的500倍。所以柴油车的比例也不算高，它跟散煤差不多，并不多，只占17%，但是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

多环芳烃是致癌物，对吗？但是，柴油车排放出来的是它的升级版，叫硝基多环芳烃，它的致癌性要高出一个量级，我在延庆的时候看到这些柴油车司机，他们本人就是这种柴油车尾气最大的受害者，是癌症的高危人群。而且去处罚他们显得很不合情理，他花的是真金白银自己的钱，他买的是贴了合格证的车，要找也因此找那些造假的企业来问问吧。

那好，就问问这些造假车企。他们的解释竟然是：车原本是想卖给非洲兄弟的，因为他们还在用国一的车。现在卖到国内是因为内部贴错了标，有人要，所以就卖了。不知道非洲兄弟听了什么感觉，企业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辩解和理由。但是我好奇的是，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

我们不是有法律吗？我们不是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管理条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为什么？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只有当他处于“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的时候才能召回。人家说了，这个环保设施不装跟安全有什么关系，又不会出人命。所以就没有召回的依据。

那我们有没有处罚他，让他销毁的权利呢？我们有，大气防治法已经规定了，你既可以让它停止违法行为，可以罚款，也可以让他没收销毁。那2002年这条法律到现在以来，十几年过去了，他用了几次呢？一次都没用。

为什么呢？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必须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来行使。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这个部门是谁。那一共跟这个机动车管理的就这几个部门，我就挨个问了一下，我先问了一下环境保护部，环保部说，听说不是我。我又问了一下工信部，工信部说绝对不是我，我又问了一下质监总局，质监总局说应该是我们三个吧。

也许他们的困惑有一定的理由，就是你这个法律怎么不说清楚谁管了？我又问了全国人大，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这条法律看起来执法主体确实不明确。这在我们的立法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为什么偏偏在大气法的53条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向环保部机动车处的处长丁焰请教。丁焰：当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是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我：听上去就是你们三家都查环保？

丁焰：但是实际上你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我：你说你（环保部门）有执法权，也不会有人说有问题，那你就去执法？

丁焰：环保部门肯定是有惰政的嫌疑，这个我承认，肯定是这样，你也没有再追。

我：那你们这些年来你们执法连点儿牙齿都没有？

丁焰：我现在都张不开嘴，我怕人看见我没牙，环保尴尬不就尴尬在这儿嘛。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否则的话，我生产真的，别人生产假的，明天我就垮了。然后我就问丁焰，我说你觉得人家说的合理吗？他说合理，不执法的结果就是逼别人作假。

车企还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国Ⅳ的标准早就已经确定，让大家上新车，但是国Ⅳ的油迟迟不供，而且供上来的油质量也不高，我们就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下来之后，它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25倍，这样的一个柴油品质，那我们的汽油是什么品质呢？这是环科院发给我的一张表，这张表我每年看到都很痛苦，因为完全看不懂。还好他们给了我一个结论，就是这代表我们国家油品长期比发达国家低两到三个等级，只要提高一个等级的话，我们排放可以减少10%。

我们看上去有好油，我们有国Ⅳ以及以上的油，但是这部分油只占3%的比例，这就是杭州的痛苦，杭州有钱，想买好油，但是2013年之前就是没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只能烧国3的油。

即使在北京，看上去我们的硫含量跟欧洲美国已经接轨了，但是你再看看下面这四项，咱们都看不懂的数据，但是里面深埋着一些危险。要么他们就是增加大气的氧化性，形成颗粒物，要么就是增加毒性，最后一项蒸气压，它增加的是汽油蒸发出来到空中的强度。我原来想蒸发能蒸发多少？后来环科院的专家跟我说，你看看这段视频吧。这是用红外线拍摄的，加油站如果不加油气回收装置的话，它蒸发出来的量是这么大，每一升大概要蒸发出1.5克到大气空中来，而且我们平常开车的油箱也会自己蒸发出来，它蒸发强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在北京我们光蒸发出来的碳氢化合物，就比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还要多。

而这一项物质是pm2.5的重要原料。那为什么我们不赶紧把油品弄的干净一点呢？石化行业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国家标准不够高。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合理的，你又没有理去要求企业生产比国家标准更高的油，对吧？

那我们就去问，环保部、环科院，参与制订油品标准的人，你为什么不把标准定高一点呢？环科院的岳欣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参与制定标准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石化行业的人。我问他：曾经还可能以为你们有一票否决权。岳欣苦笑着回答说：“照说应该，环保嘛。”

岳欣这个苦笑实在是给我这个印象太深了，他回答我说，我唯一能体现我存在感的就是进门的时候在签到本上写我名字的时候。因为以前我连个投票权都没有。

他说他们也会极力地想要推动这个油品的升级，但是石化行业往往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石油很大一部分从中东进口来，对吗？然后比如说伊朗的油很多是重硫油，在德黑兰，他们自己也承受着这种油品质量不好带来的困扰，雾霾很大。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升级的工艺，可是中国的企业是不缺这个技术的，双方的分歧在哪呢？就在钱上。国3升国Ⅳ的时候，环保部说一升（涨）7分钱就够了，石化行业说那不行，得5毛钱，我说你们双方就摊开成本算一算，到底是多少钱，很简单的事情。他又苦笑了一下，说别说是我了，你去问问发改委财政部，你看他们能知道吗？

发改委某官员和我说的话似乎也透露着无奈。

官员：控制不了，比如说你是独生子，你这个小孩要学坏，你做母亲的有什么太大办法，只能全心全意打一顿呗，你能天天打啊 那也不行啊。人家有十个孩子，也不会调皮捣蛋的对吧。

我：他们在你们面前？

官员:人家根本不搭理我们,他副部级单位,你拿什么招啊?他搭理你啊,你价格司今年不涨价，明年逼上门来，你涨不涨，不涨我断供了，就这话。

我不知道环保部和发改委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实，有没有依据。所以我需要查证，我就向我们国家的石油标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石化集团前总工程师曹湘洪先生提出想见面跟他聊一聊问几个问题的想法，然后他同意了。

我主要问了五方面的问题：

一问： 为何石化行业主导标准？

我：大石化行业的人占（标委会）多数的话，有可能会损害掉了大众的公共利益

曹湘洪：这个坦率说组织石油产品标准的制定，不应该找一个不懂炼油企业的人来制定。

我：环保部门的人不懂吗？

曹湘洪：环保部门我认为他不懂。

二问：到底谁该来制定标准？

我：他是觉得如果标准是你定，然后升级的时候你又说升不了，然后到了期限你又供不了油，你可能说出很多原因，但是人们就不信任你们了。

曹湘洪：对，那不信任是很容易造成误解，但是回过头来，谁有能力来起草这个东西。

我：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像其他国家的情况，第一它的环保部门的人，有懂行业的人他雇佣了不少这样的人。第二他在提交这个草案之前，他就会跟石油的行业有充分的接触、了解、沟通。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健康报告，他的经济报告，他的炼油成本这块全部都提供给委员会。然后通过公开4这个程序让大家来做研判，而且都有彼此发言，彼此辩论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您觉得是可以考虑接受？ 曹湘洪：可以接受，我早就想卸任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外面人就说你拐向中石化，中石化就说你吃里扒外。

三问：为何不公开升级成本？

我：你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投入还是升级的所有的成本能够公示，让大家有个评判呢？

曹湘洪：现在社会上自然的对中石化，中石油这样的企业有一种不信任感。

我：您认为这种不信任是从什么地方来？

曹湘洪：我们很多人不讲辩证法，只要是有缺点就把你无限放大，越描越黑，还不如不说。

四问：“是否提高标准倒逼升级？”

我：为什么我们不把标准提高一些，用它来倒逼油品的升级呢？

曹：油品事关安全，弄的不好就出大事了，不是阿猫阿狗谁都可以来搞经营的。

我：他肯定会想着为什么中石化、中石油挣钱呢？大家也都可以挣钱。

曹湘洪：是大家都可以赚钱，所以我同意深化改革逐步放开，如果国家决定要推进这样的改革，那你国家去研究去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五问：是否可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我：中石化已经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一个国有企业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在关于环境问题上能够更多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呢？ 曹湘洪：我个人觉得中石化是大，就像一个人很胖，但是虚胖。

追求利润这是公司天性，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定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由石化行业主导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驶，石油属于极度紧缺状态，远未到考虑环保指标之时，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标准制订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1983年，国家机构改革，石油部撤销，石科院划归为中石化下属，国家部委制定标准的职能，也就此交给了企业。2005年第一届国家石化标委会成立时，石化行业自然形成了主导局面，十年来，中国同时需要解决数量与质量的快速增长，量级世界罕见，两大挑战并存。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被重视，公众对车用燃油质量升级期待升高，标委会内部随之发生改变，虽然石化行业仍然保持一半以上的优势比例，但非石化行业人数有所增加，开始增加投票程序。任何一个国家的油品标准制定，最终都来自于它对环保和经济最佳平衡点的选择，中国石标委未来的变化，也取决于此。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前远远没有想象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的。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400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66%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也许你不在港口边上，但你生活在可能在河流的边上。

中国20多万艘这样的船，他用的都是最差最差的那个重油，污染到什么程度？有可能你会生活在机场的边上，飞机一起飞一吨煤油没有了，一落地一吨煤油没有了。所以（广州）白云机场（每天）排污量相当于60万辆出租车的同时排放。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你一定遇到过这样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前面河北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跑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就跟着它进入了其中一个村庄，看到村庄门口是这样的，这个小房间里面是村里人在这里打麻将、卖彩票、还卖柴油，我不知道这些柴油从什么地方来，当时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就说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等我下车的时候发现他的证已经被加油站的老板夺走了。

我就对这位拒绝接受执法的加油站老板说，环保部门有义务和权力来查这事。老板响当当回了一句：“环保你有义务，没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散了。他说的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官员：控制不了，比如说你是独生子，你这个小孩要学坏，你做母亲的有什么太大办法，只能全心全意打一顿呗，你能天天打啊 那也不行啊。人家有十个孩子，也不会调皮捣蛋的对吧。

我：他们在你们面前？

官员:人家根本不搭理我们,他副部级单位,你拿什么招啊?他搭理你啊,你价格司今年不涨价，明年逼上门来，你涨不涨，不涨我断供了，就这话。

我不知道环保部和发改委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实，有没有依据。所以我需要查证，我就向我们国家的石油标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石化集团前总工程师曹湘洪先生提出想见面跟他聊一聊问几个问题的想法，然后他同意了。

我主要问了五方面的问题：

一问： 为何石化行业主导标准？

我：大石化行业的人占（标委会）多数的话，有可能会损害掉了大众的公共利益

曹湘洪：这个坦率说组织石油产品标准的制定，不应该找一个不懂炼油企业的人来制定。

我：环保部门的人不懂吗？

曹湘洪：环保部门我认为他不懂。

二问：到底谁该来制定标准？

我：他是觉得如果标准是你定，然后升级的时候你又说升不了，然后到了期限你又供不了油，你可能说出很多原因，但是人们就不信任你们了。曹湘洪：对，那不信任是很容易造成误解，但是回过头来，谁有能力来起草这个东西。

我：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像其他国家的情况，第一它的环保部门的人，有懂行业的人他雇佣了不少这样的人。第二他在提交这个草案之前，他就会跟石油的行业有充分的接触、了解、沟通。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健康报告，他的经济报告，他的炼油成本这块全部都提供给委员会。然后通过公开4这个程序让大家来做研判，而且都有彼此发言，彼此辩论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您觉得是可以考虑接受？

曹湘洪：可以接受，我早就想卸任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外面人就说你拐向中石化，中石化就说你吃里扒外。

三问：为何不公开升级成本？

我：你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投入还是升级的所有的成本能够公示，让大家有个评判呢？

曹湘洪：现在社会上自然的对中石化，中石油这样的企业有一种不信任感。

我：您认为这种不信任是从什么地方来？

曹湘洪：我们很多人不讲辩证法，只要是有缺点就把你无限放大，越描越黑，还不如不说。

四问：“是否提高标准倒逼升级？”

我：为什么我们不把标准提高一些，用它来倒逼油品的升级呢？

曹：油品事关安全，弄的不好就出大事了，不是阿猫阿狗谁都可以来搞经营的。我：他肯定会想着为什么中石化、中石油挣钱呢？大家也都可以挣钱。

曹湘洪：是大家都可以赚钱，所以我同意深化改革逐步放开，如果国家决定要推进这样的改革，那你国家去研究去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五问：是否可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我：中石化已经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一个国有企业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在关于环境问题上能够更多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呢？

曹湘洪：我个人觉得中石化是大，就像一个人很胖，但是虚胖。

追求利润这是公司天性，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定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由石化行业主导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驶，石油属于极度紧缺状态，远未到考虑环保指标之时，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标准制订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1983年，国家机构改革，石油部撤销，石科院划归为中石化下属，国家部委制定标准的职能，也就此交给了企业。2005年第一届国家石化标委会成立时，石化行业自然形成了主导局面，十年来，中国同时需要解决数量与质量的快速增长，量级世界罕见，两大挑战并存。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被重视，公众对车用燃油质量升级期待升高，标委会内部随之发生改变，虽然石化行业仍然保持一半以上的优势比例，但非石化行业人数有所增加，开始增加投票程序。任何一个国家的油品标准制定，最终都来自于它对环保和经济最佳平衡点的选择，中国石标委未来的变化，也取决于此。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前远远没有想象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的。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400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66%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也许你不在港口边上，但你生活在可能在河流的边上。

中国20多万艘这样的船，他用的都是最差最差的那个重油，污染到什么程度？有可能你会生活在机场的边上，飞机一起飞一吨煤油没有了，一落地一吨煤油没有了。所以（广州）白云机场（每天）排污量相当于60万辆出租车的同时排放。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你一定遇到过这样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前面河北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跑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就跟着它进入了其中一个村庄，看到村庄门口是这样的，这个小房间里面是村里人在这里打麻将、卖彩票、还卖柴油，我不知道这些柴油从什么地方来，当时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就说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等我下车的时候发现他的证已经被加油站的老板夺走了。我就对这位拒绝接受执法的加油站老板说，环保部门有义务和权力来查这事。老板响当当回了一句：“环保你有义务，没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散了。他说的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这个是APEC期间，我先生有一天早上带我去小的时候他常去的地方，他父亲在那里教会他滑冰、游泳、钓鱼。冬天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看着冰纹一轮轮向远去，一直到远处，故宫的角楼，那是这个城市古老的优雅之美。我们俩看着这个景色，心情特别像小孩看着最后一颗糖，不吃你还怕它化了，吃了你就知道它没有了。那种又甜蜜、又忧愁、又气急败坏的感觉。

回来之后我就问了一下中科院的专家，我说您能告诉我，如果我们想要留住APEC蓝的话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吗？他说我们必须比2013年减排这么多二氧化硫，这么多氮氧化物，和这么多PM2.5，简单地说我们要减掉一半以上的污染物，才可能得到蓝天。

习总也说过:“我希望也相信，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APEC蓝能够保持住”。

在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在中美联合声明中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20%。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碳排放与雾霾同源，有协同减排效果。

我拜访了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

解振华：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实际上是一个倒逼机制。要走绿色低碳发展的这条道。我：大家会想说，如果我为了环保，会不会真的牺牲掉了发展？

解振华：这是我们必须要还的帐，现在的现实问题还有就业、还有提高收入，那怎么办？转型么！

我问：这个转型当中，可能意味着这个产业当中有一部分人会失去工作？

解振华：我国的节能环保产业现在年产值已达37000多亿，吸纳就业人口可能是3000多万人，这也是一个产业。

我问：未来还会不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解振华：必须要继续发展经济，但实现的路径、途径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西方国家解决伦敦烟雾事件或者是大气污染需要六七十年，它有经验教训，我们这个阶段会大大的缩短。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条件很不好，而且它的城市规划是著名的失败案例，加上错误地错过公交发展的时机，造成机动车无约束扩张。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你可以看看1950年，这是在好莱坞的商店当中卖的一种罐头，里面装着洛杉矶的空气，它上面有一行标语叫“如果有恨的人，你就买一罐送给他”，可以想像当时生活在其中人的感受和愤懑。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他们排放呢？降低了75%，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航拍时飞行员告诉我，前方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光化学烟雾，那几座高楼我们在好莱坞电影经常看到，但洛杉矶不是高楼大厦的城市，其实它的周围全部一马平川，都是这样的平房区，这样一个网状结构决定了它是一个只有在车轮上才能运行的城市。

一千七百多万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行程，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极洲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了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我在加州跟拍当地执法者时遇见了一位墨西哥司机，开的是2005年的旧车，按要求要加装DPF,但他没有加，虽然车的尾气是达标的，但还是要罚一千美金。

然后我们就攀谈了起来。

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没有装DPF吗？

司机：没钱

执法者：他不是没钱，是要等到最后一分钟。

我：所以他刚才跟我讲他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扣完了也就四千美金吧，那现在一千美金还是挺大的。

我：先生，你有几个孩子？

司机：六个。

我：如果下次没有装的话会怎么样？

执法者：罚单继续开，你再置之不理，就把你送到车辆管理局，不让你更新牌照，你不能更新牌照，你就不能开车赚钱了。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厂家违规，会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两万五千美金，环保部门有权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洛杉矶环保局执行局长Paul告诉我说：人性中45%靠鼓励，同样一半靠威慑，最后百分之十是油盐不进，来呀，来抓我呀”。

有张罚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回来之后我仔细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被处罚的是从中国运来的车，同样是因为环保造假，但这次他们被逮住之后，罚了差不多四个亿人民币，其中两个负责人还进了班房。全世界的人性都差不多，在美国你也处处可见想要逃脱惩罚或者想要挑衅法律的人，但是如果执法严格的话，是可以管住90%的人，而如果不执法的话，就像北京市环保局说的那样，我们90%的车在全面造假。今年《大气防治法》终于要修订了，目前草案当中它赋予了中国的环保部门，可以对假车进行召回跟处罚的权利。

但是最早到9月份它才能够实施。那么在此之前，每一天夜里，此时此刻这些大量的上百万辆的卡车，还在中国大地上奔驰，当地有多少是这样的假车，当中有多少还在排放这样的颗粒物和污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承受的。

那么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防治法》还没有退役之前，我们能不能够使用它一次，我们能不能够不要让它以这样的面目留在历史当中？

当年美国要实行严格的标准的时候，美国的车企一样哭哭啼啼，不答应，他们就天天告环保部门，然后不愿意改，就在这个时候，有外国的生产车说，我能做到，听到这句话之后，美国车从地上一跃而起立马就跟上了，但是很可惜，他们也失去了半壁江山。我就问这个环保部门的人，那你们会不会有种压力说，你们在打压民族汽车工业呢？他给我的回答是说，环保不是负担，而是创新，保护落后是没有办法创新的，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好标准之后，你要保证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竞争本身就会赢得市场。

但是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70%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我们来看看伦敦的曲线，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40年、50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80%，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

我去了英国南威尔士一座煤矿，1983年，它生产了最后一车煤，在这个轨道上停下了。烟雾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年，在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先后替代了大量煤炭，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许多煤矿和燃煤工厂关停，百万矿工面临失业。

但英国能源大臣Edward Davey对我说：“一百年以前我们有百万的矿工，现在只要几万了，但是现在就业人口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消失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出现”。

从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中，英国经济不但没有倒退，GDP反而增长了一倍，之后十年，英国进入油气时代，经济总量翻了四翻。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很有趣的是，这次我们在伦敦想要找到那些关于伦敦当年煤炭污染的资料的时候，做的最全、最充分、最权威的是这样一份资料，它是来自于天然气公司的制作，然后它的名字也很简单叫《罪恶的烟囱》。天然气是靠近竞争迅速地推动了市场，把它的对手取代掉了。Edward Davey告诉我：“你知道伦敦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经济水平吗？他说那时候人均GDP跟现在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他们会带给你惊喜。”。

现在世界平均的天然气占能源结构的是很高的，大概24%，因为天然气相对清洁的能源。那中国是多少呢？我们只有5%，为什么我们这么低？从小到大，我听到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煤多、贫油、少气的国家。但真的是这样吗？真的。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但这完整吗？我就写信给国土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主任张大伟，他给我回复了几个数字，我们的天然气探明率是多少呢？22%。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大量的天然气埋藏在中国大地之下，黑暗不知名的深处。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38%。那我们每年探明的这些资源开采了多少呢？拿天然气来说，我国每年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9000亿立方米左右，但我们开采了多少呢？1200亿立方米（左右）。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它在哪？但却没有去开采，为什么会这样？

我写信又问张主任，他给我的回复还是几组数字。他说拿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6300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主要公司）3家，其中70%（资源）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160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3家。其中70%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这是他给我的答案，如果我们开放这个市场的话，几年以后，我国天然气的探明储量每年可以翻一倍，我们天然气的产量每年也可以翻一倍。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我有一个很粗浅的感受，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像我原来想的那样，像一个小鸟破壳的过程，一出来是一个完整的活泼泼的生命，它更像是一个知了蜕壳的过程，一点一点一点从原有的壳里蜕出来，而能源就是留在这个壳当中的最后一个部分。它一直被认为是事关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安全，所以它一直不被当做是商品，它一直很难受到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

这个壳本身也在付出代价。这是能源系统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利还给市场。

2014年6月份的时候，在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

普通公民能做什么？

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

2003年报道非典的时候，我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

三年来中国政府在向公众提供空气质量的预报，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在线监测系统，对于污染企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数据用起来，不要把钱浪费掉，让数据变得被我们看到，让它放在阳光底下来晒。这是一个手机的APP，这是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做的。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在手机上你就能够看得到，距离你大概5公里左右的地方，有哪些企业正在排放污染物？这些红色的都是表示他们正在超标排放，中国的6000家重点企业，排放了65%的废气。你可以向环保部门去举报，你也可以在微博当中公开它，所有这些带着蓝色痕迹的，都是被公民举报之后，他们承诺的整改日期。

当然会有一个遗憾，有一些地方的数据如果根本就不公开，怎么办？

所以去年一年，我参加了一个地方首部环境公众参与立法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花了半年的时间，最终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把这些重点企业公开，不仅如此，公民可以要求他们公开，如果他们不公开的话，我们可以按日计罚，每天最高可以罚10万。

可是，谁来诉讼呢？中国有1%的环境争议事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为什么会这么少？你可以猜猜看，在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没有一家。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

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700多家环保组织，他们已经有人在试，提出的标语是“新环保法给力不？小伙伴们正在试。”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参加一家环保组织，那么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跟自然之友合作，做了一个小的动画。

你可以做这些： 如果你在五公里范围内出行，试试公交、骑自行车或拼车，如果开车，发动机空转不超过30秒；

路上看到冒黑烟的柴油车，试试拨打12369电话举报；柴油车的“黑尾巴”含有大量PM2.5，危害公众健康；

如果看到有餐馆直排油烟，试试要求他们安装过滤装置，或在美食网站打差评，看到裸露工地尘土飞杨，试试向城管部门举报，怀疑加油站有油气泄露，试试打电话给12369；

如果你家在烧煤，在能够负担的情况下，试试尽量不烧劣质煤炭，给妈妈更换清洁炉灶，保护家人的健康；

你还可以试试随手拍定位工业污染源，监督举报违法行为，在微博中@当地环保部门。试试关注污染企业名单，不购买他们产品。大气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时，试试参与公众意见征集，表达你的声音。

一念之间，改变雾霾。

当我以前看到类似的宣传片的时候，我只把它们当做是一个口号。我很难想象，我在生活当中会受到感染、会愿意去尝试一下。之前，我路过家门口裸露的工地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捂着鼻子就过去了，但现在我知道说在北京PM2.5当中至少15%左右是来自于扬尘的时候，我决定试一试。

我去了一个扬尘漫天的工地，成功说服了工地领导将裸露的土堆给盖上，前后这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然后我临走的时候，那个让我找他们大领导的工人对我说，你知道我们领导怕你什么吗？他指着我手里的手机，他怕你公开。我们家楼下有个餐馆是做肉饼的，然后每到吃饭的时候，这个家里头和身上都是油烟的问题，以前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世界上中餐馆不都这样吗？但后来我知道，在北京餐饮带来的PM2.5的污染占到至少6%，而北京的餐饮业占到全国的12%，这么大量的一个餐馆。以前我觉得没有办法，后来等我到伦敦之后，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没有味，为什么？这个老板就把我带进了他们的阁楼，然后看到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叫油烟净化器，伦敦政府要求他们强制安装，而且有人定期来检查。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高科技啊？后来我回北京一问说不光北京有，而且北京是要求餐馆装的，我就打了12369举报的电话，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家小区里面运来了我在伦敦看到的东西，安装前后不超过半个小时。我拍的时候，这个餐馆老板就过来了，说谢谢您这个监督，欢迎您以后多吃我们肉饼。这一年我们的工作餐吃的全是肉饼，有的时候我路过楼下加油站的时候，我们楼下就有加油站，我会闻到很强的那个汽油呛人的味道，但我以为全世界加油站都是这样，一直到我在洛杉矶的加油站，我在他们的油枪上看到了这个东西，一种叫油气回收装置的东西，我以为这是什么高科技？但回到北京我才发现，我们早就有了，2008年之后都要求装，只不过有的人根本就不维修，才让它排放出来很多气体。然后，我也给12369打了一个电话。所以他承诺100%会来，真的会来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把这句话放在这里，视为一个检验，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

我说过我这一年过的很不痛快，老觉得是在过一种很临时的生活，真的。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或者未来在哪？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把那个油烟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的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回来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推诿，我要站起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如果你没有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在雾霾严重的时候，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画这张小熊的时候，我会想起我女儿生病的时候，我所有担心失去她的恐惧，还有想要保护她的全部愿望，我希望所有的母亲都不必经历这一刻的感受。她现在已经痊愈，活泼、健康，还是胖乎乎的，特别喜欢大自然和小动物。但很多时候我没法带她出门，她呢就在自己的小花盆里面养了一只蜗牛，每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就跑到花盆那冲着蜗牛吹一口气，它觉得这样能帮着小蜗牛长大，她是那么地喜欢这个世界。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克制，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抱怨、不知建设，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

每次在夜空中，看到这颗星球孤独旋转，我心中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依恋和亲切，将来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的孩子还在其中生活，这个世界就与我有关。所以我才凝视它，就像我凝视你，所以我才守护它，就像我在守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