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复习要点

第一章 文学的转折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关联紧密的文学，也因此产生剧烈的错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转折”的情形，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形态的阶段。“转折”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一种全“新”的东西的生成和“旧”的文学成分的消失，主要是指原来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地位、关系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

一、文学的转折

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家群。有与国民党有着直接的结盟关系的作家；有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朱自清等）；有活动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革命作家。有着明确政治、文学目标，并且有力量左右文学走向，对文学状况加以“规范”的，是左翼文学力量。左翼文学力量通过积极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方向，通过对不同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的“类型”划分，以确立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而达到文学“一体化”的实现。这样，在进入50 年代之后到70 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凭籍其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也凭籍政治权力的支持，而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文学事实。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召开于1949 年7 月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通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开端。大会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总结检讨40 年代国统区革命文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确立“当代文学”的性质，规定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并确定了毛泽东1942 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是文艺界的“共同纲领”。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一方向，规定了“当代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的服务和配合；以“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生产”作为创作的体裁；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应以歌颂和表达乐观情绪作为基调；采取为广大读者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作家的写作，以及文学作品出版、流通和阅读（批评），应高度组织化；……这构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三、“十七年文学”的作家

与40 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作家的大规模更替，和他们在文学界地位的转移。40 年代许多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或基本停止创作。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因素：或者其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文学“新方向”的现存规范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和矛盾；或者在50 年代几次文学（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有的作家虽然努力呼应“时代”，企望在创作上跨上新的台阶。但大多数并没有成功。

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作家”的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另一是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自然也经历五十年代政治、文学运动的筛选。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特征，可以从出身（生活经历）、文学观念、文化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四、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

这一时期文学界充满复杂矛盾，并演化为若干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如1950-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1955 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5 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 年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WG”前夕在文学理论、创作上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等等。其间，最重要的有发生于1955年的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出现于1956-1957 年的文学“百花时代”。仅从文学主张方面来看，尖锐冲突涉及到“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特别是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的派别）有关中国文学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在有关文学性质的冲突中，50 年代中期胡风（以及冯雪峰、秦兆阳）等对当时文学规范的质疑，最值得注意。胡风与周扬等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派”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文学和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上的分歧。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正确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而胡风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周扬等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接近，而胡风等则更多地接受十九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并强调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3、在周扬等那里，深入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是创作成败重要一环，而胡风等则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融合”、“搏斗”。4、有关“当代文学”的传统，周扬等更重视毛泽东的《讲话》是“当代文学”更直接、更重要的“资源”，而胡风等则更重视“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所开辟的“文学革命”传统。──这些分歧，反映了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不同的有差异的关于文学的想象。

第二章 诗歌创作

一、老诗人普遍的艺术困境

由于当代诗歌创作所确立的一体化规范，导致不少现代诗人在进入50 年代以后，陷入创作上的困境。胡风、鲁藜、牛汉、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被剥夺写作权利，而穆旦、郑敏、杜运燮（他们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则因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的冲突而被冷落。郭沫若、冯至、臧克家、艾青、田间等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方向，也有许多作品面世，但表现了艺术上的普遍性衰退现象。

二、“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

十七年诗歌出现几种主要艺术趋向（或称诗的几种“体式”）。其中之一是“写实性”叙事倾向，它是解放区诗歌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延续。这种趋向，一方面是叙事诗大量涌现，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叙事诗约近百部。另一是抒情短诗大都有人物、场景、事件的因素。“写实”诗歌的重要诗人有李季、张志民、闻捷等。闻捷（1923-1971）主要诗集有《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他的较好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闻捷的抒情短诗具有“生活牧歌”的风格。作者努力建立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细节”、“事件”的单纯化提炼中，加强情感表达的空间。《复仇的火焰》写发生于50 年代初新疆东部的叛乱和解放军平叛经过。有着庞大的艺术结构和众多人物，被称为“诗体小说”。

三、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代言人身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为贺敬之、郭小川。

郭小川（1919—1976）的主要作品有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包括《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等）、《致大海》、《望星空》、《林区三唱》、《青纱帐──甘蔗林》等。50 年代还创作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长篇叙事诗。50 年代他最有探索活力的作品，主要写知识者个体融入集体、实现无产阶级“本质化”的过程。但由于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化的尊重，他的诗并不完全回避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写到了情感、心理上的困惑、裂痕，而且具有了思想情感上的丰富性和审美上的价值。但《望星空》、《一个和八个》、《雪与山谷》等，有的在当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有的还受到批评，有的没有发表就在内部受到批判（《一个和八个》）。《一个和八个》的公开发表，要迟至20 余年后的1979 年。

第三章 农村小说

一、小说的题材和形态

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题材”问题是关系到文学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题材的处理是：1、题材被严格分类；2、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生活；“重大”社会、政治性质的斗争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日常生活；现实的政治 社会斗争优于“历史”情景。现代历史上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上的其它事实和活动。这种“题材”观念，相应地产生了“重大题材”、“非重大题材”等概念。十七年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农村小说）作品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艺术水平也较高。

在小说体裁上，短篇及长篇都较发达，中篇小说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够。50 年代后期到60 年代初被认为是长篇小说的丰收的时期。当时出版的作品主要有：《三里湾》（1955，赵树理）、《小城春秋》（1956，高云览）、《林海雪原》（1957，曲波）、《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1957，第二卷1962，李六如）、《红旗谱》（1957，梁斌）、《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周立波）、《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58，第二部1962，周而复）、《红日》（1958，吴强）、《青春之歌》（1958，杨沫）、《三家巷》（1959，欧阳山）、《创业史》（1960，柳青）、《红岩》（1961，罗广斌、杨益言）等。

二、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1906—1970）在40 年代已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作品问世，50-60 年代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他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依然保持来自“生活底层”的淳朴特色，并继续坚持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之间存在的隔阂的试验。虽说在一些作品（如《三里湾》）中，农村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其骨架，但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对于农村社会习俗、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家庭关系、公私关系和心理中留下的波痕，和因此发生的冲突，是小说中最有成就的部分。比起40 年代的创作来，赵树理遇到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文学界有关的写作规范更为严密狭隘，另方面则是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农业生产，对农村传统生活所产生的全面冲击，造成“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尖锐化。这引起作家的深刻忧虑。也使他后期的创作主题，集中在对于农村传统生活，特别是建立在劳动之上的美德的发掘和维护上。《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等的主题，都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与40 年代比较，并没有重大变化，但趋向凝练，叙述中时常会流露出隐而不露的忧郁。

三、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著有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创业史》是他最重要、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得到很高评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1960 年，写陕西渭河平原的农村组织互助会的过程。原计划写四部，但因WG发生而使这个计划中断。WG后仅出版了没有最后写完的第二部。作者说，小说的主旨，“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来表现出来”。小说塑造了各个阶级的人物：互助会“带头人”梁生宝，徘徊、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梁三老汉，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贫农高增杰，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开始想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干部郭振山等。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小说的成就表现为，细腻深入地揭示了土地改革后尚未充分显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冲突，并揭示这些冲突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根源。另一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创业史》对陕西乡村生活情景、民情风俗等有生动描述。小说的人物语言是经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以书面语为主，两种语言构成一种对比。叙述语言时有诙谐、幽默的语调，表现了叙述人的机智和权威姿态。

第四章 革命历史小说

一、革命历史小说概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小说，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在经历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如何走向胜利。这类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则。主要作品有长篇《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短篇有孙犁、茹志鹃、峻青、王愿坚、刘真等的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多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由于作家生活经验、艺术想象以及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差别，革命历史小说会有多种形态：一部分长篇追述对历史“本质”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则加入“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样式。个别作品融入更多个人的体验，“革命历史”因而更多地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

二、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是对于革命的“起源”的叙述，表现20-30 年代革命运动在北方的乡村、城市最初孕育、展开的情形。作者的意图是以“史诗性”的多卷本结构，安排宏阔的生活图景，来表现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在各卷中，受到较高评价的是第一部《红旗谱》。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已显露出了强弩之末的趋势。《红旗谱》写30 年代初保定一带农村中的斗争，和保定二师的**。“楔子”以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朱老明斗争的失败作为铺垫，衬托出农民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主题。这一主题，主要通过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史”（由传统农民的复仇、反抗，到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朱老忠这一英雄人物，不仅是这部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作品中，作者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主题和乡村风俗及传统小说文本的结合，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和对乡村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的描述。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的艺术方法在这篇小说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借鉴。

三、杨沫的《青春之歌》

这篇小说具有“自叙传”色彩，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生活经历作为叙述线索。林道静因因抗拒养母的婚姻安排而离家出走，后来受到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感召、启蒙，走上革命道路。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于1931 年“九·一八”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之间，真切地描述了当时北平知识青年的生活情境，有层次、也细致地表现了林道静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小说首先是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故事，它通过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来确认中国知识分子的值得肯定的生活道路：在无产阶级政党引领下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达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的集体斗争。小说也涉及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不过这一因素是被“压抑”、削弱的。小说出版后，在报刊上引发了讨论。虽然有关这部小说是“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这一指责受到多数批评家和读者的否定，但作者还是根据讨论中对小说的批评，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删削、改动了林道静在接受党的教育后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并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结合，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章节，于1960 年出版了修改本。杨沫80-90年代出版有《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四、《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于1961 年底，被赞誉为“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它描写的是新中国建立前夕，被关押在重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小说交织着两条故事线索：一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重庆及华蓥山根据地的活动和领导的斗争，另一是狱中斗争；以后者为主线，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为坚持信仰而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和敌人（徐鹏飞等）的较量，被突出地置于精神层面上。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意识、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被表现得鲜明突出。小说出于事件的幸存者、见证人之手。他们在50 年代初期革命传统的报告，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之后，其口述材料整理为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6）。从1958 年起，据此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先后共四易其稿。写作过程中，有关部门组织多次由党政领导和知名作家参加的座谈，提出写作意见，“献计献策”，本书的责任编辑也参与到写作与修改过程中。《红岩》的成书，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作者，可以说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标而协作下的书写者的组合。这种写作方式，后来在“WG”中得到更广泛采用。

五、孙犁、茹志鹃的短篇小说

孙犁40 年代写有《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50 年代的小说有短篇《吴召儿》、《山地回忆》，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等，均取材于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北方农村的生活。他的中短篇小说，以“回忆”作为结构的框架，常表现了美、淳朴、友情在“时间”中不可逆转地变异的事实，因而具有忧愁的情绪基调。作品所涉及的战争、革命，大抵上被表现为给存在于民间的淳朴人性和健康的生活信心提供充分展现的“典型”环境。他在冀中乡村战争和革命的背景上，来写他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而这大都体现在他笔下的年轻女性形象上。《铁木前传》是“十七年文学”中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写乡村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在患难中建立的友情，和这种友情的破裂。孙犁认为，小说写作动机，源于新中国建立“进城之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和为这种变化而产生的“苦恼”。他的小说结构行文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但描述语言清晰确定，情感表达极为节制，表现了自觉的“文体意识”。

茹志鹃（1925—1998）的短篇小说不限于革命战争题材，也写到50 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生活，后者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里程》等。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有《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以《百合花》最负盛名。小说讲述1946 年内战初期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故事：出身农村的军队小通讯员与两个女性在战争环境中的情感关系。评论家一般认为它表现了解放军战士崇高的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即军民的“鱼水”关系。这一短篇由于注重构思与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紧密结合，以及结构上的“细致严密”、“富于节奏感”，在当时受到茅盾等的举荐。茹志鹃小说创作体现的独特风格，使她在50-60 年代小说创作中受到重视。

第五章 “通俗小说”的处理

一、受“压抑”的小说

言情、侠义、侦探等通俗小说，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产物，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城市的市民阶层）。由于它所传达的思想情感性质，以及主要的娱乐、消遣效用，一直受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诞生的“新文学”界的批评和排斥。不过，在30-40 年代，作为一种文学事实，“通俗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仍继续存在和活跃，并出现如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家。“雅”、“俗”的小说界线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相互排斥、对抗，也存在互相渗透、转化等复杂现象。而到了50 年代之后，由于文学界的“规范”更加严格狭隘，“通俗小说”被作为封建性和“买办性”文化而受到“压抑”。“通俗小说”的写作已不可能，作家（如张恨水、李红、陈慎言、张友鸾等）过去的作品，一般也不再出版。但是，左翼文学界注意到“新文学”并未能很好地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的现象，转而寻找一种“替代”，创作一种“有着旧小说的遗迹”，又“‘扬弃’了中国的旧小说”的作品。在40 年代末，解放区作家创作了《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等长篇。50 年代类似的小说，有《铁道游击队》（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烈火金钢》（刘流）等。《林海雪原》，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是这类创作。

二、《林海雪原》

作者曲波，初版于1957 年。虽然这部小说当时在50 年代长篇的地位上并非最高，却拥有最多的读者，并被改编为评书、戏曲、电影等多种文艺形式。小说写的是40 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围剿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党残部的惊险经历。主要描述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的战斗。其主题与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并无不同，其特色存在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带有浓厚的传奇性的浪漫色彩；结构和叙事方式，一定程度借鉴古典白话小说和现代“通俗小说”。当然，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作者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以“通俗小说”的“成规”来写作，而当时评论界也不以“通俗小说”的类型特征作为衡量尺度。在指出它“故事性强并且具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因而“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同时，也从“更高的现实主义的角度”的要求来指出“典型”深度不足和“传奇色彩”的缺乏控制的“弱点”。

三、《三家巷》

欧阳山（1905——）当代的小说创作，除若干短篇外，主要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影响较大的《三家巷》、《苦斗》出版于1959、1962 年。其他各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等）在80 年代出版。作者意图是要写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败后广州近郊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只是作为背景，人物对革命斗争事件的参与，多数情况下也不做为描述重点。小说主要写三家巷中分属不同阶级的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父辈、儿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人情、心理、阶级厉害等的复杂纠葛和冲突。塑造了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对“革命加爱情”的故事模式和人物关系的安排，有限度地对传统“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的叙述方法和语言格调的采取，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和对周炳、陈文婷等情爱纠葛的展示，都可以看到“言情小说”类型的渗透。因此，小说出版后不久就受到批评，指责它以生活风俗画冲淡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对于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从小说类型层面看，这里提出的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问题。

第六章 散文创作

一、当代的“散文”概念

在50-70 年代，散文有时是个涵盖面宽泛的体裁概念。一般理解是，“狭义”的散文，其特征相近于“五四”及以后所提出的“美文”或“散文小品”；而“广义”的散文，则除了上述的品种外，还包括具有“叙事”性质的通讯、报告文学（特写），和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性短论，即杂文、杂感。另外，有的时候，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也包括在内。“散文”概念在当代宽泛化，与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状况相关。其演化趋势，是从显示个人性情，向着议论现实时事，“报告”生活事态的发展的方向倾斜。与当代“个人性”经历各体验的题材价值受到怀疑的总体状况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对客观生活事相的“报告”为主要特征的叙事性写作，便成了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当然，在50-60 年代，这个问题在不同时间段也会有所调整而发生变化。

二、散文的“复兴”

“狭义”的散文（抒情散文）在50-60 年代较有成绩的阶段，一是1956-1957 年的文学“百花时代”。这期间，丰子恺、许钦文、叶圣陶、方令孺、端木蕻良、川岛、老舍、沈从文都写了一些个性化的作品。另一阶段是60 年代初，被看成是散文的“复兴”。散文这一善于体现作家性情和文体意识的体裁，受到文学界提倡，创作也有较出色的收获，以致1961年被称为“散文年”。出现了一批专职散文写作的作家，如吴伯萧、杨朔、秦牧、刘白羽、郭风、碧野、柯蓝等，老作家如冰心、巴金、曹靖华，以及一些学者也多有贡献。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散文集有：《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萧）、《船夫曲》（魏钢焰）等。

三、杨朔等的创作

年代初散文“复兴”中，杨朔、刘白羽、秦牧被认为是贡献最突出，且散文体式也多不相同，而代表了当代散文的三种基本模式。刘白羽代表作有《日出》、《长江三日》等。以激荡的情感抒发为主，情绪浓烈、色彩绚丽。40 年代战争的经历和体验，是他文学想象的“资源”，也是评价生活的尺度。现实生活情景与战争年代记忆的交织是作家主要情感线索和结构模式。秦牧散文则表现了重视“知识化”的特点。代表作有《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其写法是随笔和杂文的调和。重视表达的观念。在他较成功的作品里，知识性材料由于有情感的融入，和在材料组织上体现的灵动活跃的想象力，而区别于一般的“知识小品”。杨朔的主要作品有《香山红叶》、《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拿着当诗一样写”，是杨朔散文创作的追求。他所讲究的散文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严格精巧、选词炼句的用心，和整体的“诗的意境”的营造。“诗意”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的那种象征的思维和感性方式。即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升华”方式。杨朔的散文在当时对已显得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其艺术追求受到普遍赞扬。他的创作所形成的模式，对当代散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80 年代以后受到许多指责。

第七章 话剧创作

一、老舍的《茶馆》

老舍（1899—1966）50-60 年代创作主要放在话剧上，到1965 年，发表有《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神拳》等23 部剧作。在这些作品中，写于1957 年的三幕话剧《茶馆》最具价值。以北京城里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1898 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 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 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历史变迁。老舍在表现这一宏大主题时，选择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的角度入手，并把描述范围限定在茶馆这一“小社会”中。他没有采取以中心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这种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风俗画”的创新形式。众多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情景中。剧中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伙计和掌柜，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提倡实业救国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是贯穿全剧的三个人物。《茶馆》的主题动机，来自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和建立现代富强民族国家的渴望。新旧社会的对比，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在《茶馆》中，对光明合理的社会的期待是作品潜在因素），也是作家的历史观。老舍对“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对普通人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使《茶馆》继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

二、50 年代末的历史剧

在当代，历史剧的创作有话剧、戏曲（主要是京剧）等多种形式。创作时期集中在50年代末和60 年代初。作者主要是老一代的剧作家，如郭沫若、曹禺、田汉、孟超、老舍等。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的写作，都与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对历史人物的“翻案”有关。武则天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郭沫若笔下，以具有雄才大略、志于强国富民，而又从谏如流、知人善任，且富于人情味的君主面目出现。《蔡文姬》则突出曹操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形象。田汉这一时期的历史剧有《文成公主》和《关汉卿》等。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在这部话剧中，以“战斗者”身份出现：他以杂剧作为武器，来抨击残暴专横的贪官污吏，为负屈衔冤的若者鸣冤吐气。这其实表现了现代中国左翼文艺家的“身份认同”。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田汉是以“一直战斗着的今日梨园领袖”，来写“战斗在13 世纪的梨园领袖的形象”。《关汉卿》表现了历史剧的浪漫主义的处理方式：零碎的史料记载为作家虚构性地重新组合与扩展，形成细节有所据，而整体架构则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格局。这个时期有影响的历史剧还有曹禺等创作的《胆剑篇》等。

三、话剧的“高潮”

1963 年开始到WG发生，出现了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创作、演出高潮。当时影响较大的有《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杜鹃山》（王树元）、《千万不要忘记》（丛深）、《豹子湾的战斗》（马吉星）、《年青的一代》（陈耘等）等。《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作为素材，写1949 年5 月解放军一个连队进驻上海南京路之后，面对城市的“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所进行的斗争。《千万不要忘记》写不同阶级对青年工人的“争夺”。《年青一代》讨论的是青年人对待艰苦生活考验的问题。后两部都涉及当时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问题。这些剧目涉及的，是“革命传统”的延续、坚持、发展的时代问题，也是有关“革命”要持续不断地展开的根据和思想“资源”的问题。在上述剧作中，“城市”被表现为可疑的、与庸俗、腐败相联系的生活处所，而可以与此相对据以维护革命纯洁性的，则是乡村生活为基础的革命斗争经验。60 年代初的戏剧高潮，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第八章 文学的激进思潮

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 年2 月，江青等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形成座谈会纪要。这篇“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纪要”所表达的，是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通过不断革命、选择以走向“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的极端形态。它表明了江青等文艺革命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纪要”攻击“建国以来”的文艺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认为50 年代以来的十七年中，好的作品不多，许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提出，在对“旧文艺”批判的同时，要创造“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以确保这一任务的实现。

二、批判运动和“经典”重评

文艺激进派推动了大规模的“经典”重评运动，对过去的文学创作展开激烈的批判。被批判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而且当代十七年的中国文学创作，也大多被列在“毒草”或有严重问题的作品之列。如《保卫延安》、《红旗谱》、《三里湾》、《青春之歌》、《红日》、《创业史》、《三家巷》等。他们明确指出，中外的“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情感的表现，是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的东西”，并认为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在这一估计的基础上，文艺激进派开始了“真正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的创造，即所谓“革命样板戏”。

三、文学的存在方式

WG期间，文学与政治、政治运动之间，确立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这表现为：1、政治观念、意图更直接转化为艺术作品，即“政治”的直接“美学化”；2、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成为政治活动的直接组成部分，文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当程度已被破除。WG期间，文学写作，作品的发表、出版，受到严格的控制。大多数作家被当作需要彻底破除的“旧文化”的传承者而受到迫害，当然也失去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资格。“工农兵”的集体写作得到提倡，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文艺批评，成立多种写作小组，以“有利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与国外的文学交流，以及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第九章 “革命样板戏”

一、走向中心的戏剧

年代初期，戏剧就已经走向“中心”地位。所谓“中心”，不仅指作品的数量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也指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产生的重要影响。在50 年代，“五四”新文学以来小说处于中心位置这一状况得到继续。小说的艺术观念、表现方法对诗、散文有明显的渗透。50 年代后期，特别是1963 年开始，戏剧的重要性突出起来。这与左翼文艺重视戏剧、电影这一“传统”有关。戏剧是当时用来配合政治运动、发挥文艺宣传教诲功能的更好的形式。而戏剧、尤其是地方戏曲与普通民众之间已建立的紧密关系，也是戏剧受到重视的因素之一。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说、散文的“场景化”；戏剧冲突设置的方式，成为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构思方法。而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大“角色化”（在戏剧冲突中有确定地位，有明确的参与冲突的性格特征）。小说人物的语言也常设计为台词式的对白。

二、“革命样板戏”

创作“样板戏”的实验，开始于1963 年。1964 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以后被定为“样板戏”的若干剧目，都已基本成形。1967 年5 月，《人民日报》在社论中首次使用了“革命样板戏”的说法，并开列了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此后，列入“样板戏”的名单有所扩大，到1974 年，宣称已有十六七个。“革命样板戏”绝大多数是对原有的已经具有相当基础的剧目进行修改或移植而成，并调集全国各领域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编剧、导演、演员、唱腔美术舞蹈的设计者参与创作，因而某些剧目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样板戏”选择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文本，在朝“样板”方向的制作过程中，一方面改动、删削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纯粹性”的部分，另方面极大地利用传统艺术（主要是京剧）的艺术经验，使政治观念的表达获得较高的观赏性。“样板戏”各剧目的情况存在许多差异。有的剧目，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舞剧《红色娘子军》等，由于创作的文化来源的复杂性，作品也呈现复杂、多层的状况，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审美”魅力。

第十章 WG中的文学潜流

由于WG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这时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文学的写作和发表都属于公开性质，这是当时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异端”性质，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中。后一部分最富于生命力，它们有的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任何机会发表。这种文学可以称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并为80 年代出现的重要文**流作了准备。

一、“白洋淀诗歌”

在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知青”的诗歌秘密写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性质。这种诗歌主要出现于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所感知的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写作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的写作集中在1966 到1969 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等。大多采用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形式，但摆脱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内容，通过对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的书写，传达对信仰产生怀疑、困惑状态中的那种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些诗在当时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WG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歌”。一批就读于北京有名的中学，出生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在1969 年以后，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大多有比较开阔的阅读范围，阅读了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书籍，由此获得了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也写下了生命受挫，精神处于迷惑、孤独和痛苦状态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更多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主要作者有芒克（姜世伟）、多多（栗士征）、根子（岳重）、林莽（张建中）等。

芒克1973 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评论者对他的诗歌，常使用“自然”这样的评语。这一方面是指他在诗中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状态；另一方面指的是诗歌语言和表达的精神状态，常常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充满“野性”的质感方式。多多在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他的诗在抒情上有着较多的“现代”的意味。对世界、自我的审察和思考，常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自省，展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对文化和语言保持自觉的挑战姿态，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更长久、更自觉。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WG时期就开始了写作，有的与“白洋淀诗歌”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手法，也部分地在“朦胧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一些研究者把WG期间的“知青”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看作是80 年代初期“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有的研究者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

二、穆旦的诗

在“WG”期间，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曾写下了他们当时的体验，包括蔡其矫、牛汉、流沙河、黄永玉等。诗人穆旦在1975 到1976 年间，也有过一次诗歌创作的爆发，一共写了近三十首诗，包括《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停电之后》，以及《春》、《夏》、《秋》、《冬》等。穆旦病逝于1977 年，这些诗可以看作是诗人在生命晚期对人生之路的回顾。这些诗仍是对“自我”的解剖，但不再具有40 年代那种紧张和尖锐，而显出冷静朴素的风格。它们是“苍老”的，有着回顾往事时近乎“残酷”的彻悟。对现代人处于“冲突”之中的悲剧性生存的深刻体验，使诗歌具有“反讽”的精神状态和语言方式。言语与沉默，现实与理想，智慧与受难，感情与理智等，在诗中构成矛盾性的张力。诗人既表达了智慧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苦难，同时也承认在生命的“幻想的尽头”，有的只是空寞与荒芜。对生活和艺术的纯正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在现实中的挫折，是诗歌表达的这种悲剧感的根源。但在对生命作出这样的苍凉的彻悟的同时，诗中仍表达出对人生信念的坚守，对温情、友谊、青春的亲切守护。在诗人看来，尽管“美”很快会“从自然，又从心里逃出”，但写作的意义便是去捕捉那瞬间的但却是永恒的存在。穆旦和其他诗人在这个时期的诗作，直到80 年代才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

三、手抄本小说

“WG”时期秘密的文学世界，除诗歌以外，还有在读者中流传的“手抄本小说”。其中，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拥有大量的读者。这篇写于WG期间的小说曾经六易其稿。小说写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其中对知识、科学权威的赞扬被认为是“要‘资本主义’归来”而受到批判，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原因之一。作者也因此曾被关进监狱。1979 年7 月小说正式出版，但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反响。

在WG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这三个中篇，是重要的作品。它们在70 年代中后期都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979 或1980 年公开发表在正式刊物上。靳凡的中篇《公开的情书》由几个在WG中从大学毕业，到山区、农村劳动的青年（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之间的通信组成。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人物之间的通信带有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它所重视的是一种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表达了一种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和作为一个荒诞时期的先觉者的骄傲。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分春、夏、冬、秋四章，写两个出身于对立阶级家庭（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的青年，在WG前夕到WG结束的十余年时间中的四次巧遇，来安排对于历史、人生信仰、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这篇小说提出了一种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带有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独白构成，带有某种“意识流”的色彩。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故事情节，写他们对“荒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处境所作的抗争。但在对环境的呈现上，比另外两部作品更为开阔。对人物的悲剧性抗争的展示，表现了作者对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的质疑。

这三部小说都涉及了原来确立的信仰的虚幻和崩溃，并为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叛逆”做了合法性辩护。在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较早地涉及了在80 年代社会思潮、文学创作中广泛处理的命题。因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探索上，都具有一定的“先行性”。

第十一章 文学思潮

一、“新时期文学”

1976 年“WG”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经历了70 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文学开始进入了另一个转型时期。“新时期”这一在社会政治层面提出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领域，很多人用“新时期文学”来概括WG后的文学。这一时期，在文学的外部环境上，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逐渐有所疏离，文学与文化市场、读者选择之间的关系开始突出出来。作家群体经历了再一次重组和分化。西方文化思想得到持久的大规模介绍。“新时期文学”的总体风格和作家姿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历史的清算和对历史记忆的书写，成为无可回避的主题；2、文学界普遍表现了一种探索、求新的强烈意识。3、文学发展的“潮流化”倾向。

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

年代末期，一批揭露WG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WG中的悲剧性遭遇的作品，被一些人称为“伤痕文学”。如何看待这批作品的意识形态含义曾在1978年—1979 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便逐渐消退，成为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较早出现的作品包括1977 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随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小说还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记忆》（张弦）、《姻缘》（孔捷生）、《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丛维熙）、《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以及迟至1986 年才出版的《血色黄昏》（老鬼）等。

“伤痕文学”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的提法。在特征上两者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晰。一般认为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反思文学在主题和结构上，与伤痕文学相比都有所不同，常常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40-50 年代的转折，50 年代的反右和大跃进，60-70 年代的WG等），通过对人物的命运的表现，来反思历史提出的问题。在对历史的认识上，相比于伤痕文学也有所变化，即WG并不是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与民族文化和心理上的“封建主义”的积习相关。一般作为“反

思文学”代表作的有：《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蝴蝶》（王蒙）、《布礼》（王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洗礼》（韦君宜）、《美食家》（陆文夫）、《芙蓉镇》（古华）、《人啊，人》（戴厚英）等。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流，“伤痕”或“反思”文学在1979 年到1981 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减弱。但对于历史记忆的书写，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方式继续挖掘。

三、知青文学

在80 年代，“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是用来描述一种叙事体裁的文学现象的概念。但批评界对它的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较普遍的说法是：1、作者曾是“WG”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2、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于知青在“WG”中的遭遇，但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比如他们返城以后的情况。“知青文学”在WG期间就已经存在，到80 年代才形成一种文**流。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写作知青题材的作家主要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李锐、肖复兴、史铁生、韩少功、竹林等。由于WG后知青的历史位置和现实处境的含糊不清，因此，“知青文学”对知青的历史经历的挖掘，在不同时间都呈现不同的方式和价值取向。早期的“知青文学”着重写知青在WG中青春、信念被埋葬，心灵被扭曲的悲剧性经历，如卢新华的《伤痕》、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生活的路》、孔捷生《小河的那边》、老鬼《血色黄昏》等。1981 年出现的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和孔捷生的《南方的岸》，表现返城后知青的生活遭遇，对知青历史的叙述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后，知青小说在对知青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评价上开始出现了“分裂”。有的作品继续批判WG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的荒诞性。有的则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的精神抽象化，试图从中间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而张承志、史铁生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中，则试图着重去发掘民间生活中可贵的人性品格。

到了80 年代中期以后，“知青文学”作为一种文**流，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后来出现的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隐形伴侣》（张抗抗）、《年轮》（梁晓声）、《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记实长篇《中国知青梦》（邓贤）、自传性作品《龙血树》（陈凯歌）等。

四、文学的“寻根”

1985 年，一些中、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在报刊上撰文，倡议、宣扬有关文学“寻根”的主张，包括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他们的论述互有差异，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应该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去发掘有生命力的东西作为“重建”中国文学的道路。被列入“寻根”名下的作品包括：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遍地风流》，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远村》等。这些小说普遍地表现了对地方风俗、地域文化的强烈兴趣。因此出现了对“风俗小说”的重新注意。在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青年作家那里，更多地表现为重新估价和认识传统文化，尤其是边远、封闭地区“非规范”的具有野性生命力的文化的挖掘。抽象的文化主题和象征性寓言结构，是他们常常用来结构小说的方式。文学“寻根”的提出，同时还受到世界文化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小说叙述技巧、小说语言和结构安排上，也开始有自觉的意识。

五、“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

年代的文学一开始便试图调整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文学自觉”的口号。因此，随着写作的推进，文学观念的反省和调整，文学主题对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在表现方法上摆脱“现实主义”的拘囿，探询“本体意味”的文学形式，就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创新潮流主要借鉴的是西方20 世纪以后的现代哲学思想、美学追求以及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1985-1986 年间出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污水上的肥皂泡》、《公牛》、《山上的小屋》等。这些小说被批评界称为“现代派”小说，是因为它们所采用的“荒诞”、“变形”等表现手法，和人物表现出来的“反社会”、“非理性”的情绪，与西方现代派小说如“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之间常常可以取得直接的关系。这些小说尤其注重一种带有“现代”意味的精神气质的表现。

与残雪几乎同时出现的马原，则具有更鲜明的“文体”实验倾向。马原注重的是小说的“虚构”性质，因而他关心的是叙述的多种可能性，而似乎并不关心对“意义”的表达。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虚构》、《冈底斯的诱惑》等，被批评者称为“叙述的圈套”。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也被看作是马原小说观念的延续。到1987 年，这种小说形态成为一种写作潮流，出现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苏童的《桑园留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这些小说被称为“先锋小说”。在此后的几年中，上述作家还发表了许多类似的作品，如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锦瑟》，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访问梦境》等。“先锋小说”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有不同的叙述特色和关注的主题，但重视故事讲述的形式，即如何进行多种叙事方法的实验是他们的主要共通之处。在小说形式上往往打碎了传统小说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拆解、变形和错动，并竭力构造一种与“现实”不同的虚构的语言世界。而在叙述内容上，则着意于展示性、暴力、死亡等抽象主题。

六、“新写实小说”

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出现了被称为“新写实小说”的另一重要现象。创作界和批评界表现出对“写实”倾向的关注，其原因：1、许多在“写实”的轨道上写作的作家，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的不断调整之后，创作出了一些与此前的“写实”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作品。2、文学界的一些人对过分渲染的“现代派”或“先锋小说”存在着不满。1988—1989 年起，以南京的《钟山》杂志为主，开辟了多种关于“新写实”的小说“联展”或讨论会，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提出了“新写实小说”这样的形态。被列入“新写实”的作家作品有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风景》、《行云流水》、《一唱三叹》，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曦伏曦》、《本命年》，以及范小青、叶兆言、苏童等的一些作品。“新写实小说”的提出，与批评家和文学杂志的操作有较大关系，因此，在对这些小说进行概括时，往往存在不同的描述。一般来说，“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在当代文学中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提出的，它不同于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注重写普通人日常琐碎的生活情景，尤其注重家庭、单位这样的空间中的“私人”的欲望、烦恼、心态。在叙述方法上，试图采取一种“客观”地展现生活“原生态”的写法，很少有叙述人直接的情感、判断的介入。

七、“女性文学”

从80 年代初期起，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她们在不同阶段和文学思潮中都有不同凡响的作品问世。相对于50-70 年代女作家极为稀少的状况，女性作家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而引人注目。这引起了一些批评家对于文学创作中“性别”问题的关注。张辛欣、张洁、王安忆等在一些作品中，开始直接表述女性身份在社会生活中带来的苦恼。80 年代中期，“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被提出，用以描述女性作家在性别身份、“女性意识”和写作风格上的特殊性。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一直存有较大争议。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另一批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张欣、蒋子丹、迟子建、徐坤等，在一些作品中描述了女性独特的身心经验和文化遭遇。几乎与此同时，西方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被批评家较多地引入，用以阐释女性性别的差异性和对男性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些理论与创作互相推动，促使更多的女作家开始关注性别问题对创作的影响。90 年代中期，为推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而进行的广泛宣传，引起了社会对女性问题的热烈关注，从而使得“女性文学”这一具有激进的文化批判意味的创作形态，构成一段时间的热潮。其中被较多地谈论的作家作品有：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羽蛇》，海男的《观望》，蒋子丹的《贞操游戏》，徐坤的《先锋》等

第十二章 诗歌创作 3247字

一、“归来者”的诗

在70 年代末期重新活跃起来的诗坛上，一批于50 年代被迫中断诗歌写作的老诗人，显示出了旺盛的创作力。这些诗人包括艾青、公刘、昌耀、邵燕祥等在50 年代的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诗人，包括1955 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的罹难者，如牛汉、曾卓、绿原等，也包括那些不被当代文学“规范”认可而陆续在50 年代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郑敏、辛笛等。他们在时隔20 多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的诗《归来》等，也写到了“归来”这一主题。评论界将这些诗称为“归来者”的诗。他们普遍地将遭受的磨难、挫折投射在诗歌写作中，并试图重新接续、发展曾被阻断的美学理想和诗歌方式。这些诗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个人心理情绪的“自白”性质，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持和直接抒写感情的诗歌表达方式。但在不同的诗人那里，由于不同的艺术个性、关注重点，诗歌创作状况又不尽相同。

艾青（1910—）80 年代出版的诗集有《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与50年代前期的诗作相比，在个人体验和情感表达的外部障碍方面有所突破，艺术方法的选择也更为开阔。《鱼化石》、《失去的岁月》、《盆景》等表现了一种饱经忧患而洞察世情人生的姿态，情感的表达为哲思所充实，语言、句式也趋于简洁凝练，这与当时“归来者”诗歌中普遍存在的“自白”性质不尽相同。《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长诗，则延续了艾青30-40 年代提出的写作“大诗”的宏愿，试图从纵深的历史时间和开阔的空间范围上，来把握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过程。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坚持他一贯主张的“写作自由”的独立的诗歌精神。这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受到诗人的创造力、精神强度、对生命和语言的敏感等更严峻的问题的挑战，在80 年代中期以后，创作活力明显减弱。

牛汉、郑敏、昌耀等诗人则在80 年代后期和90 年代，仍保持创作活力，并在艺术上有新的拓展。牛汉（1923—）的诗歌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鹰的诞生》、《半棵树》等带有传统咏物诗表现方式的作品，作者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创伤和痛苦，在创伤的“大自然”中寻找到了构形和表达的形式。另一些作品如《悼念一棵枫树》等，则更注重悲剧性情绪的表达。郑敏（1920—）1979 年重新开始诗歌创作，但直到80 年代中期以后，写作方式才发生重要变化。她在组诗《诗人与死》、《心象》，短诗《晓荷》、《每当我走过这条小径》等中，表现了对人的意识的幽深处的兴趣，由细致的感觉传达出平静的抒情格调和一种冥想的哲理氛围。“黑夜”、“深夜”等是诗的重要意象，而“死亡”更成为她最关心的题材。昌耀（1934—）的诗以青海为题材，讲述这块带有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的奇异感受。主要作品有长诗《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以及收集在《昌耀抒情诗集》中的一些诗。他的诗歌意象的构成，一方面是高原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另方面是高原民族的世俗生活事件和细节，并形成了融合的状态。在“归来者”的诗中，公刘在《为灵魂辩护》、《哦，大森林》等中表现的社会批判主题和“大哭大笑”的宣泄方式，邵燕祥在长篇组诗《五十弦》中对情感体验中细致幽微面的把握，在《愤怒的蟋蟀》等中表现现实问题的激愤和炽热，以及蔡其矫、流沙河、曾卓、黄永玉等的诗篇，都显示了这个诗人群体的创作实绩。

二、“朦胧诗”运动

年代末开始，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在WG中就开始写诗的青年诗人，都开始在芒克、北岛创办于1978 年的《今天》杂志上发表诗作，并表现了某些共同的诗歌追求。他们后来也被一些人称为“今天诗群”，《今天》的创刊也被看作是“朦胧诗”运动的重要标志。从1979 年开始，他们的作品影响逐渐扩大，并由“非正式”流传逐渐被正式刊物接纳。他们的诗对于当代诗歌规范表现出了较多的“叛逆”特征，当时这些作品还难以为诗界接受。在80 年代初期，围绕这些作品的评价，评论界有过激烈的讨论。1980 年8 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对诗在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提出批评。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了“朦胧诗”的共名。尽管这些诗和支持诗的批评家曾受到严厉的指责，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已确立了“朦胧诗”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在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与西方现代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等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关系；把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人的生存价值的肯定的基础上；革新当代诗歌语言等方面，“朦胧诗”开辟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并对后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诗的形成和逐渐被诗界接受的过程，被称为“朦胧诗”运动。

三、“朦胧诗”主要诗人

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五人，在80 年代初期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家。梁小斌、王小妮等，这一时间也被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北岛（1949—）70年代初开始写诗，曾是《今天》的主要创办人。他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最主要代表，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诗人。北岛写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最突出地表达的是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代表性作品如《回答》、《红帆船》、《走向冬天》等。“觉醒者”内心的冲突和理想精神，常常通过价值取向对立的象征性意象的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构成一种“悖论性情境”。80 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北岛曾中断写作。此后的作品仍坚持了批判、否定的锋芒，但社会政治指向趋于模糊。在意象、结构上变得复杂，情感的表达更加内敛。舒婷（1952—）“WG”时期的写作曾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指导。70 年代末成为《今天》的撰稿者。她是最先得到诗界认可的“朦胧诗人”，主要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她的诗侧重于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来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温情细腻的情感心理的拟写，清新直白的“倾诉”风格，使她在WG后一段时间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语言上偏爱修饰性语词，常以假设、让步等句式来传达曲折的情感和内心冲突。《致橡树》、《惠安女子》等表现对个体（尤其是女性）的人生价值的独立性的追求。《土地情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则试图表达某种社会性问题的“哲理”。顾城80 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诗篇，则常以孩童的感知方式，在诗中建立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被称为“童话诗人”。杨炼、江河在70 年代末期，试图以长诗、组诗的自由体形式，构造一种体现民族历史的“史诗”意识。80 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创作转向对汉民族审美特征的探寻。杨炼的长诗《礼魂》（由《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成）、《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对这种诗歌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实践，并对稍后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四、新诗潮的“新生代”

由“朦胧诗”开启的当代诗歌革新运动常常被称为“新诗潮”。从1984 年起，另一种新的诗歌现象受到关注，并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一种取代“朦胧诗”的诗歌潮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1、“朦胧诗”诗群散失，更多的“朦胧诗”的写作表现为模仿而不是创新；2、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开始在诗中表达了反叛、对抗“朦胧诗”的姿态，并创造了新的诗歌内容和方式。这些诗人将自己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人”，他们的诗作被称为“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新潮”、“当代实验诗”等。代表性的诗人有海子、骆一禾、西川、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陈东东、韩东、肖开愚、张枣、臧棣等。这些诗人大多出生于60 年代，对于当代历史有着并不相同的记忆。他们一般摆脱了“朦胧诗人”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带有道德主义色彩的历史责任感，而更多地强调诗歌的“本体”意识。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新生代”的诗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分化状态，诗歌观念也互有差异。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价这种诗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生代”的写作和活动往往带有“地下”色彩，常常通过结社的方式印行非正式刊物。比较著名的诗歌团体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四川的“非非主义”等。1986 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群体大展”，列出了100 多个“诗人”和60 多个“诗派”。这次诗展被看作是“新生代”诗歌的集中展示。

第十三章 小说创作（一）

一、王蒙

王蒙（1934—）以1956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文坛注意。他是80-90 年代当代文坛的一个多产作家。在70—80 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文学时期，王蒙的《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等作品，被看作这一思潮的代表作品。他的作品很快地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控诉、揭露的题材和情感方式，而以主要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个体（大多是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对历史逻辑、“启蒙者”的悲剧命运进行剖析的同时，又流露出某种对抽象的精神信念的留恋。这种含糊不清的历史和精神的态度，影响了作品作更深的突破。王蒙在小说艺术上进行了多种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富有个性的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以语句上的多变，不断展开的句式，来展现心绪、印象的联想式组合，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夸张、机智和幽默的才能。这在《来劲》、《献给爱丽丝》等小说中达到极致。王蒙的代表作是1987 年的长篇《活动变人形》。写倪吾诚的失败的一生，试图表现在一个世纪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身、心的困窘和尴尬的处境。王蒙在90 年代写作了《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暗杀》等长篇。

二、张洁

张洁（1937—）是80 年代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她写于80 年代初期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等，都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用较为清丽的笔调表现她们感伤、细腻而富于利他精神的恋爱心理，以及单身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作品因为较早地涉及女性的婚姻、情感问题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待遇，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她这一时期的另一类作品，如长篇《沉重的翅膀》，中短篇《条件尚未成熟》、《他有什么病》、《尾灯》等，则试图把握社会“重大题材”。《沉重的翅膀》被誉为“与生活同步”的“力作”。小说完稿于1981 年，表现发生于1980 年围绕经济改革发生的冲突，并把笔墨

伸展到社会机构的高层（中央重工业部的部、局官员）。从80 年代中期的《红蘑菇》、《日子》、《上火》起，在叙述内容和情调上，都从早期的诗意转向反诗意，在对男性人物的猥亵趣味和肮脏的权力内幕的揭示中，刻意表现出一种夸张的粗鄙化色彩。长篇《只有一个太阳》，则以充满紧张感的杂乱结构，展现当代中国人初次身处西方世界时的焦虑和沮丧。90 年代，张洁还写有自传性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小说《无字》。

三、张贤亮

张贤亮（1936—）因1956 年发表诗作被划为右派，并有过多年的劳改、监禁经历。他在80 年代写作的以自身“苦难”经历作为素材的“自传性”作品，引起批评界的广泛注意。这些作品包括《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写于90 年代的长篇《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又名《烦恼就是智慧》）。这些作品曾因不同的问题，如“爱国主义”、性描写、赞美“苦难”的宗教意识等，而引起激烈争议。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往往是一个被流放、劳改的男性右派知识分子，作品细致地展现了他在西北贫瘠的乡村忍受食、性的饥饿和精神上的困顿。但作品同时也为受难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肉体和精神的拯救者，即生存和劳动方式都相当原始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泼辣、能干而痴情的美丽女性。因而这些小说常常会编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潜藏在男主人公意识中的是根深蒂固的通过知识以求闻达的欲望，因而无论是受难的图景，还是女性的爱情，最终都是帮助男性自我“超越”的一个过程因素。最典型的是《绿化树》，写章永麟在西北农场劳改的一段经历，一个叫马缨花的女人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了他，而且在精神上促使他“超越自己”。小说以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象征物，赞美底层劳动者淳朴而强悍的生命力。张贤亮的另一些作品如《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浪漫的黑炮》等，则以展现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

四、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4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受到“京派”主要作家沈从文的影响。80 年代他的小说创作进入高潮。丰厚的艺术“储备”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使他成为80 年代少有的“潮流”之外的作家。他创作的小说都是短篇。出版有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孤蒲深处》、《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等。引起广泛注意的是那些取材于家乡高邮，表现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的小说，在对风俗民情的生动描述中，展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如《受戒》、《大淖记事》、《异秉》、《职业》、《故里三陈》等。汪曾祺继承了“京派”小说所追求的“散文化”风格，消除过强的故事性和“戏剧化”设计，在色调平淡的叙述中力图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文字的考究和古雅，意境的营造和叙述者自然流露的优雅情致，使他的小说呈现一种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这种情调他自己曾经概括为“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另一些表现士大夫或下层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如《岁寒三友》、《云致秋行状》、《鉴赏家》等，在温和的幽默与嘲讽中，蕴涵着苍凉和无奈。他的散文（主要收入《蒲桥集》、《汪曾祺小品》等中），也由于文字的精粹，意趣的淡雅，而受到较多的注意。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第十四章 小说创作（二）

一、王安忆

王安忆（1954—）是80 至90 年代的贯穿性作家之一。她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都有颇为密切的关系，并写出了这些思潮的代表性作品。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文学题材和生活经验，对当代的文化问题表现出敏锐的把握能力，并在持续的写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是王安忆的主要特色。她80 年代初期的作品主要是“雯雯系列”小说（包括《雨，沙沙沙》、《69 届初中生》等），写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的痛苦和希望，以单纯的少女眼光来观看世界，具有一种“自我抒发”的特点。从《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作品开始，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来写动荡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1985 年创作的《小鲍庄》曾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从1986 年开始发表的“三恋”（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则因所表现的性题材引起争议。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期的《神圣祭坛》、《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长篇）等，在对80 年代的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反省中，王安忆对个体生命和文学创作的意义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带有实验色彩的叙述风格。她的《弟兄们》、《逐鹿中街》以及“三恋”等被一些批评家纳入“女性文学”加以讨论。在90 年代，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表现都市文化特征和深层性格的小说，如《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等。其中发表于1996 年的《长恨歌》，通过一个名叫王琦瑶的上海女性的一生，来展现上海这个都市的文化性格和历史沧桑。女性与都市，空间的凝固和时间的流逝，这两者赋予小说独特的结构方式。

二、莫言

莫言（1955—）1985 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独特的感性的叙述方式受到好评。随后，他写作了《红高梁》等几个在故事背景、人物和情节上有连续性的中篇小说，结集为《红高粱家族》。这是他受到最多关注的作品。这些小说，主要以叙述人对故乡高密的记忆展开。童年记忆、故乡见闻，尤其是作者丰沛的感觉和想象，构造出了一幅幅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的图景。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红高粱》系列和《丰乳肥臀》（1995）把笔触伸向“历史”，叙述先人在过去的年代，在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中，他们（“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另一些小说《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以及人的本性受到的扭曲和压抑。有的作品中同时包含这两部分内容。这隐含了作者对当代人生命力消退和委琐、孱弱的生存状态的批判。莫言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他倚重对视觉、嗅觉等身体感官的调动，以大量的跳跃、流动的意象来组织叙述内容，营造出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作者在文化理想上对于“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

三、张承志

张承志（1948—）的小说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关注。常常以一种抒情、宣泄的方式，凸现作为叙述人的抒情主体，表现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坚守的主题，因而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格调。他试图从草原，从蒙古族、回族的牧人、农人中，寻求一种具有纯粹的精神强度的品格和情感，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等，都与生活于内蒙草原，尤其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有关。特别是80年代后期的创作，更执着地歌颂生活于贫瘠的甘、宁、青沙漠边缘的回族牧民，表现他们在苦难中对信念的忠贞。强烈的精神关注，往往与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对抗现代金钱社会中道德、理想衰败的依据。他早期的作品《黑骏马》、《北方的河》，都以一个男性主人公（同时也作为叙述人）成长的精神历程，来结构故事。“草原”、“河流”这些自然的景观，在小说中被人格化为“母亲”或“父亲”，成为引领主人公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载体。

四、余华

余华（1960—）1983 年开始发表作品。到1987 年发表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和中篇《四月三日事件》时，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此后到1989年间，《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往事与刑罚》等，以冷漠和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展示对于“死亡”、“暴力”的精确叙述。他试图挣脱“现实”日常经验的“虚伪的形式”，以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去挖掘被遮蔽在混乱的“现实”背后的“真实”。余华的这种“真实”观来自他所认为的，文学与“现实”、日常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赋予他的作品以独创性的语言和结构方式。《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这些通常被看作是对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戏拟作品，也参与了对“经验化”的现实秩序的颠覆。从1991 年的《在细雨中呼喊》（《呼喊与细雨》）开始，小说世界与日常经验对立、相悖的关系有所缓和。可以辨认的童年、少年成长的记忆和不同空间的生活场景，成为结构小说的主体。90 年代的另外两部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进一步改变了那种排斥日常经验的抽象写作方式，叙述内容取得了与“历史”的直接联系，人物命运的轨迹也正是在历史背景中显现出来。小说的叙述依然冷静而极有控制力，但显得朴素，并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

五、刘震云

刘震云（1958—）因为1987 年以后发表的《塔铺》、《新兵连》等作品，被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受到关注。与另外的“新写实”作家相比，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理深度”的更明显的追求。他的小说对于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有着持续的揭示。《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尤为深入地揭示了“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中国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产生的规约。生活其间的人物在为了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这也正是“一地鸡毛”这一核心意象所要展现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小说往往采取一种冷静的叙述方式，在喜剧性的、嘲讽的描述中将批判意味表达得更具力度。他90 年代创作的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以及中篇《温故一九四二》，则把人对于“权力”的追逐和“权力”对人的倾轧展现在历史场景之中。带有滑稽意味的历史场面的连接方式，显示出“权力”暴力是构成历史的“本质”性因素。

第十五章 散文

一、散文的发展趋势

散文在80 年代以后的发展呈现文体“窄化”的趋势，即存在一种将报告文学等叙事性形态和杂文等议论性形态，从散文中加以剥离的要求，甚至提出了“抒情散文”、“艺术散文”或“美文”等概念。在不同的阶段，散文的发展又有不同的形态。80 年代初期，散文主要要突破60 年代初期形成写作模式，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人性”经历和情绪的抒发。这一时期主要有巴金、杨绛、孙犁等老作家和张洁、贾平凹、王英琦等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在80年代的各种文学思潮中，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活跃相比，散文显得相对平淡。80年代中期，一些批评家和散文作家认为散文存在“危机”，对散文的发展和革新进行讨论，更多地强调了散文本身的“自足性”问题。进入90 年代，散文的写作和阅读都呈现出一种热闹局面，被称为“散文热”。30-40 年代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表现“闲适”的散文，被重新发掘并受到欢迎。许多90 年代的散文作品也表现出类似的情调，但更多地表现了认同世俗生活的取向。这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追求和消费性文化需求的状况相适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学者介入散文创作，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位和文化含量，使得“随笔”成为散文创作中取得较多成绩的主体形态。这些散文常常被称为“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

二、巴金的《随想录》

巴金（1904—）在1978 年到1986 年的八年间写作了150 多篇随笔，总题为《随想录》。这些随笔包含了作者对WG历史“浩劫”的反思，对痛失亲友的追忆，对自我的拷问，并对他不能认同的当时的一些言论与观点进行的批判。《怀念萧珊》、《小狗包弟》等是其中的名篇。他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将自己在WG中的遭遇以及对WG的评价质朴直白地讲述出来，文字朴素，没有经营雕琢的痕迹。字里行间流露的热情，表现了一个老艺术家令人感动的人格力量。他不仅作为历史“灾难”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发出对历史的批判和控诉，从而警醒社会，使“WG”不再发生；同时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自省意识，在揭露WG的荒诞和残酷的同时，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解剖。这使得这些随笔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被当时的人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但作家所采取的坚定的“干预社会”的写作姿态，坚持人的理性和道德力量能够认知、控制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影响了对问题作更深入的讨论。

三、杨绛散文

杨绛（1911—）多年从事翻译工作，写有长篇小说《洗澡》以及若干剧本。她于80年代写的两本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显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观察、叙述历史的角度。《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 年底到1972 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大多是个人亲历亲闻的“琐事”：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其名称、写法和作者的叙述立场，都可见明代作家沈复的《浮生六记》的影响。《将饮茶》也部分地写到了“WG”期间的遭遇，但更具特色是回忆亲人的那些作品。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叙述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采取置身事外的平静审视态度。她专注于时代大事件中的小插曲，书写个人的见闻和感受。她的叙述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夸大个人对历史、社会的责任意识，而意识到个人的有限与可能，从“卑微者”的角度冷静地展示世态人情，因而能更多地显示历史与人生的“真相”。这种独特的叙述角度和立场，使她的散文显示出透彻的人生智慧和淡泊优雅的文风。

四、余秋雨散文

余秋雨（1946—）以散文集《文化苦旅》在90 年代初引起广泛注意，其后还有《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等出版。批评界一般将他看作“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文大都以记游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这些作品借助了大量的文化史知识，往往以叙述人的旅游经历为开端，或在历史的回溯中感叹文化和山水的兴衰，或在对古代文化踪迹的探询中思考知识者的使命与命运。旅游者的经历、文化名胜的兴衰和叙述人的文化思考被有机地组织在文章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散文样式。在语言上追求典雅，如篇名“风雨天一阁”、“寂寞天柱山”、“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所显示，这使这些散文具有较浓的“文人”气息。行文常常直抒胸臆，但情感的表达有时过于夸张和不自然。在篇章结构上，也有雷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