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性论读后感
《人性论》从社会角度而非自然科学角度探讨了基于公共意见与信念而形成的人的社会本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人性论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人性论读后感1
在拿到书之前,对休谟的人性论充满好奇和揣摩。人性是所谓明或暗、恶与善还是我能想象的那种种代表美好与邪恶的对立的词汇呢?作为人类其中一员,渺渺于浩瀚人海之中,沉浮在生老病死的人生之途,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探寻自己的“人性”,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我看到人类几乎无所不能,令其他物种望其项背,可是人类却征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古往今来多少哲学家、神学家都在竭力去探寻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人类为什么可以征服其他物种,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更加智慧,我们究竟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外星人的试验品?所以试图了解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科学角度上有的从生理结构上去探寻,比如我们人类的大脑最发达,这决定了我们是最智慧的生物,有的从心理上去推理,比如我们人类有更复杂的神经反射系统和精神现象。而哲学家似乎力图从我们的推理演绎思想活动中推测我们观念的活动方式,来论证人类的观念和信仰来自何方。神学家干脆把思想的起源归结于上帝或神,它们是人类的先天观念,在这种先天观念的引导和驱策下我们人类才创造了这汲汲央央的灿烂文化。
休谟的书首先推翻了我之前浪漫的预期,他没有去论述人性的性质问题,比如我们关心的“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问题”,他是在讲我们的观念来自何方,我们的信仰是如何形成的。具体地说,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先天观念。人类的一切观念首先来自印象,而印象来自五感,及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
就如同烹饪美味佳肴,首先有原材料、调味品,然后大厨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品。大厨就是人类大脑的推理活动,而原材料与调味品的关系就是印象和观念之间相连的那些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形成观念的最重要的一种推理关系。如果两个对象是恒常结合的,那么这两个对象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共同的原因导致不断再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恒常结合的结果,据以我们在看到其中一个对象之后就会马上推移到另一个对象上,观念得以产生。而信仰是什么?是习惯!
这个结论就像一记重锤令信仰这个词汇的神秘感产生了裂缝。信仰是一种活泼而强烈的习惯,这个习惯来自一种活泼而强烈的印象。按照这种理解,信仰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只要淡化那种印象、削弱那种习惯,信仰就会变得虚弱,最终从你的脑海里坍塌。同理,信仰也完全可以靠不断地强化那种印象和习惯而得到加强。比如教育,教育是典型的靠不断强化来增强你头脑中那种观念的活泼性从而把观念变成习惯最终演化成你奉为行止的信仰。因此,教育的确是信仰的阵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也就能清楚地了解,教育也有可能成为另一种驯化的工具。
休谟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是18岁。我想起自己的18岁,还在看席慕容的诗,为她那500年前的回眸感动不已,自嘲地说这就是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休谟的《人性论》因为冗长而艰辛的阅读体验而在初问世之际受到冷遇,但却的确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读了它你才能了解他的观点所谓的源头。
人性论读后感2本卷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对道德问题的全面阐述,前面的文章的知性、情感可以说是道德的基础,为道德观奠定基础。下面就三章内容作简要介绍。
第一章论述了道德的区别来源问题?
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就是标题:道德的区别不是从理性得来的。我们看怎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作者反对理性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情感主义的道德观。理性主义者认为,道德只是对理性的符合,道德和真理一样。
这种观点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属于人的实践活动部分,它对人的情感和行为发生影响,单凭着理性不可能有那种影响,所以道德准则不可能从理性中来。道德实践应该是理性和情感共同的产物。
(二)理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指依据事实的推理,在这个方面理性也不是区分道德善恶的根据。因为我们在看到一个现象和事实时,我们判断是德或者恶是根据内心的感受表达的赞成与否,而不是进行推理,所以道德是情感或者是情绪的,而不是理性的产物。
第二节:道德的区别是由道德感得来。立论的基础是:道德不是被判断出来的,而是被感觉出来的。当一种品格或者行为使我们快乐,它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我们这种快乐或者厌恶的原则是什么,作者称为道德感,为何道德感能让我们对一个行为产生快乐或者厌恶哪?这是道德哲学解决的问题。在第二章里面就论述了道德感的两种分类。
第二章的标题是“论正义和非议”。
第一节标题是:正义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的德。
(一)从道德感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观察到某种品格或行为后自然而然出现于心中的,这是“自然的德”,休谟的观点应该是这种自然的德。另一类由人类为应付环境和需要而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所引起的,这是“人为的德”。正义是人为的德。举个例子,按劳分配就是为了维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而人为设计的德即正义。
(二)行为是动机产生,善良的动机是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正义的行为不是有利己心,也不是公益心或慈善心。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不是自然得来的,而是来自人为的教育和人类的协议。
第二节“论正义与财产的起源。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正义的规则如何确立?另一个问题为何人为遵守正义的规则为德,违反正义的规则为恶?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正义规则是根据利益来确立的。这些规则与利益的联系有其特点,即正义的规则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利益,着眼于整个正义规则的体系对社会的益处。人人遵守正义规则将有利于社会,并最终有利于每个人的利益。
第二问题是为何人为遵守正义的规则为德,违法正义的规则为恶?人们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建立了正义的规则。在较大的社会中,人们不容易直接看到正义规则的遵守或者破坏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或者损害,但是人们对非议给自己带来的损害时不会看不到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看到别人受到伤害是痛苦,得到益处是快乐。所以社会中正义行为中使人快乐的事情称为德,非义行为带来了恶的感觉称为恶。
第三、四、五节分别讨论了正义的三个基本原则或者称为自然法则:第一条自然法就是第三节内容分别论述了“现时占有”“占领”“实效占有”“添附占有”“继承”等确定财产权的规则。第二条自然法则:为财产权发生调整和变化时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取决于财产所有者同意之下的效用和利益。第三条自然法则是关于缔结协议后如何履行许诺的各种规定和形式,它们是“为社会的方便和利益而作的一些人为的设计。”
第六节的标题是正义与非义的进一步考虑。用一些论证证明正义是人为的德,而不是自然的德。在改节的结尾作了小结:正义和非以的区别以利益和道德为根据。人类自愿的协议和人为措施使人的最初利益得到确立,因此,正义的法则是人为的。对这些法则的遵守自然而然地产生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又可以通过教育等“新的”人为措施而得到加强。
第七节论述了政府的起源。人们受利益的支配,并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依赖于遵守正义,但是人们仍然做违反自己利益的事,这是因为人们的情感有舍远求近的弱点,它使人们常常只顾眼前小利而牺牲长远的社会利益。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只有让少数人自己遵守正义的同时和执行正义作为他们的直接利益(即发给他们工资),并强制他人也遵守正义的法规,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的目的。这就是政府的起源,这些少数人就是政府的各级官员。
第八章的标题是忠顺的起源,对政府的服从是如何发生的。政府产生之前,正义的三个原则就已经存在了。在政府产生之后,人们根据履行许诺原则而服从它。这样,许诺就可以看成是对政府的服从义务的起源。起初,人们因为服从许诺而服从政府,服从政府因为在人们心目中扎根以后,受人的情感的影响之后,产生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契约的原始的约束力。
第九节的标题是忠顺的限度,结论是:对于暴虐的政府可以拒绝服从或进行反抗。原因是:政府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利益而建立的,人们对政府的服从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人们的利益,人们的服从义务也就停止应该停止了。
第十节的标题忠顺的对象:政府。这一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理解。
第一,对上一节的反抗学说作了一点补充,尽管理论上在某种情况下反对政府是正当的,但是实践上,这样做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会导致**和无政府状态。因此,对政府进行反抗应十分谨慎,只有在受到非常残酷的压迫下,才可以进行反抗。
第二,人们服从政府的权威性作了论证,人们在决定服从哪个政府或执政长官时,往往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利益考虑,而是根据政府的权威,这种权威时通过政府的“长期占有”,“现实占有”,“征服”,“继承”和“成文法”所获得的。
第三,对英国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进行了辩护。感觉在论证的过程中先说反抗政府不好,又是对政府忠顺是被迫的。接着又举例说明英国推翻封建革命是正确的,论述跌宕起伏,总而言之,一个目的反抗政府是一个需要谨慎的事情。
第十一和十二章分别用前面的原理讨论了国际法和女性的贞操问题。
第三章标题是其他的德与恶,实际上讨论各种自然的德。
自然的德来源于同情,立论的基础:道德善恶的区别依赖于人内心特殊的苦乐感,凡是使我们感到快乐的性质和行为是善的,凡是使我们感到痛苦的性质和行为是恶的。人们可以借助同情有相似的感受,来判断是德的还是恶的。比如:人们可以借助对正义之德带来的利益的同情,产生了对正义的道德感。对于自然的德,同情也起同样作用。慈善,仁爱等都是自然的德,它们能够给其他人带来福利,人们由于同情受到慈善机构援助的福利,而使我们赞成这些德。
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区别只在于:自然的德是由于带来的福利是来自个人的,并且针对的对象是具体的,人为的德是着眼于社会的。同情在自然的德方面比在同情的德方面更容易发挥作用。比如:汶川地震募捐有来自政府,集体,个人的等。
在道德上,能够产生快乐和痛苦的“根源”或品质有四种:对他人有用的品质,对自己有用的品质,对他人快乐的品质,对自己快乐的品质。这样分的。如何这样分,我也说不清楚。
第二,三节的标题是伟大的心情和仁善和慈善。
运用同情的原理,论述心灵的伟大时具体说明了上述能引起快乐和痛苦的四种品质的作用。
第四节的标题是自然才能。对人的自然才能与道德德性的异同作了比较分析。认为人的自然才能在能够引起快乐和受人尊重等方面与德是一致的。自然才能之所以受人尊重主要因为它们的有用性。
第五节具体分析了身体和财富方面的条件为什么会引起快乐和痛苦。
第六节是本卷的结论,分别对同情原理,道德的效用原理,道德感原理等作了简要的概括。
人性论读后感3我们原以为我们总在认识世界,却忽视了我们也在被世界所认识。
对于人之认识能力,在哲学上至少存在着两个似乎对立的派别,即所谓的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可知论大概是承认“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即“思维”存在着认识“存在”的可能性。而不可知论大概是说:“思维”不存在认识“存在”的可能性。二者看似对立,在我看来,实则不对立。相反,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共成一个体系。但也有必要将其区分开来,而这并非是因为其观点针锋相对,而是因为它们强调的点即侧重点不同。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么,究竟我们是否存在着“思维”认识“存在”的可能性呢?
首先,我还是认为,“思维”是存在认识“存在”的可能性的,只是存在着“‘思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不同于很多可知论的观点,虽然我认为“思维”存在认识“存在”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也认为“思维”对“存在”的认识是不彻底和不完整的,即“思维”不能完全认识“存在”。也许我们能认识事物的很多方面,但由于受认识主体(主要是人)个人或集体知识结构,认识能力,实践水平以及认识工具等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认识主体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甚至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认识将是不彻底的和不完整的。如我们认为某属性是事物最重要或基本的要素,然而后来却发现不是;又如什么才是事物最重要或最基本的属性即本质?
它是否有一个静止的、绝对化的评判标准?所以,当我们试图承认我们能彻底、完整地认识事物时,我们便会遇到认识的有限性与标准的相对性即可变性这样的尴尬。但我们又不能说:“我们不能认识些什么。”毕竟,我能还是能认识点什么的!我们总能看见些或听见些或者理解些什么的。即我们不能说“思维”完全不能认识“存在”。那我们又是凭什么去认识的呢?我想,首先是依靠我们的感官,认识的主体人的基本感官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肤和手脚等,相应的便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这五种基本感觉。我们日常主要便是依靠人的这些感官认识事物的存在,它是人认识事物存在的基本和最直接的方式,其认识的内容构成了人类认识的基本内容。
其次,便是人的理性,这也是人类认识或者说意识超越其他动物的表现,人类不仅可通过感官认识事物的存在,也可以通过人类的理性认识事物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属性等。在这我们也可看出人的“感官认识能力”与“理性认识能力”是有区别的,“感官认识能力”认识的更多的是事物的“现象”及其“存在”,而“理性认识能力”意味着更多,它可以把人对事物的认识层面不断深化,可以认识到更为接近事物的本质的层面,但也无法充分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或基本属性,即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事物的“真理”,但却无法穷尽“真理”。而除人类之外的动物的认识或意识是很少甚至不存在理性的,即便有,也是不完善的,因为理性是社会化的产物。
另一方面,我有认为,不可知论即“思维”不存在认识“存在”的可能性也是可能的,它反映的实质问题也是围绕“‘思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存在’以及怎样认识‘存在’”展开的。我认为,“思维”不存在认识“存在”的可能性更多的是指“思维”不存在认识“存在”的“本质如“真”、“善”、“美”等,而因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和核心,对事物的存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旦“思维”不能彻底、完整、科学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我们便不能说我们已经认识了该“存在”。依据上文所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本质)’与‘我们怎样认识‘存在’、‘认识的有限性以及认识的标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有关’。”
下面,我将着重通过讨论“我们怎样认识存在”这问题来为“不可知论”提供依据。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然而,真的如此吗?究竟什么是“实”即什么是“真实”?眼睛看到的即使是事物非常重要的属性一定是“真实”的吗?还有,你看到的事物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吗?是否存在“不真实”的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我想首先借用康德先生的观点,即我们看到的事物的“真实”是我们“眼睛”等感官感知到的真实而非事物自身的真实。事实上,我们的眼睛等感官太容易欺骗我们了!
受人的生理结构和意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我们在观察事物时,通过各种手段形成的对事物的“印象”知觉或在”印象”知觉基础上通过想象和记忆形成的某一事物的“观念”可能是模糊的或是表象的甚至错误的。另外,即使是我们形成的对事物的“印象”知觉或“观念”是比较正确的,当我们试图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时,我们会发现我们面临着表达不清或言不达意等的尴尬,首先,这是由语言的多义性和修饰性造成的,当我们看到一朵很“美”的花时,我们也许会用“美”这个形容词来概括这朵花“美”的具体表现,如花朵的体态,我们只能试图以更接近于花朵“如何美”的语言来作一个大致的勾画,而始终无法非常精确地说出这朵花是如何如何的“美”,“花”如何如何的“美”似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事,它可能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火甚至就不存在。其次,人认识事物的“真实”还受到了人的理性能力制约。最后,我们并不能剔除我们在认识事物时所抱有的主观偏好,正如一句话所说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既然我们不能剔除我们认识事物时所抱有的主观偏好,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说认识的事物一定真实,会不会是我们认为的真实呢?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第二篇:休谟《人性论》读后感
休谟《人性论》读后感
在大概的看了下《西方哲学史》的情况下,我知道了休谟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人性论》让我很好奇,看书名,就让我觉得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要有趣,当然哲学类的书籍都是非常枯燥难懂的,但只要懂了,那么在思想境界上就得到改造和提升。
休谟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我在上课时听老师介绍后,甚是震惊。12岁的休谟已经是爱登堡大学的学生了。出于“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 和在哲学研究上的突破,休谟决定“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哲学)上。”,这时的他才18岁。我现在已经19岁了,还在拿“谁的青春不迷茫”这句话来作为自己迷迷糊糊的生活的托词,实在惭愧。
《人性论》这本著作是休谟在他26岁时初步完成的,并在之后不断地增加内容。这本伟大的著作在当时却得不到重视,给辛苦研究的休谟带来很重的挫折。
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哲学,科学是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根据人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因此休谟提出一个建立一个科学体系,即有关于人性的“人的科学”。在此之前,我认为科学是本身存在的,是不变的真理,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只能被同一地发现而不会有不同的认知。站在人的角度看,但是这世界在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否则就不会存在问题的辩论了,其中关于克隆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归根到底,“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
关于人性,休谟分成了三种:知性,情感和道德学。我仅对第一卷的《论知性》第一章《论观念的起源、组合、抽象、联系等》中的部分谈谈我的个人的体会,至于整个《人性论》的内容概括我还无法体会和概括。
《人性论》的第一卷,休谟认为人心灵的一切知觉可分为“印象”和“观念”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印象:初次进入人的灵魂中的最强烈的的知觉;观念: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这两者是一般很容易区别,但是在少数的特殊例子上,两者可能很相近,以至于难以区分两者,所以需要一个东西作为区别,于是休谟就把印象和观念分为简单的和复合的这两类,这样就巧妙地消除了特殊例子对理论体系造成不严密性的漏洞威胁。
关于简单的印象和观念,书中所说“我们的全部简单观念最初出现时都是来自简单印象,这种简单印象和简单观念相应,而且为简单观念所精确地复现。,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次序关系。次序的关系,”休谟用的正面证明例子是儿童对于颜色和味道的观念,和官能出现事故类似天生就是盲人或聋子的人对于某些印象和观念的的缺失。但是休谟又提出来一个矛盾的例子,就是在渐变连续的色调中的中间一个空白点,人是可以凭想象来补充这一缺陷的。当看到这里时,我在想:这矛盾似乎彻底的摧毁了关于印象和观念的次序上的理论。但是休谟对这种例子作出了关于次生观念的说明,观念可以从新观念中产生自己的意象,通过这个说明休谟完整严密地证明出了一切简单观念或是间接地或是直接地从它们相应的印象得来的这个说法仍然是正确的。
印象又可分为两种:感觉印象和反省印象。其中说到“感觉印象是由我们所不知的原因开始产生于心中” 反省印象则即情感、欲望和情绪,大多数是由观念得来的。我产生了这样的迷惑其中的“所不知的原因”的得出又是什么原因呢?即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关于印象在心中的复现的官能,休谟把它分成了两种。一种保持原有的活泼程度即“记忆”,另一种则完全失掉那种活泼性,变成一个纯粹的观念即“想象”。通过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理解两者的不同,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会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现在大脑的研究还不能解释关于想象和记忆这两者之间在生物水平上是否存在关于印象有着交错的联系,更不知道相关的活动机理,在休谟那个时代科技更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假若这一分类在生物学方面不符合,是否就得推翻?或者通过修改词意来补救?这纯属我的胡思乱想,恐怕贻笑大方了。
字数和体会都很有限。对休谟《人性论》的学习还在初步阶段,学习到了休谟哲学的深刻迷人之处,也被他严密的逻辑推理所折服。学习过程中总是有许多不解、怀疑和矛盾的地方,看来哲学这门学科实在是博大精深,实在得下一番苦功钻研。
第三篇:《淮南子》与儒道两家人性论
《淮南子》与儒道两家人性论
刘爱敏 《 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08日16 版)
先秦诸子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至秦汉时期逐渐趋于融合。《淮南子》是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转折点上的巨著,上承诸子,下启经学,在各种问题上试图兼容诸子百家之长,综合而成“帝王南面之术”。其人性论是对诸子百家的继承,而主要是儒、道两家,两家人性论既有冲突,也有交融。《淮南子》试图站在道家立场上,对两家人性论进行贯通与融合。在人性本质上,儒家以善恶论人性:孟子主“性善论”,荀子主“性恶论”。道家倡人性本真说,《老子》第二十一章论道之“真”:“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道之真落实到人心就是人性之真,第五十五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推崇赤子是因为赤子的性真。《庄子》更是提出“真人”这一道家的理想人格。《淮南子》既有道家的人性本真说,又有儒家的“民性善”论。如《淮南子》多次提及“抱素反真”(《齐俗训》)、“全性保真”(《泛论训》)、“块然保真”(《主术训》),并对“真人”作解释“所谓真人者也,性合于道也”(《精神训》),这是对老庄人性论的继承。但《本经训》又说:“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泰族训》亦曰:“人之性有仁义之资。”与孟子性善说相近。《淮南子》在借用儒家“性善”概念的同时,却作了道家的解释:“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泛论训》)把静而无为、循性保真称为“善”,把躁而多欲、越城逾险等大盗乱臣行为称为“不善”。儒家的形式下填充的是道家的内容,显示了《淮南子》以道融儒的痕迹。同时,《淮南子》又持“人性不等”和“人性可塑”论。如《修务训》说善如尧、舜、文王者不须教,恶如丹朱、商均者不可教,中人之性必须经过教化,才能在智慧和道德上趋于完善。此说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基本相同,是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周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说”等先秦人性论的调和。
在如何养性上,《淮南子》也体现了儒道兼容的特点:
一、《淮南子》认为养性的前提是“知道”。《天文训》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与人的本源,人是由“道”经“气”这一环节化生而成的。因为人性归根到底来自道性,所以只有了解了道性,才有利于从根本上养性。
二、《淮南子》认识到养生与养性之间的关系。《淮南子》继承了道家的养生观念,重视人的生命保养,认为人性是存在于人生命本身的,人的生命包含形、神、气三要素,正确处理好形、神、气三者之间的关系,养好生命,才能谈得上主动养性。
三、既提倡原心反性,又注重后天教化。孟子、庄子主张在“心”上做功夫,荀子则主张向外界学习。《淮南子》在综合老、庄、孟、荀等诸子的基础上,既重视内求式的“原心反性”“慎独”,也没有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正面影响。在主张持守先天本真之性的同时,更寻求后天教化对人性的完善。
四、既重体道抱德,又重礼乐法度对人性的规范作用。礼乐法度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创立的社会规范,它们与人性的关系如何,《淮南子》有前后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礼乐法度不但无助于人保持自然纯朴的本性,而且是人性失真成伪的祸因,是对人性的钳制和戕害。如《本经训》曰:“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另一种观点认为礼乐法度的产生本于人的自然之性,又使人性得到完善和规范化。如《泰族训》说:“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淮南子》虽然承认了礼乐法度存在的合理性,但并非站在了儒法立场上去了,它承认礼法制度的前提是以道为本,即《俶真训》所说:“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
《淮南子》存在着儒、道两家的人性论,各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作者试图在全书中把它们融合统一为一体,儒、道人性论贯通的途径是什么呢?寻找儒、道融合的途径,就是探寻它们之间相通一致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基础。儒道两家相通的观念表现在:
第一,儒道两家在人性的来源问题上都讲天人相通。道家讲宇宙的生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与人,天人最终相通于道,归属于道。儒家则讲宇宙的构成,认为宇宙由天、地、人、阴阳、五行十元素构成,天、人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相通、感应。儒道两家都讲天人合一。
儒家讲天人合一,常常借天的权威和至高无上性来言说人事,借以更好地来倡导人事、增强人事的感召力;道家讲天人合一,则要求彻底舍弃人事来与天地合一。儒家讲人的自然性必须符合和渗透人的社会性,只有这样人才能成其为人;道家讲人的自然性必须舍弃其社会性,使其自然性不受污染,并扩而与宇宙一体才能是真正的人。如果说儒家讲的是“自然的人化”,那么道家讲的便是“人的自然化”。二者既统一又对立互补。
第二,儒家和道家在人性的落实问题上都重视心的作用。孟子和庄子都认为心是性的载体,《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庄子》论心斋、坐忘和游心。儒道两家都认为养性由心开始,由养心到养性,再到知天或知道,理路是一致的。心,不仅是道德之端,也是精神之所。所以,《淮南子》从《精神训》追求道家体道抱德的精神自由,到《缪称训》强调儒家的道德修养,心这一媒介起了系连作用,心把儒家的道德与道家的精神挽合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心既是儒、道的结合部,也是二者的分离处,儒家由诚意、正心极于治国平天下,道德的无限性不是向上伸向天命,而是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中,显示了儒家正视现实的理性精神;而道家的游心、坐忘指向的是形而上的道,而非客观现实,说明了道家学说的玄虚性。
第三,道家的性“真”与儒家的性“善”相通于“诚”,“诚”的含义既包含了“真”,又包含了“善”,“诚”这一概念体现了儒、道人性论的融合。“诚”是由孔子的“忠信”思想发展而来。《中庸》后半部是以诚为中心展开的,是儒家言诚之始。“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朱熹解释为“真实无妄”,诚有天道之诚,有人道之诚,人道之诚来自天道之诚。天地为物不贰可曰诚,普通人不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因此必须择善而固执,然后才可以诚身。《孟子·尽心上》中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反身而诚”“强恕而行”是为了“求仁”,由此可以说明孟子所说的诚,是以仁为内容,指仁心的全部呈现。这也与《荀子》关于“诚”的论述一致,《荀子·不
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仁、义是荀子“诚”的内容。《大学》讲“诚意”,指对心的修养功夫,目的是力图通过“诚”的修身功夫来张扬人的本质力量,以达到人格上的完善与浩然,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可以看出,儒家的“诚”,是仁义之心的真实无妄的呈现,是“善”中包含着“真”。道家的人性论则是“真”中包含着“善”。老子追求人性的本真自然,又曾把具备仁慈之善心看作他的三宝之首,第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庄子·渔父》篇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借用儒家的“诚”来解释“真”。天生物不贰,道家从中看到了“真”,儒家则从中看到了“善”,真善并存于天性,所以也并存于人性。《淮南子》中则把精、诚二字合用,如《泰族训》“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可以看出是对儒、道人性论的兼综融合,既强调“真”又强调“善”。而《淮南子》之所以能兼容,就在于儒道两家在人性论上的相通性,相通性即体现在“诚”这一概念上。
第四,在如何养性上,儒道两家都重视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否定或排斥物欲功利,反对纵欲任情。儒家重义轻利,强调人应当为道义而活着,《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突显的是人的道德价值。为了去恶从善,孟子主张“寡欲”,《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并不认为所有的欲都是恶,所以主张“寡”,而不是“绝”,这是与宗教不同的地方。荀子以欲为性,认为人性恶,所以主张“节欲”,《正名》篇曰:“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家义利俱轻,主张摆脱物欲功利的纠缠和道义的束缚,追求一种“忘其肝胆,遗其耳目”的绝对自由,“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强调是心灵的解放和精神的快乐。庄子认为情、欲是失性害生的祸源,为了保持本真自然之性,以老子、庄子为首的道家根本不曾有任何任情纵欲的思想。儒、道一为道德,一为精神,虽然立足点不同,但却异曲同工,共同培育出中华文化鄙薄功名利禄的思想境界。《淮南子》以中乐外的养性论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人或沉溺于物欲情欲的无止境追求,或奔命于世俗声名地位的获取,都可以说是“内不得中,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原道训》)。
虽然耳听妙乐,目视美艳,口品甘甜,终日行乐,夜以继日,有无数人为此而心生羡慕,但当曲终人散,解车休马,内心却感到一片空虚,“怅然若有所亡也”,这是以外乐内的典型写照。所以《淮南子》要求“遗物而反己”,从外物中超脱出来,返回到自己的本性之中。“夫性,亦人之斗极也”(《齐俗训》),人性就像北斗星,会时时校正人生前行的方向。正是由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使《淮南子》中儒道两家在人性论上融合较深。但是,儒道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并非处处可以调和,因而融合中又有冲突,冲突中又有互补,而儒、道的互补又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儒、道并存的基本格局。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第四篇:韩非的人性论及其当代价值
韩非的人性论及其当代价值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高庆涛
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中作为各家学说理论基础的人性论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很多人认为韩非的人性论是性恶论,甚至有人将其人性论提升至绝对性恶论的程度。然而韩非从未明确提出过 “人性恶”的论断,实际上他主张的是一种自然的人性自私自利论。
韩非人性论的形成原因
社会现实的影响。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侵犯争夺,道德准则荡然无存,韩国的没落加上君主的无能,韩非富国强兵的主张终不被采纳。经济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一方面,王权衰弱,土地使用权下移,土地私有制得到承认,人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通过占有更多的土地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国王公贵族对财富的贪婪急剧膨胀。另外,社会下层民众在货币财富的召唤下,从事商贾、争为技艺之风日盛。商品货币经济对传统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是韩非以利害———交换关系来定义社会关系的社会根源。
思想观念的熏陶。首先,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家前期代表人物的影响,法家历来主张人性好利。商鞅说过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容,此民之情也”,他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驱动力都是利益,于是韩非做出了 “(人)皆挟自为心”的论断。其次,韩非在继承并改造其师荀子的人性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观点,他透过 “性恶”的表象,从唯物的观点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要受到物质利益的支配,从而得出人性自利的观点,又以此为基础来考察一切社会关系。
韩非的人性 “自为”论
韩非提出人性自私说。他认为: 人生而好利,物质利益关系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人都是利己而不愿利人的,并且人的这一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在 《解老》篇中说道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欲利之心”,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认为正是人的生理上的需求以及生存需要造就了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在韩非子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没有真情可言,不是儒家讲的 “仁义” 和“礼让”,而是 “利害”和 “算计”,是以利相合。
人与人之间。《备内》篇说道: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从表象上看,舆人和匠人的外在表现似乎迥异其趣,而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则其深层心理动机,其实皆出于利己目的。开马车铺的并不比比开棺材店的更 “仁义”因为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父母与子女之间。《六反》篇指出: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子认为,父母之所以重男轻女,不过是从利己利家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父母甚至不惜残害自己的亲生女婴。
晚辈对长辈亦毫不逊色。《备内》篇举例述说: “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儿子为了能顺利继承君位,则期望其父早死。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夫妻之间。“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 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女子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矣。”(《韩非子·备内》)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妻子过了三十岁就美色渐渐衰退了,而丈夫到五十岁依旧是喜欢漂亮的女子,上了年纪的妻子逐渐地被疏远,因此夫妻之间也没有真感情。
君臣之间。君臣关系也一样,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实质就是一种买卖关系,即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于是就形成“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难一》)这种现象。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他们之间就不能不 “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 《韩非子·六反》,大臣们不满足于现状,大富大贵、成就功业才是他们最大的 “利”。
韩非人性论的现代启示
韩非认识到了人性自私的一面,但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归之为一个 “利”字,并将个体的特性视为普遍的人性,以及他指出的父母杀害女婴、妻子与儿子合谋杀害君主等现象难免有些偏激。但韩非的人性论也有可取之处,通过对其具体深入地分析,采取其中合理成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承认 “人性自利”的本性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积极意义。韩非承认人的利己行为,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之处在于它更有效率,“市场经济唤醒、激发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己心并推动其活动,大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体现市场经济的效率特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 “以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初次分配中更加注重效率,这将更加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采取多种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由人性不能改变而引出铁腕和“因人情”两种有效的统治手段。韩非认为,人自私自利、喜利畏罪与好逸恶劳的本性无法改变,“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能以学于人也”。(《韩非子 显学》),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打击犯罪分子,“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严刑峻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官员腐败问题、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网络犯罪等问题无不威胁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法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从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另外,韩非认为虽然人自私自利的本性无法改变,但可以对其加以引导和利用。“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这就启发领导者们在进行国家管理的时候,要利用人性的特点来引导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时,不要强制地改造学生的本性,而是要根据学生的天性,因势利导,引导学生们实现更好的发展。
第五篇:休谟《人性论》读书摘抄及感想
休谟《人性论》读书摘抄及感想
通常讲大道理的书都不是那么有趣的,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才能懂得,而且其中的道理就算不懂也不会影响到吃饭睡觉,但一旦明白后它就是我们的财富。也许我们会在今后某个时候发现它的用处,这时我们就高人一等了。
最近看了休谟的《人性论》,刚开始觉得看这么空的东西还不如看化学书,但我看了序言之后意识到看化学书之前必须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它很好地回答了我对“人”这种奇怪生物的很多问题,以下是我的摘抄及感想。
“在休谟看来,哲学就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因为人性乃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所有的科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性有关,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人,因而‘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确实的解决。’”
在看到这句话之前我一直觉得科学是唯一不变的真理,它可不会因为人的心情而改变,它只是等着人去探索和了解。但我发现我错了,科学的的确确是建立在人之上的,它是以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我们拿什么保证人眼中的事实就是真相?红绿色盲的人眼中的世界和我们看到的不同,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世界就是真正的世界?
“所有一般观念都只是附加在一些特殊名词上的特殊观念,这些名词赋予那些特殊观念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使它们在需要时召唤起那些别的与它们相似的观念。”
比方我说人,我们在脑海中形成的是特定的某些人,而绝不是无穷尽的个体,我们也很清楚这某些个别的人不能代表所有人,人是更为广泛的一个概念。
“心灵绝不会想到在被赋予形状的物体中去区分一个形状。”
就像刚看到圆形时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它有特别之处,只是接收了这种印象,直到我们看到了方形,我们才逐渐发现两者的区别,并形成了形状的观念。
有比较才会有发现,要多观察事物进行比较。
“在形而上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凡是心灵能够清楚构想的东西,都包含可能存在的观念,换句话说,凡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东西都是绝对可能的。我们能够形成一座金色山峦的观念,因此据此可以推断这样一座山峦是可能存在的。我们不能形成没有山谷的山的观念,因此就把它看作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观念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能想象的东西都是绝对可能的,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变为现实?既然我们已经能在脑中形成完整的概念,我们只要努力可能就会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
“记忆和想象的区别在于记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活泼性。一个人可以放纵他的想象,去捏造任何过去冒险的情景;但想象的观念如果不是较为微弱和模糊的话,就无法把想象的情景与同样的记忆的情景区别开来。
一个记忆的观念,可能由于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和活泼性二衰退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被当作室一个想象的观念;同样的,在另一方面,一个想象的观念可以获得这样的影响力和活泼性,以至于被认为是一个记忆的观念,并在信念和判断中仿制这记忆同样的效用。这种情况可以在撒谎者身上看到:通过频繁地重复他们的谎言,最后他们就会把它们当作事实而相信和记住中它们;习俗和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也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对心灵产生了和自然一样的影响力,并且给观念灌注了同样的影响力和活力。
只有知觉的强力和生动性才构成了判断的最初活动,并且当我们追溯因果关系时,奠定了我们根据这种判断进行推理的基础。”
记忆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变得好像是自己想象出来一样,对于太久以前的事,我常会分不清那是真实发生还是自己的想象;而对于太过强烈的想象,就感觉那真的发生过。你也有这种感受吗?
“普遍的规则是非常流行的,并不因为例外情况而有所改变。”
少数服从多数应该就是从这个观点衍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