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观后感1

电视专题片《零容忍》观后感

1月15日至19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

专题片分为“不负十四亿”“打虎拍蝇”“惩前毖后”“系统施治”“永远在路上”五个主题，选取16个案例，通过14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讲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三集《惩前毖后》，通过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案、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案、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川生案等案例，讲述纪检监察机关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实现查办案件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党的十九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发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始终保持“惩”的力度，积极探索“治”的途径，充分发挥“救”的效能，不断深化拓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容内涵和方式方法，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向纵深发展。

正风肃纪反腐既是严肃的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也是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

纪检监察机关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正风肃纪反腐既是严肃的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也是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查清问题、严肃惩处不是唯一目的，还要让犯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使其相信组织、真心悔过，从而达到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实现查办案件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陈刚，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曾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他的突出问题是，利用规划审批这一重要权力进行权钱交易。

教育和挽救，才是我们审查调查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要让他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做错，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鼓励他能够反省自身的人生经历。

专案组和陈刚一起，对他过往的人生展开系统的梳理反思。陈刚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正赶上极佳的历史机遇。那时候，北京还只有三环路，地铁只有一、二号线，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急需高学历专业人才。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陈刚参加工作仅仅八年，就走到了北京市规划建设领域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他当时也曾满怀激情，为能参与北京的建设心潮澎湃。

陈刚31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36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主任，40岁成为北京市副市长，人生前半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回头看去，他才意识到自满懈怠也由此生长。

忽视了理想信念的锤炼，自然很难建立起拒腐防变的坚实防线。而陈刚手握规划审批权，又正值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在房地产商重点“围猎”下，陈刚逐渐失去了定力。老板从安排他吃请娱乐，发展到提供车辆、信用卡，再到直接送上房产、巨款；陈刚则利用职务便利，为老板在项目用地性质变更、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规划调整、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

陈刚从事和分管北京规划和城建工作达17年之久，他的问题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存在的乱象和弊病，值得深入总结、以案促改，通过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来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专案组在和陈刚谈话中，和他深度探讨规划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以此推动他更深入地反思自身错误。

专案组安排陈刚重新学习党中央关于首都规划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鼓励他放下个人得失，回到初心和公心，结合自身经历认真思考，提出有价值的反思和建议。这一安排让陈刚深受触动。

思考规划建设的大问题，反过来也促进着陈刚对“自我”的反思。他主动和专案组进一步深谈自己做过的几桩荒唐事，发自内心作出了深刻忏悔。其中之一是关于建私家园林的问题。2002年到2014年期间，陈刚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老板出资数千万元，分两期在北京怀柔为他建造了一座私家园林。由于这处园林违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陈刚被查处后已经被拆除。

触及灵魂的自我反思总是痛苦的，但陈刚终于迈出了这一步，直面了自己最不堪的一面。不论是从个体错误的反思上，还是对北京规划建设领域问题的分析，这次审查调查都取得了由“惩”到“治”的效果。

2021年2月，法院公开审理陈刚一案。法院认为，陈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亿余元，构成受贿罪。鉴于他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最终判决陈刚有期徒刑十五年。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许多持久管用的方针政策都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1942年2月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方针。70多年来，这一方针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成为我们党通过解决自身问题达到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2016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党内监督工作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同时，增加了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等规定，成为监督执纪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在实践工作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帮助许多违纪违法党员干部找回初心，认错悔错，最终实现自我改造。

刘国强，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曾任本溪钢铁集团总经理、本溪市政府市长、辽宁省政府副省长，2017年1月退休，2020年7月被审查调查。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办理另一个案件过程中发现刘国强受贿线索，经初核后对刘国强采取留置措施。当时刘国强表态会向组织坦白全部问题，但实际上是避重就轻。

刘国强的问题其实相当严重，从2006年至2020年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达3.5亿多元，受贿金额如此巨大，刘国强却在思想上掩耳盗铃，找借口自我麻痹。

刘国强一方面思想上回避、粉饰自身问题，一方面又有很强的侥幸心理。他之前做了不少对抗组织调查的准备，认为或许能够不被发现。

专案组加大外围调查力度，掌握了大量新的线索和证据，在一些老板处起获了刘国强藏匿的大量财物，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被留置的党员干部在没有被开除党籍之前，还是党内同志，专案组对他们也以“同志”相称，与他们进行“同志式”的谈话，推动他们直面自身错误，自己说清问题。

40多年前，刘国强是在大学期间写下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字里行间，是对党组织的向往和憧憬，是为祖国人民作贡献的朴素热情。重温20多岁的自己亲手写下的字句，对照后来几十年走过的路，刘国强扪心自问，的确是和初心渐行渐远。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思想的转变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曲折前进的。在每一个案件中，都需要针对留置对象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专案组分析了刘国强的实际情况，注重家人对他的亲情感召，让刘国强深受触动。

专案组坚持纪法情理贯通融合，把执纪执法、政策策略与思想引导、心理疏导、组织关怀统一起来，教育人、感召人。

在审查调查中，刘国强时常以自己是专业干部、不知纪不懂法作为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为此，专案组专门安排他学习党规党纪，观看警示教育片，进行纪法教育，促使他查找自己违纪违法的深层次原因。

初心回望、纪法震慑、亲情感召等一系列综合举措，对刘国强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专案组的同志和他一起回忆和梳理成长经历，让刘国强感慨良多。他渐渐不再自我逃避，开始诚恳反思自己的人生。

许多走上错误道路的党员领导干部，并非全无初心，只是随着权力增长逐渐迷失。刘国强早年长期在本溪钢铁集团工作，也曾有过为国家钢铁事业奋斗的激情和自豪感，作出过贡献。后来的蜕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经过专案组和他的一次次深入谈话，刘国强感受到了党组织看待犯错误的干部实事求是的态度，终于开始正视自己思想逐步变质的过程。

经过深刻反思，刘国强终于认识到自己发生蜕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放弃了初心使命，放弃了理想信念。思想的转变，自然会反映在行动上。刘国强从最初抱有对抗情绪，到有所保留地一点点交代问题，到最终坦白了所有问题，并真诚地写出了对党和人民的忏悔书。

到审查调查结束时，刘国强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21年8月，法院进行一审，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刘国强收受非法财物3.5亿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将择期宣判。刘国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从任何判决。

每一起腐败案件的发生，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党组织，付出的代价都是沉痛的。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铭记。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在被审查调查期间，对照自己理想信念动摇和违纪违法事实，写出了深刻的忏悔录，不少人还流下了眼泪，表明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触及灵魂的挽救作用。真诚的忏悔，也是对人性和灵魂的救赎，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工作成效的体现。

党中央高度重视运用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忏悔录，深化警示教育，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汇编并印发忏悔录，编写并传达警示通报材料，在党校开设警示教育课程，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公开，让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在强化不敢、不能、不想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组织一直要求、鼓励存在问题的干部主动找组织坦白自身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严把程序关、事实关、风险关、政策关，对主动投案者的动机、时机、觉悟态度、如实供述、现实表现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准确定性量纪执法，做到精准规范稳妥处置，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党中央要求盯住“关键少数”、管住绝大多数，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47.4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105.3万人次，占总人数的71.5%；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32.2万人次，占21.9%；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4.6万人次，占3.1%；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5.2万人次，占3.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红红脸、出出汗”已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纪检监察机关深化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正确把握党员干部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处理，对受诬告陷害的干部予以澄清正名，也是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于调动和保护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积极性十分重要。2021年1月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正式将澄清正名工作要求上升为制度。

进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牢牢把握严的主基调，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既讲依规依纪依法，又讲思想政治工作，在坚决惩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的同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