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感悟心得体会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感悟心得 体会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根据基本国情改革创新扶贫机制体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特”在哪里,需要深入研究这条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体现了什么优势、取得了哪些成就、有何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扶贫工作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推进的。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展土地改革,3 亿多农民获得土地。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1986 年,建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国家扶贫标准,划定重点扶持区
域,制定支持政策,启动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此后,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持续推进减贫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明确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建立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借鉴了国际反贫困的有益经验,又体现了自己的特色。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减贫领域国际合作,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减贫理论、理念、方法和工具。同时,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区别于单纯福利制度,区别于外部投资拉动,区别于非政府组织主导,是我们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与制度方面的优势。
其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带动减贫,以减贫促进发展。实行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为大规模减贫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以脱贫攻坚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带动贫困群众增收,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其二,坚持政府主导,将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分阶段制定扶贫规划。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分阶段组织实施减贫战略,持续推进扶贫开发。不断改革创新,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由多头分散转变为统筹集中,扶贫方式由偏重“输血”转变为注重“造血”。
其三,坚持开发式扶贫,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建设投资力度,激发内生动力。对贫困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全方位改善发展环境,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对贫困人口,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升整体素质,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等,使其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对丧失劳动能力无业可扶的贫困人口,实行综合性保障兜底。坚持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移风易俗,助力脱贫攻坚。
其四,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提高脱贫实效。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农村普遍贫困的状态,实行普惠性的政策措施,使大部分地区和群众受益。1986 年确定标准,划定重点扶持区域。党的十八大后,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派出驻村工作队解决“谁来扶”的问题,分类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明确标准和程序解决“怎么退”的问题。
其五,坚持改革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完善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一是责任体系。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构建起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二是政策体系。出台财政、金融、交通、教育、健康、科技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三是投入体系。扶贫投入由财政为主转变为多渠道筹措,小额信贷为贫困人口增收致富提供支持。四是动员体系。将 10月 17 日确定为“扶贫日”,凝聚起全党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力量。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机关定点扶贫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各方面普遍参与。五是监督体系。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组织开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各方面加大监督力度。六是考核体系。组织开展省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机关定点扶贫开展考核,确保脱贫责任落到实处。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明确了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
务。这些年来,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断拓展,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年底的9899 万人减到 2019 年年底的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3 年至 2019 年,832 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6079 元增加到 11567 元,增幅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 2.2 个百分点。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
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贫困人口脱贫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退耕还林、生态扶贫等政策的实施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
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基层干部能力提升了,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更强了,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驻村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了解了基层,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明显增强。贫困群众在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的大力帮扶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信心足了,干劲大了。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国际意义 在全球仍有 7 亿多极端贫困人口、许多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就显得更加亮眼。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减贫同步的有效路径,使数以亿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就是对全球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
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我们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现在,中国即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继续努力,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通过持续努力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村振兴,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第二篇:时政热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断拓展
时政热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断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发挥我国特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根据国情实际深化扶贫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扶贫开发不仅有效缓解了农村贫困状况、有力促进了贫困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培养锻炼干部队伍、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越走越宽广,使我们党和人民的“四个自信”不断增强。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经验做法
在改革开放后扶贫开发的探索与实践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内涵。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经验做法,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坚持改革创新。我国扶贫开发的突出成就在于,在长期扶贫开发实践中,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贫困标准下,都能有效实现既定扶贫开发目标。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党和政府不断推进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从改革开放之初以制度改革推动减贫,到1986年实施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战略,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一直在改革创新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贫困人口分布及特征的变化及时调整扶贫战略和政策,避免了一些国家简单进行抽象的赋权、干预措施却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条件,因而减贫成效不彰的困境。我国建立起符合本国实际的贫困标准及其调整体系,根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改革创新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社会政策。
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并在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作为战略性任务进行部署,分阶段、有计划、集中力量组织开展大规模的专项扶贫行动,并针对特定人群组织实施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同时,注重发挥党和政府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统筹协调的作用,不断提升扶贫脱贫国家动员能力,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坚持可持续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创新扶贫开发投入体制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扶贫投入力度。进入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用于扶贫开发的资金和各类资源迅速增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高水平的扶贫投入背后是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与此同时,我国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注重将公平与效率统一起来,保障社会资源投入与社会财富增长相适应,从而为扶贫开发提供了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坚持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视贫困群众为扶贫开发的重要主体。贫困治理不仅要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还要提高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促进贫困人口融入社会;不仅要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态,还要降低人们陷入贫困的风险。开发式扶贫通过建构有利于农村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引导贫困人口参与其中,不仅在经济意义上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而且在社会层面使贫困人口远离贫困。它还注重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为民情怀。
坚持协同推进。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成因包含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经济与政治诸要素,单一的贫困治理手段往往收效有限。我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
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之举。我们要清醒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
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但截至2017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总量仍有3046万。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平均每年需要减贫1000多万人,而且越到最后脱贫难度越大。从剩余贫困人口的构成上看,很多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特殊贫困群体以及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内生动力不足的贫困群众,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难度更大。目前,全国300多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人口超过千万,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3万个深度贫困村中,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比重占到53%。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大多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落后,脱贫基础更为薄弱。贫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特殊性、文化传统和生活观念存在特殊性,与既有成熟扶贫模式匹配难度较大,大大增加了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以及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的难度,也对体制机制创新、政策设计与执行提出了更高要求。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不同程度存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促进了脱贫攻坚良好氛围的形成,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
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直接影响脱贫攻坚有效推进。有的地方存在扶贫产业选择上闭门造车、扶贫项目设计上好大喜功、工作开展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脱贫攻坚目标的如期实现,甚至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脱贫内生动力有待增强。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对于如何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探索与研究仍显不足。有的地方对于缺乏内生动力的贫困群众,简单贴上“等靠要”、观念落后保守的标签。这不但不能激发出他们脱贫的动力,反而可能强化其既有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如何打破束缚贫困群众发展的观念枷锁、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亟须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需要更加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引导。
努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面对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要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确保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断拓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是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的一把手工程,是一项极其重大、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脱贫攻坚全过程,真正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夯实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基础。要通过完善脱贫攻坚考核监督评估机制、加大督查巡查力度、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将作风建设贯穿于脱贫攻坚全过程等措施,把强化政治责任落到实处。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帮扶举措,做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扶贫、教育脱贫、健康扶贫和农村危房改造、综合保障性扶贫等重点工作,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深入开展定点扶贫工作,扎实做好军队帮扶工作,广泛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社会扶贫。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件,精准化解特殊贫困群体难题。
持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扶贫开发重在持续激发、培育和形成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要树立脱贫光荣导向,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为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营造良好氛围。帮扶干部应深入贫困群众,引导其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努力找准发力点,精准施策,有效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总结宣传推广成功经验和做法,如有的地方从个体、家庭以及社区的角度营造奋发有为的环境,有的地方运用经济、社
会和文化手段打破“甘于贫困”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等,取得良好效果。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这也是持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有力保障。注重提升各类贫困人口的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保障的防贫减贫功能。增强农村社区的扶贫济困功能,强化邻里互帮互助、患难相恤的传统,发挥社会资本在减贫中的作用,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
(作者 黄承伟为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 人民日报 》(2018年08月26日 05 版)
第三篇: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内容摘要
城镇化作为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要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全方位,多角度,综合的剖析城镇化内涵。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条件都是不同的,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城镇化进程和问题。我们必须联系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和具体问题,研究出适合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特色、道路
城镇化即城市化,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口、非农产业、低于城市化的过程,是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起城乡关系转型的过程。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镇化的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镇化类型的选择、城镇化动力和实现机制选择及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我国城镇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为我国城镇化的短暂发展和停滞阶段。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1950-1957年的短暂健康发展时期,1958-1960年的过度城镇化时期,与1961-1978年的城镇化停滞时期。总体而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比较低,多在20%以下。尽管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政策因素人为地降低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低下和现代工业、服务业发展的不足,是直接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总体处于起步阶段,以萧条、徘徊、低速为特征。
第二阶段(1978-至今)是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呈现出稳步推动和加速多元的特征。这一时期又可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进一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至1990年代中期,政策取向是限制大中城市发展,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离土不离乡。一方面,农村改革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成为剩余,需要从这一部门流转到其他部门或行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镇工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后期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工业化水平提高,加上外资企业的快速进入,我国的产业结构迅速发生了变化,农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不断上升。1990年代末国家明确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并且自2000年以来,国家安排了49.4亿元资金支持了部分重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2001年发出《关于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的通知》,并调整乡镇行政区划,开展乡镇撤并工作,使布局分散和重复建设的情况得到改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现为:(1)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具有阶段性,全过程呈现S型状态,即初期发展缓慢,当城市化水平超过20%后则加速发展,接近70%后发展又趋缓;(2)大城市超先发展,不仅大城市人口增长,大城市数量增加,并逐渐形成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3)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4)工业化水平愈高,城市化水平也愈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基本相同,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城市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基本相适应。我国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已经形成,特别是城市群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我国的城镇化也存在着以下问题:(1)城镇化建设存在导向偏差、财权事权不对称;(2)基础设施水平发展滞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发展比较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3)各城市发展缺乏协调性,即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城际竞争、行政分割导致市场分割等;(4)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缺乏活力。(5)在城镇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张,硬件设施建设,房屋道路广场的建设等等,这种方式虽然迅速拉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城镇人口和消费当然也在增加,但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即我国城镇化未能完成农村人口的彻底转变,大量农民工进城却不能落户定居,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不能享受市民待遇。
城镇化的模式与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按照
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可以将世界城镇化发展概括为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等三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的城镇化模式所获取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值得我们研究、汲取和借鉴。
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协调互动的关系,是一种同步型城市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的农田人均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不均、生态环境脆弱等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在当前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我国部分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居住郊区化的趋势,一旦出现类似于美国的情况,造成耕地减少、环境破坏、资源能源消耗过度,后果则会严重得多。
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镇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沉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
城镇化发展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探究国外城镇化发展过程,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按照中国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引导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机械照搬“一般规律”、盲目套用其他国家的经验,甚至强制推行某种模式,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具体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要尊重城乡居民在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协调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使包括进城农民、失地农民和低收入市民等各类社会群体均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就是要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把进城农民作为城市的平等市民,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要认真考虑他们的社会需求,并积极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社会,改变原有的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
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保护资源环境、集约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推进集约型的城镇化,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在城镇化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把城镇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有机协调起来,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强化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推动城镇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向以内涵增长为主的集约型转变。做到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地、节水、节能和环境友好的集约型城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要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重视城镇建设的质量和功能,引导城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区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来看,在城镇化初期,区域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增长;在城镇化中前期,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逐渐增强;在城镇化中后期,区域内城市群体逐步形成壮大,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不是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模式,而是城镇化发展的区域模式,是适应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的集中型城镇化与分散型城镇化的结合。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各自比较优势,引导各类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合理定位城市功能,促进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发挥城市间互补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扩散作用,以大带小,既克服大城市发展中的局限性,使大城市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基础支撑,又使中小城市获得集聚和增长的动力,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四、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下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前提。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纠正人为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偏差,既要避免人为设置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阻碍,又要防止脱离经济发展实际,仅凭个人意志“拔苗助长”式的城镇化建设。尊重市场选择、运用市场机制是防止城镇化进程出现偏差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城镇化需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因此,城镇化的进程管理应以市场为基础,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城镇化的质量管理则需要发挥政府的政策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能。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政府必须要在区域与城市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府适当有效的宏观调控,用规划、财税、行政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五、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三农”发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从而实现城乡互动、城乡交融、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道路。
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重在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营造城乡互动发展的制度环境。通过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改变城乡分割、相互脱节的发展模式,使城镇化成为城乡之间互相吸收发展要素、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实现城乡双向、互动的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改变城乡分割的体制、城乡分治的做法和重城轻乡的倾向,通过改革城乡体制,把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调整城乡结构,既要发挥城镇化对城乡发展的带动作用,又要加大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现代化建设,工业化的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三农”问题的解决、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市场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全面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都要求加快我国城镇化的步伐,并根据这些具体国情改变我国城镇化滞后的局面。
第四篇: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姓名:林海英学号:211211118专业班级:工程管理2班
关键词:中国特色、现代化、形势、体系
摘要:农业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领域,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实现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的预期目标,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这既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重大任务。必须立足国情农情,顺应时代要求,紧紧围绕“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这一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破除体制和观念障碍,大胆探索实践,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新成效。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新形势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总体部署,我们应充分认识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形势,深刻把握内涵实质,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一、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形势
当前,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工农城乡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但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和短板。目前,农业劳均GDP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
5、第三产业的1/4,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效益低,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不仅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还会削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建设大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业。新阶段,需要更加关注“四化”相辅相成的关系,利用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依靠工业化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依靠信息化来加大科技支撑,增强市场竞争
力;依靠城镇化来吸纳转移人口,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现代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四化”同步打下坚实基础。
2.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要求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水平提高和消费水平提升,我国农产品需求将持续增加。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将达到1.4万亿斤,而且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一方面是农业的基础薄弱、物质装备水平不高、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较低,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另一方面,农业的粗放式发展又伴随着耕地和淡水资源紧张、投入品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发展质量不高、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不断凸显。要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满足人民群众吃得好吃得安全的利益诉求,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注重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3.融入全球农业一体化,要求增强我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全球农业产业分工深入发展、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给我国农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出口优势农产品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效益,适度进口农产品弥补了国内农业资源要素的不足;另一方面,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农产品进口规模增加、品种增多,农业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不断增长,2013年,农产品进口额达到1180亿美元,逆差509亿美元,我国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20%。新阶段,需要更多地从全球范围思考我国农业的战略定位,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棉油等大型企业,不断提升我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4.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重要时期,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加快调整,农业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6亿,如何应对日本等国家出现过的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
民老龄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生产仍然受到高度细碎化的小农经营模式制约,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抵御日趋复杂的市场风险,必须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二、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体系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内部机制创新和外部环境改善,着力构建和强化支撑体系,加快农业转型升级。
1.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织保障。一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做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探索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进一步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能。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积极稳妥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积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三是加快构建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农业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
2.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适应农业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趋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是夯实第一产业发展基础。根据农业资源禀赋,积极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种养业。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农机制造业。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积极发展食品、医药等产业,以及加工装备、农机装备制造业等。三是加快发展农业服务业。着力发展生产环节服务业和流通环节服务业,拉长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价值和竞争力。
3.现代农业物质装备体系。物质装备体系是现代农业最重要的硬件支撑。一是大力推进机械化生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突破丘陵山区和设施农业区等特殊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瓶颈。二是跨越式发展农业信息化。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农业,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和市场营销等领域和环节的信息化,使现代农业朝着信息农业、精准农业方向发展。三是加快用物
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标准化生产、智能化作业、精细化管理,真正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4.现代农业制度保障体系。这是建设现代农业的软件支撑系统。一是现代农业政策支持体系。着力健全完善投入、补贴和价格三大核心支持政策,不断强化农业政策支持力度。二是现代农业法律保障体系。推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制度化、法律化,尽快制定《农业投入法》。加强农业产业安全保护立法,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三是现代农业金融保险支持体系。创新金融支农政策,重点发展面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农业保险风险保障水平,增强现代农业抗风险能力。
三、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措施
着眼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适应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针对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应着力完善以下政策措施。
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农田污染治理工程,开展农田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治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南方丘陵山区重点搞好山坪塘堰清淤改造和末级渠系建设,平原粮食主产区重点抓好小型泵站等提灌抗旱设施建设,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重点建设节水灌溉设施。改善相关公共基础设施。加快农村电网改造、乡村道路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2.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实施高产种业科技攻关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围绕提高农产品产量开展科技攻关,努力培育出更多类似超级稻这种突破性的高产品种。实施粮食增产模式攻关工程。以机械化为载体,深入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对薄弱环节和技术瓶颈开展科技攻关,集成组装区域性、标准化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实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研发工程。着力开展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节地、节水、节药、节能和节劳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加大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完善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制度,与农户承包地面积挂钩,并建立稳定增长机制,调动普通农户种粮积极性。设立粮食规模经营补贴,与实际种粮面积挂钩,重点向种粮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倾斜,调动规模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构建价格支持体系。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保持粮价合理水平。探索建立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和差价补贴制度,保障农民务农种粮收益。加大产粮大县奖补力度,调动主产区抓粮积极性。
4.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新型经营主体扶持政策。针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扶持政策重点。发展初期帮助解决信贷担保、基础设施、土地流转、设施用地等问题,成长成熟阶段帮助解决质量安全、品牌建设等问题。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要加强监管,坚决禁止非农化,对非粮化行为也要加以引导。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确立新型职业农民标准,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使农业成为“进入有要求、经营有效益、收入有保障、职业有尊严”的行业。建立高素质人才回流农村机制。支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投身现代农业建设。
5.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重点实现以下突破。健全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土地物权保护,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分离机制,完善继承、转让和退出机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深化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改革,支持发展各类为农服务组织,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服务,加快构建多元社会化服务体系。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创新农村抵押担保机制,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试点。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总之,只要坚持不解地加强新型农业基础地位。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这一目标要求,是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解决温饱向全面小康转变的过程逐步完善起来的,是对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五个方面有机统一、密不可分。准确把握这个目标要求,并落实有效措施,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顺利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2014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中国发展观察》
第五篇: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十八大以来四个月已有21位省部级官员及一大批厅局级官员因违纪落马,伴随着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和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等人的下台,中国的改革道路逐渐向深水区蔓延。与此同时,一系列制度建设已经开始。比如,“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制度化的中央巡视,渐成常态。重拳反腐令外界看到了习近平对澄清吏治的坚定决心。这一轮反腐风暴呈现出处理过程快速、信息公布及时、注重网络监督等特点,取得了显著效果,赢得了民众的肯定与支持。也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
——摘自新闻
腐败问题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积极探索惩治腐败的有效道路。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主席的铁腕反腐在中国社会乃至国际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热切拥护主席反腐政策,反腐取得了卓越成效。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由来已久,众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使腐败一直停留在表面,如何根除腐败,保证中国社会良好有序的运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要想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先要了解腐败产生的原因,现阶段,中国腐败问题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国的社会环境
A.历史因素
腐败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难以避免的受到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与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影响。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使中国社会官僚思想根深蒂固,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影响甚大。千百年来的儒家文化受到多次冲击,现代文化良莠不齐,导致传统文化的碎片化,造成信仰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引入使人们价值判断出现偏差,世风日下。
B.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诱发“拜金主
义”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市场经济的自主性易引发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冲淡人们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C.政治体制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利的高度集中,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权力的滥用;政企不分,权力运作错位;干部人事制度暗箱操作,透明度低。
2.人性弊端
腐败是人类本性的缺陷,自私贪婪的人性是产生腐败的深层次“基因”。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与“为公本质”发生斗争,权力的内在斗争导致了腐败;道德素养是产生腐败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供职人员的素质及构成关系着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纯洁性,我国历史上一些传统的道德准则与风俗习惯也对腐败现象的滋生产生了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需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反腐道路进行了摸索和尝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邓小平再次指出:“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党的十三大提出反腐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思想,总结党内反腐斗争的经验,对党员进行教育,严肃党的纪律。党的十五大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反腐倡廉的工作被摆到了稳定党的首要位置。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反腐倡廉的实践经验,把握我国新形势新时期反腐倡廉的现状的基础上,加大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了遏制。2007年,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的讲话时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念。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与一定的影响,如礼尚往来。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党的十八大更是将反腐放在了重要位置。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反腐道路,要将反腐工作落到实处,推动改革走向深水区,需要我们做出更多努力。
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坚持将反腐倡廉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格局。
2.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开辟新型监督渠道,充分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有效反腐。
3.政府机构及相关企业工作透明化。建立阳光型政府,明确各机构职责,做到政务公开,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4.建设学习型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官员素质,保证党群组织及队伍的先进性,减少腐败的滋生。
5.完善人才选拔机制,注重人才培养。从源头控制腐败,减少腐败现象。
6.建立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升道德素养,在意识层面杜绝腐败。
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出真知,走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需要我们每个人为之付出努力,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做到正直廉洁,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开透明,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反腐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