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理论学习及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心得

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理论学习及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心得

2019年7月30日至8月1日，本人到遵义参加了清镇市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理论学习及红色文化教育培训，认真聆听了党史党建专业教授尹瑞华的精彩讲解，参观了遵义会址、红军烈士陵园、四渡赤水纪念馆、青杠坡、中国女红军纪念馆、苟坝纪念馆等红色纪念地，认真聆听了相关讲解员的讲解教育，通过参观培训，本人的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对红军长征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且将各种仪器均随军携带，导致行军队伍缓慢。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

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像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重振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他们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5月初抢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后，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6月14日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带，并于1936年7月2日，在此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于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他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10日到1936年10月，起点是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最终到达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

六军团长征从1934年8月到10月，起点是湘赣边界罗霄山脉北段，最终到达鄂西与红3军会师，3军恢复二军团番号，共同创建湘鄂川黔苏区。

七军团长征从1934年9月到11月，起点是中央苏区，终点是闽浙赣苏区。

十军团长征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1月，起点是赣东北，至皖南伏击国民党军王耀武部，遭到白军猛烈反击，伤亡惨重；随后在皖南怀玉山遭到白军围歼，除参谋长粟裕率先头部队突围外，余部全军覆灭。

25军长征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起点是大别山，经湖北、河南、陇东，终点是陕北，与当地红26军、27军合编为15军团。

四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5月到1936年10月，起点是川陕苏区嘉陵江畔，经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终点是陕甘苏区；其中9军、30军和由中央红军五军团改编的5军组成西路军，在到达陕甘苏区前的宁夏战役中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青海，在消灭了总数超过自己的马家军部队的同时，先后于

1936年12月、1937年1月和3月遭到马家军的歼灭性打击，残部于1937年4月到达新疆，是最后一支结束长征的红军部队。

二、六军团长征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10月，起点是湘鄂川黔苏区，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在甘孜与由中央红军九军团改编的32军合编为二方面军后，经甘肃、宁夏，终点是陕甘苏区。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损失较重。

折叠四渡赤水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局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

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军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

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

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

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

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

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折叠红军会师

中央红军一方面和红军四方面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

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

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一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在甘肃会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一意孤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途。这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的魅力如同一座丰碑，巍然屹立于大半个世纪的光阴流逝中，它的精魂跨越时代，跨越疆域，跨越国界，震撼着每一颗流淌着滚滚热血的心灵。

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的烙印，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解，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的英勇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长卷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长征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