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文明感想

第一篇：中世纪文明感想

提起中世纪，就不能不涉及基督教。经过中世纪初期的动荡，政权更替、文化取代多有发生，神学则借此时机发扬壮大。在这段时期，基督教的光辉笼罩了欧洲，甚至渗透进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成为中世纪文化的标志性特点。神学的壮大限制乃至扼杀了世俗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却也因其特殊性催生出这一时代独有的文化，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骑士文学，形成了独特的繁荣。与其说《中世纪文明》是在书写中世纪欧洲的发展，不如将之视为一部基督教文明的发展史。教义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也引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如定义侵略异教徒为合法，导致基督教徒热衷于征服异教的民族而对方则回以剧烈的反抗。全书引用大量史料，全面地展现出中世纪的辉煌画卷。通过本书的阅读可以更好地解读基督教文明。

第二篇：海洋文明与中世纪西欧社会转型

海洋文明与中世纪西欧社会转型

张椿年

 2012-08-14 11:24:48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摘要：在封闭的庄园经济包围中，西欧内地没有市场，商业难以发展，所以商业的复兴，只能从沿海地区开始。13世纪，在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推动下，货币经济终于代替自然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从而把西欧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西欧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海洋文明对西欧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引导整个西欧走出中世纪，又引导它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

关键词：西欧 海洋文明 中世纪 商业 社会转型

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一样，都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由于各个国家人民对海洋的依赖程度及其统治者对海洋的认识不同，虽都拥有海洋，但不一定有同样的海洋文明，下面笔者就西欧海洋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

社会需要商业，但内地没有市场，西欧商业只能从沿海开始

西欧海洋文明的本质是商业。罗马帝国在其强盛时期，商业十分繁荣，有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内外贸易四通八达。然而，自公元493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农奴社会，在农奴社会里，自然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村庄，村庄受庄园控制，庄园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封建领主对农民实行剥削和司法审判的社会组织，商业几乎处于零状态。与此相适应，教会谴责商业，教会认为商业追逐利润，是亵渎神灵之举，但是社会又不能没有商业，因为庄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例如食盐，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即使教会的神职人员也离不开它，但它不是庄园能生产的。再如，建造教堂的材料，也不是每个庄园都具备的。关于商业的重要性，少数高级的神职人员也是承认的。14世纪初，一位法国的修道院院长在他的《商人的箴言》中这样写道：“没有国家能够只靠自己管理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们要出去工作，颠簸劳碌。他们的国家缺少什么，就将其带到所有的王国去，因此，人们必须要做的是，永远不要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苛待他们。因为商人在海上由此地到彼地为国家提供供给，这使得他们受人爱戴。”①

社会需要商业，但在封闭的庄园经济包围中，西欧内地没有市场，商业难以发展，所以商业的复兴，只能从沿海地区开始：一是沿海地区的人民以捕鱼为生，缺少粮食，有强烈的交换生产物的愿望;二是沿海地区交通方便。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封建社会》一书中说，在13世纪以前，海上航行比陆路快，假如不是遇到强劲的风，船行速度每天达60至90英里。在陆上，通常每天的行程在19至25英里之间。②商品流通时间的长短对商人来说，至关重要，商品流通时间缩短了就会提高利润率。三是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大海进行海外贸易，商人以利为重，进行对外贸易常常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因以上种种原因，南欧的地中海和亚得利亚海沿岸，北欧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首先成为西欧商业复兴的基地。

南欧的意大利是个半岛，东临亚得利亚海，南濒第勒尼安海。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受邀进军意大利，因为他为教皇平定当地贵族的叛乱有功，教皇加冕他为皇帝，因此，德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因内部的分裂，很难对意大利实行实际的统治，在封建势力较弱的环境下，从11世纪到13世纪末，在意大利兴起了一批城市国家，如威尼斯、比萨、卢卡、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城市国家的主人是商人、手工业者。意大利沿海城市的商人都把发展对外贸易放在发展经济的重要位置，尤其是威尼斯。威尼斯土地贫瘠，可耕地极少，但是它面临亚得利亚海，航海便利，在从事商业和对外贸易方面却具有别人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为环境所迫，威尼斯人不得不向大海索取所需。他们从渔业和制盐业开始，以己之产，换取自己最缺少的粮食，后来竟成了一个地区的粮食集散地。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威尼斯的造船业也发展起来，随着力量的壮大，11世纪末叶，威尼斯已在得利亚海东岸树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控制了地中海东面的整个海上贸易，成为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十字军东征时的军队，主要依靠它和热那亚的船只运载。11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商人来到法国，经常参加法国历史上一度存在的香槟的集市贸易，与来自法兰德斯的商人汇聚。我们从下面这段引文中可看到威尼斯商人在13世纪时对外贸易的规模与范围：

“威尼斯与西欧的商业往来几乎全靠著名的佛兰德大舰队来维持。佛兰德大舰队是由威尼斯派遣的最大国家贸易船队。这些船只由国家筹建，每年都由投标最高者带队远航。每只船都由一名船长指挥，其成员包括 两名笛手，两名小号手，一名公正人，一名医生，一名领航员和几名记录员及各式各样的工匠。还有30名弓箭手担任防卫，180名划桨手。弓箭手和桨手们由4名年轻的贵族指挥，这些贵族被派出来了解世界，经历风险和磨难，准备为威尼斯献出他们的生命。划桨手主要是来自威尼斯属地上的斯拉夫人。”③

船队贸易的品种十分广泛，食品类有糖、密、腌渍果品、糖果;纺织品有丝绸、呢绒、棉纱;生活用品有刀叉餐具、弓弦、白线、窗帘;奢侈品有象牙、珍珠、金刚石、绿宝石和绿松石等。船队每到一个港口卸掉当地需要的货物，然后又装上下一个港口能畅销的商品。往返一次贸易航行，大约一年时间。④威尼斯商人从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认为海洋才是他们立国的基础。威尼斯人在其各个要塞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上绣有一头狮子，那头狮子一脚立于陆地，一脚立于水上，表示威尼斯既统治陆地，也统治大海(亚得利亚海)，这个事实说明威尼斯人很早就有了领海意识。

与意大利商业兴起的同时，从公元9到10世纪，北欧人，也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肆行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他们以海盗为业，从事掠夺，间或也做些生意。丹麦和挪威人主要是向西入侵英国、法国、爱尔兰和冰岛，瑞典人主要是往东侵犯芬兰和俄罗斯。11世纪前后，基督教会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传教活动，北欧人全部信奉基督教，开始经营商业，在北海沿海地带设立商业据点，北欧海盗时代随之结束。北欧海盗的抢掠活动无疑对被侵害的国家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但他们沟通了东西地中海世界、欧洲北部与地中海岸和远东的商路。另外，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知识，“一个北欧海员能从海水的颜色、潮水的流动、甚至一阵顺风，说出海岸可能是多么远并在什么方向。”⑤他们的造船技艺也令世人惊叹。北欧海盗的首领喜欢将船只埋葬在土丘下作为坟墓，后人仿制了一只被发掘出来的船，这只仿制船在当代仍能横渡大西洋。⑥英国和汉萨同盟继承了北欧人的海洋知识和航海技艺。在12世纪至13世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为防止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海洋的控制和保卫自身的利益，1230年左右，在德国北海城市吕贝克的领导下，波罗的海的新兴城市和北海的港口城市结成了一个同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撒同盟”，“汉撒”在古德语中是协会的意思。同盟从事西欧、北欧和东欧之间的中介贸易，在北欧贸易中起着领导作用。汉撒同盟的商船从波罗的海出发，向西到达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向东到达俄罗斯、波兰，甚至把商业文明带到还处于原始野蛮状态的地区，从而推动了这些地区文明的发展。汉萨同盟经常贩运的货物有木材、皮毛、纺织品、谷物和各种鱼类。后来财富增加了，向英王爱德华三世和爱德华四世提供大笔资金，获得出口特权。汉撒同盟不是一个国家，但它的力量之大，可以和一些国家进行对抗。为了保持海上霸权，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汉撒同盟筹建舰队，于1386年打败了丹麦和挪威的联军。汉撒商人的贸易足迹和贸易总量完全可以和意大利商人相匹敌。

航海精神激励下形成的商业浪潮直接冲毁了农奴制度

在欧洲的中世纪，经商，尤其是从事海上贸易会遇到各种风险。因各种原因，或遇风浪，或遇海盗而失事的船只很多，有的人就以寻找遇难船只的漂泊物为生，但是商人们在利润面前决不会因有风险而停止自己的事业。这种不怕冒险、敢于开拓的精神，对今天的西方人民有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13世纪时，从南欧的地中海到北欧的波罗的海，从西欧的大西洋到东欧的俄罗斯，整个欧洲的商路由海洋联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商业浪潮。在11和12世纪时，正是这股商业浪潮向内地的侵入，冲毁了农奴制度。

商业本身并不生产东西，它的存在以为工农业提供可交易的产品为前提，也就是说，商业的繁荣，必须有工农业的支持。因此，一些内陆城市的经济也就有机会发展起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一个没有港口的国家，但它因地制宜，发展传统的优势工业——呢绒业。它把自己的产品，通过比萨，或威尼斯的港口，外销国外，然后又在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金融业，终于成为全欧最富的国家。在工业发展的同时，自10世纪以来，农村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生产工具方面，推广使用重犁，这种犁不仅能挖较硬的土地，还因它装有犁板，能在耕地时开出畦沟，从而解决了土地的排水问题;在动力方面，使用风力和水力;在农耕制度方面，由原来的二圃制转变为三圃制。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民也就有能力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卖给商人，换得货币，在向封建主缴纳一笔赎金后，可以获得人身自由。庄园主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很愿意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这样，西欧的农奴制日趋衰亡。早在12世纪中叶，在法兰德斯就已见到庄园制解体的迹象，13世纪时，法国已开始流行货币地租，到13世纪末，在德国中部和英国，庄园制也开始崩溃。原来，农产物只是满足庄园本身的需要，而现在日益和市场挂起钩来。由于商品范围的扩大和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诞生了银行业和信用业。意大利的银行业最为发达，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锡耶那的银行不仅经营半岛上的银行业务，还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也开设支行。在所有意大利银行中，佛罗伦萨的金融力量最强，在1260至1347年，佛罗伦萨的银行有80家。意大利的银行几乎管理着全欧洲的财务。⑦

13世纪，在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推动下，货币经济终于代替自然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西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新兴的市民阶级已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出现于社会，这是亘古未有的事。在市民阶层的支持下，王权开始得到加强。在中世纪，国王为获得臣属对自己的忠诚，把土地分封给他们，在国王分封给自己的土地上，臣属享有政治权和司法权。由于分封的不断进行，很易造成臣属的力量超过国王的力量，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终而出现封建分裂，这非国王所愿。商人也要求有代表全国政治秩序的王权，以利商业的进行。商人和王权终于走到一起，商人在金钱上支持国王，国王在政治上确认商人的地位，在英国、法国、德国，富有的商人作为市民的代表出席了国会。不仅在政治上，在思想观念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庄园经济时代，基督教卑视财富，而在货币经济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宣扬：人是尘世的上帝，财富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与庄园不同，城市国家的财富，来自商业的利润。所以商人有着崇高的地位，尤其把海外经商看成是人们具有崇高身份的象征。

西欧的商业和经济复兴主要是西欧社会本身发展的结果，但是与外界的影响又是分不开的。在意大利沿海的商业兴起时，阿拉伯人早已控制了地中海的东、南、西三个方面，以君士坦丁堡为政治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一直统治着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都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当十字军来到东方，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人还把他们看成是半野蛮的人。在中世纪，阿拉伯人工商业很发达，阿拉伯商人浪迹天涯，阿拉伯语在东方的商界成了交流的工具。英语中的长椅、市场、关税、仓库等，法语中的关税、港口、盐税、暗礁等词汇都来自阿拉伯语。至于拜占庭，它的商业在中世纪始终保持着繁荣的景象。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的一岸，扼黑海到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东地中海贸易活动的中心。来到这里的叙利亚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把拜占庭的农产品和各种精美的丝绸、金属制品、玛瑙器皿等运往东西方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也把拜占庭的商业文明带回自己的国家。在拜占庭人的影响下，10世纪时，威尼斯人开始使用股票，11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共和国确立了关税体系。⑧比利时社会经济史教授亨利·皮朗说：“充当欧洲领袖的意大利人，无疑从拜占庭人和伊斯兰教徒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拜占庭人和伊斯兰教徒的先进文明对意大利人的影响，与埃及、波斯对古希腊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在内争剧烈程度上也与希腊人相似的意大利人，很快吸收并发展了他们所借鉴的东西。他们建立了商业公会，组织了信用机构，恢复了货币，并把他们的经济措施传播到北欧，而且像15、16世纪人文主义传播到北欧那样显著。”⑨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人类没有生活资料不能生存，不同文明不进行交流也不会有强盛的生命力。由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把西欧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向海上扩张，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背景，也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上文我们已说到，欧洲中世纪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从商业，主要是海外贸易发动的，不是农业生产，也不是工业生产。威尼斯、热那亚、北欧以及德法沿海城市的强盛，依靠的是贸易，它们依靠远航贸易创造了庄园经济不可比拟的财富，认为面向海洋才是国家的强盛之道。西欧国家本是以农为本的国家，但在海洋意识日益增强的影响下，逐渐由大陆型的国家转变为海洋型的国家。早在13世纪，西班牙半岛上的阿拉贡王国就定下了向海上发展的方针，它努力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海洋商业性的国家。在它统治下的巴塞罗那，从1020年开始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西欧第一个铸造金币的城市，其成就可与热那亚、威尼斯相媲美。⑩阿拉贡商人与亚历山大、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比萨、热那亚、威尼斯、马赛都有商业来往。因商业上的矛盾，阿拉贡联合比萨与热那亚在南意大利和地处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展开了斗争。1302年，西西里成了阿拉贡的采邑领地，阿拉贡成了西地中海最前进的海军和商业国家。（11）1479年，阿拉贡王国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西班牙王国继续执行阿拉贡的海上扩张的政策。可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同样，英国也把它的前途寄托于大海。1436年，一位主教在其《英格兰政策小述》中申言：“珍视贸易，保有舰队，我们将是海峡的征服者。”12

自15世纪以来，英国的历史的确是如此发展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有两个以S打头的英文字在英国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是SHEEP，即羊。英国人放羊主要不是自己吃，而是用羊毛织成呢绒出口。为了巨额利润，英国进行圈地运动，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生活资料，以至于托马斯·莫尔(1477～1535)在《乌托邦》一书中呼喊着羊吃人，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已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13第二个英文字是SHIP，即船只。都铎王朝(1485～1603)的历代国王都很注意王家舰队的建设，采取一切措施把自己发展为一个海上的强国。正是这两个“S”使英国最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日后又成为一个日不落国家。14一方面，海洋意识的日益炽烈，另一方面，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欧国家对货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尤其渴望获得作为商品交换手段的黄金，但欧洲黄金的储藏量不多，不得不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地寻找。于是，两者的结合，就成了探寻新航道、新大陆的动力。新航道和新大陆的发现标志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转折——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海洋文明对西欧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恩格斯曾对汉撒同盟的历史作用作了这样的评价：“汉撒同盟垄断海上航路达百年之久，从而确保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15根据恩格斯的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海洋文明引导整个西欧走出了中世纪，又引导它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

注释：

①[法]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②[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5页。

③④[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3、334页。

⑤[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7页。

⑥[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8页。

⑦[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18页。

⑧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308页。

⑨[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世纪集团，2001年，第151～152页。

⑩[英]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76页。

11[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9～160页。

12[英]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期到17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本书的引文引自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13[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7页。

14华庆昭：《米字旗下的约翰牛——英国人的社会和生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作者简介：张椿年，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方向：西欧史。主要著作：《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科学与神学——近代西方科学的产生》等。

第三篇：中世纪 讲稿

一、基督教哲学概况

中世纪哲学同历史上的中世纪（6-16）不太一样：这里是哲学史的分法，1500年。

基督教哲学：基尔松首次用之来称呼中世纪时期的哲学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 2～5世纪的教父哲学，5世纪为其鼎盛时期。希腊教父、拉丁教父。代表人物有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

第二种形态是 9～15世纪的经院哲学，13世纪为其繁荣时期。以托马斯主义为主导思想。

第三种形态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有利奥十三世、曼尔西埃、格拉布曼、J.马里旦、.H.吉尔松、Y.西蒙、G.A.韦特尔、波亨斯基等。

广义上说有基督教的内在构成意义上的哲学都是基督教哲学。通俗说，基督教构成某种哲学的要素。这里发生着哲学与宗教的相遇：改变哲学，也改变宗教。哲学与宗教：理性（反思和概念）和信仰（启示和直觉、体悟）

哪些改变？

超验性、内在性、自由、超自然主义观念

基督教哲学的诞生：自身理论建设，对哲学的追求，伦理学中的神和安宁，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与其它宗教的论争。

来源：希腊哲学：理性、必然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

犹太教，圣经。特点：一神论与绝对性，原罪与意志自由；复活与历史原则（尘世与天国：经验与先天）

二、德尔图良

东汉曹丕称帝时代。也出生在北非。

德尔图良所使用的神学方法，主要以写作思辩性的基督教神学与反对异端的著作为主。有人称德尔图良是“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亦有人说他是“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对于三位一体与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两个教义的阐明，为后来东方与西方两个教会的正统教义奠定了基础。因他首先发现理性有极限，人在冲破这个极限的时候，就应该有信仰做指南，发展人生的未来，他以为在人性的能力中，除了感观之外，还有理性，在理性之上，还有信仰，人的感观所不能达到的极限，由理性可以补足，在理性所不能达到的极限，便由信仰可以补足。当他在世上的年日，那些新约书信的原本仍然存在，他称基督教的经典为《新约》。他的著作中曾引用《新约》一千八百多处，有消极反对当时的异端又有“护教学”，积极的为教会的学说辩护，将自己的信仰用希腊哲学，罗马辩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思想：1.信仰与理性的对立：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共同之处。理性导致争论和分歧；只有信仰才能克服。

2.因为荒谬才相信。世俗知识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保持其无知，听从上帝的启示。

三、奥古斯丁

中国的东晋时期。

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现在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之柏柏尔人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名叫伯特撒乌斯·赫纠拉斯（Patricius Herculus）不是基督徒，是罗马的税吏，是个懒惰、不积极的人，而且贪爱世界，到临终前才归信基督教。母亲孟尼迦（Monica）是虔诚的基督徒，比父亲小25岁。

奥古斯丁并非一出生就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3岁进入马达乌拉（Madaura）学习雄辩术。16岁前赴迦太基就学。同年父亲过世。17岁，与一乡下女子同居。18岁生有一子阿德奥达徒（Adeodatus）。少年时的奥古斯丁才华洋溢，放荡不羁。

19岁那年，奥古斯丁受西塞罗的《Hortensius》影响，引发他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心，旋即接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信仰。他早年信仰摩尼教。奥古斯丁20岁完成罗马帝国年规定的三级制教育学业，22岁在迦太基教授雄辩术，26岁写了第一本论文“美与均衡”，29岁与摩尼教主教作神学思辨，发现这主教只有口才，没有学问，无法解答他的问题。后来受新柏拉图主义鼻祖普罗提诺（Plotinus）之影响而放弃摩尼教。

30岁那年，跟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学习天主教信仰与神学，并与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手，跟小他18岁的少女订婚。在研究了各种宗教与哲学后有心信奉基督教。到了32岁，生命有了悔悟。33岁受洗礼。在《忏悔录》中，他描述他如何在内心挣扎到极点时，突然受到上帝的引导，克服了心中的犹豫而下定决心加入基督教，当时是公元382年。在奥古斯丁的生命中有两位重要的人物，深深地影响他的生命。一位是为他流泪祷告达31年之久的母亲莫妮卡，另一位是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他们将奥古斯丁引到基督的施恩座前，使他经历到彻底的悔改。某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寓所的花园中散步，圣灵催逼他回头。他的心灵呼喊著：“要等到何时呢？何不就在此刻，结束我污秽的过去？”这时他恰巧听到邻家儿童的读书声：“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拿起身边的新约，读到罗马书中的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忌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自此以后他便归向基督，并于次年受洗。

34岁回到非洲过修道生活。42岁任北非希坡（Hippo）主教。76岁离世。[5]因对基督教有重要建树，故被天主教会封为圣者，称圣奥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圣经·旧约全书》的线性历史观对其影响颇大。他的神学成为后来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影响整个东西方教会，尤其对西方教会最深。[6] 奥古斯丁任希波主教期间参与四场主要争辩，分别是对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随即展开护教；对多纳徒派的圣礼观，发展出因功生效的观念；对伯拉纠的罪与救赎观，发展出自由意志、原罪、救恩、预定、神的主权及不可抗拒的恩典等论说；对异教的指控，写下《上帝之城》的巨著。奥古斯丁生平著作多达113册。其中以《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驳多纳徒派》及《驳伯拉纠派》对基督教神学最有贡献。

主要思想： 1.论自我意识

怀疑本身不可怀疑，我错了，我就存在→我思故我在→我思其所思 真理源于上帝，不是理智的创造物，只能发现 2.上帝的认识与信仰

上帝就是绝对真理→认识真理不过是发现上帝→神秘直觉 3.上帝从无中创世

希腊的必然性→无中生有→凭借自己创造世界→不在时间中创造世界→新的时间学说

4.灵魂不朽、堕落与获救

神正论→自由与原罪→有死的→上帝对人的惩罚、拯救与遗弃 5.历史神学 上帝之国→复活

四、波埃修

波埃修（Boethius，４８０—５２４年）生于一罗马贵族家庭。早年丧父，由其保护人、富有而又声名显赫的绪马古斯（Symmachus）抚养成人，并随后者获得极为全面的、以罗马文学与希腊哲学为主的教育。波埃修所生活的时代，恰逢欧洲历史上空前的剧变。古老的文明相继衰落，新的精神统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４７６年，就在波埃修出生前不久。日尔曼将军鄂多亚克（Odovacar）的政变正式结束了西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各日尔曼人的王国纷纷建立起来，现代欧洲各国的雏形已现端倪，从此，欧洲中世纪正式开始了。４９３年，狄奥多理克（Theodoric）进军意大利，建立起短命的东哥特王朝。当时有许多学者在其宫廷任职，波埃修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狄奥多理克信奉阿里乌斯派（Arian），波埃修是“三位一体”教义的正统辩护者，也许正是由这种因教义立场不同而引发的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致使波埃修晚年失宠，被控犯有叛国罪，于５２４年遭处决。在狱中，他用散文和诗体写的《哲学的安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被誉为是中世纪文学的杰作。

思想：上帝是纯形式，所以是一，万物因为上帝才存在。

中世纪有关种和属的三个论题：是否独立存在，是否寓于理智之中，是否有形体。→开启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

波埃修的观点：种和属在本体论意义上不能独立存在，在认识论上以思想的形式存在。事物的相似性能够被心灵思索并真正地直觉到，当它们在个别事物之中时可被感觉，当它们在共相中时可被认知。

第四篇：文明感想

文明生活

文明，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营养品，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快乐，幸福与安康。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快捷，这也使许多人忽略了文明。他们随地扔垃圾，随地吐痰，乱践踏花草等等，导致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全球气温逐渐变暖。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是我们不好好珍惜，迟早有一天地球会毁灭，人类将会走上一条不归路。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注重文明呢，第一中国人民缺少文明的知识，从小的生长坏境导致了他们的行为习惯，他们看见自己的父母随地扔垃圾便会有样学样，导致了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们的一生。所以，父母应该从小树立好文明的好榜样。第二中国人“懒”得去文明，明明前面就有垃圾桶了，非要把垃圾扔在地上，害的环卫工人又要多操心。以上种种的行为都能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文明远远不够外国人做得好。

所以，为了树立好的风气，为中国争光，应该先从文明做起，从小培养好文明的习惯，不会“懒”得去文明，而是主动去成为一个文明的人。我们的地球还需要留给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如果我们现在不保护好环境，我们将会在垃圾堆里生活，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的空气。

这是一种行为上的文明，还有一种是精神上的文明。现在的人们随便用粗言秽语去攻击别人，这是一种十分伤害人的行为，嘴上的文明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不懂的去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去尊重你。所以，说话的时候请不要带脏字，文明说话，好好想想别人的感受。打架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随便去攻击别人，本来就是不对的，要做一个文明的人，有什么事情应该寻求正确的方式去解决，打架是没用的，只会让双方怒气更深。

所以，做一个文明的人是不简单的，需要从内到外修养，我们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保护人的心灵，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文明。

第五篇：中世纪欧洲人如何起名字

中世纪欧洲人如何起名字

名字，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是每个人类社会辨认个人的主要标志。从古至今，一方面很多中国人都相信姓名会对个人命运产生微妙的影响，而在取名上慎之又慎。另一方面，名字也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一个人的姓名往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不例外，中世纪欧洲人名既随着时代的浪潮而变化，也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自我的期许。

从罗马化到基督教化

中世纪的欧洲是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入侵的产物，文化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民族虽然在罗马故土上凭借军事优势取得了政治统治权，但是罗马的文化遗产在此时还有深刻的印记。比如罗马人的三名法在当时的知识精英即天主教士阶层中仍然很流行。比如《法兰克人史》的作者，生活在6世纪的图尔主教格里戈里的全名就是Georgius Florentius Gregrius，名字的三个部分依次为个人名、氏族名和家族名，这种名字通行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代。

个人名是由父母选择的，通常是以男性家长本人的名字命名。氏族名源自于古罗马不断扩张过程中吞并的重要部族，往往和地理特征有关。家族名出现得最晚，用以区分同一氏族内不同家庭，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古罗马名字凯撒、塔西陀、西塞罗等其实都是家族名。

《法兰克人史》的作者图尔主教格里高利，他出生于6世纪，尽管此时墨洛温王朝早已建立，但世俗精英名字中的罗马印记仍然十分明显。

然而，罗马三分名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各蛮族王国统治的日益巩固，日耳曼的起名方式开始占据上风，罗马三分名开始逐步被抛弃，这可能和当时欧洲社会对统治者的模仿有关。日耳曼人一般只有一个姓，出生或洗礼的时候取名。日耳曼名字和罗马名的内涵完全不同，从意义上来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铭记祖先，第二是追求美德，第三就是寻求上帝的保护。比如常见的日耳曼名弗雷德雷克就是“和平而强大”的意思。

但是日耳曼式姓名流行时间也未能持续多久，11世纪开始，这些传统日耳曼名字被圣徒或圣经人物的名字所取代，这些名字往往来自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姓名的基督教化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全面基督教化是同步的。今天欧洲人中最常见的彼得、约翰、雅克、玛丽等名字都来源于基督教。而且基督教名字在不同民族和地方还产生了不同的变体，比如尼古拉（Nicolas）就有十几个地方化的名字和简写，比如Nicole, Nicolet，Klause, Colin, Colinot, Collet, Collette, Collesson, Collard, Colot等都是尼古拉的变体。即便如此，尼古拉也不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名字，据统计12至14世纪欧洲最受欢迎的名字是约翰，根据法国历史人类学者让·卢克·夏赛尔的分析，这一方面和圣经中有两个以约翰为名的重要人物——施洗者约翰和《约翰福音》作者使徒约翰有关，另一方面，当时天主教会的首脑罗马教宗也特别爱用约翰，从5世纪到11世纪，以约翰为名的罗马教宗有十九个之多，这引发了西欧贵族和民众的仿效，1215年被迫签署《大宪章》的“无地王”约翰的名字即由此而来。

16世纪画家笔下的英王“失地王约翰”，约翰尽管在民间非常流行，但在王室起名时并不多见。中世纪别名的兴起

虽然来自基督教的名字在10世纪后大行其道，但从此时开始，欧洲人越来越愿意给自己起一个别名。别名一开始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为贵族和教士阶层所垄断，前者大多以封地和采邑为别名，后者则以宗教机构为别名。欧洲中世纪史家米歇尔·巴斯特鲁认为，别名被当时欧洲精英阶层所采用，跟封建制度的巩固有关，贵族在封地扎下根来，开始以封地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比如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创始者查理本为加佩王朝腓力三世之子，只因于13世纪末被分封在法国北部的瓦卢瓦地区而改称查理·德·瓦卢瓦。

随后，别名逐渐扩展到女性及平民阶层，甚至可以世代传承，这是11世纪欧洲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人口激增、城市人口流动的结果，平民大多有名而没有姓，在基督教姓名占优势的大前提下，很容易出现重名的现象，给自己取别名有利于彰显个性，区别于他人，这反映了欧洲中世纪个人意识的兴起。不过平民起别名和贵族不尽相同，往往按照职业、家族关系和身体特征来命名，比如菲茨威廉(Fitzwilliam)、菲茨詹姆斯(fitzjames)意为威廉之子和詹姆斯之子，史密斯(Smith)意为铁匠，肖特（short）指身材矮小，后来这些别名转化成平民的姓，传承至今。

起名背后的家庭战略

欧洲在流行带有基督教烙印的名字的同时，起名也和天主教会的洗礼仪式联系起来。然而和中国人起名常常带有父系家族的印记不同，中世纪欧洲人起名字的父权制色彩要暗淡许多。婴儿的名字有时从父亲家族挑选，有时从母亲家族挑选，有时一个家庭的不同孩子分别从父母双方家族得名。有研究表明，如果婴儿父母中母亲家庭成员的地位较高或者带给新家庭更多遗产，那么就采用母亲家庭的名字。另一些名字则是来自于教父或教母的名字，这往往暗示教父和教母社会地位高于婴儿父母，婴儿使用教父和教母的名字象征着社会底层对更高阶层的模仿，也意味着不同家庭之间建立起社会联系。

如果母亲家族的姓名带有高贵的元素，即使国王都会为了王子舍弃父系家族的命名权。法国加佩王朝的第三位国王，11世纪中叶在位的亨利一世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的长子、未来的法王腓力一世的名字就来自母亲基辅罗斯公主安娜的家族。腓力在当时的西欧其实并很罕见，因为这个词词源是希腊语，意为“驯马者”，是古马其顿王室常用的名字，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名字就是腓力。法国王室为什么会从基辅罗斯“进口”希腊名字呢？这是因为安娜公主的外祖母据说是拜占庭帝国罗曼努斯二世的女儿。按照后人考证，安娜的外祖母其实另有其人，而且即使这个谱系成立，无论是安娜王后还是腓力王子和拜占庭皇室的血脉联系也是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但从当时欧洲的等级观念来看，以巴黎伯爵的身份获得法国王位的加佩王朝是无法和拜占庭皇室相比拟的，给王子取个希腊化的名字不但可以彰显加佩王室和拜占庭皇室之间的联系，还可以让臣民联想到古马其顿王国的辉煌历史，对巩固统治很有利。这个有特殊含义的名字很快风靡西欧贵族圈，仅法国和西班牙就各有六位以腓力为名的国王。

乌克兰邮票上的法国王后安娜。她和法王亨利一世的婚姻让腓力这个名字从东欧希腊文化圈进入西欧王室。“路易”和“查理”为何受宠

中世纪的西欧国王同样重视取名，尽管前文中我们看到欧洲国王从基督教文化和古典文明中获得名字的个例，但整体来看，中世纪的西欧国王最偏爱反映日耳曼传统的，具有特殊含义的姓名。比如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历史上有十六位以路易为名的国王、九位以查理为名的国王。为何法国王室如此偏爱“路易”和“查理”？这是因为在中世纪，法国王室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合法性，而王室家族的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和现实政治很难分离。给王子取特定名字，可以和某位先王建立起联系，这有利于实现王室的现实利益。比如路易（Louis）是克洛维（Clovis）的转写，克洛维是西欧首位皈依天主教的蛮族君主，以路易为名的国王集中在12至13世纪的加佩王朝（路易六世至路易九世）和17、18世纪的波旁王朝（路易十三至路易十六）。中世纪的加佩王朝爱用“路易”，一方面是为了自我标榜虔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建构出从墨洛温王朝到加佩王朝的历史连续性。这些都有利于巩固王权的合法性。

19世纪画家笔下的克洛维, Louis和Clovis本意都是战场上的荣耀，但克洛维改宗天主教为这一名字增加了虔诚的色彩。波旁王朝爱用“路易”，则和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有关。王朝创始人亨利四世既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也是法国新教的政治军事首领，这在天主教占据优势的法国是个敏感问题，亨利的新教信仰一度导致法国北部天主教势力否决其继承资格，并武装抗拒他的统治。亨利四世为了获得天主教信徒的信任而改信天主教，但他的新教信仰让天主教徒疑虑重重。他给王太子取名“路易”就是为了利用其历史内涵向法国天主教徒证明波旁王室将成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在重申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为波旁王朝的始祖就是加佩王朝的路易九世之子。

法国国王爱用“查理”，同样是为了向先王致敬，加洛林王朝的奠基者查理·马特、加冕为罗马皇帝的查理大帝及西法兰克王国首任君主秃头查理分享了这个光荣。查理·马特曾经击退阿拉伯军队的进攻，秃头查理一度统一后查理曼时代的法兰克诸国，查理大帝更是开创了后无来者的查理曼帝国。三人的赫赫武功让查理这个意为“男人”的古日耳曼名增加了强大和军事征服的内涵，因此当法国遭遇重大危机时，带有军事强人意味的查理就成了命名首选，比如百年战争时期名为查理的法国国王特别多。

简而言之，当法国王室需要彰显虔诚的美德时，他们就用“路易”给未来的国王起名，当王室需要强力君主获取军事胜利时，“查理”往往成了第一选择。

德国中世纪晚期画家丢勒笔下的查理大帝肖像。查理大帝被德法两个民族追认为共同先祖，因此多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查理为名，其中最著名的是16世纪的查理五世。

哪些名字最受欢迎

法国以外的中世纪欧洲王室也青睐具有特殊含义的姓名。有人说英国王位基本上由“爱德华”和“乔治”轮流继承，事实上，乔治来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殉道者，尽管从13世纪开始，圣乔治就逐步成为英格兰的守护圣徒，但英国国王叫乔治的传统开始于18世纪初的汉诺威王朝。爱德华和亨利才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国王的最爱，共有十四位英王选择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最早都来自于古日耳曼语言，爱德华意为“财富或繁荣的守护者”，亨利意为“强有力的男人”，都符合民众对国王的期许。特别是亨利，不仅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在整个欧洲都受到国王的特别青睐。据统计，除了八位英国国王外，有七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四位法国国王、四位卡斯蒂利亚国王以亨利为名，还有不计其数的西欧大封建主和一大批中东十字军国家贵族以此为名。为何中世纪欧洲贵族特别偏爱亨利呢？这部分因为各国王室都受到日耳曼文化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恐怕也和当时西欧封建割据、战争频繁的社会环境和世俗精英阶层崇尚武力、推崇强力君主的心态有关。

中世纪“亨利”受欢迎和东法兰克国王亨利一世有关，他在位期间击退匈牙利人的进犯，侵略斯拉夫人，奠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个王朝——萨克森王朝的基础。

总而言之，看似杂乱无章的中世纪欧洲姓名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无论是罗马的遗产，还是蛮族入侵，抑或基督教的盛行在欧洲人的名字上都有体现。这些名字不仅是婚姻和继承中的象征和标志，也有关家族的荣誉和先祖的记忆，还是欧洲王室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