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的孝

第一篇：中国古代儒家的孝

中国古代儒家“孝道”观浅探

摘要：“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孟时期，出现了阐发儒家孝道观的经典著作《孝经》。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关键词：孝 儒学 伦理道德 《孝经》

以孝事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当今社会孝悌观念出现了日下的势头，因此，重新探讨和正确阐发儒家孝道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孝”字简释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字，古作，上面为一老人，下面为一小孩。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东汉许慎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 这些解释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意思完全一样，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礼记·礼运》也说；“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是处理家庭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

二 阐发儒家孝道观的主要经典著作《孝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最多的著作”。其巨大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价值上，而是在社会价值上。以致其面世以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争相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邻国异族。

《孝经》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今文《孝经》经过刘向整理后，才确定了后来流行本的规模”。东汉时，《孝经》就被列为儒家七经之一，当时流行的是孔安国传郑玄注。自那以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到唐代，玄宗亲自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学者邢昺为之作疏。现今流行的《孝经》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故《孝经》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对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证伪的官司。笔者则认为《孝经》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们且看两例有力的证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司马迁是位大史学家，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加上离春秋战国时代较近，资料转抄讹误甚少，当不会有错。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书》言“为曾子陈孝道”，即《史记》载“故授之业”。从马、班两位史学大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孝经》的最初作者实际上应为两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将孝道口述给曾子，曾子将其记录整理下来，间或插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就是所谓的孔子“述而不作”。他们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当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关系。故笔者认为《孝经》的最初作者应是孔子和曾子。当然，曾子的门人可能也参与了整理《孝经》的工作，于是也有他们的观点及其在书中对他们先生的尊称。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对于《孝经》的内容，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孝经》一书，对于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之间的各个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规定。但其基本倾向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从而达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

三 孝为德之本 历代儒学之士大力宣扬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

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孝是仁的实质。因此，“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推已及人，把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孟子孝道观的独到见解。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孟以后，宣扬孝道观的大儒不乏其人。北宋中期，理学领袖关中张载、洛阳二程都大力阐发孔孟儒学孝道观，从而使孝悌观念在民众中得以迅速传播，并打下深刻的烙印。

张载则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为仁之本”与“仁之本”是有区别，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结合起来。这是魏源的新见解。

四 孝为政之本，统治者对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观念也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孝经》受到重视。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五 儒家孝道观的民间影响

历代儒学之士在理论上的大力阐发，封建帝王在行动上的推崇，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广为流传。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多数人认为是郭居敬撰辑。

《二十四孝》在民间的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二是经过几代儒学之士的阐发，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在一般民众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宣扬这一观念的《二十四孝》自然容易被民众接受。《二十四孝》所选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时间上说，包括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孝子；从社会地位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年龄上说，孝子中有幼童，有成年，还有老人；老莱子戏彩娱亲，汉文帝亲尝汤药等等典型事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二十四孝》为各式各样的人物树立了孝行榜样。

然而，《二十四孝》的流传具有双重性，它既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

总之，孝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美德，也是儒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自然有它合理的内核。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必然杂有不正确的成份，也即后人所说的“愚忠”和“愚孝”。正确地看待孝悌观念和推崇孝道孝行，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引起注意和重视的。文献参考：

[1] 康殷.文字源流浅说[M].北京：荣宝斋，1979.[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3] 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4] 黎靖德.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5] 朱 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6] 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7] 徐仪明.孔孟仁孝观与宋儒的重医倾向[J].孔子研究，2000（5）：96-106.[8] 何本方.文史英华·学案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9]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 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论语》心得——孝道

作者：薄荷轻叶 提交日期：2007-8-19 21:10:00 | 分类:未分类 | 访问量：5

圣人孔子在《论语》中讲了12节孝道。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和根本。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学习孝道，把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发扬，以使自己修身养德。特把《论语》中所提到的孝归纳总结，熟记于心。

孔子提倡的孝道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有些需要我们后代人学习传承；有些因不符合时代需要贬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个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那么就有了实践仁德的基础和根本，有了这种基础和根本，就不会惹是生非，去干逆反常理的勾当。

“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和做学问两者之间，道德修养是第一位的。年轻人应该把学会做人摆在第一位，实践这些德行以后，还有精力，就去学习知识，学会成才。

平日有了爱父母的一片孝心，爱兄弟姐妹的一番弟道，爱朋友的忠诚信义，爱国家，爱民族的满腔热忱，便有了做人的根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少数中小学自发开展“四心”活动，即：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人民，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这在行动上首先要求学生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凸出对孝心的培养。例如替父母分担家务劳动；对父母养成“出必告，返必面”的好习惯，把父母生日牢记在心，到时主动表示祝贺。

孔子的学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他的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他做到后面几点，即使他自己没有学习过，他已经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了。可见，孔子不仅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把他的道德修养也传给弟子，学生们也赞同他的思想。就是今天的先成人再成才。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即不要违背礼节。父母年迈，儿女要尽孝养之责；父母疾病，儿女要及时求医尽心护理；父母亡故，要认真处理后事，每年四时八节，要依照民族的习俗，进行默念和祭祀，以追念父母生养教导之恩。《孟子.梁惠王上》：“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老百姓对生养死葬表示满意，是国家兴旺繁荣，社会安定团结的起点。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在这里，孔子提出“敬，要孝敬父母。”尽孝包括：养亲，事亲，尊亲，敬亲。即供养父母，服侍父母，尊重父母，敬重父母。既有物质和事务层面，也有精神层面。尊亲表现在外表，敬亲表现在内心。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色难其实是心理难。《礼记.祭文》：“孝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这是尊亲的标识。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女要为父母健在，享受了人生的寿辰而喜；也要为人生的大限总是无情，儿女报答父母的深恩日少一日而忧。

儒家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主德要道，是百行之本，万善之先。自古以来，凡开明，圣明的统治者，都以孝弟之道治国。他们认为“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汉唐以来，有一条选拔人才的不成文规定，即“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孔子十分重视孝弟之道。孝弟之道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建设打下了万古长青的基石。可以说，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人故旧，爱故乡梓里，是爱国主义的土壤。而这些情感源于孝弟。一个在孝弟氛围中长大的人，他的感情最深沉，最执着。这份感情扩而充之，光大发扬，便是仁民爱物的高尚情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内心世界的充实和涵养，都与亲情有关。推行孝弟之道，对提高个人的人格观念，稳定社会人心，进而使政治清明，政通人和，都有无法取代的作用。因此，《孝经》把孝的重要意义提到如许高度：“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以上摘要了我们要继承的孝弟文化。《论语》中也有我们现在要贬弃的孝的思想。“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行，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都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代超过前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鲁迅曾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曲说，是腿婴的病根。”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今天的时代不同了，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社会保障在建立和不断完善当中，通讯和交通事业日趋发达。“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不合时宜。但儿女对父母的晚年生活的侍奉和临终关怀不能不有所顾虑。这是中国伦常社会的特点，也是中国人凝聚力所在，是西方人终究无法理解的。

儒家孝文化中还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割股疗亲”如此种种，应予分析和否定。应当宣扬现实社会中业已形成的新型孝道的典型事例，如关心父母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够经受父母久病的艰难考验，支持丧偶的老人再婚，劝告走入歧途的父母改过自新，改邪归正，对养父养母同亲生父母，等等。着力归纳了儒家的孝道，其实这只是肤浅的表面知识，真正的孝还要自己在读了孝的内容后牢记于心，在自己身边善待亲人，尊重长辈。这才是学到了孝的精髓，才是学到了《论语》的至高境界

这一节里，我觉得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孟子给双亲办个丧事，如此私人的行为怎么会被上纲上线到这样一个高度？

——这就是礼制啊，我们所谓“礼仪之邦”，这正是一个“礼仪”的典型体现。就孟子的思想来说，他讲这个“孝”字还是有人情味儿的，但还是苛刻得可以，像“守孝三年”就是他极力主张的，这在后文当中会有细说。可中国人谈“孝道”，后来就发展到了《二十四孝》那种极端的地步，前面已经讲过郭巨的例子，简直就是变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走极端的人自然会有，这本不足为奇，可怕的是，把极端的例子当成典型来推广，以极端的例子作为标准来要求大众。后世所谓“孝道”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这些年还经常有人呼吁什么寻找传统、呼唤孝道之类的，用心虽好，却不知我们传统的孝道实在是可怕得很啊。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本来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在西方那些从无孝道之说的国家，做子女的也很少有因为缺乏孝道教育就打爹骂娘的吧？一种自然的感情被一大堆形式给框框住，出了这些框框就成了不孝，这就很容易在本来已经泛滥成灾的假仁假义之外再增加一个假孝。——极端的例子本来就没几个人学得来，社会还非要去鼓励这些，导致的结果自然就是作伪成风。

对孝道的批评自古有之，不过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确实屈指可数，王充、孔融，这都是时代的大另类，还有过禅师认为母亲之身是寄宿之处（相反，佛家也有宣扬亲恩和孝道的经文，佛学发展成佛教，在思想上是个开放系统，时间越长，论调也就越多越杂，有出入是很正常的），在近代，胡适也为这个话题掀起过论战。“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口水大战，反对者众。

但是，我又要出来调和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通常都会犯一个逻辑错误，那就是：认为如果承认父母于子女无恩就意味着反对子女对父母尽孝。

——其实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我就认为父母对子女无恩，但我是一个孝顺孩子。为什么呢？无恩不等于无情啊！一家人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互相关照，感情亲密，所以呢，用不着宣传什么孝道，做孩子的自然就对父母有一份关心。当然，如果父母成天打骂子女，再怎么宣传孝道，孩子也孝不起来。所以说，这本来都是最自然不过的感情，何必非要搞成那么可怕的孝道呢？

再说“无恩”，王充、孔融他们时代太早，所以见解还浅，胡适的说法也嫌不够通透，倒是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叫做《河童》的小说，我觉得很能给人启发。

二、孝道的神话与实质

孝道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它代表了一整套思想和行为模式。

第一，按照孝道，亲子关系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杜维明语），因而是无法逃脱的。夫妻关系可以破裂，但亲子关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中止。所以，行孝要贯穿一个人生命的始终。事实上，在父母死后，还要继续孝敬他们：为他们报仇雪恨，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遵循他们生前坚持的原则，祭奠祖先。

第二，行孝意味着维护父亲的权威地位。父辈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在某种程度上，薛仁贵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当亲子关系出现问题时，按照孝的伦理，子女必须从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想办法修补关系。子女首先要问的是，“我做错了什么？”“我有什么缺点？”而不是问父母有什么错。正如俗话所说：“天底下没有错误的父母。”舜就是反躬自省的典范。对于家人对他不好一事，舜责备自己，而不是责备家人。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己不完美，而不是由于他父亲和弟弟的恶毒。哪怕得不到善意的理解，甚至遭到敌意的拒绝，也要坚持不懈地行孝，实际上，正是敌意的拒绝突出了孝行的伟大。在这方面，儒家的英雄颇象那种“别人打你的左脸，再把右脸伸给他”的基督徒。但是，应该注意到，基督徒理应对所有的敌人都这样做，而儒家的英雄只有对自己的家人才以孝报怨。

第三，行孝还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幸福着想。一方面，子女应该努力争取生活上的成功，给家庭带来荣耀。越成功，荣耀越高，孝行就越大。在谈到舜时，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另一方面，为了父母的幸福，子女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此外，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孝子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如果顺从父母的某些意愿会导致对父母不好的结果的话，违背这些意愿就甚至成为行孝的义务。因此，虽然瞽瞍想谋杀舜，舜却不让他得逞，否则就会使他的父亲更不配当父亲。孔子指出，当父亲发怒要打人时，孝子应该保证自己的身体少受伤害。正如《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且，如果父亲对子女体罚得太厉害，也有违父慈的伦理，所以，躲开父亲的体罚是有利于父亲的行为。

舜的婚姻大事也没有事先告诉父母。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不遵守“父母之命”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孝之举。但是，孟子为舜做了这样的辩护：“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他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万章上）不管是躲开父母的体罚，还是背着父母结婚以延续香火，孝子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最终利益着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孝道并不只是敬爱父母的人之常情，而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行孝的结果可能并非和谐的天伦之乐，而是相当残酷的人间悲剧。那么，为什么还要行孝呢？儒家的辩护是：示范性的孝行符合天意，终将得到善报。对舜来说，这种善报就是继承帝位。一开始，使尧注意到舜的正是他孝子的名声。孔子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第十七章）与此类似，孟子认为将天下交给舜的是天，而不是尧：“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 孝行不仅符合天意，而且可以感动人心。舜的传说就表达了一种乐观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孝行具有将悲剧转化为喜剧的力量。《孝经》中记载，舜坚定不移的孝行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感化作用。

三、对孝道的现代争辩

当代中国对于有关舜的传说而引发的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传统主义的，一是反传统主义的。杜维明是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舜是儒家倡导的自我修养的典范。舜所面对的极其艰难的逆境，为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机会。他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自我修养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内容，它是实现人性潜能的必经之路。尽管家庭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它却并非儒家思想的终点。家庭 是个人成长和相互支持的自然的、必需的最合适的环境。自我修养是规范亲密关系、使之和谐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尤为重要的是，父子关系具有绝对密不可分的性质，处理好父子关系是自我修养和精神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舜遵循孝的伦理，“追求道德的完善”，克服了各种困难，设法协调与父亲的关系。通过这种努力，他终于使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心理学有关研究表明，从当代有关人的个性发展的观点来看，孝道具有负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孝道与认知保守性密切相关，深受孝道影响的人认知保守性强，认知改变的阻力较大。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孝道是以权威主义道德观为特征的社会化模式的主要基础。这一模式强调冲动控制，而非自我表达；强调道德上的正确，而非心理上的灵敏；强调对父母的服从和报答，而非自我实现。其负面的结果是造成个人情感与角色行为相分离而可能造成父 子关系中出现情感疏远、紧张和敌对等问题。

儒家将父子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要求尽力使之和谐；而 在实际生活中，父子关系不是亲密，而多是疏远。中国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其心理反应之间存在矛盾。孝道本身压抑了对这个矛盾的意识，同时它造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盲点。

舜之类的故事对于文化盲点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故事中，道德正确是最重要所在。遵循传统道德戒律，而使内在的情感变得无关紧要。在无形的传统价值观的熏陶之下，儿童会形成这样的 观念：生活就是听话、守规矩，个人的意志、情感和需要必须被压抑。他们需学会从社会和道德需要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个人心理方面的意识则逐渐淡漠。临床观察表明，绝对的父母权威造成的中国儿童有一些典型的反应类型：在情感上疏远父母，特别是父亲；出现害怕权威 人物的普遍化趋势；面对权威的指示，采取沉默、否定、消极抵抗的行为方式；出现将攻击内向化的趋势；情感与角色相分离。在代际关系充满紧张、缺少关爱的情形下，情感与角色的分离，是应付孝道规范的一种心理机制。它使人可以不带情感地去完成孝行，扮演孝子孝女的角色。

在谈到舜的故事时，孟子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俟。”（《孟子》，万章上）。孟子用一种描述性 的口气来表达规范性的主张，把应然当做了实然。也就是说，应该做的被说成了已经做的，不应该做的被说成了没有做的：“对弟弟愤怒、抱怨是不对的，违背了仁义道德”，所以，“这种愤怒、抱怨就不存在。”因此，中国的社会化模式特别强调对攻击冲动的控制。而且，儒家没有将错误的思想与错误的行为区分开来。错误的行为要禁止，错误的思想也不可接受。正如孔子所说：“思无邪”（思想纯正）。因此，必须消灭心中所有错误的、不纯洁的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 看，孔子所强调的就是思想控制。

但是，如何才能使要不得的（错误的、不纯的）思想和感情变纯洁呢？我们能够找到一把清洁思想的“心灵刷子”吗？人心毕竟不是机器！说“坏”思想不应该存在，并不意味着“坏”思想就真的不存 在。思想可以被压抑，但不会因此而消失。心理学上的实然，必须跟伦理学上的应然区分开来。

更严重的是，被压抑的思想仍然可能起作用，它们会继续引起心理冲突和紧张，对心灵造成更大的危害。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要求人们认识清楚自己对于他人的情感，并妥善解决其中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会否认自己的负面情感和敌意冲动，所谓的和谐就会蜕变为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虚假的和谐。

对于思想控制的看法，儒家思想与心理分析学派的差别是很明显 的。心理分析主张完全根除对思想的一切限制：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想的。它对思想和行为作了基本的区分。我们认为，由自我（ego）控制的、有意识的思想，本身是无害的。只有在行为的领域，才需要控制。在今天，敢于想那些不可想的问题，是创造力的源头。内在的 思想控制只会扼杀创造力，导致精神上的杀子。

二十四孝讲了二十四个故事，我觉得与现代社会最有可参行的是“劝姑孝祖 ”：

读百家史 纳千家言 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 昔时英才 终属幽灵 明日文坛 我主沉浮

明朝时候，浙江绍兴山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娶了一个童养媳名叫刘兰姐，年仅十二岁，却很明事理，对家人十分恭敬殷勤。她婆母王氏动不动就冒犯长辈，经常骂祖母“老不死”，将其视为“包袱”，言辞十分粗野。一天深夜，刘兰姐来到王氏的闺房长跪不起。王氏大吃一惊，问其缘故。刘兰姐答道：儿担忧婆母不敬太婆母．日后媳妇将视为榜样，待您老了，也把您视为“包袱”，那时您会多么伤心啊！太婆母长命百岁是我家的大幸，恳求您三思而行呀。王氏听后恍然大悟，边流泪边叹气说：良言使我收益不浅啊！于是痛改前非，对待祖母温柔恭顺。而刘兰姐对待王氏亦是如此。

第二篇：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

（六）经

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因此，我们应当抱着去莠存良、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去学习、加以适当的理解，将前人的智慧在现在的社会闪光。

《四书》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五经――－原为六经。《庄子》一书首先称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为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

其中《乐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因此在汉朝，以此五本著作作为经典，称为《五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五经别名: 唐韩愈《进学解》:“《诗》正而葩。”后因称《诗经》为“葩经”。《书经》者,孔壁藏书也,又名壁经.易经,羲经相传伏羲始作八卦，故名“羲经”。《礼记》,.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因此名“戴经”.孔子删述春秋，绝笔于获麟。因此《春秋》叫“麟经”.

第三篇：中国古代孝文化

中国古代孝文化

孝，千百年来是中国社会维系着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一直信仰：百善孝为先。孝文化也影响着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数千年。

孝随着古代时间的推移，意义和内涵也慢慢变得不同。

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说明了孝的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到了西周时期，孝的原始意义有些淡薄了，随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孝,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衍射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人们对自然、神鬼的认识趋于理性化,人们对先祖的祭祀活动由繁趋简,家庭形态的确立,使得赡养父母成为家庭血亲关系间最基本的义务,善事父母成为当时孝文化最核心的内容。

各代大师也对孝文化有着不同贡献，孔子从人性出发,以家庭为单位,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深刻内容,提出了“仁”的思想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从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曾子将孔子的观点发扬光大,从理性的高度认为“孝”是人类道德之源,并把“孝”的内容个体化。他说“孝子之亲,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又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经历代儒家大师的不断完善“, 孝”观念已经系统化、理论化。《孝经》的产生也标志着：“孝”文化的真正形成。

到了汉代以后，孝文化又走向了政治，“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从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或思想家则自觉地把孝文化作为封建政治统治的精神基础。

唐宋元明清时期“移孝于忠”,孝文化走向极致。这时的孝则被更多地解释为“忠君尊王”。统治者更加强调“臣忠”和“子孝”,而很少谈到“君明”和“父慈”,甚至提出了“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等愚忠愚孝的绝对化的原则。

传统孝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经过历代统治者、思想家的改造, 已经变成了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伦理规范。其中蕴涵有许多超越时空的普遍伦理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 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传统的孝文化是古中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 内容难免有些庞杂,优劣并存。鉴于传统孝文化的两重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精髓，也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以促进古代孝文化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变。

第四篇：中国古代孝亲故事

中国古代孝亲故事

1.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

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

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2.戏彩娱亲 老莱子，（东周）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假装摔倒，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戏舞学娇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色满庭闹。

3.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

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亲老思鹿乳，身挂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4.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负米供旨甘，宁辞百里遥。身荣亲已殁，犹念旧劬劳。

5.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母指才方啮，儿心痛不禁。负薪归未晚，骨肉至情深。

6.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莫庭事贤母，汤药必亲尝。

7.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黑葚奉萱闱，啼饥泪满衣。赤眉知孝顺，牛米赠君归。

8.卖身葬父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织缣偿债主，孝感动苍穹。

9.怀橘遗亲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

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绿桔，遗母报乳哺。

10.扇枕温衾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香”。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着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冬月温衾暖，炎天扇枕凉。儿童知子职，知古一黄香。

10.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

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负母逃危难，穷途贼犯频。哀求俱得免，佣力以供亲。

11.闻雷泣墓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

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

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慈母怕闻雷，冰魂宿夜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

12.哭竹生笋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

13.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深山逢白虎，努力搏腥风。父子俱无恙，脱离馋口中。

14.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夏夜无帷帐，蚊多不敢挥。恣渠膏血饱，免使入亲帏。

15.尝粪忧心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

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到县未旬日，椿庭遗疾深。愿将身代死，北望起忧心。

16.乳姑不怠

崔山南，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它饭食，身体依然健康。

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孝敬崔家妇，乳姑晨盥洗。此恩无以报，愿得子孙如。

第五篇：儒家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研究背景

孝是中华民族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几年来人们把“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分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都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

“孝”字源于我国古代甲骨文，至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原义为“奉先思孝”儒家通统认为“孝”是百善之先。《论语》记载“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舜年二十以孝闻；天下明德，自虞舜始”到二十四史纪传体的史书《明史》以及明朝开始延续到清朝慈溪时代停止的乡村酒礼；从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传世巨著《吕氏春秋》中的“未孝，三皇，五帝之本物，万事之纲纪也。”到北宋司马光说主编的长篇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从明永乐年间的一部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到清乾隆时。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四库全书》。从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儒家学源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中“修书齐家平天下”到晋书中孝友传。都是足以体现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研究目的通过这一次研究性学习，让组员了解“孝”的真实意义，提高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促进同学们团队合作的意识和精神，开拓视野，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实际意义来践行“孝”。研究内容

研究孝的真正内容，了解孝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及影响，解读晓得内涵部析孝的精髓，认识中国不同时期的孝的行为及孝子做到对孝的真正理解。

研究经过

先划分小组，规定组长，进行分工，让每位同学分属不同的工作内容，分别对自己的研究内容进行资料搜集，完成后组员间互相交流，讨论，筛选，整合出结果，展示的内容，最后做出小组研究成果和完成幻灯片以及论文制作。

研究意义

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提高了同学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能力，激发对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以后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定基础，通过对故事的阅读，对不同人士的评价与探究，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关于“孝”的有关知识，并体会，深入了解何为“孝”认识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孝子与孝行。

效果分析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不仅提高了合作意识，也发扬了团队精神，我们懂得了要在日常生

活中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父母分担关心和爱戴父母。同时也学会了对待父母要和颜悦色，从心底尊敬父母。但对父母也不能百依百顺，不能违背做人的原则。

孝需要爱的诠释，更需要爱的奉献。爱是孝的基础，更是做到孝的必备之路，假如把

孝看做一艘小船，那么爱就是推进小船前进的渔夫，假如把孝比作一处迷人的风景，那爱就是那发现美得眼睛，假如把孝比作湛蓝的天空，那爱就是漂浮在天空中的几朵白云。小需要我们的热心，更需要我们的真诚，只有这样，人类的需求才能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