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儒家传统文化

第一篇：“扬弃”儒家传统文化

“扬弃”儒家传统文化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学校：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四中学姓名：白茹晶

摘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时，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地从形而上的层面概括、总结、升华出《论语》等儒家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和灵魂，进而把握这种文化对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内驱动力的重大贡献，在文化建设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遗产《论语》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方面，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极其重要的任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经过5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如何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思想品德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解说民族精神及其特点。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为大多数成员认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它是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并在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

首先，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体现本民族精神风貌的意志和品格，具有独特性的特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从中升华的民族精神，它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心理和民族情感的客观反映，是一个民族价值取向、共同理想、思维方式和文化规范的集中体现。从本质上说，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是这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这个民族维系的纽带、发展的动力和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由此看来，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对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何其重要。

其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积累和沉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特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哺育、积淀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类型，因而具有延续性的特点。民族精神是通过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传得以形成、巩固、强化和发扬光大的。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每一个时代都是在既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前进，因而各种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必然在每代人身上打上烙印，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传便成为保持民族特色、保持民族生命力的基本途径。因而，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继承十分必要。

再次，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品格，能够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整体，激励和引领整个民族顽强拼搏，因而具有支撑性和凝聚力的特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重要论述既简明概括了民族精神的特点，也深刻揭示了民族精神在民族生存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民族精神一方面成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以及处理内外关系所遵循的价

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民族精神通过广泛的传播，能够促进民族基本道德规范的强化，增强民族独立意识的维护，加强民族内部矛盾的协调和民族各种力量的汇合，从而推动着这个民族整体凝聚力日益增强，支撑着这个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切，无不与继承传统文化密切联系。

从民族精神的这些主要特点去看待继承文化遗产，我们会发现儒家文化中蕴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而沿着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结合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我们也会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那么，如何传承民族文化遗产中的民族精神呢？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以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民族文化遗产，合理地继承与发展，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着眼于今天，立足于中国，做到古为今用，才是可取的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之道。

中华文化的体系与内容庞杂，在许多方面都有褶褶生辉的成就与贡献。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对历史的影响，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社会发展到今天，若一如过去那样全盘继承所有的儒家文化，必将羁绊历史前进的脚步；但若全盘对儒家文化进行否定，抛弃儒家文化这一历史遗产的精华，便是对历史的背叛。那么，正确的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怎样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虽有着砸碎封建枷锁的可贵精神，但否定了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是对历史、对未来的不负责任；毫不批判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分不清“精华”与“糟粕”，是在为封建思想做延续的挣扎，亦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下面举例说明，我们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时，应当怎样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遗产。

学习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因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写在竹简上，要么铸在钟鼎上，非常麻烦。这势必要求行文异常简练。行文简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字尽量少，二是修饰少。由于字义多变，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许多歧义。《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有好几种断句，而断句的不同，其表达的意思与思想就不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不同，含义大相径庭。从语义、语法角度考量，两种断句都有其合理性，都能自圆其说。按第一种断句，意思是“民众可以让他们照着我们的指引走，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显然，这样理解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则孔子颇有“愚民”之嫌。但纵观《论语》，很难说这符合孔子的言行。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子路篇》“以不教民哉，是为弃之”，即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作战，那就是抛弃他们。反过来说便是要“教民”。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翻开《论语》，例子不胜枚举。同样出自《子路篇》的，还有孔子与冉有的对话，表述了孔子先“富之”后“教之”的观点。我们大可质疑这一排序，但必须承认孔子并不主张“愚民”。《为政篇》说得更清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无疑饱含着“教民”的思想。在孔子看来，仅仅用刑罚治民，而不以仁德感化，是不行的，会造成民众的“无耻”。

按第二种断句，意思是“如果人民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们的做法；如果人民的行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他们。”这

种理解，恰恰体现了孔子“仁政”的主张。以符合孔子整体思想作为参照，这一理解更胜一筹。所以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有：“形而上者谓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抛开《论语》具体的言语与复杂的内容，即抛开形而下层面的拘泥，直接抽象、概括、总结、升华出《论语》中体现的民族精神，从形而上的角度解读体现在《论语》一书中的灵魂，并尽可能地把握这种精神对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内驱动力的重大贡献。是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必不可少的要求。

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典籍，提供给人类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知识或话语，不仅仅是一个带有历史痕迹的死的东西，因为具体的知识或话语受环境、时间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很大，往往会因为历史的变动而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优秀典籍更重要的价值是它所包涵体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浇灌、滋养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社会的进步不仅有了面对困难的智慧，还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厚重的精神的原动力与支撑力。因而，我们继承《论语》等传统文化遗产，就应该去其糟粕，抛弃那些诸如“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抛弃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文化；进而从形而上的层面解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中那些经久不衰的道德意识、人文品格、君子风范，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等等。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与是否有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直接关联，只有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才能在新世纪的征程上乘风破浪，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第二篇：吸收 扬弃 批判——周恩来与传统文化

吸收 扬弃 批判——周恩来与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伟大人物，一定是吸取自己传统文化的孝子，同时又是吸取全人类文化的智者。本文就青年周恩来与历史上的儒家、道家、佛教、侠义、法家的关系进行分别的梳理，同时看这些传统文化对其后来的影响。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周恩来与儒家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无出其右。儒学积极方面择其要者：积极人世、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人和为本、中庸、重孝、守信、重气节、重名誉、修身、自立等等。儒学的消极面也不可轻视：政治上人治，认为官吏以身作则、靠道德觉悟就可以治理天下；主张等级制度，尊卑身份；厌恶竞争；忠于君王。

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对中国几千年的士人、平民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影响自不待言。他在13岁时，回答老师的提问就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4岁时，少年周恩来在那篇著名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的使命。l6岁时，和几位好同学策划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同年，在《尚志论》这篇作文中开篇讲“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班超投笔从戎之志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侯忠心事汉之志也。”同年又多次讲演、撰文、鼓吹储金救国。在一篇作文中又写道：“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周恩来这种积极参与，以国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事不胜枚举。

(一)贵和尚中

西周末年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和”类似现在人们讲的包容、宽容、吸纳、融通，“同”是贬义的，类似现在的同流合污。《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天地万物才有了自己的秩序和发展。儒家在追求这种“致中和”的理想状态，认为做事要不偏不倚、不狂不狷和不走极端，这一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接见日本前众议院议员横路孝弘时说：“中年嘛——尽管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显然，周恩来不畏惧有人说他中庸。(二)美善合一的道德伦理

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处于重要地位。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还主张清廉节俭、谦和好礼、守信知报、精忠爱国、见利思义、恻隐同情等等。’

儒家主张“俭以养德”，“廉者，清不滥浊也。”周恩来一生秉持了勤谨治国、清廉为政的道德，这一点举世罕见。

儒家称赞人性中的“侧隐”，兼有此德才能成为君子。少年周恩来受儒家道德濡染，那种侧隐同情之心就体现得超乎寻常。1914年，写了《射阳忆旧》一篇文章，回忆9岁时的一件事：看到一个受害人的孩子，在杀害自己的父亲的仇人面前哭泣甚哀。旁观者皆泣下数行。而周恩来：“余不知何故，、见彼童子哭痛，亦随之失声而号。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恻隐之情溢于言表。

孝道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标准之一。据卢再彬、孙智悦著的《少年周恩来》一书介绍，在两位母亲先后去世时，周恩来是呼天抢地的痛哭，泪水和哀伤交织在一起，令人无法卒读。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是1942年7月在重庆去世的。好多文献记载了周恩来痛哭父逝的悲绝场面。他刚刚做完手术出院，脸色苍白，在逝去的父亲灵前放声恸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别人没及时给信，然后三鞠躬，每一次鞠躬都泪如雨下。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也没有回去休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安葬好父亲之后，周恩来于7月15日《新华日报》广告栏中为父亲去世登载了“讣告”。说：“比于昨(十三日)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据说，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后来，他把父亲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

我总觉得，周恩来对父母亲的深爱，不是物质回报的层面上的行为，是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他父亲几乎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样一个平庸的长者。周恩来对他父亲如此痛哭哀伤，这是以儒教为核心中华传统孝道的精神承续。

迪克·威尔逊先生在《周恩来传》中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评价过周氏父子的关系：“很小的时候起周恩来就尝到被抛弃的滋味，周恩来后来对他生父的态度一直是苦涩和恼怒的。”可能迪克·威尔逊先生资料所限，致使他得出一个相反的评论。

(三)诚信知报

前日本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古井喜实1973年因致力于中日邦交反而议员落选了。l973年秋，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之际，周总理邀请他们访问北京。古井喜实说，“周总理特别繁忙，但他仍在百忙中于l0月10日半夜2点半左右接见了我们。周总理一见面就说：‘古井先生是因为致力于日中问题的解决而顾不上自己选区的事才落选的吧。’这是对我的最大安慰，他还鼓励我重新奋起。堂堂一国总理，对一个人竟然能够坦诚吐露如此的慰籍之情和鼓励之词，实在令人感动!”“不仅我深受感动，在座的家乡朋友们都哭了。”“良言一句三冬暖”，对于一个失败者来说，这就足够了。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最忌“忘恩”“负义”，而“知报”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在国家伦理中更显示出它的价值意义。

1939年3月，周恩来在故乡绍兴视察抗战事宜，毫无拘束地对进步人士曹天风说过这样一段话，“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这也许‘是周恩来对待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

二、“有而不恃长而不宰”——周恩来与道家 道家在治国谋略、策略、人生观、宇宙观等方面对后人影响颇大。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一)中学作文论老子

1916年3月，年仅l8岁的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作了一篇“波澜壮阔，议论崇闳”(老师评语)的文章，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他认为老子不是一味主张退让的，而是在退让中竞争。

中学生的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老子反对借“圣贤”以营私的理论。《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说，不乱推崇有才德的人、不抢购奇货、不引诱人们的欲望，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不把社会正常生活打乱。庄子当年也曾极而言之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社会趋于常规，盗者自然消失了。“盗”者，欺世盗名者。“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周恩来运用“退让竞争主义”，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傥论何为道家精彩的话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来到了祖籍绍兴视察。绍兴进步人士、《战旗》杂志社社长曹天风作为欢迎周恩来的总代表。两人很投缘，论抗战，论政治，论学术，无所不谈。

曹天风提出：“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确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女关’。”周恩来立即反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先生一时难对，周恩来接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曹先生连称“是、是。”

老子这段精彩的话在《老子》一书中两次出现过。第十章少一句“为而不恃”。第五十一章则全。“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为玄德。”意思是，如天地一样，虽能生长万物，但不据为己有；自己德业而成功却不自恃有功；虽然滋长万物却不为其主宰，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大德。这一段话是老子一大人生哲学，没有强烈的占有欲。对社会付出而不求报答，这是道家的基本精神。

道家与治国之道有三件法宝值得人们在行为上重视：“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从周恩来一生中言与行，可以看到老子这“三宝”的积极影响。《老子》六十章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究治国之慎，和周恩来总理行为是那么吻合!“小鲜”指小鱼。据《诗经．桧风．匪风》毛传：“亨(烹)鱼烦(一再扰幼)则碎，治民烦则散(散乱)，知亨(烹)鱼则知治民矣。”所以，治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去搅动它。这是谨慎治国的原则。周恩来对于“治水”、“上天”，多次讲过自己对此如履薄冰。三年困难时期，他对国家各地调拨粮食亲自过目、计算，一条长长的大纸单类似哈达一样放到自己身边。“文革”**之初，火车难以正点，他竟帮助调动，说自己成了铁道部长，如此等等。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周恩来与佛教、佛学、佛家

首次从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两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当时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其借用佛家的献身精神慷慨赴难而惊愕不已。

周恩来父母都是信佛的，少年周恩来是受到佛教影响的。佛教的消极面自不待言，其积极面也很明显：如容忍(对同志、朋友容忍起码正确)；寡欲(佛教道德对僧侣的十条戒规)，这对人们生活中的艰苦朴素、健康心理人格的培养有好处；行善(扶危济困、舍己为人)；献身(必要时舍出自己性命)等。周总理1963年10月20日同佛教徒谈话中说：“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主张和平的。”

周恩来生母万氏给他讲过《西游记》的故事，他在万府书房里找到《西游记》，贪婪地看了。在天津南开读书时，他大致了解了佛学概宗。l914年，敬业乐群会成立，其中就有一个“佛教研究团”。l916年5月6日，他有一篇作文《诚能动物论》，对佛教精华给以很高评价，“然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仅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

19岁的周恩来，去日本留学，还带有明显的佛教影响。1918年元旦这一天日记写道：“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周恩来到日本，生活困苦，思念亲人，但没看忘用佛教精华去塑造自己。元月2日，在(修学)栏里写：佛门十戒：杀、盗、淫、酒、勿妄言„„这一天，用佛家仪式焚香、静坐，念诗纪念母亲。

周恩来在日本苦恼的时候，曾寄托于佛教的“无生主义”，在他的旅日日记中记载了l918年2月间一段苦闷心情，讲了对“无生主义”的看法，“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原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我[长]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无生”也叫“不生”，是小乘佛教的八不缘起之一。《中论．观因缘品》：“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一切事物既非自因生，也非他因生，又非共因生，还非无因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缘生，否定人的创造性，主观努力一面。当时周恩来在日本求学，经济上常陷于困境，思想彷徨，正在苦恼于不婚主义、信奉民主主义的前夜，忽然有这么一段和佛教“无生主义”结缘。这也说明，他青少年受佛教消极的影响是不能令人忽略的。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也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过佛教，这几乎是一种文化思潮。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思潮”这一专题研究中已指明，在近代有一个佛法人世的潮流。他指出：“与今文经学相伴随而复兴的另一传统文化思潮是佛学。近世佛学的复兴早可溯及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近则缘于戊戌时期杨文会的提倡。”陈少明认为龚、魏信佛是晚年可供心灵避难的一块静土，杨文会超然于世俗之外，而康有为、谭嗣同和章太炎则利用佛学积极人世。其中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是其中更激进者。谭嗣同突出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激励人们参破生死，成仁取义，众人平等，“大无畏”等等。章太炎治佛始于狱中，出狱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这些仁人志士都是在没有别的思想武器的时候，用佛教、佛学献身精神来武装自己。

四、“博浪踵相踪”——周恩来与侠义、侠行 侠义精神在中国源头久远、万古不绝。春秋战国时，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达到一个高潮，他涉及到食客、平民、刺客、诸子、豪强以及游民，形成一个广阔的任侠社会。任侠舍身急人、走死不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司马迁在《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对这些人极尽讴歌。侠客精神当然在任何时代都是秩序的反对者，所以在民主法制的社会是不能提倡。在专制王权笼罩着人问的时候，人们无法从法律的程序中伸张正义、获得公平，只能寄希望大侠的出现，颂赞侠义精神。墨子讲究正义、．和侠结缘。

青年周恩来确实和侠义、侠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中学创作了小说《巾帼英雄》，这篇8000余字的作品发表在1914年10月至1915年4月出版的《敬业》学报第1、2期上。写小说这一年，周恩来仅l6岁。小说故事曲折，对洪青儿之父、青儿的侠义给以赞扬。如说青儿父“慷慨好义、性和顺、嫉恶济贫，有古大侠风”。说青儿“本其父一片侠烈心肠”。通过梁生之口赞青儿是“天外飞来奇侠，救我舅妗，越出网罟，而女舟子又复能济人之急，独力鼓桨，免我舅妗于追捕之娲，且不取舟资，尤为难得。”这篇小说，塑造了集善、侠、义于一体的女性侠客形象。说明在周恩来青年时代，侠义占着相当大的思想空间。

1914年还有这样几件事。春，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观察燕赵之习俗，复有昔日所谓慨感悲歌之士者乎?”在《春日偶成》五言绝句里有“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歌吟古代荆轲、张良义无返顾的大侠之魂。

周恩来一生许多行为体现了侠义侠行。1920年天津兴起的声援福建各界的抵制日货运动。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当局拒绝接见，周恩来和其他四人从公署门槛下钻进去，强行进入公署，里面是托着刺刀的军警。

1916年他l8岁时，给同学蓬仙诗中日：“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十多年后，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革命家的周恩来的勇气体现了侠气。太原撤退，夜出水西门；长沙大火，在火海中沉着应变；在绍兴，号召青年学习鉴湖女侠之精神；重庆拜访民主爱国人士，甩掉车后的“尾巴”„„在他朗朗笑声背后，革命家的气质带着古侠之风，令各界朋友赞叹不已。

1946年政协会议闭幕，周恩来乘飞机飞往重庆，遇寒流飞机结冰下降，大家都系降落伞，周恩来把自己的伞包系在小叶杨梅身上。据何谦回忆，美军飞行人员又给周恩来拿出新的伞包。

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也充满着惊心动魄的险情。“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已说明蒋帮特务的阴谋之毒辣。当时还了解到，美国虽不参加会议，但有一个70多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有间谍、军人、警察。台湾国民党也派往雅加达好多骨干特务，组成铁血团，印尼国内还有反动武装准备袭击亚非会议。如此险象环生，周恩来毫不畏惧，依然冒险前往11964年1月加纳发生政变，总统遇刺，事件尚未平息，周总理又是冒险前往。这件事，不但震动了非洲，也震动了世界!这样敢冒大风险的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在十年浩劫中，周恩来动用了各种有效策略伺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人们几乎涉及到周恩来各种各样策略，恐怕没人注意他运用侠义的藏隐一策。《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朱家“所藏活豪士数百”的记载。郭解这一游侠又被人所藏。春秋战国这类藏士、藏友的侠风很盛。这种行为为当政者视为“不轨”，用今天话说，不符合程序、规则。当程序、规则背离正义时，人们则完全可以玩一玩任侠的藏隐之策。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揪斗老干部，使老干部面临各种迫害。周恩来把一些人接到中南海、京西宾馆、北京医院等处藏起来。更有甚者，他把贺龙元帅夫妇接到自己家中藏起来。他家里藏不了，又把贺龙元帅夫妇藏到西山象鼻子沟里。

1968年4月13日，周总理把陈毅小儿子陈、鲁托陈锡联亲自秘密安排在部队。总理同时坚决地告诉陈小鲁，“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三年后，陈小鲁拿着三张五好战士喜报出现在父母面前。当然，以上这些主要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固有的思想情怀以及政治风格!

五、“专制之恶焰”——周恩来对法家持批判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于法家自始至终是持批评态度。法家的理论主张国王要绝对集权，必要时焚书坑儒。秦始皇彻头彻尾地实践了法家这一套理论。

周恩来在中学时期1915年写的《陈涉亡秦论》，对秦始皇的暴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青年周恩来认为，秦朝世不三传，“不得不归罪痛恨于始皇也。”他认为，赵高登上宝座、陈涉起义这些问题都是秦始皇造成的。他评价周朝八百年的统治是遗爱在民，人心没有理由离异。秦始皇造成的二世而亡是“顾虑其子孙之甚”，反而不如周武王遗爱在民。青年周恩来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第一，秦始皇在“民生元气凋零已尽，苟能以仁义自绳，惠及黎民，则陈涉无由而兴，„„乃计不出此，徒肆专制之恶焰，施其暴烈之政策”。第二，秦始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北筑长城，劳民伤财”。第三，“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书，坑儒士，杀豪杰。”第四，“铖元元之口，胜于防川。”另外，周恩来又指出“弃仁义之扶苏，英勇之蒙恬”，“焉有不速其亡者乎?”这篇作文，青年周恩来揭示了“亡秦者始皇也”的历史原因与教训，确实是一篇警世之作。

在1916年《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一文中，周恩来把历史上列出了两条不同的统治路线：一条是开明专制的路线，即文、武、周公的路线；一条是暴政的路线，即：“桀、纣、幽、厉、秦皇、汉武路线”。因为秦始皇造成“宗教厄矣!政纲堕矣!”在中国人的评价中，把暴政作为一种现象的表述，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劳民伤财、焚书坑儒等等。而暴君是暴政的代表者，除了以上几端之外，还有屠戮功臣、骄奢暴孽、荒淫无度等。而在洛克看来，暴政是“越权行使任何人都无权行使的权力”。洛克又说：“暴政就是一个人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这个权力统治下的人们谋福利。不论统治者具有什么资格，只要不是按照法律而是以自己的意志为准则，只要他的命令和行为不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欲望，那就是暴政。”周恩来正是从中国人的评价尺度来评价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上的开明专制虽然也是专制体制，但总是好于暴政。青年周恩来揭示了专制暴政给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虽然当时还使用开明专制的武器。

总之，青年周恩来对儒家、道家、佛教、侠义都是采取了吸收和扬弃的态度。对于专制主义的法家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在日本接受了民主主义，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新的思想武器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青年周恩来用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激浊扬清，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一直以民主的风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楷模。他具有健康的文化人格。既有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又有现代的进步思想；既具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具有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是他具有无穷魅力的原因。

第三篇：走进儒家经典,品味传统文化

走进儒家文化，品味儒家经典

高三330班主题班会，指导老师:肖厚明

一、活动主题

以期为弘扬儒家文化，提升高校学子的人文精神素质，促进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二、学生目标

1、通过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儒家文化的兴趣

2、通过活动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把握今天，努力学习，运用好实际的儒家知识

三、教学重点、难点

儒家文化的特点以及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四、措施、手段 案例分析

五、课型 班会活动课

六、教学准备 CAI课件

七、教学课程

（一）导入

通过名人名言导入主题

八、互动台

介绍儒家的由来

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1] “儒”字，《康熙字典》解释：《唐韵》人朱切《集韵》《韵会》汝朱切，从音襦。学者之称。《周礼·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

从白话层面理解有两种意思：其一，儒即有道之士。《扬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即儒为会通天道、人道者。《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凡有道术者皆称儒”。其二，《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不过，一般《说文解字》的后一意接受较广。“儒”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即今所谓“学者”，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只称有知识才艺者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儒学并无确立神秘力量为文明核心并统御教徒的特点，相反，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

儒家思想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称为孔子学说，是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分别通过“师”与“儒”来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行为规范和处世

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将之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正统的官方思想。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会。

儒学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严重冲击，近至满清的文字狱，毁古书严重的《四库全书》、现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互动二 对儒家误解的纠正

儒家不尚武？

无知者往往无畏！谣言传播于愚昧人中间，谣言止于智者。

我们看看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孔子提倡教授的“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与“御”就是射箭和驾驶战车这两门武艺，孔子把学习射箭和驾驶战车作为儒家弟子的必修课。

儒家重阶级？

道家有道家的平等，叫「齐物」；儒家有儒家的平等，叫「天民」。中国人没有生来就分贵贱的：人无生而贵者，因为都是天民，天生就是平等的：有教无类，人人皆可为尧舜。

互动三 儒家经典介绍

儒家经典主要有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六艺为“礼” “乐” “射” “御” “书” “数”）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

十三经

秦末，刘邦，项羽攻入咸阳，项羽火烧咸阳宫，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国学十三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注，是对经书字句

十三经注疏 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互动五 孔子简介

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家中排行第二。

“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而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观上，3

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为“亚圣”。

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徵在生下孔子。孔子的伟大思想与孔子母亲很大关系，其母颜征在和他的外祖父颜襄对孔子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伯”为老大，“仲”为第二，“叔”为第三，“季”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重学儒家思想文化对当代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教师小结

略

第四篇：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以《故事新编》为例，开题报告

一、研究现状分析

《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小说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与《呐喊》《彷徨》不同的命运：研究者的态度，从开始的惊异、不解和观望，到后来的贬低、排斥与回避，直至今日的认同、褒奖与青睐，经历了这样一个研究态势由冷到热，评价定位由低到高的过程，而近十年以来，《故事新编》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热点研究对象。与之相伴，对《故事新编》的体裁类别、修辞方式、生命哲学和创作流派等问题的阐释和论争也愈演愈烈。

《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文本—文化向度的阐释可能。这一角度的研究文章还有钱振纲《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韩云波《论鲁迅与中国侠文化的改造一一兼谈<故事新编)中的三篇小说》等，其中成绩卓越的是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他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文中指出《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其文化批判“反映着他试图通过清理传统而从中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决心完成其‘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价值取向。”‘”高文论述了鲁迅对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观念与作为文化事实的儒学的不同态度，解释了作品中对儒家思想拒绝与承担的复杂关系，高文同时彰显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旨归，但主要集中于儒、道、墨三家显学，对《故事新编》的整体阐释稍嫌不足。

二、立论依据

传统文化视角研究《故事新编》起步较晚，大体起步于八十年代，而且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对《故事新编》的文化寓意进行具体注释，二是以鲁迅杂文中的文化观念注解《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前者往往忽略作品内在统一的整体性特点，后者则忽略鲁迅不同作品中文化批判与建设的不同态度。本文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应兼顾其整体性和独异性，立足于文本细读，梳理鲁迅通过《故事新编》的创作回到本土文化之根寻找文化再生资源的创作。

三、研究意义

中国有着深厚的重写传统。中国古典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在明清即呈现出历史题材的繁荣之象。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等列国系列小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隋唐系列小说及明末历史演义小说等。然而处在古典小说创作阶段的写作主体往往在利用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的同时自身也深陷其中，从而使作者对读者的引领滑向了正统的教化之渊，这时的作者主体意识实际是叙事意义上的主体意识，而思想观念上则缺乏主体的独立性。

大多数论者己经注意到了《故事新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在其文化寓指与现实体验的遥遥呼应中各有心得，但《故事新编》毕竟与《呐喊》、《仿徨》不同，其游离时代主流的历史题材与洋溢其中的浪漫气质都明示了它是一个独异的个体：服从于现实斗争需要的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独特选择,对原有历史素材的现实性处理,别具一格的构思,以及能够同时反映双重社会生活(现代和古代)内容的古今交融独创手法的确立。

四、研究基础

（1）通过阅读传记和《鲁迅全集》，对鲁迅生平及创作有了一定了解。（2）通过阅读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对《故事新编》有了总体上的把握，并选修过张霞老师的《鲁迅研究》更加深了对鲁迅及其研究的认识。

（3）尚待解决的问题：《故事新编》创作过程的时间跨度较大，蕴含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依然需要更加细致的考察，避免以偏概全。

五、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1-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5）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6）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8）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9)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赵卓：《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倪玉联：《对古老文化思想的深刻反思──<故事新编>本体意义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3期。

（13）张雪莲：《反讽的意义——<故事新编>的现代再评价》，《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14）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

第五篇：论文：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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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

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