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垃圾分类“桐乡模式”和“虎哥模式”

第一篇：浅谈垃圾分类“桐乡模式”和“虎哥模式”

浅谈垃圾分类“桐乡模式”和“虎哥模式”

桐乡市从2014年底开始试点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年来，通过不断探索、扩面，形成了“上门回收”、“以物换物”、“一高一低”等具有桐乡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截止201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似上门收集已经覆盖市区93个居民小区，72个机关单位、29所学校，共涉及户数3.7万余户；餐厨垃圾收运己有签约单位470家。“虎哥模式”是浙江九仓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自主打造的废旧物资回收平台，自2015年底至2017年10月在杭州市余杭区进行试点，并于2017年10月开始在余杭区14个镇（街道）居民小区推进开展回收服务，目前已建成128个服务站，覆盖城镇居民近13万户。

两种模式优势和劣势对比：

一、老百姓的垃圾分类意识培养方面。“桐乡模式”倡导和引导市民自觉分类，我们的垃圾分类员定时上门到小区内，由小区居民自行将已经分好类的垃圾交给垃圾分类员回收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居民的垃圾分类方法不是很准确，垃圾分类员还会手把手、面对面进行指导，对市民垃圾分类意识和分类知识的提升带动很大；而“虎哥模式”，虽然也是上门收集，但只是发给居民一只回收袋，让居民将垃圾一股脑儿装袋后进行出售，垃圾运到分拣站后再由工作人员进行分拣，老百姓的对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知识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居民没有真正的全面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不利于全民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二、经费投入方面。以2017年为例，桐乡市区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的运行费用为870万元，约覆盖3.7万户居民，折合每户居民垃圾分类的成本约为235元/年，其中还包括了垃圾分类设施、宣传亭等建设和维护等各类费用；“虎哥模式” 每户居民垃圾分类的成本约为456元/年，同时各镇、街道还要设立128个服务站用房给“虎哥”免费使用。相对“桐乡模式”，“虎哥模式”财政投入更大，运行成本更高。

三、垃圾回收方式方面。“桐乡模式”主要是由政府出资成立一个国有公司，由公司负责招人开展垃圾分类上门收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本地人员的就业问题。同时在垃圾回收方式上，“桐乡模式”主要采用定时上门收集、预约上门收集的方法，由老百姓自己将分类后的可回收物交到我们的垃圾分类员手中，有害垃圾则由专门的有害垃圾收集员定时到小区内的有害垃圾收集设施中进行回收。在兑换方式上，桐乡“以物换物”的积分换商品模式老百姓非常喜欢，特别是“一高一低”，即高于市场价回收可回收物，低于市场价兑换物品给老百姓，让老百姓从中获得最大的实惠；“虎哥模式”也是上门回收，但其回收种类较少，只回收居民家中价值较高的干垃圾，对有害垃圾以及餐厨垃圾并没有进行回收。同时服务对象单一，大多是封闭式居民小区而对于人口流动性较大、产生垃圾量大的的开放式小区、临街商铺、大型购物中心等地方、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地方基本没有覆盖，一切运作都是围绕如何方便“虎哥”自身运行的，可以说最大的获利方是回收企业，而不是老百姓。目前“虎哥模式”的前端呼叫功能主要依靠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运作，在前端运作模式上相较“桐乡模式”更加先进和便民，值得我们“桐乡模式”借鉴和学习，目前我们也在积极联系相关软件和网络公司进行手机APP开发制作。但根据我市前期开展垃圾分类的经验，老年群体是参与可回收物“以物换物”的主力军，考虑到大多数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存在使用不熟练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向“网络化、智能化”迈进，另一方面也要坚持电话预约、上门服务的传统方式，方便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也能参与进来，从而达到“垃圾分类、全面参与”的初衷。

（环卫中心）

第二篇：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暨 南 大 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学

院：

人文学院

学

系：

专

业：

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课程名称：

城市发展前沿专题

学生姓名：

冯颖欣

学

号：

2011052273

指导教师：

李琴

2013年 月 日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2011年广州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1.8万吨，日均处理垃圾1.38万吨，而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4万吨，其中91%靠填埋。2009年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引发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的热议。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一方面，民众每天所产生的垃圾量远多于城市处理垃圾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民众对建立垃圾焚烧厂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垃圾产生得快，但处理得慢。如果仅采用堆填的方式，垃圾占用宝贵土地的土资源。如果采用焚烧垃圾的方式，居民则担心其有毒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两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垃圾围城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而在宝岛台湾，情况恰恰相反。在北投垃圾焚化厂却身穿彩虹图案，与它的观景台和360°全玻璃幕墙旋转餐厅构成了北投的标志性建筑。同是垃圾焚化厂，却有不一样的宿命。台湾民众与广州民众对于垃圾焚烧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垃圾处理方式。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是如何处理垃圾的？台湾等在处理垃圾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地区和国家对于我国大陆城市有什么启示？

国内已有学者开始探讨各地处理垃圾的方式。黄奕潆（2011）在《台湾 垃圾变黄金》一文中介绍了台湾因为垃圾分类回收得当，垃圾总量减少且创造了2万个就业机会和95.6亿元新台币的回收再生产值[1]。王伟（2010）在《苏州：让餐厨垃圾变成循环资源》中介绍了苏州对地沟油的有效利用，构建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公司采用高温湿热处理和生物处理相结合的工艺，将餐厨垃圾化为生物柴油、沼气和蛋白饲料，为其他城市处理餐厨垃圾提供一个模式[2]。刘新宇（2008）提出了上海垃圾分类迟迟难以推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居民原先有积极性，但随着后续的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没有跟上，使居民觉得分类收集毫无意义[3]。许焕岗（2009）在参观斯德哥尔摩餐厨垃圾设备后介绍斯德哥尔摩如何处理餐厨垃圾，并提出中国的餐余垃圾由于分类处理的欠缺，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需要进行科技攻关，并且需要考虑技术的实用性、适用性和推广性[4]。戴宏民（2002）在《德国DSD系统和循环经济》一文中介绍了德国DSD系统的组织运作和垃圾分离去处，并提出了“必须深化对废弃物资源化的认识”、“通过国家立法和强制执行确立废弃物资源化”和“按照市场规律建立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机构”三个建议[5]。可见，较少的文章总结了几个国家或地区垃圾分类处理的模式和启示。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下面，笔者选取垃圾处理取得一定成功的上海和苏州，选取台湾、德国和斯德哥尔摩作为成功处理垃圾的案例，结合国外国内的例子，总结其可行性和局限性，进而归纳总结几点启示。

一、国内案例

（一）上海：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

早在2011年5月上海就推出了“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6]的活动，如今，末端处理的生活垃圾较以前日均减少两三千吨。

政府发放厨余垃圾袋和普通的垃圾袋。居民在自家进行垃圾分类。在上海垃圾分类居民小区里，有五个垃圾桶，分别是咖啡色的“厨余果皮”、黑色的“其他垃圾”，绿色的“玻璃”、红色的“有害垃圾”和蓝色的“可回收垃圾”[6]。居民把垃圾带扔到相应的垃圾桶里，最后物业单位的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完成垃圾分类这个环节后，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废旧纸、塑料瓶罐鼓励保洁员回收，出售后所得费用归保洁员所有。而废玻璃由于价值低，则由市容环卫承担收运处置工作，有害垃圾交售给上海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和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等地专项处置，厨余垃圾则在加工后作为肥料出售，其他垃圾则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7]。

为了帮助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如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垃圾分类投放积分换礼活动。居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等活动获得绿色账户积分，从而在网上换取日用品甚至公园门票等。政府还和光大银行合作推出了“阳光阿拉环保IC卡”[8]，将积分直接换成人民币。

上海市推动垃圾分类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首先，政府利用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回收。一方面，通过设置“阳光阿拉环保IC卡”和开展积分换礼品活动等调动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废品出售后其费用归小区保洁员所得也调动了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和进行废品回收的积极性。其次，垃圾桶的设置方便居民投放垃圾袋。垃圾桶采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且分类较为细致，而不是采用目前街道上常见的仅用文字标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居民在投放垃圾时不需要走太近即可分辨出应该投哪个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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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长年累月下来，居民形成条件反射，无论在街上或是小区内，见到五种颜色的垃圾桶即知道相应的分类，这有助于居民养成分类垃圾的习惯。

然而，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比如，市容部门调查发现旧小区的垃圾分类准确率高，而高档小区的垃圾分类准确率低。在旧小区，居民的经济条件相对于高档小区的较差，积分换日用品的活动对这类居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对于高档小区的居民来说，一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积分换日用品的活动对其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这类高档小区多雇用保姆搭理家务事，保姆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有限。因此，单一地利用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不具有普及意义，仅适用于一部分居民。此外，积分换日用品活动的背后需要源源不断资金的支持。如果一个地区财政收入较少，在长期内，难保资金的充足供应。

（二）苏州：氛围推动垃圾分类

同样是积极推动垃圾分类的城市还有苏州。2010年苏州政府提出了“近期大分流，远期细分类”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9]，按部就班，步步推行垃圾分类。各行政区可选择三分法（把垃圾分为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或四分法（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另外，在广场、公园、影剧院等大型公共场所设置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在合适的场所设置有害垃圾收集箱，在餐厅、食堂等公共场所设置厨余垃圾收集点。

不同于上海，苏州在推行垃圾分类时着重营造氛围。同样开展积分兑换礼品制度，苏州推行时更增添了一份人情味。比如，在苏州的养一社区，回收点旁边设置了一间爱心小屋[10]。居民到爱心小屋可以选择有价交换或无偿捐献废报纸、书本等，社区根据所回收物品的费用，向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结算，注入“爱心小屋爱心基金”，帮助辖区内的困难群众。爱心小屋里的居民还会改造废品成为精品，用于出售或装饰社区。如在废弃玻璃瓶内放置泥土和植物装饰社区，玻璃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了推动环保与慈善结合的活动，社区还制定了一个慈善积分制度。社区为无偿捐献废品的爱心人士建立爱心档案，废品的价格兑换成积分，登记在积分卡上，在年末评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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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环保居民，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如理发、眼睛修护服务、电脑维修服务等，积分第一名的居民更获得爱心荣誉证书及奖励，并在爱心墙上签名和贴上自己的照片[11]。除了爱心小屋外，政府还聘请小区的大妈大爷为垃圾分类指导员，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指导员接受相应培训和指导后上岗服务，在垃圾收集点和上门宣传[12]。此外，有点小区还制作了垃圾桶语音提示器[13]、垃圾分类手册和宣传展板，垃圾志愿者也到街上分发垃圾分类手册，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指导[14]。

苏州推动垃圾分类的方式充满了人情味。首先，爱心小屋是环保和慈善的完美结合，垃圾分类不仅仅是单薄的环保，增添慈善后变得更立体，也扩大了关注人群和受益人群。爱心小屋成立之前，一方面，可能只有社会环保组织大力推动垃圾分类，加入慈善元素后，慈善组织也会成为推动垃圾分类实行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不仅城市的环保事业得到发展，有助于垃圾围城问题的解决，同时，本辖区内的贫苦群众也得到了帮助。其次，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设置发挥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在小区内营造了垃圾分类的氛围。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在小区中，热心的大妈大爷熟悉小区居民和事情，由他们承担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责任，能够方便、顺利地开展工作，向居民提供垃圾分类的信息。同时，这个做法也能解决这类人群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最后，垃圾桶语音提示器、垃圾分类手册和宣传展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宣传方法，从视觉和听觉上展开宣传攻势。

然而，爱心小屋和垃圾分类指导员存在的基础是小区有一定的热心居民，而不是潮汐群体如白领族。如果一个小区以白领为主，那么爱心小屋和垃圾分类指导员在这些小区存在的可能性较小。此外，垃圾桶语音提示器、宣传展板等都需要政府较大资金的投入。

二、其他国家或地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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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将循环利用进行到底

台湾地区人均每天垃圾产生量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1.143公斤减至2011年的0.35公斤，其垃圾处理方法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

在台湾，每晚在特定的一个时间，黄色双箱式压缩垃圾车和白色资源回收车准时到达居民区，居民把受众蓝色的垃圾袋扔进垃圾车，其他垃圾则对应地放入回收车的“一般类（瓶罐等）”“废纸类”“干净塑胶类”“养猪”等字样的垃圾桶中。垃圾回收完毕后，资源回收队会对垃圾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并按照类别整齐摆放。厨余垃圾分为猪可食用和堆肥类。猪可食用的厨余会出售给养猪户，堆肥类厨余则变为肥力或土壤改良剂。而废弃的家具、自行车等体积较大的回收物则按照“免费回收、修复再生、低价贱卖”的模式处理。最后，那些不可回收的垃圾会被焚烧。焚烧所排放的气体经过系统处理后，实现无害化达标排放。

台湾处理垃圾分类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庭垃圾不落地收集[16]。这个是指在居民区无垃圾桶，居民直接将垃圾投放到准时上门的垃圾车，从而减少了一般城市中随处可见、臭不可闻的垃圾堆和垃圾桶。第二个特点是价格机制。一方面，在分类之前，垃圾清洁运费按居民用水量计算，与垃圾数量无关，而分类后，可回收的垃圾免清洁运费，而不可回收的垃圾需要用付费的蓝色袋子装好。如果被发现混杂垃圾，则会有罚款的惩罚。因此，居民有动力将垃圾仔细分类，一方面能不用担心罚款问题，另一方面减少家庭在垃圾方面的支出。第三个特点是变废为宝。第一个宝是钱。2012年台北市销售再生家具收入近1290万元，养猪厨余收入逾750万元，变卖其他各类回收废弃物收入逾6687万元[16]。猪可食用厨余出售给养猪户，堆肥类厨余经过处理后变成肥料或土壤改良剂，而要废弃的家具经过回收队师傅对其进行拆解、翻新，以同类产品市价的30%出售。这些一点一滴不起眼的处理累积起来就是一笔财富，原本是人们眼中的垃圾此刻通过分类而变成了金钱。第二个宝是焚烧垃圾后的剩余物。焚化炉与锅炉、蒸汽涡轮结合发电，一部分售给电力公司，一部分焚化厂自用。而焚化时所产生的热能加热游泳池，为居民提供免费的温水游泳池。焚化后剩下的底渣用于铺路，飞灰作为水泥厂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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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特点是环环相扣。最后垃圾焚烧的顺利进行全赖于前面各个环节的有效进行。在第一个环节，居民的有效分类，第二个环节，清洁队员的再次分类，最后可再利用的资源和不可燃烧资源已经从焚烧垃圾中被剔除，需要焚烧的垃圾量比原来大大减少，因此，其造成的污染也相应减少。最后一个特点是环保意识深入人心，而这正是最关键的问题。台湾政府一方面加大处罚力度，对于乱丢垃圾、投放混杂垃圾的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加大教育力度如在学校教育中增添垃圾分类，孩子监督家长进行垃圾分类。外加上社会上环保志愿者指导人们进行垃圾分类。长期以往，垃圾分类的意识深入人心。

然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台湾垃圾分类的成功归因于民众的意识和政府的严厉监管，且台湾人口和土地面积都比中国小，推行政策和实施监管都比较容易。而台湾民众对待垃圾焚化厂的态度与中国的大有不同则归因于前面各个环节的有效执行。如果第一个环节民众没有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垃圾分类正确率低，则会加大第二个环节清洁队员二次分拣的难度。如果清洁队员没有责任心，或欠缺所具备的知识，那么第三个环节焚烧、填埋垃圾的效率进一步降低。第一，玻璃进入焚化炉会粘结炉排，引发机械故障；第二，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式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第三，厨余果皮的纯度需要达到90%以上才能进入湿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生态处置，制作成猪食或肥料。每个环节都需要监管，需要投入人力财力，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而相比于中国，对于有污染的企业的整治力度小，对于培养居民环保意识的努力还有待提高，相关的立法还不够完善。一个国家需要整治垃圾围城的问题，首先，政府就需要带头作用，营造一股人人分类垃圾氛围，通过硬性做法如随手扔垃圾会被罚款和软性做法如在学校就教育孩子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相结合，铺天盖地、真真切切、按部就班地落实各个环节，并进行有力的监管，这样，垃圾围城问题

（二）斯德哥尔摩：处理垃圾电子化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欧洲的绿色首都。而其中的汉马碧更是一个职能生态小区。但是，在15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垃圾场。但经过政府的改造后，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这里成了职能生态小区。

居民家里的残羹剩饭等有机垃圾都要装进一个免费得到的小纸袋里。家里煮饭所用的沼气其中有一半就是通过这些有机垃圾发酵而来的。人们把垃圾分门别类地放进街上的电子垃圾桶。垃圾桶的阀门和地下管网相连，阀门打开的时候，垃圾就会被真空吸入到沼气池或者垃圾发电站，垃圾产生的沼气或电能就成了人们煮饭、公交车的能源。这个全程都由电脑控制。而小区内有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玻璃屋，里面的展示区以各种形式向人们灌输垃圾分类的概念并帮助人们进行垃圾分类，而小区先进设施的建设也让大家了解这是很重要的一环[17]。斯德哥尔摩实行“谁生产谁回收”原则，因此在商店里有回收塑料品、包装箱的回收装置，售后服务延伸到环保领域[18]。

一方面，高科技使得斯德哥尔摩的垃圾回收利用落到了实处。垃圾桶能够自动运输垃圾至指定的地方，减少了人力的资本，且垃圾输送更有效率，垃圾桶肮脏、臭气冲天的形象也被洁净的垃圾桶所替代。焚烧时所产生的热能得到了利用，垃圾堆填所产生的沼气也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能源。另一方面，斯德哥尔摩也下功夫培养人们垃圾分类的意识。人们能在参观玻璃屋的同时学到了垃圾分量的相关知识，这种方法比生硬的宣传更有效。而小区先进设施大规模地建设本身就起着一个宣传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提醒人们小区现在真真切切需要进行垃圾分类。此外，垃圾分类各个环节体现了城市设计者的用心。比如，装残羹剩饭等有机垃圾的小纸袋免费发放，鼓励居民分类垃圾，且纸袋面积小，方便人们带上街扔垃圾，同时也因为容量小，纸袋不会发出恶臭。

然而，斯德哥尔摩处理垃圾的方法或许只适用于新建设的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城市。地下垃圾运输管道的铺设需要破坏水泥路，大范围地铺设，这无疑会造成交通不便，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同时又需要一大笔资金做支持。即使具备了资金条件，科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何铺设地下管网才能有序整洁？如何利用真空的吸力运输垃圾？运送垃圾后如何检查垃圾分类的准确率？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技术的支持。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学习斯德哥尔摩让人们喜欢上垃圾分类的做法，让垃圾分类不仅是一种环保的理念，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还成为了时尚的理念。玻璃屋的讨巧，里面各个展示区的设计，都体现了一座城市政府治理垃圾问题的的用心。

（三）德国：DSD系统

德国DSD废弃物回收系统是目前欧洲各国回收系统的代表。德国《包装废物条例》规定如果包装类废物的回收利用率没有达到政府的要求，那么产品将不能在市场销售。因此，德国包装业协会成立了DSD系统。DSD由95家生产商、销售商在于1990年底自发组织成立。在DSD的会员中，生产商从DSD中购买绿点，包装产品的制造商就把包装卖给生产企业，生产商在包装上印刷绿点，交给商店销售，消费者消费后把废弃的包装扔进由DSD制作的垃圾桶中。DSD收集废弃包装后，运到再生工厂，再生工厂再生原料或其他产品，最后产品制造商凭借着这些原料再生产包装。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次性包装的循环利用过程[19]。而对于非生态友好的一次性包装上，就采用押金制度。公司与生产商签订合同，生产商在包装上贴好标志，生产商根据发放包装的数量预先支付押金给系统公司，消费者把废弃包装放到公司的回收点获得押金。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通过公司替消费者预付押金，消费者只有把废弃包装放到回收点才能获得押金，否则，消费者就需要为他的不环保付出代价[20]。

德国处理废弃包装的方式和前几个国家或地区处理方式大有不同。首先，德国承担垃圾处理的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通过与生产商和销售商签约，把回收废弃包装落到实处。对于可以循环利用的，DSD串合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和再生工厂四个主体，保证每个环节不会遗留废弃包装，促进、监督各个环节。而对于生态不友好的一次性包装，DSD通过把押金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消费者把废弃包装放在特点的回收站以获取押金。其次，德国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虽然中国也出台了关于污水排放的限制条例，但是企业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公关，依然排放大量的污水，污染江河。然而，在德国，除了执法有力之外，包装协会组织生产商和销售商共同商讨方法，如何更有效率地遵守法律。因此，绿点的普及以及押金制度的实施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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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需要政府的有力监督，另一方面需要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的配合。

然而，如果把绿点和押金制度引入中国，还需要几个问题。第一，执法需要有力。政府需要严格贯彻执行环保法律并加强检查和监督，加大惩罚力度。只有企业的违法成本高于遵纪守法的成本，企业才会选择遵守相关法律。或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把处理一次性包装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就如同增值税或进口关税一般，通过提高价格，抑制消费需求，从而减少不环保的一次性包装的运用。第二，包装协会或环保组织需要承担重任。在法律得以严格贯彻执行的前提下，行业协会需要发挥带头作用，联合行业里的企业，制定回收废弃包装的方法。企业可以设计简便包装，既降低了包装成本，也遵守相关法律。

三、启示

中国不能照搬上述的五个案例处理垃圾的方法，但可以取各自所长，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垃圾的方法。以下，是这五个案例的一些启示：

首先，防患于未然。台湾和斯德哥尔摩都是在经历了垃圾围城的危机后，当地政府才下定决心处理城市的垃圾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城市也需要经历了垃圾围城危机后才有需要解决处理垃圾问题，防患于未然最重要。而且，居民环保意识的培养、分类垃圾习惯的养成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才拍脑袋要解决问题，短时间内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危机还在暗地里发展的时候，政府就需要下定决心解决垃圾问题。

第二，完善相关法律并认真贯彻落实。一方面，国家关于垃圾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而关于垃圾分类有则有如下条例：“第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实行分类投放、收集和运输。具体办法，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标准和本地区实际制定。”、“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时间等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可见，国家关于垃圾分类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比如，垃圾应该分为哪几类？相关的垃圾应该如何处理？处理合格标准是什么？国家关于垃圾具体分类的规定是由地方政府规定。然而，在中国一个人口流动性非常强的国家，如果每个城市垃圾分类的方法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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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流动人口每去到一个城市就需要适应这一个城市垃圾分类的方法，随着迁移的次数多了，流动人员难免会混淆垃圾分类的方法，从而降低了垃圾分类的准确度。因此，国家需要将法律的条款细节化，统一垃圾的种类。另一方面，完善法律后，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律。但常见的是政务不出中南海。如果以社区为单位，则需要在居委会中聘请专管垃圾的工作人员以保证法律的实施到位。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居委会的事务较多，如果在目前工作数量的基础上，在加上垃圾分类的任务，那么，居委会会保量而不保质。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和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如果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居民垃圾分类将会停留在一个表层，自然，法律也无法得到有效贯彻。

第三，软硬兼施。这一点启示是针对居民分类垃圾而言。硬是指促成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的手法要硬。

硬手法可以分为利益杠杆和惩罚机制。就利益杠杆而言，笔者认为积分换取礼品的制度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可以在小区垃圾桶旁边放置一个类似于自动售卖机的机器，当居民需要购买垃圾袋时，可以通过刷卡得到相应的垃圾袋，而垃圾袋上面以条码的方式备注居民的信息，实行垃圾袋的实名制。装有害垃圾等不能回收或不能焚烧需要通过填埋而解决的垃圾袋在派发超过一定数量后需要额外的收费以限制该类垃圾的投放，以免影响环境。同时，一个月内使用垃圾袋数量少的用户可以得到积分奖励。过度使用成本上升，减少使用成本下降，以这种利益杠杆调节居民产生垃圾的数量。此外，还能够抑制对过度包装产品的需求，因为居民需要为这样的过度包装而付出经济代价。而就惩罚机制而言，在二次分拣中被发现垃圾混乱放置的用户需要支付额外的垃圾重新分类费用。如台湾的机制一般，垃圾分类得越不仔细，居民所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越大。最后，费用差问题。小区里售卖的垃圾袋的价格应该比市面普通垃圾袋的低，垃圾分类没有额外的经济成本甚至成本降低，这样，激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垃圾袋可以通过废塑料瓶的再生产而得来。在惩罚方面，罚金的设计应该结合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定，并且不能过低。如果罚金过低，居民的经济成本没有增加则发挥不了警示的作用。此外，罚金可以用作购买礼品的资金，最大限度地保持整个过程中资金的稳定性，节省开支。把垃圾分类运行机制设计得新奇特别，首先就可以吸引居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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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积分兑换礼品可以使垃圾分类更有活力而不是单调。

软手法则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首先，政府要塑造一种全民都在垃圾分类的氛围，使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潮流。这个可以通过增加公益广告和活动来制造。一个广告的“单曲循环”有助于居民加深垃圾分类的印象。形成单曲循环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广告播放的次数。二是通过一些顺口溜，或特别的广告方式来加深人们的印象。而活动则需要居委会组织。一般在社区参与活动的对象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和中年人很少参加。但举办垃圾分类活动的目的不在于硬性要求全部人参加，而在于每家每户有一个知道垃圾分类的人，笔者在此称为种子。这些种子在日常生活中，将垃圾分类的知识传播给家人，从而家人也间接了参与活动。并不是仅仅是老年人才能成为种子，小学生、中学生在平常学习中接收了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后氛围塑造后，同样可以发挥种子的作用。其次，政府需要把垃圾分类精品化。但垃圾分类氛围形成后，人们开始关注垃圾分类，这时，如果能够推出一些如斯德哥尔摩玻璃屋、苏州的爱心小屋等把垃圾分类精品化的展览活动，人们将会乐于去尝试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在人们的印象中通常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但如果能让这件麻烦的事情与精致、爱心、慈善等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垃圾分类将不再是一件麻烦事，而会成为一种环保时尚、充满爱心的生活方式。

第三，以实力说话。如果居民能够很好地完成垃圾分类，社区里的清洁员也能负责任地完成二次分拣，那么最后需要焚烧或填埋的垃圾数量就会大大减少。但是，即使需要焚烧的垃圾数量减少了，焚烧厂依然需要运作，即政府总要选一个地方建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总会对选址有异议。此时，政府需要用实力说话。当然，用实力说话的前提是处理垃圾的技术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然而，这个“一定的水平”并不抽象，正如在台湾的案例中，垃圾中厨余果皮和塑料品被剔除干净，焚烧炉的温度只要达到850°，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焚烧垃圾就不会产生二噁英。为了增强民众的信心，政府还可以在焚烧厂附近设置空气监测站，欢迎人们监督。在初期，还不能把焚烧厂建设成想北投垃圾焚烧厂一样漂亮，但至少，政府需要让人们不抗拒垃圾焚烧厂。

第四，把循环利用进行到底。像德国，把塑料瓶分出来后交给再生厂生产再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生原料制作塑料瓶或其他产品。而居委会就可以和再生厂合作，把塑料品生成再生原料后制作垃圾袋等。一方面这个可以降低居民垃圾分类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塑料品的循环利用。此外，厨余垃圾可以仿照台湾的做法，制作成猪食或肥料。焚烧所产生的热能则可以仿照斯德哥尔摩的方式，变化成电能，供居民生活和公交系统。废弃玻璃瓶可以制作成精品，出售或用作慈善用途。这些循环利用的方法能够让垃圾分类变得实用。以前垃圾分类给人们的印象通常是解决环境问题，但是垃圾分类后去哪里，用作什么，人们了解甚少,因此，如果能够在垃圾分类后把二次资源运用到日常生活中，那么人们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会相应地提高。

第五，关于街道垃圾分类难度大的问题。台湾是采取把垃圾带回家分类完毕后再送上垃圾车，而德国采取的是DSD系统，居民饮料瓶等投入到特定的回收站能够获取押金。高晓松曾在节目里提到他到日本参加音乐节时，狂欢两个小时后地上没有一片纸片。音乐节在12点结束，日本人很有耐心地排队把垃圾分门别类地投进垃圾箱，足足到凌晨2点。当然，这是在日本人已经树立牢固的环保意识的前提下才可以发生。而在中国，不妨尝试把垃圾带回家的做法。由于目前居民对垃圾如何分类的知识掌握得不是很好，在街上，特别是在情急之下，可能会分类错误。这种分类错误不仅会加大人力去进行街道垃圾的二次分拣，而且还找不出“凶手”。如果居民能够把垃圾带回家，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可以提高，因为小区内居民投放垃圾是实名制，具有惩罚制度的约束，居民在分类垃圾时就会更加仔细。当然，前提是街道上有人监督是否有人随地乱扔垃圾。像香港一样，随地扔垃圾会被罚款。

第六，垃圾产业化，成为新产业。在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的过程中，有许多环节都暗藏着发财致富的机会。比如说，对于居民废弃的家具，政府把现有搜集破旧家具如电视机、洗衣机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进行规范，链接好搜集完毕的家具应该如何翻新再投放到二手市场。政府需要在破旧家具搜集者、翻新工厂和二手市场中架起桥梁，使原本分散的个体组合起来成为一条二手家具的产业链，创造就业岗位和财富。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塑料瓶、旧书等物品。

综上所述，当务之急是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并认真贯彻落实，在培养居民垃圾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分类意识和习惯方面要软硬兼施，通过提高处理垃圾的科技水平和加强二次资源的运用，树立居民对垃圾分类及处理的信心。只有政府、居民和企业齐心协力才能很好的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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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钱嫣婧.手绘横幅宣传垃圾分类[N].姑苏晚报。2013-12-11 晓平，钱振苏.垃圾分类宣传进社区 试点小区添置语音提示器[N].苏州日报.20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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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上海试点全国新农村垃圾分类模式

中国新农村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上海开始试点

国家建设部，按照“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标准，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在上海市崇明区开展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切实提升垃圾分类实效。完善区域内大件垃圾、装潢垃圾、餐厨垃圾、花木落叶、集贸市场垃圾等专项分类收运体系、中转体系，实现建筑垃圾、农业垃圾和湿垃圾等固体废弃物的有效回收利用，专业垃圾收集设施转运，提高区域资源利用和循环效率。力争2020年底，建立完善的，分类减量垃圾综合治理体系，打造全国性“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区。

第四篇：家庭教育模式分类

子把父当马，父望子成龙，可怜中国父母心！舔犊之情，不能不令人感动，然而舔犊的方式，恐怕尚待改进！

纵观中国的家庭教育之弊，放纵者有之，溺爱者有之，施暴者有之，粗略的划分一下，大致有如下类型：

（一）模具制造型

持此类教育方式的家长，大有人在。此类家长，属于自以为是之人，总以为自己的想法不会错误，总以为自己是爱孩子，为孩子好。对孩子的要求极严，孩子的举手投足，都给予详尽的指示，从生活习惯、活动的范围方式，到读书的范围方法、兴趣爱好，甚至到高考专业的选择、毕业工作的种类，都受到强制性指导。

殊不知，人是万物之灵，人最大的长处，是善于思想，善于学习，善于在学习中创造，而这种教育模式，无形之中，就抹杀了孩子的自主学习与创造能力。在这种模式之下，不否认也有一些孩子有所成就，但更多的孩子，却成为模具制造的产品，家长原形的克隆，人的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在这些克隆产品中黯然消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在这种模式之下，恐怕龙凤老鼠的后代，都是“老鼠”了！

（二）温室培养型

经济条件的改善，孩子数目的减少，使家长更有能力精力来教育培养孩子。捧在手中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给予孩子最好的学习与成长条件，弥补自己少时的缺憾，这是生在艰苦年代的家长的普遍做法。

孩子的吃，要操心，总担心孩子缺锌少钙；孩子的穿，要操心，嘘寒问暖，从孩子房里的太空被空调，到出门武装到牙齿的装备，无一不体现了家长细腻的爱心；孩子的行，要操心，在学校附近春游，父母也要请假奉陪；孩子的交往，要操心，本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孩子只容许与“优秀”者（大多以学习成绩为标准）交往；孩子的学，更要操心，从胎教，到小时候的艺术素质的培养（比如学琴画画），到入学的学校选择、老师选择，无一不体现了家长的“智慧”，直到孩子的毕业，专业的选择，工作的选择，爱人的选择，仍要操心，有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却没有料到，人的思虑有限，自然的造化无穷！这样的做法，制造了许多肥胖儿童与厌食者，制造了免疫力极差的孩子，制造了庞大的厌学者队伍，制造了离开父母一无所能的孩子。温室的花朵，禁不住一点点风吹雨打，“温室”培养出来的孩子，离开父母，却无法适应于社会，最后父母只好哀叹自己无法与天地同寿了！

（三）极力压榨型

这种模式多出现在孩子的读书过程之中。教育的社会性与个体的特殊性之间必然有矛盾，在目前形势下，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没有普及，大学生的就业率很低，迫使家长对孩子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以使孩子能够上一所名校，有个教好的前程。纵使学校能够减负，家长也未必让孩子减负，连小学生的作业，家长都要求孩子完成两套三套，而学校面临的生存压力，教师面临的考核压力，也使学校的减负成为镜花水月。在平时，孩子们都被迫学习到晚上10点以后，而假期，更有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在等待着被压榨得灯枯油尽的孩子！教育科目的设置不合理、教育模式的缺陷，在扼杀孩子的创造力，而家长们，不设法补救，却推波助澜，成为扼杀孩子天性与创造力的同案犯。

（四）经济刺激型

物质的社会，造就物质的方式，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教育模式也被产业化，很多家长的教育方式，也是“向钱看”！考第一，奖励多少，考前十名，奖多少，在不少家庭，都成为制度！特别是庞大的打工队伍中的家长，对留守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以钱来“遥控”孩子。小小的脑袋，最终只容纳了一个庞大的“钱”字，洗自己的衣服，可以，拿钱来；帮你做作业，可以，拿钱来；帮爸爸买包烟，可以，拿钱来„„

（五）原始放牧型

这类模式多出现在打工家庭或者问题家庭，父母忙于打工挣钱，无暇关注孩子，或者婚姻破裂，根本就不顾及孩子。当然也有现实的家长，认为读书无用，孩子未必能考上大学，大学毕业未必能找到工作，不读书也同样可以挣大钱，甚至成为黑社会的流氓，也一样“出人头地”！干脆就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模式的后果，就是把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推给教师，现在虽然有“教育万能”的理论，这世界上却没有万能的教师！

（六）自家萝卜型

俗话说，自家萝卜天大个，是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家长眼里出天才，自家的孩子什么都好，稍微的出众，在有的家长眼中都是天才的举动，即使有不好，那也是别家的孩子不好，是老师学校的不好，是社会的不好，自家的孩子绝对不会不好！这种情形，相信读者也曾见识，其中危害，就不赘述了。

（七）崇尚暴力型

“棍棒下出孝子”，仍然有部分家长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特别在孩子调皮不听话的时候，在气头上，对孩子拳脚相加的，仍然大有人在。给孩子造成的心理阴影，逆反心理以及长大后崇尚暴力解决问题的恶劣影响，很难消除。暴力的孩子，要么逆反心理特别强，要么特别懦弱，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种步步高点读机t600环境长大的孩子，很少不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

（八）《大话西游》唐僧型

这部分家长相对比较温和，但又失之偏颇，当语言说服不能解决问题时，就难免絮絮叨叨了，好比是《大话西游》的唐僧念经，两个小鬼实在受不了，只好上吊自杀了。现实之中，有的家长的确过于唠叨，这种步步高点读机t900环境长大的孩子，男孩对别人的啰嗦过于敏感，女孩则成为长舌妇（当然，我的结论可能不科学）。

（九）百依百顺奴才型

经济条件的改善，孩子数目的减少，一个孩子，可能是祖父祖母的期望所在，外公外婆的期望所在，叔叔阿姨的期望所在，父亲母亲的期望所在，这样，造就了一大批“小皇帝”，自私自利，没有爱心，唯我独尊，最后不容于社会也就必然了。

（十）理想型

最后一种，作为理想的家长的总结，因为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弊端与危机，所以步步高点读机t800好的家长类型不作重点的论述了，只是作为补救以上一些家庭教育方式的缺陷的建议。

理想的家长，应该在儿童的早期的智力开发方面下功夫，先天智力毕竟无法更改，后天智力确有极大的挖掘潜力，这是其一；爱孩子，重视孩子，但不能溺爱，满足合理的要求，但要

让孩子自己明白，哪些是不受鼓励的；严格要求孩子，但应给孩子适度的活动空间；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特别重要，这是决定孩子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重要阶段，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一个良好的思维习惯，一个良好的经济观念，以及好的性格，都将要影响孩子的终生，都将决定你的孩子的成就！现在的家长，却过于实用主义，眼睛只盯着初中高中，却没有明白，初中高中的成就，很大程度取决于小学养成的习惯与逐渐形成的性格。

可以这么说，性格与习惯决定命运！

第五篇：打造垃圾分类、清洁直运的“杭州模式”

打造垃圾分类、清洁直运的“杭州模式”

2010年05月14日08:08 来源：《杭州日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清洁直运工作领导小组顾问王国平昨日在调研杭州市垃圾分类、垃圾清洁直运工作时指出，要肯定成绩、鼓舞斗志，统一认识、明确目标，总结经验、理清思路，加强领导、形成合力，把垃圾分类、垃圾清洁直运这一“民心工程”、“实事工程”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垃圾分类、垃圾清洁直运的“杭州模式”。

王国平实地考察了浙报公寓、湖滨街道、西牌楼社区、新城国际花园小区、采荷东路垃圾中转站、华家池中转站、天子岭生态公园、市民林、环境教育互动教室的垃圾分类、垃圾清洁直运试点工作实施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听取了市城管办、市城投集团、有关城区关于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城区区委书记徐祖萼参加调研，副市长俞志宏出席会议。

王国平指出，垃圾分类、垃圾清洁直运是城市的难解之题，也是必解之题。要肯定成绩、鼓舞斗志。自该项工作试点启动以来，各级各有关部门真正做到了认识到位、目标到位、领导到位、组织到位、宣传到位、配合到位，使这项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成效显著、难能可贵。要统一认识、明确目标。垃圾分类、垃圾清洁直运是涉及每一个杭州人和新杭州人生活方式、卫生习惯转变，进而引发城市管理革命的大事，其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一项“清洁工程”，事关杭州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是一项“品质工程”，事关提升老百姓生活品质；是一项“和谐工程”，事关杭州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人际关系和谐；是一项“竞争力工程”，事关杭州打造“六位一体”低碳城市、发展循环经济，提升城市竞争力。垃圾清洁直运的工作目标是6个主城区所有新小区不再新建垃圾中转站，通过“桶车直运”、“车车直运”等办法，做到“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露”；老小区则通过现有垃圾中转站全部改造提升，做到“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露”；实行垃圾收运一体化管理，形成城市垃圾集疏运一体化新格局。垃圾分类的工作目标是形成以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4个环节袋装化分类一条龙的模式。要总结经验、理清思路。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下一步要做到垃圾分类与垃圾直运相结合，充分关注细节，做到无缝联接，同时，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让垃圾分类进课堂，在幼儿园、中小学开设垃圾分类课程，并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充分发挥天子岭生态公园第二课堂作用；做到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4个环节相结合，形成垃圾分类袋装化一条龙；做到市城管办和市城投集团工作相结合，垃圾分类投放环节以市城管办为主，投放环节不仅包括家庭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还包括户外垃圾，而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以市城投集团为主，两家单位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做到有章办事、有钱办事、有人办事相结合，建议市政府尽快下发有关文件；做到垃圾袋、垃圾箱、垃圾桶、垃圾房、垃圾站、垃圾车相结合，实行统一标准、一条龙管理；做到点与面相结合，在试点基础上，争取在一两年时间内在主城区全面推开这项工作。要加强领导、形成合力。这项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杭州人和新杭州人，涉及错综复杂矛盾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市清洁直运工作领导小组、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有关城区党政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建立工作责任制，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坚持领导抓、抓领导，反复抓、抓反复，重点抓、抓重点；市有关部门发挥各自职能，齐心协力、密切配合；要落实“四问四权”，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真正做到让老百姓成为这项工作的主体，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记者 李稹）

（责任编辑：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