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努力探索农村垃圾治理模式
努力探索农村垃圾治理模式 切实解决农村垃圾处理问题
我市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集中收集、统一清运、无害处理、再生利用”，由我局牵头实施的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当前进展顺利，全市城乡环卫一体化村居覆盖率已达到51.76%，奎文、诸城、寿光、昌邑等县市区基本实现区域内全覆盖，为切实解决农村垃圾回收利用难、乱堆乱放、污染环境等问题起到了示范标作用。一是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被各级所重视。年内任务目标是：建立起城乡垃圾“户集、村居收、镇街运、县市处理”体系，村居覆盖率达到50%。围绕这一目标，各地加速了包括环卫一体化在内的城乡统筹发展进程，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城市文明向农村覆盖。二是各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去年起市政府首先在奎文、潍城两区城郊村进行试点，生活垃圾收集与垃圾转运站所购臵的设施设备由市财政给予定额补助，运行费用由市、区按5：5的比例负担。今年，诸城、寿光等县市相继出台了《关于城乡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一体化实施意见》，配齐保洁队伍，实行经费补助，严格责任考核，推动了工作进展。三是城乡环卫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诸城、寿光、昌邑等县市在所属镇街和社区中心村都建设了垃圾中转站、密闭垃圾周转箱等收储设施，购臵了垃圾收集车、中转运输车等收运设备，为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提供了硬件基础条件。四是县级环卫部门服务功能延伸与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发展做到有机结合、互促共进。抓住镇级扩权的有利时机，昌邑市环卫部门转变观念，为镇村环卫保洁提供有偿服务，既发挥了专业保洁队伍的优势，又为环卫事业的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寿光实施三步走战略，以环卫托管为手段，拓展环卫服务领域;诸城市强化了政策引导、组织保障、考核监督，做到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下步，局将继续加强督查督导，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把城乡环卫一体化纳入小城镇提升考核范围，力促工作顺利进展。
寿光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实践第一步：
通过有偿托管解决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
为解决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差的难题，寿光市环卫部门从2001年春开始，尝试对城中村垃圾清运和道路保洁实行有偿托管。环卫部门首先选择了经济基础好并且原来就有保洁人员的圣城街道九巷村试行卫生有偿托管。环卫部门与村委签订有偿托管协议，保留原来的保洁人员，全村进行分片保洁，每人一个保洁区域。村里按不低于环卫部门直管保洁员的工资标准，一次性将款项划拨到环卫部门。保洁人员由环卫部门统一管理，并按保洁质量实行百分制考核，将保洁人员按一、二、三等发放工资。实行托管后，环卫部门在村里放臵垃圾桶，规定保洁人员一天普扫两次，中间进行拣扫。全天候保持路面清洁，垃圾日产日清。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村民们知晓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实行定时定点放臵垃圾，并对乱倒垃圾、污水的行为进行教育。对村里的保洁人员，环卫部门实行三级管理连带责任制，若出现路面不干净或垃圾清运不彻底，逐级追究责任。九巷村实行托管后取得了明显效果。以前是垃圾桶满后才运走，而现在是日产日清，环境卫生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环卫部门以点带面，把九巷村的做法推广到其他村庄。截至目前，规划区内村庄普遍实行了道路保洁和生活垃圾清运的有偿托管。寿光市实行环境卫生有偿托管以来，有效地解决了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和集贸市场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城区环境卫生质量，给市民提供了一个优美、整洁、舒心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和谐文明新农村
村容整洁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建立“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新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破解“垃圾围村”难题,实现村容整洁,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有效做法。昌邑市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昌邑市是著名的“丝绸之乡”、“苗木大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批工业产品涌入农村消费市场,农村垃圾也随之逐年增多,远远超过了农村环境的自净能力。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以前,昌邑市的镇村环卫工作与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由于镇村环境卫生工作相对薄弱、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环卫行业发展的机制不活等原因,致使农村环境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环境脏乱差现象得不到根本改善,垃圾收集率不到20%,个别村庄还存在“路面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治理靠突击,垃圾到处洒。上级来检查,垃圾大搬家,钱虽不少花,难改脏乱差”的现象。“垃圾围村”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当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加快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开展垃圾集中处理,不断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去年以来,昌邑市把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积极探索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的新路子,扎实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科学运作是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关键措施。城乡环卫一体化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城市与农村的环卫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臵,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科学有序地开展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工作,彻底解决农村环卫事业发展滞后、“垃圾围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昌邑的做法,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各镇街、有关部门分管负责人任成员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领导挂帅,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协调一致,各负其责、共同推进的领导机制。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和属地管理的原则,积极稳妥地理顺了环卫管理体制,将原市环卫处升格为环卫局,镇级设立环卫所,村级设环卫保洁点。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政府监管、市场运作、镇为主体、分类实施”的环卫一体化工作思路,明确界定了市、镇、村环卫管理权,形成了以市为核心、镇(街道)为重点、村(社区)为基础、环卫部门为指导的规范运作机制,使城乡环卫管理链条充分完善,实现了从小环卫到大环卫、从重突击到重长效的转变,扎起了一个大环卫、大发展的架构。二是创新运作模式,规范运作流程。“委托管理、市场运作”,“管理”、“作业”分离,是搞好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有效方式,昌邑以此为指导,制定下发了《昌邑市城乡环卫一体化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全市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的任务目标和运作模式。各镇镇区及村(社区)的环卫保洁、垃圾清运工作全部委托给市环卫部门统一管理,各镇环卫所配备环卫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械负责街道保洁、垃圾清运工作,各行政村每100户村民设1名保洁员,负责村内生活垃圾收集、街道保洁。按照市、镇、村、户四级联动、分级负责的原则,以垃圾袋装化、收集分类化、运输密闭化、处理无害化为标准,实行“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的运作模式。户包卫生,各住户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放臵垃圾；村包秩序,由村内保洁员集中收集到垃圾桶或垃圾收集区内,制止乱倒垃圾、污物及损坏环卫设施等行为；镇包清运,镇环卫所负责清运到垃圾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6月底,昌邑市镇驻地、城中村(社区)环卫托管率达到100%,农村环卫托管率达到了91%,年内全市691个村(社区)将全部纳入到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化格局中。三是完善投入机制,保障运作经费。建立资金保障机制,落实资金保障措施,是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正常运转的关键。镇区环卫托管费由镇财政负担,每年列入镇级财政预算,承担镇区街道保洁、垃圾清运处臵、固定垃圾收集分拣场(点)建设费以及环卫所人员工资、办公经费等。村内环卫托管费采取村集体出资和“一事一议”筹资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去年以来,昌邑市有589个村启动了“一事一议”,筹资达1313万元,确保了垃圾清运、村容村貌整治所需经费。市级财政逐步增加对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农村环卫事业的发展。去年以来,在环卫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达到了800多万元。其中,先后投资300多万元,新购臵垃圾清运车18辆、清扫车20辆,垃圾压缩车4辆,环卫监察车9辆,为全市每个镇都配备了垃圾清扫车和密闭式垃圾集运车。全市新建垃圾中转站2处、无害化垃圾处理场1处。
严格标准是实现村容整洁目标的重要保障。在具体工作中,严格落实“五化”标准,即管理规范化、运作市场化、队伍专业化、作业精细化、机制长效化,确保实现农村环境与城市环境同步改善的目标。实行规范化管理。对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考核,统一检查,统一评比。制定了严格、规范、科学的管理制度,每月定期对镇村的街道、小区、环卫设施等进行检查考核；将镇、街实施环卫一体化工作情况列入年终考评的重要内容,推动了工作进程。采取市场化运作。镇村环卫保洁按照“有偿服务、共同受益”的原则,实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公开招标保洁公司,建立竞争机制。以工作量和清扫难度核定经费,确定标准,并建立相应的检查制度,实现了环卫管理与作业的有效分离。使用专业化队伍。参与环卫招标的保洁公司必须有环卫保洁资质,成立专业保洁队伍,配备环卫专业机械设备。力求精细化作业。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按照人口布局合理摆放垃圾桶；在经济条件一般的村庄,采取建造封闭式垃圾堆放房或垃圾池的方式。镇区、村环卫保洁作业,从垃圾收集运输、桶底清扫、桶体清洁到巡回保洁,全部与城市保洁作业标准一致,实现“一日两清扫、全天保整洁”。实行灵活的督查联运机制。为便于管理调度,建立了环卫工作数字化指挥系统,为全部环卫用车配备了GPS卫星定位装臵和对讲机,对有偿服务管理盲点实行全面监控,对所有垃圾点的清运处理情况实时监控,达到了发现问题准确、解决问题及时、处理问题有效的目标。通过城乡统筹,开展城乡环卫一体化,昌邑农村结束了长期以来随意倾倒垃圾、环境卫生管理空白的历史,农村面貌明显改观。一是解决了乡镇农村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使乡镇农村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一步到位,实现了与城市的接轨。二是使乡镇农村享受了城市化服务,发挥了环卫部门在人才、管理、设施设备、连片作业等方面的优势。三是提升了环卫部门的专业化服务水平,理顺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四是封闭了私设的垃圾场,节省了土地,避免了镇村环卫工作的重复性投资,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呈现出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新气象。
——文化建设凸显成效。做了全方位文化建设探索和“环卫”品牌塑造工程,利用报纸、电视、网络、宣传车、宣传册、《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等各种形式,在各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今年在《青州通讯》开辟“环卫之歌”专栏,共收到社会来稿300余篇,优中选优,刊登32篇;与青州电视台合作制作12期专题节目,报道环卫新人新气象,讴歌先进工作者,弘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洁”的环卫精神,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下半年,利用环卫节,开展了书画笔会、社会各界慰问走访劳动模范、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慰问一线环卫工人以及庆祝环卫节文化晚会等活动,特别是环卫节文化晚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共收到社会捐助款物17万余元,市民群众反响热烈。
【任城区】任城加速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进程
任城区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建设净美宜居新任城为核心，以美化城乡环境为抓手，以加快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为重点，举全区之力，用超常之策，迅速掀起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新热潮。
构建城乡环卫一体化格局。按照“条块结合、规范有序、监督有力、权责明晰、事费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领导、专业队伍与基层组织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制订出台了《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管理实施意见》，构筑和完善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环境卫生管理网络。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局为任城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区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全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对全区城乡环境卫生进行日常监督检查，负责抓好城区主次干道的环卫保洁工作；各镇（街道）负责本辖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各社区、村（居）组建专业队伍，具体负责各自卫生保洁工作。实现全区城乡环境卫生工作的“全方位覆盖、无缝隙对接、一体化管理”，形成了“规范化、一体化、日常化”的管理体制，为改善城乡尤其是农村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提升城乡环卫整体服务功能。针对环卫整体工作底子薄、基础差的现状，区委区政府把设立环卫机构、组建作业队伍、建设基础设施，作为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心下移，建立健全镇、街环卫管理机构，形成“竖到底、横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的管理网络和卫生保洁体系。各村（居）根据不同情况，按照600人以下设1名、2000人以下设2名、2000人以上设3名的标准配备保洁人员，负责对本村道路及公共场所进行卫生保洁。加大财力投入，近日，各镇（街）已完成77座地卧式垃圾台、9座液压式垃圾台的建设和设备安装，区环卫处向各镇（街）移交了91个地卧式垃圾箱、5台生活垃圾专用车。这些设施设备的投入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各镇、街办的环卫服务承载力，保障了各村（居）生活垃圾有处倒、运得出。
建立城乡环卫长效管理机制。按照“管理规范化、运作市场化、队伍专业化、作业精细化、考核科学化、机制长效化”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包括工作标准、检查验收、督导奖惩等方面的制度规章，建立城乡环卫一体的长效机制。明确责任划分，对区环卫处、各镇（街）、其他相关单位各自负责进一步明确、细化。强化资金保障，区政府计划列支3000万元，用于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社会资金为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区成立城乡环境卫生考核小组，由区政府督查室、区执法分局负责对全区城乡环境卫生工作进行考核。实行“周巡查、月考核、年总评”制，区环境卫生考核小组实行百分制考核。强化领导责任制，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综合考核，并与政绩考核挂钩。同时，区财政每年列支2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达到卫生标准、获得优秀的镇、街给予奖励。
章丘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
本报讯 为提高环卫事件的处臵效率和工作质量，破解监管不到位的难题，章丘市投入55万元建立了数字化环卫管理平台，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
该平台运用了现代信息化技术，坚持数字城管模式，实现了对人员、车辆、设施、作业、事件等环卫元素管理与监督的有效分离，实现了环卫监管与行政审批的有机融合，使政务大厅与环卫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更加衔接。
铁道北路有一农贸市场，市场北门路边有一垃圾点，由于是几个村的交界处，垃圾清理时好时坏，造成了垃圾挡路、蝇蛆滋生、污水四溢，居民路过垃圾点都掩鼻而过，怨声载道，非常不满。自实施环卫一体化后，章丘市环卫部门按照“集中整治清垃圾、清洗路面见本色、消杀病菌防传染、合理设箱便投放、站岗执勤促引导”的五步工作法，在此处投放了密闭式垃圾箱，对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清洗路面、疏通排污管道，定时消毒，使脏乱差的现象得到转变。
城乡环卫一体化拉开序幕
8月6日一大早，记者在明水街道眼明堂居看到，市环卫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撤掉沿街无底垃圾箱，统一规划投放密闭式垃圾桶，这标志着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正式实施。
市环卫管护中心按照先明水、后双山的顺序，积极与街道办事处及村居接洽，商讨环境卫生接管具体事宜，逐条街巷、逐个区块梯次接收。原有保洁员原则上一次性全部接收，统一配发标志服和工具，统一进行上岗培训。对接管区域的垃圾进行集中清理，主要街道统一更换容积为660升的密闭垃圾桶，由专用压缩式密闭垃圾车进行运输，小巷、区、点更换容积为240升的密闭垃圾桶，由专用密闭侧装车运输，确保“收集运输全封闭，生活垃圾不落地”。
此次城乡环卫一体化试点工作，共涉及明水、双山14个村居，大街小巷、社区、单位、绿化带、工商业户、农贸市场等全部纳入到一体化范围中来，主要道路采用“人工+机扫+洒水”保洁模式，次要道路以人工保洁为主，实行“墙根到墙根”式管理，做到“一支队伍管到底，一把扫帚扫到边”。同时，每村设立一名义务监督员，公开服务监督电话***，实行24小时值班，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篇：农村垃圾治理宣传单
农村垃圾治理宣传单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2015——2018）的通知》（渝府办发[2015]203号）文件精神，切实改善和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全面长效治理。
一、总体目标
建立“五有”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即：有稳定的村社保洁队伍、有专业的乡镇垃圾收运队伍、有达标的村级垃圾收集容器、有完善的垃圾转运设施设备、有规范的垃圾处理设施；实现2016年底前，全面完成存量垃圾治理，确保60%以上的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2018年底前，确保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全面覆盖。
二、治理范围
荣昌区21个镇街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农村生活垃圾，综合治理存量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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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内容
区政府统一采购、配置街镇垃圾收集清运设施设备，各镇街负责将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到垃圾转运站，由区市政园林局集中转运、处理。
四、处理方式
我区农村垃圾治理的运行模式采取“户集、村收、镇运、区转运处理”模式，即：农户把垃圾投入垃圾桶，保洁员负责将垃圾桶垃圾和路边零星垃圾收集到垃圾箱，镇、街道负责将垃圾箱垃圾运至镇街垃圾压缩站，区市政园林局转运到垃圾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
五、卫生公约
不准乱堆柴垛，做到摆放整齐；不准乱倒垃圾，做到垃圾入桶；做到分类袋装；不准焚烧杂物，做到循环利用；不准乱泼污水，做到污水进渠。
荣昌区市政园林局
第三篇：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成都理工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610051）
摘 要：现有的治理理论无法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模式改革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现象比比皆是。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原则、战略与工具为我国社区管理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
关键词：社区再造；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2；D6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4-0022-05 收稿日期：2011-05-25
作者简介：王菁（1982―），女，四川乐山人，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公共管理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逐步由街居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这一转变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强调新的社区管理必须是包括政府、社区组织、辖区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治理。在各地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多种治理形式。然而，尽管模式很多，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失灵现象仍然俯拾皆是。这集中体现在行政权力职责不明、公民参与度低、社区服务竞争性差和非盈利组织缺乏等方面。社区治理中问题丛生的现实需要实践界与理论界探索出新的解决途径，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原则无疑对于我国“社区再造”具有借鉴作用，可以成为解决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一剂良药。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以主导角色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现有社区治理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居民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南山区月亮湾模式与武汉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模式为典型。居民在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业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北社区为典型，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管理的主要责任，居民也愿意听从安排。三是行政引导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分布范围最广，也最常见，是我国社区治理的主流模式。但是三种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着政府的“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治理模式变革，居民、企业、第三组织往往只是被动地参与社区治理。
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会导致社区治理严重失灵，表现为社区管理资源的浪费、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目标层次较低、社区管理的低效率以及寻租活动的滋长与蔓延。Bowled 和 Gintis认为负激励是社区失灵的原因之一【sup】［1］【/sup】，Banner指出社区治理的变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推动【sup】［2］217【/sup】。我国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将本来属于人民自我管理、自治性质的社区变成了受各种政府机构控制的“泥娃娃”，街道办与街道党委在改革中获得了监督监察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干部任免权等【sup】［3］【/sup】，居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定，公民深度参与难以实现，治理效益无法在社区形成激励机制。相应地，政府垄断地位造成了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自治团体的缺乏，导致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竞争不足。这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创造社区治理模式变革的制度环境，反而成为负激励的推动者。
治理理论在我国社区管理改革中“碰了钉子”。尽管“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深圳模式”等等无一例外都宣称以“治理理论”为指导，然而最终却都将“多元化、网络化”方向的改革变成了政府一家独大的“控制型社区治理”改革，使得我国的社区管理又走回了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老路。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必须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利用它的“再造精神”与“再造工具”，对我国的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社区再造”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严重、西方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对政府、企业与公民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政府治理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治理。政府应以公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sup】［4］41【/sup】。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另一路径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政府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政府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政府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公务员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应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对公民权的重视程度要胜过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虽然这两种路径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体现了民主、公平与公正，都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结果导向。
社区是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区域性组织【sup】［5］【/sup】，因而，社区管理作为基层公共管理，也伴随着“政府再造”的改革运动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笔者将西方国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再造改革梳理成了一张简表（表1），它反映了近些年发达国家社区改革的最新动态。
表1 西方国家社区管理变革特征比较表
从表1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社区管理的模式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sup】［2］221【/sup】，都体现出社区授权、参与决策、协作管理等“政府再造”特征。可见，“政府再造”的原则与战略同样适用于“社区再造”。
首先，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社区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产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费和同时消费、成本由集体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但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围、需求多样化、影响复杂化方面存在差别。社区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使得对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将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需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我们称之为 “竞争型社区”。
其次，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获得集体物品的最优水平，增进共荣利益；而且小集团内部的个人关系更加重要，讨价还价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sup】［6］【/sup】。社区是社区成员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它是典型的具有共荣利益的小集团。因此，社区利益的一致性能够使社区成为以社区居民为导向的社区。社区不仅仅要“掌舵”而且还要“划桨”，这需要政府给予社区充分的授权。
第三，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政府行政管理有积极的结果效应。对于政府行政实施而言，公民参与能够“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转向寻求公民支持和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同理，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机会，能够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强加给社会和公民，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强化社会的作用” 【sup】［7］【/sup】。因此，社区需要对社区公民负责，同时，也是由公民、社团组织充分参与决策的社区，其管理方式相应地转变为协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级式的，即“协作式社区”。
表2 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原则对照表
第四，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sup】［8］14【/sup】。“企业化社区”也应构成“社区再造”的一部分，诸如明确组织目标的核心战略、创设绩效后果的后果战略以及相应的工具――绩效管理、激励机制等，对于社区管理同样适用。
三、我国“社区再造”的模式选择
笔者在现有的成功社区治理经验中提炼出几种我国社区改革的可行模式。
（一）获得授权的社区：会站分离模式
社区要能够自治并能够自主地处理社区事务，政府行政权力的放权就是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如何治理社区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深圳盐田实施的“站居分设”（“会站分离”）模式基本上解决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在制度上重点厘清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并从组织结构、职能、人员、经费和场地等关键环节把它们一一分离开来【sup】［9］65【/sup】王连喜指出：“社区工作站人员由雇员组成，行政关系隶属街道办事处，主要承担政府交办的工作。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入到社区的各项工作分别归并到社区组织、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社区计生、社区建设7项内容里，以此作为社区工作站的主要职能。同时，社区工作站要协助社区居委会处理各项居民事务，接受社区居委会协调、监督和评议，对政府聘任的社区工作站人员，社区居委会有推荐和建议解聘的权力，从而将政府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社区居委会则由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民主选举产生，成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成为居民权利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作为居民权益维护机构，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调动社区资源进行社区建设，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通过下设的各类专业委员会，按照自助、互助的方式，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整个过程是协商、对话、讨论、辩论、审议。”【sup】［9］65【/sup】。尽管如前文所述，这些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无法避免政府的“幻影”，但它们也确实创立了“会站分离”模式的雏形――立足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权力的分离，这种模式在新公共管理中被称为“会站分离再造”，它为政府放权奠定了结构基础。会站分离模式是将来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最重要模式。
（二）居民驱使的社区：社区宪章模式
在自治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共荣利益是组织存在的根源所在，否则，组织的合法性与政策的实施将会遇到障碍。上海竹园休闲中心的修建过程历时8年，街道办的“好心”由于没有征求居民意见和进行信息披露导致休闲中心建设两度遭到居民反对。1999年，街道办事处吸取教训，决定让公民参与决策，给每户居民发出《意见征求书》，召开居民代表会议，2001年由居民投票表决出具体的规划方案【sup】【/sup】［10］250-253。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依据居民的愿望和偏好进行施工，没有出现居民阻挠施工的事件，居民对于休闲中心的认同度也很高。社区制度建设应保障居民进行选择的权力，包括建立公共服务项目的居民选择制度（如上海市卢湾区的“社区听证会”、武汉江汉区花楼街的“社区居民论坛”）、确立居民服务保证制度（即类似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公民宪章”）【sup】［8］37【/sup】。我们称这一模式为“社区宪章模式 ”。从“社区宪章模式”的相关规定中可以发现《卫生宪章》《环境宪章》《公民参与宪章》等对社区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详尽的要求，这样使得居民可以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有效监督。因此，“社区宪章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社区治理实践上的有益尝试。目前浙江绍兴新昌就已经推行着类似的“乡村典章”模式，“乡村典章”是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机制予以了明确和细化，为农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充分保障【sup】［11］【/sup】。这种探索无疑具有“社区宪章”模式的意味，是一种难得的探索，也是我国下一步社区改革可以采用的有效模式。
（三）企业型社区：绩效导向模式
企业型社区指的是社区以居民利益为服务导向，运用绩效与激励工具，确定社区目标，高效率、高质量地满足居民需要。社区中的绩效管理方式（绩效奖励、精神补偿、奖金、增益分享、共享节余、绩效工资、绩效合同、效率红利、绩效预算）与激励因素（成就感、认可、挑战性、兴趣、责任感、晋升、工资和福利）能够运用于居委会监督和评价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同时也可以在社区各类组织与人员中付诸实施；另外，街道办事处也需要以激励形式对社区进行奖励与惩罚，从而推动社区再造。目前绩效型政府运动在我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我国的社区管理改革却在应用绩效导向工具方面，远远落在了政府改革的后面，这就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大力推行绩效导向模式，推进社区管理改革。
（四）协作型社区：居民自治模式
与合作网络治理模式一样，协作型社区也倡导反垂直化、反科层制管理，提倡以居民、各类自治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为依托，以社区授权于居民为主要工具。协作型社区的协作方式往往是社区根据情境产生的，其推动力量主要源于居民的物质与安全保障需要，“门栋自治”与“院落自治”就是社区自治组织协作管理的典型方式。武汉市的“门栋自治”方式是以门栋自管会为依托，通过门栋居民平等协商来解决门栋公共事务，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网络结构。门栋自治制度在推广中得到完善，自治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它的基础是建立门栋自管会推选制度，各门栋自管会成员的产生需经过“征求门栋居民意见、确定推荐候选人、门栋居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投票表决、选举结果报居委会备案”等程序【sup】［12］【/sup】。上海市康健街道形成的块区党支部构建了另一种协作组织结构，它介于街道与社区支部之间，由相邻各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或在职党员志愿者联络站站长组成。块区党支部主要是针对几个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并开展各类便民活动。它不属于行政机构序列，实际上是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具有尝试性的调适【sup】［13］【/sup】。这些探索表明一种基于新公共管理“再造”原则与工具的新社区管理模式在我国已经萌生，它就是居民自治模式。无论从发达国家经验还是我国已有实践探索来看，这种自治模式都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可以解决我国社区管理中政府干预过多、居民自治不足的“老大难”问题，是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模式。
（五）竞争型社区：签约购买型模式
将竞争机制引入社区，使社区服务提供者不只是特定的中介组织、社区服务站和物业管理公司，这能够有效地遏制社区“寻租”的行为。因为社区服务站与各类街道中介组织如果由街道设立，那么无论是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具有垄断性的社区服务提供者。在实践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成都市成华区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工作站委托政务服务，上海市普陀区、浦东区等也有类似尝试。贾西津指出，“购买服务模式能够成立，除了合同关系，还有几个条件：一是购买的必须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如养老服务、残疾人照料，而不是一项政府职能，如某个部门在社区的工作；二是购买对象是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组织（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贯彻政府意志的工作单位，购买的结果是其终端服务的实现；三是购买过程是公开、公平、竞争性的，而不是政府将固定财政资金向特定对象的转移”【sup】［14］【/sup】。实际上，这种社区公私合作关系就是将公共服务提供交由市场决定，政府与社区只是监督服务的一方，居民才是最终评价服务的终端。这种模式更有利于解决我国社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缺位、错位问题，更有利于节约成本。在将来我国社区改革中，凡是有条件的社区均可以推进这种模式。
四、结束语
社区治理作为中国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机制，既需要构建促进居民、社区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结构，也需要采用推动社区服务高效能、社区机构高效率、居民参与高满意度的一系列治理工具。我国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它还造成了社区治理中“政府魔影”问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系列“再造”原理与工具无疑可以适应我国社区新一轮“再造”改革的需要，“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能够使“社区再造”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
本文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社区再造”五项原则，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企业型社区、协作型社区、竞争型社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区管理改革可资借鉴的五种模式，即会站分离模式、社区宪章模式、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签约购买型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推进我国社区管理进一步的改革与“再造”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Bowled S, Gintis H.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J］.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 2002, 483:419-436.［2］Banner G.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new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02,54:217-231.［3］冯玲.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J］.海南大学学报，2003（2）：193.［4］刘霞.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J］.公共管理学报，2004（1）：41.［5］陈万灵.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贡献［J］.暨南学报，2003（3）：55-63.［6］奥尔森 M.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0.［7］托马斯C J.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8］奥斯本D，普拉斯特里克P.摈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王连喜.从协商民主视角看盐田区“会站分离”改革模式［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7（2）：65-68.［10］顾丽梅.治理与自治：城市政府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1］任志安.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6）：136-137.［12］张大维,陈伟东,孔娜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J］.城市问题，2006（4）：61-62.［13］张洁慧.块区与社区治理――以上海市康健街道为例［J］.社会，2004（7）：4-8.［14］贾西津.“社区治理”与“在社区治理”――谈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思路［J］.社区，2006（17）：34-35.（责任编辑：杨凤春）
The Reform of China's Community Governing Models:
Based 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WANG Jing
Abstract:The present governance theory couldn't be applied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so there is much failurein governing communities.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tools of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uld provide model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such as warranted community, driven by denizen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enterprise community and competitive community.Key words:community reengineering new public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第四篇：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情况自查报告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情况自查报告
今年以来，我乡高度重视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的开展，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目前的收集、转运情况。
我乡严格实施“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的收运体系，全乡共有在使用的分类垃圾池(房)11个，分类垃圾(箱)桶28个，保洁人员18人，垃圾清运手推车11辆。目前农村垃圾收集主要是靠农户分类堆放在垃圾桶内，村保洁员用垃圾清运手推车收集到垃圾池(房)内，乡政府与宋富华签订垃圾清运承包协议，由其运输到县垃圾处理场处理，按协议规定，每周至少清运一次，确保垃圾不满池(房)。
二、存在的问题
(一)由于我乡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再加上资金的欠缺，垃圾池(房)极度欠缺，还有部分村民倒垃圾极为不方便，只能就近处理;
(二)环卫工人因待遇较低难以招到中青年人，目前在岗环卫工作平均年龄较高，工作压力大，健康风险高。
(三)村民的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改变，环境卫生保洁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农村垃圾处理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执行力度不够。
三、对策建议
(一)采用多种形式、多渠道的进行宣传。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单、设置宣传栏等形式进行宣传，使村民们能够更好、更全面的了解到农村垃圾处理的知识和信息。
(二)增加资金投入，添置设施设备。根据我乡的实际情况和住户居住的情况，增添垃圾箱和垃圾池的数量，从设施设备上保证全乡农村垃圾处理机制的有效有序进行。
第五篇：农村垃圾治理调研报告
农村垃圾治理调研报告
今年春节期间，市直机关工委按照省直机关工委要求继续在全市机关开展春节回乡调研活动。活动期间，共收到调研文章228篇，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60篇优秀调研文章。我们将这些优秀调研文章进行集中展示，供大家学习交流。今日推出市委法规室主任、市委办机关总支部专职副书记黄传生撰写的《农村垃圾治理调研报告》。
利用春节假期，我回到家乡宁都县一趟，走了几个自然村，沿途看到不少地方垃圾乱丢乱放，影响环境美观、防害交通、淤塞河道、污染环境等，这个现象引发了我一些思考，那就是农村垃圾该如何治理。为此，我又访问了一些村民和基层干部，了解了一些情况。现结合本人所见所闻所思，具体报告如下。
一、农村垃圾现状
随着我市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垃圾数量与日俱增，垃圾成分越来越复杂，垃圾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农村垃圾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生产生活、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垃圾成分日趋复杂。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垃圾主要以可自然化解的烂菜烂叶、果皮纸屑、柴火、动物粪便等为主，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垃圾排放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垃圾出现“城市化”现象。一是农村垃圾中不可自然化解物或短期内难以化解的东西大量增多，塑料制品、一次性饭盒、矿泉水瓶、农药瓶、化肥袋子、破衣烂鞋等等到处可见；二是垃圾数量猛增，除了日常性生活垃圾外，有些地方还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工业垃圾。
（二）治理难度不断加大。近年来，虽然基层政府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大部分中心村庄设置了垃圾池或垃圾桶，农村垃圾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房前屋后、路边、池塘、河里仍有不少垃圾，村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养成了“垃圾随意扔随意倒”的习惯，缺乏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等意识，垃圾随处乱扔乱堆。一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往往浮于表面，“治标不治本”，脏、乱、差现象不断反弹。
（三）垃圾污染危害凸显。现在农村垃圾污染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直接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及身心健康造成一定危害。昔日捧起
手来就能喝水的小河，如今变成了一条漂满垃圾的臭水沟，有的河道淤塞严重，河流几乎断流，曾经纳凉玩耍的树底下有的也成为垃圾的堆放地等。
二、当前农村垃圾治理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基层政府在治理农村垃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大部分农村坚持不够，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够，还是存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队伍建设方面。乡（镇）层面一般建立了环卫所等工作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垃圾治理的指导、督查、服务和具体操作；村级配备了专（兼）职保洁人员、农村垃圾治理专干（环卫监督员），具体负责村庄保洁、垃圾治理规范化监督和垃圾分类指导。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农村保洁队伍建设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采取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方式，优先从精准扶贫对象中聘用责任心强、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担任农村专职保洁员。但是人员力量远远不够。
（二）配套设施方面。经过实地察看发现，大部分农村地区有以下垃圾治理配套设施：1.垃圾池：自然村或中心村庄一般建有一个以上垃圾池，垃圾池采取了标准化建设；2.填埋场：自然组一般建有简易填埋场；3.垃圾桶：在部分主干道路沿线或村民集中点添设了垃圾桶。4.保洁工具：每位保洁员配有一套专用工具“一车、一铲、一钳、一扫斗、一扫把”和保洁服。此外，据了解，有条件的乡镇还配备（建）了垃圾运转车、垃圾焚烧炉等设备。
（三）运行模式方面。大部分农村地区采取的是“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处理）、县处理”为主体的处理模式。比如，一些地方通过乡、村、组三级联动，实行以乡带动村、村带动组、组带动户的运作模式。一是统一堆放，农户将生活垃圾收集统一堆放在规定的垃圾池或垃圾桶内；二是统一收集转运，保洁员负责收集生活垃圾，将垃圾送至填埋场；三是统一填埋（焚烧），各填埋场根据垃圾实际情况进行填（焚烧）。
同时，当地政府部门鼓励偏远山区采取“统一收集、就地分拣、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的处理模式，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此外，条件较好的地方通过划分垃圾治理责任包干区，实行了农村垃圾网格化治理。有的地方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垃圾收运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的农村垃圾治理呈区域不平衡性，新农村建设点、中心村庄抓得紧，坚持稍好一些，但一些偏远村组、荒山、河流、水塘、水圳的垃圾治理还有大量盲区。
三、农村垃圾治理面临的困境
经过多年的努力，各地的农村垃圾治理都朝着制度化、常态化方向转变，但仍面临不少困难。
（一）治理方式较为单一，现行运行机制坚持不够。我们说农村垃圾污染问题容易反弹，有的没有一套易操作、科学有效的常态化治理机制，有的有机制，但不够科学合理，同时好的方面也坚持不够。现实中，不少地方的垃圾处理呈现出处理主体个体化、分散化，技术水平低，处理不彻底等特点。比如一些保洁员常常把垃圾收集于村庄附近，等存到一定量时，再运到稍远地方进行简单填埋或焚烧，这种方式处理手段单一、易于操作，但无害化程度低，对周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大。
（二）生活习惯根深蒂固，农村垃圾治理难。农村垃圾治理难，难在村民的环保意识不强，难在村民“乱扔乱倒垃圾”的生活习惯。当前村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还相当严重。大部分农民仍存有“六乱”行为，即柴火乱堆、东西乱放、污水乱排、垃圾乱扔、房屋乱建、公路乱占等行为。保洁员前面打扫，部分村民后面乱扔，往往导致保洁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一些村民的陋习短时间内难以规范，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一时间难以形成，靠一些制度和条约在实践中很难凑效。
（三）财政投入相对不足，配套设施较薄弱。一方面，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本身经济发展较慢，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垃圾治理，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垃圾治理范围和要求不断提高，用工需求、劳动力工资逐年攀升，而基层政府财力有限，一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出现人力不足现象。比如，垃圾治理配套设施薄弱；以人力作业为主，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所以基本没有年轻人愿意干，只有一些老人和妇女从事这项工作，工作效率低，收运不及时。
四、对农村垃圾治理的几点建议
农村垃圾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共同参与，坚持综合、多元、依法治理，实现农村垃圾治理的无害化。
（一）明确农村垃圾治理责任。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农村垃圾污染问题的严峻性和农村垃圾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推进机制，明确农村垃圾治理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层层落实责任，对农村垃圾治理实行网格化管理。平时强化日常调度，年终要对责任人进行考评。
（二）加大农村垃圾整治力度。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深入、持久开展，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长效化、科学化。要定期开展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清理存量垃圾，规范村民乱扔乱倒垃圾行为，加大暗访督查力度，对乱扔乱放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处罚。
（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在坚持公共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建立部门支持、社会参与、农户自筹等多元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村庄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探索政府购买农村垃圾治理服务的路子，落实农村垃圾治理资金保障措施。加强队伍建设，注重业务培训，建立长效保洁机制。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理事会运作，农户参与”的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村民理事会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作用。大力开展美丽家乡创建活动，强化激励机制，增强村民参与的主动性。
（四）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宣传教育。农村垃圾治理宣传教育要选择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制定出让大家“能接受、看得懂、记得住”的宣传方式和内容。要充分利用手机、网络、广播、电视、报纸、宣传单、横幅等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农村垃圾治理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常识；要积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明确垃圾分类的标准和方法，向村民宣传推广，切实从源头减少污染。要立足当地实际，制定出群众认可、操作性强的村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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