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立中国特色银行公司治理模式（最终定稿）

第一篇：探索建立中国特色银行公司治理模式

探索建立中国特色银行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法人监管的重点。近日，银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这是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大背景下，根据我国银行业的自身特点，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科学的决策、执行、监督、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水平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步骤。

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公司治理的反思与改革

公司治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国际比较来看，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是英美法系的“单层制”模式，其特点是只设立单层的董事会，不实行监事或监事会制度，通过引进外部独立董事强化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监督与约束。这种模式下，股权结构一般较为分散，以市场为主导，强调投资者利益与信息披露，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第二种是大陆法系的“双层制”模式，其特点是股权结构相对较为集中，同时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并通过银行和工业集团交叉持股形成较为稳固的股权结构，代表国家有德国、日本。第三种是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家族模式，其特点是公司被家族及其关系人控制，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基本被控股股东家族掌握，可能出现侵犯小股东利益现象。从实际运行效果看，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各有利弊，并不能决定公司治理的优与劣。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虽然以英美为代表的“单层制”模式的金融机构受冲击较大，但同样采取“单层制”模式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金融机构却受冲击较小；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家族模式的金融机构暴露出了严重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各国根据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文化价值准则借鉴国际良好实践，在实践中相互借鉴和吸收，创建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从而实现科学决策和有效制衡。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主要发达经济体造成了严重冲击，全球金融业遭受重大损失。危机发生后，一些国际性组织和各国监管部门在分析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时都意识到，公司治理有效性不足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董事会未能有效履行全面风险管理职责、薪酬机制短期化且未与风险紧密挂钩、对外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导致金融市场和相关交易方无法及时掌握和准确评判金融机构潜在的风险隐患；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子公司之间缺乏严密有效的防火墙导致内部风险传染和积聚等。事实说明，作为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基础的公司治理若出现问题，则金融机构无论创新有多么高深、报表有多漂亮都可能在顷刻之间发生严重风险。

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及各国监管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监管要求提升与改革，并先后发布或修订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重新修订了《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准则》，增加了对良好银行公司治理的要求；金融稳定 论坛也先后发布了《稳健薪酬实践原则》和《稳健薪酬实践原则执行标准》，力求提升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等。国际社会将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强化公司治理监管作为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

银行业金融机构良好公司治理的主要要素

根据近年来对我国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实践的总结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及自身的探索实践，我们认为，良好银行公司治理应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健全的组织架构。健全的组织架构是公司治理发挥作用的保障。组织架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简称“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以及下设的各职能部门。国际上就各类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架构没有统一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既要借鉴国际通行规则，更要考虑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模式。

第二，清晰的职责边界。清晰的职责边界是确保金融机构各治理主体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的基础，具体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职责明确。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章程或议事规则的形式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作出明确的规定，职责相互之间应当不重叠或交叉。二是履职要求明确。金融机构应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要求和履职 评价办法，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作出清晰、严格的界定。三是问责明确。对于违反法律、法规或不尽职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规定明确的处罚措施和程序，这样才能促使其按规章履职。

第三，科学的发展战略、价值准则与良好的社会责任。金融机构是服务于公众的企业，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也是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以科学的发展战略和较高的道德标准塑造和规范自身的行为。银行的行为准则、经营活动应有助于为银行和社会创造长期价值。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有利于银行提升公众形象、声誉和影响力，从而为银行带来间接的回报。

第四，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风险管理在商业银行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治理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风险管理水平上，同时要通过良好的风险管理来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银行应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建立起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

第五，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是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确保激励机制的科学合理有效，同时兼顾社会公平。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应当具备足够数量、独立且合格的内部审计人员，内审应当向董事会负责；同时需要进一步增强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第六，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包括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信息披露，在对内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关键是要确保重要信息的上传下达与双向沟通，即一方面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时、全面地获得各类重要信息便于科学决策和监督；另一方面，董事会和高管层的决策信息能够有效地向下传导和贯彻。在对外披露方面，银行应逐步遵循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比性的原则，加强对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以及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的及时、规范的披露。总之，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有利于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督促金融机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建设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在不断推动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深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体制机制变革和强化监管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持续引领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建设，主要表现在：

在监管核心方面，紧紧围绕强化法人监管为核心，促进银行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以实践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三管一提高”的监管理念；在组织架构建设方面，着重引领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起了科学的分权和制衡治理结构；在各治理主体的履职能力方面，强调对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并对履职表现有明确要求和监督；在风险管控方面，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同时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流程银行建设，继续加强合规建设，完善自我约束、相互制约的内部控制机制。强化监督问责，突出董事 会和高管层在风险管控中的核心作用。在透明度建设方面，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和加强市场约束。要求商业银行按照有关法规，遵循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比性的原则，及时规范地披露信息，加强信息披露的可读性，丰富披露渠道和方式，并接受市场监督和监管部门监管。

在制度引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2002年以来，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先后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信托公司治理指引》和《加强外资转制法人银行公司治理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针对公司治理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法律文件，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逐步构建公司治理框架、完善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监管部门的推动和银行自身的努力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初步建立了符合行业特点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制度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逐步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司治理理念和意识已深入人心。银监会牢牢把握公司治理监管在整个银行业监管中的核心地位，持续通过制度建设和国际国内最佳做法的推广引领，使得银行业机构从上到下充分认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搭建了较为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普遍建立了“三会一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基本明确了职责边界和议事规则，“三会一层”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形成。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了多元 化的股权结构。通过股改、上市等方式形成了由国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共同持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四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初步建立了独立运作、有效制衡、协调发展的公司治理运作机制，通过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优化董事会构成、提高董事独立性和专业性等措施，不断强化董事会的核心地位和决策职能；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和内审职能垂直独立等内控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开始显现。五是逐步形成了市场约束机制。目前绝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了向社会公众披露经营管理信息，特别是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显著提高，市场约束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六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倡导和推行绿色信贷，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其表现形式和焦点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搭建“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时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早期的银行业治理重点是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三会一层”架构和推进股份制改革，而现阶段则需进一步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运行机制，着重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制衡的有效性。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共性缺陷，而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自身特色的治理难题也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创新。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公司治理建设的方向

今后对银行业公司治理建设应继续本着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思路，即既要规范公司治理架构和各治理主体职责边界的制衡机制，又要创新性地将公司治理的重要元素纳入其中，如发展战略和价值准则及社会责任、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披露等公司治理运行机制的内容，从总体上和核心内容上加以逐项规范。

具体来看，在制衡机制方面，要进一步明确规范公司治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边界。主要通过明确公司治理各主体及其成员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来规范公司治理组织架构、明晰职责边界和人员资质与履职要求。在运行机制方面，要强化公司治理中决策、执行、监督、激励和约束等机制运行的有效性。特别要强调公司治理运行有效性的重要内容，包括发展战略和价值准则、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披露。

今后重点应加强探索与创新的方面主要包括：

一是加强董事会运作及董事履职的内容。包括加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作用并要求其切实履职、强化董事的资质、董事遴选、增强独立董事独立性和专业性，同时应明确对董事、监事进行科学的履职评价以及进一步明确董事会对银行经营管理负最终责任等。

二是强化监事会职责以扭转监事会作用虚化的情况。监事会在监督董事会确立稳健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监督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定期与监管部门进行沟通汇报、对董事履职进行综合评价以及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情况等方面加强职责的履行。三是强化商业银行的战略规划和资本管理。包括明确董事会在制定战略规划和监督执行方面的主要责任、指明应关注人才战略和信息技术战略等配套战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制定战略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应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价值准则等。

四是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设。重点改变考核指标过于追求规模和短期利益的情况，而应体现与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利益相联系的长期利益，同时应加强激励政策对风险的覆盖，从而对银行的发展方向和资源配臵发挥导向性作用，如可利用经济资本约束银行的规模冲动，引导银行资源的合理配臵。在约束方面，应加强对公司治理各主体特别是成员的问责。

五是借鉴国际对公司治理新要求并坚持本国创新。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探索实践既来自于国际实践，也有很多是自身的创新，这些创新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如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修订《银行公司治理准则》过程中我们提出的增加对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具体规定，增加对企业价值准则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加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评估、指导与干预等建议均得到采纳。同时，我们还借鉴了一些国际上通行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如借鉴OECD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公司治理新的定义，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更加突出银行的公司治理应履行对存款人、商业银行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护责任。

古人云:“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公司治理本身没有一个终级标准，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相信随着 《指引》的正式发布和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建设的目标将更为明确，主要改进措施将更有可操作性，行动将更加统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建设将迈上新的台阶。

第二篇：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成都理工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610051）

摘 要：现有的治理理论无法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模式改革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现象比比皆是。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原则、战略与工具为我国社区管理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

关键词：社区再造；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2；D6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4-0022-05 收稿日期：2011-05-25

作者简介：王菁（1982―），女，四川乐山人，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公共管理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逐步由街居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这一转变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强调新的社区管理必须是包括政府、社区组织、辖区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治理。在各地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多种治理形式。然而，尽管模式很多，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失灵现象仍然俯拾皆是。这集中体现在行政权力职责不明、公民参与度低、社区服务竞争性差和非盈利组织缺乏等方面。社区治理中问题丛生的现实需要实践界与理论界探索出新的解决途径，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原则无疑对于我国“社区再造”具有借鉴作用，可以成为解决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一剂良药。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以主导角色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现有社区治理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居民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南山区月亮湾模式与武汉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模式为典型。居民在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业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北社区为典型，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管理的主要责任，居民也愿意听从安排。三是行政引导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分布范围最广，也最常见，是我国社区治理的主流模式。但是三种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着政府的“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治理模式变革，居民、企业、第三组织往往只是被动地参与社区治理。

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会导致社区治理严重失灵，表现为社区管理资源的浪费、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目标层次较低、社区管理的低效率以及寻租活动的滋长与蔓延。Bowled 和 Gintis认为负激励是社区失灵的原因之一【sup】［1］【/sup】，Banner指出社区治理的变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推动【sup】［2］217【/sup】。我国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将本来属于人民自我管理、自治性质的社区变成了受各种政府机构控制的“泥娃娃”，街道办与街道党委在改革中获得了监督监察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干部任免权等【sup】［3］【/sup】，居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定，公民深度参与难以实现，治理效益无法在社区形成激励机制。相应地，政府垄断地位造成了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自治团体的缺乏，导致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竞争不足。这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创造社区治理模式变革的制度环境，反而成为负激励的推动者。

治理理论在我国社区管理改革中“碰了钉子”。尽管“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深圳模式”等等无一例外都宣称以“治理理论”为指导，然而最终却都将“多元化、网络化”方向的改革变成了政府一家独大的“控制型社区治理”改革，使得我国的社区管理又走回了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老路。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必须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利用它的“再造精神”与“再造工具”，对我国的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社区再造”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严重、西方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对政府、企业与公民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政府治理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治理。政府应以公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sup】［4］41【/sup】。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另一路径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政府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政府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政府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公务员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应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对公民权的重视程度要胜过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虽然这两种路径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体现了民主、公平与公正，都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结果导向。

社区是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区域性组织【sup】［5］【/sup】，因而，社区管理作为基层公共管理，也伴随着“政府再造”的改革运动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笔者将西方国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再造改革梳理成了一张简表（表1），它反映了近些年发达国家社区改革的最新动态。

表1 西方国家社区管理变革特征比较表

从表1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社区管理的模式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sup】［2］221【/sup】，都体现出社区授权、参与决策、协作管理等“政府再造”特征。可见，“政府再造”的原则与战略同样适用于“社区再造”。

首先，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社区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产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费和同时消费、成本由集体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但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围、需求多样化、影响复杂化方面存在差别。社区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使得对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将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需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我们称之为 “竞争型社区”。

其次，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获得集体物品的最优水平，增进共荣利益；而且小集团内部的个人关系更加重要，讨价还价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sup】［6］【/sup】。社区是社区成员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它是典型的具有共荣利益的小集团。因此，社区利益的一致性能够使社区成为以社区居民为导向的社区。社区不仅仅要“掌舵”而且还要“划桨”，这需要政府给予社区充分的授权。

第三，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政府行政管理有积极的结果效应。对于政府行政实施而言，公民参与能够“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转向寻求公民支持和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同理，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机会，能够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强加给社会和公民，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强化社会的作用” 【sup】［7］【/sup】。因此，社区需要对社区公民负责，同时，也是由公民、社团组织充分参与决策的社区，其管理方式相应地转变为协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级式的，即“协作式社区”。

表2 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原则对照表

第四，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sup】［8］14【/sup】。“企业化社区”也应构成“社区再造”的一部分，诸如明确组织目标的核心战略、创设绩效后果的后果战略以及相应的工具――绩效管理、激励机制等，对于社区管理同样适用。

三、我国“社区再造”的模式选择

笔者在现有的成功社区治理经验中提炼出几种我国社区改革的可行模式。

（一）获得授权的社区：会站分离模式

社区要能够自治并能够自主地处理社区事务，政府行政权力的放权就是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如何治理社区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深圳盐田实施的“站居分设”（“会站分离”）模式基本上解决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在制度上重点厘清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并从组织结构、职能、人员、经费和场地等关键环节把它们一一分离开来【sup】［9］65【/sup】王连喜指出：“社区工作站人员由雇员组成，行政关系隶属街道办事处，主要承担政府交办的工作。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入到社区的各项工作分别归并到社区组织、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社区计生、社区建设7项内容里，以此作为社区工作站的主要职能。同时，社区工作站要协助社区居委会处理各项居民事务，接受社区居委会协调、监督和评议，对政府聘任的社区工作站人员，社区居委会有推荐和建议解聘的权力，从而将政府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社区居委会则由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民主选举产生，成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成为居民权利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作为居民权益维护机构，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调动社区资源进行社区建设，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通过下设的各类专业委员会，按照自助、互助的方式，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整个过程是协商、对话、讨论、辩论、审议。”【sup】［9］65【/sup】。尽管如前文所述，这些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无法避免政府的“幻影”，但它们也确实创立了“会站分离”模式的雏形――立足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权力的分离，这种模式在新公共管理中被称为“会站分离再造”，它为政府放权奠定了结构基础。会站分离模式是将来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最重要模式。

（二）居民驱使的社区：社区宪章模式

在自治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共荣利益是组织存在的根源所在，否则，组织的合法性与政策的实施将会遇到障碍。上海竹园休闲中心的修建过程历时8年，街道办的“好心”由于没有征求居民意见和进行信息披露导致休闲中心建设两度遭到居民反对。1999年，街道办事处吸取教训，决定让公民参与决策，给每户居民发出《意见征求书》，召开居民代表会议，2001年由居民投票表决出具体的规划方案【sup】【/sup】［10］250-253。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依据居民的愿望和偏好进行施工，没有出现居民阻挠施工的事件，居民对于休闲中心的认同度也很高。社区制度建设应保障居民进行选择的权力，包括建立公共服务项目的居民选择制度（如上海市卢湾区的“社区听证会”、武汉江汉区花楼街的“社区居民论坛”）、确立居民服务保证制度（即类似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公民宪章”）【sup】［8］37【/sup】。我们称这一模式为“社区宪章模式 ”。从“社区宪章模式”的相关规定中可以发现《卫生宪章》《环境宪章》《公民参与宪章》等对社区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详尽的要求，这样使得居民可以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有效监督。因此，“社区宪章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社区治理实践上的有益尝试。目前浙江绍兴新昌就已经推行着类似的“乡村典章”模式，“乡村典章”是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机制予以了明确和细化，为农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充分保障【sup】［11］【/sup】。这种探索无疑具有“社区宪章”模式的意味，是一种难得的探索，也是我国下一步社区改革可以采用的有效模式。

（三）企业型社区：绩效导向模式

企业型社区指的是社区以居民利益为服务导向，运用绩效与激励工具，确定社区目标，高效率、高质量地满足居民需要。社区中的绩效管理方式（绩效奖励、精神补偿、奖金、增益分享、共享节余、绩效工资、绩效合同、效率红利、绩效预算）与激励因素（成就感、认可、挑战性、兴趣、责任感、晋升、工资和福利）能够运用于居委会监督和评价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同时也可以在社区各类组织与人员中付诸实施；另外，街道办事处也需要以激励形式对社区进行奖励与惩罚，从而推动社区再造。目前绩效型政府运动在我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我国的社区管理改革却在应用绩效导向工具方面，远远落在了政府改革的后面，这就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大力推行绩效导向模式，推进社区管理改革。

（四）协作型社区：居民自治模式

与合作网络治理模式一样，协作型社区也倡导反垂直化、反科层制管理，提倡以居民、各类自治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为依托，以社区授权于居民为主要工具。协作型社区的协作方式往往是社区根据情境产生的，其推动力量主要源于居民的物质与安全保障需要，“门栋自治”与“院落自治”就是社区自治组织协作管理的典型方式。武汉市的“门栋自治”方式是以门栋自管会为依托，通过门栋居民平等协商来解决门栋公共事务，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网络结构。门栋自治制度在推广中得到完善，自治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它的基础是建立门栋自管会推选制度，各门栋自管会成员的产生需经过“征求门栋居民意见、确定推荐候选人、门栋居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投票表决、选举结果报居委会备案”等程序【sup】［12］【/sup】。上海市康健街道形成的块区党支部构建了另一种协作组织结构，它介于街道与社区支部之间，由相邻各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或在职党员志愿者联络站站长组成。块区党支部主要是针对几个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并开展各类便民活动。它不属于行政机构序列，实际上是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具有尝试性的调适【sup】［13］【/sup】。这些探索表明一种基于新公共管理“再造”原则与工具的新社区管理模式在我国已经萌生，它就是居民自治模式。无论从发达国家经验还是我国已有实践探索来看，这种自治模式都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可以解决我国社区管理中政府干预过多、居民自治不足的“老大难”问题，是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模式。

（五）竞争型社区：签约购买型模式

将竞争机制引入社区，使社区服务提供者不只是特定的中介组织、社区服务站和物业管理公司，这能够有效地遏制社区“寻租”的行为。因为社区服务站与各类街道中介组织如果由街道设立，那么无论是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具有垄断性的社区服务提供者。在实践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成都市成华区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工作站委托政务服务，上海市普陀区、浦东区等也有类似尝试。贾西津指出，“购买服务模式能够成立，除了合同关系，还有几个条件：一是购买的必须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如养老服务、残疾人照料，而不是一项政府职能，如某个部门在社区的工作；二是购买对象是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组织（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贯彻政府意志的工作单位，购买的结果是其终端服务的实现；三是购买过程是公开、公平、竞争性的，而不是政府将固定财政资金向特定对象的转移”【sup】［14］【/sup】。实际上，这种社区公私合作关系就是将公共服务提供交由市场决定，政府与社区只是监督服务的一方，居民才是最终评价服务的终端。这种模式更有利于解决我国社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缺位、错位问题，更有利于节约成本。在将来我国社区改革中，凡是有条件的社区均可以推进这种模式。

四、结束语

社区治理作为中国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机制，既需要构建促进居民、社区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结构，也需要采用推动社区服务高效能、社区机构高效率、居民参与高满意度的一系列治理工具。我国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它还造成了社区治理中“政府魔影”问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系列“再造”原理与工具无疑可以适应我国社区新一轮“再造”改革的需要，“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能够使“社区再造”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

本文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社区再造”五项原则，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企业型社区、协作型社区、竞争型社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区管理改革可资借鉴的五种模式，即会站分离模式、社区宪章模式、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签约购买型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推进我国社区管理进一步的改革与“再造”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Bowled S, Gintis H.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J］.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 2002, 483:419-436.［2］Banner G.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new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02,54:217-231.［3］冯玲.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J］.海南大学学报，2003（2）：193.［4］刘霞.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J］.公共管理学报，2004（1）：41.［5］陈万灵.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贡献［J］.暨南学报，2003（3）：55-63.［6］奥尔森 M.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0.［7］托马斯C J.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8］奥斯本D，普拉斯特里克P.摈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王连喜.从协商民主视角看盐田区“会站分离”改革模式［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7（2）：65-68.［10］顾丽梅.治理与自治：城市政府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1］任志安.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6）：136-137.［12］张大维,陈伟东,孔娜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J］.城市问题，2006（4）：61-62.［13］张洁慧.块区与社区治理――以上海市康健街道为例［J］.社会，2004（7）：4-8.［14］贾西津.“社区治理”与“在社区治理”――谈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思路［J］.社区，2006（17）：34-35.（责任编辑：杨凤春）

The Reform of China's Community Governing Models:

Based 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WANG Jing

Abstract:The present governance theory couldn't be applied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so there is much failurein governing communities.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tools of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uld provide model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such as warranted community, driven by denizen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enterprise community and competitive community.Key words:community reengineering new public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第三篇：银行公司治理

银行公司治理

银行公司治理一般泛指公司管理与激励约束的方法。公司治理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提出，初衷是为了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董事会职能，防止内部人控制。也就是说当经理人权力过大影响到董事会的正常运行时，如何保证作为股东代理人的董事会正常行使权力，其最终目的是保证股东的利益。

银行公司治理是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制度，狭义的公司治理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银行公司治理可以保护银行自身利益，提高银行的持续竞争力。如保护银行股东、存款人等各方的利益，还可以引进外资，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等。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通过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设计，保证股东、董事、总经理等治理主体责任和权利对称，公司内部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控制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最终达到使代理行为公平与公正、代理成本最小化的目的。银行公司治理应当遵循①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维护股东的权力。②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包括小股东和外国在内的所有股东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股东的权利受到伤害，他们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③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为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为保持企业财务健全而积极合作。④治理结构框架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⑤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银行公司治理和管理在研究重点、具体的表现形式、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等方面存在不同。公司治理目标同管理目标也存在差异，股东利益同银行利益的表现有时候不尽一致。所以，我们既要强调“管理”，也应强调“治理”，使股东利益、银行利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不受到侵害。

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相比，银行的公司治理一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特殊，存款人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劣势，存款人的利益容易受到侵犯，这就要求银行的公司治理应更多地关注存款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本身。二是银行是社会资金的聚集场所，是资金运用的一个中间环节，银行通过存款在不同的时间、地区和行业之间提供经济资源转移途径，这样，它的涉及面就非常广，这使得银行资金的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

从历史的眼光看，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传统、法律体系、政治体制及经济制度，因而演化出多样化的产权结构、融资模式和要素市场，进而形成了各类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今天，日益开放的市场已不允许再固守于一成不变的公司治理模式，每一种公司治理模式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发展结果不会是单一的股份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一些公司治理原则的普遍应用，而不是一种模式替代另一种模式。

银行公司治理是环境依赖的，我们在研究公司治理问题时，不能单就公司治理而研究公司治理，还必须考虑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宏观经济背景、法律环境、政策取向、社会诚信与舆论环境、企业资本结构、资本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资本市场兼收购情况、银行业垄断程度、银行业进入壁垒、银行业同业竞争等。密切关注公司治理与环境的相关性，在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方面保持开阔的视角，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和可行的实施方案。

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发挥作用的有效性问题，是代理人问题。即对代理人的选拔机制是否完善、代理责任是否到位、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是否有效等，但是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出资人问题:出资人责任不到位、对出租人的激励约束不完善是目前我国国有银行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负责任的出资人，才能选出负责任的代理人。

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内部制衡机制、激励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管理控制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外部监管机制等。其中，内部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管理控制机制属于内部治理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外部监管机制属于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侧重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责权利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以及银行的中小股东、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公众利益保护问题。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构成了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的双重保障。

银行公司治理需要正确处理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行为监管与资本监管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社会管理者同所有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促进商业银行内控建设和风险监管不越位之间的关系。

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有助于解决银行固有的问题，还可以使银行的运作进入良性循环，保持银行的健康稳健发展，对银行整体价值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里昂亚洲证券公司曾用7大项、54小项的标准衡量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的公司，其股价表现相对优异，经营业绩更好，竞争力更强。过去5年来，新兴市场前100家大公司的股本回报率平均为3.88%，但治理机制完善的前25家企业的股本回报率则平均高达9.3%。由此可以推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在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保持相关利益主体利益均衡，促使银行尽可能提高治理水平和运行效率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篇：中国特色国家治理

试析中国特色国家民主治理

陈石

摘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依托，立足具体国情，体现求理担责，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融，符合当代民主演进趋势，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主导构成。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主体为基础，国家法治为保障，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到实处，使社会发展及民主政治成本较低、效果较好。

关键词：中国特色 国家治理 民主政治 现代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确定及所提出的相应要求，显示出对未来发展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意味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能够展现出在现代社会的强大优势，是其全面趋于成熟的重大标志，有着深刻丰富的内涵。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所依托和反映的民主形态，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其全面准确的理解，应是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

凡是相关主体为实现整体目标展开协调合作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治理，但一般是在民主政治范围内使用治理概念，即各方主体通过民主途径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特指包括民主治理在内的国家运行治理，国家治理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指国家整体治理，即一国范围内所有个人和组织，都能通过合理体系发挥自身应有能量，形成社会整体合力，为国家发展共同协调地发挥作用。它改变个体化社会同整体化社会非此即彼的局面，其鲜明特点，是使治理不再限于公共领域，而是进入人们社会生活及日常选择。这种整体治理的运行，以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强化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的相互联系，扩展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外部干预和内部调节有机结合，力图做到国家同社会协调共存、个体同整体相互依赖，从而使私人空间同公共领域对接、个体价值同整体理性相容、活力激发同社会有序同在。其深层次运行状态，是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矛盾关系，实施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保证其发展态势的相对平衡，使社会发展贯穿以人为本的实质，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我国国家整体治理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为基本构成，体现立足国情的务实性；着眼发展的导向性；应有内涵的完整性；治理运行的保障性。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的推动，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运行形态正在形成，并将不断成熟完善，它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演进。

国家治理的第二层面是国家民主治理，在民主治理中使用国家概念，有着进入国家整体治理和和注重国家组织参与两层含义。国家整体治理将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合理结合，在我国现实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是社会自发运行的结果，其机制体制构建运行及完善的保障，主要是在公共事务范围之内。国家民主治理围绕公共事务展开，其基本的使命职责，就是为国家整体治理提供公共事务的支撑，并由此建立同其它构成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构成。由于要以国家整体治理作为运行条件，它区别于以个体化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治

理。这种区别从主体事务上看，我国国家民主治理从具体国情出发，以国家组织事务为重心，肯定国家组织的能动参与；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则从超前判断出发，以社会自治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的功能被尽力弱化。由此可看出二者实质的不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以社会自发试错为实质特征，我国国家民主治理则以共同求理担责为实质特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形态，其核心的构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使国家管理同民主政治、自觉求理同各方参与、具体途径同使命责任、实施法治同公民权利能够紧密结合，具有完整性和实践性。应该指出，三要素有机统一并非虚置人民主体，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功能的发挥，及法治权威公理的落实，保证公民民主参与的政治权利得到广泛行使；合理利益得到应有维护；理性资源得到发掘利用。即只有做到公共理性主导民主政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

国家民主治理以国家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体现自身定位职责的治理，即国家组织管理国家的民主治理参与，无疑占有较大比重，但其意义不能仅以此判定，作为国家治理的第三层面，它是国家治理全部内涵的关键所在，是国家治理体系主要的实施主体和对象。由于执政党功能的发挥，决定国家民主治理实质的体现，我国国家组织将执政党置于其中，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其在国家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不仅不会削弱或替代国家组织其他构成的应有定位和功能，反而使之清晰显现并融入民主，尤其是使国家权力机关能够代表人民。正因为各构成之间的依存互补，国家组织才能整体参与到国家民主治理之中。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构建并实施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国家民主治理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但它并非仅指狭义的制度规范，体制机制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即要以体制机制的构建运行及完善，并结合相应制度规范展开国家管理。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治理体系，实际都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实施国家管理，以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规定为依据，要将保证其构建运行及完善作为职责和成效；国家民主治理体系的运行，是体现三要素有机统一的过程，应有体制机制及制度规范的保障，使各方关系及运行要求合理，并且会尤为注重国家民主治理途径的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社会主体参与的规定，但国家组织治理参与的制度规定显然更为必要和重要，因而是其主要的内容，它对国家组织治理治国的要求及条件予以系统权威的规定，关键是体现“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基本点，同时因政府是主要执行主体，肯定会较多着力于政府治理参与。

二、体现民主治理实践的现代性

民主政治不是抽象理念的演绎，它受到客观历史条件制约，显现阶段演进特征，并反映各国具体国情，有着不同民族国家的特定性，是在时代背景下一般要求同具体模式的统一。其所存在的基本意义，是使公共事务体现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同私人事务相对，这种区分表明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的冲突，即公共利益的实现，难以依靠人们普遍的自觉。处理私人事务的人的个体，在享有自身权利的同时，要为社会整体承担必要的责任，即要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既然需要这种关系，它就不可能依赖社会自身，只能通过民主政治的机制体制，由国家法律予以权威界定，由国家组织予以权威干预。国家组织与公民身份共在，不可

割裂分离，将所谓公民社会看作充分自治的社会，是对公民含义的误读。公共事务以公民身份为前提，所要处理的社会矛盾关系，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实际都是需要国家组织干预的管理事务，即国家组织以管理社会来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只是公共事务的构成，不以绝对服从具体对象的意志为标准，而是以体现公共理性的依据，对整体公共利益进行干预性分配，如果认为国家组织的服务就是公共服务，肯定是不理性的判断。公共事务要以公共理性处理，国家组织不可能天然地代表公共利益并具有公共理性，由于国家组织权力的腐蚀性及扩张性，以及国家组织成员的局限，民主政治必须保证对国家组织的控制，以防范其异化。但公民参与并不意味着公共理性能够自发形成，民主政治的社会失灵，反映出自发民主目的追求同依赖条件的相悖

当代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运行中，一直为避免或遏制国家组织异化而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强化控制或尽力削弱。对程序民主的重视，就是体现前者的选择。代议制作为程序民主的重要依托，曾被认为是较恰当的民主实现形式，但从运行状况来看，其弊端已经显现。无论是选举议员还是选举执政党，利益博弈、感性选择、理性无知等表现，总是同选举民主紧紧相随，而且选举民主对结果产生之后的影响有限，即选举结果不能决定议政执政过程，议员出于私利的背叛，议会无休止的争吵，使代议制的公共性受到广泛质疑。随着福利主义的推行及政府责任的加重，由执政党组阁的政府，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从而导致行政国家的出现，政府明目张胆地僭越议会，乃至侵犯剥夺公民权利，政府权力一定程度处于失控状态。公民游行示威等方式的过程施压，往往诱发加剧暴力冲突，社会成本较高。当前多数西方国家正在开始民主重心的转移，即从注重程序民主转向注重实质民主，后者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体现对公共事务理性共识的追求，实质民主是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体现民主政治在时代背景下的现代性，而实质民主的落实，只能通过民主治理的实施。

民主治理要求各方主体能动地合作参与，使民主政治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共识政治。它注重过程民主的协商、协同、沟通及自治等途径，是包括所有民主途径的整体形态。民主治理是复杂的政治过程，形成参与共识并不容易，使之具有公共理性则更为困难。因而同样会出现治理失效，其表现包括恶性博弈、意志对抗、效率较低、政府失责、扩权替代等。要应对治理失效，需要国家组织体现应有优势，发挥应有作用。但西方国家为防止国家异化进行的体制设计，如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两官分途、管理缺位等，使国家组织同公民之间难以展开理性整合，从而为治理失效的应对设置了障碍。在国家无能乃至异化的同时，由于社会结构优化等有利因素，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却提升较快，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社会自治空间不断扩展，自由主义者的主观理念由此膨胀，借此鼓动社会主体主导治理乃至替代国家组织，将共同治理转化为自发治理。其基本思路，就是同公共管理改革结合，尽力削弱国家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施竞争治理模式，“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都有可能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2〕，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仅社会自治的范围及程度有限，而且存在诸多阶段缺陷，这一措施的初步尝试，就已暴露出部分缺陷，如公众认可偏离理性；多元博弈带来混乱；社会权力出现异化等，自由主义者目前仍不愿正视社会失灵的现实，实际是在阻碍社会演进发展。

从以上过程来看，尽管当代西方民主已经进入治理时代，但由历史渊源及现实环境所决定，当代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演变，难以脱离自由主义主流思潮的主

导，也就无法改变阻碍民主政治适应发展的深层因素，因而西方国家主流话语的民主政治现代化，就是自发治理对民主治理的支配。民主治理的不同具体模式，不会改变应有的基本形态，它应该表现出以下特征：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功能；蕴含推进社会发展的目的；体现追求理性共识的凝聚；保证应有具体途径的互补；做到国家社会之间的贯通；提供展开系统整合的平台；力求控制试错成本的高效。其总体特征，就是使民主政治能够求理担责，成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民主形态。这种民主形态需要诸多条件，其基本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公共理性资源，就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说，通过合理民主治理对公共理性资源的激发、利用及扩展，即使是公私冲突仍然普遍存在，也可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公共理性主导，保证参与主体的应有责任承担。在现阶段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之下，合理的民主治理形态，也会出现程度受限及局部失灵，但可以做到底线控制和纠错完善。因此，激进不能等同于先进，民主政治的先进性，就是其合规律的现代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某些社会条件不如西方国家，但拥有产生公共理性的诸多优势。我国国家民主治理立足具体国情、遵循客观规律、能够把握边界，比之于西方模式，是更具现代性的民主形态，它能够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发展，并对推动全球民主进程有借鉴意义。

三、体现处理公共事务的科学性

民主政治不是任意释放欲望的途径，它要有效处理公共事务，以体现自身存在价值。处理公共事务有其客观的规律，民主政治的合规律性，从属于处理公共事务的合规律性。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从选举主导转向重视治理，虽然在力图改变民主政治同公共事务脱节的状况，但仍然将所谓权利民主同求理民主相对立，反映利益博弈，体现自由意志，理性共识难以形成，总是以试错换取理性，即参与者为此付出利益成本，才能得到理性结果。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思想理论的偏差不可忽视，主要的问题，就是将主观强加于客观。由于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具体国情，国家民主治理不仅承担重大社会责任，而且必须尽可能减少主体试错，其共同求理担责的特征，要求参与者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尤其是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科学思想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我国国家民主治理拥有思想的优势，即能够体现科学思想的指导。这种思想体系有着合理传承、兼收并蓄的丰富内涵，其关键性的构成，就是执政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集中准确地揭示我国治国规律，昭显现代社会共通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即它是国家整体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其中处于统领地位的理性资源。同时也是国家民主治理融于其中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标志，这种思想体系不仅指导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治理参与，而且因其思想性和文化性的相通，能够日趋深入普遍地为参与国家民主治理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人的私欲缺陷的外部效应，使公共事务得以产生，即公共事务的利他，源于私人事务的利己，因而公共事务的存在，印证公共资源不同程度的短缺。但应该看到，只要利己追求能够实现人们利益需要，它就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己机制正面能量的释放，要求公民角色的确立，即以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来化解利己和利他的冲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运行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形成社会矛盾关系的复杂系统，即所有同社会运行相关的价值、要素及相关要求，都构成相互依存冲突的社会矛盾关系，它包括公平和效率、经济和社会、利益和道德、民主和公理、城市和农村、保护和促进等诸多关系。人的个体同社

会整体的关系，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社会矛盾关系在客观条件制约之下，因人的非利他欲望及非理性行为，导致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相对失衡，如果这种失衡表现出不能兼顾的片面性、冲突激化的互斥性、阻碍演进的短期性，并由此带来负面效应，就可能成为公共事务的对象。具体标准应包括：损害公共利益；违背发展要求；侵犯公民权利；导致社会失稳；难以利己调节；越过容错边界；不属私人事务等。所有矛盾关系的越界失衡，实质都是核心关系的相对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公共事务，就是以承担公共责任来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它要保证其在特定条件下应有的相对平衡，但这种状态要得以衔接持续，只能使社会矛盾关系处于改变演进之中，即对社会矛盾关系不断进行构成提升的优化，社会发展正是社会矛盾关系得到优化的结果。而所有优化，当然都是对核心关系的优化，它意味着以人为本发展实质的显现。国家民主治理主体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就是在公共事务范围内展开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也就是遵循相关客观规律，实施有效统筹兼顾。其基本的要求，是使之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状态，即社会发展应有的状态。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民主治理自身运行相关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而这种提升优化，只有在承担履行自身使命职责的过程中才能展开实现。

以系统整合处理社会矛盾关系，有着诸多的具体要求，如做到扬利抑弊；把握约束条件；搞清相互联系；控制恰当边界；创造保障条件等，国家主体要达到这些要求，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明显、负面积淀深厚、社会状况复杂、整体环境脆弱，社会矛盾关系失衡的状况较为突出，而且处理这些关系两难性较强，试错空间较小、试错成本较高。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制约因素，同样会影响国家主体状况，其对系统整合的不适应较为普遍，应对这种局面，任何局部或表面的措施都效果不隹，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体改革目标，进行执政党主导的深层次整体改革，这种改革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紧密结合，其深度、力度和难度前所未有，但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是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成果，科学发展观运用于国家治理实践，是对其具体内涵的丰富发展。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要使社会矛盾关系的处理，能够具有体制机制的条件，并提供制度规范的依据。从系统整合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思考：其一，是系统整合内容的界定。即着力于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在总体使命任务之下，对社会矛盾关系的现实状况、制约因素、具体目的、整合尺度、一般要求、演进趋势等，要作出尽可能客观准确的界定，并力求这种内容界定能够转化为制度的规定。关键是要把握适度试错容错的边界，并保证各方使命职责的合理性。其二，是系统整合规范的确立。即要对国家运行所有主体参与的行为及条件，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行法制和道德的规范界定。国家组织界定的基本要求，是有限同担责、定位同职责、规定同现实的对接。执政党及政府的定位及规范是其重心所在，社会主体界定则要坚持内在调节与外部干预的统一，并细化法制和道德的义务及责任。这种规范在坚持刚性要求的同时，应注重自主空间的适度。其三，是系统整合条件的提供。即要明确各方主体参与系统整合所需的条件，这些条件应显现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相互依赖，即相互之间互为条件。条件提供的规定应反映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更要使条件的利用创造及提升扩展体现出来，并对提供这些条件的要求作出应有规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行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艰难复杂的过程，应在科学思想指导下把握客观规律，以尽可能低的试错成本，较好较快地达到改革目的。

四、体现机制体制运行的贯通性

当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一般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这种选举较集中地反映西方民主模式的弊端，其所谓合法性不能等同于合理性。而且执政党以组成政府内阁为执政标志，由于政府内阁行政的自主性和封闭性，执政党一旦产生，就很难进入民主途径，在政府弱化有限的情况下，政党执政同民主政治的疏离，同样暴露出西方民主的局限。由此可见，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才能保证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观点，或肤浅幼稚；或别有用心。现代民主政治共同求理担责的应有特征，要求民主治理能够凝聚公理民心，即在民主途径中展开各方合作，汲取提升民意、取得普遍共识、形成权威公理、做到共同实施。它需要能够具备应有条件的政治组织，来发挥这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核心功能，目前西方国家的任何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都难以具备所需的条件，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能够发挥凝聚功能的强大理性力量，从使命依据来说，是党的执政功能的民主内涵体现国家民主治理实质。而条件依据则包括以下方面：党的执政地位的广泛认同夯实国家民主治理基础；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符合国家民主治理要求；党的组织成员的先进构成保障国家民主治理实现；党的执政思想的科学指导保证国家民主治理合理；党的执政担责的长期效应保证国家民主治理稳定；党的执政机制的系统运行进入国家民主治理途径；党的执政制度的日趋完善体现国家民主治理法治。从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实不可替代，从实质上说，比之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它有着更为鲜明稳固的合法性，这种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全面渗透于民主政治中的合法性，使我国执政党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组织的核心成员。其所具有的民主功能，是国家民主治理整体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能够将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特征，全面贯通于国家民主治理的运行之中。

我国执政党凝聚公理民心的功能，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来，是以国家制度为保障的行为。因这一核心功能的贯通，国家组织对国家的管理，形成合理互补的分工。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由其核心功能直接决定，包括统领整合、引导发展、把握方向、控制大局等；其基本运行功能，则主要是进行重大决策、展开融合互动及实施政策监督等。这些功能的发挥，充分显现出执政党在国家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和权威，必须在国家制度中得到应有保证，但其汲取民意的功能，需要在同执政党的协同中得到实现，执政党并未替代国家权力机关，它只是在显现凝聚公理民心的优势，而有了这种优势，就必然合法合理地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理性意志的形成。国家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而法律是权威公理的载体，党的领导同体现依法治国的司法行为并不相悖。执政党同政府的分工相对复杂，其制度化的要求更为紧迫重要，国家治理体系应明确党委重大事务决策的范围及依据，以解决党政职责不清的问题，并尽快保证问责制度完善落实，应注重党政协同的规范的完善，使执政党执政同政府行政从上到下形成良性互动，其重心所在，还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的强化，来扩大执政党凝聚功能对政府行政的影响。

国家民主治理通过具体途径实施，它赋予民主政治具体途径以特定的含义，即这些途径以执政党凝聚功能相贯通，服从于共同求理担责的实质特征，并具有整体性和互补性。融合途径是理性相通的合作，它彰显凝聚功能，以统领影响其它途径；协同途径是恰当分工的合作，它划定各方职责，以形成互补协调的关系；协商途径是共同议政的合作；它创造相关条件，以共同追求理性共识；沟通途径

是信息交流的合作，它提供应有渠道，以发挥信息互通的功能；自治途径是社会为主的合作；它准许有控自治，以体现公民应有自主空间；监督途径是相互监督的合作。它做到有效制约，以保证权力和权利的合理；选举途径是民意用人的合作，它反映民意对权威的影响。国家民主治理的具体途径，使公民参与和国家组织参与都能够广泛深入展开，并在相互融合之中各尽其责、互制互动，共同追求公共理性。由于具体途径的渗透性、扩展性及影响性，它成为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公民参与的层面上，增强了国家民主治理同国家整体治理其它构成的联系。在具体途径中参与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具有有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履行职责方式的重大转变，它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受制同行使统一；国家意志的民主同汲取统一；国家影响的刚性同柔性统一；国家保障的制度同理性统一。国家民主治理以具体途径来得到落实，使之进入社会各层面和各领域，因而必然受到历史积淀影响、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公民参与的利益博弈、感性选择、宗法调节乃至恶性势力的渗透，可能都很难避免。国家组织参与的不适应，乃至扭曲抵制的现象也会出现，因此，具体途径的规定，必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制度设计要在各种因素制约之下，尽可能做到理性和精细，它应有参与失效的应对；底线控制的刚性；冲突化解的措施；阶段选择的迁就，以及有序提升的空间。我国具体国情复杂，层次和地方的差异都相对较大，具体途径的制度规定，还应将一般同特殊结合，具有多位阶，体现针对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陈石，男，1955年2月生；工作单位：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职称：教授﹙行政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特色公共行政、民主政治及社会管理；近期研究重心是民主治理研究、科学发展观原理研究，以及行政学、社会管理学原理创新研究。在包括重要期刋及核心期刊在内的公开刋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余篇；从事行政学、政治学教学科研25年。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桐木岭 邮编：550028 电话：***.

第五篇：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陈芳

【专题名称】商界导刊 【专 题 号】F511

【复印期号】2009年09期 【内容提要】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能上看，仿效了英美国家的模式，从监事会的设立来看，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德日的二元体制，这种综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我国自身的经济体制，但应用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探索之路上，我国一直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引入其基本模式，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现状。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一改造和学习过程中，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存在着股权结构失衡、内部人控制及内部监管缺位、外部监管无力等治理机制上的问题。因此，本文拟对世界几大主要治理模式进行比较与分析，以期对中国企业的治理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一、公司治理基本理论

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和公司治理法律环境三个方面内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或者叫做内部控制系统，与外部治理机制（外部控制系统）截然不同。内部治理机制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外部治理机制研究影响公司权力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外部市场因素，特别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接管）资本市场与经理人市场。公司治理法律环境包含各国制定的信息披露与财务审计等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它们发生在企业内部，但是也影响到外部市场的正常运行。

二、治理模式差异的原因

对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而言，其影响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文化和法律制度环境、企业资本结构、资本市场有效性以及监督、激励约束机制等。这几大因素对各国公司的治理模式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反映了在一定的内外部条件作用下，各国在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其中，由文化背景和相关法律制度环境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对公司治理文化形成的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决定着对于公司决策谁有及有多大话语权，因而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形态产生主要影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反映的是外部公开市场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各国外部治理体制差异性的体现。正是由于这些内外部条件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导致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

三、几大治理模式比较 1.美国模式

美国人追求自由，崇尚带有平民英雄情结的个人奋斗。就美国公司治理模式而言，它们所秉承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其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它对经济的解释，就是集中对单个人行为、偏好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将许多不同意识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相信个体在创造秩序中的作用，企业中通过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员工间的关系建立以工作任务为基础，企业的领导体制往往实行较大分权。这种个人主义特征也是造成美国企业股权高度分散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模式中，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行使经营决策权。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均以独立董事为主。

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由于股权高度分散化，股权流动十分频繁，证券市场上的并购活动比较活跃。一旦公司经营不善不能使股价上升，投资者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抛售公司股票，股价持续下跌，则可能导致公司被并购。正因为外部治理非常有效，美国企业基本不提及内部治理机制，也不单独设置监事会，监督职能由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行使。企业的经营价值导向以关注企业利润为主，注重股东的利益，因此美国的治理模式也被叫做“股东治理”。2.德国模式

德国人秉承引以为豪的“日尔曼文化”，其典型特征是集体本位主义价值观，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企业存在的价值不是个体，而是团队，强调工人对企业的参与和管理，企业应该为利益共同体而不仅仅是股东创造价值。因此与美国的股东治理模式不同，德国公司实行工人参与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更为关注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债权人、客户和供应商等的权益，因而又被叫做“利益相关者”治理。

德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企业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因此银行往往是大股东，另外企业之间交叉持股也比较普遍。因此德国企业实行“以手投票”的内部治理机制。德国企业实行管理董事会和监管董事会共同治理的“双层董事会”制度，也即理事职能与监事职能分离。从权力行使上看，体现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治理较弱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

“工人参与决策制”是德国企业治理的一大特点。雇员可以选派代表进入监事会和董事会，因而职工可以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维护自身权益，也可以持有公司股票，分享公司利润。3.日本模式

日本和德国都划归于大陆法系的共同治理模式，但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

日本人称自己的民族为“大和民族”，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修炼的民族，信奉武士道精神。日德文化在集体本位主义上有共通之处，都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程度上存在差异，日本人对所在企业甚至整个民族的使命感和敬业程度常常令人惊讶。

日本企业融资以债务融资为主，银行既作为公司的债权人又是公司的股东，实质性参与公司治理。法人持股率较高，企业法人之间常常交叉持股，公司经营者阶层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也造成公司的股权缺乏流动性。

日本企业设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察会，监察会也即监事会。董事会几乎全部由内部董事构成，而且大多数董事是从公司内部提拔上来的。外部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很低，敌意并购很少发生，有限的兼并也都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日本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非常突出，经营者居主导地位，对公司经营者的控制机制主要来源于主银行和交叉持股的关系企业。

表 美国、德国和日本治理模式比较

四、对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启示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能上看，仿效了英美的模式，从监事会的设立来看，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德日的二元体制，这种综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我国自身的经济体制，但应用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一种治理模式的产生一定是适应了本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甚至于国民性，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企业特点来看，还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1.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改变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现状，实现全流通。这样才能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为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基础。但要注意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避免在全流通过程中损害流通股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我国企业目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独立董事流于形式、监事会不独立难以发挥监督职能等问题还需要借鉴上文介绍的几种模式，并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努力摸索解决途径。

3.完善资本市场。我国金融市场缺乏衍生金融工具，资本市场的风险对冲机制不健全。但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风险较大，我国市场监管体系薄弱，因此要逐步推出，并严格控制风险，以免对我国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资本市场能够很好地发挥其融资和对企业实行外部监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