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四川招警面试热点：电视问政效果遭质疑

第一篇：2014年四川招警面试热点：电视问政效果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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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川招警面试热点：电视问政效果遭质疑

《京华时报》消息：武汉“电视问政”日前曝光，去年底一些区政府负责人在“电视问政”中承诺立即整改的问题，有的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严重，引发市民对“电视问政”效果的质疑。

【中公点评】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的问政形式，体现了部分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通过这种新颖的问政形式，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了尊重，使民众与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有了一次面对面对话的机会，更有利于政府听取民意、体察民情;同时各部门将自己的工作对外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也是民主型政府建设和透明型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

政府这样做本应使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政府的公信力更高，然而事实却事与愿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公职人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适应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变化，依旧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没有真正树立群众情怀，不把群众放在心上，面对这种新兴的问政形式，往往迫于组织的压力，本着一种应付的心态来对待，随便走走过场、搞搞形式，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能表态就表态、能承诺就承诺，以求顺利过关。

其次，电视问政制度不完善。从制度的设计上，只注重了问政的过程，却忽略了问政后的落实，这就导致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钻了制度的空子，说一套做一套，出尔反尔，一次次的使群众的期望落空，使本该解决的问题悬而不决，政府的公信力就是这样被一次次的承诺、一次次的失信给消耗了。

最后，问责机制缺失。任何一项制度如果缺少了对于落实的监督和惩戒，那么一切美好的制度都只是一纸空文。电视问政也是如此，无论面对镜头多么的义正言辞、信誓旦旦，但如果没有了对落实的监督和问责，那一切都是徒劳，都是对群众的一种失信和欺骗，就如此次武汉电视问政而导致的质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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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电视问政在执行过程中的这些问题，相关的部门应该予以反思，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对武汉来说，这已经是电视问政的第六个年头了，承诺落实难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发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要使电视问政真正发挥它的存在价值，使群众的期待得到及时的满足，加强思想教育提升认识必不可少，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及时对制度进行完善，充分发挥问责机制对于官员的约束和监督作用，督促官员践行自己对于民众的承诺，只有这样党群干群关系才能越来越密切，才能重树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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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四川公务员面试热点解析：公益活动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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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川公务员面试热点：公益活动遭质疑

3年前，“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透明度的非议。随后，对公益组织的质疑事件层出不穷。从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到崔永元的公益事业，再到对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芦山地震捐款使用速度的质疑，公众的注意力一次次被吸引到公益行业，越来越多的质疑对准了慈善组织。

日前，在由凤凰公益频道和安平公共传播基金联合举办的正益论沙龙现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突然质疑壹基金账目管理混乱、涉及利益输送，追问“钱去哪儿了”。

现场并无壹基金的工作人员回答，但在参加沙龙的专家看来，判断利益输送时，要看相关方是否有关联性、交易是否必然发生、利益相关方在公益慈善组织决策过程中是否回避。

如何看待管理费问题

公益慈善组织圈子里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有公益组织被质疑，大家都在猜，谁会是下一个被质疑者。

在希望工程发起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看来，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质疑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对公益组织违反法律的质疑;第二是对公益组织违反行业规定的质疑;第三是对公益组织突破道德底线的质疑;第四是对公益组织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见。这四种质疑程度依次递减，“往往第一种质疑最强烈”。

徐永光举了个例子，《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基金会从捐赠资金中列支的管理费用不得超过10%。“一些人并不能理解基金会为啥要拿走10%的管理费，这不是雁过拔毛吗?我们的捐款怎么不能全都用在受助人的身上呢?”徐永光说，“其实这涉及到对于一些公益常识的理解。”

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个很知名的公益项目——爱心包裹，捐款人捐100元，项目组织者将给贫困地区和灾区的小学生买一个书包。书包里有作业本、彩笔、铅笔等够孩子们使用一年的学习用品。这个书包在采购、邮寄等中间环节，大约需四川中公教育：http://sc.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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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耗掉20元，相当于捐款人捐出的100元里的20%，作为管理费支出，这是刚性的、必须要产生的费用。但是，如果孩子们自己在市场上购买这些学习用品，可能需要花180元。

“也就是说，100元捐款在整个流程中消耗掉了20%，但是孩子们拿到的书包里的学习用品价值180元。运用公益慈善组织专业的操作方法，规模化地发放这些包裹，提升了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地提取管理费用并非是一些公众理解的挪用善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一些公众不太了解一些公益慈善的基本常识，导致只要有人质疑公益慈善组织，马上就能“一呼百应”。

王振耀说，比如4月底壹基金被指“受捐多、花钱拖”的问题，主要与民众不了解救灾捐赠的花钱进度有关。2008年之后，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基金会必须引进新的财会制度。根据捐款不同，有两块项目分得很清楚，一个叫“限定性捐赠”，一个叫“非限定性捐赠”，过去叫定向和不定向。

所谓“限定性捐赠”，就是根据捐赠者的意愿，一年可能花100%，也可能只花1%，但一般不可能一年就把钱全部花出去。

从操作层面上讲，“非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基金会条例》管理多一些，即“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公益事业捐赠法》管理多一些，遵守的是全世界通用的“尊重捐赠人意愿”原则。

“道德绑架”、以权谋捐令人担忧

“公益这个领域很有意思，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每个人都可以讲上几句，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也有一些人通过这样的参与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发现，质疑公益慈善组织的代价特别小。”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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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徐永光就在很多场合呼吁，公众不要对公益慈善组织进行“道德绑架”。

“不少人认为，公益组织既然是非营利的，你们就应该做苦行僧，拿很低的薪酬，这种道德绑架让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困难。”徐永光说，“吸引人才就应该付出与之贡献相适应的报酬，但是社会道德绑架让公益组织很难吸引到人才，这是应该纠正的。”

慈善组织频遭质疑也有自身原因。慈善部门吸引资源不像政府一样具有行政手段，也没有市场的激励机制，它依靠组织本身的品格魅力，所以有一些公益组织不断宣传自己零成本运作，以此来赢得公众的支持;有一些组织宣传自己如何关心受益人，于无形中提高了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这又符合了公众的期待，给慈善行业戴上光环。

“这样，行业一旦出现某些不好的事情，公众就会变得很愤怒。特别是突然发现慈善行业有道德瑕疵的时候，公众的愤怒可能会更强烈，因为觉得美好的词汇都被它玷污了，这是符合心理学的。”金锦萍说。

徐永光同意这种观点，“公益行业被视为最后一块净土，公众的期望值很高，甚至会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风，不需要工资，这是不现实的。真如此，这个行业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没有专业人才，缺乏专业化运作，这个行业是不可能发展的。”

对于道德方面的质疑，徐永光认为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告诉他们哪些质疑是对的，哪些质疑是错的。“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有些质疑是错的，大家并不知道;有些质疑是对的，但缺乏最后的交代。这样的话就变得良莠不分，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公众并不清楚。”在徐永光看来，质疑是常态，一直都会有，关键是有了质疑以后该怎么办。

徐永光表示，目前我国公益慈善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其频遭质疑的导火索。“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了30多年，一开始有很强的政府背景，后来慢慢开放空间，建立了一些政府背景逐渐弱化的基金会、慈善会，公众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这本是公益慈善逐步走向民间化、回归民间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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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电视问政

2014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电视问政

【背景链接】

12月21日晚，武汉市2012年治庸问责电视问政最后一场的现场，面对武汉市水务局交出的湖泊保护答卷，由该市市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网友以及特约评论员等组成的50位评委，一起亮起了哭脸牌。这是此次五场电视问政节目中，首次出现全场“哭脸”情况。

【标准表述】

武汉市始于2010年的电视问政节目，于2011年成为该市治庸问责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在电视问政现场针对其承诺整改的目标接受问政，这一活动已经被武汉市各阶层普遍认为是该市官员的一次“集体赴考”，而始于2012年12月17日的连续五场电视问政，被认为是官员的一次“期终大考”。

电视问政，让群众近距离接触领导干部，无异于对领导干部的一次全方位考核和促进。有的领导干部常年坐在办公室里，下基层前呼后拥，面对问题可能一问三不知，电视问政可以督促他少听点报喜不报忧的汇报，多去群众中走走。有的领导讲话常年依靠念稿，面对提问语无伦次，半天说不到点儿上，电视问政可以倒逼他提高一下自身修养。

要抓领导干部的能力建设，抓政策落实的作风转变，电视问政作为一种非常之举，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干部转变作风。同时，它开通了新的民意渠道，普通民众可以借此较大程度地监督政府，获得较高程度的参与权、表达权。

对此，专家建议：

一方面，要拓宽监督渠道，常态化工作机制。其实，我们可以从电视问政中发现体制、机制，甚至自身观念中存在的毛病，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通过拓宽监督渠道，能够得到一个常态的工作机制，让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算达到最终目的。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腐败官员的惩罚力度，提高腐败成本，保障人民群众话语权的分量。俗话说“杀机骇猴”，要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就应该加大惩罚力度，使想只贪图利益的有关责任人把“侥幸”过关的心理消灭在萌芽状态。

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西客站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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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四川选调生考试面试热点：公益活动善款去向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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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透明度的非议。随后，对公益组织的质疑事件层出不穷。从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到崔永元的公益事业，再到对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芦山地震捐款使用速度的质疑，公众的注意力一次次被吸引到公益行业，越来越多的质疑对准了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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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管理费问题

公益慈善组织圈子里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有公益组织被质疑，大家都在猜，谁会是下一个被质疑者。

在希望工程发起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看来，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质疑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对公益组织违反法律的质疑;第二是对公益组织违反行业规定的质疑;第三是对公益组织突破道德底线的质疑;第四是对公益组织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见。这四种质疑程度依次递减，“往往第一种质疑最强烈”。

徐永光举了个例子，《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基金会从捐赠资金中列支的管理费用不得超过10%。“一些人并不能理解基金会为啥要拿走10%的管理费，这不是雁过拔毛吗?我们的捐款怎么不能全都用在受助人的身上呢?”徐永光说，“其实这涉及到对于一些公益常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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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100元捐款在整个流程中消耗掉了20%，但是孩子们拿到的书包里的学习用品价值180元。运用公益慈善组织专业的操作方法，规模化地发放这些包裹，提升了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地提取管理费用并非是一些公众理解的挪用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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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说，比如4月底壹基金被指“受捐多、花钱拖”的问题，主要与民众不了解救灾捐赠的花钱进度有关。2008年之后，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基金会必须引进新的财会制度。根据捐款不同，有两块项目分得很清楚，一个叫“限定性捐赠”，一个叫“非限定性捐赠”，过去叫定向和不定向。

所谓“限定性捐赠”，就是根据捐赠者的意愿，一年可能花100%，也可能只花1%，但一般不可能一年就把钱全部花出去。

从操作层面上讲，“非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基金会条例》管理多一些，即“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公益事业捐赠法》管理多一些，遵守的是全世界通用的“尊重捐赠人意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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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为，公益组织既然是非营利的，你们就应该做苦行僧，拿很低的薪酬，这种道德绑架让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困难。”徐永光说，“吸引人才就应该付出与之贡献相适应的报酬，但是社会道德绑架让公益组织很难吸引到人才，这是应该纠正的。”

慈善组织频遭质疑也有自身原因。慈善部门吸引资源不像政府一样具有行政手段，也没有市场的激励机制，它依靠组织本身的品格魅力，所以有一些公益组织不断宣传自己零成本运作，以此来赢得公众的支持;有一些组织宣传自己如何关心受益人，于无形中提高了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这又符合了公众的期待，给慈善行业戴上光环。

“这样，行业一旦出现某些不好的事情，公众就会变得很愤怒。特别是突然发现慈善行业有道德瑕疵的时候，公众的愤怒可能会更强烈，因为觉得美好的词汇都被它玷污了，这是符合心理学的。”金锦萍说。

徐永光同意这种观点，“公益行业被视为最后一块净土，公众的期望值很高，甚至会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风，不需要工资，这是不现实的。真如此，这个行业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没有专业人才，缺乏专业化运作，这个行业是不可能发展的。”

对于道德方面的质疑，徐永光认为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告诉他们哪些质疑是对的，哪些质疑是错的。“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有些质疑是错的，大家并不知道;有些质疑是对的，但缺乏最后的交代。这样的话就变得良莠不分，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公众并不清楚。”在徐永光看来，质疑是常态，一直都会有，关键是有了质疑以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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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四川招警面试热点：清查裸官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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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川招警面试热点：清查裸官大快人心

2014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明确提出，六种情形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早在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适用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

近期，广东对“裸官”任职岗位也进行了集中调整，全省有数百「裸官」被调离现职，包括市厅级官员9人。其中，东莞有127名官员被调岗，江门有128名官员被调离。有人提前退休，有人被调岗，有人被约谈。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强调，要高度重视、高度警醒，迅速行动、坚决整改，坚决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全面核查和处理裸官问题。广东省委组织部也表示，对裸官要从严管理，限制提拔。

广东多次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反复提及裸官问题，并作为重点问题，体现了广东整治裸官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决心。那么参加招警面试的考生对于裸官问题如何把握?遇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如何作答?中公教育专家带你了解裸官并进行权威分析：

一、裸官存在的风险隐患

了解裸官的问题之前，考生必须先理解为什么要对裸官进行专项治理，也就是背景和原因。裸官并不一定是贪官或者作风有问题，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要求很高，你把家人移居到外面去了，怎么让人相信你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这种现象的存在的确会让公众造成严重的社会焦虑感，而且官员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对国家应该有更多的奉献精神。

而且，近年来，贪腐案发官员中“裸官”比例飙升。《中国“裸官”报告》择取20余年的时间跨度、汇集了59个落马“裸官”案例。在这些“裸官”中，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或职能部门独揽一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各类国企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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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限制裸官的权利，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和约束，是确保公权力纯洁和安全的重要前提。管住裸官，守住诚信底线，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

二、主要面临的焦点问题

虽然这次以广东为首的裸官专项治理力度很大、范围很广，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筛选，但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对裸官的管理制度还存在很多漏洞，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

首先，举证成了最大的难题，我国对于裸官的认定标准不够健全，目前认定裸官的方式主要靠自觉申报制度，而自觉申报主要靠自律，难免有人钻空子，虚报家庭财产和家属信息，即使不如实汇报情况也不会有追责和惩处，单靠官员的真诚和自律很难全面清查裸官。

其次，官员财产公开不到位，群众对裸官的监管不力，因为信息不公开，透明度低，裸官混迹于官员之中不出事也很难被发现，并且公民和社会媒体的监督意识不强。

三、管住裸官的对策建议

想要真正管住裸官，不仅要全面清查，加强专项治理，还需要编实、编密、编紧制度的笼子，真正建立对裸官的刚性约束：

首先，要继续推进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让裸官的财产和家庭情况裸露在阳光之下，擦净财产雾霾，让裸官的灰色收入没有藏匿之处，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贪污腐败，也不必担心裸官不辞而别。

其次，要官方监管与民间监管保持密切合作，保证多种监督渠道通畅，例如设置举报电话、微博举报、网络媒体举报等，让裸官时刻处于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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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严格管控官员家属和子女出境、留学、移民，定期走访了解，并彻查一些帮助官员财产转移的黑中介，一旦发现帮助官员移民的机构，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绝不姑息。

最后，要将裸官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弥补法律漏洞，使其无法律空子可钻。

总之，对裸官从严管理、调整岗位、闲置提拔，不是最终目的，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确保国家公权力纯洁和安全才是最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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