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有感
读张伯苓公能教育思想有感
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爱国教育家，是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矢志不渝的教育理念，披荆斩棘，开拓创新，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南开教育体系。今天，当我们重温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它的鲜活性。
一、张伯苓其人
张伯苓，又名寿春，天津人。早年读过几年私塾后，便报考了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服务于北洋海军。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目睹清政府惨败后，他立志兴办教育，1898年在天津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修家设馆，又于1904年，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在天津创办南开中学。1917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8年冬回国，于1919年正式创办天津南开大学。
此后，他相继创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等。五十余年里，张伯苓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他所创立的南开学校名师荟萃，办学立意高远，从中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1948年6月，张伯苓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拒绝蒋介石的赴台邀请留守大陆。1950年5月，张伯苓将重庆南开中学交给国家后北返，在北京小住后回到天津。1950年10月，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由于担任过3个月的民国政府考试院院长，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张伯苓这位在南开校长任上40余年的老教育家，解放后却一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晚景凄凉，令人唏嘘。1951年，因患脑溢血，病逝于天津，享寿七十五岁。
二、卓越的教育思想
张伯苓一生都在探索教育、实践教育，1934年，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公”和“能”为南开校训，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形成了公能教育思想。
张伯苓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据此理解，公能教育思想，即学校培养学生，第一个要求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公德的人；第二个要求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有为社会、国家服务的能力的人，因此，学生首先要有强健的身体，其次要有现代科学知识，第三要会运用这些知识于实践；第三个要求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与时俱进、善于创新的人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能实际是全面素质教育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张伯苓的解释全面反映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三、公能教育思想给我们的启迪 1．重视学生的德育工作
南开学校对学生有着严格的品行教育。张校长对教育、对中国人真是太了解了。比如他谈道：“欧美之道德多高尚，公德与私德并重。我国人素重私德而于公德则多疏忽。”多少年过去了，国人进步有多少呢？举目四顾，心惶惶然。革命尚未成功，教育仍需努力。张伯苓说：“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要爱师长爱同学，还要爱物。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他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因此，张伯苓特意在天津南开中学内立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四十字箴言，要求南开学子拥有整洁合适、积极向上的仪容仪表，提醒学生注意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情操。在南开学校，在校学生会因为品行未达到要求而被淘汰，而不是因为学习的原因遭淘汰。而学生考试作弊要被开除这条规定，在今天的南开大学依然奉行。
确实，德为人之本，做事先做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作为首要任务。我们教师要把立德树人的重任落实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从细微处施以“润物细无声”的教化。让他们懂得坚守和发展“仁义礼智信”；让他们有爱国情，更有报国行；让他们爱自己，更加爱国、爱家、爱别人；让他们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明辨是非、懂得礼仪、文明言行„„但德育并非只是教师口头上的说教，在南开，学校教师也非常注重言传身教，公能教育虽然针对学生提出，但张伯苓要求教师首先要做到。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教育好学生，也应该做到身正为范，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2．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
张伯苓非常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当时的南开学校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就连当时的南开女子中学，也开设了如学术、摄影、演讲、书法、绘画、歌咏、刺绣等课程。
“学生”就是要“学会生活”，学校也应该教会他们这些生活本领。可有时候，学校会教学生高深的数、理、化，然而却没有教他们一些生活中的知识。学生如果没有课外兴趣，下课后、放学后不知道要干什么；没有学习过生活常识，不会动手做生活中的小事。其实这些也应该是素质教育应该包含的。如今，我们在走过应试教育的误区后，又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在这些方面，张伯苓早就为我们提供了先例，我们可以向张伯苓学习。
3．高度重视体育
张伯苓先生非常重视体育，他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力促刘长春参赛奥运，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他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张伯苓在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南开的“三点半”精神，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相当先进的。南开的功课非常紧，可是，在下午三点半到晚饭前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学生能坐在教室中做功课，每一个学生都在操场上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张伯苓常说的一句话是‘不会玩的孩子是傻孩子。’就是张伯苓这一句话，在运动会上就有过“一人一项运动”，全校个个是运动员，每位老师都当裁判。
而反过来看我们今天的教育现状，学生的体质越来越差，这似乎成了很多教师的共同感受。大学、高中新生军训时频频退场，升旗仪式上有学生体力不支，体力不足很难完成体育考试项目，这样的现象时时出现在新闻上和我们的身边。究其原因，确实有很多的无奈。有些家长说考试体育不重要，没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些学生说没有时间锻炼，有些学校说“伤不起”，不敢太多地开设体育项目，也有社会上的人说没有充足的运动场所。而看看我们教师呢，又有多少人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无奈之下，国民的体育精神和身体素质，自然受到了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只培养“奥运冠军”，而忽视全民的体育，大众的体育。
所幸，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体育的重要性，体育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中考有了体育的一席之地，阳光体育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规范性文件。其主要目的就是完善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机制，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有利于学生发展和学校体育发展。但要真正地把体育运动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陶行知说：“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温家宝说：“南开大学是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结合的。”掩卷深思，难忘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之校训，敬佩于南开弘扬的“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感动于张伯苓用他的一颗中国心为中国教育书写了一个个传奇！向教育大家致敬！向璀璨的教育思想致敬！
第二篇：民族的脊梁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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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伯苓、南开这是两个血肉相连的名字。
他的六十八岁寿辰，是1944后年10月17日，当时国共两党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张劢生都是他的学生，一起为他抬滑竿绕场一周。他笑了，作为一所学校的校长，他能培养出在国共两双方担任高级官员的弟子，且能走到一起来，劲往一处使。
1990年8月，被幽禁54年的张学良在台北首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还不止一次地提起张伯苓和南开大学。当采访记者问他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时，他马上回答是张伯苓先生。
温家宝任新一届xx总理的消息传到天津，他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师生无不为之喜悦和自豪。语文老师韩文霜激动地写下一副对联：“百年南开两总理，十秩春秋万栋梁”。
而南开这样的名校，竟是一所私立学校，一切办学费用，皆须办学者自己筹措，张伯苓“在他仅只22岁时从五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41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一千个学生。1936年他60岁，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部、大学及研究所）一共有三千学生。”以一已之力创造出如此的天地，不能不感叹张伯苓的伟大。
民族的脊梁，人们是这样称为鲁迅先生的，这样的称谓，对张伯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且，相似的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而他，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见到了刘公岛上驻守的英国士兵的精神与中国士兵是天差地别，一个是身材魁梧，衣着整齐，一个面色憔悴，萎靡不振，见到了威海三易其帜，认准教育救国是自己应该为之奋斗的事业，于是，就有了天津城西南面洼地上的一所学校，南开。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张伯苓不输与中国历代的任何人。
关键词一：精神
1937年7月12日，日军向天津进攻30日下午，南开大学的被毁，张伯苓几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他却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一方面是国难当头，一方面是自己三十三年的心血，这是他含辛茹苦，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成的，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一切都要自己去奔走，可以说，他是看着南开这个孩子慢慢长大，正到了成人的时候，却遭此横祸，人生有几个三十年？他这样的举动，正是表明了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是打不垮的！
关键词二：操守
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了数百万资金，在这期间，南开教授的工薪一涨再涨，最高的已达月300元，但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甚至有些学生已包起了人力车，但他却经常步行上班。教授们都已住进了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但他一直住在一条陋巷的三间平房中，一次，张学良走访津门名人，司机几经寻找才在南市一条喧闹的陋巷中找到了张伯苓的家，看到如此简陋的居室与居住环境，张学良发出由衷的感慨。
他不缺少飞黄腾达的机会，无论是大总统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军阀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
从拒不出山的介子推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一点上，他和陶行知有共通之处，对名利的淡薄，对理想的执着，对事业的虔诚，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留下了一位圣者的形象。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的，在这一点，他是富翁，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的基点，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关键词三：目光
陶行知先生有言“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而张伯苓先生则正是这样的人物。在二十年代初战乱纷起、思想纷争的年代，他能认准教育兴国这一条路，而且一走就是四十多年，不能不佩服他目光的深远。
少年周恩来胸怀大志，却家境贫寒，慧眼识才的张伯苓就免除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住宿费。有时，一校之长的张伯苓还请周恩来上家里来长谈，夫人下厨。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小时候，校长给我熬鱼吃。”在周恩来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也是得到南开的奖学金资助。如果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后来的一国总理。这样的识人，何止周恩来一人！
南开有着独特的教育理念，这是张伯苓的教育思想的体现。
注重仪表。他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南开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一个人的精神决定了他的成就，试想一个衣冠不整的人何以能将事情做得清清爽爽？
注重身体。张伯苓办学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的士兵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在南开，四点以后是体育活动时间，在南开，不仅有大操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棒球场，甚至还有冰球场，要知道，这不是在现在，而是二三十年代。他还一手促成了华北运动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后者还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
注重文艺。他是中国新剧第一人。他以堂堂校长身份登台表演话剧，要知道，在那时，戏子是低人一等的，而他却意识到其中重要的教化功能，鼓励学生参与其中，直至培养出了曹禺――中国二十世纪优秀的剧作家。
这样的事情，在目前看来，仍是非常主流的，而在当时凭一已之力付诸行动，这样的人可称为先行者。
关键词四：合作
提到南开，不能不提到严修严范孙，正是他的鼎力相助，才有了张伯苓初试身手的严氏家馆，才有了后来的南开。在与之相知互助的三十多年里，严范孙一直给予张伯苓无私的帮助，张伯苓才有了一心办学的劲，他俩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近代教育事业共
同奋斗的知己。而在南开前行的四十多年里，有被称为“四大金钢”的四位助手，有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南开的发展才是一日千里的。
在南开，也有宁愿低薪，也要为之呕心沥血的教授们。
一个人本事再大，也是有限的，可无论是校董（东家），还是学校骨干，亦或普通教授，都与他真心相知，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他只要有一丝一毫的骄傲，颐指气使，这些人还会如此支持他吗？
关键词五 耿直
晚年的张伯苓十分凄凉，建国后一年多，他就两次中风，1951年2月23日，与世长辞。这固然与他年老力衰有关，但更与他的精神状态有关，因为这时的南开已不能接纳他们的老校长了，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因为他曾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而这一切，只因为在南开被日军所毁后，当时蒋介石对他的一句承诺：有中国就有南开。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知遇之恩，虽然南开的师生都苦苦挽留，但他明知是火炕也要往下跳。
这正如岳飞在十二道金牌后的撤军，正如文天祥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岂能以一个简单的对与错判别？！
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我以为。
第三篇：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解析
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
来源： 南开大学报
发稿时间： 2011-04-0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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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成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先生溘然长逝，终年75岁。美国、香港、台湾等地新闻媒体迅速发布消息、撰写专题，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1948年5月，张伯苓曾短暂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问题尚无定论，所以在内地，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3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而对这位为教育奋斗了50余年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没有任何悼念的表示。同年4月8日在南开女中举行的张伯苓追悼会更没有向社会披露，以至很少有人知道这次追悼会。最近，笔者在天津市档案馆偶然查阅到详细记载这次追悼会的珍贵档案。
与会350人 多为长者
1951年4月8日下午2时许，张伯苓追悼会在南开女中礼堂召开。尽管在张伯苓逝世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赶来天津吊唁，并有“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的讲话，但大多数人仍在观望，怕受株连。因此，与会的只有350人左右，而且是“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穿长袍、西服的多，穿干部服的少(约10人)”。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杨石先、秘书长黄钰生、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生物系主任萧采瑜、化学系主任邱宗岳、会计统计系主任丁洪范，以及外文系的司徒月兰、经济学院的袁贤能、杨学通等教授是会议的主流。还有一部分南开大学的职员和20余名学生。中央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天津工商联主委李烛尘、恒源纱厂董事长边洁清以及中共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会场上的花圈和挽联并不多，大部分是张伯苓的学生送的，挽联的内容多为赞颂张伯苓的爱国、终生为教育的精神。张伯苓生前挚友傅作义送的大花圈格外显眼。而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力子送的挽联有一句是“悔过知仁”，李烛尘在此后的讲话中也特别引用了这几个字。
张伯苓的几个生前友好组成了招待组，他们的胸前一律佩戴一朵小白花和一张写有“招待员”的白纸条，冯文潜和黄钰生垂首站立门前迎接来宾。另有三五个工友为来宾引领座位、准备茶水。开会前，南开女中的七八个同学徘徊在会场门口张望，嘴里不时嘟囔着：“我们也是南开的一分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追悼会开始后，她们一直趴在礼堂的窗户上观看。
会场凄冷 悼词精彩
追悼会在司徒月兰弹奏的钢琴曲中开始，3分钟全体起立默哀后，追悼会主席阎子亨宣读了张伯苓的遗嘱，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讲述了张伯苓的生平事迹，最为精彩的当属黄钰生宣读的悼词。这篇悼词是由与张伯苓最接近、相处时间最长、曾执笔张伯苓遗嘱的黄钰生撰写的。黄钰生虽然是在读讲稿，但他的语调和表情中倾注着对挚友的深情，表达着对一代教育家的爱戴，寄托了对逝者的无限哀思，台下的听众被他的真情感染了、打动了，会场一下子寂静下来，人们仔细聆听着悼词中的每个字句。他讲道：“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在天津的河北体育场开华北运动会，张先生任裁判长。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头上陈现‘勿忘国耻’4个大字。这时候，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一声不响，紧接着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一响，变换出‘收复失土’4个大字。群众顿时狂叫起来了。这时候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上宾、日寇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而退席，立刻向天津交涉司提出严重的抗议„„张校长把学生的领袖们找了来，头一句话‘你们讨厌’，第二句‘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下回还那么讨厌’。”这时，台下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讲到这儿时，黄钰生竟一时哽咽，讲不下去了。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潸然泪下。
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原本是到北京参加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的，听到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消息后，他便匆匆地赶来了。他说：“我到北方来，未曾想到参加张伯苓先生的追悼会。”刚讲了这一句话，他就开始摘眼镜擦眼泪了，当说到“但我看到这个追悼会如此凄惨”时，他已是泣不成声了。此时，台下也已是一片呜咽，悲痛的气氛充斥着整个会场。他说：“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蒋介石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李烛尘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天津有三个抗日的团体，那就是南开、久大和《大公报》，所以，日寇对这三个团体的手段也特别的狠。‘七七’事变时，日寇首先就用飞机、大炮把南开炸毁了„„张伯苓先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应该追悼他！”
中央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更为动情地说：“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他最后更是哭着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杨石先的讲话很简短，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爱护张校长就说他当蒋介石的官是对的，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张校长曾当了反动政府的官，就把他的成绩全否定了，左倾、右倾的偏差都是需要纠正的。”他说，张伯苓校长的事迹黄钰生在悼词中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追悼会进行到家属致谢词一项时，时任北京国华银行经理的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并未讲什么，他只是不停地给大家鞠躬，不停地说着“谢谢大家参加这个追悼会”。
追悼会在哀乐声中结束了。正如中共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在给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称，整个追悼会显得零落、寒怆，不热烈也不悲壮，会场显得很冷清，零零落落的，参加追悼会的人感觉这个会“规模小了些”。这个追悼会的召开也如悼词中所讲：“这个追悼会，是应许多人感情的要求；这个追悼会，今天在这里举行，更现实地说明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公允。”而一年后，在重庆主持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喻传鉴则说，虽是两次追悼会却是一样的凄凉。
生前遗愿 终成现实
由于张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因此，散会后部分人留下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当时南开大学党支部称，现在南开大学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开大学。听了这番话，黄钰生不无情绪地说，现在南开大学仍有一部分代表着落后势力的群众，如葬张伯苓于南大，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
张伯苓先生死后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迁至杨家台祖坟，1962年夫人逝世后，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火化后，两人骨灰置于北京长子张希陆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后，他们夫妇两人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实现了张伯苓先生的最后遗愿，他重又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
第四篇：高考作文经典素材：张伯苓的理想
高考作文经典素材：张伯苓的理想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分析：只有祖国的富强，个人才有尊严。为此，张伯苓不余遗力地创办学校，希望能以教育培养振兴中华的人才，其爱国热情让人感动。话题：“教育与爱国”“人生的目标”
第五篇：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且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雅量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且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雅量。
1918年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前排左五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左六为陈独秀，左七为梁漱溟，二排左四为哲学家冯友兰。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大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梅贻琦担任大陆清华大学校长17年，留下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的名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精神核心，如今的北大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辜鸿铭的北大根本不是一回事，早非文化思想策源地，而是培养精致利己者的大本营。上周去了趟南开去打印一本已经绝版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藤军著），从东门进去，门外还是喧嚣街市，院内顿显清净，仿佛市内“桃花源”。坐上校内电瓶车，远望大中路很有纵深感，两旁蓊郁的白杨树，罅隙下闪耀着流碎的光阴，多少莘莘学子在此走过毕业离开。沉浸在校园里，仍然让人心灵澄澈、一种安然的情愫在挥发。马蹄湖对面的小花园，是个温馨的所在，花园南边的思源堂，高大古朴。车过主楼，周恩来塑像巍然屹立，然而对面的泰达会馆更是扎眼，类似菜刀的中银大厦搞得对面的汇丰，不得不架上“两门炮”还击。这座与主楼对峙的酒店犹如翳障，引得南大校友极为不爽，陈省身先生也表达了和平的抗议之声,他曾说自己有生之年的愿望之一，便是买下泰达会馆，作为南开的对外招待所。经过化工楼，我在西南村下了车，在荒岛书店转了转，随后走到新图书馆，坐在台阶上畅想起过去的往昔。
在民国流传那么句话:天津有三宝,永利（碱厂）、南开、大公报。南开的中学教育极具代表性，南开大学为国家培养出很多专家和治国人才，尤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及曹禺等最具代表性。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
一、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作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者，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校长早先参加北洋水师学堂，正逢甲午战争，他毕业实习时目睹了“国旗三易”（威海卫由日本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升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再悬英国旗）的场面，深感奇耻大辱。正值国难当头，他思虑出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他先到严修家塾教书，与教育先驱严修志同道合，两人共赴日本考察，回来创办了南开中学。
张伯苓在中学教育中提出不光从书本得到学问，还要有课外活动。在他倡导下南开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等。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有“话剧摇篮”之美誉。张伯苓提倡新剧的动因，主要是1908年去美国、欧洲考察所得的感悟。他回国后着手编写具有针砭现实特征的新剧《用非所学》，还在其间饰演主要角色。周恩来是南开新剧团的第一批会员，曾参加演出《一元钱》、《恩怨缘》等剧。新剧团在1916年到了新阶段，张伯苓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回津，张彭春是最早到国外学习欧美现代戏剧理论的学者，他负责新剧团期间，直接、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介绍过来，使南开新剧团独具特色。他还指导排演了其在美国创作的写实剧《醒》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第一部话剧剧本”《终生大事》（胡适1919年发表），早了3年，比1924年上海戏剧协社排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洪深根据王尔德剧作编译）还要早八年。
1916年《一念差》演出剧照南开新剧社还排演了《娜拉》（易卜生）、《悭吝人》（莫里哀）、《求婚》（契诃夫）等世界著名话剧。当时有个学生万家宝、在京剧《南天门》反串、排演《国民公敌》让他扮女主角，后来排《娜拉》，万家宝将女主角演活了，以假乱真。张彭春将一套珍贵的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他，此人就是后来的剧作家曹禺。在南开二三十年代文风甚炽、学生们写小说、写戏、搞翻译、当编辑、演话剧，无拘无束地释放其价值追求，像章方叙（靳以）、查良铮（穆旦）、金德麟（金焰)、周汝昌、端木蕻良、韦君宜、黄宗江等人都是在南开起步走上文艺之路。
1934年南开大学外文系演出英文话剧《西方健儿》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不断演变，他发现日本教育相对刻板，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回国后创办南开大学。1924年南开大学商学系的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变相抹杀了张校长的教育功绩，但这则文章也触及了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南开之前的教育从制度及教材全盘仿效美国。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独有的品格，只能是汲取国外文化的精华，张校长随后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主张。张校长很早就目睹了耸膊成山、望秋先零的清朝士兵，还有被侮辱为“东亚病夫”的芸芸国民。他希望以体育增强国民体格体育精神触发团结互助的氛围，养成健全人格。他主持的南开学校，在华北运动会及全国运动会都获得佳绩。那时的南开篮球队击败美国海军球队，还击败了刚在日本全胜气焰嚣张的菲律宾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于是南开球队威震远东，“南开五虎”声名远播。张校长还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到场观摩奥运动，将奥运引入中国，他还大力促进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一次奥运会。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他还秉承优质教育，不盲目扩张生源。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敦请的老师均是声名煊赫的学者，像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蒋廷黻（历史）、李济（人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柳无忌（英文）、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吴大猷（物理）等。抗日之初南开公开反日，华北运动会上南开拉拉队打出了“勿忘国耻”、“收复土地”的标语，这深深刺痛了被邀参加开幕式的日本驻津最高长官梅津，他当场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据理争辩，“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运动，这是学生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日本进攻华北，南开大学的被毁，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拉拉队打出“勿忘国耻”的牌子。张伯苓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这所学校几乎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大部分的精英人物，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师也”。这些既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又对西方现代知识有很深的理解的学者，无论其党派、政见的的迥异，坚定的认为学术同政治是分开的，思想、学术必须独立和自由。成为教育史一段佳话。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仅敬业教育，还能安贫乐道。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汪曾祺提及西南联大的岁月，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时有描述，各院系教授学生毫无怨愤之言，齐心赴国难。这是真正文化的力量，一代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尊严和物质追求，凭着良知和热诚为学术在屈辱时代中寻找一片净土，中国学人历来推崇的气节、民族观在非常历史时期被发挥到极致。
张校长在重庆荒凉的沙坪坝建成重庆南开中学，人们惊叹他创造了奇迹，是位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1941年毕业的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首词：“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物理老师魏荣爵在评卷时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让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成为一名大律师。以此可见南开的雅量和不拘一格的开化教育。
齐邦媛（右一）与母亲和两个妹妹在一起。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到重庆南开，她追忆过去的师长和同学，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她写到南开向来注重国际化教育，理化程度也很强。南开自编国文课本，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蒋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未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蒋介石几次亲临沙坪坝看望张伯苓，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的尊严，这些都显示了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张伯苓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重庆南开中学15岁的学生写了一篇《走错了一步棋的张伯苓》发在颇有影响的《新闻天地》，张校长看到后十分赏识，他说“不管他说得对不对，才念高一就敢在杂志上指名道姓地批判他的老校长。这说明他没白念南开，也说明我们南开教育的成功”。晚年张伯苓短暂的“从政”，为历史诟病，“一脚踩进臭沟里”，建国后他被视为“前朝遗老”，没有受到公正待遇，回到南开中学没有受到欢迎，1950年10月17日校庆那天，他很早起来，却被告知学校不欢迎他去，老校长那天悲伤至极。次年2月23日，张校长与世长辞，他一生没留下财产，只给儿孙留下一句话“留德不留财”。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特别注重学生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培养学生自主精神，张伯苓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遗憾的是1949年后，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变化如同张伯苓后来命运一般，无法左右更无法逆转。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的学术界再无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识，中国大学教育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统也随之戛然而止。至少在大陆学界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的价值标准已成为一句空话被束之高阁，西南联大则成了这一传传统最后的终结者。现今校园里，道德中空，人文思想丧失，民国时期的“立人”的教育无从谈起，只能扼腕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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