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的中国古代文学导读课心得
我的中国古代文学导读课心得
田浩然1014200061 在这学期以来，我报名选修了中国古代文学导读这一门课，在上课期间，通过对古代圣贤的解读，我理解了很多人生哲理。
在这十几周以来，老师主要在课堂上带着我们研读的论语、孟子及老子这三个人，下面我先来说说我对孔子和他的论语感触。哦，插一下，这是我对老师您的一点看法吧，您在上课下课的时候都会让我们起立然后互相行礼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我很赞成您的做法，因为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尊重早已变得冷漠，大学生大多有课就去上，上完课就走人，对老师没有什么感情，而我觉得这种互相尊重的行礼方式可以培养我们之间的感情，消除一些老师与同学间的隔阂，至少我觉得是这样的呵呵，所以希望您能保持您的这种风格，我支持您，下面转入正题：
说道孔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家,他的言行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甚至影响了全世界.在联合国评选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中, 孔子名列榜首.而《论语》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著作,在我们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大至到治国,小至齐家,外至为人处世,内至修身养性,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找到原由。
《论语》中极负盛名的一句箴言,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是我最心仪的一句.人是要有松柏那样子的傲气的.要想作为有志在远大的君子,他就得像松柏那样,不会漂浮不定,而且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狂沙吹尽始见金”,大风大浪之后依然屹立的身影方是可以撑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栋梁之材.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更应该时刻牢记这句话,永远在生活中的挫折面前保持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强劲的战斗力.孔子这句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箴言,跨越千年,拥有永不褪色的生命力.孔子对流水而联想到时间的感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融进了他对于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感叹.用潺潺的逝水象征时光的流逝，促人及时行动,给人以的紧迫感。生命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会实现的历史责任感,都在这一声叹息中流露出来,带给人无尽的思考.生命是短暂的,而我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挥霍,于是,时间在默默中从指缝中溜走,还没有在自己的人生长河中激起一点涟漪.痴长到20岁是,发现自己还有点荒废了时光。
我读《论语》这部书的时候,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孜孜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晓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
打开《论语》去品味,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所谓乱世出英雄，于是诞生了孔子这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所论述的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代就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要一读的.孔子讲究孝道,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今天的人们却在褪色,对其讲孝道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这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治学是仁信的基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影响之深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作为一个学生，生活在大集体里,同学与同学之间,很多时候可以在同学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论语》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正如孔子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一样，它应是常读常新的.我想,我只要记住其中哪怕是一句话,并依言而行,始终如一的话，就足够受用一生的了。
再说说孟子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重民思想。真是啊，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怎么能忽视的呢?《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多大的江山也能保住吗?“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译：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以人为本，“三个代表”，党的宗旨，无不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现。
《孟子》中有许多具有哲理性的句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译：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
这句知看似现在的社会分工关系。想想看，远在古代的人就能有这种思想，能让人不敬佩吗? 说到孟子，我们还会想起“孔孟之道”，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给后世留下了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千古美谈，成为母教之典范。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孟子提倡“仁、义、礼、智”，并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就是宽厚，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即“仁爱之心”。义，就是正直，指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性格，即“正义之气”。礼，就是谦让，指礼仪、礼貌和礼节的规矩，即“礼仪之规”。智，就是才能，指明辨是非、善恶分明和明理睿智的能力，即“智谋之力”。信，就是诚实，指诚实守信、坚定可靠、相互信赖的品行，即“诚信之品”。
孟子是一个慨然以天下自任，富有使命感的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处身于战国乱世，他希望用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辅佐诸侯统一天下。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一个分崩离析，中央集权沦丧的时代，武力才是解决争端，争取利益的最有效途径，孟子倡导的“仁政”必然难以被统治者所接受。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
他仍以天下为己任，”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即他仍要把他的思想学说宣布于天下，以此来影响并匡正世风世俗。
除了像”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这样家喻户晓的故事外《孟子·公孙丑》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站在正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违背正义，必陷于孤立。关于这一点，告诉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要正确，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承认，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即是你通过一些手段使自己占据了有利形式，但最后还是会失败。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最终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支持。
《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孔子登上鲁国的东山，整个鲁国尽收眼底；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便难以被其它言论所吸引了。表面上指泰山之高，实际指人的眼界。这一点告诉我们要不断寻求突破，超越自我，不断积淀，使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形成更开阔的视野和人生境界。在生活和事业的征途上，我们经常都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的发展，或者”一叶障目“，被一点小障碍阻挡了视线。为眼前利益的迷惑而看不到长远的发展呢，为视野不够开阔而错失了机遇。因此我们要努力登上人生的”泰山“，观到事业的”大海“，摒弃”井底之蛙“的心态，做一只向往”井外世界“的”青蛙“，向着更高更远更开阔的境界靠近。
所以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纵观能成大事者，贵在目标与行为的选择，也就是他们懂得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如果没有目标，或者做多了无用的事情，必然陷入忙忙碌碌之中，成为碌碌无为的人。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头来只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终无所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要舍弃一些事不做，去做该做的事，具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宁静胸怀，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最后谈谈我对老子与道德经的看法吧，老师您上课说过，老子的道德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流传到西方广泛流传，因此我对老子怀着一种深深的敬佩之情，老子的《道德经》。以其精炼的八十一章，写出了世间万物的博大精深。从社会中的政治，谈到经济，有时又涉及到教育，从中又写了军事，用这些实际中的事物来体现老子的哲学思想。在优美的文字中构造了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方法论的框架。
一开始我是一知半解、有些根本看不懂的，在旁边注解的帮助下才稍微明白一点，而通过您在课堂上对他的解读，让我领略了他的辩证的哲学思想。读完《道德经》，使我对这位古代贤哲提出的以提高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有了正确的认识，自身的人文知识、个人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能力也有了提高。比如在第四十五章中，老子用辩证的思想阐释有些事物表面看来是一种情况，实质上又是一种情况，表面情况与实际情况有时完全相反。“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就是体现了这一点。还有“躁胜寒，靓胜炅”则说明事物的对立面常常互相制约，特别是对立面的主导方面作用更大。在《道德经》第七章里举了一个例，“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久，是因为它们不为自己而生息，自然而然的存在，所以才能长久。所以说圣人把自己置于后，反而受到推崇，把自己置之度外，反而保全了自身。这不正是由于圣人不自私吗？所以才能构成就了他自己。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修养，是辩证的。站在老子的角度，向社会推广无为，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但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片面的无为是无助于人类的进步的，所以对于当代的青年人理解古代老子的无为论应该以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看待，“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对待竞争，我们要敢于去迎接挑战，对待失败和不平等我们要报以一种平常心，用合适的方法去改变或适应，而不去盲目的争鱼死网破。这样有助于保全自己和取得最终的成功，只有厚积才会勃发。同样，“无为”用在当代待人处世上就是要对人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
《道德经》的第六十三章说出了做事的原则，即“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也说出了“天下之难作于细，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从而说明在办事情是要从客观条件出发，一旦条件成熟，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同时也告诫我们处理问题要从容易的地方下手，实现远大的目标，要从细微的地方下手。处理问题时，要是遇到微易的事物，万不可掉以轻心，或许细微的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老子也说出了“合抱之木，作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垒土；百韧之高，始于足下”，说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做事情时必须有恒心一点一滴的去完成，不然就会功亏一篑，半途而废。
《道德经》的许多哲学限于我的学识，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读它真是获益匪浅。老子的《道德经》从一开始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铭刻名也，非恒名也。”到最后的“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右介，而不亦责于人。故有德思介，无德思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都是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事的哲学。如果从开始你不认真体会，你就没有办法领会到这些深刻的观点。他用一种朴素的语言，用哲学中辩证的方法写出了客观的自然规律，书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让我对中国古代先贤们的思想敬佩不已。
说道这里差不多就完了，我很感谢老师您为我们讲解了这几部古代经典，通过这样的读经典活动来开了一个好头，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远古的精髓，让我们对于我们伟大的民族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使我们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下不会忘记我们以前的文明，从而增加我们的文化及道德修养。我真诚希望这节课以后可以在您的教导下继续开展下去。完。
田浩然
1014200061
生命科学学院
第二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大纲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大纲
一、本课程是文科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的一门选修课 程。
本课程作为一门中国古代文学的提高课，它是在学生已学过《中国古代文 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及若干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的基础上，不着重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分析，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的具体评述，了解古代学者如何阅读、阐释作品，进而把握他们研究作家、作品所采取的视角和价值体系，这既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古代文学的知识领域和学术视野，又为有志于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同学指出读书、研究的必要门径。
二、本课程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籍指的是清以前（包括清代）的古代学者所作的有关文学的经、史、子、诗文总集、别集的传疏、笺注，以及他们对古代戏曲、小说所作的评注。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学文本阐释的特有方式和文学传承的重要通道，因之对古代文学文本的解读、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对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都是离不开它们的。作为学术研究，它们的价值和作用是不能用现代人所作的注释、评论代替的。
但本课程不着重从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去论述，而是通过 对若干重要的古代文学要籍的评述，使学生能够掌握古代文学要籍的特点，认识它们的价值，以及深入研究它们的方法，也希望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三、本课程按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分四编评述三十部中国古代文学要 籍，它们是：
1、《诗集传》
朱熹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1958年
2、《楚辞补注》
王逸章句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93年
3、《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4、《战国策》
高诱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5、《论语集注》
朱熹撰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排印本 1983年
6、《孟子集注》
同上
7、《庄子集释》
郭庆藩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1961年
（以上第一编）
8、《史记会注考证》
[日本]泷川资言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9、《汉书补注》
王先谦撰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3年
10、《乐府诗集》
郭茂倩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9年
11、《昭明文选》
萧统编
李善注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77年
12、《玉台新咏》
徐陵编
吴兆宜注
四部备要本
13、《曹集诠评》
丁晏撰
文学古籍刊行社本
1957年
14、《靖节先生集注》
陶澍撰
四部备要本
15、《庾子山集注》
倪璠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80年
（以上第二编）
16、《王右丞集笺注》
赵殿成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点本
1960年
17、《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7年
18、《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
仇兆鳌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1979年
19、《唐柳河东集》
蒋之翘撰
四部备要本 20、《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王琦等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 1959年
21、《玉豀生诗笺注》
冯浩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1979年
22、《王荆公诗笺注》
李璧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1958年
23、《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王文诰撰
版本待定
24、《山谷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山谷别集诗注》
任渊
史容
季温注
谢启昆辑
《丛书集成初编》本
四、教材拟分两部：（1）绪论：中国文学要籍注释特色及其学术意义。（2）分论：每部文学要籍为一章，论述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生平思想，学术传承，注释特色，版本沿革，选一、二实例增强学生的具体感受。每章都附有相关书目，并有选择复制古籍珍本的书影。
教学安排，除绪论外，每编为一单元。各单元除要求学生通读教材外，重点讲讲一、二部古籍，通过它们对作品的评注、阐释，具体把握其作者考察作品的独特视角和阐释作品的特点，并由此进一步加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扩大知识面，在研究方法上给予启发。
第三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二)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
（二）（八至十五章）
第八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第—节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7一前86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他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开始写作《太史公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兵匈奴，被大兵包围，虽然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最终还是失败投降。司马迁出于宽慰主上的忠心，替李陵做了些辩护，谁知又被误解，得罪入狱，且悲惨地遭受宫刑。后来他被赦免出狱，做了中书令。这种遭遇对司马迁的打击异常沉重。然而他忍辱负重，凭着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这部旷世杰作前后耗费了他二十年左右的精力。这些作品跟《史记》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是了解司马迁生平事迹以及他创作《史记》缘由和心态的极为真确、极为自接的材料。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死后，《史记》渐出。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它宣布于世，该书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汜文学著作，是罕有其比的史学和文学巨著。
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最浅层的史学特质，是关注几千年中国人生存和文化的已往状态。《史记》更深一层的史学特质，是致力于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内部同一性。这就是要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就是要从朴素零乱的事实材料中，发现贯穿其中的本质。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更深一层的特质属于文学：
首先，司马迁把“自见”当成再现历史的根本目的之一。
其次，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自觉地追求文采。
再次，《史记》对人物性格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史记》对人物个性的关注和表现，形成了它在文学方面的一大亮点。
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明了《史记》有哪些性质属于史学、有哪些性质属于文学依然不够。《史记》还包含大量超出现代学术之文学与史学范畴的要素。因此实事求是的说，《史记》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它的很多质素强有力地凸显了传统经学的本质。第二节 《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三家注
《史汇》问世以后，一度不曾受世人推重。汉代大儒扬雄、班固等人虽然称赞，但也做出过严厉的批评，直到晋末，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根据刘宋裴驷所写的《史记集解序》，在《史记集解》撰著以前，《史记》各种本子文句不同，多少互异，而且真伪舛杂，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但殊恨省略；裴驷有鉴于此，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别作《史记集解》一书。
唐代学者司马贞以为《集解》等著作依然有偏失。在这种情况下，他颇事钻研，“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史记索隐》”。
而跟司马贞同时的学者张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
以—亡三家，裴驷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司马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年辈在张守节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后由弘文馆出为润州别驾，蹭蹬以终。张守节曾官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他们分别撰著的《集解》、《索隐》和《正义》是《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的重要成果，常常被称为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至北宋开始合刻。百衲本、《四部备要》本《史记》一百三十卷，都将三者拆散附于正文以下。
第三节 《史记》第二次大规模整理：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
泷川资言(1865—1946)，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太郎，日本岛根县松江人。《史记会注考证》一书的撰著开始于1913年，1932年完成，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
泷川氏的《考证》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究《史记》以及中国古代史非常重要的参考书。一般《史记》版本往往只收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收录了三家注以来中日有关典籍一目二十多种(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有二十几种，国人著作有一百零几种)，并相当系统地缀辑、辨析了众家成果，节省了读者翻检群书的巨大辛劳，为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便利。
《考证》发扬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优点。它特别重视地理的解释，对书中每一地名都尽量注出当时的今名或今时方位。这对从文献学方面深入研究《史记》跟以往典籍的关系、研究《史记》对传统典籍的继承和发展，很有助益。
与此同时，《考证》扬弃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关著作的不足和毛病。富于批评精神并善于考辨，是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这部著作中，泷川氏对《史记》所写的史实、《史记》的文字和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解决了一系列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晃正误、疑难文句的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虽有解说但语焉未详者，也每每加以考证。
并且，三家注主要是就事论事，《考证》虽然对细微问题同样用功，但更具有宏观眼光，往往不局限于字面，而是善于综合中外历代成果，发为论议，使读者更确切、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以及它所记载的历史。泷川氏在审视《史记》以及前人注释时，不满足于简单诠释文本字句或者下对与错的判断，而是追求从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宏阔的视野中把握太史公的深心以及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层蕴涵。
不过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泷川氏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宁可简单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愿妄加解释。
《考证》搜集了《史记正义》的大量佚文。他依据日本所藏数种占本《史记》的校记，搜集《正义》佚文千余条补入书中，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真正是《正义》原文，但对把握《正义》原貌、对研读《史记》无疑有重要的价值。《考证》还比较注意《史记》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特点。
此外，泷川氏又撰有《史记总论》，放在《史记》卷一百三十之后。《总论》以搜集前人论说为主，偶或出以己意；其内容则涉及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材、《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钞本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等。所有这些，对研究《史记》都有参考价值。
第四节 泷川资言《考证》的批评精神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泷川氏会毫不犹豫地张扬自己信从的观点，批评前人的谬误，使得《考证》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证》比较注意驳正三家注立足后代观念做出的解释。
其二，“据后以议前”固不科学，泥古不化同样并不可取，《考证》对有关成果在这一方面的弊端也做出了批评。
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种过失，但不知古则是一种更常见的过失，《考证》对此有大量的驳正。
其四，泷川氏严厉批评了《正义》等著作的虚诞倾向。
第五节 泷川资言《考证》的缺陷
不必讳言，《考证》一书也有自己的缺陷。
首先是不少材料，《考证》未曾罗致，颇有遗珠之憾。
其次，泷川氏选择材料有时偏守一说，而未能得其实际。
再次，从版本方面看，《考证》参校了一些本子。他的失误在于往往不作校记，而径直改变或补正原文。后来日本另一位学者水泽利忠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目的之一就是纠正他的偏失。加上这些艰苦的工作，《考证》对《史记》的整理才会臻于完美。
《考证》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校补》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书原本各自刊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没有现代标点，也不区分段落，初学者阅读和使用时会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九章 王先谦《汉书补注》
第一节 《汉书》与颜师古注
《汉书》，又叫《前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后汉著名的历史散文。一般认为是东汉班固所撰，其实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此书有一部分袭用《史记》，只在文字上稍有变动，有一部分补充了《史记》的不足，使史事更为完备。其最足称者，乃在于对于编纂体例方面的贡献。班固撰《汉书》，开创了纪传表书体史书，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表书体史书进一步完备起来，成为后世史书的不祧之祖。全书共一百篇，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此书不但是我们了解西汉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我们了解上古政治、经济、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由于《汉书》涉及内容广泛，文字典雅古奥，所以它从撰成之日起，便成为一门专门授受之学。到了唐初，出现了第一位《汉书》注的集大成者——颜师古。
颜师古，是南朝齐、梁和北周最通博的学者。他出身于学者世家，其祖父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其叔父颜秦游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著《汉书决疑》十二卷。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曾奉李世民之命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汉书》注是奉太子承乾之命而作的。师古在东晋蔡谟《汉书集解》的基础上，汇集了二十三家注，又取《汉书决疑》之义，加以己意撰成《汉书》注，此注问世后，深为学者所重，师古也被称为《汉书》的功臣。
颜注《汉书》，集唐以前《汉书》注之大成，卓然为一大家，但也并非没有剩义。所以自唐代之后，宋代、清代学者继续作了许多研究，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对《汉书》进行了诠释补证，但都还不能算是集大成之作，直到王先谦《汉书补注》的出现，才基本上结束了《汉书》的注疏工作，完成了《汉书》注的第 二次集成。
第二节 王先谦及其《汉书补注》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汉书补注》是其史学著作的代表作。
王氏撰写《补注》，花了三十余年时间，此书出版后，印数很少。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版出版，收入《国学基本丛书》中，1951重印；1983年9月中华书局根据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出版，分上、下两册，是目前容易找到也容易翻检的最好的本子。此外，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也出版了同样的影印本，也颇便使用。
第三节 《汉书补注》的学术价值
《汉书补注》以“详”和“全”见长，其收罗之宏富，几乎可以说囊括了前人尤其是清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其对天文历法、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的考释尤能见出功力，此书的主要学术价值也体现在对这些方面的补注、考证、校勘、纠谬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旁征博引，补颜注之不足
《汉书补注》系集注性质，称“补注”者，意为补颜注之未备也。全书引用了从隋代萧该到清代俞樾等47家著述，同时参订郭嵩焘至王先慎共20人的意见，对颜注作了大量补充，使《汉书》变的更加容易通读了。
二、校订讹伪，纠前说之谬误
除了补充颜注，《补注》的价值，还体现在贯通史事，多方参订，纠正史书或前人之谬误方面。
三、校勘精审
从宋代开始，《汉书》就被不停翻刻，所以到了清代，即有十余种版本。王氏引版本，今或有不存，因此，这些校勘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为我们恢复《汉书》本来的面貌或进——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尤为可贵的是，补注在对校的同时，还使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方法，或几种方法并用，比勘订正，得出了许多精彩的结论。
总之，《汉书补注》摭拾甚丰，考证精严，是研读《汉书》者的必读之书。当然《补注》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卷帙浩繁，收罗宏富，《补注》中出现了一些失注、错注，不误而反纠正成误的情况，有的地方则对前人之说不加裁别、一一迄录，导致谬误，或者在引用前人成说时，擅自改易其本意。凡此种种，都需 要我们在阅读时有所注意。
第十章 郭茂倩《乐府诗集》
第一节 《乐府诗集》在收录作品方面的价值
郭茂倩生平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曾经做过侍读学士，是南宋初期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由他编撰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收录了从汉朝到唐五代大量乐府名作，也收录了一些汉朝以前的传说的古歌辞是成书较早、搜集最完备的乐府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将所收诗歌分为十二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以及新乐府辞。
从所收作品看，该书不只是载录民间谣讴，同时也载录了大量贵族乐章。比如郊庙歌辞部分就收录了一批汉代贵族乐章，它们全部由文人创作。然而该书的价值，却首先体现在它收录了一批民歌。《乐府诗集》比较完备地收录了历代乐府民歌，使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各阶段乐府民歌的发展，窥探各相关地域乐府诗歌的特性。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其次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价值，是收录了历代大量文人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是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佳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拥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即收录了大量“即事名篇，无复依旁”的新乐府诗。它们继承了传统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针砭社会问题以及现实民生，但却不再沿袭传统的乐府旧题。这些诗歌都秉承了传统乐府民歌的血脉，同时也有创造和开拓，在文学史上是不朽的名篇。
第二节 《乐府诗集》在研究乐府诗歌方面的价值
即便是从乐府诗歌的研究方面看，《乐府诗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首先，郭茂倩在各类乐歌卷首都撰有题解。《乐府诗集》的题解可以使后人对十二类乐歌及其前后变化有一个初步的、基本的了解。在这十二大类之下，《乐府诗集》又细分为若干小类，比如分鼓吹曲辞为汉铙歌、魏鼓吹曲、梁鼓吹曲等，分横吹曲辞为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分相和歌辞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等。这样可以使后人对历代乐府有更深、更细的了解。
其次，郭茂倩在很多传统乐府民歌后面，载录了大量文人沿袭旧题而创制的新篇；在全书后十一卷，则载录了不少继承乐府民歌精神，但不再沿袭传统旧题的新乐府诗歌。这隐隐显示了他这样一种观念，即 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发挥过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换句话说，这种编排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确定了乐府民歌的崇高地位和价值，凸显了其不朽的艺术魅力。这表明郭茂倩对乐府诗歌的发展史有一种相当深刻的把握。
第十一章 《文选》及其李善注
第一节 《文选》及其编纂者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附近)人。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年三十一卒，谥曰“昭明”，故也有“昭明太子”之称。
第二节 《文选》的价值
《文选》作为一部诗文选集，其所录的作品，上自先秦下迄齐梁，除无名氏外，共有一百二十三家，七百篇。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很大的。《文选》是在当时文学风尚的支配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编选的一部诗文选集，它大体包罗了从先秦以来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这就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先秦、汉魏的作品，是靠《文选》的收录才得以流传至今的。这是《文选》最重要的价值。
其次，《文选》作为一定时期的诗文载体，还从两个方面对后人有关此时期文学的研究产生影响。由于《文选》动态地展现了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了文学观念的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后人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
最后，《文选》还为整理文学古籍提供了资料。《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编纂者所见的古本，有不少与今本有差异，还有不少今天已亡佚了，因此，《文选》所保存的古本原貌，可以供我们整理文学古籍时参考。
第三节 文选学与《文选》李善注
《文选》问世后，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形成了以研究和注释《文选》为主的专门学问——文选 学。李善的《文选注》可以说是文选学初盛时最重要的成果。
李善(?一689)，江都人。唐高宗显庆年间，为崇贤馆直学士，为《文选注》六十卷。
《文选》李善注的刻本较多，流传最广的，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刻本和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胡克家刻本。胡刻本是著名版本家顾广圻等人以尤刻本为底本，经八易其稿而成的，改正了尤刻本错误七百多处，并作了《考异》附于书后。1977年中华书局将此刻本缩小影印三册，后附《考异》、篇目索引、著者索引，查找最为方便。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
第四节 《文选》李善注的特点
《李注》最大的特点是征引繁富，解释精审。正因为如此，使其篇幅大增，才由原来的三十卷，析为六十卷。注中引书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另有二十九种旧注，所引书目遍及四部，甚至佛道。正由于李善谙熟古代典故史事，见书极多，所以注中往往能阐幽发微，准确精当地注出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李注》引证的材料还对我们了解相关作品的写作背景有帮助。
李善注《文选》并不是随手抄撮，汇而成篇的，而是立有不少“凡例”，并严格遵循这些“凡例”来注解的。这也是《李注》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些凡例并没有单行，而是散见于开头几篇之中。这些凡例不仅说明了他的注释方式，而且读者能举一反三，会更好地理解有关注释。
《李注》的缺点，一是繁琐，且有的引证不顾典故在文中的意思，只管引古溯源；其次，《李注》也有不少失误。
《李注》之后，唐代还有吕延济、吕向、刘良、张铣、李周翰注《文选》，称为“五臣注”。五臣注详于词句的训诂，略于典故的解释，质量不如《李注》，但由于时代较早，也受到了后代学者的重视。南宋时，有人把李善注和五臣注合为一书，称为“六臣注”，颇为盛行。现有 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可供阅读。
第十二章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第一节 徐陵与《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南朝梁、陈间的著名诗人徐陵编的一部诗歌选集。它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收录了汉代至梁代的六百九十首诗歌。全书共十卷，卷一至卷八大体按照时代顺序的先后来编排，都是五言诗。卷九收杂言诗，卷十收五言二韵短诗。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早年与父亲徐搞和庾肩吾、庾信父子都以擅长写作宫体诗受到梁朝太子萧纲的宠信，出入东宫。由于他们诗风相近，都是绮艳轻靡，所以当时号称“徐庾体”。梁朝皇室人员都喜爱文学。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曾经编纂著名的《文选》，但是他未及继位，就于中大通三年(531)死去，他的弟弟萧纲(也就是后来的梁简文帝)继立为太子。萧纲也令徐陵编一部文学总集。由于这本选集是在萧纲的授意下编的，所以风格也以萧纲的爱好来左右。
在《玉台新咏》中，收录萧纲的作品非常多，达一百零九首之多。他的宫体诗大多形式华美雕琢而内容淫靡放荡。这些宫体诗是典型的“亡国之音”，对此后直到初唐的诗歌发展，都起了比较恶劣拘影响。当然，宫体诗人们对于女性美的刻画和对华美辞藻的追求，对于丰富我国诗歌的审美经验和表现技巧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的。另外，也有许多内容健康的涉及女子与爱情的诗被收录进了《玉台新咏》。尤其要重点指出的是，《玉台新咏》保存的许多诗歌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其中一些作品在别的总集和别集中是找不到的。
《玉台新咏》专门辑录歌咏妇女的作品，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而且，按照年代顺序来编辑诗歌，也是一种创格。在此之前，《诗经》是按照风、雅、颂分类，《文选》是按照体裁分类的。《玉台新咏》的这些特点，对于后代诗文总集的编选，都是有示范作用的。而且，它所收的诗歌包括许多体裁。卷一至卷八是五言诗，卷九主要是七言歌行，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韵的古绝句，大体展现了自汉至梁诗歌发展的历程和体裁分化的状态。即使是那些宫体诗，在辞藻、声律、对偶、用典等方面也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在艺术手法上是有不少可以借鉴继承的地方的。
《玉台新咏》行世之后，影响很大，对唐诗各个体裁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节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吴兆宜，字显令，吴江人，康熙年间诸生。吴兆宜给《玉台新咏》作了笺注。这是《玉台新咏》惟一的注本。有作者的简介，作品的题解和对篇中字词的注释。对作者的简介，一般是引用正史，并加以概括，并加以少量按浯。作品题解基本上是引用《乐府诗集》、《文选》，偶尔也引史书推证诗歌内容的本事。以上两个部分都比较简略，书中最重要的还是对字词的注释部分，这也是吴兆宜用力最勤的部分。他作注的风格，主要是将与诗文有关的典故罗列出来。但是，《玉台新咏》和别的书不太一样，它所选的诗歌都比较清新明白，并没有太多的典故。所以吴兆宜的这种注法，可以说并没有对症下药，并不太适合《玉台新咏》的文本。如果在解释具体字词的基础上，串讲诗歌大意，则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 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钟嵘《诗晶》说：“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
第二节 《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 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
第三节 《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离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 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评《鹦鹉赋》云：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同卷评《离缴雁赋》云：“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诗皆六言精丽。”评乐府《白马篇》云：“为国捐躯是自命语。”评乐府《怨歌行》云：“词旨切直。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评乐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评乐府《飞龙篇》云：“此讽求仙之作。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评乐府《圣皇篇》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诠评》卷四开篇就说：“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卷四评《赠王粲》，说：“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评《赠白马王彪》，则说：“恋主爱亲，缠绵真挚。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卷五开篇说：“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又说：“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忠君爱国，恻恻动人。读此方知诗教之重。”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所以《诠评》吴棠序说：“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
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 死。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
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 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
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刘履曰：“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澍按：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 “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
第十五章 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庾信也就被迫 留在北方。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璠
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这个本 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他在这部书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只为庾集作注，而是同时还通过《注释庾集题辞》和《庾子山年谱》、《庾氏世系图》等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庾信研究体系。
倪璠在《注释庾集题辞》中，仔细分析了庾信的生平和创作，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见。
对于庾信的文学创作，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隋唐以后比较早的全面肯定庾信的人，是杜甫。而隋代的王通、唐代的令狐德菜、李延寿、金代的王若虚、明代的胡应麟等学者，都曾经批评庾信的文学创作，认为他的文风夸诞浮靡，不足观。同样，也有不少人，如明代的杨慎、张溥等，继承杜甫的观点，肯定庾信的艺术成就。两种观点此消彼长，难有定论。到了倪瑶，在《注释庾集题辞》中，反驳了前人对庾信的批评意见，高度评价了庾信的艺术成就。
同样，庾信屈身出仕北朝，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是全祖望在《鲒崎亭外编》卷三十三的《题哀江南赋后》中所说的几句话：“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也。”全祖望作为明朝遗民，看重气节，这样批评庾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从这一点上来说，庾信有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懦弱的缺点，确实算不上是有气节之士。但是他生活历程中的这个巨大转变，却使他的文学创作有了转变的契机。倪瑶《注释庾集题辞》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 倪璠并没有为庾信的屈身仕北作过多的回护，也不就此问题作过多纠缠，他只是着重于强调这一事件对庾信创作的影响。他指出，庾信身遭巨变，他的创作内容也和在南朝时的轻艳绮靡完全不同了：“《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子山人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倪璠的《注释庾集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对于庾信其人其文都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倪璠在为庾信集作注解的时候，体例也非常严谨。他采用了详注的方法，不但解释单个字义，而且还串讲大意，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
倪璠重视名物典故的训释。因为庾信学识渊博，喜欢用典，不详细注释其作品中所用的典故，就很难把作品的意思说明白。好在倪蹯也是博学通览的人，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出色。
倪璠对于作品文句的串讲，比较注意联系庾信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探求作品的本意。
倪璠的《集注》虽然征引繁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把握好限度，反而显得冗杂，缺乏必要的剪裁。有的注解，也有疏漏错误之处。《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对于《庾子山集注》的缺点和优点都作了归纳总结。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倪璠《庾子山集注》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是庾信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到今天，庾信研究者们都从此书中获益良多。由于它的盛行，也由于一直还没有一部更加优秀的庾信集注本出现，《庾子山集注》是我们今天最可依赖的读本。
第四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3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
（三）2003年10月24日
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 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钟嵘《诗晶》说：“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第二节 《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
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第三节 《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离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评《鹦鹉赋》云：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同卷评《离缴雁赋》云：“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诗皆六言精丽。”评乐府《白马篇》云：“为国捐躯是自命语。”评乐府《怨歌行》云：“词旨切直。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评乐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评乐府《飞龙篇》云：“此讽求仙之作。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评乐府《圣皇篇》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诠评》卷四开篇就说：“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卷四评《赠王粲》，说：“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评《赠白马王彪》，则说：“恋主爱亲，缠绵真挚。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卷五开篇说：“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又说：“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忠君爱国，恻恻动人。读此方知诗教之重。”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所以《诠评》吴棠序说：“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死。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刘履曰：“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澍按：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第十五章 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庾信也就被迫留在北方。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璠 现在我们来看看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
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这个本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他在这部书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只为庾集作注，而是同时还通过《注释庾集题辞》和《庾子山年谱》、《庾氏世系图》等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庾信研究体系。
倪璠在《注释庾集题辞》中，仔细分析了庾信的生平和创作，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见。
对于庾信的文学创作，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隋唐以后比较早的全面肯定庾信的人，是杜甫。而隋代的王通、唐代的令狐德菜、李延寿、金代的王若虚、明代的胡应麟等学者，都曾经批评庾信的文学创作，认为他的文风夸诞浮靡，不足观。同样，也有不少人，如明代的杨慎、张溥等，继承杜甫的观点，肯定庾信的艺术成就。两种观点此消彼长，难有定论。到了倪瑶，在《注释庾集题辞》中，反驳了前人对庾信的批评意见，高度评价了庾信的艺术成就。
同样，庾信屈身出仕北朝，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是全祖望在《鲒崎亭外编》卷三十三的《题哀江南赋后》中所说的几句话：“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也。”全祖望作为明朝遗民，看重气节，这样批评庾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从这一点上来说，庾信有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懦弱的缺点，确实算不上是有气节之士。但是他生活历程中的这个巨大转变，却使他的文学创作有了转变的契机。倪瑶《注释庾集题辞》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 倪璠并没有为庾信的屈身仕北作过多的回护，也不就此问题作过多纠缠，他只是着重于强调这一事件对庾信创作的影响。他指出，庾信身遭巨变，他的创作内容也和在南朝时的轻艳绮靡完全不同了：“《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子山人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倪璠的《注释庾集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对于庾信其人其文都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倪璠在为庾信集作注解的时候，体例也非常严谨。他采用了详注的方法，不但解释单个字义，而且还串讲大意，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
倪璠重视名物典故的训释。因为庾信学识渊博，喜欢用典，不详细注释其作品中所用的典故，就很难把作品的意思说明白。好在倪蹯也是博学通览的人，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出色。
倪璠对于作品文句的串讲，比较注意联系庾信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探求作品的本意。
倪璠的《集注》虽然征引繁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把握好限度，反而显得冗杂，缺乏必要的剪裁。有的注解，也有疏漏错误之处。《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对于《庾子山集注》的缺点和优点都作了归纳总结。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倪璠《庾子山集注》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是庾信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到今天，庾信研究者们都从此书中获益良多。由于它的盛行，也由于一直还没有一部更加优秀的庾信集注本出现，《庾子山集注》是我们今天最可依赖的读本。第十六章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第一节 王维和他的诗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从父亲起搬家到蒲(今山西永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获罪，被贬官为济州司仓参军。此后他亦官亦隐，曾经担任过右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务，亦曾先后隐居于淇上、嵩山、终南等名山大川。而且，他在陕西蓝田以南的辋川购碍初唐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优游其中。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安史乱军攻陷长安，王维身为给事中而来不及扈驾，被叛军俘获。他虽然服药装哑，仍然被迫接受了伪职。次年洛阳、长安收复后，他以陷贼官被判罪下狱，但是不久就得到赦免，官复原职，并且逐步升迁，最后至尚书右丞，所以有王右丞之称。王维信奉禅理，晚年在退朝后更常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的作品主要是诗歌，现存不到四百首。其中，有一部分诗作歌颂从军、边塞或者豪侠，精神积极，意气昂扬。不过，像上述诗歌这样比较切近现实的高亢的歌吟，主要是出自王维生命的前期，数量并不太多。
后期的王维因遭受打击，进取的意志以及对广大现实的关怀趋向淡漠。他更多地寄情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成就最为卓著，也最受世人称道。《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几乎是无人不知。王维的确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诗人，他使南朝刘宋日寸代谢灵运开创的1山水诗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山水田园诗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大师的地位。
宋代杰出文学家苏轼有一段话描述王维诗的艺术特点，向来为人们称道，所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清代学者符曾有一段类似的话，说：“昔人称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二者罕能并臻其妙。右丞擅诗名于开元、天宝间，得唐音之盛，绘事独绝千占，所谓无声之诗、有声之画，右丞盖兼而有之。”这两段话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并且相辅相成。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的序文中更深入揭示了王维诗歌的基本精神。他说：“右丞崛起开元、天宝之间，才华炳焕，笼罩一时，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故其为诗，真趣洋溢，脱弃凡近，丽而不失之浮，乐而不流于荡，即(按根据文意似当为既)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而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的诗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推崇，赢得了“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文”的美誉。从唐代宗对他的评价中可以见出世人的一般看法，所谓：“卿之伯氏(按卿指王维的弟弟王缙)，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而当朝著名诗人杜甫、诗选家殷瑶、诗评家司空图等对他的诗都有很高的评价，诗人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姚合、贾岛等则从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清代诗人王士稹标举神韵，其实也是以他的诗为宗尚。前人甚或赞誉他为“诗佛”，跟“诗圣”杜甫、“诗仙”李白相提并论。第二节 王集诸本与赵氏《笺注》的出现
史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字夏卿)曾经把自己整理的王维诗文集上呈给唐代宗，该集共有十卷。王缙当时说：右丞开元年间诗百于余篇，天宝事后百不存一，自己跟中外亲故相与编缀，总共才得四日余篇。由此可以看出，王维著作在当世已经严重散失。到了南宋时期，上缙整理的这个十卷本出现了建昌本、蜀本两种不同版本，编次有相当的差异，但这两种本子均已不复存在。后世尚存的王维诗文集宋本有两种：一是南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一是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土摩诘集》。元初刘辰翁《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所载仅三百七十一篇，除校正部分文字以外，间或有一些圈点和评语。这很明显已经不是王缙本的原状。然而刘本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明代顾可久《王右丞诗注说》六卷就是直接以该本为基础进行注释的，而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集》十四卷，包括十卷诗(有注)、四卷文(无注)，其诗歌部分也用了刘辰翁的评语，撰著《王右丞集笺注》的赵殿成也称刘本“最善”。
赵殿成字松谷，清代仁和(今浙江仁和)人，以孝行见称于世。赵氏虽有不少著述，但对《笺注》用力最深，几乎花费了一生的精力。松谷《笺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相关成果。该书正文二十八卷，由于松谷所见此前的著作以刘辰翁本为最善，所以十四卷以前的诗，“皆须溪(按为刘辰翁的号)本所有者，虽颇亦间杂他人之作，然概不敢损益”，别本所增及他籍互见的诗歌，则另辑为外编一卷，这就是第十五卷。王缙上代宗的右丞诗文集原有十卷，刘辰翁本诗有六卷，武陵顾起经本文有四卷，二者相加正合十卷之数。因此，松谷《笺注》白十六卷《白鹦鹉赋》起，至二十七卷《祭鄯国夫人文》以前，皆依武陵顾起经本所录，惟《送晁监还日本国序》拔置《送秘书晁监还口本国》诗前，使连属为一，而连珠词则缀于祭文之后，《文苑英华》所录判一首亦采附于篇末。松谷的目的在于使右丞诗文成为完集，使后之读者无遗珠之叹。
从上述《笺注》成书的情况来看，它成为集大成著作就是情理中的事了。第三节 赵氏《笺注》考异文、解名物典实以及纠谬说的成绩
松谷《王右丞集笺注》共二十八卷，前十四卷是诗，分古诗六卷、近体诗八卷，凡四百三十二首(其中他人赠和同咏五十八首)；卷十五是外编，收录四十七首诗歌；卷十六至卷二十七是赋、表、状、文、书、记、序、文赞、碑、碑铭、志铭、哀辞、祭文、连珠、判，凡有六十九篇；卷二十八是画论三篇。《笺注》首先一个用力的地方，在于标示文本的异文。赵松谷所用底本，诗歌部分是刘辰翁本，散文部分是顾起经本。他用来参校的本子还有顾可久本、凌初成本，此外又有《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唐诗正音》、《河岳英灵集》、《万首唐人绝句》、《乐府诗集》、《瀛奎律髓》、《唐文粹》等相关典籍。他所标注的异文，是深入研究王维作品不应忽视的重要材料。
有时，赵松谷还对版本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看法做出比较详细的考辨。《笺注》其次一个用力的地方在于名物训诂。举凡官职、律制、建筑、地理、天象、人物、时节、礼俗、故实等，大都有或简或繁、比较明确得当的解释(其中只有个别语汇仅标明出处而未加进一步解说)。王维因为崇奉佛教，在诗歌中运用了很多佛典。这类佛典大概是一般读者在阅读王维诗歌时遇到的最大困难，《笺注》在这一方面的诠释得力于王琦，功莫大焉。它所征引的佛教典籍有《维摩诘经》及其注、《华严经》、《法华经》、《涅架经》、《楞伽经》、《法苑珠林》、《大般若经》、《遗教经》、《瑜珈论》、《智度论》、《释氏要览》等，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松谷在注释方面纠正了前人大量误解。这样的考辨言之成理，给读者以启发。
第四节 赵氏《笺注》解读诗歌的理念以及它的主要问题
从文学方面看，松谷《王右丞集笺注》有一点值得关注，这就是他所秉持的解读诗歌的态度和观念。《笺注》以平实谨严为主要特色，无疑跟这种理念有关。
从直接的具体材料来看，赵松谷对王维诗歌在艺术方面的抉发固然不多，但偶然一见的一些例子确能凸显他不好钩深索隐，不为空谬之谈、深文之说，惟求诗人本旨的风格。
最后必须指出，松谷所撰《笺注》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征引典故时不能得其本源。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往往捃拾类书，不能深究出典。至于当注而不注的例子也并不少见。王维诗歌称呼人物，常常以姓氏加上官职，松谷注每每只解释官职而不解释人物，这样仍然不便于阅读，此类错误或不足的地方，都说明《笺注》有待完善和提高。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叶葱奇先生校点的《王右丞集笺注》，1984年上海占籍出版社又出了新版，这是该书现在最好也最容易找到的本子。第十七章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第一节 李白其人其诗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李白先人在隋代因罪迁到西域，他的实际出生地是安四都护府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大约五岁时，父亲李客携带他迁居到蜀中绵州吕隆县(今四川江油)。他大概生长于一个颇为殷富的商人家庭。从大的社会背景看，李白经历了唐朝的开元盛世，那时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但也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即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直到他去世的后一年，这场巨大而持久的社会**才宣告被平定。从个人经历看，李白有人仕的强烈期求，但最终遭受失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多次游历名山大川。这些因素对他的人品、个性以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白是盛唐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屈原以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跟“诗圣”杜甫并提。从诗歌体式方面看，李白大量拟作古乐府，“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从而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把乐府诗创作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李白的五七言绝句被誉为“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这些诗有浩歌也有低唱，有动荡也有静谧，有直泻也有含蓄，有奔放也有婉曲，往往藉一时兴会表现出鲜明有力的感觉和情怀。总之，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特异存在。第二节 历代李白集、李白集注本与王注《全集》的出现
李白的诗文在唐代至少有三种集子：其一是魏颢(一名魏万)所编。其二是李白临终时请从叔李阳冰作序的《草堂集》。该集由李阳冰编成。其三是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所说到的文集二—十卷。宋代以后，李白诗文集形成了两个系统：一者以乐史所编的《李翰林集》为其本源，一者以宋敏求编、曾巩重编的《李太白文集》为其本源；前者包括诗二十卷、文十卷(其后来刻本经他人补充，并非原貌)，后者包括序碑志一卷、诗二十三卷、文六卷。除此之外的其他本子由此演化而来，虽万变而不离其宗。
李白诗文集的注本，传世者有南宋杨齐贤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这是太白诗的第一个注本。元代萧士赞认为杨注博而不能约，遂删削之，择其善者而存之，又对注所未尽或未曾注释者进行补充，撰成了《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一书，也是二十五卷。后来萧补本常行，而杨注本的单行本则变得极为罕见。杨注、萧补本只注赋、诗，而没有文。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云鹏刻本补人原来未注的杂文五卷，全书于是成了三十卷。只是郭氏对杨注、萧补又进行了删削，并且有不少地方删削过分。在杨注本、萧注本以外，李白诗文集的注本还有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其《李诗通》对太白诗(尤其是对太白乐府诗)有不少发明，对旧注的纰缪也有不少驳正，最称精善。遗憾的是该书仅有驳斥或补充杨注、萧注的内容，而不是全注。除此以外，明张含《李诗选》、清应氏《李诗纬》等，都不过是选本而已。
清高宗乾隆年间问世的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是李白诗文辑注的集大成著作。王琦之注，引文稍显繁冗，但它融会三家之优长，修正三家之谬误，补充三家之疏漏，是太白诗文集比较完备和理想的注本。
王琦(1723年前后在世)，字琢崖，号载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他除了以十年功夫专心致志注释了李白诗文外，还撰有《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此外曾帮助朋友赵殿成注释了《王右丞集》中的大量佛教典故。这三种注释当时都享有盛名。
王注《李太白全集》白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士赞本，杂文四卷略依郭云鹏本，而以姑苏缪曰芑氏仿昆山传是楼藏宋刊本所重刻的本子参订其间；郭本杂文原有五卷，王琦本依照缪本，将其中序文两卷合为一卷，复别采萧本所逸而缪本所有者得诗歌九首，并他书所录集外诸作爪：集为拾遗一卷，所以总数仍然是三十卷。此外王琦还搜辑序；占碑传、丛说、年谱等参考资料，编成六卷附录于后，因此《全集》一书总共有三十六卷。其中，卷一是古赋八首，卷二是古诗五十九首，卷二至卷六共有乐府一百四十九首，卷七至卷二十五共有古近体诗七日七十九首，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共有杂文五十八篇，卷三十有诗文拾遗五十七首：凡有诗文一千一百一十篇。卷三十一至三十六的相关资料，则有序志碑传一卷、诗文两卷、丛说一卷、年谱一卷以及外汇一卷。第三节 王注《全集》在载录异文、集佚、训诂方面的成就和特点
总的说来，王注《李太白全集》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李白作品各个方面的详尽材料。
王琦在这部著作中载录了李白诗文的大量异文或版本差异。比如卷二《古风》其七：“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飘然若流星。顾冶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全集》载其异文曰：“五鹤西北来，飞飞凌太清。仙人绿云上，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飘然下倒影，倏忽无留行。遗我金光草，服之四体轻。将随赤松去，对博坐蓬瀛。”还记录了该诗另外一些文本，即“举首远望之”作“我欲一‘问之”，又或作“举手远望之”。同卷注《古风》其八说：“此首缪本编人二十二卷，题作《感寓》，与诸本不同。”该诗前四句：“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全集》载其异文曰：“咸阳二三月，百鸟鸣花枝。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这些文本方面的差异，对深入研究李白的作品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王琦的集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部分搜集厂五十七首作品，譬如从姑苏缪本辑得《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奉宣慰判官》等诗歌九首，从唐《本事诗》辑得诗歌《戏赠杜甫》一首，从《才调集》辑得诗歌《寒女吟》、《会别离》两首等。在这些作品中不乏伪作，但王琦不仅没有轻易把它们阑人太白作品中，而且没有轻易将它们弃绝。他审慎地汇集别载之，以供后学研讨。在《全集》跋语中，他曾这样说明自己的考虑：“友人诘予，尝非宋氏本阑人他人所作，今拾遗所蔸缉，确知其伪，概收录之而不忍弃，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编韩、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后。钱牧斋作杜诗笺注，亦附录逸诗四十八篇，皆有伪作在其间。夫不慊于宋者，为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别也。若先别之而使其无可混，正足以资后学之考核，而甄别其体裁矣，夫又何尤。”这样处理显然极为允当。
从训释方面看，王琦所作的工作主要有：
(一)训释一般词语。
(二)解释地理、名物。王琦注在这一方面的特点，是务求完备、精确和深入。
所谓务求完备，是指当存在多种都能说通的看法吼不偏信偏从，而并载众说。
所谓务求精确，是指在存有疑惑时，必揭明或审辨之。
所谓务求深入，是指解释不满足于知其然，而常常结合诗文意境，抉发对象的特点。
综合的看，王琦在注解地理、名物时显示出相当深厚的功力。
(三)考索诗文本事。这些对读者准确、深入地把握诗歌意旨大有帮助。
(四)揭明典故出处。王注引用诗文主要是为了说明典故出处，所以往往不加进一步的解释，这对初学者理解诗歌文本来说仍有不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注中所引的诗文跟李白作品在意境方面互相生发，倒有助于让读者对太白作品的意境产生更厚实、更开阔的理解。第四节 王注《全集》中的评议
王琦《李太白全集》对李白诗文在艺术精神、艺术表现方面的特质颇为注意。
总的说来，王注《李太白全集》中的评论多取自前人成说，亦间或白出机杼，往往出言中的，不旁骛，不枝蔓，不离开文本做过多的发挥。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贬抑李白而拔高杜甫。唐代文学家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曾说，“[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按即杜甫)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就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后代沿袭这种看法的人几乎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更进一步把这种看法张扬到极端，而反对这种看法的学者又每每矫枉过正，不切实际地拔高李白而贬抑杜甫。王琦对如何评判李白人品和诗文有自己的思考，这一点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颇值得注意。
王琦不仅反对过分贬抑李白，而且也反对过分褒扬李白。王琦考虑了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源流，考虑了诗人、诗作产生的时代因素，考虑了诗人的性情和际遇，持论平实、公允，视野则不局限于李、杜，而以二人与屈原、陶渊明等著名诗人通观，论断相当具体和切当，所概括的内容亦相当深广，从中当不止可见王琦在辑注《李太白全集》时所秉持的理念。第五节 王注《全集》总评
正由于历史上抑李扬杜者占十之八九，注释杜甫的学者自有宋一朝到清代乾隆时期已有千家，“搜括无遗蕴矣”。而注释李白诗文集的学者，经五百年始有萧、杨二家，又经五百年始有海盐胡氏孝辕；孝辕亡去到乾隆时期且百余年，文士林立，然而不曾有学者起而补前面数人之阙。从这一背景上说，王琦穷半生精力辑注《李太白全集》，意义就特别深远了。他的辑注甚至赢得了“一注可以敌千家”的美誉。
自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该书以王注本为底本，增辑了十几首诗歌，吸收了大量清代至现代的研究成果，补充了很多资料，纠正了不少错误，体例也略有变化，研读王琦注时可以参阅。第十八章 仇兆鳌《杜诗详注》 第一节 杜诗与杜诗学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自中唐韩愈在《调张籍》中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至20世纪 60年代，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开幕词中把杜甫与李白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二千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文学的兴衰变革，杜甫和他的诗歌艺术，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和借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遗产。对杜诗的搜集、整理、笺注、评点，并形成专门的学问，是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以至有人用“千家注杜”来形容宋代辑注杜诗的盛况。由于时代久远，宋代编辑、注释的杜诗已不多见，有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又名《杜工部诗集注》)，收入《四库全书》。不著编者姓氏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大约成书于南宋宁宗(1195—1224)年间，该书集注前附“集注姓氏”，共开列了一百五十个人的姓名，虽有商家“炒作”之嫌，但也看出了宋人对杜诗的关注，该书有《四部丛刊》影宋本，可以借助二书，了解宋代辑注杜诗的特点。金元时期，由于宋代对杜诗的大力搜集、整理，杜集已基本定型，而由于诗歌创作崇杜之风继续，对杜诗的训释、注解呈现日渐发达的趋势，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第一次提出“杜诗学”的概念，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明清两代是杜诗研究全面繁荣的时代，成果十分丰富，其中对杜诗的笺注、评释著作尤为引人注意，除本章介绍的《杜诗详注》外，王嗣爽著《杜臆》、钱谦益著《钱注杜诗》、浦起龙注《读杜心解》、杨伦著《杜诗镜诠》都是极具学术个性的著作，凡想对杜诗作深入研究的人是不能把它们忽略的。
第二节 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自号章溪老叟，鄞县(今属浙江省)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三十三年(1693)，以呈进所撰《杜诗详注》而受知康熙，升授翰林院检讨，以后历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等职。《杜诗详注》是仇兆鳌以二十多年的时间编著成的书，是一部具有集注集评性质的鸿篇巨制。
仇兆鳌在康熙三十三年进呈《杜诗详注》时，其书尚未有刻本，今上海图书馆藏一抄本，有人以为此即为仇氏之进呈前所录副本。进呈至刻本印行又经历多年，随时都有增补，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刊本印行时，分别于1704、1711、1713年各写有一条附记，可看出其增补和刻本刊行情况。仇氏身后，其初刻本、重刻本都有多次重印刊行，另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杜诗详注》被收入，为缮写本，其与刊本不同处是将仇氏所引钱谦益语删除，或删占其姓名。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始用铅字排印，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简编》和《万有文库》。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万有文库》本纸型重印。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排印本，列入《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这是今天读者最为方便易得、最为完善的本子。
《杜诗详注》中华书局标点本据康熙五十三年重刻本加以整理标点，并把原来连排注文，加以注码，移至每诗或每段之末，每码另起行，醒目易检。又把《逸诗附录》置于二十三卷之末，把《杜诗补注》连同诗后、卷后增加的注文，一总移至每首诗相应的位置，以免读者前后翻检。它的《出版说明》，简明扼要，亦可帮助读者理解杜诗及仇注特点。第三节 《杜诗详注》的特点
《杜诗详注》据仇氏所拟《杜诗凡例》，他对每首诗的注释、考评分成“编年”、“内注”、“外注”、“根据”四个部分，以体现其“详注”之“详”的特点。
杜诗编年。仇兆鳌在《凡例》中指出为诗作编年的重要性。
内注解意。所渭“解意”，指的是对诗的结构、章句、立意、内容的分析和串讲。内注注于诗末或章末。在“内注”中，除了征引诸家，特别是当时尚未有流传的《杜臆》的评说外，主要是仇兆鳌自己的见解，很能体现他具有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分析能力。
外注引古。所谓“引古”就是征引古书，解释典故名物。《杜诗详注》之“详”在这部分有集中反映。首先是注释条目多，其次是每条内征引繁富。
杜诗根据。在注文之后，仇兆鳌引了许多前人的论述，对每首诗进行分析、评论、发挥，他把这部分称为“杜诗根据”，实际上是前人对杜诗思想、艺术评论的资料汇编。每条都引用多人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对每首诗增加了一些评论分析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通过这些对杜诗的评析，使读者对诗歌体裁的特点、对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有进一步的理解。而对前人对每首诗的具体评论的系统引用，也会扩大读者的视野，有助于深人把握杜诗的特点。
《杜诗详注》，除了仇兆鳌由于时代及个人的局限，在评介杜诗的思想和艺术时，时有穿凿附会和陈腐无聊之处外，在注释征引亦有一些缺点，主要有：第一，虽征引繁富，但有时有泛释无当、不着边际的毛病，甚至不注意注中所引文句的这一词与诗句的这一词有无关系。第二，征引前人之说，时有贪多而缺乏裁断，使读者无所适从。第三，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所引书常有错误，“如注‘忘机对茅草’句，引《高士传》‘叶干忘机’，今《高士传》无此文，即《太平御览》所载嵇康《高士传》几盈二卷，亦无此文。”
第五篇：中国古代文学课互动式教学初探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高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拟结合亲身教学实践，对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运用互动式教学法作一些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方法；互动式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结晶，其内容深邃广博。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进来，真切感受古代文学的艺术光辉，值得思考和探索。为此我们在教学中尝试采用互动式教学法，改变教师单向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变教师传授与学生参与相整合的师生双向互动型教学模式，并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采用课堂双主教学模式，让学生唱主角
文学重在读者的参与和交流。没有读者的参与、解读和接受，文学将不复存在。开设文学课也就是要把这些优秀作品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的熏陶和自身的实践使其内化为读者自身的气质和修养。所以，文学课上学生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创造空间。为此，我们尝试采用双主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力争为他们提供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
实施双主教学，我们主要采用两种形式：一是采取课堂讨论形式。先在课前给学生布置相关的作品和参考资料，同时列出思考题目，上课时再加上分析作品时引发的问题来带动和组织教学。比如在讲授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前，我们要求学生读作品的同时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成因，焦母为什么要逼迫焦仲卿休掉刘兰芝；二是焦仲卿是不是真的软弱。这两个问题很具体也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然后再在课堂教学中引出一系列关于此话题的讨论。另一种就是开展专题讨论。联系国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来进行，比如就《三国演义》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作探讨。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先在课外广泛收集相关研究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筛选、提炼和吸收，独立思考，写发言提纲，参加小组讨论。然后小组选出代表，参加班级讨论，在整个过程中，学生的分析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二）切实突出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回归原典
结合每学期的教学重点给学生开列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同时规定一定量的背诵作品和选背作品，并以适当的方式考核。如在先秦文学教学中要求学生背诵《诗经》中的经典篇目15首。同时，为指导学生有效地阅读，我们在给学生开列课程必读书目的同时，着重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兴趣爱好进行个性化阅读，并鼓励条件好的学生进行研究性阅读。采取课前演讲的方式，让学生上讲台谈读了作品后的心得体会，鼓励他们讲出自己的个性化的观点和感悟，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创新精神。
（三）以课堂即时评论、论文撰写等方式训练学生写作能力
写作训练围绕两方面进行：一是课堂即时评论，主要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比如我们在讲授诗词鉴赏专题后，选择一首唐诗让大家当堂写鉴赏评论；又如在介绍苏轼、辛弃疾两位大家后，让大家比较苏辛词风格的异同；再如观看古代文学相关影片后，让大家写心得感想。二是学期论文撰写。论文撰写是学生的综合能力的体现，为此我们每学期均采取开列参考题目和学生自选题目相结合的方式，布置论文撰写。
（四）充分应用多媒体教学技术，丰富课堂内容
多媒体教学作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融音乐、绘画、影视为一体，信息量丰富。把这一教学手段引入古代文学教学，能扩大授课容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突出的教学效果。为此，我们充分推进多媒体教学与古代文学课程相整合：一是精心制作了课程的多媒体课件，把需板书的重要内容通过幻灯投影，穿插适量的图片、音乐。这样既精简了课堂讲授的时间，同时也带给学生以形象、直观的感受；再者组织学生观看古代文学相关影视作品，比如讲授先秦诸子散文时，可以播放《中国古代文化先贤》；讲唐诗的可以播放《唐之韵》；再如介绍汤显祖的剧作时，可以播放昆曲《牡丹亭》等等。
（五）利用即兴朗诵、课本剧等形式引领学生感受艺术
一是通过课堂即兴朗诵，培养学生的表现力。比如我们在教授唐诗宋词时，就采取了齐读、诵读、吟唱等多种方式。试图以此将学生带入到文学作品的情境中去，让他们真正感受文学之美，从而激发学习的动力。
另一有效的方式是组织学生进行课堂剧的表演。古代文学中的戏剧和小说，生活气息浓厚，最适合改编成课本剧来演绎。比如讲授戏曲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精选其中适于表演的作品，让学生改编成剧本，自导自演。
（六）改革考试方法，让互动教学模式得到有力支撑
与互动教学模式配合，我们尝试考试方法的改革，进一步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一是改革考试方式，采取了课前演讲、课堂讨论、学期小论文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综合评定成绩的方式，即课前演讲等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占60%，这样就进一步突出了课堂教学的权重。二是改革考试内容，在期末考试增加开放性试题，尤其是文学鉴赏类题目的分量，而这类试题均只设置参考答案，提倡学生答出自己的见解。
综上所述，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应着力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效果，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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