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作业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
作业1
一、名词解释：
1经：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编著整理的书籍。
2五经：指儒家的五圣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3考据：即“考证”。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
4古籍：通常是指在现代印刷技术引进前，我国用传统方式刊印的书籍，它的装帧方式不同于现代书籍，旧时称后者为“洋装书”，相对称前者为“线装书”。5旧注：旧注——主要指在民国以前的学者对古籍所作的注释，通常的形式是正文大字，注文小字双行，在正文每句或每章之下。“双行小注”几乎成了古籍注释的代名词。
6评注，是注释之外，再加上不同角度的评论，或艺术风格的分析，或思想观点的解说，或写作技巧的揭示，多用简洁明白的语言以为论断，少有反复申说者。7补注可以理解为注疏体之变形，在形式上它也是先录一前人的注释，继之以补注作者对前人注释的补充和发挥。
8、评注就是在注释之外，再加上不同角度的评论，或艺术风格的分析，或思想观点的解说，或写作技巧的揭示，多用简洁明白的语言以为论断，少有反复申说者，其中警策之语，常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9校勘：即把不同的版本和各种资料汇集一处，加以对比核查把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加以订正，必要时列出不同的情况，并说明其理由。传统的校勘一般有两种形式，即独立的校勘和注释加校勘。10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就是选定一个版本作为底本，与其他版本逐字逐句进行比较，录出异文。11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即比较本书的上、下文，用本书的语言、文字、知识等各种资料作为依据进行校勘，发现并订正错误。
12他校法：即“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就是搜集、掌握他书中与本书文辞有关的资料，进行考证。
13理校法：即用理论知识（如本书的思想内容、本书所处时代的语言文字知识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等）作为依据对文字校勘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
14风雅颂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产生于春秋时期。
15“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 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 集。
16《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一前481)共242年的历史大事。四简答题
1经产生后，为什么会出现许多经注？
经，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编著整理的书籍。它们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了国家法定的经典，获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了让人们理解、接受经典，也必须对之加以解释和疏通。于是，随着经书地位的确定，经注也就应运而生了。
2隋唐注释之学的成就表现在那些地方
隋唐注释之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唐代出于统
治的需要，很重视经籍的整理，孔颖达等一批儒臣编纂了《五经正义》，作为明经科考试的标准。《五经正义》的注释方式也成为后来古籍注释的一种定体。第二，在经注之外，出现了几部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注本。如《文选》李善注其征引繁富、解释精审的注释方式在诗文集的注释中尚属首见；《史记》“三家注”，是流传至今的最好的《史记》旧注；在子书中，杨倞《荀子注》、成玄英《庄子疏》等是后人推崇的注本。3简述古籍注释的内容
（1）解释语言文字（2）考证和介绍作者生平、思想、写作意图和书籍写作的历史背景。（3）分析、评价和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4）考证、说明和补充历史事实和名物典故。（5）文艺作品的赏析和评价。（6）各种资料的补辑和辨析。
4《十三经注疏》有何特点？
5简述古籍注释的体式。
古籍的注释体式主要有如下的几种：
一、注疏是经注的一种标准体式，也是古籍注释的一种常见的体式。
二、补注可以理解为注疏体之变形，在形式上它也是先录一前人的注释，继之以补注作者对前人注释的补充和发挥。
三、集注顾名思义就是集众家之说而为之注。
四、评注就是注释之外，再加上不同角度的评论，或艺术风格的分析，或思想观点的解说，或写作技巧的揭示，多用简洁明白的语言以为论断，少有反复申说者，其中警策之语，常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校注即校勘加注释。所谓校勘，是在阅读和整理古书之前，正本清源的一项工作，即把不同的版本和各种资料汇集在一起，加以对比核查，把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诸如脱字、讹字、衍文、错简、颠倒、混淆、误解等一一加以订正。必要时列出不同的情形，确定何者为正确，何者为讹误，并说明其理由。
6简述《诗经》的艺术成就
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上确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各种矛盾和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次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其三是优美的语言和形式。《诗经》以四言句式为主，同时杂用二至八言句子，句型参差错落，活泼自然；《诗经》多采用重章复沓手法，一唱三叹，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多彩，叠字、双声叠韵的运用极富创造性。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诗经》形成了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7简述王逸《楚辞章句》的特点
王逸《楚辞章句》的体例是，逐句作解，着重训诂，虽然说不上非常详细赅博，却大多言之有据。他其实是完成了当时的一个集大成的工作。这部书中所凝结的，除了他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的很多汉代学者的辛勤与智慧。刘向、贾逵、班固、马融等前辈大家的遗说，就有一些是靠《楚辞章句》才得以保存。王逸虽然很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他常常用“或曰”来引用别人的观点。
《楚辞章句》的每篇前都有序文，另外在《离骚》、《天问》之末还各有一序。这些序文的内容是说明各篇的作者和写作时间，并阐释题意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这些序文集中体现了王逸对《楚辞》的理论认识。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王逸建立了一个“香草美人”的楚辞阐释系统，这个系统直到今天还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8简述《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虽然是史学著作，却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叙事写入，行人词令，以及夹杂在其中的少量议论，精彩之处时时可见，如春山中奇花竞放，美不胜收。描写战争，尤其出色。尤其是描写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邺之战、搴之战、鄢陵之战)的段落，结构谨严，错落有致，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左传》语言简洁精练，具有极强的表达力。描写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鲜明、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如晋文公重耳、楚灵王等，都是典型的例子。这对于后世小说的人物刻画，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五、论述题
试述宋元明清时期注释的特点
宋元明时期的注释特点是，消除其今古文经学家的门户之见，我们依准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把这一时期经学研究称为“变古”、“积衰”时代的论断，可以
第二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大纲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大纲
一、本课程是文科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的一门选修课 程。
本课程作为一门中国古代文学的提高课，它是在学生已学过《中国古代文 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及若干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的基础上，不着重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分析，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的具体评述，了解古代学者如何阅读、阐释作品，进而把握他们研究作家、作品所采取的视角和价值体系，这既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古代文学的知识领域和学术视野，又为有志于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同学指出读书、研究的必要门径。
二、本课程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籍指的是清以前（包括清代）的古代学者所作的有关文学的经、史、子、诗文总集、别集的传疏、笺注，以及他们对古代戏曲、小说所作的评注。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学文本阐释的特有方式和文学传承的重要通道，因之对古代文学文本的解读、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对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都是离不开它们的。作为学术研究，它们的价值和作用是不能用现代人所作的注释、评论代替的。
但本课程不着重从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去论述，而是通过 对若干重要的古代文学要籍的评述，使学生能够掌握古代文学要籍的特点，认识它们的价值，以及深入研究它们的方法，也希望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三、本课程按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分四编评述三十部中国古代文学要 籍，它们是：
1、《诗集传》
朱熹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1958年
2、《楚辞补注》
王逸章句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93年
3、《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4、《战国策》
高诱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5、《论语集注》
朱熹撰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排印本 1983年
6、《孟子集注》
同上
7、《庄子集释》
郭庆藩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1961年
（以上第一编）
8、《史记会注考证》
[日本]泷川资言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9、《汉书补注》
王先谦撰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3年
10、《乐府诗集》
郭茂倩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9年
11、《昭明文选》
萧统编
李善注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77年
12、《玉台新咏》
徐陵编
吴兆宜注
四部备要本
13、《曹集诠评》
丁晏撰
文学古籍刊行社本
1957年
14、《靖节先生集注》
陶澍撰
四部备要本
15、《庾子山集注》
倪璠撰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80年
（以上第二编）
16、《王右丞集笺注》
赵殿成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点本
1960年
17、《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7年
18、《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
仇兆鳌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1979年
19、《唐柳河东集》
蒋之翘撰
四部备要本 20、《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王琦等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 1959年
21、《玉豀生诗笺注》
冯浩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1979年
22、《王荆公诗笺注》
李璧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1958年
23、《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王文诰撰
版本待定
24、《山谷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山谷别集诗注》
任渊
史容
季温注
谢启昆辑
《丛书集成初编》本
四、教材拟分两部：（1）绪论：中国文学要籍注释特色及其学术意义。（2）分论：每部文学要籍为一章，论述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生平思想，学术传承，注释特色，版本沿革，选一、二实例增强学生的具体感受。每章都附有相关书目，并有选择复制古籍珍本的书影。
教学安排，除绪论外，每编为一单元。各单元除要求学生通读教材外，重点讲讲一、二部古籍，通过它们对作品的评注、阐释，具体把握其作者考察作品的独特视角和阐释作品的特点，并由此进一步加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扩大知识面，在研究方法上给予启发。
第三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二)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
（二）（八至十五章）
第八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第—节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7一前86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他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开始写作《太史公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兵匈奴，被大兵包围，虽然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最终还是失败投降。司马迁出于宽慰主上的忠心，替李陵做了些辩护，谁知又被误解，得罪入狱，且悲惨地遭受宫刑。后来他被赦免出狱，做了中书令。这种遭遇对司马迁的打击异常沉重。然而他忍辱负重，凭着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这部旷世杰作前后耗费了他二十年左右的精力。这些作品跟《史记》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是了解司马迁生平事迹以及他创作《史记》缘由和心态的极为真确、极为自接的材料。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死后，《史记》渐出。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它宣布于世，该书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汜文学著作，是罕有其比的史学和文学巨著。
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最浅层的史学特质，是关注几千年中国人生存和文化的已往状态。《史记》更深一层的史学特质，是致力于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内部同一性。这就是要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就是要从朴素零乱的事实材料中，发现贯穿其中的本质。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更深一层的特质属于文学：
首先，司马迁把“自见”当成再现历史的根本目的之一。
其次，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自觉地追求文采。
再次，《史记》对人物性格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史记》对人物个性的关注和表现，形成了它在文学方面的一大亮点。
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明了《史记》有哪些性质属于史学、有哪些性质属于文学依然不够。《史记》还包含大量超出现代学术之文学与史学范畴的要素。因此实事求是的说，《史记》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它的很多质素强有力地凸显了传统经学的本质。第二节 《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三家注
《史汇》问世以后，一度不曾受世人推重。汉代大儒扬雄、班固等人虽然称赞，但也做出过严厉的批评，直到晋末，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根据刘宋裴驷所写的《史记集解序》，在《史记集解》撰著以前，《史记》各种本子文句不同，多少互异，而且真伪舛杂，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但殊恨省略；裴驷有鉴于此，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别作《史记集解》一书。
唐代学者司马贞以为《集解》等著作依然有偏失。在这种情况下，他颇事钻研，“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史记索隐》”。
而跟司马贞同时的学者张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
以—亡三家，裴驷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司马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年辈在张守节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后由弘文馆出为润州别驾，蹭蹬以终。张守节曾官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他们分别撰著的《集解》、《索隐》和《正义》是《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的重要成果，常常被称为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至北宋开始合刻。百衲本、《四部备要》本《史记》一百三十卷，都将三者拆散附于正文以下。
第三节 《史记》第二次大规模整理：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
泷川资言(1865—1946)，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太郎，日本岛根县松江人。《史记会注考证》一书的撰著开始于1913年，1932年完成，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
泷川氏的《考证》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究《史记》以及中国古代史非常重要的参考书。一般《史记》版本往往只收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收录了三家注以来中日有关典籍一目二十多种(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有二十几种，国人著作有一百零几种)，并相当系统地缀辑、辨析了众家成果，节省了读者翻检群书的巨大辛劳，为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便利。
《考证》发扬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优点。它特别重视地理的解释，对书中每一地名都尽量注出当时的今名或今时方位。这对从文献学方面深入研究《史记》跟以往典籍的关系、研究《史记》对传统典籍的继承和发展，很有助益。
与此同时，《考证》扬弃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关著作的不足和毛病。富于批评精神并善于考辨，是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这部著作中，泷川氏对《史记》所写的史实、《史记》的文字和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解决了一系列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晃正误、疑难文句的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虽有解说但语焉未详者，也每每加以考证。
并且，三家注主要是就事论事，《考证》虽然对细微问题同样用功，但更具有宏观眼光，往往不局限于字面，而是善于综合中外历代成果，发为论议，使读者更确切、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以及它所记载的历史。泷川氏在审视《史记》以及前人注释时，不满足于简单诠释文本字句或者下对与错的判断，而是追求从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宏阔的视野中把握太史公的深心以及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层蕴涵。
不过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泷川氏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宁可简单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愿妄加解释。
《考证》搜集了《史记正义》的大量佚文。他依据日本所藏数种占本《史记》的校记，搜集《正义》佚文千余条补入书中，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真正是《正义》原文，但对把握《正义》原貌、对研读《史记》无疑有重要的价值。《考证》还比较注意《史记》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特点。
此外，泷川氏又撰有《史记总论》，放在《史记》卷一百三十之后。《总论》以搜集前人论说为主，偶或出以己意；其内容则涉及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材、《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钞本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等。所有这些，对研究《史记》都有参考价值。
第四节 泷川资言《考证》的批评精神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泷川氏会毫不犹豫地张扬自己信从的观点，批评前人的谬误，使得《考证》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证》比较注意驳正三家注立足后代观念做出的解释。
其二，“据后以议前”固不科学，泥古不化同样并不可取，《考证》对有关成果在这一方面的弊端也做出了批评。
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种过失，但不知古则是一种更常见的过失，《考证》对此有大量的驳正。
其四，泷川氏严厉批评了《正义》等著作的虚诞倾向。
第五节 泷川资言《考证》的缺陷
不必讳言，《考证》一书也有自己的缺陷。
首先是不少材料，《考证》未曾罗致，颇有遗珠之憾。
其次，泷川氏选择材料有时偏守一说，而未能得其实际。
再次，从版本方面看，《考证》参校了一些本子。他的失误在于往往不作校记，而径直改变或补正原文。后来日本另一位学者水泽利忠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目的之一就是纠正他的偏失。加上这些艰苦的工作，《考证》对《史记》的整理才会臻于完美。
《考证》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校补》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书原本各自刊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没有现代标点，也不区分段落，初学者阅读和使用时会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九章 王先谦《汉书补注》
第一节 《汉书》与颜师古注
《汉书》，又叫《前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后汉著名的历史散文。一般认为是东汉班固所撰，其实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此书有一部分袭用《史记》，只在文字上稍有变动，有一部分补充了《史记》的不足，使史事更为完备。其最足称者，乃在于对于编纂体例方面的贡献。班固撰《汉书》，开创了纪传表书体史书，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表书体史书进一步完备起来，成为后世史书的不祧之祖。全书共一百篇，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此书不但是我们了解西汉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我们了解上古政治、经济、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由于《汉书》涉及内容广泛，文字典雅古奥，所以它从撰成之日起，便成为一门专门授受之学。到了唐初，出现了第一位《汉书》注的集大成者——颜师古。
颜师古，是南朝齐、梁和北周最通博的学者。他出身于学者世家，其祖父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其叔父颜秦游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著《汉书决疑》十二卷。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曾奉李世民之命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汉书》注是奉太子承乾之命而作的。师古在东晋蔡谟《汉书集解》的基础上，汇集了二十三家注，又取《汉书决疑》之义，加以己意撰成《汉书》注，此注问世后，深为学者所重，师古也被称为《汉书》的功臣。
颜注《汉书》，集唐以前《汉书》注之大成，卓然为一大家，但也并非没有剩义。所以自唐代之后，宋代、清代学者继续作了许多研究，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对《汉书》进行了诠释补证，但都还不能算是集大成之作，直到王先谦《汉书补注》的出现，才基本上结束了《汉书》的注疏工作，完成了《汉书》注的第 二次集成。
第二节 王先谦及其《汉书补注》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汉书补注》是其史学著作的代表作。
王氏撰写《补注》，花了三十余年时间，此书出版后，印数很少。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版出版，收入《国学基本丛书》中，1951重印；1983年9月中华书局根据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出版，分上、下两册，是目前容易找到也容易翻检的最好的本子。此外，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也出版了同样的影印本，也颇便使用。
第三节 《汉书补注》的学术价值
《汉书补注》以“详”和“全”见长，其收罗之宏富，几乎可以说囊括了前人尤其是清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其对天文历法、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的考释尤能见出功力，此书的主要学术价值也体现在对这些方面的补注、考证、校勘、纠谬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旁征博引，补颜注之不足
《汉书补注》系集注性质，称“补注”者，意为补颜注之未备也。全书引用了从隋代萧该到清代俞樾等47家著述，同时参订郭嵩焘至王先慎共20人的意见，对颜注作了大量补充，使《汉书》变的更加容易通读了。
二、校订讹伪，纠前说之谬误
除了补充颜注，《补注》的价值，还体现在贯通史事，多方参订，纠正史书或前人之谬误方面。
三、校勘精审
从宋代开始，《汉书》就被不停翻刻，所以到了清代，即有十余种版本。王氏引版本，今或有不存，因此，这些校勘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为我们恢复《汉书》本来的面貌或进——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尤为可贵的是，补注在对校的同时，还使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方法，或几种方法并用，比勘订正，得出了许多精彩的结论。
总之，《汉书补注》摭拾甚丰，考证精严，是研读《汉书》者的必读之书。当然《补注》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卷帙浩繁，收罗宏富，《补注》中出现了一些失注、错注，不误而反纠正成误的情况，有的地方则对前人之说不加裁别、一一迄录，导致谬误，或者在引用前人成说时，擅自改易其本意。凡此种种，都需 要我们在阅读时有所注意。
第十章 郭茂倩《乐府诗集》
第一节 《乐府诗集》在收录作品方面的价值
郭茂倩生平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曾经做过侍读学士，是南宋初期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由他编撰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收录了从汉朝到唐五代大量乐府名作，也收录了一些汉朝以前的传说的古歌辞是成书较早、搜集最完备的乐府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将所收诗歌分为十二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以及新乐府辞。
从所收作品看，该书不只是载录民间谣讴，同时也载录了大量贵族乐章。比如郊庙歌辞部分就收录了一批汉代贵族乐章，它们全部由文人创作。然而该书的价值，却首先体现在它收录了一批民歌。《乐府诗集》比较完备地收录了历代乐府民歌，使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各阶段乐府民歌的发展，窥探各相关地域乐府诗歌的特性。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其次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价值，是收录了历代大量文人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是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佳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拥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从所收作品方面说，《乐府诗集》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即收录了大量“即事名篇，无复依旁”的新乐府诗。它们继承了传统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针砭社会问题以及现实民生，但却不再沿袭传统的乐府旧题。这些诗歌都秉承了传统乐府民歌的血脉，同时也有创造和开拓，在文学史上是不朽的名篇。
第二节 《乐府诗集》在研究乐府诗歌方面的价值
即便是从乐府诗歌的研究方面看，《乐府诗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首先，郭茂倩在各类乐歌卷首都撰有题解。《乐府诗集》的题解可以使后人对十二类乐歌及其前后变化有一个初步的、基本的了解。在这十二大类之下，《乐府诗集》又细分为若干小类，比如分鼓吹曲辞为汉铙歌、魏鼓吹曲、梁鼓吹曲等，分横吹曲辞为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分相和歌辞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等。这样可以使后人对历代乐府有更深、更细的了解。
其次，郭茂倩在很多传统乐府民歌后面，载录了大量文人沿袭旧题而创制的新篇；在全书后十一卷，则载录了不少继承乐府民歌精神，但不再沿袭传统旧题的新乐府诗歌。这隐隐显示了他这样一种观念，即 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发挥过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换句话说，这种编排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确定了乐府民歌的崇高地位和价值，凸显了其不朽的艺术魅力。这表明郭茂倩对乐府诗歌的发展史有一种相当深刻的把握。
第十一章 《文选》及其李善注
第一节 《文选》及其编纂者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附近)人。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年三十一卒，谥曰“昭明”，故也有“昭明太子”之称。
第二节 《文选》的价值
《文选》作为一部诗文选集，其所录的作品，上自先秦下迄齐梁，除无名氏外，共有一百二十三家，七百篇。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很大的。《文选》是在当时文学风尚的支配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编选的一部诗文选集，它大体包罗了从先秦以来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这就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先秦、汉魏的作品，是靠《文选》的收录才得以流传至今的。这是《文选》最重要的价值。
其次，《文选》作为一定时期的诗文载体，还从两个方面对后人有关此时期文学的研究产生影响。由于《文选》动态地展现了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了文学观念的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后人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
最后，《文选》还为整理文学古籍提供了资料。《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编纂者所见的古本，有不少与今本有差异，还有不少今天已亡佚了，因此，《文选》所保存的古本原貌，可以供我们整理文学古籍时参考。
第三节 文选学与《文选》李善注
《文选》问世后，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重视，形成了以研究和注释《文选》为主的专门学问——文选 学。李善的《文选注》可以说是文选学初盛时最重要的成果。
李善(?一689)，江都人。唐高宗显庆年间，为崇贤馆直学士，为《文选注》六十卷。
《文选》李善注的刻本较多，流传最广的，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刻本和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胡克家刻本。胡刻本是著名版本家顾广圻等人以尤刻本为底本，经八易其稿而成的，改正了尤刻本错误七百多处，并作了《考异》附于书后。1977年中华书局将此刻本缩小影印三册，后附《考异》、篇目索引、著者索引，查找最为方便。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
第四节 《文选》李善注的特点
《李注》最大的特点是征引繁富，解释精审。正因为如此，使其篇幅大增，才由原来的三十卷，析为六十卷。注中引书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另有二十九种旧注，所引书目遍及四部，甚至佛道。正由于李善谙熟古代典故史事，见书极多，所以注中往往能阐幽发微，准确精当地注出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李注》引证的材料还对我们了解相关作品的写作背景有帮助。
李善注《文选》并不是随手抄撮，汇而成篇的，而是立有不少“凡例”，并严格遵循这些“凡例”来注解的。这也是《李注》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些凡例并没有单行，而是散见于开头几篇之中。这些凡例不仅说明了他的注释方式，而且读者能举一反三，会更好地理解有关注释。
《李注》的缺点，一是繁琐，且有的引证不顾典故在文中的意思，只管引古溯源；其次，《李注》也有不少失误。
《李注》之后，唐代还有吕延济、吕向、刘良、张铣、李周翰注《文选》，称为“五臣注”。五臣注详于词句的训诂，略于典故的解释，质量不如《李注》，但由于时代较早，也受到了后代学者的重视。南宋时，有人把李善注和五臣注合为一书，称为“六臣注”，颇为盛行。现有 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可供阅读。
第十二章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第一节 徐陵与《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南朝梁、陈间的著名诗人徐陵编的一部诗歌选集。它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收录了汉代至梁代的六百九十首诗歌。全书共十卷，卷一至卷八大体按照时代顺序的先后来编排，都是五言诗。卷九收杂言诗，卷十收五言二韵短诗。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早年与父亲徐搞和庾肩吾、庾信父子都以擅长写作宫体诗受到梁朝太子萧纲的宠信，出入东宫。由于他们诗风相近，都是绮艳轻靡，所以当时号称“徐庾体”。梁朝皇室人员都喜爱文学。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曾经编纂著名的《文选》，但是他未及继位，就于中大通三年(531)死去，他的弟弟萧纲(也就是后来的梁简文帝)继立为太子。萧纲也令徐陵编一部文学总集。由于这本选集是在萧纲的授意下编的，所以风格也以萧纲的爱好来左右。
在《玉台新咏》中，收录萧纲的作品非常多，达一百零九首之多。他的宫体诗大多形式华美雕琢而内容淫靡放荡。这些宫体诗是典型的“亡国之音”，对此后直到初唐的诗歌发展，都起了比较恶劣拘影响。当然，宫体诗人们对于女性美的刻画和对华美辞藻的追求，对于丰富我国诗歌的审美经验和表现技巧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的。另外，也有许多内容健康的涉及女子与爱情的诗被收录进了《玉台新咏》。尤其要重点指出的是，《玉台新咏》保存的许多诗歌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其中一些作品在别的总集和别集中是找不到的。
《玉台新咏》专门辑录歌咏妇女的作品，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而且，按照年代顺序来编辑诗歌，也是一种创格。在此之前，《诗经》是按照风、雅、颂分类，《文选》是按照体裁分类的。《玉台新咏》的这些特点，对于后代诗文总集的编选，都是有示范作用的。而且，它所收的诗歌包括许多体裁。卷一至卷八是五言诗，卷九主要是七言歌行，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韵的古绝句，大体展现了自汉至梁诗歌发展的历程和体裁分化的状态。即使是那些宫体诗，在辞藻、声律、对偶、用典等方面也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在艺术手法上是有不少可以借鉴继承的地方的。
《玉台新咏》行世之后，影响很大，对唐诗各个体裁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节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吴兆宜，字显令，吴江人，康熙年间诸生。吴兆宜给《玉台新咏》作了笺注。这是《玉台新咏》惟一的注本。有作者的简介，作品的题解和对篇中字词的注释。对作者的简介，一般是引用正史，并加以概括，并加以少量按浯。作品题解基本上是引用《乐府诗集》、《文选》，偶尔也引史书推证诗歌内容的本事。以上两个部分都比较简略，书中最重要的还是对字词的注释部分，这也是吴兆宜用力最勤的部分。他作注的风格，主要是将与诗文有关的典故罗列出来。但是，《玉台新咏》和别的书不太一样，它所选的诗歌都比较清新明白，并没有太多的典故。所以吴兆宜的这种注法，可以说并没有对症下药，并不太适合《玉台新咏》的文本。如果在解释具体字词的基础上，串讲诗歌大意，则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 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钟嵘《诗晶》说：“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
第二节 《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 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
第三节 《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离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 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评《鹦鹉赋》云：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同卷评《离缴雁赋》云：“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诗皆六言精丽。”评乐府《白马篇》云：“为国捐躯是自命语。”评乐府《怨歌行》云：“词旨切直。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评乐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评乐府《飞龙篇》云：“此讽求仙之作。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评乐府《圣皇篇》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诠评》卷四开篇就说：“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卷四评《赠王粲》，说：“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评《赠白马王彪》，则说：“恋主爱亲，缠绵真挚。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卷五开篇说：“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又说：“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忠君爱国，恻恻动人。读此方知诗教之重。”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所以《诠评》吴棠序说：“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
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 死。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
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 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
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刘履曰：“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澍按：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 “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
第十五章 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庾信也就被迫 留在北方。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璠
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这个本 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他在这部书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只为庾集作注，而是同时还通过《注释庾集题辞》和《庾子山年谱》、《庾氏世系图》等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庾信研究体系。
倪璠在《注释庾集题辞》中，仔细分析了庾信的生平和创作，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见。
对于庾信的文学创作，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隋唐以后比较早的全面肯定庾信的人，是杜甫。而隋代的王通、唐代的令狐德菜、李延寿、金代的王若虚、明代的胡应麟等学者，都曾经批评庾信的文学创作，认为他的文风夸诞浮靡，不足观。同样，也有不少人，如明代的杨慎、张溥等，继承杜甫的观点，肯定庾信的艺术成就。两种观点此消彼长，难有定论。到了倪瑶，在《注释庾集题辞》中，反驳了前人对庾信的批评意见，高度评价了庾信的艺术成就。
同样，庾信屈身出仕北朝，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是全祖望在《鲒崎亭外编》卷三十三的《题哀江南赋后》中所说的几句话：“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也。”全祖望作为明朝遗民，看重气节，这样批评庾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从这一点上来说，庾信有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懦弱的缺点，确实算不上是有气节之士。但是他生活历程中的这个巨大转变，却使他的文学创作有了转变的契机。倪瑶《注释庾集题辞》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 倪璠并没有为庾信的屈身仕北作过多的回护，也不就此问题作过多纠缠，他只是着重于强调这一事件对庾信创作的影响。他指出，庾信身遭巨变，他的创作内容也和在南朝时的轻艳绮靡完全不同了：“《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子山人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倪璠的《注释庾集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对于庾信其人其文都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倪璠在为庾信集作注解的时候，体例也非常严谨。他采用了详注的方法，不但解释单个字义，而且还串讲大意，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
倪璠重视名物典故的训释。因为庾信学识渊博，喜欢用典，不详细注释其作品中所用的典故，就很难把作品的意思说明白。好在倪蹯也是博学通览的人，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出色。
倪璠对于作品文句的串讲，比较注意联系庾信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探求作品的本意。
倪璠的《集注》虽然征引繁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把握好限度，反而显得冗杂，缺乏必要的剪裁。有的注解，也有疏漏错误之处。《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对于《庾子山集注》的缺点和优点都作了归纳总结。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倪璠《庾子山集注》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是庾信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到今天，庾信研究者们都从此书中获益良多。由于它的盛行，也由于一直还没有一部更加优秀的庾信集注本出现，《庾子山集注》是我们今天最可依赖的读本。
第四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3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
（三）2003年10月24日
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 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钟嵘《诗晶》说：“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第二节 《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
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第三节 《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离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评《鹦鹉赋》云：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同卷评《离缴雁赋》云：“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诗皆六言精丽。”评乐府《白马篇》云：“为国捐躯是自命语。”评乐府《怨歌行》云：“词旨切直。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评乐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评乐府《飞龙篇》云：“此讽求仙之作。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评乐府《圣皇篇》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诠评》卷四开篇就说：“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卷四评《赠王粲》，说：“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评《赠白马王彪》，则说：“恋主爱亲，缠绵真挚。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卷五开篇说：“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又说：“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忠君爱国，恻恻动人。读此方知诗教之重。”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所以《诠评》吴棠序说：“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死。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刘履曰：“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澍按：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第十五章 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庾信也就被迫留在北方。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璠 现在我们来看看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
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这个本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他在这部书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只为庾集作注，而是同时还通过《注释庾集题辞》和《庾子山年谱》、《庾氏世系图》等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庾信研究体系。
倪璠在《注释庾集题辞》中，仔细分析了庾信的生平和创作，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见。
对于庾信的文学创作，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隋唐以后比较早的全面肯定庾信的人，是杜甫。而隋代的王通、唐代的令狐德菜、李延寿、金代的王若虚、明代的胡应麟等学者，都曾经批评庾信的文学创作，认为他的文风夸诞浮靡，不足观。同样，也有不少人，如明代的杨慎、张溥等，继承杜甫的观点，肯定庾信的艺术成就。两种观点此消彼长，难有定论。到了倪瑶，在《注释庾集题辞》中，反驳了前人对庾信的批评意见，高度评价了庾信的艺术成就。
同样，庾信屈身出仕北朝，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是全祖望在《鲒崎亭外编》卷三十三的《题哀江南赋后》中所说的几句话：“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也。”全祖望作为明朝遗民，看重气节，这样批评庾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从这一点上来说，庾信有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懦弱的缺点，确实算不上是有气节之士。但是他生活历程中的这个巨大转变，却使他的文学创作有了转变的契机。倪瑶《注释庾集题辞》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 倪璠并没有为庾信的屈身仕北作过多的回护，也不就此问题作过多纠缠，他只是着重于强调这一事件对庾信创作的影响。他指出，庾信身遭巨变，他的创作内容也和在南朝时的轻艳绮靡完全不同了：“《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子山人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倪璠的《注释庾集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对于庾信其人其文都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倪璠在为庾信集作注解的时候，体例也非常严谨。他采用了详注的方法，不但解释单个字义，而且还串讲大意，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
倪璠重视名物典故的训释。因为庾信学识渊博，喜欢用典，不详细注释其作品中所用的典故，就很难把作品的意思说明白。好在倪蹯也是博学通览的人，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出色。
倪璠对于作品文句的串讲，比较注意联系庾信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探求作品的本意。
倪璠的《集注》虽然征引繁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把握好限度，反而显得冗杂，缺乏必要的剪裁。有的注解，也有疏漏错误之处。《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对于《庾子山集注》的缺点和优点都作了归纳总结。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倪璠《庾子山集注》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是庾信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到今天，庾信研究者们都从此书中获益良多。由于它的盛行，也由于一直还没有一部更加优秀的庾信集注本出现，《庾子山集注》是我们今天最可依赖的读本。第十六章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第一节 王维和他的诗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从父亲起搬家到蒲(今山西永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获罪，被贬官为济州司仓参军。此后他亦官亦隐，曾经担任过右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务，亦曾先后隐居于淇上、嵩山、终南等名山大川。而且，他在陕西蓝田以南的辋川购碍初唐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优游其中。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安史乱军攻陷长安，王维身为给事中而来不及扈驾，被叛军俘获。他虽然服药装哑，仍然被迫接受了伪职。次年洛阳、长安收复后，他以陷贼官被判罪下狱，但是不久就得到赦免，官复原职，并且逐步升迁，最后至尚书右丞，所以有王右丞之称。王维信奉禅理，晚年在退朝后更常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的作品主要是诗歌，现存不到四百首。其中，有一部分诗作歌颂从军、边塞或者豪侠，精神积极，意气昂扬。不过，像上述诗歌这样比较切近现实的高亢的歌吟，主要是出自王维生命的前期，数量并不太多。
后期的王维因遭受打击，进取的意志以及对广大现实的关怀趋向淡漠。他更多地寄情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成就最为卓著，也最受世人称道。《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几乎是无人不知。王维的确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诗人，他使南朝刘宋日寸代谢灵运开创的1山水诗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山水田园诗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大师的地位。
宋代杰出文学家苏轼有一段话描述王维诗的艺术特点，向来为人们称道，所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清代学者符曾有一段类似的话，说：“昔人称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二者罕能并臻其妙。右丞擅诗名于开元、天宝间，得唐音之盛，绘事独绝千占，所谓无声之诗、有声之画，右丞盖兼而有之。”这两段话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并且相辅相成。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的序文中更深入揭示了王维诗歌的基本精神。他说：“右丞崛起开元、天宝之间，才华炳焕，笼罩一时，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故其为诗，真趣洋溢，脱弃凡近，丽而不失之浮，乐而不流于荡，即(按根据文意似当为既)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而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的诗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推崇，赢得了“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文”的美誉。从唐代宗对他的评价中可以见出世人的一般看法，所谓：“卿之伯氏(按卿指王维的弟弟王缙)，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而当朝著名诗人杜甫、诗选家殷瑶、诗评家司空图等对他的诗都有很高的评价，诗人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姚合、贾岛等则从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清代诗人王士稹标举神韵，其实也是以他的诗为宗尚。前人甚或赞誉他为“诗佛”，跟“诗圣”杜甫、“诗仙”李白相提并论。第二节 王集诸本与赵氏《笺注》的出现
史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字夏卿)曾经把自己整理的王维诗文集上呈给唐代宗，该集共有十卷。王缙当时说：右丞开元年间诗百于余篇，天宝事后百不存一，自己跟中外亲故相与编缀，总共才得四日余篇。由此可以看出，王维著作在当世已经严重散失。到了南宋时期，上缙整理的这个十卷本出现了建昌本、蜀本两种不同版本，编次有相当的差异，但这两种本子均已不复存在。后世尚存的王维诗文集宋本有两种：一是南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一是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土摩诘集》。元初刘辰翁《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所载仅三百七十一篇，除校正部分文字以外，间或有一些圈点和评语。这很明显已经不是王缙本的原状。然而刘本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明代顾可久《王右丞诗注说》六卷就是直接以该本为基础进行注释的，而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集》十四卷，包括十卷诗(有注)、四卷文(无注)，其诗歌部分也用了刘辰翁的评语，撰著《王右丞集笺注》的赵殿成也称刘本“最善”。
赵殿成字松谷，清代仁和(今浙江仁和)人，以孝行见称于世。赵氏虽有不少著述，但对《笺注》用力最深，几乎花费了一生的精力。松谷《笺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相关成果。该书正文二十八卷，由于松谷所见此前的著作以刘辰翁本为最善，所以十四卷以前的诗，“皆须溪(按为刘辰翁的号)本所有者，虽颇亦间杂他人之作，然概不敢损益”，别本所增及他籍互见的诗歌，则另辑为外编一卷，这就是第十五卷。王缙上代宗的右丞诗文集原有十卷，刘辰翁本诗有六卷，武陵顾起经本文有四卷，二者相加正合十卷之数。因此，松谷《笺注》白十六卷《白鹦鹉赋》起，至二十七卷《祭鄯国夫人文》以前，皆依武陵顾起经本所录，惟《送晁监还日本国序》拔置《送秘书晁监还口本国》诗前，使连属为一，而连珠词则缀于祭文之后，《文苑英华》所录判一首亦采附于篇末。松谷的目的在于使右丞诗文成为完集，使后之读者无遗珠之叹。
从上述《笺注》成书的情况来看，它成为集大成著作就是情理中的事了。第三节 赵氏《笺注》考异文、解名物典实以及纠谬说的成绩
松谷《王右丞集笺注》共二十八卷，前十四卷是诗，分古诗六卷、近体诗八卷，凡四百三十二首(其中他人赠和同咏五十八首)；卷十五是外编，收录四十七首诗歌；卷十六至卷二十七是赋、表、状、文、书、记、序、文赞、碑、碑铭、志铭、哀辞、祭文、连珠、判，凡有六十九篇；卷二十八是画论三篇。《笺注》首先一个用力的地方，在于标示文本的异文。赵松谷所用底本，诗歌部分是刘辰翁本，散文部分是顾起经本。他用来参校的本子还有顾可久本、凌初成本，此外又有《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唐诗正音》、《河岳英灵集》、《万首唐人绝句》、《乐府诗集》、《瀛奎律髓》、《唐文粹》等相关典籍。他所标注的异文，是深入研究王维作品不应忽视的重要材料。
有时，赵松谷还对版本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看法做出比较详细的考辨。《笺注》其次一个用力的地方在于名物训诂。举凡官职、律制、建筑、地理、天象、人物、时节、礼俗、故实等，大都有或简或繁、比较明确得当的解释(其中只有个别语汇仅标明出处而未加进一步解说)。王维因为崇奉佛教，在诗歌中运用了很多佛典。这类佛典大概是一般读者在阅读王维诗歌时遇到的最大困难，《笺注》在这一方面的诠释得力于王琦，功莫大焉。它所征引的佛教典籍有《维摩诘经》及其注、《华严经》、《法华经》、《涅架经》、《楞伽经》、《法苑珠林》、《大般若经》、《遗教经》、《瑜珈论》、《智度论》、《释氏要览》等，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松谷在注释方面纠正了前人大量误解。这样的考辨言之成理，给读者以启发。
第四节 赵氏《笺注》解读诗歌的理念以及它的主要问题
从文学方面看，松谷《王右丞集笺注》有一点值得关注，这就是他所秉持的解读诗歌的态度和观念。《笺注》以平实谨严为主要特色，无疑跟这种理念有关。
从直接的具体材料来看，赵松谷对王维诗歌在艺术方面的抉发固然不多，但偶然一见的一些例子确能凸显他不好钩深索隐，不为空谬之谈、深文之说，惟求诗人本旨的风格。
最后必须指出，松谷所撰《笺注》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征引典故时不能得其本源。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往往捃拾类书，不能深究出典。至于当注而不注的例子也并不少见。王维诗歌称呼人物，常常以姓氏加上官职，松谷注每每只解释官职而不解释人物，这样仍然不便于阅读，此类错误或不足的地方，都说明《笺注》有待完善和提高。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叶葱奇先生校点的《王右丞集笺注》，1984年上海占籍出版社又出了新版，这是该书现在最好也最容易找到的本子。第十七章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第一节 李白其人其诗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李白先人在隋代因罪迁到西域，他的实际出生地是安四都护府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大约五岁时，父亲李客携带他迁居到蜀中绵州吕隆县(今四川江油)。他大概生长于一个颇为殷富的商人家庭。从大的社会背景看，李白经历了唐朝的开元盛世，那时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但也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即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直到他去世的后一年，这场巨大而持久的社会**才宣告被平定。从个人经历看，李白有人仕的强烈期求，但最终遭受失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多次游历名山大川。这些因素对他的人品、个性以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白是盛唐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屈原以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跟“诗圣”杜甫并提。从诗歌体式方面看，李白大量拟作古乐府，“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从而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把乐府诗创作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李白的五七言绝句被誉为“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这些诗有浩歌也有低唱，有动荡也有静谧，有直泻也有含蓄，有奔放也有婉曲，往往藉一时兴会表现出鲜明有力的感觉和情怀。总之，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特异存在。第二节 历代李白集、李白集注本与王注《全集》的出现
李白的诗文在唐代至少有三种集子：其一是魏颢(一名魏万)所编。其二是李白临终时请从叔李阳冰作序的《草堂集》。该集由李阳冰编成。其三是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所说到的文集二—十卷。宋代以后，李白诗文集形成了两个系统：一者以乐史所编的《李翰林集》为其本源，一者以宋敏求编、曾巩重编的《李太白文集》为其本源；前者包括诗二十卷、文十卷(其后来刻本经他人补充，并非原貌)，后者包括序碑志一卷、诗二十三卷、文六卷。除此之外的其他本子由此演化而来，虽万变而不离其宗。
李白诗文集的注本，传世者有南宋杨齐贤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这是太白诗的第一个注本。元代萧士赞认为杨注博而不能约，遂删削之，择其善者而存之，又对注所未尽或未曾注释者进行补充，撰成了《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一书，也是二十五卷。后来萧补本常行，而杨注本的单行本则变得极为罕见。杨注、萧补本只注赋、诗，而没有文。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云鹏刻本补人原来未注的杂文五卷，全书于是成了三十卷。只是郭氏对杨注、萧补又进行了删削，并且有不少地方删削过分。在杨注本、萧注本以外，李白诗文集的注本还有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其《李诗通》对太白诗(尤其是对太白乐府诗)有不少发明，对旧注的纰缪也有不少驳正，最称精善。遗憾的是该书仅有驳斥或补充杨注、萧注的内容，而不是全注。除此以外，明张含《李诗选》、清应氏《李诗纬》等，都不过是选本而已。
清高宗乾隆年间问世的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是李白诗文辑注的集大成著作。王琦之注，引文稍显繁冗，但它融会三家之优长，修正三家之谬误，补充三家之疏漏，是太白诗文集比较完备和理想的注本。
王琦(1723年前后在世)，字琢崖，号载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他除了以十年功夫专心致志注释了李白诗文外，还撰有《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此外曾帮助朋友赵殿成注释了《王右丞集》中的大量佛教典故。这三种注释当时都享有盛名。
王注《李太白全集》白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士赞本，杂文四卷略依郭云鹏本，而以姑苏缪曰芑氏仿昆山传是楼藏宋刊本所重刻的本子参订其间；郭本杂文原有五卷，王琦本依照缪本，将其中序文两卷合为一卷，复别采萧本所逸而缪本所有者得诗歌九首，并他书所录集外诸作爪：集为拾遗一卷，所以总数仍然是三十卷。此外王琦还搜辑序；占碑传、丛说、年谱等参考资料，编成六卷附录于后，因此《全集》一书总共有三十六卷。其中，卷一是古赋八首，卷二是古诗五十九首，卷二至卷六共有乐府一百四十九首，卷七至卷二十五共有古近体诗七日七十九首，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共有杂文五十八篇，卷三十有诗文拾遗五十七首：凡有诗文一千一百一十篇。卷三十一至三十六的相关资料，则有序志碑传一卷、诗文两卷、丛说一卷、年谱一卷以及外汇一卷。第三节 王注《全集》在载录异文、集佚、训诂方面的成就和特点
总的说来，王注《李太白全集》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李白作品各个方面的详尽材料。
王琦在这部著作中载录了李白诗文的大量异文或版本差异。比如卷二《古风》其七：“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飘然若流星。顾冶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全集》载其异文曰：“五鹤西北来，飞飞凌太清。仙人绿云上，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飘然下倒影，倏忽无留行。遗我金光草，服之四体轻。将随赤松去，对博坐蓬瀛。”还记录了该诗另外一些文本，即“举首远望之”作“我欲一‘问之”，又或作“举手远望之”。同卷注《古风》其八说：“此首缪本编人二十二卷，题作《感寓》，与诸本不同。”该诗前四句：“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全集》载其异文曰：“咸阳二三月，百鸟鸣花枝。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这些文本方面的差异，对深入研究李白的作品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王琦的集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部分搜集厂五十七首作品，譬如从姑苏缪本辑得《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奉宣慰判官》等诗歌九首，从唐《本事诗》辑得诗歌《戏赠杜甫》一首，从《才调集》辑得诗歌《寒女吟》、《会别离》两首等。在这些作品中不乏伪作，但王琦不仅没有轻易把它们阑人太白作品中，而且没有轻易将它们弃绝。他审慎地汇集别载之，以供后学研讨。在《全集》跋语中，他曾这样说明自己的考虑：“友人诘予，尝非宋氏本阑人他人所作，今拾遗所蔸缉，确知其伪，概收录之而不忍弃，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编韩、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后。钱牧斋作杜诗笺注，亦附录逸诗四十八篇，皆有伪作在其间。夫不慊于宋者，为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别也。若先别之而使其无可混，正足以资后学之考核，而甄别其体裁矣，夫又何尤。”这样处理显然极为允当。
从训释方面看，王琦所作的工作主要有：
(一)训释一般词语。
(二)解释地理、名物。王琦注在这一方面的特点，是务求完备、精确和深入。
所谓务求完备，是指当存在多种都能说通的看法吼不偏信偏从，而并载众说。
所谓务求精确，是指在存有疑惑时，必揭明或审辨之。
所谓务求深入，是指解释不满足于知其然，而常常结合诗文意境，抉发对象的特点。
综合的看，王琦在注解地理、名物时显示出相当深厚的功力。
(三)考索诗文本事。这些对读者准确、深入地把握诗歌意旨大有帮助。
(四)揭明典故出处。王注引用诗文主要是为了说明典故出处，所以往往不加进一步的解释，这对初学者理解诗歌文本来说仍有不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注中所引的诗文跟李白作品在意境方面互相生发，倒有助于让读者对太白作品的意境产生更厚实、更开阔的理解。第四节 王注《全集》中的评议
王琦《李太白全集》对李白诗文在艺术精神、艺术表现方面的特质颇为注意。
总的说来，王注《李太白全集》中的评论多取自前人成说，亦间或白出机杼，往往出言中的，不旁骛，不枝蔓，不离开文本做过多的发挥。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贬抑李白而拔高杜甫。唐代文学家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曾说，“[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按即杜甫)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就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后代沿袭这种看法的人几乎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更进一步把这种看法张扬到极端，而反对这种看法的学者又每每矫枉过正，不切实际地拔高李白而贬抑杜甫。王琦对如何评判李白人品和诗文有自己的思考，这一点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颇值得注意。
王琦不仅反对过分贬抑李白，而且也反对过分褒扬李白。王琦考虑了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源流，考虑了诗人、诗作产生的时代因素，考虑了诗人的性情和际遇，持论平实、公允，视野则不局限于李、杜，而以二人与屈原、陶渊明等著名诗人通观，论断相当具体和切当，所概括的内容亦相当深广，从中当不止可见王琦在辑注《李太白全集》时所秉持的理念。第五节 王注《全集》总评
正由于历史上抑李扬杜者占十之八九，注释杜甫的学者自有宋一朝到清代乾隆时期已有千家，“搜括无遗蕴矣”。而注释李白诗文集的学者，经五百年始有萧、杨二家，又经五百年始有海盐胡氏孝辕；孝辕亡去到乾隆时期且百余年，文士林立，然而不曾有学者起而补前面数人之阙。从这一背景上说，王琦穷半生精力辑注《李太白全集》，意义就特别深远了。他的辑注甚至赢得了“一注可以敌千家”的美誉。
自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该书以王注本为底本，增辑了十几首诗歌，吸收了大量清代至现代的研究成果，补充了很多资料，纠正了不少错误，体例也略有变化，研读王琦注时可以参阅。第十八章 仇兆鳌《杜诗详注》 第一节 杜诗与杜诗学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自中唐韩愈在《调张籍》中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至20世纪 60年代，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开幕词中把杜甫与李白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二千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文学的兴衰变革，杜甫和他的诗歌艺术，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和借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遗产。对杜诗的搜集、整理、笺注、评点，并形成专门的学问，是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以至有人用“千家注杜”来形容宋代辑注杜诗的盛况。由于时代久远，宋代编辑、注释的杜诗已不多见，有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又名《杜工部诗集注》)，收入《四库全书》。不著编者姓氏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大约成书于南宋宁宗(1195—1224)年间，该书集注前附“集注姓氏”，共开列了一百五十个人的姓名，虽有商家“炒作”之嫌，但也看出了宋人对杜诗的关注，该书有《四部丛刊》影宋本，可以借助二书，了解宋代辑注杜诗的特点。金元时期，由于宋代对杜诗的大力搜集、整理，杜集已基本定型，而由于诗歌创作崇杜之风继续，对杜诗的训释、注解呈现日渐发达的趋势，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第一次提出“杜诗学”的概念，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明清两代是杜诗研究全面繁荣的时代，成果十分丰富，其中对杜诗的笺注、评释著作尤为引人注意，除本章介绍的《杜诗详注》外，王嗣爽著《杜臆》、钱谦益著《钱注杜诗》、浦起龙注《读杜心解》、杨伦著《杜诗镜诠》都是极具学术个性的著作，凡想对杜诗作深入研究的人是不能把它们忽略的。
第二节 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自号章溪老叟，鄞县(今属浙江省)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三十三年(1693)，以呈进所撰《杜诗详注》而受知康熙，升授翰林院检讨，以后历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等职。《杜诗详注》是仇兆鳌以二十多年的时间编著成的书，是一部具有集注集评性质的鸿篇巨制。
仇兆鳌在康熙三十三年进呈《杜诗详注》时，其书尚未有刻本，今上海图书馆藏一抄本，有人以为此即为仇氏之进呈前所录副本。进呈至刻本印行又经历多年，随时都有增补，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刊本印行时，分别于1704、1711、1713年各写有一条附记，可看出其增补和刻本刊行情况。仇氏身后，其初刻本、重刻本都有多次重印刊行，另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杜诗详注》被收入，为缮写本，其与刊本不同处是将仇氏所引钱谦益语删除，或删占其姓名。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始用铅字排印，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简编》和《万有文库》。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万有文库》本纸型重印。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排印本，列入《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这是今天读者最为方便易得、最为完善的本子。
《杜诗详注》中华书局标点本据康熙五十三年重刻本加以整理标点，并把原来连排注文，加以注码，移至每诗或每段之末，每码另起行，醒目易检。又把《逸诗附录》置于二十三卷之末，把《杜诗补注》连同诗后、卷后增加的注文，一总移至每首诗相应的位置，以免读者前后翻检。它的《出版说明》，简明扼要，亦可帮助读者理解杜诗及仇注特点。第三节 《杜诗详注》的特点
《杜诗详注》据仇氏所拟《杜诗凡例》，他对每首诗的注释、考评分成“编年”、“内注”、“外注”、“根据”四个部分，以体现其“详注”之“详”的特点。
杜诗编年。仇兆鳌在《凡例》中指出为诗作编年的重要性。
内注解意。所渭“解意”，指的是对诗的结构、章句、立意、内容的分析和串讲。内注注于诗末或章末。在“内注”中，除了征引诸家，特别是当时尚未有流传的《杜臆》的评说外，主要是仇兆鳌自己的见解，很能体现他具有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分析能力。
外注引古。所谓“引古”就是征引古书，解释典故名物。《杜诗详注》之“详”在这部分有集中反映。首先是注释条目多，其次是每条内征引繁富。
杜诗根据。在注文之后，仇兆鳌引了许多前人的论述，对每首诗进行分析、评论、发挥，他把这部分称为“杜诗根据”，实际上是前人对杜诗思想、艺术评论的资料汇编。每条都引用多人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对每首诗增加了一些评论分析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通过这些对杜诗的评析，使读者对诗歌体裁的特点、对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有进一步的理解。而对前人对每首诗的具体评论的系统引用，也会扩大读者的视野，有助于深人把握杜诗的特点。
《杜诗详注》，除了仇兆鳌由于时代及个人的局限，在评介杜诗的思想和艺术时，时有穿凿附会和陈腐无聊之处外，在注释征引亦有一些缺点，主要有：第一，虽征引繁富，但有时有泛释无当、不着边际的毛病，甚至不注意注中所引文句的这一词与诗句的这一词有无关系。第二，征引前人之说，时有贪多而缺乏裁断，使读者无所适从。第三，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所引书常有错误，“如注‘忘机对茅草’句，引《高士传》‘叶干忘机’，今《高士传》无此文，即《太平御览》所载嵇康《高士传》几盈二卷，亦无此文。”
第五篇：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1
1、《西京杂记》
历史琐闻轶事类笔记，称汉代刘歆撰，实为晋代葛洪托名之作。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丹阳句容人，道教理论家，其著作还有《抱朴子》、《神仙 传》等西汉的杂史。
《西京杂记》是一部记载西汉历史佚事类笔记。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西汉故实和轶闻逸事的荟集之书其所写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内容则包括典制礼仪、天文地理、宫室苑囿、草木虫鱼、奇珍 异宝、风俗民情，还包括了诗词曲赋、文论书函和秘闻逸事，采摭丰富，多怪诞不经，不足征信。其中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 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 《汉书》诸事，则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另外像人们喜闻乐道的‚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匡衡‚凿壁借光‛等亦皆首出此书，被后人引为典实、成 语，对诗词、戏曲、小说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西京杂记》版本有一卷本、二卷本和六卷本三个系统：首载于《隋书〃经籍志》 史部旧事类，为两卷本；《旧唐书〃经籍志》作一卷；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始 著录有六卷本。属一卷本的，有《历代小说》本；属于二卷本的，有《抱经堂丛书》、《正觉楼丛刻》、《龙溪精舍丛书》、《闽中丛书》等；属于六卷本的，有孔天胤本、《秦汉图记》、《汉魏丛书》、《稗海》、《津逮秘书》、《学津探源》、《四库全书 》、《古今逸史》、《笔记小说大观》等本。后人重新点校本，多以六卷本为基础。
历代重要版本有：1.明万历陕西布政司刊本，六卷；2.明嘉靖沈与文野竹斋刊本。六卷；3.明嘉靖三十一年关中官署刊本，六卷，前有嘉靖三十一年孔天胤序，又称‚孔 天胤本‛；4.汲古阁抄本。六卷；5.明黑格抄本。二卷；6.《稗海》本，六卷；7.《四 库全书》本，六卷；8.《四部丛刊》本，六卷；9.《津逮秘书》本，有毛晋序；10.《抱 经堂丛书》本，二卷。
今有：《西京杂记》罗根泽注（以孔天胤本为底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西京 杂记》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1985年版；《西京杂记》向新阳、刘克任 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1991年版；《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三秦出版社，长安史记专刊本，2006年版；《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西京杂记》，重庆出版社，古今逸史精编本，2000年版；《新译西京杂记》，曹海 东注，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
2、《博物志》
西晋博物类笔记，张华著。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232～300）编撰。张华（232— 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今河北省固安县）。西晋文学家、政治家。西汉留侯张良 十六世孙。父亲张平，曹魏时任渔阳太守。张华幼年丧父，亲自牧羊。家贫勤学，‚学 业优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曹魏末期，因愤世嫉俗而作《鹪鹩赋》，阮籍称 其有‚王佐之才‛，由是声名始著。后经范阳太守鲜于嗣推荐，任太常博士，又迁佐著 作郎、长史兼中书郎等职。西晋取代曹魏后，又迁黄门侍郎，吴平，封广武县侯。官至 司空，封壮武郡公。晋惠帝时八王之乱中，遭赵王司马伦杀害，夷三族。死后家无余资。
《博物志》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据晋王嘉《拾遗记》 称，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书，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 说‛，所以写成了这部广罗各种奇闻怪异的著作。《博物志》内容多取材於古籍﹐包罗 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 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 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是《山海经》后，又一 部包罗万象的博物类书籍。
张华是位著名的文学家，《博物志》也极富文学色彩：如‚八月槎，描绘有人八月 乘浮槎至天河见牛郎、织女，展示了天上的星宫景象的神话，充满了美妙的神思遐想； ‚蜀南多山，弥猴盗妇人‛写弥猴以长绳引盗大道上漂亮的女子作妻子，产子还送女家 食养，故事亦写得完整生动有趣。这是猿类故事的原型，后来唐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 传》，《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等均承此衍传下来。卷十中‚千日酒‛的故事很 有韵味，刘玄石饮千日酒醉死，埋葬三年后始醒，亦充满荒诞的想象。
《博物志》所记山川地理深受《山海经》的影响。如前三卷所记为山川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等，性质大略相当于《山海经》的缩写，内容部分采自古籍，又杂以新的传闻。其中既有五岳，又叙‚海外各国‛，称五岳为 ‚华、岱、恒、衡、嵩‛。张华还精通方术，《博物志》除记有神人、神宫、神像、不 死树外，还讲到了方士的活动，宣扬服食导引之法。该书虽没有被收人《道藏》，但历 来被道教所重视，其中神仙资料常常为道教研究者所引用。
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明代游潜的《博物志补》均可视为张华的续书。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此书原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隋书〃经籍 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即为10卷。《博物志》原书已佚，今本《博物志》乃后人搜 辑而成。此书有两种版本系统：一种是常见的通行本，收在《广汉魏丛书》、《古今逸 史》、《稗海》等丛书中，于十卷中又分三十九目；另一种是黄丕烈刊《土礼居丛书》 本，亦作十卷，不分目，次第也和通行本协调，据黄氏说此本系汲古阁影抄宋连江氏刻 本，收在《指海》、《龙溪》、《博舍丛书》中，内容与前二书完全相同
今有：《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博物志》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0版；《博物志新译》祝鸿杰译注，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古今注》
西晋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卷，崔豹撰。崔豹，字正熊，一作正能，惠帝时官至太 傅。此书是一部对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解说诠释的著作。其具体内容，可以从它的 八个分类略知大概。卷上：舆服一，都邑二；卷中：音乐三，鸟兽四，鱼虫五；卷下： 草木六，杂注七，问答释义八。它对我们了解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古代典章制度和习俗，有一定帮助。如舆服类对‚銮铃‛解说颇为具体，可与《礼记〃曲礼》的‚行前朱 雀尔后玄武‚的注疏参照。又如‚都邑‛类的‚杨沟‛条：‚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 植高杨于其上也。又曰羊沟，谓羊喜触墙垣，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这两种解释，常为后人引用，《辞海》、《词源》中关于‚杨沟‛解释即采用此说。唐宋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册府元龟》《玉 海》，皆从《古今注》中采集材料。但《古今注》中也有某些解释不尽合理，带有一定 随意性。
《古今注》今传宋刻本为三卷。据宋人李焘的跋语和《旧唐书〃经籍志》，今有四 卷本和五卷本，以宋嘉定本为最佳。存世较早的版本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吴琯古今逸史 本、汉魏丛书本，皆为明代丛书本，单行本有芝秀堂刻本，今《四部丛刊》本即据芝秀 堂刻本影印。另有《顾氏文房小说》影印本。
今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据《四部丛刊》本 即芝秀堂刻本影印；《古今注〃中华古今注〃封氏闻见记〃资暇集〃刊误〃苏氏演义〃 兼明书》，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荆楚岁时记》
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笔记，一卷，梁代宗 懔撰。
宗懔（约501～565），祖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八世祖宗承迁居江陵，到宗懔这一代已经200多年了，故以楚人自居。其余行迹、生卒皆 不详。
《荆楚岁时记》是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全书 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涉及民俗和门神、木版年画、木雕、绘画、土牛、彩塑、剪纸、镂金箔、首饰、彩蛋画、印染、刺绣等民间工艺美术以及乐舞等，这些民俗、民间工艺美术传自远古，延续后世。《荆楚岁时记》既是对荆楚地区岁时 活动的记录，也是作者对自身及其家族亲历社会生活的记录。如其中‚端午节‛条载： ‚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并自注云：‚按：宗测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 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宗测是宗承之后第五代孙，为宗懔曾祖父辈。无疑此是宗氏家中口耳相传的轶事，并被历代沿袭承用。由宗氏发明的端午悬挂人形艾 的习俗，到后世演变成悬挂艾人，又将艾人附会为道教的张天师，风行全国。
《荆楚岁时记》成书以后，促进了岁时节令文化的交流。在宗懔之后不久，隋代杜 公瞻就为宗懔书作注。注中引用经典俗传计68部80余条，说明各种风俗的来源，偶尔也 记载北方的节令时俗，有意识地南北风俗进行比较，从而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 时风俗荟萃于一书之中。此后，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荆楚岁时记注》一 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许多原本只是荆楚地区地方性的节俗，正是通过《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进 而成为流行全国的岁时节日.《荆楚岁时记》中的不少故事广为流传，对民间文学、传统 文艺有着较广泛的影响。传统戏剧、说唱文学常引用或改编其中的典故。比如，戏曲剧 目《天河配》（别名《牛郎织女》、《七月七》、《七夕巧配》）即取材于《荆楚岁时 记》，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有很多工艺美术作品等也取材于此书的人物和故事。荆楚 地区的岁时文化也就对中国岁时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荆楚岁时记》一书亦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时代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到日本。在成书于宇多天皇的宽平三年（891年）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载有‚《荆楚岁时记》一卷‛。稍 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曾多处引到《荆楚岁时记》，如‚五月五日节 会事‛条，就引有五彩丝系臂为长命缕等习俗。《本朝月令》一书是日本学者记载当时 岁时习俗的专门著作，其之所以引用《荆楚岁时记》，是用以说明当时岁时习俗的源流，说明日本正是以《荆楚岁时记》作为岁时习俗的典范来学习仿效。实际上，《荆楚岁 时记》所记载的许多岁时习俗都在日本流传。如《荆楚岁时记》载元日门前系苇索立松 柏枝驱邪，现在日本正月挂在门上的‚门松‛与‚注连绳‛据说就是由其演变而来。《 荆楚岁时记》所载元日饮屠苏酒俗，自平安时代流行于日本宫廷，后扩散到民间，一直 延续到今天。在韩国，端午节像《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那样，挂艾蒿、吃粽子、赛龙 舟，他们把宗懔的家乡视作中国岁时文化的故乡，上世纪90年代，曾特意派人到中国湖 北江陵来考察端午习俗。在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时期，还都出现过仿效《荆楚岁时记》 体例撰写的岁时著作，如《日本岁时记》、《东国岁时记》，并引述《荆楚岁时记》来 说明本国一些岁时习俗与中国岁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荆楚岁时记》通行本有明刻‚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宝颜堂秘籍》本、四库文津阁本等十余种版本。
今有：《荆楚岁时记》，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91年版；《荆 楚岁时记》，姜彦稚辑校，岳麓书社1986年版：《荆楚岁时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 版社1999年；《荆楚岁时记研究》，萧放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洛阳伽蓝记》
北魏时代记载洛阳寺庙盛衰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北魏杨衒之著。杨衒之，元 魏北平（河北满城）人。史通及晁公武之读书志中误作羊炫之。博学能文，精通佛教经 典。曾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职，其余不详。‚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 译。刘宋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炽，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仅北魏都城洛阳，城 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更迭，洛阳陷于兵燹，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也迁 到了邺。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因公务冲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 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忘、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 祸害。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其中以北魏佛教的 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以史家的态度、文学的手 法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文笔简洁清秀，叙事繁 而不乱，骈中有散，颇具特色。在结构上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典籍‚合本子注‛之 体，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颇受历代文史专家推重，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并称‚北朝文学双璧‛。
今有：《洛阳伽蓝记校注》，范详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洛阳伽蓝 记》，刘卫东选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洛阳伽蓝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 00年版；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年版；《洛阳伽蓝记校释》，周祖谟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洛阳伽蓝记校注》，范祥雍：台北，华正书局19 70年版；《重刊洛阳伽蓝记》，徐高阮校注，台北中央研究院1972年版；《洛阳伽蓝记 钩沈》，唐晏校注，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版。
6、《颜氏家训》
南北朝时期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杂记类笔记。七卷，北朝颜之 推撰。颜之推（531～591以后），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 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 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 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 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正由于颜之推‚生于 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入隋以后，便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业之 业‛的宗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颜之 推是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他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 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 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饱尝离乱之苦，深怀忐忑之虑。曾写了 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自己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以及‚予一生而三化‛的无可奈何 情状，作了痛苦流涕的陈述，且悔恨道：‚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 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 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颜氏家训》七卷，二十篇，《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 大的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影响很大。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与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 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具有一种独特的朴实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 远。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 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直斋书 录题解》）。
《颜氏家训》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 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 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如他提 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 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 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 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 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 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 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 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 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 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 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颜氏家训》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 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 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其《文章》篇，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 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包括学问、口辩、作文等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对 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 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 审美能力。
《颜氏家训》在唐代即有钞本流传，宋代有淳熙台州公库本，今所见者，系元廉台 山氏补修重印本。另有海昌沈氏静石楼藏影宋钞本及秦曼君校宋本，卢文弨抱经堂校定 本，董正功续家训本，罗春本，傅太平本，、颜嗣慎本，程荣汉魏丛书本，胡文焕格致 丛书本，何允中汉魏丛书本，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本，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本，文 津阁四库全书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屏山聂氏汗青簃刊本。
今有：王利器撰有《颜氏家训集解》，并附各本序跋、颜氏传及其全部佚文，迄今 为止，最为完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一版；《颜 氏家训》余正平梁明译注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颜氏家训》四部备要本，第五十五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颜氏家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颜氏家训》檀 作文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颜氏家训》北京燕山出版社年版。
7、《朝野佥载》
一部记载唐代琐闻轶事的笔记，张鷟著。张鷟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
（四）文言小说别集《游仙窟》。《朝野佥载》为作者耳闻目睹的社会札记，内容十分广泛，记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遗事轶闻，尤以武后朝事迹为主。书中反映了当时有关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会风尚、传闻逸事，也站在反对派的角度对武后朝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酷吏横暴、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贿货纵横，赃物狼藉‛的现实世相。因属时 人记时事，所载内容，多为第一手资料，所以颇有参考价值，为《太平广记》、《资治 通鉴》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广为引用。但因作者纪事好追求谐噱，间有鬼神怪异，琐语琐 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献价值，为后人所诟病，如洪迈《容斋续笔》卷12就说 ：‚《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作者死于开元年间，书中载开元以后唐 敬宗、宣宗时事，当为后人增入。
《新唐书》、《宋史》均著录《朝野佥载》为20卷，另有《补遗》3卷。尤袤《遂初 堂书目》疑《补遗》乃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余嘉锡《 四库提要辩证》推测《佥载》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辑本。此书明代以后流行有1卷 本和6卷本，《说郛》、《历代小史》、《古今说海》、《畿辅丛书》等本为1卷本系统 ；《宝颜堂秘笈》、《丛书集成》等本为6卷本系统。
今有：《朝野佥载》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朝野佥载》赵守俨校点，中华书局19 79年版，该版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又从《太平广记》、《通鉴考异》等书中辑 出近百条遗文，作为‚补辑‛附印，较胜于旧本；《朝野佥载》唐宋史笔记丛书，中华 书局2004年版；《朝野佥载隋唐嘉话》袁宪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8、《封氏闻见记》
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封演著。封演（生卒年不详），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天宝中为太学诸生，十五载（756）登进士第。至德後为相卫节度使薛蒿从事，检校屯田 郎中。大历七、八年间（772-773）曾权邢州刺史。八年薛蒿卒，复佐其子。大历十年随 其子投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从事。承嗣卒，继佐其子田悦。建中三年（782）田悦称王，伪署司刑侍郎。贞元中仍在魏博佐田氏，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十六年（800）尚在 世，约卒贞元末。封演除《封氏闻见记》外，另有《古今年号录》一卷、《续钱谱》一 卷，皆佚。
《封氏闻见记》为研究唐代社会和文学的重要历史资料。今本十卷。前六卷记述掌 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后两卷则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遗事轶闻。全书编排也极有条理，凡一百门，皆两字为题，如道教、儒教、文字、贡举等等。所涉 及范围很广，既有科举、铨选等政治制度，又有壁记、烧尾等官场习俗，也有婚仪、服 饰、饮食、打球、拔河、绳技等社会生活，此外还有碑碣、羊虎、纸钱、石鼓等名物的 讲说，缘此常为研究唐代文化之所取材。在流传至今的唐人笔记中，《封氏闻见记》享 有很高的声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语必征实‛、‚源委详明‛。
《封氏闻见记》的版本《雅雨堂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封氏闻见记》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该版以《雅雨堂丛书》本 为底本，并补佚文，较为精善。2005年再版。
9、《唐国史补》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三卷。李肇著。李肇，约唐宪宗元和（813）前后在世，字号、里居、生卒年均不详，在世。累官尚书左司郎中，迁左补阙，入翰林为学士。元和中，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监。据《国史补》卷首作者自序，本书成于穆宗朝，作者时为尚书左司郎中，系续刘餗《传记》（即《隋唐嘉话》）而作，连卷数也同于刘 书，不过比刘书少讲些怪异，多讲些史实习俗。除《国史补》外，尚著有《翰林志》一 卷，并传于世。
《国史补》共记事308条，其中上卷、中卷各103条，下卷102条，所记均是宣宗开元 年间到穆宗长庆年间轶事琐闻。每条全用五个字标题，如‚李白脱靴事‛、‚张旭得笔 法‛、‚王摩诘辨画‛等。上、中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下卷则杂记各类典故制 度。所记大致有：（1）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帖 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2）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后均被 王定保收入《唐摭言》中。（3）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这一 类所占比例最大。（4）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 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5）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6）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7）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作者在序中说他编这部书不谈 鬼神、报应、梦卜等等，而要‚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不过书中仍有少量像‚淮水无支祁‛、‚乌鬼报王稹‛等谈怪异、言报应的故事，但 大多数皆为唐代人物传说、典故风俗等种种记载，对全面了解唐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且 十分特殊的功用和价值。《太平广记》征引此书达133处之多。其中‚唐衢痛哭‛和‚怀 素笔冢‛还被后人引为典故；李勉开脱的囚犯反以怨报德的故事也被明代冯梦龙改编成 《醒世恒言》中的‚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国史补》的传世单刻本有明汲古阁刊影宋本，丛书本有《津逮秘书》、《学津讨 原》、《得月簃丛书》、《笔记小说大观》等，一卷节本有《唐宋丛书》、《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等。
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学津讨原》本标点排印，收入‛中国文学参考小 丛书‛。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学出版社本重印。
10、《苏氏演义》
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苏鹗撰。苏鹗，字德祥，武功人，家居杜阳川上，约唐昭宗 大顺初（890）前后在世。光启中，（公元八八六年）登进士第。其余均不详。著有演义 二卷，杜阳杂编三卷传于世。
《苏氏演义》是一部考究经传、订正名物、解释词语、辩证謬讹的笔记。原书十卷，今仅存二卷，系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由于《永乐大典》误将崔豹《古今注》 部分内容刻入《苏氏演义》之中，所以今本《苏氏演义》有些条目与《古今注》相同，但可取材料仍然不少，如卷下叙使臣所持之‚节‛的沿革，结合文字训诂加以解说，极 为详明，可供研究古代名物制度作为参考。另外，像阐释‚狼狈‛、‚滑稽‛、‚喽啰 ‛、‚龙钟‛等，也都言之成理，为后代字书所引用。叙述《玉台新咏》所载的曹植代 刘勋妻王氏所作的诗中‚千里不泻井，况及昔所奉‛两句，也较李匡乂《资暇集》所叙 为详。
《苏氏演义》的通行本有《艺海珠尘》本和《函海》本，以《艺海珠尘》为好。
今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资暇集苏氏 演义中华古今注》，上海书店丛书集成初编本。
11、《资暇集》
又作《资暇录》，三卷，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李匡乂撰。旧本或题李济翁，盖宋 刻本避宋太祖赵匡胤讳，以其字署之。李匡乂，又作李匡文，晚唐人，字济翁，宰相李 夷简子，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初（806），初任洛阳主簿兼图谱官。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李匡乂在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年间曾任漳州刺史、房州刺史。僖宗幸蜀，李匡文随至 成都。昭宗时先后任太子宾客、贺州刺史、宗正少卿、宗正卿。寻卒，年约八十多岁。著述除《资暇录》外，尚有《唐皇室维城录》、《十代镯疑史目》、《汉后隋前瞬贯图 》、《两汉至唐年纪》等凡十二种。
《资暇录》上卷多纠正俗说之謬，如‚李‛字，除水果名、地名、姓氏之外，更无 别义，《左传》‚行李之往来‛乃错字；又如‚挽歌‛始于春秋；‚押衙‛应作‚押牙 ‛等。下卷多谈物品，如记毕罗、琴甲、茶托子、书题签、席帽、承床等，都有益于考 据。此外像论证《文选》五臣注尽出于李善之注反排斥李善之说等，亦有新意。书中虽 有一些误解、谬说，为宋人所驳斥，但就全书而言，还是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评其价值云：‚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全书均考证之文….谓《论语 》宰子昼寝作画寝，乃梁武帝之说；伤人乎不问马，不字断句，乃经典释文之说，均不 始於韩愈笔解；谓五臣注《文选》窃据李善之本；谓韩愈《讳辨》误以杜度为名；谓有 母之人不可称舅氏为渭阳；谓作《诗疏》之陆玑名从玉傍，非士衡；谓万几字讹作机由 汉王嘉封事；谓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阁下之别，竹甲题签、门杖之始，皆引证分明，足为典据‛。
版本有：《资暇集》三卷，清嘉庆谢氏授经图屋抄本；《新刻資暇集》三卷，清抄 本，佚名録，清勞格校并跋；《资暇集》三卷，明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丛书本，王国维校 并跋；
丛书本：《说郛》本资暇集》三卷，明陶宗仪编，明〃钮氏世学楼抄本，清顺治三 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百家名书一百三种》本《新刻资暇集》三卷，明胡文焕编，万历胡氏文会堂刻本清方功惠跋；《百川学海》本，《资暇録》一卷，明吴永编；《学 海类编》本，《资暇集》三卷，清曹溶编，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印本；《墨海金壶》 本，《资暇集》三卷，清张海鹏编，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张海鹏刻本。
今有：《资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依‚顾氏文房小说本‛涵芬楼影明本为底本，校以‚钦定四库全书‛本；《资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丛书集成初编‛本，1988年 版。
12、《大唐新语》
又名《唐新语》、《大唐世说新语》、《唐世说新语》、《世说》、《大唐新话》
等，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刘肃著。刘肃，宪宗元和时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说他是‚元和中江都主簿‛。此书有元和二年（807）自序，署衔 为‚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
该书记载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迄于代宗大历年间，多取材于《朝 野佥载》﹑《隋唐嘉话》等书。体例则仿《世说新语》，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 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 ﹑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锡﹑惩戒﹑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 禅等30门类﹑13卷。书后有总论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图是以前事为鉴戒。此书以记言为 主，但皆因事而记，可由此窥知高祖至代宗朝政治事件和社会风尚，其中有些记载较两 《唐书》为胜，还有一些地方可补两《唐书》的缺漏：（1）有一些为两《唐书》未载的 重要人物事迹，如李渊起兵太原后，李靖在长安捕杀李渊亲族，李渊克长安后欲杀之，临刑赦免，后李靖任岐州刺史时，被诬告谋反，赖某御史解救，而两《唐书》李靖传皆 失载。（2）有不少两《唐书》无传的官吏的事迹，赖此书得以流传。（3）有些不见于 两《唐书》的疏奏、弹文、手诏、榜文的片段，赖此书保存下来。（4）书中也记载了不 少有关诗文的材料，尤其是‚文章‛门，录存初唐及开元初人所作诗歌多首，并叙其本 事，间载时人评论，为后来编集和研究唐诗者所取材。如叙述玄宗命张说、徐坚、韦述 等辑录《初学记》的经过。使我们得知古代类书是为了作文速成、取材方便而辑撰，也 使我们了解《初学记》比前代类书在编排、体例上的优长。另外，像张说对杨炯‚耻居 王后，愧在卢前‛自白的评语，也也首建于该书。
《大唐新语》有明嘉靖潘玄度刻本﹑及明人抄本残卷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 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四库全书》文津 阁写本；《稗海》本。以《稗海》本较为通行。
今有：《大唐新语》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 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4年版。该本以《稗海》本为底本，以明代嘉靖潘玄度 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对校，末附佚文及有关序跋；《大唐新语译注》何正平、王德 明等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大唐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 记小说大观‛，2000年版。
13、《因话录》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赵璘著。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赵璘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家世 显赫，多识朝廷典故，故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
《因话录》共6卷，分为5部，所记皆唐代事。以音乐‚宫商角徵羽‛分卷：卷一‚ 宫部‚为君，记帝王；卷
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 者，并附以谐戏；卷五‚徵部‛为事，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 闻杂事。在唐人笔记中，《因话录》涉及的方面较广。如卷五谈御史台故实，极为详细，又叙高宗时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 肃政称号，均可以印证《唐书》中有关官制的记载。书中叙及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三）以及文淑僧讲经（卷四）、女优弄假官戏（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学史、戏曲史者 参考。该书文字比较浅近通俗，也是一大特点。但其中也有失实之处，如卷一记刘禹锡 除播州刺史一条，其细节就与当时事实有出入，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指摘。
《因话录》通行本有《唐宋丛书本》，仅一卷，不全；《稗乘》本，三卷；《稗海 》本六卷（与《稗乘》三卷本同），《宝颜堂秘笈》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9年版；《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教坊记》
唐代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轶闻的笔记，1卷。崔令钦撰。崔令钦，生卒年不详，唐博 陵（今定州）人。玄宗开元年间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官终国子司业。
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代开始设臵，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唱、舞 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它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教坊乐伎大多是女 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教坊记》系撰者为左金吾（掌东城戒备防务 的主官）仓曹参军时，教坊中下属官吏为其所述的教坊故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主 要记述了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轶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开始部分记述乐伎日常生 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中间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 》等大曲46个，一般曲目278个，最后还说明若干乐曲和歌舞的来源，是研究盛唐音乐、诗歌的重要资料。宋代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皆 鄙俗，非有益于正乐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有同感，却又看到本书后记谆 谆于声色之亡国，意在示戒，其风旨有中取者，同时特别指出书中所列曲调名足为词家 考证。
《教坊记》最早刻本为南宋《类说》本，曾慥编。另有《说郛》百卷本，元陶宗仪 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俨山书院及青藜馆原刻本；明嘉靖间（1522—1566）陆楫 本；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录本明弘治间（1488一1505）郁文博补 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订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祯间（1628—1644）；《续百川学海》 本清顺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说荟》本，清陈莲塘编，乾隆五十七年（1 792）原刻本，清嘉庆、光绪间（1796—1908）重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 年（1821）酉山堂复明刻本；民国四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 涵芬楼据明本排印本；《古今说海》本；《五朝小说大观》收录本；《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收录本；《香艳丛书》收录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图书公司铅印。今存较早善本为明钞《说郛》本与《古今说海》本。
今有：《教坊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补足明刻景印本；《中国文学 参考资料小丛书》收录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收录本，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记笺订》，任半塘笺 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教坊记》上海古籍出版 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00年版。
15、《北里志》
唐代反映京城歌妓生活的笔记。孙棨撰。孙棨，字文威，自号无为，里居及生卒年 均不详，约唐昭宗龙纪中和（889）前后在世。曾官侍御史及中书舍人。一说曾为翰林学 士，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以为此说不可信。著有《北里志》一卷，写成于中和四 年（884）。
《北里志》记载中和以前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北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故名《北里 志》。记大中进士游侠平康事。孙光宪以为棨意在讥当时宰相卢杞。书中反映了当时士 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条目也反映了歌妓们的痛苦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一些 文士和歌妓的诗歌作品，为后来编集唐诗者所采录。
《北里志》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载娼妓的专著。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市井妓女这 一历史群体发展的整体特点，以及市井妓业逐渐成为一门行业所反映出的历史内涵，以 及它在整个唐代社会及由唐入宋的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如‚东回三曲‛一则所记妓女 的级别、来源、老鸨与妓女的关系、妓女的生活起居等，可供‚中国娼妓史‛和‚中国 社会史‛提供原始资料：‚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 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 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事。前后 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 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 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 其羞匕筋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 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 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 期于诸妓也‛。
16、《酉阳杂俎》
唐代名物民俗、轶事、志怪综合类笔记，段成式著。20卷，续集10卷。段成式（80 3～863），唐代小说家﹑骈文家。字柯古，其父段文昌官至宰相，段成式以荫入官，为 秘书省校书郎，累迁至吉州刺史，终太常少卿。与李商隐﹑温庭筠均长於以四六体写章 奏等公文，因三人排行均为第十六，时号‚三十六体‛。也能诗，但无甚特色。《新唐 书〃艺文志》著录段成式《庐陵官下记》2卷，已佚，《说郛》辑得佚文60馀则。《全唐 文》收其文16篇，《全唐诗》存其诗1卷及联句多篇。所著以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最 著名。
《酉阳杂俎》，酉阳，即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相传山下有石穴，中藏书千卷，梁元帝赋中有‚访酉阳之逸典‛语。《新唐书〃段成式传》称段成式‚博学强记，多 奇篇秘籍‛，因而以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酉阳杂俎》内容又广泛驳杂，故成为 ‚杂俎‛。《酉阳杂俎》前集20卷共30篇，续集10卷共6篇。所记有仙佛鬼怪﹑人事以至 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等，分类编录，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各地 与异域珍异之物，与晋张华《博物志》相类。这部著作，内容繁杂，有自然现象、文籍 典故、社会民情、地产资源、草木虫鱼、方技医药、佛家故事、中外文化、物产交流等 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包罗万象，《酉阳杂俎》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志怪小说。鲁迅曾予 以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书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但杂录部分有的具有很高的 史料价值。如写李渊的精奇悍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寇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这是正史所不存的。又如，写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传到武 则天手中：‚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惊呼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堪称神来之笔。还有象李白让 高力士脱靴，王勃写文章蒙在被里打腹稿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流传很广。续集中有 《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每为後代 编长安史志者所取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 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库 全书总目》）。其中不少篇目颇为隐僻诡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 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
《酉阳杂俎》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四部 丛刊》影印明刊本等，均为30卷。
今有：《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5年 《酉阳杂俎》许逸民注评，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酉阳杂俎》杜聪校注，齐鲁书社20 07年版。
17、《中华古今注》
五代考据辩证类笔记，后唐马缟撰。马缟，字号、里籍不详。唐末以明经及第，又 举拔萃科。后梁时为太常修撰，累历尚书郎，参知礼院事，迁太常少卿。《中华古今注 》前题‚国子监太学博士马缟集‛，当是他早年国子监太学博士任上所作。
《中华古今注》以考证名物制度为主，体例与崔豹《古今注》大致相同，二书部分 内容重复。作者辨别一些名物可供后人参考，如帝王专用的‚华盖‛和将帅‚曲盖‛的 来源和区别：‚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 于帝，上有花花之象，故因而作华盖焉‛，‚曲盖，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舆用，谓曰<车卑>輗盖，有军 号者赐其一焉‛；‚雉尾扇、‚鄣扇‛和‚五明扇‛的来源与用途区别：‚雉尾扇，起 于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辇车有翣，即 缉雉羽为扇翣，以鄣翳风尘也。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已来以为常准。诸 王皆得用之‛，‚鄣扇，长扇也。汉世多豪侠，象雉尾而制长扇也‛，‚五明扇，舜所 作也。舜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不得用之也‛。
此书版本甚多，主要有《百川学海》、《古今逸史》、《说郛》、《丛书集成初编 》、《古今逸史》诸本。
今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中华古今注 》，李成甲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资暇集苏氏演义中华古今注》，上海书 店丛书集成初本。
18、《兼明书》
五代考据辩证类笔记，五卷，丘光庭撰。丘光庭，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南）人。其 生活年代在史籍中并无记载，后人编纂的书目中有唐代、五代和宋三种说法，《罗隐集 》有赠光庭诗，则当巳入五代（907—960）。曾官太学博士。今存诗七首，有《兼明书 》、《唐教论》、《补新宫》、《补茅鸱》等。
《兼明书》有三卷、四卷、十二卷等不同记载，今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前三卷 论述经史诸书，对《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论语》、《小孝经》、《尔雅》、《史记》、《白虎通》中的文字、训诂、传说、故实以及风俗、名物等都有所考辩。卷四专驳五臣的《文选注》，卷五为杂说。每条先列旧说，后陈 急件，以‚明曰‛标出。尽管有些见解，不免标新立异，武断无征，如据《山海经》凤 凰之文，管子《韩诗外传》封禅之记，谓作字不始於仓颉，不知百氏杂说，不足为据。《论语》请车为椁一条，谓毁车为椁、非卖车市椁，不知一车之材，毁之岂能为椁，殊 不近事理。但精辟之论尚多，如‚论《史记》误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尧、舜、禹名，毛 苌误以垤为螘冢，孔安国误解菁茅，颜师古误以鸤鸠为白鷢，孔颖达误以鸱鸮为巧妇，又误以占书为龟策同衅，公羊穀梁误以荆人为贬词，杜预误以文马，为画马赵匡误以诸 侯无两观，郭璞误以窃脂为盗肉，应劭误以邱氏为出左邱明，皆引据辨驳，具有条理。驳五臣《文选注》诸条，亦皆精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兼明书》有《续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真意堂三种》本、浙江范 懋柱家天一阁藏本，璜川吴氏，清嘉庆16年刻本等；今有：《兼明书》中华书局1985年 版；《兼明书》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8年版；《兼明书》台北〃台 湾商务印书馆
1986版。
19、《北梦琐言》
五代历史轶事笔记，北宋孙光宪撰。孙光宪（901—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属四川省仁寿县东北的向家乡贵坪村）人。仕南平国三世，累官荆南节度 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入宋，为黄州刺史。太祖乾德六年卒。《 宋史》卷四八
三、《十国春秋》卷一0二有传。孙光宪‚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手 自钞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孙光宪善词，蜀人编辑《花间集》，收录了他的六十 余首词。十国词人，除西蜀与南唐外，其他只有荆南孙光宪一人而已。今词存八十四首，风格与‚花间‛的浮艳、绮靡有所不同。刘毓盘辑入《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 种》中，又有王国维缉《孙中丞词》一卷。另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玩笔佣 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等，仅《北梦琐言》传世。
《北梦琐言》共二十卷，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许多掌故贺 轶闻。其自序云：‚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 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 翔杨比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三纪收拾筐箧，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 十卷‛。本书包含诸多文人士大夫言行与政治史实，为研究晚唐五代史提供了可贵材料。
《北梦琐言》有尔雨堂丛书本。今有：《北梦琐言》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1985年版，2002年再版；《北梦琐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北梦琐言林艾园校点上海 古籍出版社；《北梦琐言》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20、《南部新书》
北宋历史轶事笔记，十卷，北宋钱易撰，钱易字希白，生卒年未详，杭州临安（今 属浙江）人。为吴越王钱倧子。钱俶归宋，钱氏宗室、大臣大都封官，唯钱易与兄钱昆 不被录用，遂发愤读书，立志科举入仕。17岁举进士，但因在殿试时，三道题不到半天 答完，而被斥之为‚轻俊‛，不仅御试通不过，连进士资格亦被免去。而钱易却由此闻 名于世，博得‚才子‛美名，有人称其诗才不在李白之下。真宗咸平二年（999），复举 进士，他自觉可得第一，但主考官不公，将他列为第二。钱易不平，上书朝廷，对本朝 科举多有讥讽。宋真宗阅后不快，又将他降为第三名。次年为光禄寺丞、通判蕲州。他 为官能体察民情，对官吏滥用酷刑深恶痛绝，奏请废除非法之刑，受到真宗嘉奖。景德 二年（1005），举贤良方正，除秘书丞、通判信州。宋真宗东赴泰山封禅，钱易进献《 殊祥录》一书，遂改任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后曾受命修《车驾所过图经》。又为知制 诰，天圣三年（1025）为翰林学士，不久去世。钱易才学赡敏过人，才思敏捷。佛学功 底深厚，又善行、草书，兼擅山水，乾兴元年（一○二二）尝作《清介图》。主要著作 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150卷、《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南部新书》、《洞微 志》130卷。其中现存仅《南部新书》，事迹收录于《宋史本传》、《宋史〃钱惟演传》。
《南部新书》乃钱易于真宗大中详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五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认为‚作十卷为是‛共800余条，为笔记体著作，未经编次，杂乱无章，但所载‚朝野掌 故‛、‚遗闻轶事‛等有关唐初以来职官臵废、政制变迁、官场仪式等资料，有一定参 考价值。
今有：《南部新书》，黄寿成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5年版，2002年 再版；《南部新书》宫晓滨注，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年版；《南部新书》大象出版社‚ 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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