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式腐败的政治逻辑

第一篇：家族式腐败的政治逻辑

“择劣机制”与“排优机制”

家族式腐败的政治逻辑

《 人民论坛 》（2015-03-20）

吴 波

【评述由头】全国两会期间，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谈到苏荣案时表示，“苏荣腐败案不仅具有其他腐败分子的共性特征，还有一些更为严重的突出表现，比如纵容家人擅权干政、形成家族式腐败，影响十分恶劣”。梳理近期披露的一系列腐败大案可以发现，“腐败家族化”现象并不鲜见，有的腐败分子使家族成员成为收受贿赂或接受利益输送的中间人，从而掩盖其贪腐行为；有的官员亲属凭借权力背景，大肆侵占不义之财，成为导致官员下水的重要导火索„„为何会出现这种腐败家族化现象？应如何对这种现象进行治理？本刊邀请了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分析。

【摘要】家族本身没有腐败的原罪，并非天然地腐败。家族式腐败也只是群体性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群体性腐败的存在对执政党产生了多重伤害，使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严重趋于庸俗化，使得现实政治运行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排优机制”。为此，需要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强化、党的建设各项制度的完善和持续铁腕反腐的齐头并进，综合治理。

【关键词】家族式腐败 政治逻辑 危害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家族腐败只是群体性腐败表现形式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腐败就不断见诸报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腐败演出一幕幕地展开，除苏荣腐败案外，令氏兄弟的腐败也引人注目。在令氏腐败集团中，令家几兄弟作为核心力量固然是家族腐败的显著标志，但细细想来，在这一腐败集团成员中，血缘并不是唯一的联结因素。进一步而言，除了血缘的纽带外，这一利益集团还有同乡因素的联结。因此，“家族腐败”一词虽然标识出该集团的典型特征，却不能涵盖这一集团的全部特征。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案件中，还有一些值得梳理的基本线索。战友、同学、同乡、同行等因素，都与血缘或姻缘因素一样，充当了穿针引线的角色，发挥了撮合和凝聚的功能。

其实，家族本身没有腐败的原罪，并非天然地腐败。家族既可以由于满门英烈而光耀史册，也可能因为贪腐而臭名昭著。只有处于腐败的社会关系中，家族才成为腐败家族。由此，令氏集团陨落这一事件可以纳入群体性腐败的分析框架之中，家族腐败只不过是群体性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联系从魏晋到南朝愈演愈烈的门阀政治，可知今日之家族腐败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家族腐败集中表现了社会腐败的高发多发群发而难以控制的局面，缘于政治家族的生成和堕落；群体性腐败之所以发生，缘于社会性腐败对血缘、姻缘、战友、同学、同乡和同行等关系的侵袭毒害，形成了排他性而谋取私利的官僚利益集团。只是由于家族腐败因由血缘和姻缘为纽带，使得其成员之间关系较其他联结因素更具亲密性和可靠性。格外引人注目的家族腐败，可以被认为是群体性腐败最具典型性的表现形式。

群体性腐败的共同特征是，在权力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共享。权力作为一种要素一旦参与分配，它的能量就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更何况是各种政治权力的集聚，其能量就可能以乘数效应表现出来。当下中国的反腐力度已远远超过了一些人想象。

从群体性腐败形成发展史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初至1992年。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腐败现象再生恢复，少数人依靠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家庭成员牟利。不过，这一时期官员腐败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并不突出，群体性腐败还处于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1992年至20世纪末。随着市场因素和资本因素作用的不断强化，腐败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呈现出迅猛扩张的态势，群体性腐败现象不断增加。第三个阶段：20世纪末以来。这一时期，腐败在中国社会弥漫开来，在很多地方成为公共服务维持运行的日常手段。群体性腐败成为这一时期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呈现难以遏制之势。

群体性腐败对执政党的多重伤害

无论是对群体性腐败产生原因的分析，还是对群体性腐败造成后果的思考，都需要引入政治文化的分析视角。很多年前，就听到一位官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领导这样说过，什么叫知人善任呢？首先要认识你，熟悉你，了解你，你只顾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不主动靠近领导，让领导认识你和了解你，领导如何会提拔任用你呢？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无语良久。“进了班子，却没进圈子”、“做对事情还不行，还得跟对人”、“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无非都在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不成为某个“山头”和“圈子”中的一分子，就难以有远大的政治前途。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文化不仅没有在当下中国社会销声匿迹，反而借助市场和资本的力量顽强存活并大行其道，如此这般，也就苦煞了那些遍寻不着任何关系而又没有任何寻租权力的小吏了。

“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不仅培育和壮大了群体性腐败的基础，造成“窝案”、“串案”、“塌方式系统性腐败”，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无论是以血缘或姻缘联结而成的政治家族还是依靠其他因素联结而成的官僚集团，其成员之间都是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使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严重趋于庸俗化。正如总书记指出的，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① “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盛行之下，现实政治运行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排优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许多地方和单位的党内健康力量遭到打压和排斥，沦为边缘化的存在。正气难以形成合力与邪气抗衡，于是，“有的地方和单位有了问题总想捂着盖着，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②。“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强势存在，还导致干部选拔任用的视野越来越为狭窄，越来越具有封闭性。诸多事例说明，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德才兼备原则和五湖四海原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大都流于形式，沦为空谈。这种封闭性选拔形式造成的消极影响是，业绩和成就在身份面前黯然失色，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甚至反过来成为政治上成长的障碍。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择劣机制”逐渐形成并固化，导致逆向淘汰事件层出不穷。破坏执政党勃勃生机的，恐怕就是这些与资本强烈结合又带有封建遗毒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

在“择劣机制”和“排优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政治组织日益涣散并不断趋于变质腐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腐化与政治组织的程度成反比关系。长此以往，出事就具有不可避免性。正是基于这一政治逻辑的深刻认识，总书记告诫全党：“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群体性腐败治理的三重途径

群体性腐败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强化、党的建设各项制度的完善和持续铁腕反腐的齐头并进，相互促进。

首先，要强化信仰和道德教育。古人有云，“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忘却小我，成就大我。信仰缺失往往伴随道德堕落和腐败行为。其次，要推进制度的完善和贯彻。当下完善抑制腐败的制度，特别要注重对党政重要官员的配偶、子女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尤其要以制度的力量割断官员子女、配偶等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的商业联系，从根本上消除以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机会空间。同时，需要强力推进制度的贯彻和落实，而不能让包括回避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形同虚设，无效空转。

最后，要持续以铁腕反腐。对于群体性腐败，要顺藤摸瓜，一网打尽，不能养虎为患，有丝毫姑息。

第二篇：《解放军报》批家族式腐败一人不廉,全家不圆

《解放军报》批家族式腐败:一人不廉 全家不圆

2015-04-13 03:33:24 来源: 解放军报(北京)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对领导干部来说，好家风是好作风的营养剂，家风正则作风淳；坏家风是坏作风的催化剂，家风不正则很容易导致作风不正、为官不廉。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齐家”是维系“修身”与“治国”的精神纽带，居家正方能居官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我国自古以来，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外国也有社会学家认为：善恶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家庭中更具有感染性，在此榜样的力量更为有效，人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要传承给自己的儿女，善和恶的因子都具有遗传性。

好家风是阳光，呵护幼树可参天；坏家风是恶土，好种也会长歪苗。从近年来曝光的腐败案件看，不少“老虎”“苍蝇”的背后，都呈现出家庭式甚至家族式贪腐的特征，一查就是一串，一抓就是一窝。刘铁男是“老子办事，儿子收钱”，苏荣是“一人当官全家涉腐，一人落马牵出全家”。这也从反面告诫我们，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关系到能否守住清正廉洁的大事。一人不廉，全家不圆。清廉是从政的“护身符”，也是给家人最好的馈赠。领导干部关心家人、帮助亲人都是人之常情，但不能让亲情凌驾于原则之上，更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林则徐说过：“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如果有谁铤而走险，等待他的必将是政治上的身败名裂、经济上的倾家荡产、思想上的后悔莫及。

好家风也是一面明镜。周恩来为家人立下“十条家规”；朱德引导子女要“接班不要接官”；彭德怀教育侄子“近水楼台不得月”。他们没有留给后人家财万贯，却为后人留下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家风。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但子孙为之自豪，世人也为之敬仰。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愿领导干部能保一生廉洁给自己，送一份幸福给家人，树一方口碑给群众。

（作者单位：武警广东省总队）

第三篇：政治强权的逻辑

政治强权的逻辑.txt鲜花往往不属于赏花的人，而属于牛粪。。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空白人生有三样东西无法掩盖：咳嗽 贫穷和爱，越隐瞒，就越欲盖弥彰。强权政治的逻辑

——记《强权界定的国家利益》读后感

“权力”和“利益”是西方现实主义两个中心概念。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国家行为或多或少，或隐或现的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既然本国利益最大化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是依靠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体制。很显然，国家追求强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强权作为谋取暴利的功能而被各国尤其世界大国强国所追求，便是理所当然的了，既然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或潜意识想要追求强权，那么实行强权就不是一件可耻的事，这就是强权政治的逻辑。

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不论是什么，强权总是其最直接的目标。国际政治是场无休止的强权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各国的利益一定要从强权的角度加以界定。国际社会的唯一法则是弱肉强食。他引用一卷死海古文书论断说：“哪国愿受更强的一国欺压？谁人愿让自己的财产遭到无理掠夺？然而，有哪一国不欺压邻国？世上哪里见不到不掠夺别人财产的民族？究竟在哪里？这是西方强权政治的理论和心理基础，西方各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即每个国家，只要她足够强大，她就不可能不追求强权。他们绝不相信，存在可能不争夺强权的强国，强国必霸是他们理解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

从动机上看，任何一个追逐强权的国家都必定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强权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如果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声称不会追求强权，必定会被当成伪君子。所以，不论中国的实际政策多么有节制，都将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估算与意志的猜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抱有深深地不安的担忧与怀疑，不仅是官方恶意宣传“中国威胁论”，其本来就具备了广泛的民众心理基础。在现实主义看来，一个国家提倡主权平等、不干涉，声称反对或不支持强权政治，要么是弱者的呻吟，因为它不具备追求强权的资源和实力。伦理道德从来都是弱者的保护伞，强者是不需要的。要么是强者想要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掩盖自己真实的意图。

根据“镜像心理”，由于两国长期处于对抗状态，逐渐形成了固定不变的被歪曲的观念（即便两国不存在历史问题，也只能减弱这种心理程度，而不可能杜绝消除这种心理现象）。双方国家的人民都认为自己善良正直、爱好和平和有节制，而认为对方狡诈阴险和穷兵黩武。争夺强权的国家通常把强权与安全混为一谈，认为争夺强权是为了保障安全，从而把强权体系称为安全体系。追求强权界定的国家利益，可能引发战争和干涉行为，并可能导致对他国主权的侵蚀。无论美国对他国的干涉是多么的别有用心，这种“镜像心理”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对他人或他国的不信任，从来是难以磨灭的。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西方普遍的观点是人性中存在两种矛盾着的冲动适性。一种是与动物共有的生存和繁衍的冲动；一种是人在文明过程中养成的对他人的关爱。人的灵魂就是这两种冲动之间斗争的战场。人性中的这两种冲动的对抗是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因为国家的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在产生作用。只有圣人才能驱逐出人性的恶魔，但圣人是不会轻易出现的。一个人有能力成为什么人物，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人物，这是人性使然，不可更改的。伸延在国家领域，一个国家有能力追求强权，它就必然会追求强权，这也是该国国民性格特别是其领导人的人性决定的。

在西方，人们普遍认同人性恶的观念。马基雅维利认为任何时空的人都具有永恒不变的共同人性，这种共同人性就是自私自利。财富欲、权力欲是人性的基础。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他们宁愿相信所有国家都会为了一己之私侵犯他国的利益。那么所有国家追求强权的心理需求就是种必然。当权力主体与权利客体发生冲突时，权力主体通常能够通过自己的优势地位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种建立在人性不完善基础上的强权理论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历史的经验也表明，每个国家都希望借助强权来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国际政治从来都是一种大国政治，国际外交也从来就是一种大国外交。不侵犯他国的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争夺强权的国家就无法用其军事优势来谋取经济利益。他们必然要干涉，因此必然要寻求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干涉的借口有多种，其中包括“依据权利”的干涉和应“合法政府邀请”的干涉。新干涉主义的旗号是“人道主义”干涉，这是强权的新表现。

约.S.穆勒认为不干涉原则只在欧洲国家之间适用。与野蛮国家打交道和与基督教欧洲国家打交道时采用的原则不应该一样。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只适用于文明国家，而不适用于野蛮国家，因为野蛮国家不懂得互惠。打着这冠冕堂皇的理由，追求强权的国家，甚至可以为此不惜一战，他们需要的是既能够说明干涉别国内政是合理的，又能够使本国内政免于被干涉的理论。

在这种环境下，新干涉主义的“正义国家”论和“例外论”出笼。例外多了就不再是例外，而是一种天经地义。尤其是美国，美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富有扩张性和商业精神。美国信奉“天定命论”的扩张主义者宣称，美利坚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并负有帮助落后民族复兴的“使命”。在履行其使命的过程中，美国人不是在扩张，而是在传播民主制度。

尽管联合国宪章规定侵略是种罪行。以领土扩张为目标的强权行为被遏制住了，但通过强权来谋求经济利益的动机还没有被消除。虽然联合国制定了各种规范，但这些规范通常被新干涉主义当成了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概念因缺乏利益基础而在现实中没能生效。在集体安全提出不久，紧接着就爆发了二战，甚至在冷战后符合集体安全的基本理念的景象也没有出现，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强权政治。联合国执法能力实际上依赖的是国家自助，也就是常说的“帮助你自己”。只有军事强国才能自助，这自然就把无自助能力的国家推入了军事强国的怀抱。军事强国理所当然地成了无自助能力的国家的安全保护神。国际的无政府主义也是强权现象产生的现实土壤。

国际道德本来是制约强权的一个手段，却被某些国家用来追求强权。国际道德成了干涉的理由，在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中，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中，国家主权将被消解。为了建立具有全球帝国性质的世界政府而使超国界的干涉行为道德化。联合国很难对其常任理事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即使安理会的否决权被取消，大国也不会允许在本国领土内发生人道主义干涉。国际道德的软弱性，很难对大国强国的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制约。这又成了强权的另一现实条件。

强权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因此是不道德的。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主权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在历史上，违背大多数人的政府必遭失败。在国际社会中，违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大国也必然走向衰落。识时务的大国将会认同于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在维护国际道德，建立国际政治伦理秩序中，走向持久的繁荣昌盛。

备注：（中国威胁论于1992年出笼。美国认为，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中国是最可能打破欧亚大陆均势而成为欧亚大陆霸主的国家。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失落。因而必然要干涉中国，维持均势，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中国遭受强权干涉的更重要的原因。但历史洪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复兴是不可违背的。既然追求强权为为了本国的根本利益，对强权的追求最终服从、服务于国家利益，那么如果，那些坚信强权政治合法的信徒们意识到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探寻摆脱、限制和消除国际政治中的强权现象，更有利于一国长远的根本的利益，那么强权就不再具备基本的逻辑基础，便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

第四篇：反对腐败,廉洁政治

对“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思考

在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 “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触犯党纪国法，严惩不贷”等一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反腐宣言，不仅彰显出党中央的反腐败决心，而且反映出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新选出的中央领导班子一登场就高举反腐旗臶，声言：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立场和拒腐防变的坚定决心，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当前我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形势十分严峻，各类违规违纪事件频出，人民百姓对部分的各级政府、官员怨声载道，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形势下推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条件，对坚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新的时期，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为关键的开局之年，如何做好反腐倡廉工作显得尤为关键和重

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一，抓分析总结，准确认识“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当前形势。各级地方政府，党员干部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了解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主动去发现，主动去寻找，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对人民反映的现象如实的记录，将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如实的收集汇总。将收集齐的资料认真的分析、总结，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前政府的各项工作要点，准确了解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

二，抓思想认识，确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政治立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所谓廉洁政治，就是不谋私利的政治，它与腐败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不以权谋私。建设廉洁政治，就是要实现干部清正，保证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就是要实现政府清廉，促使公共权力规范运行；就是要实现政治清明，促进政治文明充分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鲜明提出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党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里就明确提出要“厉行廉洁政治”。194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把“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作为党的一条重要政策。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1993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重申要建设廉洁政治。这些重要论

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和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政治立场。

三，抓学习教育，增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自觉性。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党风党纪条规；学习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会议精神以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精神、十八大提出的 “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精神和省市县各级关于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增强宗旨观念、责任意识、法纪意识和廉政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和服务群众能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四，抓任务落实，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认真抓好分工落实工作，各个部门结合部门自身的工作职责，明确各自工作任务，各个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作为部门负责人做好领导带头作用，冲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的第一线，各部门分工明确、紧密合作，领导做好牵头沟通联系，各级地方政府加强监督，督促落实，将“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五，抓领导作风，认真履行“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责任制。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岗位责任制，层层落实，从上而下确定各级岗位责任，坚持做到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一起研究、一起布臵、一起检查、一齐落实。落实各单位部门党务政务公开、“收支两条线”、制止奢侈浪费、政府采购

等各项廉政制度在不折不扣中完成。特别是各个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各部门班子成员坚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廉政勤政制度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积极发挥表率作用，凡是要求下属做到的，班子成员首先带头做好。班子成员平时能够积极参加民主生活会、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执行述职述廉制度，自觉接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严以律己的同时，班子成员对下属，对自己的亲友、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严格要求。

六，抓制度建设，确保将“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长久有效。抓好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从制度层面确保“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既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廉洁政治的法律基础。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必须提高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力，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加强监督检查，认真查处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形成长效机制，确保将“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长久有效的进行。

七，抓体系建设，推进“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建设。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国反腐败的国家战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处于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地位。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必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又加大预防腐败

工作力度，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做到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必须坚持阶段性任务与战略性目标相结合，统筹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各方面工作，切实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实效性，更好体现建设廉洁政治的要求。

八，抓监督机制，确保“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工作有序开展。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当前，一些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比例仍然偏高，主要是由于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随着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严格规范权力行使，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要合理分解和科学配臵权力，划清权力边界，明确责任主体，形成比较完整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要认真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整合各方面监督力量，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对权力集中部门和资金、资源密集领域的监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十八大给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我们要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落实十八大确定的“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各项任务上来，把加强党员干部管理和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作为推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建设的重要保障，通过健全完善党员干部监督工作机制，促进党员干部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第五篇：家族式企业如何管理

家族式企业如何管理?

目前在很多国内企业中，仍然存在着家族式管理的模式，而在家族式管理企业任职的管理人员，往往存在着“三难”

1、老板意识融合难

很多的家族式经营企业的老板，仍处于用人疑时疑也用的状态下，很难做到放权，甚至有些企业小至赠送客户一只钮扣、一件次品退仓，都要老板签字才能得到执行。而很多私人企业的老板都是自由回公司视察，其行程没有固定的安排，要签个字，往往也得等半天。

2、员工管理难

在家族式企业里，由于皇亲国戚比较多，平时众皇亲们的一些狐假虎威、处事拖拉等等不良作风也影响到了员工，特别是一些在任时间较长的老员工，由于接触到老板的机会相当多，往往也恃宠生娇，刚愎自用。而管理严格了，带着情绪做事，甚至是捣乱，管理松懈了，出了问题，就全是管理的错，皇亲们犯错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都不了了之，以至于员工们也纷纷效法。

3、客户管理难

由于内部管理的不良影响，导致了内部的不团结，也就给了一些熟悉公司内部情况的老客户可趁之机。往往亲自联系老板，申请特殊性优惠，给其它的客户造成了不良的榜样。很大层度上架空了管理者的权力。

那么，管理人员在这样的企业中如何才能发挥自已的实力，处理好这“三难”呢？

1、对老板要耐心解释，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把数据书面化及明确化，实行透明化管理，提前预约他的行程，表明事情重要性，保持思路清晰。

2、对于员工——要沟通，要教导、以身作则，但要是非分明，有功必奖有过必罚才可以保证执行力。也有人提倡“没有教不好的兵，只有不会教的将”“下属的错就是上司的错”，主张感化、帮助。不错，这种方法对大部分的人仍然是很有用的，但对于顽固不化，企图颠倒是非逃避罪责的人，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曾跟一个具有“下属管不好全是自已的错的”同事讨论过一个现象：如果你的下属贪污受贿，损害公司利益，那么是管理的错还是下属的错？

3、对待客户，要以“双赢”为原则，同时也应多鼓励、多交流、沟通，保持其积极性，让他心甘情愿的信任与服从你的管理，并通过你的管理为他与公司都带来效益。不做交易，做朋友嘛！

4、完善企业文化建设！这也是重中之重！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提高全企业的综合素质，就是提高企业形象，就是提高生产力！也就提高企业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