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共同体与社会》有感

第一篇：读《共同体与社会》有感

读《共同体与社会》有感

最近一段时间刚刚粗略地看完《共同体与社会》一书，对于其中的很多观点还是无法很好的理解，但本书所提出的许多概念还是能让我从枯燥深晦的文字里感受到着一位伟大社会学家的智慧光芒。

斐迪南．滕尼斯是社会学形成时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这本书是他的传世之作，也是西方社会学最经典的著作之一。滕尼斯在书中深刻阐明了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的类型：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看似简单，却意义深刻。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里实现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等是它的基本形式，它们是有机的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共处，但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是基本上分离的。在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的类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在工业文明席卷一切的19世纪末的欧洲，这一发现具有相当的创造见和预见性，由此成为以后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并在不同的时代被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友谊（精神共同体）。因为天然或原始的原因人们会有着共同的意志上的互相结合。书中指出这种结合最强有力结合通过三种关系表现为直接的相互的肯定，分别为母亲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和兄弟姐妹。

母子的关系从肉体过渡到精神，因为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因此具有牢固的确定性。母亲照顾孩子，可以说是出自不言而喻的本能。而在孩子的成长中也会相互给与欢乐的记忆，并对母亲产生感激，抵消母子分开的可能性。这种相互的关系便使得母子关系能够稳定。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主要依靠相互习惯，从而才能形成长久稳定的关系。这很自然就能联想到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正是由于由于夫妻之间处处争锋相对，无法互相适应，互相磨合，形成稳定合理的家庭结构才会导致家庭的破裂。除此之外共同的财富，包括孩子都是巩固夫妻关系的条件。而兄弟姐妹的关系在书中被描述为是完全建立在血缘亲戚之上的关系，记忆在这

对关系中发挥着最强烈的作用。

在这些关系中，存在着享受和劳动的不同和分配，在这些关系中力量不一定是均衡的，并且存在着一种优越的力量——威严，但是总是能够在两个界限中互相关系，因此归根结底，这些关系都是稳定并且牢固的。总之在共同体中，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

社会则与上述情况相反，它是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个人预计从共同实现某一种特定的目的后会于己有利，因而聚合在一起共同行动。社会是一种目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由许多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彼此素不相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的关系，而且时常是基于人们彼此间在功能上的需要而不是基于任何感情上的义务；人们注重个人的目标，而不是群体的目标，并且不一定持有同样的价值标准，传统和风俗对个人行为已不再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亲属关系也不再是社会组织最重要的基础。在这里，滕尼斯认为“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要晚于共同体的类型。”

滕尼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元分析的代表，他在本书中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发现并深刻阐明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的类型——共同体和社会，对后世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篇：读《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有感

读《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

（二）有感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

（二）暂且读了两遍，小谈下自己的一些感触。当今社会，学历史进入一个误区，总以为历史与社会这种学科无关紧要，虽说现实是残酷的，但是我们的眼光不能如此狭隘，放眼看去，历史是整个世界发展必不可少的，所以《历史与社会》这门学科也是很重要的。

回忆当年自己上初中那会的课程标准与现在的课程标准相比较，个人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现在的历史与社会教育更注重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本人觉得这点是改变最成功的一点。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负责教，学生负责学，教学关系就是“我讲、你听；我问、你答；我写、你抄”。而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师生交谈、互动。

第二，我们教师这个群体要严格按照课标为学生创造环境与空间，让学生质疑。鼓励学生敢疑。要创设一个民主、平等、愉悦、宽松的氛围，让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认识和情感，提出不同的观点，发表不同的见解，展示自己的个性，勇敢地进行思考、质疑。教学生会疑，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认知水平有意识设置学习障碍干扰学生，让学生回味思考，造成一种布白效应，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体验，形成困惑、联想、注意的心理状态，调动一种潜在能力去自主分析、校正思考中的失误，养成对学习活动多角度、多层次反思的习惯。如在讲“丝路明珠”时，在介绍了新疆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后，教师可以出示沙漠中的绿洲图片引发学生质疑：新疆的气候干旱，为什么会有这样大面积的绿洲？绿洲所需的水是从哪里来的？人们是怎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的？绿洲会不会被沙漠吞噬？绿洲怎样避免被沙漠吞噬？这样，可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保持活跃的思维状态，并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和创造意识。此外，还要引导学生擅长疑问。要引导学生在更高层次上发现更多的新问题，在学习历史与社会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新课标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所以，在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中，我们千万不能脱离了生活这个大课堂。比如在课题的导入、新内容学习、知识巩固、作业练习等教学环节结合教学内容，调动师生生活经历和体验；在具体教法上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猜谜语、游戏、语言描绘、图画表现、实物演示、生活展现等方法，为学生创设或模拟生活的情境；把学生引向社会、引向生活，走出课堂、走出学校，使学生把所学所识与所见所闻、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结合起来，体验生活的丰富性、多面性。

鄙人的一点小感触，望恩师指点。

第三篇：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2019年11月13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其中，“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法，受到广泛关注。本期我们特邀3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谈谈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主持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提法，您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

杨开峰：共同体意味着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决策程序民主、资源配置公平、结果共享正义。首先要明确，尽管存在利益格局分化和社会主体多元化，但是矛盾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

其次，“人人有责”解决的是意识问题。政府要转变观念，强调人人参与不仅是因为政府资源有限，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格局正在转型，这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体现。同时，公民应该有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认识到参与公众事务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更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人人尽责”解决的是行动问题。一方面要用制度保障“人人尽责”的可能性、有效性；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更多的信任支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

第四，“人人享有”解决的是结果问题。要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人人享有、人人满意。这既包括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也包括化解矛盾冲突、照顾各方利益，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群体之间、家庭之间更加和谐。

郁建兴：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有了更高标准的战略规划。过去我们讲“社会治理”，通常都假定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对象是社会，是“政府的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成效、对社会治理成效的评估，大多停留在政府考核的层面，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关系不是很大。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将迈向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治理的新局面。进一步说，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不仅需要在执行阶段参与社会治理，更要共同规划社会治理的目标，共同设计社会治理的政策，共同探索社会治理的工具，共同开展社会治理实践，共同评估社会治理成效。

何艳玲：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回应，也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和责任感。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日益凸显出不匹配、不兼容的地方。如何通过治理变革和机制创新来弥合两者间的“缝隙”，需要重新思考。“人人有责”回答“谁来管”的问题，即由谁来主导和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三个“人人”互为因果、环环相扣，为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之道提供了系统方案。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三个关键点：首先，党建是引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要充分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制度是保障。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再次，落地于社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主阵地，也是人们最能体验到美好生活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的工作重心向下、方式多元、能力提升。

改革机制、创新方式、协同治理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而要真正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还须克服哪些痛点、难点？

杨开峰：一是政府观念和体制机制还须改革。有些地方对建立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认识不到位；有些基层政府权责失衡；部分地区社会矛盾的化解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大量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

二是协同治理手段缺乏。

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严重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但是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职责与能力范围。

三是应对新型社会风险形势严峻。

新型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大，难以预测，传播迅速而广泛，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兴起，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社会行为的机制发生变化，网络犯罪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传统社会管理模式面临挑战。

四是社会组织的权能还比较薄弱。

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较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发展不充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表现还不突出。

五是多元参与方式有待创新，公民意识有待加强。

特别是人口流动频繁的地方，社区认同感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淡薄，能动性难以有效调动。

郁建兴：一方面，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激励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即如何让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共同治理中来。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划分责任。我们都知道公共池塘的悲剧，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享受了多少池塘资源，造成了多少污染，所以没办法精确地知道每个人需要承担的维护责任。我们的社会治理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办法在操作层面上划分主体责任，那么社会治理将始终是政府的社会治理。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的关系。顶层设计明确改革方向和边界，为地方自主创新提供操作空间和制度保障。而地方在此基础上和既定边界内，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模式。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迅速营造多元治理的格局，通过行政推动的手段，选择性地“培植”一些典型。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不但不能促成社会治理的内源式发展，反而削弱了政府与社会、民众的整体互动。所以，推动社会治理应该多一些耐心和等待，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高政府以外的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和水平。

民主协商是独特优势，科技支撑是突出特点

主持人：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展了十九大的理论成果，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方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的要求，您怎么理解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何艳玲：民主协商是基于对“共同”的理解与挖掘，分层次有重点开展工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关键是要实现对“共”的理解，它包括三层含义：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商议机制、共同的行动规则。具体而言，一是要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共同诉求和意见主张进行判定和识别，寻找三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二是共同利益诉求是可商议的，可以通过平台搭建和机制设计，弥补现行管理体制和反馈渠道的不足之处。三是共同的商议结果是可落地的，各主体根据对协商结果的呈现、评估采取共同的行动。

科技支撑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呈现。对于社会治理格局的打造，科技支撑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实现信息的交流互通。一是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缓解政府管理过程中自身的结构性紧张，比如职能部门空心化、基层政府工作部门化等。此外，社会事务的复杂性要求建立部门间的横向联合机制，这就需要用科技手段打造跨部门甚至跨行政区划的信息平台。二是打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壁垒。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点”与社会事务的“面”之间不对应，垂直部门专业化的职能设置与社会事务的多样化变动性之间无法匹配。这就需要信息技术补足两者的差异，通过网格数据的收集和精细化治理，熟知民生民情。

杨开峰：民主协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解决基层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办法，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模式是党领导下的基层多元共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民主协商、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

科技支撑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突出特点。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生产力问题，是社会本身发生深刻变化的折射，不断冲击和改变社会的边界、结构、关系、机制和认知，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治理的客观基础。社会治理的对象、理念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治理问题不断涌现；同时，新兴科技为治理带来广阔的潜力和可能性，为解决一些长期积累的痛点、难点问题带来机遇。我们需要利用科技手段来重塑治理边界、改善治理结构、创新治理工具、改革治理方式，增强社会治理的执行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治理效能。

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新样本

主持人：从“枫桥经验”到“三治融合”“息事无讼”等，浙江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方面走在前列。新时代，浙江如何发挥“三个地”的独特优势，结合实际，探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样本？

杨开峰：继续强调党建引领，建立更全面、更有效的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凝聚合作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

持续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政府部门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服务者。要努力向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转变。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大局中改善社会治理。要把社会治理同浙江其他领域的治理实践结合起来，比如同“最多跑一次”改革结合起来，同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同数字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等。

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不断总结经验，实现持续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怎么样才算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怎样才算现代化？我们怎么能保证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评估、问责、学习必不可少。

郁建兴：一项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经验，是因为它具有超越属地治理特征的普遍性。社会治理实践要成为经验，除了完善的治理体系之外，还需要与之匹配的治理能力。制度容易学习和复制，而能力的培养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时间的积累。

无论是“枫桥经验”、民主恳谈会，还是“三治融合”“息事无讼”，它们的背后都是一批又一批基层精英在灵活运用制度。所以，浙江省作为当代中国众多治理经验的发源地，想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领跑全国，除了在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上总结经验之外，更需要去思考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经验和方法。“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扩散，给浙江省各级政府总结治理经验提供了重要样本。“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注重制度和机制的设计，更在如何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数字化思维和能力上，为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参考。唯有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双管齐下，浙江智慧才能走出浙江，成为浙江经验，为中国方案贡献浙江智慧。

第四篇：读《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有感

针对小组“合作学习”的杂言

从暑假的业务学习到现在，只能说是很匆忙的看了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的《创建学习共同体》。其实对于合作学习，从课改开始争议就没停止过。

任何一个教师都知道只有学生自己真正想学习，才能保证获取知识的最大可能。因此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实现学生的学习，保障每个学生的“学习权”。多年的教育经验告诉我们，以往“填鸭式”的教学是行不通，显然合作学习是实现学生自我学习的不错选择。

但是我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怎么说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为了合作而实行合作，不管是低段、中段还是高段，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其他学科。其实很多的所谓“合作”都是无效的，无用的，流于形式，走过场而已。本书的作者佐藤学博士，经过多年研究，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长发育水平，果断提出小组学习应当在小学（3年及以上）、初中、高中积极开展，小学1、2年级阶段不能实施。【详见第10章】我想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避免了我们在认识的误区里绕圈子。

对于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其实自课改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尝试，总感觉收效甚微，或者说是学生的参与度，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比如：学生不积极主动参与讨论；反馈讨论结果凌乱不堪等等。我想这和我们这些教学组织者在预设讨论内容，何时开始实施小组学习，何时结束，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教学组织者，只有在对教材内容理解透彻的基础上，去预设小组合作学习内容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五篇：读《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有感

读《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有感

李红霞2012/8/19

怀着一颗敬畏的心，用心地阅读着这本书，一边读，一边在有感触的地方写下自己的只言片语，还没有读完，但，上传读后感的时间已到，所以，暂且写下此时此刻我的一些感受。

先记录下一些触动心弦的话语——

1、为什么需要合作学习呢？其一，不组织“合作学习”，每一个人的学习就不能成立。其二，要提高每一个人的学习力，“合作学习”是不可或缺的。

2、所谓“学习”，就是同客体（教材）的相遇与对话，是同他人（伙伴

与教师）的相遇与对话；也是同自己的相遇与对话。

3、学历低下的学生并不是一点一滴地转变的，而是跳跃式地一举成功的，而“合作学习”为这种机会提供了丰富的准备。

4、“合作学习”需要的是每一个人的多样学习的相互碰撞，是每一个学

生的平等参与。

5、“合作学习”的意义在于，通过与同学的合作，一个学生能挑战其不

能达到的水准。

6、“合作学习”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保障每一个学生“冲刺与挑战的学习”。“合作学习”往往能实现学生奇迹般的高水准的学习。

7、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科书的处理，作为专家的教师，其责任在于在课

堂中能够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这样说来，我们应当寻求的不是传授教科书

知识的效率，而是丰富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经验的效率。

8、就教师而言，唯有在课堂中建构了同每一个儿童沟通的放射线般的稳

定的关系，才可能追求每一个儿童和其他儿童之间的关系。

不止一次地读到这样的画面，孩子们围在一起。就一个共同的话题，各自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互相倾听着，互相分享着，共同进步着。在这样的学习中，孩子们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体现在主动地参与上，体现在思维的自由上。每一个孩子都是学习中的主人，他们拥有自己的学习权，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着自己的学习力，一起去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一起挑战新的学习高度，享受着不同层次上的成长和进步的快乐。在我看来，那是收获惊喜与感动的课堂，更是收获成长与进步的课堂。这时，脑海中也会浮现这样的画面：四十几个孩子

一律面对黑板，每一个孩子坐得笔挺，老师希望，每一双耳朵都凝神倾听，虽然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是课堂上的主人，能够踊跃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中来，可是，能够跟上老师的步伐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个人，所以，更多的孩子充当了听众的角色。所以，老师也没有办法能够停下来，等等这些同学，因为，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教学进度是否跟上，教案是否按照预定的在落实，所以，在几个同学的配合下，我们颤颤巍巍地走过了每一堂课的40分钟。哲人说过，因为我看过，所以我忘了；因为我听过，所以我忘了；因为我做过，所以我记得。所以，充当听众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是缓慢的，是微小的，他们最终只是成为了学习的工具，考试的工具，而非具有学习力、具有探究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会学习的人。那是因为，他们学得很被动，他们的学习力没有得到激发，没有得到提升。所以，我们的学习模式造就很多后进生，而我们的补差模式，那种哪里不会教哪里的补差模式，很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那种补差模式，耗时多成效却很低，导致学生厌学，老师生气，双输！所以，新型补差模式，应该让我们的“后进生”回到学习共同体中去，通过与同伴的合作，提升他们的学习力，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后进”成为暂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学习共同体中，孩子们的学习方法会相互传递，孩子们也能得到来自同伴的肯定和鼓励，我记得有位教育专家说过，相对于教师和同伴的肯定夸奖而言，孩子们更在乎的，是同伴的看法，而这，也只有在学习共同体中才能实现。

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被作者佐藤学称之为“风风雨雨的课堂”的课堂，那就是低年级的课堂。回想一下，我在低年级的这么多年，何尝不是造就了这“风风雨雨的课堂”呢，还有我们很多的低年级老师，总是在透支着自己的喉咙，总是用十二倍的体力在组织着一堂堂的课，课堂嘈杂，课堂喧闹，所以，儿童无法静心学习。我们需要营造的是温馨静心和美的课堂，老师，要让自己的声音如春风般如细雨般，孩子们说话也不用太大声，但是，每一张倾听的脸庞是那样的专注，让我们努力追求这样的课堂。

真的很敬畏，很崇拜，日本学校的这种学习模式，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变革的学习模式。我想，我们需要这样的变革。也许，变革是困难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一旦变了，效果一定是喜人的，它带来的将是师生的双赢，学生提升了学习力，而教师本人的研究能力、教师团队的科研氛围、科研能力、合作能力都将随之形成。

期待变革，期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