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哲学史》读书心得
读《中国哲学史》的几点看法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按照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分为上下两卷，各16章。子学时代讲先秦诸子，主要阐释儒家、道家、墨家以及易经哲学。经学时代则阐释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之后从儒家思想中延伸出来的经学，从董仲舒开始，到康有为、谭嗣同、廖平为止。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一词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在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他们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伦理学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哲学研究内容。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他们三人做注脚而已，仍离不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数千年后，我们依旧在试着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也代表着我们依然为这些问题或是这些问题所延伸的更多问题而感到困惑。
对“哲学”一词的定义，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讲到，希腊哲学家多分哲学为三大部分：宇宙论——目的在于探索对于世界的道理；人生论——目的在于探索对于人生的道理；知识论——目的在于探索对于知识的道理。这三种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末一直普遍流行，可见西方哲学史历史悠久，影响广泛。
二、中西哲学差异：
从横向来看，与古希腊这三位西方哲学奠基人对应出现的文明，便是在东方华夏文明历史中的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尤为重要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然而从“哲学”这一角度来看，这两个各处于中西方“轴心时代”的文明，却完全不同。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说明上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著作较少，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所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无系统。但这并不是说，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否则将不成其为哲学。而冯友兰先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冯友兰先生认为，西方哲学，每一部分都发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注重修养，不注重知识。对宇宙论的研究也较简单。中国哲学家除了一起即灭的名家外，都不重视逻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
中国哲学把人不同于动物的特质理解为“德”、“性”，中国哲学是主善的，由此孕育了伦理主义的人生论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主题是关乎人生智能，其特点是重人生修养，而轻知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主张以“仁”为根本，“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为仁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六艺之本，诸德之帅，闻道、为道是人生之本。一部《论语》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训，是以仁为基础的人生之道。
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是重求知，重为学。西方哲学把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理解为理性，西方哲学是主知的，它由此孕育并衍生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以“爱智”、求知为目标。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虽然以研究万物之本源或始基为己任，但是他们是用认识具体事物的方法去把握始基。柏拉图在其学院大门上书“不懂几何者请勿入此门”，可见他在招收学生时对知识重视；亚里斯多德更是把求知、理性作为人的本性，解读了人们对知识追求的所以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至理名言表达了他把对知识的追求、真理的热爱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西方近代哲学以重求知、重认识论为特征，是认识论哲学。
三、谈谈儒家哲学
儒家思想能够作为两千余年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被奉为官方合法的意识形态，这与其哲学思想、哲学追求是分不开的，其哲学思想就值得探究了。其实横渠先生的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终极追求。从全书来看，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与儒家思想的趋向性有很大的关联。上文中已经提到，西方哲学注重知识论，中国哲学注重人生论。而儒家思想基本观点，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识仁”、“体贴天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是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都可说是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其中的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更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藉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此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换句话而言，儒家哲学注重人生论，更重要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政治。儒家哲学强调“礼”与“仁”，由“礼”推演出一整套社会政治学说，由“仁”推演出一整套伦理道德学说。以政治伦理为特点的儒家哲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文学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教工具。作为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史上第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孔子就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和社会作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认为，学诗就是为了从政和专对，否则诗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孔子还把诗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而“兴观群怨”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事父”、“事君”。“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论的核心，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文论莫不对其进行阐发。汉王充提出文学应“为世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文学的这种作用在《诗大序》中发挥得更加充分，“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可以起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开宗明义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章的作用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唐宋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主张复古明道，提出“文以载道”说，把道统和文统结合在一起，把文学和道德合而为一。明清以降，从王夫之到叶燮的诗论也都显示出儒家的风采。甚至那些被正统文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也要根据“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发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声明。
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除了儒家哲学之外，对于道家哲学、玄学、佛学等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都有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由于中国哲学史内容太丰富、思想太深刻，本篇就儒家哲学做简要心得体会。
第二篇：《中国哲学史》读书报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作业
哲学读书报告
题 目：姓 名：学 号：专 业：指导老师： 《中国哲学史》读书报告
肖锦 1308230108 商学院经济一班
张小龙
《中国哲学史》读书报告
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国外哲学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联系，而中国的哲学则主要强调个人修养”。之后，我便想看一些中国的哲学书籍，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内涵。于是便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籍，以求增加自己在哲学方面的知识。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46-47年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任访问教授期间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后又经翻译为中文。书中大致按照时间的推移顺序主要介绍了不同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主要思想流派的主要思想、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们的个人经历。
冯友兰先生在开篇第二章中对中华民族的背景与特点与希腊文明相对比，做出了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精彩论述。这一观点现在为许多人所引用，但大多是为了对比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有的更是旨在强调我们性情中的不足。山与海确实是一精妙的比喻，但我想冯先生的本意还是在用地理的差异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而对思考方式及观念造成的影响阐述文化差异的根源。
在我们先前接受的教育中，中国社会在先秦时代是百家争鸣，汉武帝之后儒家得官方推崇而一枝独秀，后又兼有儒道释三种思想相互争论交融，但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既然时代不同，那么背景也不同了，思想方面，不同时期所谓的儒家的思想也就是不同了。每个时期的思想家都有他们独立的想法，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把新的思想藏在古训的包装下以求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大概相信古人之言是中国文化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将中国思想的历史分为子学时代（秦代以前）和经学时代（秦汉之后）。按照先生的观点，秦代以前，华夏大地出于诸侯纷争的阶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正处于变革，国家的概念正在逐渐的扩大，旧的政治制度正逐渐瓦解，新生事物的冲击，旧的传统不能很好的驾驭国家，在探索中，必然引发新的观点，一方面由于战争或其它原因一些贵族失去了土地、财产，沦为庶民，另一方面一些平民凭借一技之长或其他原因得到贵族的宠信地位上升。贵族流落民间也将知识传播到民间。这些都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而秦代以后，尽管偶有乱世，但基本上中国大地处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君王们出于统治的需要实行思想统一，思想家们形成的新思想，需要在古籍中找到依托，用冯先生的话说是在旧的瓶子里添水，而瓶子还能不断渐渐变大以满足需求。唯有整个社会的制度彻底的变了，旧瓶子被打破了，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新鲜思想的出现。纵观中国历史，新鲜的思想文化也更多的是在所谓的乱世大有发展。
与西方的哲学的纯粹理性思辨不同，在中国并没有真正专门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多数是为了现实服务，因此其强调其人文性，故每种思想打上了思想家的个人烙印，因此，正确理解一种思想的基本观念，必须先去了解思想家的出身背景与人生经历。
诸子百家百十家，起源各不同。汉刘歆曾尝试对诸子进行分类并追溯了其起源，冯先生做了修正总结。套用冯先生套用刘歆的话说：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儒墨对比。儒墨被韩非并成为当时的显学，它们的许多观点时针锋相对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作为贵族的后裔，尊礼乐，礼乐本来就是贵族生活的部分，他讲求回复西周旧制，根本上也是希望回复西周时期贵族的生活，所谓“礼乐崩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后人或是当时其他的人看来或许未必如此。与此相反，墨子出身与手工业者之中，算的上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尽管墨家被认为处于侠义之士，但从墨子的思想中可以明显的带有实用性的原则，这与底层人民追求最直接的利益有关。儒墨观念的一个重要冲突体现在丧葬上，孔子提倡厚葬，且子女要守孝三年，而墨子则认为人死了那草席一裹埋入土里就算完事了，该干什么还就干什么去。对于贵族来说，厚葬是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的，守孝是有闲的；对于庶民而言，私有财产本来就是缺乏的，大把的用在死人的身上是浪费，人们为了生存还要进行必要的生产活动，长时间的守孝自然是不合时宜的。观点的来源于不同。现在，我们大多数国人会理所当然的赞同墨子的观点，因为至少我们大多数都并不是可以经济上毫无顾虑的活着，又都被正常的生后所困住，厚葬自然是浪费个人与社会的资源。
书中有很多对儒墨两家做了很多对比，历史上也曾有很多人去比较它们的优劣。但我认为，某些地方他们并不具有可比性，有时候观点可以不同，无所谓的对错，无所谓好坏，只是立场不同。清末康梁在提倡变法时，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人们都搬出墨子的思想，批判孔子，批判儒家思想。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墨家的思想，扬墨抑孔是政治的需要。但在对待学术的观点时，如我之前所举丧葬的例子，也许应当站在不同的背景上讨论这些问题。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法家。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的观点是相信社会是进步的，孔孟也好，老庄也罢，都希望从过去找到思想的依据。无论儒家、道家、墨家都寄托着个人理想的成分，唯有法家任务们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立场本来就是站在国家即君主的立场之上，目的是维持国家机器高效的运转，法家人物们看到当世涌现出的很多问题矛盾在过去的年代是不曾有过的，故效仿过去不可能起到功效，唯有变革。反过来，单纯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的法家思想纯粹是一种治国方针，而非个人的处世准则，明哲保身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法家人物们的结局令人唏嘘。法家的最初的角度国家的整体，忽略了个人，因此他们崇尚暴力，缺乏人文的关怀，所以得到的抵制也最严重，直到后来的统治者们明白这点后外儒内法成了治国之纲。
魏晋玄学的恣意放达的人生观在当代一些人的眼中是颇具吸引力的。冯先生称之为新道家，但他们尊孔子为超越老庄的最高圣人，主张越名教，法自然。玄学即被尊为新道家，历史上凡是道家思想大多于乱世复兴，魏晋时期虽然有一段时间的统一，但政治上的黑暗是勿庸质疑的，正是因为对社会的失望，对当事的“名教”的失望，才会催生出所谓的“越名教”。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关于哲学的激烈讨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给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定义，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思想，包括理论、观点和路线、计划等，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做或行动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当然，我们论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恩格斯所比喻的平行四边形单个分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8页)，而是整体上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某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而且这种决定作用是表现在“斗争形式”等方面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处在开放的冲击中，许多人没有信仰，许多人对世事失望，这或许是玄学思想之所以被许多人关注喜爱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算不上内忧外患却也是内外都不踏实。对于这些问题，身边的同学们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热血排外者。我想我们如果真正想成为“天之骄子”，不可能不去了解这些。这些年报纸上屡见外国媒体评论认为随着中国的复兴国内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这个论调我们看着并不舒服，但细想来不无道理，确实我们有很多想法做法存在盲目性，说起韩国人有人不屑道“棒子”，前些年中国留学生殴打藏独分子的事件屡见报端，自尊心受到了侮辱后的报复那不是所谓的爱国。我们应该更关注眼下的现实，也许做不了什么，但至少要了解，然后还要相信前景是美好的。
总之，冯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基本观点，理解一种思想与了解它产生的背景密不可分。这样才能使得思维更加明细开阔。除了简单了解了各种中国文化思想，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历史的中国，新鲜思想总是于乱世涌现，抗战年代中国曾涌现出一批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家，而现在和平惯了却被称为是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大概只有经历着痛苦，才会反思的更多，历练的更多。为了成长，我们大学生应当去经历更多的东西。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这些现实（很多人说我们是象牙塔中不谙世事的），对于我们是丰富了阅历与看问题的角度，既然国家需要我们的力量，那么她需要怎样的我们？大学期间，我们经历一些更多的东西。
第三篇：西方哲学史读书心得
读书心得——《西方哲学史》
罗素在本书的绪论中提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哲学，从远古以来，就不仅是某些学派的问题，或少数学者之间的论争问题，它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书的开始分别是美国版和英国版的序，由此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本书的价值。美国版的序更多探讨的似乎是作者研究哲学的方向以及哲学家可能对社会甚至世界产生的影响。而事实上也是，云云哲学家，并不是每一位都能够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哲学家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更深远，而有的只能真正打动身边人的心。但我想不论属于这两类的哪一种，我们都不能否认作为每一个哲学家的思考能力。他们在生活中更多地关注了人，及本身，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都对社会的透析做出了贡献。至于英国版的序，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此书完成的感慨，也就是在这其中，罗素不断收集史料以及得到的他人也包括了他的妻子的帮助。我想，要面对一种可以说并没有什么生命力的资料时，他反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去深入了解，这样的精神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这就好像，其实生活中那么多抱怨的人，观众那么多，如果是真正投入去做某件事，观者肯定会体会到其真诚的心意的。
“既然我们并不是不死的神仙，则凡写这样书的人，其对于书中任何一部分所花费的时间，势必比一个集中精力于一个作者或一个短时代的人所能花费的时间要少。有些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们会断言：涉及广泛范围的书根本就不应当写，或者，如果写的话，也应当由许多作者的专题论文所组成。但是许多作者的合作是有其缺点的。如果在历史的运动中有任何统一性，如果在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任何密切联系；那么，为了把它表述出来，对前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应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加以综合。一个研究卢梭的学者在正确叙述其和柏拉图与普鲁塔克书中的斯巴达的关系方面可能有困难，一个研究斯巴达的历史家未必就能先知般地意识到霍布斯、费希
特和列宁。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显示这样的关系，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进行广泛范围的考察才能完成。”关于罗素笔下的西方哲学史，并未像梯利一样，对书的脉络非常清晰，分别有：古希腊哲学、早期中世纪哲学、中期中世纪哲学、晚期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中期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现代哲学。如此清晰的条例并非罗素想要表达的哲学的历史，而只能作为了其参考书籍形式的出现。作为罗素来讲，我想更多针对的是部分哲学观点而不是对历史顺序的追究。
早期的罗素是个研究数学的科学家，他的《数学原理》一书时二十世纪重大的科学成果。而后，在他踏上德国的土地，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随后发表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在此后的多年间，罗素都并未忽视对哲学领域的探索。他于1905年在《心灵》杂质上发表了《论指谓》这一名文，该文确实出自他对逻辑学的研究并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基础。他于1911年发表的《亲知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首次阐明了这两种知识间的重要区别。1912年，他在“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哲学问题》一书，他对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满意，因为它包含了他的许多基本哲学观点。1914年3月，罗素赴美国，在哈佛大学开课，为诺威尔讲座作系列讲演。他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讲演稿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为题于1914年8月出版。该书所采取的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它把罗素置于约翰·洛克、贝克莱、大卫·休谟和穆勒的继承者的行列。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在剑桥大学时罗素信奉唯心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但是在1898年在摩尔的影响下罗素放弃了唯心主义，转而研究现实主义，并很快成为“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罗素此后始终强调现代逻辑学和科学的重要性，批判唯心论。罗素的分析哲学由此诞生：通过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哲学家们就能够更容易地推导出结果，而不会被不够严谨的语言所误导。罗素认为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不同只是在于其研究的方向哲学研究更广泛的内容），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相同的。哲学和数学
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一种理想的逻辑语言。
作为一本史书，我想《西方哲学史》确实可以接触西方哲学的平台。作者罗素在这之中阐述很多个人观点，有些甚至沿用至今。个人来讲，哲学作为一项追溯至世界本源的学科，完全值得大家去亲身体会并对其加以思考。很多人都觉得哲学抽象，没法被融入生活。而实质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即是哲学的一方面，哲学是个大范畴。而看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体会，也是让我铭记于心的是，诚然我们生活可能做了很多努力，偶然也会停留做片刻休息，只是休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不断地做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有想过事情本身的意义。如果意义不大的时候，那就成了无用功。倒不如有时候借着一股巧劲去完成。这本书带来的最大的价值我想还是思考，它会透过历史的角度告诉你如何思考，这就是教会你怎样变得更明智的方法。
第四篇：读《中国哲学史》的心得论文
读《中国哲学史》的心得
现在在谈论哲学时，许多人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作为普遍的哲学，而否认中国有哲学。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中国哲学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
《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划分为四个阶段，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源、对立面的转化是普遍规律，达到了先秦辩证法的最高水平。
汉至唐代的哲学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抛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崇尚黄老之学。其内容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改造，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黄老之学。黄老主张清静无为，有利于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与恢复经济，在汉初盛极一时。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汉代哲学思想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古今变迁等问题展开的。
先秦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政权，用唯物论动摇了奴隶主贵族制造的天命鬼神观念，而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又创立了崇信天命鬼神的新形式。天人关系又成为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宣称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相互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也会以灾异“谴告”人。董仲舒的理论，一方面“屈民而伸君”，维护君权的尊严；一方面又“屈君而伸天”，用天意限制君权的膨胀。
汉代思想家从陆贾、贾谊开始，大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把它作为哲学思想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汉代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的探索与回答。董仲舒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不变化的，虽然形式上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变迁,周而复始,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际上他把王朝的更替归结为“天意”，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淮南子》则认为社会历史总是因时而变、制宜而适的，“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坚持了进化历史观，司马迁力图从得失成败兴亡中说明历史变迁的原因，否认“天道有知”，能主宰历史的变迁，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扬雄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肯定继承和变革都是必要的。王充反对复古主义，提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的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昌衰兴废皆天时也”。他试图探索国家兴衰治乱的经济根源，指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但是王充对于“时数”的理解包含有宿命论的因素。东汉末，仲长统否认君权神授，认为任何王朝都有其由盛至衰、至灭的过程，把这视为历史演变的“大数”。他对挽救当时的危机持悲观态度，把希望寄托于大乱过后的“来世圣人”。汉代进步思想家，大多承认历史是变的、进化的，并对影响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有所探索。
隋唐时期，适应全国政治大统一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尤尊佛教，使以心性问题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广为流传，其理论思维水平达到中国佛教思想史的高峰。与此同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反对二教的斗争，提出道统说，同佛教的“法统”相抗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始终存在儒佛之争。佛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神学体系，曾编造了一个由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的传授体系，称为“法统”。唐代中期，韩愈为了对抗佛教，著《原道》，提出了儒家道统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依次相传，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结果使佛老学说统治了人们的头脑。韩愈以继承孟子自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恢复和发扬儒家的“道统”。所谓“道”，即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认为，只有儒家“道统”才是正统，是封建社会唯一合法的思想。他批判佛老的“清净寂灭”之道，反对佛老“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主要锋芒指向佛教，把“先王之教”同“夷狄之教”对立起来，以激发民族的意识与感情。韩愈在佛老盛行的时期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对于以后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刘禹锡重新提出天人关系问题，对天人感应论展开了批判。柳宗元明确提出，天无意识，不能“赏功而罚祸”。谈到天地起源问题时，他认为，“上下未形”之时，“惟元气存”。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认为强者制服弱者是自然规律；建立礼义法制，赏善罚恶，是社会准则。刘禹锡初步论述了自然规律与社会准则的区别。他的结论是“天与人不相预”,天不能“预乎治乱”；人不能“预乎寒暑”,反驳了天人感应的迷信，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见解是唯物主义的，他们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较前有所深入，但没能从唯物主义观点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分析批判。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
宋元明清哲学是以理学为特征的。理学思潮兴起于北宋中期，南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逐渐衰落。理学以儒家孔孟学说和《周易》的哲学为基础，吸取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普遍讨论“形而上”同“形而下”的相互关系一类理论问题，同时又很重视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它在总结以往哲学,特别是玄学和佛学理论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方式更加深入广泛地讨论了各种哲学问题，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是围绕理气、心性、知行、两
一、古今等问题展开的。
理气、道器 理与气，是宋代哲学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范畴。张载以“气”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朱熹兼采张、程，以理为
降动静相感之性”，即运动变化的功能；气的聚散变化过程谓之道；还认为气的变化有一定法则，称之为“理”。张载哲学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性质。
程颢、程颐继承并改造了先秦哲学中“理”的范畴，认为天地万物统一之“理”是宇宙的本原。程颢提出“天者理也” 的命题，指出“道” 与“器” 的区别，承认二者的统一关系。程颐严格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认为“气”是“形而下”的，不是世界的最高本原；“理”或“道”是“形而上”的，是天地万物的最后根据。朱熹更明确地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认为从形而上下的关系来说，应说“理是本”。朱熹又宣扬“理在事先”、“理在物先”，肯定理对于客观事物的
第五篇：中国哲学史感想（共）
近来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觉得没什么大的感觉，像是读了一遍旧书。因为我以前读过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内容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作为哲学爱好者的我，对哲学喜爱，当然也包括中国哲学了，感想还是很多，学到的东西也是不少的。
从哲学史上，几乎就可以看出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了。冯友兰的这本书分为两篇，子学和经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概括了。
子学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百家争鸣，为中国的文化奠定了基础。那是一个文化辉煌灿烂的神奇时代，哲学家辈出，他们的思想覆盖方方面面。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哲学家们畅所欲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那是独一无二的时代，在此之后的中国再也找不出文化那么自由的时代了。春秋战国虽然是七百年的乱世，但是同样孕育了无与伦比的文化。
经学时代，就是儒释道发展融合的时代。我之前认为，儒释道数千年来，发展都不大，不可能与子学时代相提并论的。但是随着我的接触加深，自学时代人们智力水平和到明朝的时候智力水平是无法比较的，在哲学思想中就能反映出来。比如明代的王阳明，看了有关他的哲学思想后，发现，他的思想不可能用主观唯心主义一个名词概括的，那些看起来很荒谬的言论，其实是有着震撼人心的伟大的道理。
从《易》开始，到百家争鸣，到汉代的经学，无数的文人墨士，无数光辉闪耀的智慧之潮，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灿烂多姿的文化。千百种思想，或交织或碰撞，摩擦出最最神奇耀眼的光华。
书本中提到《华严经》是佛教哲学的极致（大乘圆教）。无碍法界观，这是从认识论出发的，这是在讲形而上学，这个和辩证法感觉也差不多。不过就其论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言，我就当然觉得大乘佛教的这个无碍法界观最为厉害啦——这个就是马克思说的认识论中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了。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哲学，如今已经远远落后与西方世界了。差距是在于近代以来出现的。经历了文艺复习，启蒙运动的西方，西方哲学已经把中国哲学远远抛在了脑后。这个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在文化的政策制度上不够自由造成的。如果当今中国能有像唐代那样的文化政策，有三教并行般的大气和包容，中国这条龙怎么能不腾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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