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

第一篇：重读鲁迅

重读鲁迅

演讲人：杨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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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我从鲁迅的文化血脉、哲人眼光、志士情怀、巨人智慧等多元角度，以古今文献、金石文物、野史杂著、风俗信仰、地域基因、时代思潮以及鲁迅的深层生命体验方面的丰富扎实的材料，对220余篇文章进行有根柢、有趣味、有独到眼光的评点。这实际上是为五四前后的半个世纪的文化精髓谱系作注，为20世纪最深刻的一位思想文学的巨人，作方方面面的解读。以一人之力进行如此充满挑战性的事情，诚如《诗经》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今将这些评点奉上，意在获得更多的批评指点。

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此后我发表的若干关于鲁迅的文字，创造了个人学术生涯的颇有几个“第一”。1981 年上半年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4年4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综论》，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由此迈出的最初的学术脚步，是我后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并孜孜矻矻探寻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源和本质的第一个驿站。选择这个学术思想出发的驿站，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奔袭，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于是在最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8月)，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地大清理。清理的结果，使我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有此标杆，令人在思想学术上不容稍微懈怠。

最近，我把总字数133万言的这三份材料，作了一次校对，把校勘所得写成两篇文章：《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如何推进鲁迅研究》，每篇都是两万多字，前一篇还是草稿。文章写得很匆促粗糙，只不过想把近年重回鲁迅的心灵轨迹作一番清理。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往思考这个问题，往往罗列鲁迅的一系列观点，不妨换一个角度，鲁迅在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上留给我们什么启示。观点是具体的，容易随着历史的行进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质或思想方法，则具有潜在的普适性，运用之妙，可以进入新的精神过程。

严峻深邃的眼光

鲁迅有33篇小说，有16篇写到“眼光”。《奔月》写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把一 个看作人物精神的要紧处。《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绛洞花主·小引》谓对于《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眼光是认知世界关键。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说： “读书须眼光透过纸背，勿在纸面浮去。”

在《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每一本书中，都夹着我手写的书签：“读鲁迅可使心灵的眸子如岩下电。”强调的也是“眼光”。香港版《鲁迅作品 精华》作《弁言》也说过：“我们观察中国事物之时，灼灼然总是感受到他那锐利、严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什么，申斥着什么，期许着什么”；“‘鲁迅眼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 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鲁迅学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从而使他丰厚的学 养和深切的阅历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历史通识。”

比如解剖国民性的命题，《阿Q正传》写阿Q式的革命：阿Q所梦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连自由党都讹成“柿油党”，反而《三国》《水 浒》《封神》等小说及地方戏剧《龙虎斗》中的各种兵器，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带有民俗狂欢的讽喻性。鲁迅眼光看透了群体潜意识。鲁迅有一个透入人们灵魂的发现：“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调集·谚语》)这是鲁迅的眼光，那种认为鲁迅解剖国民性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殖民思想”，是离开事物的本质，或把事物本质虚无化的不实之论。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还说：“谁能设想鲁迅仅凭一枝形小价廉的‘金不换’毛笔，却能疾风迅雷般揭开古老中国的沉重帷幕，赋予痛苦的灵魂以神圣，放入一线晨曦于风云如磐？他对黑暗的分量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一进入文学旷野便以身期许：‘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靑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赋予新文化运动以勇者人格、智者风姿。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读鲁迅，可以领略到一种苦涩的愉悦，即在一种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体验着他直视现实的‘睁了眼看’的人生态度，以及他遥祭‘汉唐魄力’，推崇‘拿来主义’的开放胸襟。他后期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活生生的，毫无‘近视眼论匾’(参看他的杂文《扁》)的隔膜。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关于家族、社会、时代、父子、妇女，以及文艺与革命，知识者与民众，圣人、名人与真理一类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通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智慧禅悦。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类乎‘过客’的精神驱动力。”

鲁迅杂文，得力于他那种随手拈来的杂学。民初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练内功。思想痛苦的医治，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没有民国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经，搜集汉画像和金石文物，就没有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鲁迅。

鲁迅的人文兴趣广泛，少好绣像、俗剧，长嗜古碑、汉砖和木刻，借以体验文化趣味和古人心灵。文学家的鲁迅，是以博识者作为其文化修养背景的，1925年作《看镜有感》一文，写得如此驱遣自如，诚然显示了博识者风采。杂文，乃是鲁迅创造的与民族国家共患难的文化方式。

强悍的骨头

鲁迅是大智大勇的启蒙斗士，《自嘲》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骨头之硬，来自鲜明而热烈爱与憎的锤炼和淬火。“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女吊》写一种“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吗？鬼本该连着“黑暗”和“死”，鲁迅却从中激活强悍的生命，由此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上无可重复的意义方式和意义深度。

悲悯求索的情怀

由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惊世骇俗，到1919年写《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间，鲁迅小说形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显示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渊深莫测。在《孔乙己》中，鲁迅捡起故乡街市有如随风飘落的一叶陈旧人生的碎片，夹在狂飙突起的《新青年》卷页之间，由此审视着父辈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运，行文运笔充满着悲悯之情。这就是他们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吗？其地名、其人名，充满反讽的张力。

不仅文章与文章之间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创，而且书与书之间呈现了精神求索的独特的深度。《呐喊》冲击力强，《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启蒙。辛亥过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讲理学的本家叔辈老监生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似乎历史并没有由于思潮推涌而迈步前进。

《孤独者》反思“孤独”。胡适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里面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的话：“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对此深度反思的结果，孤独的魏连殳，怎么能说的“世界上最强的人”呢？他只有一句“我还得活几天”，这是魏连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复鸣响。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出卖人生价值为代价的，胜利意味着失败：“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伤逝》沉浸于对更年轻一代知识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开头就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忏悔格调。哀婉源自对青年知识者的青春礼赞，以及对青春失落的哀伤。其中剔出了一种“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学”：“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这条摆脱不掉的细线，就是社会习俗、宗法势力、经济体制，左右着青年知识者的命运。《离婚》反思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翻滚后，乡村依然是士绅的厅堂原则压倒和制约着乡野原则。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屁塞”，轻而易举地打翻了爱姑的“钩刀脚”，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无物之阵”。

至于《如何推进鲁迅研究》，就不准备细讲了。其中认为，鲁迅是一口大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依然觉得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 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我讲了推进鲁迅研 究的五个维度，即更深一层地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根本性了。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 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他是把思潮和血脉并举，而使之相互对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义和国人之自觉。思潮离血脉而浮，血脉离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脉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鲁迅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转换流向和形态。如鲁迅所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 是发声器，才会共鸣。”(《热风·圣武》)血脉是解释思潮为何及如何“着火”“出声”“共鸣”的内在根据。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比如解释《朝花夕拾》开篇的《狗·猫·鼠》，就可以启动地域文化和文献学的角度，上溯到八百年前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五有《赠猫》绝句云：“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这对猫的捕鼠功劳相当感激，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述“猫，都人畜之，捕鼠”；陆游又借猫来吐露家境的贫寒，连累了猫也挨饿受寒。到了《剑南诗稿》卷三十八，又有《嘲畜猫》诗曰：“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鱼餍足，不顾鼠纵横。欲骋衔蝉快，先怜上树轻。朐山在何许，此族最知名。”注云：“俗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惟不教上树。又谓海师猫为天下第一。”陆游为山阴(今绍兴)人，与鲁迅有同乡之仪。鲁迅幼年听到的故事与这里的“俗言”一脉相承，但鲁迅听到的猫是虎师傅，陆游却说是“虎舅”，加了一层亲缘关系。

又比如，讨论鲁迅的美术关注，以发现“东方美的力量”为主旨。1935年，他给木刻家李桦写信：“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 页)他由此设想一种新的美学形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鲁迅。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二十年的两端，购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里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鲁迅收藏的山东嘉祥等地的汉画像拓片405种，多是民初沉默期所得；南阳汉画像246种，则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通过王冶秋转托相关人士拓印所得。许寿裳称赞：“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页)。其间曾用南宋人洪适《隶续》校订《郑季宣残碑》。考证古碑时，对清人王昶(号兰泉)的《金石萃编》多有订正。1915年末，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清人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鲁迅的金石学、考据学修养，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的，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东方美的力量”，借以遥祭“汉唐魄力”。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来源：光明日报

第二篇：重读鲁迅有感

重读鲁迅有感

永娟闲话

所谓经典常读常新，假期重读鲁迅先生的经典之作，对此感触颇深。

一直以来，我们重视的都是鲁迅作品的思想：他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批判啦，他对国民性的揭示啦等等，也就是他“思想家、革命家”的一面，而似乎没有特别关注他“文学家”的一面。即使有对他的作品的艺术特点的分析，但最终还是要上升到“主题思想”.又或者当年老师是讲过的，我没甚留意？等我做了老师，主要讲的是鲁迅的几篇杂文，对于他的小说、散文这些纯文学的作品就没有接触过了，遑论分析。

可能因为近来喜欢摆弄一些文字，又常常感到自己写的东西只是文字的堆积，虽多少有一些情感的浸润，却始终轻飘飘的，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厚度。于是我想到了以思想深刻著称的鲁迅，决心重读鲁迅的作品，从中汲取思想的甘霖，希望对肤浅、幼稚、感性的我有所裨益。

放假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了三卷本的《鲁迅全集》，假期在吃喝玩乐之外也惦记着翻一翻、读一读。

出乎意料的，当我重读《呐喊》、《彷徨》中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被鲁迅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深深地吸引住了。读到精彩处，甚至忍不住拍案叫绝！一面不住地感叹鲁迅真是写小说的圣手，一面奇怪自己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明天》写寡居又丧子的单四嫂子的不幸和遭受的欺辱。单四嫂子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去看病，蓝皮阿五主动提出帮她抱孩子，“单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他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五。”但推让不过，终于许可了。

“他便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之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单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

简单的一句描写，写出了蓝皮阿五的无耻：表面上是要帮助单四嫂子，实际上却是乘人之危，占她便宜。占了便宜，“走了不多时候，阿五又将孩子还给他，说是昨天与朋友约定的吃饭时候到了”,就扭屁股走人了。真是可恨、可恶！也写出了一个守寡的女人的生理、心理反应。

小说中对于周围人对单四嫂子的冷漠、无情的描写，也是这样淡淡的笔墨，却让人觉得冷入骨髓。单子嫂子绝对是中国文学作品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的典型。

《药》中给华老栓提供了“人血馒头”的康大叔来他的店里，边喝茶边夸耀自己的能耐：“……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这里有一个细节：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

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一动，我想每一个做了母亲的人都会对华大妈的表现了然于心。别说是“痨病”,就是别人说自己孩子一点点的不好，作为母亲，心里总会多多少少不舒服一下吧。“痨病”这两个字戳中了华大妈的痛处，但她是不会接受儿子得了痨病这个事实的，更不能接受别人说她儿子得的是痨病。所以会变了脸色，会不高兴。但是，说这话的又是她儿子的“救命恩人”,她得罪不起，所以又“堆上笑”,但又不愿再听，就“搭讪着走开了”.小说最后写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给儿子上坟时看到夏瑜的坟顶有一个花圈，“华大妈忙去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清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

后来夏四奶奶想让乌鸦飞上她儿子得坟顶，以此表明这是她儿子在显灵。等了许多的功夫，那乌鸦也没有动。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

这两处细节描写写出了华大妈对另一个同样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有同情（小说前面写到怕夏四奶奶伤心得发狂，就劝她回去），又有对“她儿子坟上有花，我儿子没有”的嫉妒，又有发现“她儿子不会显灵”后的轻松的复杂心理，真是惟妙惟肖。

如果不是做了母亲，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由此我深感读者的生活经验对于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反过来讲，鲁迅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却能如此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女性、母亲的心理，真是了不得！

如果说这两部作品让我佩服鲁迅对女性心理的刻画，那么《狂人日记》完全从一个“精神病”的视角去写，就更让我惊叹了。一个正常人怎么能写出精神病的感受呢？且看鲁迅的妙笔：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就这一句“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一个“妄想症”、“迫害狂”的心理就被活脱脱的揭示出来了。

以前读《狂人日记》只记住了翻开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记住了“救救孩子”,现在从“叙事角度”的角度去看这篇小说也很有意思。

还有《故乡》。再读《故乡》，引起我更强的共鸣，这是初读时绝对没有的体验：“我”的故乡和我的故乡慢慢地叠加起来，“我”对故乡的感受也和我不久前回老家的感受重叠起来。

“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读着这些文字，心里真是无尽的伤感啊！我回老家没有见到儿时的伙伴，怕是见了，也如“我”和闰土那般物是人非，相见两无言吧！

还有《社戏》里弥散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晚，也是那么动人！谁说鲁迅只看到丑，只看到恶？在他的心里也藏着这样纯净的美好啊！

……

哎呀，读着读着，突然意识到读了一通鲁迅，注意的还是这些“细枝末节”,忘了希望通过阅读，能让自己的思想变深刻一点的“初心”.但是我又想，鲁迅的作品之所以有那样深刻的思想性、批判性，正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些最富表现力的细节，并用最精妙的艺术形式将它们组织起来。如果把鲁迅的小说比作精致的艺术殿堂，那么它的思想性就是从这些细致处闪现出来的，而不是用一块块名叫思想的砖头胡乱的堆砌起来的。惟其如此，他的小说才更撼动人心，不是吗？

拓展阅读：重读鲁迅读些什么？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往思考这个问题，往往罗列鲁迅的一系列观点，不妨换一个角度，鲁迅在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上留给我们什么启示。观点是具体的，容易随着历史的行进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质或思想方法，则具有潜在的普适性，运用之妙，可以进入新的精神过程。

严峻深邃的眼光

鲁迅有33篇小说，有16篇写到“眼光”.《奔月》写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绛洞花主·小引》谓对于《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眼光是认知世界关键。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说：“读书须眼光透过纸背，勿在纸面浮去。”

香港版《鲁迅作品精华》作《弁言》也说过：“‘鲁迅眼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

比如解剖国民性的命题，《阿Q正传》写阿Q式的革命：()阿Q所梦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连自由党都讹成“柿油党”,反而《三国》《水浒》《封神》等小说及地方戏剧《龙虎斗》中的各种兵器，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带有民俗狂欢的讽喻性。鲁迅眼光看透了群体潜意识。鲁迅有一个透入人们灵魂的发现：“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调集·谚语》）这是鲁迅的眼光，那种认为鲁迅解剖国民性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殖民思想”,是离开事物的本质，或把事物本质虚无化的不实之论。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还说：“谁能设想鲁迅仅凭一枝形小价廉的‘金不换’毛笔，却能疾风迅雷般揭开古老中国的沉重帷幕，赋予痛苦的灵魂以神圣，放入一线晨曦于风云如磐？他对黑暗的分量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一进入文学旷野便以身期许：‘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靑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赋予新文化运动以勇者人格、智者风姿。

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读鲁迅，可以领略到一种苦涩的愉悦，即在一种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体验着他直视现实的‘睁了眼看’的人生态度，以及他遥祭‘汉唐魄力’，推崇‘拿来主义’的开放胸襟。他后期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活生生的，毫无‘近视眼论匾’（参看他的杂文《扁》）的隔膜。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关于家族、社会、时代、父子、妇女，以及文艺与革命，知识者与民众，圣人、名人与真理一类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通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智慧禅悦。

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类乎‘过客’的精神驱动力。”

鲁迅杂文，得力于他那种随手拈来的杂学。民初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练内功。思想痛苦的医治，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没有民国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经，搜集汉画像和金石文物，就没有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鲁迅。鲁迅的人文兴趣广泛，少好绣像、俗剧，长嗜古碑、汉砖和木刻，借以体验文化趣味和古人心灵。文学家的鲁迅，是以博识者作为其文化修养背景的，1925年作《看镜有感》一文，写得如此驱遣自如，诚然显示了博识者风采。杂文，乃是鲁迅创造的与民族国家共患难的文化方式。

强悍的骨头

鲁迅是大智大勇的启蒙斗士，《自嘲》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骨头之硬，来自鲜明而热烈爱与憎的锤炼和淬火。“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女吊》写一种“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吗？鬼本该连着“黑暗”和“死”,鲁迅却从中激活强悍的生命，由此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上无可重复的意义方式和意义深度。

悲悯求索的情怀

由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惊世骇俗，到1919年写《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间，鲁迅小说形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显示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渊深莫测。在《孔乙己》中，鲁迅捡起故乡街市有如随风飘落的一叶陈旧人生的碎片，夹在狂飙突起的《新青年》卷页之间，由此审视着父辈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运，行文运笔充满着悲悯之情。这就是他们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吗？其地名、其人名，充满反讽的张力。

不仅文章与文章之间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创，而且书与书之间呈现了精神求索的独特的深度。《呐喊》冲击力强，《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启蒙。辛亥过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讲理学的本家叔辈老监生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似乎历史并没有由于思潮推涌而迈步前进。《孤独者》反思“孤独”.胡适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里面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的话：“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对此深度反思的结果，孤独的魏连殳，怎么能说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呢？他只有一句“我还得活几天”,这是魏连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复鸣响。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出卖人生价值为代价的，胜利意味着失败：“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伤逝》沉浸于对更年轻一代知识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开头就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忏悔格调。哀婉源自对青年知识者的青春礼赞，以及对青春失落的哀伤。其中剔出了一种“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学”:“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这条摆脱不掉的细线，就是社会习俗、宗法势力、经济体制，左右着青年知识者的命运。《离婚》反思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翻滚后，乡村依然是士绅的厅堂原则压倒和制约着乡野原则。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屁塞”,轻而易举地打翻了爱姑的“钩刀脚”,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无物之阵”.深且广的文化血脉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根本性了。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他是把思潮和血脉并举，而使之相互对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义和国人之自觉。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二十年的两端，购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里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

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的，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东方美的力量”,借以遥祭“汉唐魄力”.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来源：光明日报

第三篇：百年辛亥,重读鲁迅

作者：王奕 鲁迅——《药》

一个为了拯救贫困交加民众的革命者的血，被刽子手做成了血馒头，给被拯救的人吃了，尔后在刽子手一片“包好”的叫喊声中、在众人恭维奉承声中死去了。这是一幕多么叫人心碎的悲剧！

这就是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写的小说《药》的故事。

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鲁迅用洗练的手法，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群众愚昧、落后；刽子手凶残、狡诈；革命者严重脱离群众的历史悲凉画卷。夏瑜本是为了推翻清王朝统治而造反的，但是他的正义行为连他的母亲都不明白，失去了革命应有的最基本群众。夏瑜之死，驼背五少爷幸灾乐祸，花白胡子认为他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丝毫不同情；更有可悲的是华老栓把他的血奉为神灵妙药，一心希望用它来治好小栓的病。在茶馆里，刽子手康大叔成为了贵客，为人所尊敬。夏瑜成为了作践的玩物。革命者的鲜血不但没有唤起民众，反倒增添他们愚昧的欲望。

夏瑜的革命为什么失败？这里不是把原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吗？群众不理解革命，而革命者又严重脱离群众，失败是必然的。

《药》中的夏三爷的无耻，红眼睛阿义的贪婪、刽子手康大叔的凶残卑鄙无不增加了悲剧的色彩。这些人物的丑恶嘴脸不但没有遭到茶馆了群众所憎恶，反而增添了他们的快活，真可谓悲哉！

透过《药》中的人物形象，我仿佛看到作者忧虑而又无奈的神情，好像听见他正在倾诉：这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有多深？清除这悲剧的办法又在哪里？

医治麻木心灵的“药”

《药》，这篇鲁迅的力作，是医治心灵麻木的良“药”。

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不仅用他那泼辣的笔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刽子手的凶残，而且对那些善良可却十分愚昧落后的群众进行了深入剖析。

华老栓这位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下的中国20世纪初的无知、落后的群众形象，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他对有病的儿子倾注全部感情，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换了“药”。他对这“药”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根本不去问这“药”的来源。他几乎忘记了自己和康大叔的对立地位，而对他毕恭毕敬，感激不尽。然而就是康大叔拿来的人血馒头使小栓夭折了，使华老栓希望破灭了。

无须多听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人的言谈了，我们的心已经无法沉痛了。夏瑜的希望永远不能实现了吗？不！他的坟墓上不是清楚出现“花圈”了吗？这“花圈”足以使麻木的心灵开始震颤了。华小栓的死难道还不能使华老栓觉醒吗？而一切有志拯救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者还不应从夏瑜的悲剧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吗？

要想革命成功，必须鼓动群众、联系群众，千百万人民群众起来之时就是革命胜利之日。这是鲁迅为了医治旧民主主义的“病”而开的一剂良“药”。

黑暗的社会 罪恶的黑手

一座小镇城门外，坟墓众多，凄惨荒凉，而阔人家祝寿的馒头硕大，这个社会贫富对立，界线分明。

这是《鲁迅小说》中的《药》的场景。华老栓一家处在社会的底层，盖着“满幅补钉的夹被”，一包洋钱是他家的命根子。孩子有病无处求医，只能乞求刽子手。这样的社会还不黑暗吗？黑暗！但更使人感到黑暗的是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他们用封建迷信的反动思想毒化、腐蚀劳动人民，愚弄群众，驱使他们日益麻木、无知、落后。

黑暗的社会产生了无耻、卑鄙的刽子手。在《药》中，我们很难断定是哪一个人杀害了革命者夏瑜，但康大叔、夏三爷、红眼睛阿义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他们首先使我们产生了憎恶之情，进而推及到整个封建阶级。康大叔的凶狠、贪婪表现了封建阶级的本性；夏三爷的卑鄙无耻，表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红眼睛阿义则不过是封建势力的忠实爪牙，靠主子来维持他的生命。

纵观全文，黑暗罪孽丛生，读完之后，感情愤怒达到了极点。

悲痛而不失望 黑暗依见光明

悲痛！革命者夏瑜、贫苦民众的儿子华小栓都死在了封建统治阶级手下。黑暗！这个社会反动势力的凶残、群众的愚昧，很难见到火光。

但是悲痛中存在着希望，黑暗中依稀可见那微茫的火光。华小栓的死，戳穿了骗子的谎言；夏瑜的死，激励着同志们前仆后继，继续前行。麻木终会有头，刽子手的血债必须偿还。

在悲凉萧瑟的墓地，鲁迅让夏瑜的坟上出现了一个花圈，使令人窒息的气息里透出了一丝光明，展现了革命者并没有屈服的现实，催人振奋，教人前行。

一个小小的花圈展现了鲁迅对未来必胜的信念，鼓舞着人们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为了未来美好的新生活！

第四篇：重读鲁迅先生的《故乡》

重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作品

我之前已多年没接触先生的作品了。

按说，一个工科生，和先生的作品的关系确是不大，但口中却会不时地冒出一两句来自于先生的口头禅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此看来，到还有些关系。

一谈到先生的作品，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啊Q，不是孔乙已，而是闰土，那个先生少年时的朋友，当然，也仅限于少年时。会有这种反应，大概是因为同样处于少年时的我，便读到了这篇文章，从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故乡》是写鲁迅先生自身的故事，我觉得但凡看这种写自己的文章，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都是很重要的。《故乡》是鲁迅1919年从北京回故乡的见闻.但它深刻地概括了1921年前三十年内，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由此，我可以想象出文章开头时描写家乡的萧条景象，那正是整个社会的反映：农民们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到头来连维持温饱都困难，这也为下文写闰土的变化作下了铺垫。

接着文章写到了闰土和迅哥儿的相识，及与其分别时显露出的深厚感情。从小在城市生活的我也如同鲁迅般深深地喜欢那闰土描述的海边的乡村景色，同时也为两个少年即将分离而无奈：“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我能想象出两个一见如故的少年要分离时那种情景，也在期待两人的重逢。

但，物是人非，二人再见时，双方的身份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其时，正如“豆腐西斯”所说，迅哥儿阔了，而闰土，则成了他父亲一般在海边种田的人。两人的身份地位不允许他们再兄弟相称，我不想相信而不得不信，他们最终会成为陌路人。

而宏儿和水生，便如二十年前的迅哥儿和闰土一般，也成了好朋友，甚至在离开故乡时，宏儿还想去水生家里玩，一如二十年前的迅哥儿。至于二人到了以后会怎么样，鲁迅则以为他们都必须有自己的新生活，上一辈人未曾有过的新生活。

造成迅哥儿和闰土之间隔阂的除了旧社会的腐朽之外，他们自身不敢于去冲破社会阶层的约束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假如当时每个人都能走出那一步，地上自然就有了路，后人也就能沿着路越走越远......

第五篇：《 伤逝》重读

《 伤逝》重读

— 浅析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

摘要： 《伤逝》是鲁迅的唯一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两个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深受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从争取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生活到最终发展成一场爱情悲剧的爱情故事。造成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有：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脱离了社会的解放；两人的个性原因；人性的弱点、人与人的隔膜；爱情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日常琐碎事务对于爱情的消解力量。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涓生和子君不懂得个人的解放必须从属与社会的解放。

关键词：爱情悲剧原因；二人个性原因；经济问题

关于《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原因，多年来人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揭示，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对于他们的爱情悲剧，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脱离了社会的解放

作为在五四运动大思潮中诞生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子君和涓生，他们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想，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追求幸福，同时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但在当时那个封建、守旧、冷酷的社会，他们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他们将个人的解放和自由爱情与整个庸俗、僵化的社会的解放孤立开来，如此，当他们需要他人的帮助的时候便无处可寻，处处碰壁，他们终究逃不出封建牢笼的束缚，也无法从那个冷酷无情的压迫成风的社会中解脱出来。

再者，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了新思想新文化,但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封建思想意识并不是即刻就被一扫而尽的,它仍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当时的青年们追求自由恋爱.但是,这浪潮仅仅使都市里的空气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变化的发源地首先是在学校.而对整个社会来说,传统的、守旧的思想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思想被视为新潮,这种思想的实践者被认为是异端另类,他们往往要遭受到人们的歧视与非议,行走在一条异乎常人的道路上.在当时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也不能容忍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爱情任由发展，封建礼教会迫使他们的爱情向着爱情悲剧的既定轨道方向延伸。鲁迅在写这篇小说前两年，在说到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时就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脆弱。①以致黑暗势力和现实环境终究压倒了他们的反抗和追求，给予他们的是毫不留情的打击，子君不得不回到她曾经勇敢地出走的家庭，最后是带着无限的凄怨悄然死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虽然想奋翅高飞，也不过是寄希望于渺茫之中，到头来只落得悲哀和悔恨，饱尝这人生的可悲。②由此可见，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原因与当时他们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脱离了社会的解放是分不开的。

二：二人的个性原因

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却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尽管周围的人对她讥笑，她却是大无畏的。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他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的爱是甜蜜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正如书中所说：“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但子君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她在建立起小家庭之后，便用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啊随。她至死未悟“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③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涓生他本身的弱点，慢慢地流露出来。《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他明知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但最终还是离开了子君，他想的只是他自己，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最终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虽逐渐认识到生存温饱要比爱情来得迫切和实际，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他最后抛开子君，要一个人去“开辟新的生路”，则显得有些自私。另外，他虽然觉得新的生路很多，但还不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子君和涓生二人的个性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三：经济问题

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在经济困顿面前，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经济问题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

参考文献： 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③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