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林：如何选好用好县委书记

第一篇：王儒林：如何选好用好县委书记

王儒林：如何选好用好县委书记

2014年12月18日至22日，省委书记王儒林深入阳泉、晋中、长治、晋城四市，就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中央对山西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省委决策部署情况，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等进行调研。

调研期间，王儒林利用晚上等时间，主持召开了三个座谈会，专题围绕“如何把好干部选到县委书记岗位上来，如何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选用县委书记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听取了四个市的市、县、乡党政领导、纪检、组织、人大、政协等负责同志的意见，梳理突出问题，研究办法措施，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选人用人自古就是一大难题，在我们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的情况下，在诸多案件没有查结的情况下，选好人用好人就更加难上加难，但是这个问题绕不过，是一道我们必须尽快破解的难题。省委考虑先从选好用好管好县委书记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对其他各方面各类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管理，破解选人用人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大难题。为什么要从县委书记入手？这是因为县一级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地位、职责、功能、作用极其重要。郡县治，天下安，这是两千多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县委书记在干部体系中具有特殊重 要的地位。县委书记主政一方，权力大、责任大、作用大、影响大，选好县委书记，不仅对县一级改革发展稳定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我们山西全省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意义重大。

高平作为县级市，因为“塌方式腐败的样本”成为全国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年以来，组织上先后对高平市两任书记、四任市长王树新、谢克敏、秦建孝、杨晓波（王树新、谢克敏由市长提任书记）立案查处，而且2001年以来，高平市原人大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副市长、市长助理以及多名县局级干部被查，是典型的“前腐后继”，涉案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巨、所涉问题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高平系列腐败问题成为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的一个典型代表，严重败坏了高平的政治生态，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高平所在的晋城市是以清廉正直闻名的大清相国陈廷敬的家乡，更让人痛心，更值得深思。这些都充分说明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的根本问题就是吏治腐败。我们要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最重要的就是在刷新吏治、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上下功夫。

王儒林指出，山西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在继续形成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同时，选好人用好人。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部署要求，改进和 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和办法，就一定能刷新吏治，选出一大批好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针对选好用好县委书记，王儒林讲了六点意见：

第一，坚持严格要求，准确把握选用县委书记的标准和条件。严格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特别是必须把坚定政治信念放在首要的突出的位置。要把清正廉洁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全面执行干部选任《条例》和中央文件对担任县委书记条件和资格的要求。

第二，坚持拓宽视野，在全省干部范围中择优选用县委书记。要继续把县长作为县委书记来源的主要渠道，但也不能形成当了县长就自然会提任县委书记的“惯例”和“潜规则”，同时要把其他各方面具备条件的优秀干部作为县委书记的重要来源，建立县委书记后备干部储备库。

第三，坚持权责分明，合理划分省市在县委书记选用中的职责。市委要切实履行好提名权和考察权，变少数人、小范围提名为多数人、大范围提名，变平面化考察为立体式考察。省委要行使好决定权，发挥好审查把关和统筹协调作用，严格落实选拔任用的组织程序，坚持程序一步不少、一步不乱、一步不变，确保程序合法合规，该按规矩办的绝不能搞例外，防止随意变通、程序空转。要严格履责、严格问责，倒逼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履行好选人用人责任。

第四，坚持科学考察，全面准确掌握县委书记人选的真实情况。要明确考察主体，充实考察内容，重视和完善日常 考核、年度考核这两个重要基础，将任前考察与日常考评结合起来。要扩大考察范围，注重群众评价，完善考察方法，适当延长考察时间。要强化考核责任，消除干部工作的“神秘化”色彩。

第五，坚持从严查廉，尽最大努力防止“带病提拔”。把廉政审查融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形成廉政审查的合力，做到执行政治纪律情况必审，廉洁自律和作风情况必审，司法不良信息必审，干部重大事项必审。

第六，坚持从严治理，加强对县委书记队伍的管理监督。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县委书记更要高标准、严要求、硬约束。要强化对县委书记的教育培训，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深化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教育，引导县委书记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加强对县委书记的警示教育和日常管理，完善对县委书记考核评价体系。要强化县委书记“六权治本”的理念，引导县委书记为全省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山西日报》

第二篇：王儒林书记答记者问

王儒林书记答记者问

——山西代表团接受境内外媒体记者集体采访实录

(2015年3月6日，根据现场记录)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王儒林书记。山西是唯一被中央定性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省份。有人说，山西有好几千人都上了纪委的“黑名单”。我们想知道，山西的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能透露些具体的情况吗？你认为山西腐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另外，您在山西任内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反腐效果？

王儒林：山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山西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我们感到很痛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深得党心民心，得到山西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拥护。

山西腐败的情况和严重程度，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量大面广。从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从横向看，煤炭部门是腐败的“重灾区”，交通、国土等部门是腐败的多发地带，就连纪检监察、组织部门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像纪检系统，从原省纪委书记、常务副书记，两届四个班子成员都出了问题；部分市、县纪委书记，包括执纪办案的一些干部也出了问题。我们严肃查处了纪检监察系统的问题。去年9月以来，共查处了117人，其中有56人被清除出纪检队伍。二是集体坍塌。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省级干部被查处了7人；市一级，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县一级，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村一级，有一个市在查处 “城中村”案件的时候，倒查出几十名党政领导干部，其中，有一个市局级干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几十套房产，家财过亿。三是严峻复杂。贪腐的数额巨大，动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而且，有的腐败分子不择手段。比如有一个县长，不仅受贿、收礼、收礼金，而且直接把财政的钱打到宾馆，从宾馆提取现金装到兜里。这个县长听说县里从民间收回了一批文物，亲自跑过去挑选了33件，直接就拿回家。纪委的办案人员找他谈话时，他还说，“我是县长，你们没有权力跟我说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仍然有一些人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去年9月以后仍然不收手。有的去年12月被“双规”，但在11月份的时候，还收了一套在三亚的房产，价值280多万；被“双规”的当天，兜里还揣着一万欧元的贿款。有的贪腐的家财已经过亿了，他还认真分析在给他送钱的人当中，哪些人可靠、哪些人不可靠，然后就向他认为可靠的人要钱，退还给他认为不可靠的人。这说明，总书记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说明党中央对山西发生的腐败问题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您刚才也问到了发生腐败的根源，我觉得这问到了关键。我们只有找到病根，查明原因，才更有利于对症下药。我们分析，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从严治党，党不管党；二是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四是没有从严查处，养痈成患。比如，省里连续14年没有查处市委书记腐败案件，有一个重灾区的市，2010年到去年9月，近5年的时间，查处的重处分案件只有4个，移送司法机关的只有1人，而且(涉案金额)只有5万元。所以说，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高压反腐，是救党救国、兴党兴国。

如果不反腐败，我们可能总有一天会亡党亡国。所以，我们将坚持以“零容忍”态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实现弊革风清。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记者：您到山西后提出要形成惩治腐败、狠刹“四风”、扫黑除恶“三个高压态势”和“六权治本”的思路。众所周知，山西的反腐力度非常大，但感觉其他两个方面好像成果不多，我们想知道狠刹“四风”和扫黑除恶进展如何？压力是不是很大？您推出的“六权治本”究竟灵不灵？您认为目前“三个高压态势”形成了没有？

王儒林：可以说，“三个高压态势”在山西已经形成。我们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去年9月到12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处分的违纪党员干部7376人，其中，重处分的是1622人，移送司法机关388人，(月均)移送司法机关的比去年1-8月份月均移送增加333.5%。省本级已经结案处理和正在调查的省管干部是38人，厅级领导干部是28人。说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不仅是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强大的震慑，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一些有问题、犯了错误的人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比如有一个重灾市，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的超过100人，涉及金额5200多万，而且这些主动交代的问题，有一些是组织不掌握的，有一些是不完全掌握的。这个市有个局长在交待自己问题的时候说，“过去他认为共产党没有希望了，所以就随大流，别人收他也收，别人要他也要。现在他觉得共产党有希望了，所以就愿意主动地向组织交代问题。”这些话是令人警醒的。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宽严相济，我们将依法依纪来处理，我们将把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和欺骗组织、对抗组织的区别开来。这是关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关于狠刹“四风”，我们是坚持盯住不放，露头就打。去年9月以来，我们严肃查处了某县乡党委书记等9人喝酒闹事的案件，我们还查处了9个县委书记、县长、1个副厅级干部顶风违纪吃喝的问题。去年9月到12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共是943人，这是关于第二个高压态势。

关于扫黑除恶，长期以来，黑恶势力千方百计地向我们政权内部渗透，寻找“保护伞”，“漂白转型”，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想要形成利益同盟，这个问题危害很大，触目惊心。所以，我们把反腐败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绝不允许黑恶势力在山西横行。去年8月之前，部督部转的案件线索54件、省里交办的案件线索30件，都已经办结。去年9月以来，一共打掉恶势力104个，破获各类案件751起，抓获嫌疑人739人，而且还收缴了各类枪支28支，子弹900多发。可以说，人民群众高兴了，老百姓看到希望了，并且也受到很大鼓舞。去年老百姓举报黑恶势力可以说是 “井喷式”增加，9月到12月，公安政法机关受理的群众举报是3559件，比前8个月增加了6倍。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扫黑除恶的高压态势，力保山西百姓平安。

您还问到“六权治本”，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我们在保持“三个高压态势”的同时，在治本上下功夫。我们现在正在试点，采取具体措施，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可以说，“六权治本”是一场深刻的“权力革命”，也是一次全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将长期坚持不懈，逐步建立起惩治腐败的长效机制，逐步做到“不能腐”。

凤凰卫视、凤凰网记者：我想请教有关干部任用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山西在选用一批县委书记，但是很多符合条件的人却不敢申报，请问是不是有这样的 情况？另外我们也看到，针对山西干部所开展的“三个一批”活动，有分析说是在搞一场“干部甄别”的政治运动，就是让每个干部人人过关。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样的舆论的？另外，我们听说山西现在光省管干部就有300多名是空缺的，而且在岗干部一些腐败线索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下一步在干部任用方面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

王儒林：您的消息还是比较准确的。现在山西省管干部空缺确实是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主要是吏治腐败。在所有的腐败行为中，吏治腐败、买官卖官又是核心性腐败，甚至可以说是“腐败之母”，对党的肌体的杀伤力最强，老百姓最痛恨。山西要净化政治生态，就必须刷新吏治，从严治吏，关键就在于选人用人。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选人用人就是大难题，山西在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在诸多案件又没有办结的情况下，选人用人防止“带病提拔”，可以说就更难了。目前，在空缺的岗位当中，包括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上来了，明天又进去了。我们一直很重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重灾区的市，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在发现、在寻找能够做县委书记的人选。省委组织部在这个市，直接谈的就有622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排在第二位的，比较靠前了，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被 “牵进去了”。还有一个，排位也比较靠前，而且他自己还自荐，打保票没有问题，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时候，推荐他的也不算少，这个人也在一个月内“掉进去了”。所以说，腐败分子确实具有隐蔽性，具有两面性，我们在缺位这么多干部的情况下，要防止“带病上岗”，确实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又躲不开、绕不过，无法回避。怎么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坚持既主动积极、又慎重稳妥，坚持先立规矩、后办事。省委先后召开了7个座谈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根据山西目前的情况，在中央要求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范下，我们形成了3个操作性比较强的文件，现在我们按照这些文件正在推进这些事。这三个文件包括您刚才所说的“三个一批”，包括选用县委书记和省管干部动议、酝酿等议事规则。可以跟您说，现在我们正在问题比较突出的吕梁市和省交通厅进行充实、调整领导干部，这也是我们新的省委常委会第一次提拔、调整领导干部，我们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这其中有两点是特殊考虑的。第一点考虑，是要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为腐败重灾的市和部门配班子，要配齐，要配好。第二点考虑，就是千方百计在腐败的重灾区发现好干部，而且能够把好干部用起来，这将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重要的用人导向。过去“劣币驱逐良币”“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良币”和“正钱”找回来、用起来。

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事情，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吕梁考察了一位县委常委，准备直接把他提为县委书记。这个干部当过8年的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3年多的县委常委，然后又做了10年县委副书记。他后来不仅没有提，又由副书记缩回到县委常委。在考察中，反映他在不同的岗位干得都比较好，从副书记到常委以后仍然反映比较好，不跑不送，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对家里人要求也比较严格。2011年，他爱人有提拔的机会，他考虑自己是县委领导，跟爱人商量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现在他爱人还是一般干部。再有，在交通厅我们考察了两位处长，这两位处长当处长已经15年了，反映比较好，熟悉业务，有能力，而且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这次，我们也把这两位处长直接提到副厅的重要岗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从严治吏，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实施“三个一批”，您放心，我们绝不会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而且，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我们在实施“三个一批”的过程中，还要重视、发现好干部。我始终认为，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山西有7名副省级领导干部被查，排全国第一；去年GDP增长只有4.9%，排全国倒数第一。用您的话说，山西不仅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同时面临着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民生四大方面的“立体性”困扰。您提出了“六型转变”“六大发展”以及“两篇大文章”，是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实际措施？

王儒林：我愿意就这个问题把一些考虑和大家交流。山西省委新的领导班子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保持“三个高压态势”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腐败我们要做好 “减法”，抓发展要做好“加法”。反腐败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山西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为了富民强省，为了山西人民，我们必须下功夫抓经济建设、抓发展。这个发展，是在新常态下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提出了“六大发展”,这“六大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全面的战略。

山西的发展，我们考虑关键是做好“两篇大文章”。首先是要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大家都清楚，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但是产能严重过剩。现在山西的煤炭年产量和美国相当。今后从我国发展看，在相当长时间内，煤炭“当家”、煤炭当“老大”的地位不会改变，也改变不了，所以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宝贵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把煤炭这个黑色资源变成绿色的，把高碳变成低碳的，把污染变成清洁的，把亏损变成赚钱的。怎么能够做到？我们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能源“四个革命”的要求，提出在山西走出一条“革命兴煤”的新路子，关键就是要实现煤炭产业“六型转变”。

在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的同时，我们必须做好非煤产业这篇大文章，这就是第二篇大文章。因为光靠煤炭，既不能强省，也不能富民。如果不能把非煤产业发展起来，那么结构还是调整不过来。山西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结构问题，到去年年末，重工业和轻工业比重仍然高达93.8:6.2，所以要在这些方面进行突破，必须在非煤产业的发展上下功夫，我们提出了突出发展七大非煤产业。

为了推动这些工作，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今年要在科技创新、金融振兴、民营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实现突破。我们正在推动这些工作。山西的转型发展，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既要清醒看到问题、困难和挑战，更要看到有利条件、机遇和因素，振奋精神、负重前行，为了富民强省，为了山西人民的福祉竭尽全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近年来，有个说法叫“晋官难当”，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喜欢用这个词。您转眼之间到山西工作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当时也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从您的体验来看，您觉得在山西做官是否真的像外界传说的那么难？有多难呢？难的原因是什么？

王儒林：看来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媒体朋友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昨天从食堂出来，有一个记者也是问我这个问题。回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说党的十八大以后，做官都不容易了，官都难当了。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个好事，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官难当，为官不易：第一，责任压实了，出了事要问责，要摘帽子。第二，纪律规矩较真了，不是“稻草人”“橡皮筋”，犯规要吹哨、让位子。第三，工作任务拉清单了，完不成任务要“打板子”。第四，权力受制约了，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出笼子，人就 可能进笼子。所以说，官难当，为官不易。这正是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效果。官难当了，百姓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如果当官的都潇洒起来，借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都任性，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党心民心就散了。

您说到“晋官难当”，这个题首先有些难答。但我觉得，相比较而言，晋官确实难当。你也说到了，我去年9月1日到山西，现在已经半年了。这段时间，我感觉，如果说晋官难当，主要有四难：第一难是保持安全生产难。山西是煤炭大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但是，仍然有诸多不安全的问题和隐患。特别是作为煤炭大省，山西每天在地下挖煤的、从事煤炭生产的有33万到40万人。而且，全国的瓦斯含量最高的煤田在山西，有的矿井每分钟瓦斯的涌出量是745立方米，稍有疏忽、违规操作等等，后果都不堪设想。所以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把保证职工群众的生命安全紧紧抓在手上。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生命为代价。也可以说，我们是日夜关注。我觉得这是第一难。第二难是改变生态环境难。山西是全国自然生态环境最脆弱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的煤多，特别是长期的大量的粗放式的开采，包括私挖滥采，又对自然生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有的地方可以说百孔千疮。尤其是采煤对地下水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花多少钱都恢复不了。山西省情的突出特点就是水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山西的水资源总量只有全国的0.4%，山西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7%，山西的人均水供应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排全国末位。可以说，山西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甚至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都存在突出的问题。那么大家也可能会说，可以提取黄河的水。我们现在就在提取黄河水，但是大家知道，山西国土面积的80.1%是丘陵和山地，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提黄河水成本高啊。太原的领导同志也在，他们最清楚，636米的扬程，每200米一度电，原水就得2块5毛钱，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这是第二难。第三难就是破解“资源诅咒”难。山西“一煤独大”，这就好比一个人，一条腿走路，既走不快、也走不稳，有的时候可能跳跃一下，跳了个高，但是也难以持久。我来以后也了解到，几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调整、转型，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现在仍然没有走出“一煤独大”的困局。同时，又出现了政治、经济、生态、民生等立体性困局。所以现在看来，破解“资源诅咒”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面对。这是第三难。第四难就是治理塌方腐败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怎样清除存量腐败，最大限度地减少存量腐败，遏制增量腐败，包括在出现严重腐败问题的地方选人用人，都有特殊的困难和问题。而且我觉得前三个难题加上第四个难题，3+1不等于4，它是大于4的。

面对难题，要崇尚实干，敢于担当，把个人的得失、毁誉、安危置之度外。面对难题，要有定力，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功成不必在我。面对难题，要知难而进，夙夜在公，发扬山西著名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与山西人民一道攻坚克难。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有山西全省干部、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山西的前景是光明的。李小鹏省长答记者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央广网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李小鹏省长的。现在社会非常关注山西的煤炭管理体制改革，请问会有哪些动真格的动作，会触动哪些既得利益。在现在这样煤价下跌、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您遇到哪些阻力，您个人是不是有压力？

李小鹏：煤价下跌，是供需关系所造成的，一方面，我们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对能源的需求增长也有所回落，节能减排、新能源替代又减少了对煤炭的需求。所以总体讲，煤炭的消费需求有所下降。去年全国生产38.7亿吨煤炭，比上一年减少大约1亿吨。煤炭的消费大约减少了2.9%，消费呈下降的态势。但是从供应侧看，煤炭的供应还在增长，因为大家都知道，煤炭的项目过去是按照高速增长时期来安排的，煤炭的项目建设又有一定的周期，不是说停就能停下来的，所以生产能力还在不断增长。当前，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还会继续有所发展。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煤炭价格下跌就是自然的事情，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煤价下跌，对山西这样一个煤炭大省来说，煤炭占工业增加值的50%以上，占财政税收贡献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我们当然有压力，坦率地讲，这个压力还不小呢！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有压力就有反作用力，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大的动力。我要说的是，煤炭价格下降这点儿压力压不垮山西人民，我们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推动煤炭的革命，通过煤炭的革命，来实现煤炭的兴旺发达。也就是我们王书记讲到的“革命兴煤”。煤炭的革命，包括消费的革命，就是建立集约、节约的消费体系；包括供给的革命，就是要建立综合多元的供给体系；包括科技革命，就是要围绕煤的清洁、安全、高效、低碳利用来进行煤炭科技的研发；包括煤炭的管理革命，就是要使煤炭的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包括煤炭的对外开放，就是要互利共赢。这四个革命、一个开放，符合总书记讲的推动能源四个革命和一个开放的要求。

这四个革命和一个开放，每一条都非常重要，每一条我们现在都在全力推进。但是煤炭的管理革命更加重要。过去煤炭价格高，煤炭企业的效益好，一俊遮百丑，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现在煤炭价格回落了，水落石出了，问题就出现了。煤炭在管理方面的问题，我看问题至少有6个方面。我说的不一定全，大家还可以补充。一是产能过剩的矛盾大，二是采煤遗留的历史问题多，三是环保建设任务重，四是安全隐患大，五是资源配置的漏洞多，六是行业管理的弊端大。这些问题，背后都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伸手又过长，权力不受监督，甚至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问题导向，推进煤炭的管理革命。只有建立现代的管理体系，提升现代的管理能力，才能真正实现革命兴煤的要求。那么，我们怎样推动煤炭管理革命呢？

一方面，我们抢机遇、抓关键，率先行动。去年，我们有两个大的行动。一是清费立税，抓住了国家资源税改革的机会，率先清费，把国家确定的收费项目全部进行了规范，省级确定的项目全部取消，省以下的违规的涉煤收费项目全部取缔，从低确定了资源税税率，暂停征收了两项基金。这几项加起来，去年为煤炭企业减负大概320多亿元，平均每吨煤减负40多元。第二个大的行动，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央广都做了报道，我们改革了煤炭公路运销体制。过去为了加强公路销售的管理，我们设了很多关卡，很多人过去从外省通过公路进入山西的时候，总是感到山西关卡林立、到处收费。这次我们彻底进行了改革，全部取消了21项政府给企业的授权，全部取消了9种涉煤收费的票据，全部撤销了1487个关卡，公路运销体制得到彻底的改革。

另一方面，我们集思广益、顶层设计，出台了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这个改革的文件包括了10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其中，有资源配置的改革，有项目审批的改革，有生产建设的改革，有生态环保方面的改革，有煤炭安全监管改革，销售体制改革，交易方式改革，涉煤国企的改革，权力约束的改革，法制建设的改革。这个文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还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征求了意见，经过反复酝酿，去年已经出台。今年我们将要抓住资源配置改革、行政审批和证照制度改革、交易方式的改革，大力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这次改革，正如你所说，确实有许多涉及创新的内容，当然也涉及利益。比如说，我们提出，对煤炭资源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超额利润进行依法征税、进行调节。这是一个探索的内容。大家都知道山西出现了腐败的案件，很多腐败案件的背后有煤老板，涉及到煤炭的资源交易。资源交易从一次交易到二次交易，每次交易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公开，特别是资源交易中产生的超额利润，很容易滋生腐败。有时候一经倒手，可以产生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超额利润。我们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这次大会上我们也提了这个建议，对超额利润通过立法征税的办法进行调节和抑制，切断这个滋生腐败的利益的源头。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改革中还要创新煤炭的期货交易、创新煤炭的战略储备机制、创新煤炭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传导机制，这些都是具有挑战性，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次改革中，通过这个文件，也释放了几个大的重要的信号：一是到2020年前，我们不再配置新的煤炭资源，二是到2020年前，我们不再审批新的煤炭项目，三是不再批准井工煤矿改露天煤矿。这些信息很重要，将对煤炭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你的问题没有问非煤，但是我想除了煤再讲几句。山西不光是煤，我们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还有良好的教育科研体系，我们有高校新校区，正准备建设科技创新城。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我们有黄河山水，有太行风光，有红色文化，有佛教旅游景点，有晋商旅游景点，还有南部的根祖文化景点；有小米，有老陈醋，有清徐葡萄，有隰县酥梨，有平遥牛肉，有运城苹果，有王维、王勃、王之涣，有柳宗元、白居易、司马光，还有陈廷敬、于成龙。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摆，是想说山西在做好煤这篇大文章的同时，还要做好非煤这篇大文章。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做好煤和非煤这两篇大文章，山西一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香港大公报、大公网记者：请问李省长，过去一年来，山西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GDP从2013年的8.9%下降到2014年的4.9%，成为全国经济排名的倒数第一，作为省长你有压力吗，能睡好觉吗？还有一个问题，全国有很多省份，地市都取消了GDP排名，作为山西也会取消GDP排名吗？

李小鹏：不睡觉怎么干活啊？不是永动机啊。听你的语气当中多少有点悲观，但是我要感谢你对山西的挂念，对山西的担忧。我想啊，经济的下滑也难不倒山西人民，我们山西人民一定会鼓足勇气、振奋精神、全力以赴，我们一定能够把经济发展好。

咱们先来看一看2014年的情况。2014年，应该说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为，稳中有进。GDP1.27万亿、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1.19万亿、增长11.5%，公共预算财政收入1820亿、增长7%，城镇居民收入24069元、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9元、增长10.8%，城镇新增就业51.4万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37.7万，这两项指标都超额完成年初预定计划，城镇登记失业率3.4%、CPI控制在1.7%,这些指标都在预期之内。当然刚才报的这些数，有的没有完成年初的预期，特别是总量性的指标包括GDP，增长4.9%，排在全国倒数第一，还有一些效益性指标也没有完成年初预期的增长。主要的原因，从短期看，是煤价下跌、工业疲软、融资偏紧等等一系列问题。从长期看，一煤独大，质量效益不高，同时与总量不大、发展不快的问题相交织。从自身看，我们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还不够，对经济运行的预测把握还不够强，采取的措施特别是深化改革的措施，完全到位发挥效力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但是尽管如此，去年山西经济发展中还是有一些亮点，值得跟媒体的朋友共同分享一下。

一个是农业方面，我们连续多年出台惠农支农的政策，每年累加事项，每年增加资金，到现在已经有67亿的惠农资金；农业也是连续第五年丰收，粮食产量达到133.1亿公斤。第二个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有GDP，这两个数继续保持在万亿元之上，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到了44%以上，增加了2个百分点；投资当中，民间投资的比重占到58.3%，非煤产业投资、非传统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分别超过了78%、54%，说明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此外，我们的节能环保等约束性指标全部都按期完成，为农民办的五件实事也都得到落实。煤炭改革、国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也都积极有效推进。所以总的来说，2014年各项工作应该说在困难中前行，在前进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做好工作。

2015年怎么办？我们要全面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效益、提高质量上来，促进山西“六大发展”，也就是廉洁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和统筹发展。具体讲，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是要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预计全年要完成一万三千亿左右，这里包括社会的资金，金融界的资金和招商引资来的资金，政府投资只占5%左右。这一万三千亿覆盖四个大的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二是产业转型，三是城镇化和生态环保，四是民生和社会事业。这四个大的方面又细分十个大的领域，包括铁路、公路，低热值煤发电，外送电和电网、水利、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煤层气开发、节能环保，科技创新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当中，我们还有十个大的标志性工程，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引来更多的投资者。一是汾河的综合治理和晋祠泉的复流。二是采煤沉陷区治理提速，山西还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区，涉及到170多万人。我们原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这些地区的搬迁改造，现在我们提速，把它提前到2017年完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三是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提速工程。四是瓦斯抽采也就是煤层气开发全覆盖。五是太原的环境治理的提标工程。六是科技创新城的建设，科技创新城有2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其中10平方公里是起步区。在这个20平方公里当中要聚集大批围绕着煤炭清洁利用而开展研发工作的机构。目前已有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以及许多央企还有山西省属企业等27家机构准备入驻，还有67个科技攻关课题完成向全社会的招标。七是有4条特高压线路要开工建设。八是大同到张家口的客专、太原到焦作的客专要开工建设。九是古贤水利枢纽的建设。十是晋北现代煤化工基地的建设。

在抓好投资的同时，我们还要减轻企业负担，帮助扶持企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高度关注，切实保障，努力改善民生；持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高度警觉，落实责任，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大力加强政府建设。

总的讲，2015年形势依然严峻，任务更加繁重。要完成这些任务，一靠深化改革，二靠创新驱动，三靠扩大开放，我们要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向开放要空间，促进山西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刚才您还问到关于GDP的事。这个事主要应该由专家来回答，我是做实际工作的，回答一下可能不全面、不满足你的要求，我试着回答一下。我们国家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当然，我们要的 发展不是盲目的发展，不是不计代价的发展，而是可持续的发展，是既有数量更有质量效益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不唯GDP，但不能不要GDP；不能满脑子都是GDP,但也不能脑子里没有GDP。只要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探索，我想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新华社记者：省长您好，最近环保话题特别热，山西是煤炭大省，也是污染大省，请您介绍山西在治污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

李小鹏：谢谢你的问题。环保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人民群众希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是他们的期盼，也是他们的权利，因此，做好环保工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找准问题，科学施策，持续治理生态和环境问题。正如你所说，山西是煤炭大省，经济总量当中工业的比重、重工业的比重又特别的高。我们过去有许多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取得了成就，做出了奉献，也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届山西省委、省政府，特别是近几年来，对这个问题都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保护环境。在节能降耗方面，在减排治污方面，在循环发展方面，在生态修复方面，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在抓好环保责任落实方面，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情况，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汇报。记者同志如果感兴趣，将来我们可以提供给你。如果不够全面的话，环保厅和研究室还可以准备更详尽的资料。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这些内容了，我想举三个例子来反映山西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污染的情况。

第一个是右玉县的例子。右玉县是山西朔州市的一个县，位于山西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曾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新中国成立初期，森林覆盖率只有不到0.3%，沙进人退，成天黄沙蔽日，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生活的环境也非常差。就从1949年开始，第一任的县委书记起头，到现在60多年，19任县委书记带领19任县委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植树造林，改变面貌。现在，右玉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53%。从不到0.3%到53%，他们付出了多少艰辛艰苦的努力。总书记曾经对右玉精神作过重要的批示，他说右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艰苦奋斗的体现，是久久为功的体现，很好地概括和赞扬了右玉精神。实际上右玉的植树造林就是山西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缩影。以2012年到2014年为例，全省每年投入120亿元左右，每年营造林450万亩以上，三年共营造林1376万亩，投入资金370多亿元。我们省2010年的森林覆盖率是18.03%，现在即将进行新一轮森林覆盖率普查，预计有望达到23%。确实大家做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例子是太原环境治理的例子。去过太原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太原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穿着白衬衫在街上走一圈可能就黑了。这些年一直持续地治理，从2012年开始我们又加大了治理的力度，把省城环境质量的改善作为一项重大的工程，省市联动，省里成立了领导组，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市里也有领导组，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我们确定的目标是一年初见成效，二年明显改善，三年大见成效。3年下来，拔掉黑烟囱，治理臭水河，改善空气质量。拔了多少小烟囱啊？拔掉3万多根小烟囱，还关停了一些污染严重的大企业。在关停企业的时候，一些老工人非常动情。他们说，我们过去“生”，是为了发展和幸福生活；现在“死”也是为了发展和幸福生活。工人们说的这个“生”是指建设，“死”是指关停。就是这样，全省全市共同努力。太原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逐年提高。现在去太原的同志，大家都感到天更蓝了，空气更清新了，我想举的第三个例子是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山西现有发电装机6305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厂5562万千瓦，占到总装机容量的88%，比例非常高。这几年国家对燃煤发电厂实行严格的排放标准，发电公司加强治理、加强管理，对节能减排，对治污，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排放大户。对山西来说，这5000多万千瓦的燃煤发电机组，也是污染的重要贡献源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步还要把更多的煤炭变成电力，把清洁的电力输送到兄弟省市。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山西污染问题就会更严重。所以我们提出，对常规燃煤电厂要实行超低排放，标准就是要达到燃气电厂的排放水平，烧煤的和烧天然气的一样，甚至还优于燃气电厂。经过前期的试验，两个电厂、两台机组，实践证明，改造以后的排放都优于燃气电厂的排放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要加快步伐。从现在起，所有新建燃煤电厂都要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对现有的5500多万千瓦电厂逐步改造，这个改造要在2017年之前全面完成。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利于我们省的电力工业更好发展。

我举这3个例子，右玉精神是久久为功、艰苦奋斗；太原的例子说明要高度负责、真抓实干；超低排放的例子说明，在环保问题上需要主动作为、科学施策。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上，距离中央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差距，距离人民对我们的期盼还有差距，距离兄弟省区市还有差距。下一步，还要继续做好工作，促进资源能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加强环境保护，加快生态建设，严格生态环保执法。我相信，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三晋大地一定能够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人民生活更美好。

第三篇：选好管好用好第一书记

许谨谦：选好管好用好第一书记

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澄迈县纪委日前下发《通报》，对5名无故脱岗的驻村第一书记进行全县通报批评。（1月18日 《海南日报》）

为了彻底解决7017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央发出了精准扶贫的号召，吹响了脱贫攻坚的“集结号”。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迅速响应，积极行动，从干部下基层结对帮扶，到下派驻村第一书记选好“领头羊”，再到选优配强班子夯实“战斗堡垒”，可没少花心思、少费功夫。特别是选拔第一书记到村任职，直接为农村发展注入智力与活力，无数第一书记深入田野乡间访贫问苦、排忧解难，让贫困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而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之下，去年全国共有超过1000万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想。

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甚至愤怒的是，我们有些第一书记虽然戴着书记的帽子，但是却不下基层、不去农村，不履职、不尽责，占位子、装样子、混日子，抱着“渡金”的心态，无所作为，有的“人在心不在”，搞“走读式”、“挂名式”帮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各种帮扶措施“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甚至不了了之„„这不仅违背了选派第一书记的初衷，更是给脱贫攻坚工作“添赌”。

扶贫工作实实在在，容不得半点虚假，要想取得实效，第一书记就必须放下架子、沉下身子，详细调查、仔细研究，找准“病根”、摸准“病因”，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方法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从制度设计上来讲，选派第一书记意在令其担负起脱贫攻坚的“第一责任”，当好其责任田内脱贫攻坚的带头人、主心骨。因此，第一书记不能成为以基层工作经验为仕途“镀金”的途径，因为其履职如果不到位，极有可能影响民生福祉。

为了选好管好用好第一书记，一是要建立正确的干事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有担当、有思路、有技术、有热情、有作为的干部选派为第一书记，从制定脱贫规划到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全程加强跟踪督导和考察考核，真正把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识别出来，使用起来。二是要加强对第一书记的培训工作，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教育、农村实用技术、法律政策知识的培训等等，通过培训要让第一书记明白为何驻村、怎样驻村。三是要建立健全第一书记工作机制，对第一书记不能简简单单地“一派了之”，而是要做好相关的监督考核工作，对业绩突出的第一件事给予表扬提拔，对工作开展不利、敷衍应付的第一书记要进行诫勉谈话，甚至是处分处罚。四是要落实第一书记派出单位的包联责任，要求各派出单位对第一书记不能一派了之，而是要作为第一书记的“娘家人”，切实把好选派第一书记的关口，并加强日常监管，让“严和实”精神持续发力，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让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有所作为，避免新派者再“回炉”。（作者：许谨谦）

第四篇：怎样选好用好年轻干部

怎样选好用好年轻干部

2013年07月29日 09:17:05 来源： 瞭望

怎样选好用好年轻干部

要形成一种风气，年轻干部都应该争先恐后到艰苦岗位、到基层去，要以此为荣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对于如何选用年轻干部，选用什么样的年轻干部，解决当前什么问题，有着清晰明确的要求。

“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不仅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要想事业兴旺发达，要想国家繁荣昌盛，必须要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接力来干。”

避免极端化

在这方面，当前社会关注热点之一，是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应如何把握。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并不意味着提拔任用的每个干部都要是年轻的，也不是每个领导班子都要硬性配备年轻干部，更不是不同层级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怎样为宜？

“老中青合理搭配，组织才能更好地发挥功能和作用。”辛鸣说，“如果一个部门里是清一色的老同志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对于工作的展开都不是很有利。”

“之所以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因为过去在用人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不好的现象——论资排辈。年龄大的同志，资历搁在那儿，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一到提拔都排在前面。但有的论资排辈排上去的干部，不一定是真正能干事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层强调突破论资排辈，提拔年轻干部。”辛鸣说，“但也需注意，不能从‘论资排辈’这个极端走到了‘唯年龄论’的另一个极端。哪种极端都要不得。”

“五六十岁省部级、四五十岁地厅级、三四十岁县处级，这种年龄上绝对化的‘一刀切’，肯定有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志强分析，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并不是干部使用越年轻越好，而是需要形成一个合理、科学的梯队结构，要更符合干部新老交替规律，符合“传、帮、带”的实践需要，符合事业发展对干部能力的要求。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前在有的地方、单位出现了机械理解、矫枉过正的倾向，选人用人时简单以年龄划线，不良影响已经产生：

其一，造成选人用人标准降低。当前，社会上对有的地方和单位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议论较多，对有些年轻干部的工作也有意见。

辛鸣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简单追求年轻化，拔苗助长地提拔年轻干部，有的甚至放松了基本的标准和规矩。机械地理解年轻化，把一些业务素质不太强、履职经历和岗位历练不太够，能力经验也不够足的年轻干部，在选拔任用程序不严格的情况下硬提拔起来。“选拔干部，不管是什么年龄，都应该严格按照规矩和制度办事，标准不能降低。这一点任何情况下不能放松。”

其二，导致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难于安心做事，乃至未老先哀“度日子”。

“有的地方和部门在干部提拔上以年龄为杠杠，级级设限、层层递减，以年龄为标准提拔的‘天花板’隐性存在。这就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一种印象：到了一定岁数未提拔到一定级别，就觉得自己前途无望了。”辛鸣谈到，比如说，30多岁还没当上县处长，40多岁还没当上厅局长，有的同志就会灰心丧气，乃至怨这怨那，好一点的是放松努力度日子，不好一点的是耍脾气、撂挑子、混日子。而周围的人也会说这说那，猜这猜那，无事生非，闲言碎语不断，让这些干部心生烦恼，无心甚至无法干事。“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说过了什么岁数就不能提拔为什么干部。但在实际操作中，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门这已经成为一种‘天花板’。”

其三，导致了“急功近利”情绪的产生。

蔡志强说，“少数干部总算着年龄‘坎坎’，就可能容易急功近利，做一些‘短平快’出政绩的事情，甚至出现‘一年出成绩的事大干，两年出成绩的事小干，三年才可能出成绩的事不干’的现象。因为，如果坚持做打基础、看长远的事情，短时间不出效果，过了一定年龄，就只能‘过点儿’了。这种年龄框框带来的心理扭曲和恐慌在干部队伍里确实存在。”

有关权威专家指出，40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了？50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

“这是干部队伍年轻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天花板’必须打破。”辛鸣说，转变需要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组织部门用人的观念需要转变，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划线。30多岁的可以提拔，50多岁的也可以提拔。提拔的标准不是年龄，而是干部的德才和能力、群众的口碑。

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的心理状态需要改变。党员干部不能看着升迁无望，就“养老”、“应付”，甚或怨气在胸“撂挑子”。“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不同。党员干部真想通了这一点，一些问题自然而然就化解掉了。因此，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事业观、权力观，很有必要。”辛鸣说。

蔡志强认为，不能因为要鼓励年轻人，就让经验丰富的“老一点”的干部“靠边”，这实际也是人才资源的浪费。既要鼓励年轻人的激情迸发，也要利用好年富力强的干部宝贵的经验和阅历。“关键还是要根据岗位的职能要求、实际需要来挑选干部。”

不良倾向必须警惕

有关权威人士分析认为，当前，在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方面，有一些不良倾向需要警惕：

比如，在有的地方，给地方和部门领导当过秘书的干部提任比例太大，你安排了，我也要安排，成了“利益均沾”；少数年轻干部“火箭式”提拔，经查有些都与领导干部沾亲带故。

“领导秘书提拔比例大是个客观现象，这个问题不应该回避。”辛鸣说，“这种情况容易给社会造成小圈子选人的印象，并由此产生种种负面舆论，嘴上不说，心里不平。不是说小圈子里的人一定水平不高、素质不高，但就算你水平再高，这种现象如果成为十分普遍和固化的状态，本身就不太正常了。”

辛鸣分析，这实际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领导身边工作的干部，领导了解熟悉，但群众不熟悉；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领导不见得全了解，但基层的党员群众却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这就要求，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不能以领导意志为唯一准绳，而要加大群众公认这个标准的力度。“群众普遍认为不错的干部，基本上错不了。”

对于年轻干部“火箭式”提拔事涉裙带关系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有的年轻干部的提拔靠关系、有背景、走门子，这样的例子确有存在，其根子还是不正之风。选拔年轻干部不是选拔个别人，而是选拔一批人、一代人。不正之风必须坚决打击。”

上述情况怎么避免？蔡志强说，“其一，选拔任用的标准一定要科学、经得起推敲。其二，要有选拔任用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以此保障党员群众对选拔过程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了严格、科学的标准，有了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有了全程的党员群众监督，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不拘一格降人才’。”

“杜绝这种现象不难。一句话，只要我们严格遵守组织任用程序，就不会出问题”，辛鸣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对于违规违法行为的惩治，也是保障手段之一。“一方面，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凡是出现违规的，一定要严加惩治；另一方面，还需建立完善用人失察追究制度。选的人用的人能力很差、根本无法胜任，甚至有严重问题、搞贪腐，那就要倒查倒追，看看选拔中间到底有没有问题。建立了这个制度，有利于釜底抽薪。”

不磨练是不行的

“年轻干部的培养需要一个历练的过程，要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给他们更多锻炼的机会。”汪玉凯说。

有关权威人士指出，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到走向成熟，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我们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

培养不是照顾。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这种锻炼不是走样子的，而应该是多岗位、长时间的，没有预设晋升路线图的。

辛鸣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对于年轻干部里的‘好苗子’，一定要把他们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练。不磨练是不行的，那种顺风顺水的干部，很难应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的变化要求。只有在磨练的过程中，才能出现出类拔萃的干部。”

“在一个艰苦岗位上，做成一件事情不容易。需要在要素不具备的情况下寻找要素，在条件不充分的时候创造条件。一个年轻干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锤炼，才能得到扎实成长。有意识地加强一些困难挑战的训练，是培养年轻干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蔡志强分析。

但当前，也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存在。有的人认为，组织把谁放到艰苦岗位上、放到基层去锻炼，本人以及周围的人往往会认为是组织上不信任他了、边缘化他了。这样的风气如果蔓延开来，我们培养年轻干部会走弯路。

有关权威人士指出，在普通岗位上经历一些难事、急事、大事、复杂的事，能够更加深刻感受国情、社情、民情，能够“接地气”。要形成一种风气，年轻干部都应该争先恐后到艰苦岗位、到基层去，要以此为荣。

“要扭转这种风气，还应当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岗位来进行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我们应看到，不同岗位的工作难度是不同的，政绩的含金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在容易出成绩的岗位上干出十分成绩，我在艰苦岗位上只干成一分，但是相比之下，我这一分比你那十分更加重要和难得，也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和努力。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标准，在艰苦岗位工作的年轻干部就既能得到磨练，又能得到认可。大家也就不会再视艰苦岗位为畏途”，辛鸣说。

“在年轻干部的培养上，关键还是遵循干部成长的基本规律，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拔苗助长，既不能刻意打压，也不能置之不理，关心爱护与艰苦磨练要相结合；在年轻干部的选拔上，根本原则还需体现正向激励，确保公平性，还要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形成上下互动的，既能确保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又能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的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体系。”蔡志强这样说。（记者陈泽伟 实习生谢舒 唐朵朵）

第五篇：关于王儒林书记讲话的讨论

关于王儒林书记讲话的讨论

（一）净化政治生态

我省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已有不少干部被查处。

政治生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自上而下、上下互动，从自身做起，带好头，不论是修养、作风、为人等各个方面，力争能够做到让人信服。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都要合法合规合纪，情不可越法、情不可越规、情不可越纪、情不可越德。其次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群众。正确对待群众，不仅是个态度问题、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场、政治本色问题。最后领导干部做人做事有底线，底线就是高压线，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

（二）实现弊革风清

以往对于各种腐败没有做到“零容忍”，客观上造成了“养痈遗患”，使苍蝇变成了老虎，使“小老虎”成长为“大老虎”。当前在高压反腐的状态下，“不敢腐”已经初步取得了效果，始终如一保持“零容忍”的高压反腐态势，才能使“不敢腐”转变为“不能腐、不想腐”，最终实现弊革风清。但是有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还没有及时转变过来，还渴望继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从一个侧面说明，要革除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弊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添把柴，加把火”加大力度。

（三）重塑山西形象

形象问题至关紧要。作为一种特殊的执政资源，党的形象是构成党的影响力的基本要素，良好的形象起着团结凝聚、激励动员和教化塑造作用；起着增强党的权威，提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效率，形成对社会良好风气的导向作用。而党的形象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党组织和普通党员，通过党的理论、政策与作风来展示的。要想重塑形象，必须要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促进富民强省，全方位努力改善，要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和改革发展的新成效，重塑山西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形象。

（四）促进富民强省

富民强省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全省上下的共同期盼。作为党员干部就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要使促进富民强省的宏伟蓝图变成灿烂现实，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确把握富民与强省之间的辩证关系。富民与强省，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强省是手段，富民是目的；只有强省，才能富民；民富了，也会反过来促进省强。只强化富民而弱化强省，富民就会失去保障；只强调强省而忽略富民，强省就会失去支撑。我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富民与强省的有机统一。

关于王儒林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感受

此次会议是山西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主动适应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六大发展”，促进富民强省的一次重要会议。

要清醒看到，全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筹谋划明年我省经济工作。千方百计稳增长，蹄疾步稳促改革，坚定不移调结构，带着真情惠民生，毫不松懈抓安全，经济社会在克服重重困难中实现新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创新亮点纷呈，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各项工作稳中有为、稳中有进。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仍是我们工作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山西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山西此前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粗放式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坚决摒弃。全面落实“六大发展”战略部署。全面推进“六大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坚持扩大投资，找准投资抓手和突破口，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坚持争取重点项目和重大政策，争取国家对我省更大的支持；坚持加强薄弱环节，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

把脉煤炭转型谋求经济发展山西因煤而兴，因煤而困。在入晋后的多个场合，王儒林都指出，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不少干部都倒在煤上，而且量大面广。对于如何整治山西煤炭领域的严重腐败，王儒林强调，关键是要加强对拥有行政审批权、行政司法权等要害部门的监督，“把制度的笼子扎紧”。

历史关头需要头脑清醒，需要迎难而上，更需要勇于担当。从现在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从领导干部做起，重塑山西形象。党员在净化政治生态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弘扬“三个文化”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真正摆上重要日程，大力推进，让其真正在三晋大地上成为一种潮流、一种风习、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让“三个文化”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地滋养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校正人生的航向，培养高尚的情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升华自己的人格，筑牢思想道德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