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瑞典学习体会

第一篇：赴瑞典学习体会

赴瑞典培训学习体会

根据甘肃省卫生厅《关于组织赴瑞典公共卫生应急保障管理培训团的通知》（甘卫外函[2013]223号）精神，2013年10月11日-11月1日，我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委派参加了“公共卫生应急保障管理赴瑞典培训团”，进行了为期21天的培训和考察。此次培训主要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国际灾害医学中心及其附属医院、斯德哥尔摩省政府、瑞典国家应急署进行培训和考察。现将培训学习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培训目的是加强我省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提高相关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适应当前形势下对卫生应急工作的需要。参加人员主要是省直有关医疗卫生机构从事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保障管理、疾病预防与控制、卫生监督、血液安全管理、院前急救保障、重大疾病的诊断与救治、健康教育等相关领域的21名工作人员。培训采取专家授课、实地考察及座谈交流等方式。培训过程中主要了解了瑞典国家的基本情况，学习了国际灾害与应对情况、灾害预防和早期预警情况以及应对灾害的健康标准和全面理解预防性医疗优先原则，观看了全球近十年严重突发事故影像，参观了瑞典有名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附属医院及创伤中心，走访了瑞典国家应急署、血液中心、SOS急救中心等相关医疗机构。通过聆听专家教授讲课和参观见学，近距离感受了瑞典公共卫生应急保障工作开展流程和办法措施，开阔了眼睛，启迪了思想，增长了学识，提高了能力，也为学习瑞典经验开展公共卫生应急保障工作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二、体会感悟

（一）人人追求健康平等，医疗卫生体制成熟完善。瑞典国土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与甘肃省接近）人口约930万，2008年人均GDP总值47069美元。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高达近1860亿瑞典克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每个国民医疗费用上限为1800克朗，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保障体系完整的高福利国家的典型。医疗卫生服务惠及所有居民，人人都能平等享受。医疗卫生系统由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支持，实行分散管理，卫生服务责任由中央政府、省议会和自治市政府分担。中央政府的职责在于制定医疗服务的原则和指导方针，运用法律法规或通过地方行政管理组织协会来实现其宗旨。《医疗卫生服务法》规定了省议会和自治市政府的责任和权力。

目前，瑞典有60个提供专业医疗服务的医院，它们均提供24小时急救服务。其中8个是地区医院（均为大学附属医院），那里提供高度专业化的医疗服务，同时也是医疗教学和研究的基地。基于国情优势，瑞典国民就诊一般根据病情预约制度，除急诊以外的病人就医都在社区医疗机构，如病情严重需赴综合医院检查治疗，由社区医生联系住院医生，安排病人住院治疗。急诊病人拨打急救电话后，由接线员（一般为职业护士）安排就近急救车派送接诊。整个就诊过程安排井井有条，医患之间很少发生纠纷事故。医院设施

先进，布局设置及治疗安排合理有效，紧紧围绕病人，医护工作者态度严谨，每个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时都热情洋溢，充分体现了对工作的热爱和满足。

（二）广泛参与国际灾害处置，未雨绸缪做好灾害预防预警准备。

瑞典王国奉行中立外交政策，加上地理环境的优势，很多年都没有战乱和重大突发自然灾害发生，但是瑞典政府保持忧患意识，在著名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成立了国际灾难医学中心，全面研究国际灾害预防预警以及现场应对处置，中心的大部分教授都亲临过一些重大国际灾害现场，有丰富的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理经验。在该中心学习时，授课教授先让我们介绍了甘肃近年来的一些重大突发自然灾害参与处置情况，并对不同机构开展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评析。然后利用一周时间，给我们系统讲授了各种国际灾害概念及应对处置知识，并进行了国际灾难影像演示。讲授过程中，我们非常敬佩教授们的敬业奉献精神，无论是奔波于伊拉克战争现场救援，还是应对海地大地震灾害，教授们参与救援处置的同时还作了大量的数据调查统计，深层次分析研究国际灾害情况，为应对处置新发生的突发灾害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

（三）政府直管供水机构，居民饮用水纯净安全。学习期间，我们从外围观看了瑞典市政供水厂房，了解了供水管理及水处理的一些情况。大致来说，瑞典市政供水由国家政府统一建设管理，不允许民营企业经营供水。按照当地饮水习惯，为国民提供直饮水，瑞典任何地方的自来水

笼头都可以流出凉水和热水，水笼头开向左边为热水，开向右边是凉水，凉水用来直饮，热水是收集的排水二次处理之水，仅供洗漱用，不可以饮用。为了保障土地、水源和空气卫生质量，政府迁移斯德哥尔摩市区工业厂矿，保证水源水的安全；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重罚污水排放企业及个人，保障饮水不受污染，近几十年内，瑞典主要城市均未发生过水污染中毒事件。在宾馆、餐厅、学校和医院等场所，人们放心地使用直饮水，让我们这些初来咋到的中国人很不适应，同时也深深地为瑞典政府有效的管理治理投去敬佩的目光。

三、几点思考

（一）提升工作热情，热爱本职工作，树立全心全意服务思想。短短20天，瑞典医务工作者对工作的热爱、敬业和勤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工作中充满了激情和活力，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强的业务能力，工作中始终面带微笑，平易近人，不厌其烦，一丝不苟，严谨博学，做为同行，很多方面我们还有差距，值得好好学习。

（二）借鉴尝试应用突发灾害需求评估和实施评估。国际灾难中心的约翰教授在培训第一节课就告诉我们，发生灾情后，伸出援手救灾不仅要用心，更要用脑思考。赴灾区现场前利用很短时间快速收集灾区具体地点、灾难类型和发生强度、受影响的人口和严重程度以及当地应急处置能力等信息，通过评估得出灾区现有应急能力和补充救援需要，结合实际实施有效而非盲目地去救援。在救援结束后，要全面回

顾救援实施过程，通过救援每日记录和数据，认真总结救援工作，分析救援中存在问题，评估实施救援每个步骤的有效率，为以后应急救援工作积累经验。我省近几年来频发各类突发灾害事件，尽管在应急救援中有了一定经验，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开展灾情需求评估，灾后实施评估工作也需要加强，这也将是我们应急救灾工作的新课题。

（三）加大水质监测力度，确保饮用水安全。我省大部分市政供水卫生安全，但部分地区还是存在饮水卫生隐患。城市工业发展污水排放污染水源，水处理系统生产管理环节把关不严影响饮水卫生质量，作为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工作人员，要认真尽职履责，做好水质监督监测工作，保障人民用水安全。

（四）环保从我做起，为美丽兰州减少污染。瑞典人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无论繁华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农村，都不允许乱丢垃圾，家家户户都要分类存放、统一收集、集中处理，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甘肃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还没有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很多地方还存在乱扔垃圾的坏习惯。好的环境要靠我们自己维护，基于实际，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要求还不现实，但要从自己和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竭力保护环境，让自己生活的城市更加干净美丽。

第二篇：检察官代表团赴瑞典考察报告

赴瑞典考察报告

2005年9月我院6名检察官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组团的检察官代表团成员赴北欧瑞典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建立合理的检警关系工作模式的项目课题考察活动。

两周的考察活动日程安排紧凑，抵达瑞典隆德大学所在南部小镇隆德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受到了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研究所负责人的欢迎致辞后，听课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考察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为期两周的考察活动中，瑞典罗尔瓦伦堡研究所一共安排了10余次授课，聘请隆德大学的教授或其他机构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国际人权标准、欧洲区域人权体系、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瑞典警察制度、瑞典检察官制度、反对酷刑委员会工作原则、反对家庭暴力工作原则、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等相关制度，并安排实地考察了瑞典议会（包括宪法委员会）、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瑞典反贪污贿赂检察官办公室、瑞典南部马尔默市警察局及辖区警察局、隆德地区法院、未成年人研究所、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丹麦人权研究所等10余个机构或组织。

经过两周的学习考察，检察官代表团的成员对于瑞典的刑事司法体系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并且对于贯穿于瑞典刑事诉讼体系中的执法理念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在经过比较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瑞典的社会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检警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1．瑞典政府机构非常重视与国际人权标准的接轨，与社会人权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充分合作，积极开展对政府部门人员的人权知识教育、培训。

国际人权标准通常以公约的形式对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利做出规定，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人权状况都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权状况的提高必然会对国家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的合理性、公益性提出挑战，要求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重新审视和观察自己的行为，使国家的管理活动更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各方面利益的提高。在瑞典考察，印象深刻的是，瑞典政府为了推进瑞典全国性的人权教育，响应联合国的要求，于1999年开始由司法部的一个部门对全国200多个机构进行访问、调查，通过3年的工作对瑞典全国的人权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后，于2002年制定了一个全国人权计划“ANationalHumanRightsActionplan”提交瑞典最高权力机关——议会审批。这个全国性人权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缩小瑞典国内立法、行政方法、理念与国际人权标准的差距、逐步提高公民的人权觉悟和意识、增强各个机构、组织之间在人权教育方面的合作。

为了落实这个全国性人权计划，瑞典司法部采取了与地方政府部门会谈、培训机构人员、培训政府公务员、网络宣传、翻译国际文件等方法。在全国性的教育、培训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国际人权标准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些思想认识的改变相应影响了他们的实际工作方法。在这个全国性的人权活动中，其他社会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研究、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他们经常受司法部邀请培训政府公务员和其他社会群体。我们的瑞典项目合作方——罗尔瓦伦堡研究所也是瑞典司法部的长期合作机构之一，为司法部提供研究成果和人员培训的资源。当然检察官、警察群体也是瑞典全国性人权计划培训的对象。

由此可见，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实际调查、分析之后，由瑞典司法部推进的全国人权计划在策划、具体执行方法、持续性方面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在推进全体公民人权意识和觉悟的提高，特别是政府公职人员的意识提高方面取得了务实的进步。因此，从上至下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是瑞典国民人权状况不断得到提到的关键原因。

2．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机构对于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并成为公民与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瑞典重要的法律监督制度，即议会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履行对政府、司法及社会公民行为合法性的监督。议会监察专员因着独立于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及社会机构，因此具有比较独立的视角和立场，客观上成为了立法机关和社会公民之间的桥梁，能够第一手地接触社会矛盾，在经过独立调查后，向有关部门提出纠正建议、责令改正，或者向议会提出立法或者修改立法的意见。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机构每年向议会提交报告，汇报当年政府、司法、其他社会机构、企业的法律实施情况及公民投诉的主要领域、主要问题。因此，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机构通过发出纠正意见、向新闻媒体公布监督情况和向议会进行立法建议的方式全面而多手段地履行自己的法律监督权。通过长达200年的实践，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被认为是瑞典最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

与瑞典议会相同，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但不同的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检察机关来履行。这是两国在法律监督机构设置上的显著区别。但通过比较和学习，我们认为虽然两国的法律监督权执行机构不同，但在法律监督的具体方式上，两国有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对于中国的检察机关来说，我们可以学习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在充分使用立法建议权方面，检察机关在充分考察法律监督情况后，可以以建议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以立法建议权或其他形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3.检警关系主要体现为检察官指挥警察工作，相互之间讲求通力合作。

瑞典的检察机关和警察局不属于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的最高领导，但两个机构均隶属于司法部长。检察官和警察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过程中联系密切。从抓获犯罪嫌疑人12小时之后，警察就需要与检察官联系，看是否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在羁押犯罪嫌疑人达到96小时之前，必须提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因此，检察官很早就介入了刑事侦查活动，但检察官并不就此参加侦查，只是根据警察汇报的情况，决定是否亲自指挥侦查。因此，瑞典警察和检察官在案件的侦查上有分工，主要体现在侦查活动的指挥权上，小而简单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由警察进行和高级警官指挥，较复杂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也是由警察来进行，但检察官进行指挥。事实上，检察官对于一切的刑事案件都有指挥权，但根据长期工作形成的分工和现实必要性出发，只是对一些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进行指挥。当然，检察官另外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起诉。

由于，瑞典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机制（沉默权制度、律师值班制度）和抗辩机制（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律师在侦查阶段完毕后可得到全部的证据）比较完善，因此警察在讯问时刑讯逼供现象极少出现，而辩护人可以履行辨别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和侦查活动合法性的抗辩职能，因此检察官和警察的工作原则就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尽力取得控罪证据。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机制中因着某些配套制度不完善而强调检察官“加强侦查监督”的观念于瑞典的检察官来说并不适用，换言之，瑞典刑事诉讼的内部机制设置本身已经可以起到制约滥用警察权力的行为，因此检察官不需要过度睁着“二郎神”的天眼。当然，检察官对警官指挥侦查时必然对警察的侦查活动产生领导和监督作用，但主要体现为促使警察的侦查活动更加有效，而非着力于监督警察的其他违法行为。

4.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方面非常重视与社会其他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律师帮助权。在瑞典，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在被警察扣留之后，犯罪嫌疑人就可以申请聘请律师。在初期的讯问过程中，警察会与值班律师联系，让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之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无钱聘请律师，那么可以为其指定律师。因此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使警察在讯问时无法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这样，警察违法获取口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在侦查结束时，辩护律师可以从警察手中获得案件的全部证据，他们在掌握了全部的证据之后就可以进入积极的辩护准备阶段。因此抗辩机制的完善也使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要受到辩护方严密的质疑。由此可见，瑞典警察的侦查权力主要由律师值班制度和强有力的抗辩机制来加以制约和监督。

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瑞典建立了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如果一名被害人在犯罪中受到身体侵害，而罪犯不能够赔偿，同时被害人的伤害没有保险，那么被害人可以从该机构得到一定的补偿。此外，瑞典还有许多支持被害人的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比如被害人基金会、社会福利局、法律援助部门等机构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心理、物质方面的支持。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也非常注重对警察和检察官在如何正确接待被害人方面的培训，通过多年的培训和教育，检察官和警察群体都开始意识到作为国家应该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有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那么这是全社会的事情而不是被害人一个人的不幸，因此警察和检察官在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同样要承担安抚、支持受害者的工作，使他们的心灵和物质获得应有的安慰或者补偿、生活更快地步入正常。因着这些社会机构的共同帮助，警察、检察官也不再是维护社会安全和保护社会公民的孤军奋战者，全社会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理念和支持网络，因此瑞典的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状况较好。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对于一些案件是否要起诉和如何挽救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会与社会福利局积极地联系，就具体案件的处理听取社会福利局的建议。社会福利局对于如何帮助、教育该名未成年人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如果检察机关同意社会福利局的具体方案，那么就可能对该人做出不起诉决定。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局等机构与检察机关联系密切，在对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方面互相配合、密切合作。

上述四个方面是检察官代表团在经过考察后的体会。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瑞典的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机构正在逐步向全社会推进科学、理性的工作理念，同时各行各业对于这些理念也抱着开放和学习的态度，因此瑞典社会的各项秩序和公民对社会的满意度都较好。

在考察瑞典的社会制度、刑事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检察官代表团的各位成员积极地对瑞典同行进行提问，并自行组织讨论，比较两国检察制度的异同。这次考察也使检察官们受到了他国先进理念的影响，并启发了团员们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兴趣，这些都是这次瑞典考察活动最大的收获。（全文完）

第三篇：检察官代表团赴瑞典考察报告

赴瑞典考察报告

2005年9月我院6名检察官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组团的检察官代表团成员赴北欧瑞典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建立合理的检警关系工作模式的项目课题考察活动。

两周的考察活动日程安排紧凑，抵达瑞典隆德大学所在南部小镇隆德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受到了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研究所负责人的欢迎致辞后，听课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考察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为期两周的考察活动中，瑞典罗尔瓦伦堡研究所一共安排了10余次授课，聘请隆德大学的教授或其他机构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国际人权标准、欧洲区域人权体系、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瑞典警察制度、瑞典检察官制度、反对酷刑委员会工作原则、反对家庭暴力工作原则、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等相关制度，并安排实地考察了瑞典议会（包括宪法委员会）、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瑞典反贪污贿赂检察官办公室、瑞典南部马尔默市警察局及辖区警察局、隆德地区法院、未成年人研究所、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丹麦人权研究所等10余个机构或组织。

经过两周的学习考察，检察官代表团的成员对于瑞典的刑事司法体系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并且对于贯穿于瑞典刑事诉讼体系中的执法理念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在经过比较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瑞典的社会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检警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1．瑞典政府机构非常重视与国际人权标准的接轨，与社会人权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充分合作，积极开展对政府部门人员的人权知识教育、培训。

为了落实这个全国性人权计划，瑞典司法部采取了与地方政府部门会谈、培训机构人员、培训政府公务员、网络宣传、翻译国际文件等方法。在全国性的教育、培训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国际人权标准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些思想认识的改变相应影响了他们的实际工作方法。在这个全国性的人权活动中，其他社会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研究、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他们经常受司法部邀请培训政府公务员和其他社会群体。我们的瑞典项目合作方——罗尔瓦伦堡研究所也是瑞典司法部的长期合作机构之一，为司法部提供研究成果和人员培训的资源。当然检察官、警察群体也是瑞典全国性人权计划培训的对象。

由此可见，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实际调查、分析之后，由瑞典司法部推进的全国人权计划在策划、具体执行方法、持续性方面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在推进全体公民人权意识和觉悟的提高，特别是政府公职人员的意识提高方面取得了务实的进步。因此，从上至下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是瑞典国民人权状况不断得到提到的关键原因。

2．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机构对于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并成为公民与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瑞典重要的法律监督制度，即议会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履行对政府、司法及社会公民行为合法性的监督。议会监察专员因着独立于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及社会机构，因此具有比较独立的视角和立场，客观上成为了立法机关和社会公民之间的桥梁，能够第一手地接触社会矛盾，在经过独立调查后，向有关部门提出纠正建议、责令改正，或者向议会提出立法或者修改立法的意见。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机构每年向议会提交报告，汇报当年政府、司法、其他社会机构、企业的法律实施情况及公民投诉的主要领域、主要问题。因此，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机构通过发出纠正意见、向新闻媒体公布监督情况和向议会进行立法建议的方式全面而多手段地履行自己的法律监督权。通过长达200年的实践，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被认为是瑞典最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

与瑞典议会相同，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但不同的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检察机关来履行。这是两国在法律监督机构设置上的显著区别。但通过比较和学习，我们认为虽然两国的法律监督权执行机构不同，但在法律监督的具体方式上，两国有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对于中国的检察机关来说，我们可以学习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在充分使用立法建议权方面，检察机关在充分考察法律监督情况后，可以以建议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以立法建议权或其他形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3.检警关系主要体现为检察官指挥警察工作，相互之间讲求通力合作。

瑞典的检察机关和警察局不属于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的最高领导，但两个机构均隶属于司法部长。检察官和警察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过程中联系密切。从抓获犯罪嫌疑人12小时之后，警察就需要与检察官联系，看是否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在羁押犯罪嫌疑人达到96小时之前，必须提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因此，检察官很早就介入了刑事侦查活动，但检察官并不就此参加侦查，只是根据警察汇报的情况，决定是否亲自指挥侦查。因此，瑞典警察和检察官在案件的侦查上有分工，主要体现在侦查活动的指挥权上，小而简单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由警察进行和高级警官指挥，较复杂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也是由警察来进行，但检察官进行指挥。事实上，检察官对于一切的刑事案件都有指挥权，但根据长期工作形成的分工和现实必要性出发，只是对一些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进行指挥。当然，检察官另外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起诉。

由于，瑞典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机制（沉默权制度、律师值班制度）和抗辩机制（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律师在侦查阶段完毕后可得到全部的证据）比较完善，因此警察在讯问时刑讯逼供现象极少出现，而辩护人可以履行辨别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和侦查活动合法性的抗辩职能，因此检察官和警察的工作原则就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尽力取得控罪证据。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机制中因着某些配套制度不完善而强调检察官“加强侦查监督”的观念于瑞典的检察官来说并不适用，换言之，瑞典刑事诉讼的内部机制设置本身已经可以起到制约滥用警察权力的行为，因此检察官不需要过度睁着

“二郎神”的天眼。当然，检察官对警官指挥侦查时必然对警察的侦查活动产生领导和监督作用，但主要体现为促使警察的侦查活动更加有效，而非着力于监督警察的其他违法行为。

4.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方面非常重视与社会其他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律师帮助权。在瑞典，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在被警察扣留之后，犯罪嫌疑人就可以申请聘请律师。在初期的讯问过程中，警察会与值班律师联系，让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之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无钱聘请律师，那么可以为其指定律师。因此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使警察在讯问时无法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这样，警察违法获取口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在侦查结束时，辩护律师可以从警察手中获得案件的全部证据，他们在掌握了全部的证据之后就可以进入积极的辩护准备阶段。因此抗辩机制的完善也使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要受到辩护方严密的质疑。由此可见，瑞典警察的侦查权力主要由律师值班制度和强有力的抗辩机制来加以制约和监督。

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瑞典建立了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如果一名被害人在犯罪中受到身体侵害，而罪犯不能够赔偿，同时被害人的伤害没有保险，那么被害人可以从该机构得到一定的补偿。此外，瑞典还有许多支持被害人的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比如被害人基金会、社会福利局、法律援助部门等机构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心理、物质方面的支持。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也非常注重对警察和检察官在如何正确接待被害人方面的培训，通过多年的培训和教育，检察官和警察群体都开始意识到作为国家应该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有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那么这是全社会的事情而不是被害人一个人的不幸，因此警察和检察官在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同样要承担安抚、支持受害者的工作，使他们的心灵和物质获得应有的安慰或者补偿、生活更快地步入正常。因着这些社会机构的共同帮助，警察、检察官也不再是维护社会安全和保护社会公民的孤军奋战者，全社会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理念和支持网络，因此瑞典的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状况较好。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对于一些案件是否要起诉和如何挽救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会与社会福利局积极地联系，就具体案件的处理听取社会福利局的建议。社会福利局对于如何帮助、教育该名未成年人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如果检察机关同意社会福利局的具体方案，那么就可能对该人做出不起诉决定。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局等机构与检察机关联系密切，在对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方面互相配合、密切合作。

上述四个方面是检察官代表团在经过考察后的体会。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瑞典的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机构正在逐步向全社会推进科学、理性的工作理念，同时各行各业对于这些理念也抱着开放和学习的态度，因此瑞典社会的各项秩序和公民对社会的满意度都较好。

在考察瑞典的社会制度、刑事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检察官代表团的各位成员积极地对瑞典同行进行提问，并自行组织讨论，比较两国检察制度的异同。这次考察也使检察官们受到了他国先进理念的影响，并启发了团员们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兴趣，这些都是这次瑞典考察活动最大的收获。（全文完）

第四篇：莫言赴瑞典演讲稿

12-03 19:28

12-08 00:31

12-08 00:31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0:2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将发表演讲，敬请期待。莫言：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

们也许看到了我在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12-08 00:31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

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12-08 00:32

12-08 00:32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12-08 00:33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

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12-08 00:34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

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12-08 00:36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

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12-08 00:38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眼中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

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12-08 00:38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12-08 00:38 我母亲不是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警钟。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

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12-08 00:38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床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市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12-08 00:42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

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12-08 00:42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

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12-08 00:42 说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春春叫敦敦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12-08 00:43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

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12-08 00:46 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

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范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够，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许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12-08 00:47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

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的一页。

12-08 00:47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

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12-08 00:50 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

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赶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12-08 00:50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2-08 00:50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12-08 00:50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12-08 00:54

12-08 00:54，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

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恩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需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12-08 00:55 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

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12-08 00:58 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母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需虚构，必需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

12-08 00:58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

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12-08 00:58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

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12-08 00:59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12-08 00:59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12-08 01:00

12-08 01:02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

譬如。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武术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到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

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12-08 01:02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

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需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12-08 01:02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叫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

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型的朦胧地带。

12-08 01:03

12-08 01:06 而这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

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12-08 01:06 喋喋不休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12-08 01:06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它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12-08 01:07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子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

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疑义的。这样一种崇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

12-08 01:12 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这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一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正确方法。

第五篇：赴华东师大学习体会

心在哪里 智慧就在哪里

————赴华东师大学习心得体会

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区教育局组织的赴上海华东师大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学习。这些天的学习，专家教授言谈之中充满哲理的思考让我深深的感到这是一次启迪智慧、涤荡心灵、激发智慧、终生难忘的学习之旅。在培训班上，我领略到了众多专家的精湛理论和人格魅力，真是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收获着、快乐着、成长着，真可谓“期待而来满载而归”。

一、专家们精彩的讲座提升了我的教育理念。

高级研修培训班为我们创造了条件，搭建了一个与大师零距离交流的平台。无论是王斌华教授、吴亚萍教授、还是李政涛教授和程华教授„他们渊博的学识，钻研的精神，风趣的讲座，都让我们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明晰了教育的真谛。

教授们站在理论的高度，阐述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眼界大开，多角度、前瞻性的讲座，使我的教育教学理念得到更新、相关知识结构得到完善，我们享受着心灵碰撞带来的震撼与兴奋，享受着精神洗礼带来的幸福和愉悦。《备好一类类课——在教学转化中促进学生养成》是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吴亚萍教授的讲座。吴教授根据自己对教学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用翔实的课堂案例，生动分析了我国当前中小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并介绍了新基础教育中课堂教学教育的转化难点及策略。她的“备好一类类的课，才能上好一节节有关联的课”，以及“三放三收”的教学过程设计，让我重新认识了观课的意义与评课的实质。“心在哪里，智慧就在哪里”这是吴老师的点睛语，也会成为我成长的座右铭。培训中，我按要求认真撰写学习心得，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进行思考，并不断梳理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有了很大的提升。

二、智慧需要教师有终身的学习力

优秀的教师需要有博学多才、视野广阔、令人折服甚至崇拜的学识魅力。她是一名优秀教师的底气所在，是来自于长年累月不断学习、吸收文明的成果。富有学识的教师会为学生开智引慧，为学生打开知识之窗。但我们许多人在庸庸碌碌的工作中却失去了学习的能力，认为就是这样了，结果是教书教了三十年水平只有三年。通过这次的学习让我重新认识了教师这个职业并让我产生了无尽的向往。

教师的成长源于内心的觉醒，而内心的觉醒源于对幸福的追求。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是个很时髦的话题，也现实的话题。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教师绝不能坐吃山空，只做知识的消费者，而需要做个终身学习者。只有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自己的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观念，影响自己的教育行为。新课程的实施需要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只有走专业化成长之路，才能成为适应现代教育需要的教师。只有不断学习，创造条件完善自我，拥有智慧，把教书育人当作事业来追求，我们才会由从业到敬业最终乐业，才会由教书匠成长为真正的数学教师。教师是一个平凡的职业，但是不平庸。也许，我没有成为教育家，但是我依然可以享受教育的幸福；也许，我没有桃李满天下，但是我依然可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三、用心为学生的发展浇水捉虫。

新课程改革将课堂还于学生，以学生的学为主。过去的教学我们关注的是知识的积累，现在我们不仅要关注知识，更要追求学生的养成教学，即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体验、探究、整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全体发展、主动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定位，我们是学生学习的参与者、伙伴、鼓动者、裁判甚至是学生的欣赏者、供学生分析批判的参照物或靶子。其次要转变思考的维度，不应仅仅思考把什么给学生，还应思考把什么东西不给学生，什么东西用什么方式给学生可以给学生带来最大的思考和收获，什么样的教学行为可以给 学生带来激励性的评价。再次我们还要有转变教学成果意识，它包括有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还应有方法、能力、意识，更有教师自己做人和做学问的态度。加深对“学生是发展中的人”这一基本教育理念的理解和认识，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学生就像植物，需要浇水、施肥、治病、捉虫，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自由发育生长。

四、今后努力的方向

1、多读书，广读书，在读书中积累，在读书中反思，在读书中成长。

2、阅读一些和自己业务相关的教育教学杂志、书籍报刊，从中汲取精华，运用到实践中去。

3、选取一些名师、名家的案例在课堂上加以实践。

4、通过系列的学习与研究，使自己成为一位“志存高远、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与时俱进”的新型教师。

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教师，当我们把心放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中，智慧就会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长大。是啊！心在哪里，智慧就在哪里，只要有“心”，我们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心在哪里 智慧就在哪里

-----赴华东师大学习心得体会

焦艳芬（B06）

刘 家 堡 联 区 2012 – 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