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的斗争从湘江到乌江

第一篇：遵义会议前的斗争从湘江到乌江

遵义会议前的斗争从湘江到乌江

红军桥

进入侗乡黎平，侗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汽车路过的田野、村庄不时闪过一些侗楼的倩影。城里的学校、医院、商场等建筑的顶上或墙角也建有侗楼作为装饰。休闲广场的侗楼群更为壮观，中间一座高大的侗楼拔地而起，在两旁侗楼的拥簇下，更显雄伟。入夜，侗楼在彩色灯带的环绕下，熠熠生辉。音乐声起，广场上成群的侗人，随着明快轻松的节奏跳起了充满侗族风情的健身舞。人们沐浴在彩色柔软的灯光下，沉浸在欢乐的笑声中，身心放松，生活自在。黎平是一个侗族风情很浓的地方。

红军三进黎平留下了很多红色文化遗产，在翘街一带还有毛泽东和陈云的故居、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和红军教导师住址、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旧址、红军进入黎平的东门古城等。

在挂着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牌子的一幢旧房子里，迎面墙上挂着一张表格，是从江西参加长征到黎平的30位红军女战士一览表。里面是邓颖超、蔡畅等人的卧室，一切还保留着原样。后面天井的墙边是碑林，有李德生题写的“历史的丰碑”、王平的“难忘的历程伟大的事业”、杨成武的“艰难的历程”、耿飚的“历史先河”等30多位老红军的题词。

翘街的一头是县城第一小学，学校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旧址”几个大字。那天早晨，我站在石碑前，看着背着书包进学校的学生，不由得想象着七十多年前红军召开群众大会的情景。当年红军入城后，立即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把地主家没收来的粮食、油盐、衣被、布匹等财物清点好，拿到会场，在这叫荷花塘的地方召开群众大会。会上，红军战士先向群众说明“打富济贫”的革命道理，接着对物资进行分配，按群众的困难程度分为三等。其中甲等是最贫穷的人，分的东西最多。一个叫张国清的人属于甲等，他分得棉被一床，衣服三件，谷子400斤，猪肉若干斤。

在黎平纪念馆旁，我看到一个灯箱广告，上面是一幅照片，照片里是一座高高的木桥，上写着“红军桥”。这张长征资料图片似曾见过，很有吸引力。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座红军桥离县城只有二十几公里，当时已经是上午10时多了，下午我准备离开黎平，时间已经很紧，但想想来一次太不容易了，不能错过机会，于是我决定抓紧时间去看看。

招待所女主人是一位热心人，她一听我要去找红军桥，而且态度坚决，就找来了一辆出租车，陪着我一同前往。车子是破旧些，路况也不好，但毕竟是四个轮子的，二十多公里很快就到了。

临近中午，顶着酷暑的骄阳，天气十分炎热。汽车停在一个植被茂密的山坡旁，在“红军桥”指示牌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被几米高野草荆棘覆盖的小路，手脚并用地穿越过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游路”，终于来到了八舟河边的红军桥下。

五六十米宽的河面一下呈现在我的眼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清澈的河水在缓缓流淌，轻轻地抚摸着岸边石砌的埠头，一条两头尖尖的小木船静静地泊守在水面上。旁边几块高大的黑色顽石直插河中，也称得上有虎踞龙盘之意，石头边点缀着几棵参天古树，分明就是一幅韵味古朴的风景画。

河对岸有几株芭蕉树，那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摇曳，绰约多姿。堤岸后面是一片叠翠的农田，褐色的村舍建在农田后面的山坡下。山不高，但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这个村寨大约就是村民介绍的少寨吧！

宽阔的河面上架着的这座木桥就是传说中的红军桥。桥脚是用圆木搭成八字形，斜插在河水中，只有一米左右宽的桥面显得很高。由于摇晃，在上面行走站立都感到不稳，但这是当地人进出村庄的通道，不论男女老幼要过河只能上这座高高的木桥——“红军桥”。

桥头旁的路边，有一块木牌，上面是红军桥简介： 红军桥位于黎平县高屯镇上少寨，长70米，宽约1米。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少寨时，原有的木桥已被国民党军拆毁，为让红军队伍顺利过河，少寨村民冒着严寒从家里扛来圆木和方板，点着火把连夜架桥，使红军队伍得以及时行军前进。为了纪念红军，今天人们把这座桥称作“红军桥”。

在黎平，除了红军桥，秦村的白塔至今还保留着红军写下的“武装起来，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标语。红军路过的平角岩、潭溪风雨桥和一些战斗遗址，也都散落在黎平起伏的群山丛中。

黎平会议

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区结合部，自古以来都是东进两湖、南下两广、西进西南的主要通道。在古代，是贵州东南部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工农红军曾三进黎平，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时在黎平召开过政治局会议，在中国革命十分危急时候，作出了进军遵义、建立川黔根据地的决定，使地处偏僻的黎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2010年7月15日上午，我乘坐的长途班车先在贵阳通向上海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然后驶入通向三穗、天柱方向的省道。汽车离开高速公路，行路难的感觉马上就开始了，路面窄、弯道多、转弯急、坡度陡，上坡如入天盘旋翻腾，下坡似扁舟飘落深谷。双手只能紧抓着座位的扶手，神经随着车身的摇晃抖动而紧绷，一路也无暇顾及车窗外的青山绿水，但心里清楚，这里随处都有当年红军长征留下的足迹。

由于天热，山区公路上还不断发生堵车，更使人疲乏。离锦屏县城不远处的高坡上，又是一次长时间的塞车。热得人们只能下车，到路边的树荫下等待。我发现当地旅客对这种“等待”非常有耐心，他们没有牢骚，也不讲怪话，更不去前方打探，只是默默地等待忍受，他们可能早习惯了“地无三尺平”的黔地之路。

300多公里的路程花了近十个小时，一直到晚上6时，才走出有侗楼建筑风格的黎平车站。问当地人知道，黎平会议的会址就在车站不远，图方便就近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

招待所的女主人知道我是来找红军长征遗址的，吃了晚饭就陪我到了翘街，找到了黎平会议会址。第二天清早，她又带路到了城南的南泉山，让我去拍那里红军烈士墓的照片。

早餐后，我又来到了翘街，参观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翘街是黎平的一条商业街，现在还保留着历史的原貌。街上，我认识了李老，他80多岁了，是一位县林业部门退休的老干部。他告诉我，现在翘街的路面已经整修过三次，70多年前，路面的中间是一米宽的青石条，两边是鹅卵石铺设。红军来黎平时，他只有七八岁，记忆中那时红军来了很多人。

翘街的东头有一座古老的城门，听当地人介绍当年红军就是从城门那边进入黎平；翘街的西头有一座石牌坊，上书“翘街”两字。翘街是一条两头高、中间低，呈弧形状的老街，两边的建筑多为两层，砖木结构为主，墙面是青砖石灰嵌缝。站在街上两边都能看到重叠的高高的风火墙，更使这条老街充满了古朴的韵味。

黎平会议会址的门牌号是二郎坡52号，这里原是胡荣顺店铺。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会址大门的上方挂着一块匾：“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这是陈云同志书写。这个店铺有五间两进，前低后高。

进门的那几间打通了，陈列着红军照片、行军路线图及其它文字资料；还有胡锦涛任贵州省省委书记时出席“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的照片和讲话材料。

两进房子的中间，是一个小天井。后进房子有两层，下面也是五间，中间是客厅，右手边第一间是会议室，放着两张并起来的八仙桌，桌子两边放着八张木椅，两边的墙上挂着参加会议六位领导的照片，右边分别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左边分别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总负责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根据当地史料分析，参加会议的应该是十个人，包括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而没有参加。黎平会议会址的斜对面是新建的“黎平会议纪念馆”，这座现代建筑也采用了翘街的古建筑风格。纪念馆里有好几个展厅，都是介绍黎平会议前后红军历史的资料，其中有一个大厅的中央陈列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秦邦宪（博古）的全身塑像。当地的文史专家张老师对我说，他们曾接待秦邦宪的儿子到黎平参观，他看到父亲的塑像很激动，说：“黎平人民还是实事求是的。”但他对黎平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说法，表示不认同。黎平会议形成的决议十分明确地提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就彻底放弃了博古、李德坚守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而毛泽东在通道提出的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进军的主张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正式得到肯定。

红军桥

进入侗乡黎平，侗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汽车路过的田野、村庄不时闪过一些侗楼的倩影。城里的学校、医院、商场等建筑的顶上或墙角也建有侗楼作为装饰。休闲广场的侗楼群更为壮观，中间一座高大的侗楼拔地而起，在两旁侗楼的拥簇下，更显雄伟。入夜，侗楼在彩色灯带的环绕下，熠熠生辉。音乐声起，广场上成群的侗人，随着明快轻松的节奏跳起了充满侗族风情的健身舞。人们沐浴在彩色柔软的灯光下，沉浸在欢乐的笑声中，身心放松，生活自在。黎平是一个侗族风情很浓的地方。

红军三进黎平留下了很多红色文化遗产，在翘街一带还有毛泽东和陈云的故居、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和红军教导师住址、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旧址、红军进入黎平的东门古城等。

在挂着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牌子的一幢旧房子里，迎面墙上挂着一张表格，是从江西参加长征到黎平的30位红军女战士一览表。里面是邓颖超、蔡畅等人的卧室，一切还保留着原样。后面天井的墙边是碑林，有李德生题写的“历史的丰碑”、王平的“难忘的历程伟大的事业”、杨成武的“艰难的历程”、耿飚的“历史先河”等30多位老红军的题词。

翘街的一头是县城第一小学，学校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旧址”几个大字。那天早晨，我站在石碑前，看着背着书包进学校的学生，不由得想象着七十多年前红军召开群众大会的情景。当年红军入城后，立即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把地主家没收来的粮食、油盐、衣被、布匹等财物清点好，拿到会场，在这叫荷花塘的地方召开群众大会。会上，红军战士先向群众说明“打富济贫”的革命道理，接着对物资进行分配，按群众的困难程度分为三等。其中甲等是最贫穷的人，分的东西最多。一个叫张国清的人属于甲等，他分得棉被一床，衣服三件，谷子400斤，猪肉若干斤。

在黎平纪念馆旁，我看到一个灯箱广告，上面是一幅照片，照片里是一座高高的木桥，上写着“红军桥”。这张长征资料图片似曾见过，很有吸引力。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座红军桥离县城只有二十几公里，当时已经是上午10时多了，下午我准备离开黎平，时间已经很紧，但想想来一次太不容易了，不能错过机会，于是我决定抓紧时间去看看。

招待所女主人是一位热心人，她一听我要去找红军桥，而且态度坚决，就找来了一辆出租车，陪着我一同前往。车子是破旧些，路况也不好，但毕竟是四个轮子的，二十多公里很快就到了。

临近中午，顶着酷暑的骄阳，天气十分炎热。汽车停在一个植被茂密的山坡旁，在“红军桥”指示牌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被几米高野草荆棘覆盖的小路，手脚并用地穿越过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游路”，终于来到了八舟河边的红军桥下。

五六十米宽的河面一下呈现在我的眼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清澈的河水在缓缓流淌，轻轻地抚摸着岸边石砌的埠头，一条两头尖尖的小木船静静地泊守在水面上。旁边几块高大的黑色顽石直插河中，也称得上有虎踞龙盘之意，石头边点缀着几棵参天古树，分明就是一幅韵味古朴的风景画。

河对岸有几株芭蕉树，那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摇曳，绰约多姿。堤岸后面是一片叠翠的农田，褐色的村舍建在农田后面的山坡下。山不高，但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这个村寨大约就是村民介绍的少寨吧！宽阔的河面上架着的这座木桥就是传说中的红军桥。桥脚是用圆木搭成八字形，斜插在河水中，只有一米左右宽的桥面显得很高。由于摇晃，在上面行走站立都感到不稳，但这是当地人进出村庄的通道，不论男女老幼要过河只能上这座高高的木桥——“红军桥”。

桥头旁的路边，有一块木牌，上面是红军桥简介：

红军桥位于黎平县高屯镇上少寨，长70米，宽约1米。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少寨时，原有的木桥已被国民党军拆毁，为让红军队伍顺利过河，少寨村民冒着严寒从家里扛来圆木和方板，点着火把连夜架桥，使红军队伍得以及时行军前进。为了纪念红军，今天人们把这座桥称作“红军桥”。

在黎平，除了红军桥，秦村的白塔至今还保留着红军写下的“武装起来，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标语。红军路过的平角岩、潭溪风雨桥和一些战斗遗址，也都散落在黎平起伏的群山丛中。

猴场会议

2008年5月9日，天下着大雨，笔者到了瓮安，去江界河参观“红军突破乌江天险”景点，路过猴场会议旧址。李德因病没有参加黎平会议，但会议后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红军“一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路上争吵不休。面对这一严重局势，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基本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汽车出了瓮安县城，到草塘镇猴场村有18公里，行驶了大半个小时。一路上看惯了高山峡谷，到了草塘，感到这里的地势相对要平坦些。公路直通猴场会议纪念馆的大门，在纪念馆没有发现停车场，汽车就停在公路旁边。下车后，看到大雨过后的山头被白雾紧裹着，公路边上的稻田里，农民正吆喝着牛在犁地，几位妇女忙着割草等农活，路上不时走来一群群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真是一派宁静的农村景象!不过由于参观红军强渡乌江遗址心切，就无心细顾了。

进入了一个新修的旧式大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大门的左边是一排新建的碑林，都是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留下的题词，我数了一下共有38块，内容大多涉及猴场会议和红军强渡乌江。

对着大门的一个坡上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这幢建筑从正面看就是一堵墙。墙面是用青砖砌成的，墙砖之间用白灰嵌缝，墙面的中间有6个分两边排列的暗红色圆形印花图案，在正面的下方中间开了一道门。仰看起来，由于这幢房子建在坡顶上，整体高度较高，因而屋顶等都被墙面挡住了。

现在猴场会议纪念馆这幢房子是当地政府近年新建的，这里原是宋氏住宅，建于1912年，四周用青砖砌墙，高约7米，内有正厅5间，厢房、下厅齐全，石嵌天井，为标准的四合院，俗称“一颗印”房子。1948年宋氏因产业纠葛将“一颗印”房子拆散变卖，屋基改作耕地。

跨上高高的几层台阶后，就进入陈列室的大门。院子的中间是天井，四周都是陈列室。我发现就在进口的旁边墙上有一块大红的宣传牌，上面的大标题写着：“伟大转折的前夜”，下面的一段文字摘自周恩来的回忆：“在遵义会议前夜(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红军突破乌江，很快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第二篇：春到湘江赏析（共）

春到湘江赏析

竹笛名曲《春到湘江》创作于1976年。作者宁保生，中央民族乐团竹笛首席、著名笛子演奏家，作曲家。国家首批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春到湘江》自问世以来，就以其鲜明的湖南花鼓音乐特色，时而跌宕激情，时而流畅如歌的新美旋律，引起了全国广大笛子演奏者的热烈反响，并受到了笛子爱好者的特殊青睐，不但被多种笛子出版曲集争相出版，而且还成为众多笛子演奏家的演出保留曲目和许多音乐院校的笛子教材，还被编入近年普及全国的笛子考级七至八级的曲目之中，成为了青少年业余笛子学习队伍中娇娇者们所喜爱演奏的曲目之一和报考许多音乐院校笛子

专业的热门选曲。

乐曲表现了湘江两岸生机勃发的春色美景和湘江两岸人民建设家园的火热干劲及对家乡明天激情满怀的美好憧憬。乐曲共分引子、如歌地行板、欢腾的快板、尾声等几部分。

引子是一段散板。它着重表现了湘江的春天来临时的激荡之情，广阔而起伏，内涵而激情，展现了一幅碧波滚滚、烟雾缭

绕的湘江美景：

作者对引子的写作与推敲可谓字斟句酌、用心独到，因此，要求演奏者尽可能扎扎实实地体现好每一个音符。整个引子在吹奏时要求大气而连贯，体现出一种跌宕之美。第四小节第一拍6的延长音，应尽可能地拉长，并注意音量的变化：从特强后突弱再渐强，以表现一种湘江的壮阔之情，第三、四拍高音1的波音，要吹得生动而富有朝气，以体现湘江的浪花之美。第四、五小节连续的16小三度音型切忌吹成草原风格。另外，#5和b3（即#2）是湖南花鼓音乐的特色音律，在引子和尾声中多次出现，再配以灵活的颤音技巧，湘江之春的波滚和浪花的起伏就鲜活地体现了出来。滑音在全曲中的多处运用，特别是在引子和行板中的运用，使全曲在激情之中更增添了柔美的特色。在演奏引子时，还要注意气息的连贯和强弱的变化，及与颤音、滑音的配合运用。总之，引子是全曲的开篇，其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个性都在引子中强烈地体现了出来，引子吹得好坏与否，对全曲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一些个别指法可作如下处理：

1.#5与b3的指法,为左、右手无名指分别在四孔、一孔的上半孔来回触孔；

2.高音1的颤音指法为开一、六孔，颤二、三孔； 3.高音1与6在下滑音时，1的指法为六孔开半孔，其余

五孔全开。

接下来是“如歌的行板”：

乐曲抒发了作者对湘江从心底发出的赞美之情，犹如江水的波涛，时而激扬高歌，时而吟唱低回，与船行江中，摇橹划桨的节奏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生动地刻画出一幅湘江两岸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歌声荡漾的幸福场景。

在这里，对于行板速度与节奏的掌握非常重要。特别是节奏，一定要稳，不能抢拍，几种不同的符点音符（如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等）都要分别准确地把握好。另外，要注意乐曲中的强弱起伏和气息的连贯，要音断意不断，犹如湘江的水波，跌宕起伏，连绵不绝，切忌平铺直叙，图解音符。因此，要演奏好这首乐曲，对演奏者气息控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要切

实加强长音强弱变化的训练。

乐曲对演奏者指法的灵活度和弹性，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乐曲的进行中，手指不但要时时快速颤动而有弹性，还要注意颤动时强弱的控制与乐曲的流畅和连贯，要强则强，要弱则弱，强弱均能随心所欲，与舒展的气息控制，恰到好处的滑音技巧融为一体。上下波音也要注意有所区别：

如 5（上波音）应吹成：565，6（下波音）应吹成656。

中段为“欢腾的快板”，由羽调式转为同宫徵羽交替调式。旋律明亮，意境清新，场面热烈而欢腾

湖南花鼓戏的鼓点节奏过门音乐作为非常有特色的中心旋律多次出现，为全曲增添了亮点色彩，使乐曲的情绪热烈中隐含鼓点声声，深情中不乏豪放洒脱。情景交融，诙谐乐观，跃然于笛声之中。排比递进式的节奏音型在中段中多次出现，恰似翻滚的波涛，把情绪层层推向高潮。

以上谱例中的第28至31小节，要吹得深情而又内涵，并注意控制音量和掌握一定的弹性，滑音与叠、打、波、轻吐等技

巧互相交融，相映成趣。

最后一段如翻似滚的递进旋律，在花鼓戏的鼓点节奏中，欢腾而跳跃，颤音与吐音连音交叠出现，连翻带滚，一气呵成。演奏中既要把握各种技巧的紧密配合，更要注意情绪的跌宕和逐

步向纵深推进。

以上八小节乐曲，出现了全曲的最高音，是本曲中异常精彩的旋律，情绪既喜悦又欢欣雀跃，要演奏好有一定的难度。前三拍的波音指法要灵活而富有弹性，又由于乐曲基本上是在高音区回旋，对气息的处理尤为重要，要丹田鼓气劲往下，一丝也不能放松，风门要用力收紧，指法要干净利索，配合气息把这段旋律圆满完成。另外，吹这几句乐句，还要注意情绪要一气呵成，第二小节的5音，要作为保持音处理，一直联到下一句，不能断开。整段乐曲要合理安排吸气点，即：在第五小节第二拍的6音后可作吸气处理及第八小节后吸气（注：此为原作者观点）。

高音3的颤音指法为：开四孔，颤一、二孔（注意：一孔

只开半孔）；

高音5的演奏指法为：按四、六孔，超吹。快板部分的几处连续吐音，要求既有一定的力度，又清晰而内涵，不能太直白了，在强弱拍的处理上，根据乐曲进行的逻辑而言，不要太恪守四二拍的强弱要求，而是在演奏中将第二拍适当地作重音处理，这样，与其他乐句的正常强弱拍交替出现，形成强烈的层次感，使得该乐段的感情表达丰富生动，多彩多姿，形象鲜明，情绪活泼：

以上谱例中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多次出现的波音、颤音均是在弱拍上，在实际演奏中也应把它当作强音来处理，但又应在乐曲总体的背景下控制在一定的音量里，恰似湘江的一朵朵浪花，激情而跌宕，轻盈而灵动。另外，这一大段的快板旋律，不仅要求吐音清秀通畅，指法灵巧而有弹性，有较好的气息基本功，合理安排好吸气点，吸气动作要快，并注意乐句中多处渐强渐弱的转换和控制（最后五小节由特强后突弱再渐强至高音3结束，要注意把握好音量的变化）。

尾声又从中段的徵羽交替调式，回到羽调式。在演奏上，与引子首尾呼应，在广阔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全曲。

第三篇：从井冈山斗争联想到执行力

从井冈山斗争联想到执行力

感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党委的邀请，使我实现了到井冈山革命老区走一走看一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愿望。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确实令人震撼。我的心灵也和大家一样受到了强烈的冲刷。

近期，因应管理干部学院之邀为一些海外骨干培训班讲“提高执行力”的内容，我对执行力问题较为留意，听课和参观时也思考了井冈山斗争与执行力有关的问题，现作些分析，就教于各位同志。

评价对象：井冈山斗争。

1、执行力总评：极强。

井冈山斗争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被迫奋起反抗，建立自己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党保存并发展了革命的队伍，进行了建立红色政权和实施土地革命的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井冈山斗争经历的曲折和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执行力的角度看，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2、分项评价： 沟通：5分。

沟通的目的是一个组织内部对目标、任务等在认识上的统一。所谓“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这个意思。

上井冈山之前，从文家市变计到古城定策，就是反复沟通，决定工农革命军走向的过程。这是最关键的沟通，毛泽东起了主导作用，为此，在以后还受到处分。

上了井冈山，最重要的沟通，是解决“红旗到底打多久”的问题。八角楼的灯光下，毛泽东写的两篇文章，是更大范围的沟通。由此，统一了井冈山党政军民的思想。

协调：3分。

协调指一个组织与其活动相关的其它各方之间的关系处理。

上井冈山的过程，主要是与当地农民武装的关系处理。这项工作做得可圈可点，十分成功。“成也袁、王。”

朱、毛会师，是起义队伍之间的联系协调。何长工的工作卓有成效。非此，没有可能发展壮大。

边界特委中土、客籍矛盾，是客观存在，看来没有协调处理好。毛在，大家没话说；毛不在，就爆发了。“败也袁、王（事件）。”

涉及社会各方的协调，了解不多。在战时条件下，靠枪说话，恐怕确有简单化的问题。

反馈：1分。反馈不到位，错误判断形势，必然导致失败。最典型的案例是湖南省委决策的朝令夕改。抛开敌人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等客观因素，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的领导层的瞎指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情况不明则必定导致决策错误。当然，在那时的困难条件下，不可能做到及时准确的反馈。

边界特委诬陷袁、王，省委特派员偏听偏信，彭德怀轻信派兵，是反馈的又一反面案例。

责任：5分。

组织中从上到下的责任意识和履行责任的情况，是执行力强弱的关键。

红军队伍在责任方面无可挑剔。这主要得益于信念的坚定。

在井冈山斗争史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对责任的执着。用今天的眼光看，对责任的追究近乎严酷。但不这样做，就难以存在。“心慈不能带兵。”

决心：5分。

决心是执行力的主观表征。

井冈山军民的决心是以死为保证的，这是决心的最高境界。“不畏难，不怕死，不贪财，为主义而牺牲。”真是壮哉斯言！

2011年7月8日

第四篇：干好前三年,从职场新人到公司核心

干好前三年——从职场新人到公司核心

想要升迁，就得弄明白企业到底会提拔什么样的人才？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公司需要的核心力量，就能马上清楚自己有没有机会晋升。企业最需要的就是核心人才，所谓核心人才，就是占公司20%的那群人，其余的80%靠他们来养活。在入职的三年内，努力让自己成为核心人才，就会得到公司的认可，这对自己和公司都是最好的结果。

第一份工作到底影响有多大？公司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学历究竟哪个更重要？企业会提拔什么样的人才？……初入职场的人，总会有许多的迷惘和困惑，尤其是在激情渐退或工作时日渐长后，如果还被以上问题所困扰，工作起来就会变得力不从心。难道职场真的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以往来说，进公司后三年左右为适应期。在这三年期间大部分上班族并不太了解工作的意义，只是听从上司的指示，因为在大学所学的理论和现实相背离而矛盾纠结，整天被没完没了的业务缠身，对未来充满悲观情绪。这样没头没脑地度过三年适应期之后，发现自己的视野比以前开阔了，处理业务的能力也提高了，慢慢得到了周围的认可，便逐步进入正式的评价期。但就目前的企业氛围来看，这种老传统已经完全被打破了。三年的适应期没有了，在你努力适应公司之前，公司已经在评价你了。职场新人对这种现象只有惊讶的份儿，三年后，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接纳公司对自己的评价，要么无视它，度过接下来的难熬岁月。也就是说，入职前三年非常关键。许多企业的晋升，也是在员工工作满三年后。

古语曾言，三十而立。可现在的年轻人却很难“立”起来。3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多都有3——5年的工作经验，多数仍然工作平平没有升迁的希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想要升迁，就得弄明白企业到底会提拔什么样的人才？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公司需要的核心力量，就能马上清楚自己有没有机会晋升。企业最需要的就是核心人才，所谓核心人才，就是占公司20%的那群人，其余的80%靠他们来养活。在入职的三年内，努力让自己成为核心人才，就会得到公司的认可，这对自己和公司都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始终觉得公司和自己所追求的价值不一致，就应该果断离开。如果现在还不是核心人才，而且以后也不可能成为核心人才的话，不管自己是否愿意，最终还是会离开公司的。要成为核心人才，就要确保自己工作的专业性。不要以为自己一直兢兢业业，像奴隶一样工作，就能得到企业的信赖。日本某咨询管理公司的代表濠里耕一，每次给新入职的职员做演讲时都会力劝他们“赶快成长为一名有能力辞职的员工”，其实是在叮嘱员工，希望他们能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实力、不再畏惧被解雇。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都要具备专业性，让自己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未来职业结构将会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失业者或沦落为单纯劳动力，另一部分则会形成上层的领导者，模棱两可的中产阶层将不复存在。现在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众多白领人士，如果不培养专业能力的话，最终会成为单纯劳动力。“

社会和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如此严格，在入职的前三年，一定要努力提升自己，使自己成为对企业有用的核心人才，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才不会惨遭淘汰。一览设计英才网

第五篇：从盲目到完满基于前理解的教学导引策略

从盲目到完满基于前理解的教学导引策略

摘要：前理解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诠释学的重要概念。前理解带有天然的盲目性，这虽然构成了学生文本解读的陷阱，但是如果及时给予导引，就会增强学生文本解读的有效性。将前理解的概念引入当下的语文教学，有助于教师对学情的掌握，并根据学情的特点和变化开展有效的文本解读。

关键词：文本解读；前理解；学情

理解始于前理解，不仅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观点，而且是诠释学的重要理论前提。“前理解”的概念是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前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1]他认为前理解是诠释学最重要的条件。它来自于“与同一事物相联的存在”并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一般而言，我们所谓的教学中的前理解主要是指某种理解之前的理解，也就是说是在某种理解开始之前，理解者所具有的观点、看法以及自己的见解等。

将前理解概念引入当下的语文教学，对实现基于学情的文本解读大有裨益。前理解下的学情不仅包括学生对文本的自主预习，而且涉及课堂教学中的学情变化。只有通过对前理解的有效导引，才能最终实现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有效对话。但同时，伽达默尔认为，前理解带有天然的盲目性。如何抵消这种盲目性，并且在有效引导下实现完满的理解，这是教师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盲目性的表现形式及成因

（一）偏见与误解

伽达默尔认为，偏见并非使我们“与过去分离”，而是“让过去向我们开放”。他虽然承认偏见的合法性，但也承认偏见的狭隘和消极。学生在自主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虽然会产生个性化的解读，但同时，误解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面的误解，不仅是指错误的理解，而且也包括单一的理解。例如，当学生阅读《我的叔叔于勒》时，他们对菲利普夫妇的认识一定会是“自私的、冷漠的、爱钱的”。这种理解虽具有合理性，却不是立体化的，如此也就难以理解小说中小市民形象的性格特征。

（二）思维定势与权威解读

模式化已成为当下语文课堂的一大弊端。无论是课堂结构的设置，还是学生的语言表达，都在长期的训练中渐渐落入模式的泥淖。其在学生阅读中的表现形式有：对文体的绝对认同，对人物的模式化分析，对语言的单一运用，等等。另外，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难免会参照相关的权威观点，并将其作为解读文本的钥匙，从而消解个体在阅读中产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种参照，虽然为自主阅读提供了一定的辅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

二、基于学情的教学导引策略

伽达默尔认为，如要实现对文本的诠释，我们要“先设定被理解的东西本身必须是意义完整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检验我们的意义预期并获得正确的理解”。这种对文本意义的“设定”是实现解读的前提。但是在教学中，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要素，那就是学生视角，即要有对学情的设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中有数”，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放矢，从而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

（一）发现与整合

前理解的盲目性决定了学生在预习和自读课文过程中会出现浅读和误读的现象。那么对教师而言，首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发现，其中包括学生对故事情节的把握、对人物形象的认知、对小说主题的理解，等等。这些内容是学情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开展教学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要实现这种发现，教师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课前针对性的预习；另一种是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维状态。前者是静态的，教师重在检查；后者是动态的，教师重在观察。

当然，发现的目的在于整合，这点对课堂教学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学生自主学习的盲目性进行归类，尤其是在重点内容理解上的偏差，并将这种共性的偏差作为设计教学活动的聚焦点；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及时把握学情的动态变化，将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意外情况”作为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和前者相比，后者是瞬时的、动态的，对教师的课堂调控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总之，只有及时准确地发现，才能了解学情；只有对学情进行及时有效的整合，才能基于学情制定和调整教学策略，从而实现教学活动的有效性。

（二）导引与转化

如果说发现和整合都是为课堂教学做准备的话，那么在教学中对其进行有效的导引就是对学生“前理解”的正向转化。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学生前理解的盲目性进行导引，从而在还原文本的基础上增强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效果。

1.以自身体验关联文本

伽达默尔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对抗性，即“存在着一种熟悉性和陌生性的两极对立”。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亦是如此。苏教版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中的《我的叔叔于勒》的课后第三题为：

小说中有些话，看似平常，要读出画面形象，读出真实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仔细揣摩下面的话，想一想，应该如何读？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此题的设置旨在引导学生读出“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的画面形象，从而理解其内涵。当“我”看着他“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和“满脸愁容”“狼狈不堪”的“又老又穷苦的脸”的时候，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我”默念的这句话确实平常，学生也一时难以深刻理解，但是当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假如你看见自己的父母这样对待自己的叔叔，你作何感想）之后，学生就能够明确这句话的指向在于亲情，其涵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将学生的自身体验引入文本，实际上就是将解读者置身于文本的语境之中，从旁观者转化为亲历者，这样，文本中的情境得以还原，情感也就能够自然流露，学生对文本的解读也就相对容易了。

2.以内容补充完善文本

文学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加之教材中的有些文本经过节选和删改，这就使得学生和文本具有天然的时间阻隔。伽达默尔认为：“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把自身带到这个他人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置入的意义”。

可见，内容上的补充（交代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需讨论关于内容补充方面的两个要素：一是必要性；二是时机。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这种补充的作用。虽然这种教学环节已经被广泛运用，但是并不一定应该成为课堂教学的必备环节。如果学生在文本的解读中已经能够明确主题，那么这时再去补充就是画蛇添足了。

其次，我们要警惕这种补充的陷阱。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在教学伊始就将作者的整体写作风格、写作背景以及表现主题的内容呈现，那么接下来的教学就会变成主题先行的模式。学生在明确的主题架构中寻章摘句就会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其本质上是取消了学生文本解读中的主体性。

最后，我们要把握交代的时机。我们必须明确，交代创作背景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文本解读。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对时机的最好诠释。一般而言，当学生实现了对文本的整体解读，并且已经初步接触了较为深刻的主题时，我们呈现相关的时代背景就会使学生明确其社会意义。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学生能够在鲜明的对比中发现金钱在亲情中扮演的角色，这时就可以出示马克思的话“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此时，金钱和亲情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于勒一家的特点，而是当时社会的典型写照，小说的“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就达到了。

3.以材料链接超越文本

伽达默尔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2]，又说“世界被启示于人类，仅在于语言和通过语言”[3]。毫无疑问，语言是文本解读的依托，所以，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反复琢磨语言，并以此理解其深刻含义。如笔者在《我的叔叔于勒》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对菲利普夫妇的自私、冷漠分析得鞭辟入里，并且一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们。这种课堂氛围虽然没错，但是容易遮蔽个性化的、有深度的解读。这时笔者出示了与作者相关的材料，即莫泊桑对“道德风尚的丑恶，给以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只有在下层人民中，他才发现一些令人宽慰的健康品质”，他的作品“同情和表彰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样，学生开始从新的角度分析菲利普夫妇，开始发现他们作为社会小人物的无奈与尴尬，并且对自私的母亲凡事为女儿着想的行为表示理解。这样的分析呈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得单一的形象丰满起来，很明显是学生文本解读的深入。

前理解是伽达默尔在诠释学中提出的概念，虽然在理解上比较复杂，但是将其引入当下的语文教学，尤其是学生视角下的文本解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有利于我们对学情及其变化的掌握，有利于我们对学生自主学习的盲目性进行纠偏，并最终促使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从而实现文本解读的准确与高效。

参考文献：

[1]黄珊楠，陈隆升.阅读教学中的“前理解”：内涵、类型与导引策略[J].初中语文教与学，2015（7）：20.[2]洪汉鼎.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J].河北学刊，2008（1）：62.[3]洪汉鼎.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下）[J].河北学刊，2008（3）：46.（责任编辑：陈玉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