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与黄寿祺易学研究比较浅谈

第一篇：高亨与黄寿祺易学研究比较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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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与黄寿祺易学研究比较浅谈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易学研究在疑古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经传分观成为以高亨先生为代表的易学者研究的基本原则，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以黄寿祺先生为代表的传统的易学研究表现出求新求变的趋向。本文拟通过对高、黄二位先生易学研究的比较，浅谈今后的易学研究所应具有的观念和应采用的方法。

关键词：高亨；黄寿祺；易学；经传分观；象数说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5-0044-05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YiStudies Taken by GAO Heng and HUANG Shou-qi

WANG Chang-ho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o late 1980's, influenced by the trends of Suspec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great changes had occurred in theYistudies.Separating the Text from the Commentaries becam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the scholars of this trend represented by GAO Heng, by the approach of which they had achieved a lot.Meanwhile, HUANG Shou-qi who represents the scholars taking traditional approach inclined to pursue new developments.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Yistudies by GAO Heng and HUANG Shou-qi, and discuss advisable approaches to theYi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GAO Heng;HUANG Shou-qi;Yistudies;separating the Text from the Commentaries;different approaches

《周易》作为我国汉代的象数、晋唐的玄学，到宋元以后的象数、义理，或平行发展或交互合流，易学流派纷繁复杂，但大体不出两派六宗（《易类小序》，第1页）[1]的范畴。进入20世纪后，受西方学术文化的浸染，特别是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传统易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易》走下经学神坛而回归其卜筮和古籍的面目。古史辨派的基本特色就是疑古、辨伪、考证，具体到易学研究上就是经传分观，就其对易学研究的影响来说堪称显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把古史辨派的易学观运用到《周易》经、传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以高亨、李镜池等人为代表。在古史辨派之外，传统易学研究也没有固步自封，很多学者不再禁锢在象数或义理之中，而是二者并重，同时又用现代哲学诠释《周易》经、传，为传统易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黄寿祺先生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之一。进入21世纪后，新方法、新学科的涌现，新材料的出土，使易学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易学研究者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在这种新的评论，来管窥21世纪的易学研究所必须具有的观念和应该采用的方法，以求教于大方之家。欢迎到访我的豆丁主页：http://www.xiexiebang.com/hechaoscut(文档精灵)本文格式为WORD，能编辑和复制，感谢您的阅读。

高亨（1900-1986），从40年代出版《周易古经今注》至80年代的《周易大传今注》，易学研究可谓终其一生。黄寿祺（1912-1990），研《易》尤久，用力尤深，易学研究也伴随其一生，1989年出版了代表作《周易译注》。高、黄二位先生都是在试图对《周易》经、传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进行易学研究，都是在对经、传逐字逐句的阐释中申发自己的易学思想，都运用了各自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材料来加强自己的学术论证，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就高亨先生而言，除了校勘学和训诂学方面的成就外，他还根据《国语》、《春秋》以及《系辞》等有关资料，并结合前人的成果，对东周古筮法研究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了成卦的具体步骤，解释了变卦的具体方法（第112-130页）[2]，颇有道理。与高先生不同，黄先生的最大成就是继承、发展、完善了其师尚秉和的象数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自然、社会、人生、关系时无法回避其见解和影响，所以其易学研究连同闻一多、于省吾、顾颉刚、郭沫若、李镜池等著名学者研究《周易》的巨大成就，共同代表并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周易》研究的最高水平[3]。黄寿祺先生独特的易学研究则体现了新时期传统易学的嬗变，彰显了传统易学求新求变的必然趋势，其以精湛的理论和卓越的成果被学界誉为当代易学宗师。

传统学者治学，特别重视师法，因为不同的师法决定不同的治学路数，不同的治学路数决定不同的学术成就。高亨先生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来研读先秦诸子的遗著，从而抒录个人的心得（第1页）[4]的治学路数，所以其研究具有强烈的乾嘉朴学特色。《周易》经、传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因文字差异、错简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讹误。对这些讹误，前贤多采取回避或附会的态度，造成了经、传的晦涩难解，所以注释《周易》经、传必须校勘文本。高亨先生在数十年的治《易》过程中对文本校勘非常重视，并运用多种方法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校勘，认为至少有一百五十处文字有疑义，并对其中十几处有确凿证据的文字予以改正[3]。他从文字、声韵、训诂入手，以求经、传之本意，发前人所未发，有的卓成一家之言。董治安先生评价其易学成就时说：他在《周易》研究领域足以自成一家，从而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从这些方面可以说，高先生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开拓。即使对于清代朴学家的易学成就而言，他也已经有所超越、有所前进了。[5]董先生的评价是非常恰当公允的。

黄寿祺先生先后师从尚秉和、杨树达等易学名家，其中受尚秉和影响最大（尚氏师从吴汝伦）。黄寿祺先生之注《周易》经、传，或在尚氏注的基础上进行发挥，或完全照搬尚氏注，同时对前儒成果多所甄采，区别于高亨先生完全抛开古注之释法。他继承了尚氏的阴阳之理，即阴遇阳、阳遇阴则通，阴遇阴、阳遇阳则敌，并发展了尚氏的易象学。其治《易》，强调从源溯流、强干弱枝，考明《左传》、《国语》所载古占筮，并且应从汉魏古注、隋唐义疏、宋元地理等枝叶，不由主干而寻枝附，是为浑不辨主客。他强调象征规律、易学条例、新出土的易学材料之重要（前言，第28-29页）[6]。这是黄先生一生治《易》的心得体会，也是其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在治《易》方法上的不同外，二位先生对《周易》经、传关系的认识也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造成了其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区别。对经、传的关系，欢迎到访我的豆丁主页：http://www.xiexiebang.com/hechaoscut(文档精灵)本文格式为WORD，能编辑和复制，感谢您的阅读。

学界长久以来存在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种是疑古的经传分观，一种是传统的经传合观，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共同推动了《周易》研究的发展。易学研究中的疑古之风滥觞于宋欧阳修，兴盛于清姚际恒、康有为，到顾颉刚等人时达到了极致。顾颉刚、钱玄同、李镜池等疑古干将纷纷发表文章否定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主张经传分观，竭力恢复经、传的本来面目，为易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高亨先生主张经传分离。他认为，《易经》是西周初年时代，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两者相去甚远，而后者对《易经》一书多加以引申枝蔓甚至歪曲附会的说释，是借《易经》旧瓶装新酒（自序，第1页）[7]，因此他主张讲《易经》不必受《易传》的束缚，谈《易传》不必以《易经》为归宿，以传解经好比拿古人的盆扣在自己的头上，用古人的绳捆在自己的手上，从而难于考见《易经》的原意（第3页）[8]。他把经传分观作为治《易》的一个基本原则，治《易经》绝不涉十翼郑吉雄先生认为高亨先生有时也以传解经，认为其在引用《诗经》、《说文》后得出悔为恨也的训释，最后回到《系辞传》中才证明悔义为困厄。郑说似为欠妥，高先生只是通过《系辞传》来印证悔为困厄之义，有忧虞、小疵之象，并不能因此说高先生以传解经。详见《从卦爻辞字义的演绎论 lt;易传 gt;对 lt;易经

gt;的诠释》，郑吉雄，载《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06）。，力图还《易经》卜筮之原貌；治《易传》同样不及《易经》。黄、高二位先生虽是同时代的学者，但前者对经、传关系的认识与后者截然相反。黄先生认为，《易传》尽管抒论角度各不相同，但本旨无不就《易经》经文而发，那么作为自古以来众所公认、无与伦匹的解经专著的《易传》，是研究《易经》经文的最重要的

，所以经、传合则是，而离则非（前言，第8、28页）[6]，与经传分观的易学观针锋相对，认为经传分离是错误的，其研究援传以解经、牵经以就传。学界尽管对《易经》和《易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众说纷纭，但都一致认为二者非一人一时之所作，且二者的成书时间相去甚远。《易经》和《易传》作为不同时代的产物，必然受到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易传》对《易经》的理解难免与《易经》之本义有一定差异。所以对《周易》经、传文本的解读，我们应着眼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等因素，否则必然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但思想和学术代代相承，《易传》多援《易经》而发，因此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对此应予以关注。

高、黄二位先生在对《易经》的性质以及象数的理解和运用范围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使得他们研究的落脚点有很大不同。高亨先生认为，《易经》原为筮（算卦）书，客观上反映出上古社会的多种情况，虽然其中含有极简单的哲学因素，但大体上是有一定价值的上古史料；认为《易经》既是筮书，筮人自然要根据卦爻的象数来判断人事的吉凶，所以《易经》的有些语句和象数有联系，但决不是句句都有联系；认为研究《易经》的目的在于考察上古史实，能通读卦爻辞，洞晓它的原意就够了，追求古代巫术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主张注释《易经》应当排除一切象数说。不过，他同时又认为，研究《易传》时还是应该用到象 欢迎到访我的豆丁主页：http://www.xiexiebang.com/hechaoscut(文档精灵)本文格式为WORD，能编辑和复制，感谢您的阅读。

数说的。他说，《易传》本身既有象数说，因而在研究其地方也不少，因此须讲明其固有的象数说，但要至此为止，不可多走一步（自序，第1-3页）[7]。

与高先生不同，黄先生认为，《易经》虽然以卜筮为用，但其内容实质却含藏着深邃的哲学意义。从各卦来看，六爻之间在

上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而这种联系正是某种事物、现象的变动、发展规律的象征性表露，也是一卦哲学内容的具体反映；从整体看，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种事物、现象的组合，里面蕴藏着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处事方法、人生哲理、自然规律等，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在运动变化中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他认为就《易经》本旨来说，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其中的哲理是通过象数的象征的形式来体现的（前言，第17-23页）[6]，要体会这些哲理必须首先要了解《易经》的象数。可见，黄先生通过分析象数，把易学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了对经、传文本义理的阐释上。

此外，在象数理论方面，高、黄二位先生形成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如高先生总结了《易传》中的六种卦位关系，即上下之位、内外之位、前后之位、平列之位、重复之位、不分其位六种卦位关系；他认为爻位有天位（五爻）、地位（二爻）、人位（三爻），区别于黄寿祺先生的三才之道，即天位（五、上爻）、地位（初、二爻）、人位（三、四爻）。他通过卦象、爻象、阴阳数、爻数来阐释《易传》之本义，似无附会引申之说，而黄先生则通过卦时、爻位、三才、当位与不当位、乘、承、比、应，以及阳遇阴则通之说等来申发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哲理，这是其易学研究的特色。

与其他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一样，高、黄二位先生的《周易》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阅读和研究先秦经典不利用通假则不得其解，但如果使用过宽，有时则不能令人信服，甚至会出现错误。运用通假注释经、传是高亨先生易学研究的一大亮点，但也常为人所诟病。如其释《乾》上九爻亢龙有悔之亢为沆，便因而受到当时学界的批评（前言，第6页）[9]。除此之外，作为预测吉凶祸福的卜筮之书《易经》，与象数有一定联系，高先生注经扫除一切象数的做法过甚。实际上，以扫象著称的王弼在阐释经文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象数，其对象数的见解和研究不亚于后代的一些象数名家；刘大钧先生也认为卦爻辞据象而出，与象密切关联(第25-44页)[10]，因此注释《易经》不能完全脱离象数。另外，高先生本人也认为古经的有些语句与象数有关，既然如此，对这些语句的训释就不能不谈象数，所以其注《易经》扫除一切象数有极端之嫌。另外，高亨先生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跨入新中国的学者，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努力地用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撰写《周易大传今注》的时期（1964 1970）正是我国阶级斗争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高亨先生身处其中必然受到环境的熏染，其易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一些当时政治的印记。通读《大传今注》，我们会发现不少统治者、剥削阶级、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人民等字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在《大传今注》自序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对此我们应该放在特定的学术史的范围中进行客观评价。黄寿祺先生把《易经》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其史 欢迎到访我的豆丁主页：http://www.xiexiebang.com/hechaoscut(文档精灵)本文格式为WORD，能编辑和复制，感谢您的阅读。

料价值。很多学者研究证明，《易经》隐含了一些殷末周初的历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黄寿祺先生之注《易经》，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究，现仅举一例示之，如释《泰》六五爻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为帝乙嫁出少女，以此获得福泽、至为吉祥（第111页）[6]。据顾颉刚先生翔实的考证（第11-15页）[11]，此句是言帝乙嫁女于文王之事，这是无疑的，而黄寿祺先生仅言帝乙嫁女，不言嫁女于何人，对文王娶妻之事不着一字，从而淹没了这一历史事实。

上世纪的易学者们，或偏重经传分观，或信守经传一体，或主象数，或涉义理，或既主象数又涉义理，但他们的目的都力图求《周易》之真，成就或大或小，影响或强或弱，究其根源在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之差与研究方法之异，对他们的研究我们不必厚此薄彼，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上世纪的易学研究丰富多彩。高亨先生在经传分观思想的指引下，抛开前贤古注，依靠坚实的小学功底，追求自己所认为的经、传之本义。姑且不论其结论是否真正合于经、传，仅就他把经传分观思想彻底贯穿于研究中来说，其本身就为易学研究带来了新视角、新思路，在学术史上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与高先生相反，黄寿祺先生经传合观，从汉魏古注诸家义疏入手，由象数出发而归为义理，阐述了经传的科技史研究中的价值，并把《周易》与西方古代哲学做了简要的比较。其间兼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工具，对前贤成果多择善而从，有根有据，很多见解让人难以辩驳。显然，黄先生代表了传统易学研究视野渐次开阔和求新求变的倾向。

要之，高亨、黄寿祺二位先生都从文本入手，只是切入方法、切入工具、研究思想有明显区别，但分别标示了不同的易学发展方向。他们的努力不但丰富发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易学研究，而且对新世纪易学研究所应具有的观念和应采用的方法有独特的借鉴意义。对《周易》经、传的研究，我们应该从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才能循入正途。但《易经》毕竟成书于殷末周初，有关那个时期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加之语言变迁以及神话流传的中断等原因，我们对《易经》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本依赖于《易传》。但《易传》的著作年代与《易经》的成书年代相去甚远，毋庸置疑，里面附加了后代的很多思想学说（如阴阳思想、道家思想等），而这些思想多不合《易经》原意，至少为《易经》所无。因此易学研究应该在坚持经、传有一定联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经传分观，同时应摒弃门户之争，避免轻视或夸大某种研究方法之误。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既要意识到科学易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方法、观点研究《周易》的新颖之处，又要体会其视《周易》为百科全书之误；既要肯定文化易对《周易》文化内涵的挖掘所做的努力，又要批判其贬低《诗经》等先秦典籍之弊；既要发现义理易和象数易对传统易学研究所做的贡献，又要避免它们相互之间的成见。我们的小学功底虽不如乾嘉贤儒，但我们拥有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大量的甲骨文和帛书《周易》等出土文献，这为今后的易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我们只有在对经、传的文本进行严谨解读的基础上，同时借助于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从自然科学等角度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才能逼近（前言，第1页）[12]《周易》经、传的真正内涵，才能把易学研究推向新境界。欢迎到访我的豆丁主页：http://www.xiexiebang.com/hechaoscut(文档精灵)本文格式为WORD，能编辑和复制，感谢您的阅读。

参考文献：

[1]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2]高亨.周易古经通说（重印本）[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3]王承略.论高亨先生的《周易》校勘学[J].山东大学社会科学版），1997，(4).[4]高亨.诸子新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5]董治安.高亨先生及其《周易》研究[J].文史哲，2002，(1).[6]黄寿祺.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8]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9]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刘大钧.周易概论（增补本）[M].成都：巴蜀书社，2008.[11]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1.责任编辑：林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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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高中生高考前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高中生高考前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尚久华1,李文菊2,王建平3

摘要:在我国现阶段,高中生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学校在重视学习成绩的同时,往往忽视学生的生长发育规律;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也偏重于学习成绩,对生长发育期的孩子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知之甚少,这些都加深了高中生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使学生自身心理行为问题增多,患有心理疾病的学生人数增加.这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影响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通过对齐齐哈尔2所重点高中学生高考前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及对睡眠时间和参加体育锻炼的调查结果分析,探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研究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关键词:高中生;心理健康;体育锻炼;生理规律 中图分类号:B844.2文献标识码:A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和齐齐哈尔市第1中学高中3年级的班级为单位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731 人,其中男生453人,女生278人.1.2 方法

采用文献[1]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在2001年高考前1个月,将被调查学生按班级集中,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用无记名的方式答卷,以保证答卷质量有效.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共设60个测定项目,依症状的严重程度按0~5级评分.在60个项目中又分出10个因子,即因子1:强迫症状;因子2:偏执;因子3:敌对;因子4: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因子5:抑郁;因子6:焦虑;因子7:学习压力;因子8:适应不良;因子9:情绪不平衡;因子10:心理不平衡.各因子也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按0~5级评分.在填写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同时,对每天睡眠时间,是否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也作了问卷调查与统计.结果与分析

2.1 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

根据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使用标准,以各因子是否达到或超过中度水平(≥2)为界,划分有无心理问题.731名被调查的高中生有心理问题的为275名,占37.61%(见表1).本次问卷调查按不同学校和班级取样进行,所用量表的60个项目与量表的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4027~0.7587,结果能较客观地反映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表1的结果显示,高中生尤其是高考前的高中生是心理疾患的高危人群.表1 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程度水平/分健康状况人 数百分比/(%)

1~1.99心理健康456 62.38

2~2.99轻度心理问题238 32.56

3~3.99中度心理问题32 4.38

4~4.99较重心理问题5 0.68

5严重心理问题0 0

2.2 高中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

所调查的731名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依据中国中学生健康量表中10个因子所达到的平均程度水平列出表2.由表2可见,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突出表现依次为情绪不平衡、学习压力和焦虑.情绪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对老师、同学及家长的态度忽冷忽热,学习成绩忽高忽低;学习压力的主要表现为学生感到学习负担重,怕

老师提问,讨厌做作业,讨厌上学,害怕和讨厌考试等;焦虑主要反映学生感到紧张,心神不定,无缘无故的害怕,心理烦燥,心里不踏实等.虽然调查中心理症状的出现有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需要看心理医生的只是个别人,但这种出现在高中生中的普遍心理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表2 各因子所达到的程度水平

因子平均程度水平位次

强迫1.95 5

偏执1.77 8

敌对1.75 10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1.897 6

抑郁1.752 9

焦虑2.03 3

学习压力2.10 2

适应不良1.98 4

情绪不平衡2.18 1

心理不平衡1.84 7

2.3 高中生睡眠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每天按人体生理规律睡足8~9 h的212人,占29%;睡眠不足8 h的400人,占54.72%;睡眠无规律、早醒、有失眠症状的119人,占16.28%.我们知道,睡眠是大脑休息的最好方式.科学研究也证明[2],大脑疲劳时,脑内的能源物质减少,5—羟色胺、芳香族氨基酸等假神经递质增多,这些神经递质不能产生正常的生理效应,由此而产生困倦.所以说睡眠是大脑疲劳的保护机制.在青少年这一阶段,只有保证8~9 h的睡眠才能使大脑恢复疲劳,否则大脑疲劳的连续积累会产生过度疲劳,导致睡眠障碍,继而出现体力下降及神经机能活动的紊乱.这些身体机能尤其是中枢神经机能的变化,很可能与高中生不良的心理变化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2.4 高中生参与体育锻炼情况

本次调查中,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每天锻炼1 h以上)529人,占72.37%;偶然参加体育锻炼的(1周不超过3次)168人,占22.98%;怕影响学习不参加体育锻炼的34人,占4.65%.这一调查结果比较令人满意,因为多数学生(72.37%)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说明高中生中不乏体育锻炼的参加者.但令人担忧的是仍有22.98%的人对体育锻炼不够重视,甚至怕影响学习根本不参加体育活动(4.65%).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学生对体育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跑跑跳跳浪费时间的层面上;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校对学生的体育锻炼重视不够,没有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双重作用.结论与建议

从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向不能只是向社会输送知识的占有者.任何缺乏健康心理素质的人都将很难立足于社会,更难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整个社会都应当把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人格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从多方面、多渠道,寻求和探索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的途径.有资料表明[3]:对体育的喜爱程度以及体育活动中获得的快乐,是扩大身体活动心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体育活动一般都是符合人体生理学规律并能娱悦心情的,如篮球、排球等集体活动形式既能提高学生身体健康水平又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学生在集体活动中体会到集体力量的巨大,同时也明白自己作为集体中一员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参加集体活动,特别是自己喜爱和擅长的项目可以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使人产生自信、自尊、自强,对那些有人际关系紧张、敌对,适应不良心理症状的人无疑具有良好的调节和教育作用.体育教师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对有些学生安排一些难度比较大,需要学生克服一定困难才能完成的项目,如爬绳、爬杆、攀岩等,这对那些抑郁、情绪不平衡等心理症状的人是非常适合的,因为这些同学往往缺乏信心,做事总怀疑自己的能力,一旦能克服困难,达到即定目标,并受到大家的承认,就能激发他的信心.因此,运用多种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有趣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在体育课或课余体育活动中,体验到愉快、欢乐.这种良好情绪可以

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激励,激发他们热爱生活、创造生活,起到调节心理紧张的作用.这对许多抑郁、焦虑,有学习压力心理症状的学生能起到良好的调节和改善作用.从学校方面讲,在制定教学方针、政策时,不要一味地把学生当成学习的机器.学生首先是自然人,他们有自身发展的生理学规律和心理学特点.如睡眠这一生理学规律就常常被学校的管理者们所忽视,一味地延长补课时间,不断增加学生课后作业,是导致本文调查者中一半以上的高中生不能完成8~9 h睡眠的直接原因.当人体正常的生理机能不能满足时,心理必然会产生不良反应,而这种不良的心理反应也是导致学生厌学和师生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学校领导层普及一下人体生理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他们能从满足学生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出发,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出发,保证学生享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充分的活动空间,给学生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气氛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学校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对学生心理压力的一种缓解.如果还能为学生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定期或不定期的为学生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那就为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对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过程中,家庭这一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在的高中生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表现的盲目无措、简单粗暴或溺爱等等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孩子上了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家长对孩子的心理期望值逐渐升温,很少有人考虑这些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有何生理特点,有何心理需求,对学校不断加码的课业负担,往往能表示“理解”,只要孩子能刻守做作业,做习题的本份,哪怕做到天明也很少有人心疼.高中生学习成绩的好坏是家长和学生心理变化的晴雨表,学习成绩好,全家皆大欢喜;学习成绩下降,学生本身情绪低落,家长又不能正确理解,很容易使学生产生自卑和敌对等不良情绪.久而久之便会出现心理问题,甚至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所以在对学生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对家长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家长应首先学会克服自己的急燥情绪,要考虑到孩子尚未成年,世界观正在形成之中,要从正面鼓励孩子,使他们认识到,在学习以及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人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曲折和障碍等不利因素.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追求的目标越高,遇到的困难,挫折就越多.学习成绩的好坏都是暂时的,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正确地评价自己,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挫折能力,才是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开辟家庭这条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就是要使家庭既是学生躲避心理风险的港湾,又是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战胜自我、勇攀高峰的加油站.总之,高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运动员的“早熟早衰”现象[4]已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高中生过早过重的生理和心理负荷,会不会导致他们在今后事业上的“早衰”呢?教育界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千万要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升学率,而应切实制定出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至于高中生目前的心理健康问题所带来的远期后果,有待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

[1]王极盛.心灵时代—心理主宰健康[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177-183.[2]冯美云等.运动生物化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213-214.第4期尚久华等:高中生高考前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与研究99

[3]胡胜利.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心理学报,1994,26(2):153-163.[4]曲绵域等.实用运动医学[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69.

第三篇：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计量研究论文

摘 要：经济学论文发表 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居高不下，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2013年年报数据显示，A股上市公司最终年薪超过500万的企业负责人中，半数以上就职于金融类企业。2013年6月，德勤发布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调研报告》显示，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论文投稿,公允价值计量研究论文发表

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居高不下，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2013年年报数据显示，A股上市公司最终年薪超过500万的企业负责人中，半数以上就职于金融类企业。2013年6月，德勤发布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调研报告》显示，2012—2013年间，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均值位列各行业之首，分别是位列第二的房地产行业的2.4倍、位列第三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的3.4倍以及位列末位的农林牧渔业的6.6倍。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受多种因素的影响。2014年7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首次从准则的高度明确规定了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日趋规范。那么，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公允价值损益对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无影响？本文以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之间的相关性，为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制定机制的改进与优化提供思路。

一、文献综述

根据对CNKI数据库中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的搜索，国内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研究始见于2008年赵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截至2014年，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共44篇。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围绕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损失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展开。赵婧（2008）认为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一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存在，但效用不大，容易造成管理层短视行为，影响公司长远发展。高管薪酬在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即为薪酬粘性。郭凯（2009）认为公允价值收益会增加利润而掩饰主营业务的不足，有利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加，使得个别持有公允价值收益比例较大的公司出现高管薪酬与实际业绩相背离的情况；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拖累企业业绩，但未因此影响到高管薪酬的增长。刘浩、杨尔稼等（2010）发现公允价值计量在增量意义上提高了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契约的相关性，正的公允价值变动会带来更多的薪酬，而负的公允价值变动将不会带来薪酬的显著下降。徐经长、曾雪云（2010），韩金红（2011）经实证检验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公允价值收益对高管薪酬影响显著为正，而损失对高管薪酬没有显著影响。周辉与杨静（2012）也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不相关。周林洁（2014）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明显的薪酬粘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公允价值变动为负时与高管薪酬没有显著相关性，上市公司高管可能通过操纵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来提高自身的收益。除此之外，其余研究也普遍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没有显著相关性，高管薪酬粘性仍然存在。郑开焰、刘建伟（2013）以我国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银行利润表中的业绩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存在增量效应，银行业没有像非金融行业那样表现出公允价值损益对薪酬契约的不对称性，也没有显示出以往研究中发现的薪酬粘性。除开展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损失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外，学术界还开展了基于企业产权性质、高管不同职位等方面的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研究，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而基于不同职位的高管薪酬研究则从管理层内部不同职位出发来探讨公允价值的薪酬契约有用性，发现不同职位的管理人员，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其薪酬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除郑开焰、刘建伟（2013）专门选择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外，已有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研究的样本选择基本都剔除了金融行业。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券商与信托）与其他行业在涉及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业务内容、相关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国家对高管薪酬约束机制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行业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于其他行业。剔除金融行业这一特殊值，能体现其他行业的平均情况以及大体趋势，为衡量与评价其他行业高管薪酬整体情况提供了相对客观的依据与标准。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重要地位和金融行业业务的特殊性，导致公允价值计量对其业绩影响更为重大，若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全面反映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针对金融类上市公司深入开展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中，为了有效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激励，高管薪酬一般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研究企业经营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时势必要涉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构成企业经营利润的其他盈余项目相比，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风险较大。当企业经营业绩上升时，更容易将其归功于管理层的努力，因而人们会认为提高管理层薪酬是合理的。由于高管薪酬除了与相关激励相结合外，还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并且出于保证稳健性、规避风险的需要，对管理层行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根据相关政策指引，薪酬也应随经营业绩的下降而下降，才能体现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假设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2：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模型设计

现有研究认为，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规模、股权结构以及行业差异等。因此，为检验金融类上市公司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关系，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的研究变量（如表1）以及研究模型，用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三、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

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2007年正式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适度引入，而2008年金融危机中金融类企业高管薪酬没有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而下降，反而升高，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由于数据库中2009年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不全，故本文选取2010—2013年共4年间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包括上市银行、上市保险、上市券商与信托）作为研究样本，数据均取自CSMAR（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剔除下列异常值：高管薪酬数据缺失的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缺失或为零的公司、停牌的公司，共得到145个样本数据组成全样本。同时将其中63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正、82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的样本分别组成两个子样本进行研究分析。表2是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的结果。对全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高管薪酬LN（COM）的均值为15.5997、标准差为0.743，表明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并不大。其他盈余均值为0.1809，最大值为0.85，最小值为-0.0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CFV的平均值为-0.0019，最大值为0.05，最小值为-0.05，与同样影响利润总额的其他盈余相比，则金额相对较小，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小于其他盈余，对利润的贡献也较小。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Frist的最小值为22.44，最大值为97.51，均值为65.8357，标准差为18.7761，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较大，股权集中度差异明显。公司规模SIZE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30.57和20.35，标准差29.0599，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司规模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资产负债率LEV平均值为0.7073，标准差为0.25682，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但差异不大。独立董事所占比重Dir均值为0.35，说明公司独立董事的数量平均约占到三分之一。董事会规模Board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22和5，但标准差为3.67，说明在董事会规模上，金融类公司之间差异较大。表3显示的是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从表3看，对全样本分析，不区分CFV正负以及不考虑其他相关控制变量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CFV）与高管薪酬为负相关关系。其他盈余REA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受利润影响的程度较低。资产负债率LEV与高管薪酬LN（COM）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企业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时，资产负债率越高，高管薪酬就越高。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Dir、董事会规模Board均与LN（COM）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独立性越强的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越高。CFV与REA之间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并且CFV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显著。REA与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董事会规模Board显著正相关。此外，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表4是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结论如下：（1）就全样本分析来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CFV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时，其对高管薪酬LN（COM）的影响较为显著。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允价值损益CFV为正或为负对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2）对CFV<0与cfv>0这两个子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CFV<0时，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回归系数为-21.485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是显著负相关的，当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越大，相应的高管薪酬就越低；而当cfv>0时，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估计系数为0.092，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纵观全样本与两个子样本，其他盈余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与已往剔除掉金融行业之后得出的研究结果不同，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存在薪酬粘性。（3）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对高管薪酬也有一定的影响。资产负债率与高管薪酬成显著正相关，同时，在CFV<0的情况下，LEV与高管薪酬呈显著正相关，即在安全范围内，在保证企业偿债能力的情况下，企业拥有越高的资产负债率，高管薪酬越高。作为公司治理变量的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First的估计相关系数为-0.003，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说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对高管薪酬约束效果越明显，高管薪酬越低。用董事会规模Board作为公司治理变量，其估计回归系数为0.063，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治理机制越完善，则高管薪酬越高。通过表4的回归结果，证明假设1并不成立，而假设2是成立的。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越高，高管薪酬越低，而公允价值收益越高则并不意味着高管薪酬越高。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并不是完全依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其他盈余制定，但高管薪酬随着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发生而减少。表明现有金融类上市公司薪酬制定机制中，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有一定的约束作用。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来自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金融资产的交易，出于合理薪酬制定机制的考虑，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般来源于其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并非真实产生的损益，因此，依据该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升而增加高管薪酬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金融类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程度越高，其薪酬受会计指标的影响就越小，因此，高管薪酬不会出现随着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薪酬约束机制，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表明管理层经营业绩的下滑会使高管薪酬数额减少。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金融类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对其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在金融类上市公司中，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越高，高管薪酬则越低。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不完全依赖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说明现有高管薪酬制定机制不完善，未能实现财政部2009年制定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高管薪酬激励要与约束机制相结合，与经营业绩挂钩的目标。但其中合理之处在于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越大，高管薪酬越低，说明其约束机制是相对有效的。为改善与优化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机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就企业内部而言，完善董事会的构成以及独立董事选聘制度，扩大独立董事权利，加强独立董事监管作用，增强内部控制，充分发挥薪酬委员会职能。在制定高管薪酬时，要加强对其业绩的考核，提高高管业绩影响在其薪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同时为了避免片面追求短期业绩而造成的管理层短视行为，应当将对高管进行的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提高薪酬制定机制的合理性，改善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长期激励较为缺乏的现状。第二，发挥外部对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外部监管作用，增强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的透明度。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对高管薪酬披露内容较为简单，一般是对高管薪酬绝对数的披露以及对薪酬制度的简单描述。例如，表明高管薪酬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以及简单描述管理层考核、激励奖惩制度。证监会应在现有薪酬信息披露规定的基础上，要求上市公司对高管薪酬从严从细进行披露，同时借鉴美国较为完善的薪酬披露内容体系，使信息使用者明确知悉高管薪酬的构成部分、确定依据以及相关业绩条件等，增强信息有用性并有效监督高管薪酬。第三，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应进一步完善修订。2014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CAS39）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导向依然是抽象而非具体的，缺乏具体操作指南。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就适用情况而言，除规定哪些准则固定内容适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外，更应当明确具体准则中哪些情况下适用该计量属性；另一方面就估值技术而言，应在市场法确定公允价值中明确对有关市场的时间范围给予指引规定，而不是笼统地使用“近期”这一时间概念，同时对适用的计量模型给予具体说明，使得估值法有据可循，提高其可行性。

第四篇：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研究

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也随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新的技术手段以及医疗器械不断应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当中，促进了我国医疗水平的提升和进步。当下医疗卫生事业管理当中，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以及实现问题，是当下各大医院必须切实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对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的研究，将注重要高值耗材的使用及管理、相关的出入库问题、条码扫描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就目前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情况来看，其主要针对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高值耗材二级库管理，另一方向是条形码管理系统设计。这两方面内容，关系到了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能否合理有效应用，使其在进行实际应用过程中能够更加方便，并且确保高值耗材管理不存在问题。本文对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的研究，将更加注重材料信息的集成化管理，对高值耗材与一般卫生材料进行有效的却分，使管理流程更加科学化，更加的合理化，进而促进我国医疗卫生材料学的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目标实现。一般来说，我国当下各个医院对于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主要采用条形码管理，并逐渐朝着“ID号管理”这种新的管理模式转变，根据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模式进行改善，以期更好实现高值耗材管理目标。

一、我国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模式分析

当下我国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进行库房管理过程中，设备超过800元，需要进行扫码出库，在进行收费过程中，需要对出库内容进行核实，确保出库材料信息无误；

第二，在进行出库时，需要利用专用的信息扫码枪，每一个手术间需要进行巡回扫码，并且库房内高值耗材需要进行专人管理，并由专人进行发放；

第三，设备科对手术室高值耗材的使用情况以及损耗情况需要进行及时登记，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随时用随时记账的管理模式[1]。

目前我国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利用编码式的管理模式，库房管理存在一定的混乱现象，导致库存数量在进行清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很容易导致对库房高值耗材清点不当，导致记账错误的现象发生。同时，计划单具有较大的混乱性问题，并且数量管理存在一定的无计划性，从而使库房管理面临着大量的计划单清理问题；

第二，进行手术记录单记录过程中，由于医生的失误，导致编号记录错误的话，很难在库房内寻找对应的高值耗材，从而容易引发医疗纠纷事故发生。

第三，条形码管理模式：利用条形码进行管理时，可以保证高值耗材能够合理的进行出入库以及使用。我国手术室高值耗材利用条形码进行管理，可以更好地节约人力物力，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条形码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目前条形码管理模式存在很大程度的缺陷，器械上的条形码多是后贴上去的，并不是事先生成的条形码。而进行这一工作时，往往是由医院的护士进行操作的，并没有真正的节约护士的工作量。

二、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的要求

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必须明确高值耗材的实际用途以及相应规格，在进行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对高值耗材进行应用，一旦出现事故，也可以更好地采取有效解决措施。那么，在进行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要求呢？本文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值耗材的产品必须进行有效的编码处理，并且高值耗材管理系统需要对编码进行ID号设置，并明确每一个ID号代表的高值耗材信息；

第二，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对每一个ID号的高值耗材有着明确的记录，并进行数据库信息收集，在计算机系统当中，可以轻松地查阅每一个ID号的高值耗材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规格、生产厂家、用途、零售价等信息；

第三，手术室管理系统、耗材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等必须在高值耗材管理系统中得到明确体现，并且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对这些信息必须进行有效管理；

第四，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要具有财务核算功能，并且根据数据输入，进行凭单生成；

第五，高值耗材管理系统与HIS收费系统内的高值耗材信息一一对应，两个系统内的高值耗材信息应该具有一致性[2]。

三、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分析

（一）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分析

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系统的整体框架，明确系统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因素。关于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的总体架构，我们可以从图1看出：

图1 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示意图

根据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的总体架构实体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系统设计时，包括了库房入库、出入库方式、库房表、设备等相关信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的模块有系统登录界面、耗材出入库模块、系统操作、耗材查询、耗材登记、计费结账等模块，将该总体架构简化后，形成的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将更加简便地应用于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工作当中，关于系统功能模块图，我们可以从图2进行比较和分析：

图2 高值耗材系统模块图

综合图2的系统功能模块图，在进行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时，主要针对于实现图2的系统功能即可。

（二）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功能实现分析

本文对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的研究，主要针对于手术这一医疗操作为主，分析了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设计，从而实现其功能性[3]。

针对于术前的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分析：在手术之前，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实现其功能的步骤主要有下面几点：（1）医生通过“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向耗材部门进行备货申请，其中根据系统设计情况，输入科室、主刀医生姓名、联系方式、手术时间、高值耗材材料名称、规格、型号等信息，从而进行高值耗材提取；（2）信息输入系统后，会生成“备货通知单”；（3）每个手术间会有专门的高值耗材管理人员进行高值耗材发放，通过扫码进行设备出库，并对内容进行相应的核实工作。

针对于术中的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分析：专门的库房管理员将设备进行供应，将所需要的高值耗材转移到手术室内，并对其进行扫码，输入数据库系统进行备份。手术医生根据需要，利用高值耗材进行手术操作，并对实际消耗进行统计。专门的管理人员会对高值耗材进行统计，并进行系统备份[4]。

针对于术后的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分析：高值耗材专门管理人员对手术后没有消耗的产品进行清点，并对数量进行统计，同时也要对产品的型号、规格、供应商、ID编号进行统计，将数量和相应信息输入到高值耗材管理系统中，并将产品和设备进行返库操作。高值耗材管理人员还要对患者的病历号进行备份处理，是患者的病历与产品的ID号相符合，一同进行系统备份，将耗材信息输入HIS系统，HIS系统内的高值耗材型号与高值耗材管理系统的型号一一对应，从而生成结算单。结算单内，将包括手术室高值耗材使用清单以及相应的供应商凭证。

结束语

高值耗材管理系统的实现，可以更好地实现高值耗材的管理工作，使高值耗材在手术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从而满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对于高值耗材的需要。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必须针对于高值耗材的实际功能，对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保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设计的合理性，使高值耗材管理系统能够更好实现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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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1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摘要：本文选取沪A股山东省33家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公司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率和国家（国家法人）持股的整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分别从高管薪酬、薪酬差距和高管持股的角度研究了这些因素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考察了企业规模与高管薪酬以及平均薪酬的相关性。在目前的薪酬体系下，山东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逐年增长。整体看来，这些公司中国家或者国有法人持股比率高，但有逐年下降的趋势；高管薪酬和薪酬差距跟企业绩效脱节；高管持股比率低，对企业绩效没能产生激励作用；高管薪酬和平均薪酬与企业规模不存在相关性。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管薪酬；企业绩效；薪酬差距；高管持股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05－００49－０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5.1

2一、引言

现代公司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随之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公司制度中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问题源于信息不对称，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委托人难以对经理人进行监督，所以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双方有必要签订激励性契约，这样可以促使经理人和股东利益一致化，减少公司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减少代理成本，增加股东财富。

本文以山东省在沪市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力图为改革山东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完善高管薪酬结构、进一步推动山东省上市公司的快速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Lewellen和Huntsman（1970）采用了1942

―1963年财富100强中50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管理者的薪酬与企业规模相关[1]。Murphy K.（1985）运用1964―1981期间的样本，分析了美国73个最大制造企业的500个经理的数据，研究了公司绩效和管理报酬，发现由股东回报测量的公司绩效与经理报酬呈正相关，销售量增长与经理补偿也呈正相关[2]。Ellen L.Pavlik Tho-mas W.Scott和Peter Tiessen（1993）采用代理理论分析了报酬和绩效之间的联系，认为经理人应通过会计和股票绩效而获得回报，而不应通过销售额的增长来获得相应的报酬[3]。会计绩效在现金报酬方面要比股票绩效更为重要，而股票收益在包含股权和期权的报酬中更为重要。因此，企业规模与报酬级别相关，与报酬的变化无太大关系。

国内对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研究开始于近几年。魏刚（2000）、樊炳清（2002）、周佰成和王北星（2007）、徐向艺（2007）等认为公司高管年薪与公司业绩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或者根本不存在线性关系[4-7]。林俊清等（2003）、胡婉丽（2004）、邹�（2007）

等则认为公司高管年薪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8-10]。众多学者关于高管人员报酬激励与公司业绩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原因有：一是在于他们选取的样本有差异；二是在于对高管人员概念的界定不一致；三是在于指标的选取与概念的确定不一致。同时，各项指标与其概念的界定相关，学术界对于企业绩效的概念也说法不一。有的将其界定为公司业绩，有的界定为企业经营绩效。诸多原因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性。

三、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中提及的高级管理层是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监事会成员、总工程师总经济师等（即上市公司年报里面公布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11]。

（一）相关变量说明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研究所用到的变量及含义见表1。

（二）四个基本假设

1．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与企业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说明，有效行动和有效保险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风险中性的委托人最好付给风险厌恶的代理人固定工资。如果代理人也是风险中性的，则让其获得一定的剩余收入并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是有效的。一个有效的收入组合应该是代表风险因素的固定工资和代表激励作用的变动收入的结合。在报酬―契约下，管理者的报酬将由企业的绩效来决定，因此公司管理者势必会通过提高企业绩效来提高自己的报酬。另外，拥有较高薪酬水平的企业很可能吸引较多能力强的管理者，从而可能会带来较高的企业绩效。本文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表示企业的业绩，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经营者在经营期间利用单位净资产为公司新创造的利润越多，也说明企业的业绩越好。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

Pay1=a+bROE+ε（ε表示残值，a、b均为系数）（1）

2．高级管理层的薪酬和平均薪酬与企业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

高级管理层薪酬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程度，还取决于公司规模。公司的规模限制了高层管理者薪酬预算边界。规模越大的公司能够支付的薪酬总额越多，高级管理人员期望薪酬也越多。同时，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员工越多，组织需要设计的管理层次也越多，所需处理的问题也越复杂，高管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越大，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要求也越高，高管的薪酬也会攀升。此外，大规模的企业国际化或者多元化也会影响高管的薪酬。本文用期末总资产额代表企业的规模，建立的回归模型为：

Pay1=a+bASS+ε（2）

Avpay=a+bASS+ε（ε表示残值，a、b均为系数）（3）

3．企业绩效与高管薪酬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

锦标赛理论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委托代理关系，对薪酬差距进行了研究，并对现实生活中的薪酬差距现象做了深入的诠释。如果将代理人看作是晋升竞争中的比赛者，在这个顺序竞争的锦标赛中，赢家将获得全部奖金。锦标赛理论认为与既定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

度会影响到位于该工作等级以下的员工的积极性。只要晋升的结果尚未明晰，员工才有动力为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在合作生产和任务相互依存的团队活动中，随着监控难度的提高，较大的薪酬差距可以降低监控成本，激发各个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利用经理人市场的暗中激励作用，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一致提供强激励，因此较大的薪酬差距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回归模型为：

Roe=a+bPay2+ε（ε表示残值，a、b均为系数）（4）

4．企业绩效与高管持股比例成正相关关系

由于薪酬激励构成不仅包括基本薪水、日常奖励，还包括年终绩效奖励、虚拟股票、限制性股票、期权等，因此薪酬对高管的激励也分别为基本薪水带来的激励、日常奖励带来的激励和股票期权带来的激励。股票期权激励即让管理人员持股，成为公司的股东，让其关心公司的长远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利益。本文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Roe=a+bMs+ε（ε表示残值，a、b均为系数）（5）

（三）统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2006―2008年的沪市A股山东省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虑到某些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剔除了ST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以剩余的33家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09年5月1日前山东省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①；处理数据软件是社会科学用统计软件SPSS17.0及办公软件Excel 2003。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为了考察基本假设，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4所示。

如表3所示，高级管理层报酬与总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0.16，双侧检验的P值为0.391；平均薪酬与总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0.266，双侧检验的P值为0.149。两者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不显著的，因此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与企业规模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表4所示，高级管理层报酬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43，双侧检验的P值为0.442；持股比率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4，双侧检验的P值为0.30；薪酬差距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值间相关系数为0.192，双侧检验的P值为0.35。三者在0.0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不显著的。由此可见，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持股比率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推断，目前山东省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机制还不完善，存在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与企业规模不相关、高层管理人员薪酬与企业业绩脱节、薪酬差距达不到激励效果、管理层持股比率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甚至阻碍山东省上市公司的发展。为了改善山东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促进山东省上市公司的更快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完善薪酬结构。优化高管人员薪酬结构，引入多重定价机制。改变目前高管人员单一的薪酬结构，实行固定与可变、短期与长期、市场与绩效相结合的多元化薪酬结构。二是强化公司业绩和高管人员薪酬之间的联动性。目前上市公司业绩和高管人员薪酬之间弱相关或不确定往往与关联绩效指标的设置不合理有关，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这个财务指标与高管人员薪酬的相关性不强，可以考虑引入全面反映公司业绩的综合指标，或者引入反映公司发展的动态指标，如每股收益增长率、净资产收益增

长率等，而不能简单地根据一些反映企业规模的指标如总资产对高管实施激励。三是利用锦标赛理论激励高层管理者。对于国家（国有法人）控股的大公司，本文主张适当提高薪酬差距来维持锦标赛理论的激励效果，提高薪酬差距的主要出路在于改革治理结构。具体来说，要进一步降低国家（国有法人）持股比例，同时需要改革股权过于集中的状况。但对于某些民营上市公司，笔者建议把握好薪酬差距的度，过大的薪酬差距会导致高层团队成员间的嫉妒心理和团队功能的失调，反而会影响企业的业绩。四是逐步贯彻股票期权制度。我国的股票市场已日渐成熟，证券市场的监管框架也已经初步建立，迅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关键已成共识。以完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为重点的公司治理革命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根本，建议以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民营上市公司为主体实施股票期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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