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学史名词解释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约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修成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绩,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其孙之一为晚唐著名诗人杜牧。《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著作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此书花了九年时间编纂而成。
《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传》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儿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陈寿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陈寿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三国志》。,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三国志注》:为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汉族,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著作,全书三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是中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其书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水经注》与《三国志注》(裴松之),《世说新语注》(刘孝标),《文选注》(李善),并称“四大名注”。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马端临:(1254年宋理宗宝佑二年-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中国古代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马端临是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他为谋求治国安民之术,探讨会通因仍之道,讲究变通张驰之故,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完成明备精神之作《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称“三通”。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是编写历史最早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就是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
谱牒:就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载了该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第二篇:中国史学史名词解释——精
《尚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上起尧舜下到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期间14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与甲骨文金文相参而证,是研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史料。其包含的体例有典、训、谟、诰、誓、命,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也开了编年体的先河,其中的《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是后世大一统思想的根源。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14年(前481)。主要记载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涉及各族关系、城筑、田赋、政治人物等等。表述历史的方法上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记事,对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有典范作用。其中比事在对待史事处理、史书编辑上更是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春秋》的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尊周礼。孔子修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书籍来伸张“王道”。书籍内容重人事,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是它在历史思想上进步的方面,也是他在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
《左传》编年体史书,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一部纪传体分国史,仅有纪传无表志,包括《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记事上起东汉末黄巾起义,下迄吴灭亡,西晋统一。《三国志》以魏为正统,魏国君用纪,蜀吴称传,但均用编年体方式,名为传实为纪。它选材十分谨慎,如空城计等不确切的史事便不记载。它为各阶层的人物立传,内容简约,反应当时的社会风气。《三国志》是现存唯一的记录三国历史的史书。
《史通》《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 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占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记载自上古至唐代宗时期历代典制的沿革,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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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十九年。《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破、范祖禹三人。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且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前人史论,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史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它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一直受到此后史学家的推崇,成为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
《通鉴纪事本末》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通志》二百卷,南宋郑樵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从上古到隋唐的的纪传体通史。是自《史记》之后,现存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通志》全书200卷,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五部分,500多万字。因为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突出,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总序” 和“二十略” 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实属珍贵。书中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永乐大典》明代永乐年间编著的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类书。《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编排问题。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书中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学者和统治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也经历了被偷盗、焚烧和劫掠的悲
惨命运,最终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毁灭了。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日知录》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读书笔记。他自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为宗旨。是他一生考证史事的结晶,是一部包含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在内的重要著作。全书32卷,前七卷论经义,8-12卷论时事;13卷论世风;
14、15卷论礼制;
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杂论名义;25卷论古事真妄;26卷论史法;27卷论注书。此书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
《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清朝时期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撰写的一部以评论史学为主的评论文史著作。《文》对清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认为史书的体例应该随着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在编著问题上他撰述了记注的区别。章学诚还提出“史德”对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进行补充,章学诚在方志学上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中进士,任湖北应城知县,以疑狱失轻免官。后以为人幕僚、讲学、编志为生。一生穷困潦倒。其代表作为《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书中阐发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主张史家要有“史德”,要求史家“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提倡编写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主张把国史建筑在方志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主张和意见。、顾颉刚与古史辨:顾颉刚辩古史活动受到胡适的影响,他辨古史的方法与胡适的“历史演进法” 有密切的联系。“古史累地造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 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不能知道某 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认为必须打破古史“人化”的 观点。顾颉刚的基本观点对有关迷信古史传说起了廓清之功,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他对古史的“破坏”转移到古史的建设上来,作出了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 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停留在文献整理阶段。所谓辩古史,到后来成为辩古书,他认为这是建设新古 史的工作。
王国维和古史新证: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这种古史
新证。王国维在古史新政上的方法特点和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于纸上之遗文互 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去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在甲骨学研究上,1916年王国维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续考》是两篇重要的古史研究著作。《殷周制度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陈寅恪(诗文证史)
陈寅恪通晓多种东方古代和欧洲的语言文字,熟悉佛典,中年以后,致力于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 和明清间史事的研究。陈寅恪在近代考据家中是最有史识的学者。无论在史料学上或对“民族文化 之史”的论述上,他都有相当开阔的看法,他对史料有精到的见解。在史料学上,陈寅恪提出对史 料,包括伪材料,要善于审定和利用、材料中有真,有伪。真材料中有可能有部分伪。他提出史料 学的“通识”,是近代新考证学史料学观点的重要特点。他认为诗词、小说,以及稗史、丛谈、笔 记,也应加以利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史料。诗文笺证是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同时诗文又可用来证 史,探讨史事的新线索,从而扩大视野,得到新解(读秦妇吟,元白诗笺征稿,柳如是别转)。“民 族文化之史”,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内容很广泛,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等,而没有经济。他着重以“相反相成”来说明民族文化上的变化,是具有明显的辩证 法因素的。他写了两部著名的史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外,他提出各 个民族、地区以及中原和周边地区、民族的盛衰相互联系的看法,这同样是历史通识。但他认为有 超时空的理性存在,脱离经济谈政治的变化。
陈垣: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专家学者,晚年有“表微”书之作。他的学风特点是重史
源,讲类例。他在宗教史上的重要著作有“古教四考”(《元野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宗教三书”(《明季颠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补上了中国古宗教研究的空白。陈垣注意总结前人在历史文献学工作上 的经验,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并总结出文献学工作的法则,重视史料来源。
1.属辞比事
(1).一种历史编纂方法,原指连缀文辞,排比事实,记载历史。后泛称作文纪事。
(2).《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指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指排比史事。其中,比事还有一层含义,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便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七略》
(1).中国第1部官修目录。西汉经学家、天文学家、目录学家刘歆在公元前6~前5年间编成,为政府新校本图书的总目录。先是公元前26年汉成帝刘骜命光禄大夫刘向领导政府的校书工作:由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校定本既成,概由刘向写一叙录,随书奏上。刘向所写叙录单行录出后,汇编为《别录》 ,计有20卷。公元前6年刘向死。汉哀帝刘欣命刘歆继承父业,将新校本集中于天禄阁,综合编目成《七略》7卷。
(3).《七略》是一部分类目录,第一次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方法,它以学术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在著录上确立了较为完全的著录方法,除编有内容提要外,还利用了“互见法”和“分析法” 《七略》创立出的分类法和著录法对我国图书馆目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篇:中国史学史期末复习名词解释考试重点简版
中国史学史期末复习名词解释考试重点简版
一、名词解释
1、《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是关于巴蜀地区的方志史书。全书12卷,约11万字,记事上起巴蜀两国的传说时期,下至东晋时期成汉政权的灭亡。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4卷记述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地理概况;卷5-9以编年体形式记述西汉末东晋巴蜀地区的历史;卷10-12记述梁、益、宁三洲的历史人物事迹。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地方志史书,对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十六国春秋》:北魏,崔鸿著,传记体晋代北方十六国史。100卷,又序列、年表各一卷,记载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的十六个政权,这些政权各有自己的史书,但体例不一,记述差距较大,崔鸿根据旧的记载,加以综合汇编,成就此书。本书历史地位很高,《魏书》、《晋书》、《资治通鉴》等均将其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本书各国各为篇卷,叫做“录”,各国帝纪改为“传”,记录各国史事,系以各自年号,各国国主之事迹,则按正史本纪之体例,摒弃贵华贱夷的偏见。原书北宋已失,今传为明人屠介孙、项琳等刊本,乃取《晋书》十六国事,及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轶文,汇编而成。
3、《洛阳迦蓝记》:北魏,杨衒之撰,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与郦道元《水经注》一起被认为是被炒文学的双壁。共5卷,分城内及四门之外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兼叙尔朱荣乱事及有关古迹、轶文等,于当时豪门贵族、僧侣地主的骄奢淫逸,寓有讥凭之意。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所引《宋云家记》,叙宋云与僧惠生出使西行事,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4、《汉记》:东汉,荀悦著,是记述西汉历史的史书,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断代史,共30卷,是依《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将班固的《汉书》按时间先后加以裁剪、编排,写成此书,以供献帝参阅。书中常用“荀悦曰”的形式发表有见地的史论,行文流畅,成就很高,收到后人赞扬。
5、《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共294卷,叙事上起周威烈王23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6年,以事系年,详略得当,以述事论人为主,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历代治乱兴衰,以供统治者借鉴,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
的地位。6.浙东史学: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史学学术派别,也是儒家学术派别之一。兴盛于明清,他们多出自或活动于浙江东部的绍兴宁波,故此得名。以黄宗羲及其弟子万斯同、再传弟子全祖望等为代表的。他们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在当时史学阵地上冲锋陷阵。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及黄与全祖望合著《宋元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
二、简答
1、简述《三国志》与《后汉书》的各自特点。
《三国志》(晋)陈寿,阐述自黄巾起义到晋灭吴近百年的历史,叙事井然有条,成为我国纪传体史书中的杰作。文笔洗练,叙事备约,人物形象生动,史实准确,取材严禁,尊魏褒晋,曲笔回护。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为纪传体东汉时。作者的史学观点较班固大为进步,在体例有所发展。范晔在纪传体史书基础上,创立《文苑传》、《列女传》,把历史载笔扩展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方面,为皇后写了本纪,还为“逸民”、“独行”“党锢”“孝子”立传,使纪传体史书更加完备。重视史论,主张作史书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在史论中有不少唯物主义的言论。但范晔的思想中有很多迷信色彩,如专门为“方士”立传。并且范晔并未完成《后汉书》的写作就被危害,遗稿为后人所编排,难免有与原著不符之处。结构严谨、剪裁得体、资料丰富、完备周详、以类相从、别具一格、体大思精、系以年月;褒贬分明、崇尚名节;揭露黑暗、思想进步。但是他重文采求简要;崇门第,贱寒门。重政治,轻经济,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2.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①是我国第一次激烈变动的时期,地主豪强各霸一方,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复杂,朝代更迭频繁,分裂局面长期的不到统一。困惑的统治阶级,在现实中找不到治乱的药石,因而就想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②在这个时期,由于不断混战,军人跋扈,奸臣弄权,文人学者的地位和生命没有保障,常常无故遭到贬斥或杀戮,因此有些文人学者在仕途失意之际退而从事史书的著作,以书愤懑。③这一时期纸已广泛使用,字体也较前简易,特别是突破了汉儒经学的网络之后,学术思想较为自由,为学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特色是什么?你是如何看待的?
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较为自由、活跃,是我国史学“百花齐放的”时代,除了后来兴起的“典志”、“会要”、“纪事本末”、“学案”等史书类型以外,重要的史书类型在这个时期都先后创立起来了。史学已经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里,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刘宋开始,国家所设置的四种专科学校,以史学为专科之一。“史学”这个名词即将出现于这个时期,表明了史学已有其突出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表明了史学本身的发展。不过,就一般情况来说,这一时期的史学是“文胜于质”的,不少史著都具有山林风月之色和佛玄鬼神之气,可说是有别于其他各代史学的特色。
4、“史学”概念最早出现在我国《晋书》文献的记载中。史学专科学校最早设立在魏晋南北朝的刘宋时期
5、结合实践谈谈你对史家三观“史才”、“史学”、“史识”的看法。
①史才---——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达的能力。②史学-——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及自然知识。③史识——史家的胆识和器局。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的关于编写史书的原则均体现出这种器局和胆识。其最高标准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是学者、良史的区别。
刘知几的史识观:对于符合他提出的编史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刘知几屡予表彰,备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他批评《春秋》这部书“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处”,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在《疑古》篇中,他批评了《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他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更是不遗余力。还值得提出的是他的“直书”说,他认为修史以“直书”为贵。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里对于古代史家为直笔而牺牲的极为赞叹,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畏强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刘知几对史家队伍,那种毫无品节“故为异说,以惑后来”的丑类,大力口诛笔伐,说他们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应把他们“肆诸市朝,投畀豺虎”。但是,刘知几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史学家。他的思想带有很大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如他把农民起义的领袖,诬蔑为寇盗,把历史成败的“人事”,解释为帝王将相的个人作用。所有这些,说明他还没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
6.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的关于编写史书的原则? 1)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事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曲笔诬书。2)史事内容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二不应该记载小事、锁言。3)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4)体例要“详求却义”谨严合理,不能“名实无准”。5)搜集史料,不仅要“征求异说,踩着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6)叙述史事,应以“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7)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令语,勇效昔言”。
7、隋唐史学发展的原因?为什么唐初出现了八部正史的著作?
1)帝王的重视。唐太宗亲自制定有分有合的修史制度,鼓励官修正史;自身文化修养高,重视当代史的修纂。2)重视史学人才的培养。3)典籍的收藏。4)国家组织许多学识渊博、文笔风流的人从事编修工作。5)印刷书出版发行水平的提高。6)大一统,社会稳定。唐初八部正史著作:李世民领导撰修的《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与庾俭《周书》;李延寿《南史》《北史》;魏征《隋书》。
8、十通:(唐)杜佑《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旨在“争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全书两白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宋郑樵《通志》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四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责五行相应说。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典制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自上古叙至宋嘉定末,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及时政。因以汇聚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后来又“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清朝叙文献通考》,称为“十通”。
9、《国榷》明朝编年史,谈迁把公元1328-1645年间的大事按日编写,主要根据《明实录》和明代学者的著述。他惨淡经营,先后改了六次,历经36年之久,编修成了四百多万字的巨著。在私著明史中,篇幅最好繁,包罗最宏富。
10、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及黄与全祖望合著的《宋元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它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因此说,黄宗羲不仅是清代史学的开山,也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黄宗羲的主张、对史学批判(材料)经世致用】
《明夷待访录》思想倾向、宗旨、材料要旨(材料)对君权给予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一书,是反映黄宗羲政治、经济思想和历史观的代表作。在该书中,黄氏从多方面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他根据古代公天下的传说,认为君主的设立,本是为天下兴利除弊的,可是后世的君主却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给天下造成无尽的灾难。因此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着”。他认为官吏的设置是为了与君主分工共同治理天下,而不是“私其一人一姓”,官吏的工作,不仅以君主的好恶是非为依从。并主张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使学校具有“养士”和议政的作用。这些已经带有近代民主政治的色彩。
11、考据学派代表人物、作品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主要校正原书上的文字和释训名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尤重典章制度与史实谬葛考证。赵翼《廿二史札记》,侧重提出原书中的重要问题,罗列史料加以论证。全祖望:《经史答问》杭世骏:《诸史然疑》、洪亮吉:《四史发伏》。
12、清代史学成就-----经世史学(经世致用)蓬勃发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其它著作里给予全盘否定。唐甄《潜书》里斥言:“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竟也不顾一切,就连封建制度的基本教条,所谓“君臣之义”,也全抛开了。清初统治者同时也采用以礼优待的办法,收罗文人。他们大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科”,笼络人才。并搜集各类著作。缮写《永乐大典》,编纂《四库全书》,开馆撰写《明史》。纪事本末体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通鉴有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邵二云。章学诚等“均卓然成家”,对史学的贡献是历史上少有的。
13、明代史学成就——《永乐大典》,《四书大全》。
14、清史学家,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马骕的《绎史》(马三代)。顾炎武极为赞赏,认为是“必传之作”。除马外,还有严衍的《资治通鉴补》。
15、梁启超“四弊”“二病”“三恶果”: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梁启超在研究史学方法上有所创新:强调纯纯客观研究,反对“强史就我”,主张“裁抑其主观,终史于客观”。认为理想的中国史,应包括以下五方面:1.智力(指思想史)2.产业(指经济史)3.美术(指艺术史)4.宗教5.政治
16、材料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因为他们“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清代史学特征---经世致用。
2.为何研究地理厄塞与经世之间的关系?(黄宗羲希望通过著史来总结明清兴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服务。《明夷待访录》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忘明的历史进行了分析、批评,意在通过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改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弊病,为理想中的圣君明主提供治国之法。)
17、宋代史学特点:南北两宋始终是主张“治心以治世”的史学流派占主要地位,所以对于褒贬义例,撰史用字,正统篡逆之争特别活跃“,阐幽发微”的史论比比皆是。它在史著、史家、史体、史料学等各个方面,确实达到成稳的水平,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极大。宋以后至清,史学基本上呈下坡路趋势,没有出现超越宋的成果。宋代史学,由于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条件影响,以及前代奠定的深厚的史学传统和基础,其丰硕成就中具有成熟期的疑古和考析的特点。
宋代对史学上的重要贡献:1对史料的收集工作,类书上千卷2史料的考订工作,较前代更加精密3是用私人力量修改政府所修的“正史”4是对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重视。宋代史家编的各种“平话”对普及历史知识起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国史学面向群众的一个良好开端。18.最早史书《尚书》,《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19简述《史记》《汉书》《汉纪》的成就和各自特点?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在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史书体例。严谨实录、客观公褒贬分明。成就“1《史记》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亡之理”为目的,写成一部贯通三千多年的历史,堪称为一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2《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3对社会经济关系十分重视。在《货殖列传》里,提到经济发展有其自身所遵循的到来,是行政命令不能勉强的。{创立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贯通古今的通史体裁,集政治经济,氏族文化为一体的综合编史方法秉笔直书的实录风格,摆脱史学对经济学的衣服,构建史学的独立地位,夹叙夹议爱憎分明的“书法”,详尽系统的记载3千年的历史,保存大量历史资料,记载汉民族及四夷的历史。《汉书》:东汉班固沿用《史记》的体例,加以发展编撰而成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编篡体例上,班固把《史记》里的“书”改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由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所组成。史料翔实记事完备,语言庄严工整,多有排偶句式。缺点:历史观非常矛盾,完全站在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为封建王朝服务,使《汉书》成为“追述祖德,附会权宠”的“官史”。成就它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为我国的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科的学术源流,都提供了一些开创的著述开创断代史,保留了大量的重要历史资料,文赡事详。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完善史学的书志体,发展完善目录学。
《汉纪》:东汉荀悦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步编年体的“断代史”。成就:从史学观点上说,荀悦较班固进步。在他写的《申鉴》卷三中,曾公然否定“天人感应”和卜噬的作用。《汉纪》在史书体裁上的发展,也有十分重大的贡献。他以“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八字方针,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地排列起来,加以类比。大大地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的局限所造成的记载上的困难。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20,清代地理方面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等等。
21,史学理论的新发展:清史论名著成就最大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章学诚继承浙东史学派的优良传统,对当时徒托空言的经学,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六经皆史,盈天地之间,反涉著作之林,皆史学”,大大地提高了史学在清代学术的地位。其“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史学观点和具体理论,都在刘知几,郑樵所奠定的“史论”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对他对“史德”的提倡,更为史界树一新风。章学诚史学经世之说主要是强调知时而实用。提倡“史义”与“史德”—所谓“史义”,是指历史著述的宗旨,或是指探索学术文化演变之法则。著述历史之义,要在记事行文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表述思想,以达到一定宗旨。“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史义”之要旨。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学家的思想修养。
22龚自珍—《尊史》《古史钩沉》——总结史学与民族兴亡的关系,力求把当时学者从旧书堆里拉出来研治“经世致用”的史学。提出史学家应“善入”“善出”。“善入”是要求史学家熟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如数家珍;”善出“是对于上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其相互联系,史家要把它明白地表现出来,使人如观剧一样心领神会。否则,写出的史书就没有“至情高论”。他还说,机子啊史实必须与治乱兴衰之“道”结合起来,“入则道,出则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这样的史书才是真正的史学著作,这样的史家才是才是独具特色的“史之别子”【尊史—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必要性,经子皆史;史与人类前途,国家民族有一定关系;强调史职的重要:善出善入】 23, 史评著作的发展历程,代表,著作思想。
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世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两汉以来,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黄宗羲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势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中唐以来,有关史学的议论不断出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万斯同等评论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议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学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与《文史通义》。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价古代各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提高本朝高修史书,鼓吹“归正斥邪”。意图在于以官史压私史,以官方评论左右舆论,诱导学者好古而不问今,以加强其思想文化专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评价,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既反对“务考索”,又反对“腾空言”,并讥讽官史之弊端。
24、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特色是什么?你是如何看待的?
各类史籍获得全面的发展:①正史——《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②别史——袁宏《后汉纪》;常璩的《华阳国志》;鱼豢《魏略》,魏崔鸿《十六国春秋》③起居注、普跌、家专多④重视地方志书《略阳伽蓝纪》《水经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较两汉自由、活跃,是我国史学“百花齐放”的时代。除了后来兴起的“典志”、“会要”、“纪事本末”、“学案”等史书类型以外,重要的史书类型在这个时期都先后创立起来了。史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已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里,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的史学是“文胜于质”的,不少史著都具有山林风月之色和佛玄鬼神之气。《竹书纪年》的出土与整理,发现了一些从来所不知道的史料,有力地纠正了过去对古史的一些错误说法,对古史研究上有十分重大的贡献。
25、《读通鉴论》思想倾向、宗旨、材料要旨(材料)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王夫之的史学思想: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26、魏源的“三世说”:治平世、生平世、太平世。
第四篇: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
1.编年体: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孔子删定的《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体例经过《左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2.纪传体: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该书所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也涉及到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九门,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综惯古今,溯源明流。该书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
4.《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 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7.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年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此为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昭示后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
8。《海国图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著作,书中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舰和火器生产技术;系统的的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辩证关系。是一部研究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路的维新思想的启蒙书!
中国古代史学产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1)文字的发明。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书,对于某件事情,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单凭记忆,不可能长久。有了历史记载的材料,才能编纂成史书和产生史学。(2)历法的产生。因为史学史以时间为基础的,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年月。一部史书如果没有确定的时间,即使史料载丰富也是毫无简直的。(3)历史意识的产生。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史为鉴,作为施政的依据;同时作为教育后代的教科书等
9.《 史记》与《汉书》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差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仅记载西汉一代历史。在体例上,《汉书》对《史记》体例进行了改造,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同时创设了《惠帝纪》、《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献,如《董仲舒传》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说”等。《汉书》还详细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历朝的历史)《)《)《)
10.刘知几的史学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使史学评论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对古人和经典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一种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经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规范史书修撰环节。对史料:主张“采摭群言”,对“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须坚决舍弃;论史事:主张荀悦、干宝提倡的“五志”,再广以“三科”,反对“四烦”; 论人物:选择恶可戒世、善可劝后者,反对“愚智毕载,妍媸靡择”。
4、论述了各类史体的长短得失,提出了史体特别是纪传体的发展方向。
(1)论古今史体,归为“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代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对编年、纪传二体短长进行剖析。编年体按年记事,但人物或有或无,或详或略。纪传体内容丰富充实,但纪传体多重复,时间概念不清。“二体”各具短长,尤其对纪传体的体例和结构作了理论总结。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发展,揭露了史馆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发展:在《史官建置》篇,刘知几对唐初以前的史官发展脉络加以条梳。(2)唐代设馆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难以直书;监修者众,史官无所适从;监修不当,铨配无 法。
6、提出“史才”标准,奠定后代史学人才标准 史官素质: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史学人才标准: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学”,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学贡献
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姐妹篇,他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
第五篇:西方史学史读后感
读后感
在读《西方史学史》中,读到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些内容,很有感触。
《罗马帝国衰亡史》是由爱德华·吉本所写,吉本出生于英国萨里郡的普特尼镇一个英国绅士家庭,生活富足。吉本的父亲(也叫爱德华•吉本)早年在剑桥大学深造,后为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吉本本人与其父亲生活经历相似,早年受到良好教育,数年之后亦为英国国会议员。
吉本为家中长子,母亲在其出生之后又生了六个孩子,在吉本10岁时去世。吉本自幼多病。
1752年,14岁时被父亲送往牛津,不到15岁就考取玛格达伦学院。但他父亲后来发现他对天主教感兴趣,当时在英国一个天主教徒会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他父亲立刻就把他送到瑞士洛桑,交给一位基督教新教导师。在洛桑期间,他参加过伏尔泰的聚会,学会了法语,开始用法语写作其第一部作品《论文学研究》(1761年正式出版)。
一提到在欧洲历史上叱咤风云千余年的罗马帝国,想必人们便会下意识的想到英勇善战却又拜倒在美人裙下的恺撒。诚然,恺撒是一位天才的将领,卓越的统帅,在他的治下,罗马军队为共和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恒久光荣。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罗马之所以能在强敌环伺的中欧控制西方文明长达十几个世纪,所依赖的并不是在最初几百年间攻克的辽阔疆域,而是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这后者,自然应该归功于罗马帝国的实际开创者,奥古斯都大帝,即屋大维。
很多人以为屋大维不过是凭借着恺撒的声望轻而易举地登上帝位的,其实不然。恺撒被刺之时,作为其养子的屋大维才18岁,正在阿波罗尼亚的军队中,无论从地位、声望、势力上,都远远比不上恺撒的同僚,雷必达和安东尼。那么,这个不及中国弱冠之年的年轻人,是如何击败声誉卓著、势力庞大的两位前辈,登上罗马帝国的至高宝座的呢?除却恺撒的余荫影响之外,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
屋大维外表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性格冷静而敏感,极富洞察力和政治手腕。创业初期,他深知自己羽翼未丰,断然不是雷必达和安东尼的对手,因此不遗余力地扬起恺撒养子的大旗笼络军队,更以同样的身份与上述两位前辈结盟。他们通力合作,历经数次苦战终于剿灭了刺杀恺撒的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血洗了罗马城尤其是元老院。在利用一次偶然的政治事件巧妙地踢开雷必达后,他开始了与安东尼长达数年的周旋。看准了安东尼流连于埃及艳后的怀抱致使军纪废弛的时机,屋大维在长期的厉兵秣马下当机立断,倾尽全力在希腊大败安东尼,随后不给他的敌人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乘胜挥师埃及,彻底消灭了安东尼及其情人克利奥帕特拉的势力。
创业不易,守业尤难。舅公兼养父恺撒被刺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让性情敏感的屋大维夙夜担忧?他清楚的知道恺撒的被杀并非来自强大的权力而主要源于可怕的夸耀,于是便终其一生对元老院保持相当的敬意,对人民许诺以古老的自由。他放弃危险的执政官一职,转而一步一步地摄取保民官、监察官以及大祭司这些最尊贵而且最能博得人民爱戴的官位,并安于“第一公民”的盛誉。他极其审慎地使用着自己的权力,尽力不去冒犯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共和思想,却逐渐地越来越严密地控制着帝国的各种最高权力。到了其统治的后期,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号,但罗马的人民,已经基于长年来的巨大爱戴而习惯于服从稳坐宫廷中那位拥有最高权威的人所下达的一切命令了。
当然,在小心翼翼地巩固着自身地位的同时,作为一位有着远见的政治家,屋大维也为帝国的稳定做出了很多富于建设性的工作。早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深切地感受到,经历了数百年的东征西讨,罗马的疆域已经空前的广大,不能再进行盲目的扩张。于是他在军事和财政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精心计划的改革,建立了驻扎在边境而不得干涉内政的常备军和专用来保护自己的禁卫军,并以怀柔政策对待罗马漫长边境线以外不安分的蛮族——这一政策在后续诸帝中也有很好的延续。他还大量兴建神庙、剧院和道路等公共工程,使得罗马的宗教、贸易、邮政和交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总之,他的大量工作,都直接促进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时代、从对外扩张到对内发展的转型,并使得罗马文明在各项方面都达到前无古人的辉煌和鼎盛。
赞曰:中国各朝多以开国太祖最为尊贵,同样的,奥古斯都大帝亦无愧于罗马帝国最伟大君主的称号(尽管他从未自称皇帝)。在他漫长而光荣的一生中,无论是巩固自身地位还是巩固罗马权威的作为,都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惊人地体现了中国先哲老子所言“夫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原则,终成一代英主。然而伴随着罗马政治形态上从共和走向帝制,罗马原有的小规模奴隶制经济也正不同步地瓦解,罗马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在其之上的很多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公民政治和公民兵制遇到危机,公民道德沦丧,同时自然资源流失,农业发展不平衡。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罗马帝国衰落了下去。
罗马从建城、建国到建立帝国开始,走了一条武力征服的道路。伴随着军事上的武力征服,小奴隶制经济向大奴隶制经济形态演变。在这种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衍生并附带了很多环境和社会结构问题。这些问题深化了罗马本身的深层次的矛盾,使庞大的帝国难堪重负,举步为艰。所以说,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
罗马原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在长期的对征服和扩张战争中,罗马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土地,同时也俘获了大批奴隶,为大奴隶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奴隶被广泛使用于农业、畜牧业、采矿业和手工业,逐渐成为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另一方面,战争掠夺的大量土地被充作国家公有地,出租或出卖给富有公民。于是,罗马贵族和富商竞相侵占、租赁和购买公有地,兴建庄园,同时兼并小农土地,致使以大量使用奴隶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增长,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罗马和同盟者、被征服者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元老院贵族和骑士阶层的矛盾等等都充分暴露,并且日益尖锐。虽然当时一些人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试图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一矛盾,但是最终失败了。
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属地中海类型气候,冬季温暖湿润,夏季较为干热,境内河流较密,水流湍急,山区森林茂密,农业作业区广泛。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和高卢等地区属温带海洋性气候,降水量丰富,空气湿润,也是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但是随着罗马的发展,其境内的自然资源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农业生产。这对于依赖意大利本土农业很强的罗马来说,是致命的。王政时代结束后的罗马,是以美德和荣誉为宗旨的。罗马公民纯朴、高尚、富有爱国心和荣誉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这种传统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争先为祖国效力,这是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经历严峻考验却依然屹立地中海的原因之一。早期罗马公民为富者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为民者,崇俭耻奢、保守纯朴。即使像西庇阿这样的将军,也亲自耕作。然而,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和疆域的不断扩大,以前那种道德观正在迅速成为过时的东西。
同时奢华之风吹遍罗马之时,拜金主义思潮也涌进了罗马。人们认为只有大量的财富才
能享有崇高的光荣和价值,而贪污和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
这些奢华和腐败都是建立在广大底层人民的辛苦劳动基础之上的。到了帝国后期,随着由元首制向君主制过渡,君主的个人权力也不断加强。许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至极。许多贵族地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增加赋税,致使民不聊生,政局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公民被统治者无休止的赋税弄得疲惫不堪,根本无暇顾及帝国的安危与兴亡了。
综上所述,罗马开始的源头是好的,但是罗马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了一些末决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又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时机和解决机制,所以,当到了帝国晚期时,已是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了。这些因素中,除了经济形态发展和政治形态发展的特殊性外,许多个别和偶然因素也是促成罗马衰亡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说,罗马的衰亡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单个因素造成的,罗马衰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