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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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资料为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考试通过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终结性考试系统(kaowu.openedu.com.cn)完成。

试题：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答：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就如沉睡的雄狮，在豺狼撕扯的阵痛中苏醒。此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欲在中国开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西学东渐和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促使一些代表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把学习西方推进到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新层面。他们提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从而引发了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思想运动。

1.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有人将戊戌维新运动简单等同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而对其加以否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戊戌维新运动是集救亡、改革、启蒙于一体的、进步的政治思想运动。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疾呼要救国就要维新、要图存就要变法。他们的思想理论、宣传鼓动和政治实践，因贯穿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光绪皇帝之所以赞同变法，正是在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下，深感如不变法自强，统治就难以为继，中国就没有出路。

(2)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提出的很多主张和光绪皇帝颁布的很多新政措施基本上反映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与主张，尤其是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鼓吹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主张用君主立宪制替代君主专制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其颁布的若干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也未能生效，但是仍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3)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学习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论战到维新，维新派人士翻译和传播了一批西方重要的社会政治学说与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伦理，打破了顽固的封建思想壁垒，起到了刺激民族觉醒的积极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兴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兴办新式学堂，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维新派还提出了许多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主张，并做了大量工作。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主张“剪辫易服”，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

2.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

(1)客观原因：新旧势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掌握了几乎所有权力，集合在慈禧太后周围形成强大的后党，拼命维护既得利益，尤其是统治阶级核心集团、大官僚阶层的利益。改革总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官制，有些衙门和官吏就要被裁撤，这样官吏就会极力反对;绿营要裁掉，其官兵就会极力反对;废除八股，儒士就会极力反对，要杀康、梁，以谢天下。旗人本由国家供养，绝少生财之道，若要让他们自谋生计，就等于断其生路，当然要群起攻之。光绪皇帝撤了6个礼部尚书侍郎，帝党、后党矛盾激化。再者，变法缺乏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近代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其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维新派核心和帝党官员，都是些御使、翰林，没有实权。而他们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唯一可依靠的也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既无军队，也无财政;既无严密的组织，更不去发动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主观原因：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

第一，不敢否定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经济力量弱，社会基础狭窄，主要以维新人士为其政治代言人，反映其主张和要求。而维新人士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主张通过温和、改良的手段和渐变缓变的步骤，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不敢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不可能发动广大的农民参与变法。思想文化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抬出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也无勇气提出自己的改良主张。

第二，对列强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能够得到列强对中国变法维新的“支持”。他们尖锐地揭露沙俄侵华的恶行，却又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御沙俄。有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维新顾问。列强表面上对变法予以同情，实质上都想乘机扩大在华势力，寻找代理人。日本是为了报沙俄“还辽”之仇。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全都落空。豺狼总惦记着虎口里的羔羊。

第三，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仍属于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更害怕人民革命。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不变法，就有可能再现“金田之役”，使统治者“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群众作为后盾，又没有实权实力，特别是没有军队，当他们得悉守旧势力要发动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手握重兵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就义前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反映了这一点。而这“回天之力”正存在于他们所惧怕的人民群众之中。

第四，急于求成和策略上失误。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说，西方变法经历了三百年，日本明治维新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有你这样英明的君主三年就能成功。一方面夸大皇权力量而对变法过于乐观，另一方面急于求成而不顾国情。策略上又不去争取同盟军，孤军奋战。最后，“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唤醒了一部分志士放弃改良的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章太炎、吴玉章回忆时都谈到这一点。

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只是昙花一现，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