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报告

第一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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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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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于辩证接受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并建立了一个用来说明市场杜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在微观方面，他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星视为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的形成和价值机制配置社会演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因素，并且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将趋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杜会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可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激发出他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的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对生产性就业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进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他认为，政府只需要维持和平，建立一个维持严密的执法体制，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须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放心地让每个人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他就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

最后，总的来看，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看不见的手”。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力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仗于自己的劳动，而绝大部分来自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

第二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出版于1776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这本书的问世有其历史背景，也受到亚当·斯密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诉求的影响。斯密在书中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英国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套清晰而系统的自由经济学说，因而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富论》以英国作为大背景，总结对比同时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做了系统、全面的描述。本书共分为五篇，第一篇论劳动，第二篇论资本，第三篇论不同国家财富的累积过程，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部比较难啃的书，一遍读完依然没有深入进去，需要日后反复阅读和思考。

第一篇共有十一个章节。斯密从劳动分工讲起，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讨论了劳动生产力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分工可以避免劳动者在不同工作之间转换的损失；第三，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基于此，斯密进一步讨论了产生劳动分工的原因。他认为，劳动分工是互通有无、无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所缓慢而逐渐地造成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交换的倾向。斯密提出，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易，所以分工程度受交易能力大小的限制，也可以说是市场大小的限制。

从第四章开始，斯密谈到货币的起源及效用。并且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要素是什么？第三，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相一致的原因何在？这三个问题在下文中被一一进行了解答。斯密提出，劳动价格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价格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贫富是指一个人可以支配的劳动量。商品价格是由劳动价格、地租和利润构成的，分别对应着劳动、土地和资本要素。

第二篇主要谈及资本，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将资财分为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和消费，认为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得来的。第二章将国家资本分为总资本和净资本，并从农业、工商业扩展到银行业。第三章讨论资本累积的实质，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个角度来说。在这章中斯密提倡节俭，认为费财于耐用品更加有利。在现代社会体制下，这一观点是否仍然正确，值得商榷。如果民众都只消费耐用品，显然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第四章讨论资本利率，并认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此外，斯密还认为投资于土地相对而言更稳当可靠。第五章讲述了资本的不同用途，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用途：第一，用于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需使用、所需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于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于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于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读到这的时候，我有困惑，认为实际生产生活中，投资方式不仅限于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蓬勃发展的金融业。但是仔细想想，斯密在这里所说的用法，是归根结底的用法，例如一切的金融投资归根结底都要回归于实业中产生资本的累积。金融泡沫的产生，也是因为依附于同一实业的金融产品的过渡包装和反复拆解，产生了大量虚拟的银行货币。

第三篇主要谈论了不同国家财富积累的过程，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讲财富的自然累积。斯密认为自然的财富累积过程应该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国外贸易。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都市的增设，绝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财富的累积过程往往是逆向的，尤其是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因为国外贸易带来了更多的消费方式，从而激励了城市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为农业剩余生产物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谈罗马帝国衰落后，对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农业的阻碍，以及城市进步的推动作用。第四章斯密揭示了商业对农村发展的贡献。主要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了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从而鼓励农村开发与进一步改进；第二，都市居民所获财富用于购买待售土地，其中一部分往往尚未开垦，而商人由于一贯的获利心理，会推动土地的改良；第三，工业的发达使农民、社会的管理都更有秩序。

第四篇主要谈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着重谈重商主义理论。认为货币具有双重功能，即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所以，货币只是媒介，实质的货物来自于农业和制造业。从而推断增加国内金银的六种方法：在进口方面，包括高关税和绝对禁止。在出口方面，包括退税、奖金、签署有利的通商条约和殖民地。接下来的二至七章，分别就这六种方法的每一种方法进行细致的解读，并探讨了方法的利弊。第八章对重商主义做以总结。第九章则谈及重农主义。

第五篇是国富论的最后一个部分，共分三章： 第一章讨论国家的支出，第二章讨论国家的收入，第三章讨论国家“入不敷出”时的公债，从而使这一篇实际上成了财政学的一个专论。本篇内容可以理解为对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这一主旨的展开。财政问题可称为每个国家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臃肿的政府、低效的官僚机构以及庞杂的税赋是足以毁灭一个国家的毒瘤，其危害不仅仅在于对国民财富的空耗，还会导致个人无法在自由和公平的条件下，按照各自的意愿追求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征税和发行公债是一国保卫财富与文明、维护公正与秩序、建设公共工程与公共机构以及教化国民所必需的举措，而怎样才能在保障税制的严苛与公平的同时体现国家与君主悲天悯人的情怀，则是一个需要大智慧才能破解的谜题。

亚当·斯密对国家财政的相关论述是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延续。第一，根据“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原则，国家的职能应当缩小到仅仅包括抵御外国侵略、维持社会秩序、建设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国民的最低限度，而即便是在这些领域，除国防之外，民间力量也应当发挥最主要的作用。第二，斯密反对因公共债务的增长而引起赋税的增加，深恐国家征重税对本国造成危害。第三，偿还国债以及维持政府日常开支均需筹集资金，而资金的来源是赋税。亚当斯密提出了四项著名的征税原则，包括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这些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广泛的推崇。第四，一国收入来源可分为地租、工资和资本利润三类，税收也被相应的分成了土地税、劳动工资税和资本利润税。另外，人头税和消费税则是无区别地加在所有收入之上的，其中人头税的征收反映了君主对底层人民权力的漠视，而消费税则要仁慈许多。第五，公债体现的是国家信用，他的出现与商业社会中君主和国家时常面临的入不敷出有关。富裕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肯借钱给国家，体现的是人民对个人财产安全的信心以及对国家信用的认可。

除了理论本身的精妙之外，《国富论》一书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这些理论的讲述中，斯密穿插了许多国家的故事和案例，运用具体的职业、物品、产业、地域来为读者揭示晦涩的理论，从而达到了深入浅出的效果。但是，个人认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斯密基于两百多年前的英国的研究，放在现在的背景下是存在不少漏洞的，或者说是缺乏足够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于这本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需要联系当时和现在的具体情况，辩证地接受与思考。

第三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有着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亚当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实际上亚当·斯密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吸收进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他们的缺点。亚当斯密的接班人，包括像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另外，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虽然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都坚持认为人口负担会阻碍工资高出维持生计的水平，但是亚当斯密指出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增长。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正确，而李嘉图和马克思是错的。

除了观点的正确性及对后来理论家的影响之外，亚当斯密的理论还对立法和政府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国富论》一书理论精巧，文笔优美简练，拥有广泛的读者，因而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搁置一边，因而人们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

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该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不过与此同时，在我看来，由于时代和地域的巨大差异，《国富论》对于我国的现实意义有限，应辩证地接受与思考。首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基于一种几乎完全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制，而当今世界完全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中国更是如此，大型国企占了重要领域的大部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之大，以至于不好去评论这两种体制孰优孰劣。亚当斯密的理论与现实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体制，对于现代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中国的政治家、经济学者不能照搬其中的某些原理。

其次，社会形态不同。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是18世纪，当时欧洲以农为主，工业革命正在起步，制造业刚刚兴起，科技也不发达的，当时社会阶层是地主阶级为主，工人、农民阶级为辅，现在地主阶级逐渐消失，工薪阶级却大量存在，社会形态已不一致。最后，由于本书成书较早，书中许多结论早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伪，还有部分论证内容已成为常识，比如货币性质的大量论述，就显得有些过于冗杂。

《国富论》在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地位确实难有后者，但作为两百多年后的学习者，我们在学习本书的时候，应当有自己充分的认知与思考，通过了解经济学知识与发展历程，更好地看待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意义。

第四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对《国富论》中部分观点的思考

一、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国富论》的开篇讲的就是劳动及分工问题。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价值，然后价值才能转化为国民财富。而劳动分工则是改良劳动的手段，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带动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种因为分工而造成的同等数量劳动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大大增加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即熟练程度增加；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第三，机械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人以一顶三。

关于劳动分工最好的例子是福特汽车的流水线。流水线诞生之前，汽车工业完全是手工作坊型的，每装配一辆汽车要728个人工小时，汽车的年产量大约只有12辆。这一速度远不能满足巨大的消费市场的需求，拥有汽车成为富人的象征。直到1913年，福特提出在汽车组装中运用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汽车的生产速度及产量，才使得汽车走入万千普通家庭。为什么汽车流水线会带来如此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将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割成一个个的环节，工人间的分工更为细致，极大促进了生产工艺过程和产品的标准化，使每一个生产岗位有了通用性。由此，只有少数技术工人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被彻底颠覆了，一个最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也可以被提高到技术工人的水平之上。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对于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奠基作用，后来的专业分工、管理职能分工、社会分工等理论，都是在斯密的这一学说基础上提出来的。2O世纪初，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人泰勒，以工厂管理为对象，以提高劳动效率为核心，提出了“科学管理四原则”。他在对管理者和工人的工作职责进行研究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出标准化、科学化的分工方法和操作规则，代替了以往的经验和方法，曾被各类工厂广泛采用。

但是，与此同时，斯密提出分工也有一定弊端。《国富论》下卷中谈到：分工进步，依靠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似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变成最无知的人。这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更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做适当的判断。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把他精神上的勇气销毁了。就是他肉体上的活动力，也因这种单调生活毁坏了，除了他已经习惯的职业外。对于无论什么职业。他都不能活泼地、坚定地去进行。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而获得的。

二、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

劳动创造价值，想得到这些价值就需要用其他劳动创造的价值来交换。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是由劳动产品构成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私有，资本积累，工资成为使用劳动要素所支付的报酬，由需要的人付给出卖劳动力的人。

而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便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是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

影响一国工资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支出、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由劳动力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因此，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劳动量的货币体现。用成本—收益方法来表达，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的成本。一国获得劳动力的成本越高，则劳动力的工资越高。

这个观点就今天来看，依然是十分正确的。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也快，而劳动者不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佣劳动者，所以劳动者的劳动工资增长的也快。

一个国家即使非常富有，但如果经济发展长久陷于停滞状态，那么每年的所已经雇佣的劳动者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即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增长缓慢，劳动者的增加会超过雇主需要雇佣的人数。一方面，雇主不需要为了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支付高额的劳动工资；另一方面，由于就业机会不足，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来维持生活，就不得不接受报酬较低的工作。这样一来，劳动者的工资自然不会高了。

三、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

一个国家要为战时的国防设备积蓄的费用，必须高于平时的三到四倍，因此战时的收入就必须比平时收入高三四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国家马上就有按照费用增大比例而增加收入的方法，这样大的收入的必须来源自赋税，而最快课征的赋税也要经过10个月乃至12个月才能入国库。军队、武器装备、给养等均需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到位，所以在战争时期，政府除了向国民借债外则没有其他办法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公债理论。

公债是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借债，再不能有其他的方法。至于在平时，亚当•斯密是反对举债的，因为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

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即使不是在战时，国家还是常常会发行公债来收集人民手中富余的钱来进行其他方面的用途，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的投资等。这其实是以国家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的。一旦在公债上出现问题，国家的信用就岌岌可危了。

比如说欧洲的希腊债务危机，它源于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政府财政赤字，而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而揭开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希腊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即是政府的财政赤字，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存在较高的财政赤字，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也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此次危机是继迪拜债务危机之后全球又一大债务危机。由此可见，公债确实具有较大的政治及经济风险，除非必要不应过度发行，否则若政府因难以还债而失去公信力，会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

第五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不乏伟人和名著，但从未得到如此评价。这是因为《国富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是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的著作，而且它一发表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将“创立者”的桂冠奉送给亚当·斯密，而将以前的经济学家统统视为“先驱者”；西方经济学派至今仍公认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就在《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西方学者将这两部巨著合称为“产业自由宣言书”。从《国富论》问世到20世纪30年代，它统治西方经济学达150年之久。即使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国富论》所阐述的经济理论仍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它与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一起统治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两大理论体系，至今还影响着西方社会。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其评价的那样：200年以后，亚当·斯密仍然是经济学中一位高耸入云的人物。《国富论》成为影响世纪历史进程的十大名著之一，被列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读之书。

对于《国富论》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的巨著，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用仅仅一个寒假的时间来品读是远远不够的。面对着这厚厚的一本的“人类文明史”，我们除了怀着虔诚的心情探究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摆在那里，显示就在眼前，《国富论》规划了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创造从未有过的物质世界。《国富论》全是分为五卷，接下来我简要的介绍一下亚当·斯密在各卷中所阐述的内容：

第一卷，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及生产物分配给各阶层人民的顺序。亚当·斯密开篇表明，由于劳动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老东风必须由货币来促进，因为劳动分工是商品交换发达的产物。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对实行交换的条件即价值和价格的论述。对于价格的考察表明，它划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此价格依然依存于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率。由于斯密特别钟爱分工，所以引入了大量的说明性事实材料，致使第一卷占到了总篇幅的25%左右。

第二卷，论财富的性质极其蓄积和用途。亚当·斯密在这一卷提出了有关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其中对货币，以及通过银行业务使之得以节约的方法是讨论的重点部分。与第一卷相比，无论在整个观念上还是在细节上，重农学派的影响都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在这一卷中，斯密不赞成魁奈只有农业和采掘业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说法，他对魁奈的学说作了一番具有创造性而又十分冗长的批判，但后来他感到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区分开来还是有道理的。这也是斯密矛盾的地方。正是整个矛盾，斯密的伦理受到后人的批判，迫使其后继者另辟蹊径地去发展。但不管后来的发展和批判使该理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直到庞巴维克前后，斯密的理论几乎一直是该领域著作的基础，这也正是其理论的价值所在。

第三卷，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第三卷所占的篇幅不到总篇幅的4.5%，因此这是为斯密在第四卷的论述的铺垫。它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财富的自然增长”，考察了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策如何对城市的星期和城市商业活动所起的作用；显然，这个作用分为阻碍和推动两个方面。斯密的结论是：按照财富自然增长的顺序，本来应是首先将资本用于农业，然后用于制造业最后用于对外贸易。但这个顺序已被欧洲各国的政府政策所颠倒。虽然斯密从这个顺序出发，但他还是认识到对外贸易促进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的进步。

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四卷中，亚当·斯密将批评的锋芒直指重商主义。在斯密之前，称得上影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只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他批评了重商主义原理关于财富依存于贸易差额学说的荒谬，揭示出重商主义者力图达到目的的各种卑鄙手段。对重农主义的批判与对重商主义不同，他认为批判重农主义的目的时间里天然自由的合适体系。这有只有这个经济体系才能使新兴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国王“监督私人劳动”，并将其导入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亚当·斯密在这一卷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论断，也许是他即兴之言，因为他并没有论证它。但从斯密之后的两百多年里，一代代经济学者对它进行了不懈研究，究其原因，是它涉及资本主义最基本和最隐蔽的本质根基。

第五卷，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这一卷讨论君主的收入与支出，以及支出超

过收入后的应付策略。这部分论述还涉及国防支出，包括的面较广，设计各种军事组织、法庭、维持公共工程的方法、教育和教会机构的讨论。斯密主要从历史角度论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以及公债。但其意义远不止如此，它是一篇自成体系的关于财政学的论文，日后成为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直到德国财政学认识到“税收是政策的工具”这一观点为止。

《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近几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新的世界格局呼唤着新的经济学产生。显然资本主义还没到能量释放完毕的阶段，它还需要继续发展，这就需要西方经济学产生出超越亚当·斯密和凯恩斯这样的大家。

当我们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回顾完《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问题油然而生，是什么力量使得《国富论》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是什么力量是得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前仆后继继续去维护、论证和发展《国富论》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等一系列理论？答案只有一个：《国富论》提出的命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终极命题，《国富论》提出的价值观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国富论》的确是一本影响了世界进程的书，这并非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