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刘再复双典批判读后感
刘再复双典批判读后感
刘珺琳
读了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本人对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有了更加深层和客观的认识。以前的学习中，我们始终被灌输的理论是，巍巍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非常优秀和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往哲先贤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文化积淀的而保留下来的文明精华，我们应该都予以接受和认可，而且为之感到骄傲。
但是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和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有意无意的渗透以及国人的崇洋媚外的心理，使得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孔儒文化有了第一次彻底的质疑和挑战，促使我们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的儒文化。虽然，在当时的具体的国情中，一些批判过于偏激，但民主科学从此深入人心，国人的视野开拓了，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加理性和客观。
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正是站在文化批评的角度和世界民族观上提出的。他所批判的不是文学的审美价值（美），而是蕴含于文学作品的文化意识（善），即搁置审美因素，直接对文本的文化内涵，精神取向，思想观念以及人性的原则等要素的思考。
毫无疑问，《水浒传》、《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的古典四大名着之二，在文学的艺术水准和修辞上可谓是非常完美的。正是其高超的艺术魅力，使其在风浪的洗刷中一直经久不衰，读者也是按其习惯性的思维代代相传，默默接受，在欣赏的快感中已经忘记叩问与质疑，在无意识中接受其传递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水浒传》中的劫富济贫善恶有报打打杀杀大快人心，《三国演义》中的权术智谋尔虞我诈叫人拍案叫绝，已经是我们的惯常性思维和欣赏准则，或者说是我们集体的无意识思想价值倾向。
对于刘再复先生的批判，本人不赞成其全部的意见（如天堂地狱观），但是其批判《水浒》两种性质的造反和双典中“女性物化”本人是非常赞同的。
两种性质的造反即：社会造反和政治造反。社会造反是反社会，反对社会规范，和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当然也涉指贪官污吏。政治造反则是反政权，其矛头直接指向统治阶级的政权中心—皇帝，企图改变政治结构和权力系统。《水浒传》实际上两者都是涉及的。关于造反在宋末的社会历史来说是合理的，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导致的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但是，水浒中的暴力造反所显示暴力崇拜其造反旗号下反人性的的黑暗手段。
固然，人在受到压迫时，反抗是本能的反应。鲁迅先生说过：所谓革命不安于现在，不满足于现状的的都是。这里的革命即有改革和反抗之意。有了革命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这个层面上讲，宋末的农民起义，梁山好汉浩浩荡荡的造反革命存在其合理的一面。《水浒传》开篇便描写“官逼民反”的道理，林冲的造反是有理由的。尽管他受到高俅等人的如此迫害，他还是一再退让，失去一切，到了风雪边境，权势者还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典型的反应无路可走，社会黑暗的现实，所以林冲是被逼上梁山—造反，这里让我们明白，造反乃是替天行道，人心所向；但鲁迅先生还说过：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的目的不是去杀人，而是让人们更好的生活。可是在这里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大相径庭。任何造反都应该是有一度和一个规范的，但是李逵和武松的嗜杀造反让我们发指。他们的一切行为只是一个公式：“凡造反都是合理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
哪怕滥杀无辜也是合理的。在和《西游记》的比较中，刘再复先生指出，任何造反都应该是有慈悲导向的，造反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救人”；任何造反也不可以越过一定道德的边界；造反的手段也要符合人类生存的延续的总目的性，合乎人性的准则。水浒相较于西游记缺乏慈悲的道德准则。像李逵排头杀人的行为，把四岁的小孩切成两段，把恋爱中的男女剁成肉块，均未受到作者与读者的谴责，并被认可是英雄的行为，因为大家都拥有伟大的目的：替天行道。在水浒中的描写，把目的和手段分开，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任何卑劣黑暗下流的手段也是被合理化。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人类的一切行为准则中，黑暗卑劣是达不到伟大和崇高的。这里的被美化的“替天行道”乃变成一部分人的“无法无天”和仇欲的宣泄。所以水浒传中的造反的手段黑暗以及不尊重人的生命和人性是不合理的成分。
再者，本人认为双典中的女性物化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权术及暴力崇拜是非常深的。他们的眼中只有英雄是人，有着人的地位，而其他的（非英雄）妇女，儿童是没有平等的人性及生命的权力和价值的。两部文学经典中的女性是英雄眼中的尤物、食物、玩物、祭物、毒物、兽物。其各种角色妇女表现出非人的现象。只是男人的附属物，棋子，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任何自己独立的思想，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的抵抗，只是任人任意摆放。在《三国》中主要表现出对妇女的利用，如貂蝉，她是政治家（王充）的玩物（忠诚的奴才），也是吕布和董卓之间的猎物（色诱董卓与吕布）尤物（杀董卓毁吕布）。《水浒》中则更多的是杀戮（潘金莲潘巧云都是水浒英雄杀戮的对象），这都是对女性的极大地蔑视。三国水浒中的女性都是没有自主性的，或者说三国水浒是没有女人的，那只是物。
在三国水浒时女性的地位就是如此低的，而今天的情况是相对有大改观，但是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这是千百年来儒家的妇女思想及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站在现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应当有意识摈弃那种非人性的思想，生命是平等的。
第二篇：刘再复谈读书、哲学
刘再复：让学问与心灵紧密连接
他说，中国的“根”是文化。但当下中国，人们的神经正在被金钱、权力、功名所抓住，一些人身上呈现的是民族劣根性的文化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先生日前在国内正式出版《刘再复作品八部》。一时影响甚盛。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协理事等职，著述等身，在文坛举足轻重。出国后，他遍历天下，出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日前，应邀回国参加其母校厦门大学校庆时，这位去国多年的学者，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追求的是，更能生活在心灵之中
华商报：您身兼学者与作家，平时角色如何转换？您认为对自己人生状态起巨大调整作用的，“首先是中外经典文学家，然后才是哲人学者”，为何“厚此薄彼”？喜欢哪些经典作品？
刘再复：一般地说，学者是用头脑工作，作家则用心灵乃至全生命写作。出国之后，我追求的人生状态之一是让学问与生命紧密衔接，也可以说是让学问与心灵紧密连接。一旦连接了，转换角色就不太困难。例如，上午我可以写《红楼梦悟》、《双典批判》，晚上我又可以写散文或散文诗，都是生命与心灵的需求。出国之前，我不是这种状态，那时，主要的生命力必须投放到构筑学术专著上。写作散文诗只是精神生活的“边角料”，常常只能偷闲而作，周末自己躲到居所附近的龙潭湖公园写一写。尽管是“边角料”，但还是使自己放松一些。每写一首散文诗，便是一次自己对自己的呼唤。呼唤自己不要忘记本真角色，不要忘记自己是来自穷乡僻壤的赤条条的农家子，不要被愈来愈沉重的世俗角色所压垮、所变质。
我首先阅读中外文学家然后再阅读中外哲学家，除了文学职业的要求之外，也是因为在文学中，我更能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角色，更能生活在心灵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头脑之中，或者说，更能生活在情感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逻辑之中。我对哲学和文学经典都喜欢，而最喜欢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经典，例如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所著的《俄狄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审判》、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感慨的是，保持了天真天籁
华商报：海外漂流期间之诸般心境，此刻回望，最深之苦乐何在？您称是歌德和陶渊明这两位诗人给了您力量，原因何在？据称您正尝试做 “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难吗？
刘再复：在海外漂流，写了整整十部《漂流手记》，全部感慨都已记录在其
中了。这些年，可以说是心事浩茫，思绪无数，保持了天真天籁。
最为痛苦的是出国之初（我称作第二人生之初）的极端孤独感，丢失祖国、丢失故乡、丢失故人的极端孤独感。不过我后来战胜了孤独感，现在倒有一种“享受孤独”的自在感。另一种痛苦是我毕竟生活在英语世界中，无论我怎么用功学习英语，总是不能直接进入西方当下的精神世界，不能直接与西方学者作深层的精神交流，所以，我只能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之塔中，还得靠中文（翻译著作）与西方的伟大灵魂对话。在此状态中，歌德给了我不断进取的积极状态，陶渊明则给了我耐得住“寂寞”也耐得住“清贫”的平静状态。
我自称人生已进入“世界公民”的第三阶段（第一人生是中国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漂泊者，第三人生是世界公民），实际上是很难的事，尤其是作为“世俗角色”更难，因此，我只能首先在“本真角色”即首先在精神角色上实现，也就是说，在精神角色上，我的一切文字工作均超越国界，努力体现终极关怀，为全人类服务。而在世俗角色上，我仍然守持我的中国护照。我称中国护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国土”，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让我放不下这片国土。
坚守的是，要从“根”上爱中国
华商报：前不久您的母校厦门大学校庆时，您称，无论走遍天涯海角，都守持一个信念：要从“根”上爱中国，而“根”就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之魂，不是文化之形。当下文化诸象纷繁，人们如何才能真正抓住“文化之魂”？
刘再复：文化在哪里？年轻时我有个误解，以为文化就在书本里，就在图书馆里，其实不对。现在才明白，文化在人身上，尤其在活人身上。孔子身上凝聚着一种大文化，老子、庄子身上，曹雪芹身上都凝聚着大文化，而活人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呈现出文化，包括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趣味、文化境界、文化质量等等。文化之魂，在西方可解释为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之魂，则是人的心灵、人的生命，也就是对于人的关怀和对于人的提升。李泽厚先生和我格外敬爱鲁迅，便是觉得鲁迅抓住了中国文化之魂，即抓住了那些有益于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精华，而排斥、批判那些阻碍中国人进步和提升的伪形文化。当下中国，人们的神经正在被金钱、权力、功名所抓住，很多人身上所呈现的文化往往不是本真文化，不是原形文化，而是鲁迅所批判的变形文化，即呈现民族劣根性的文化。鲁迅说，中国人好虚荣，听到某绅士有田三百亩，佩服得不得了。现在许多中国人，听说某人拥有财富三十亿，更是佩服得不得了，价值观很有问题，这就是呈现在当下人们身上的文化。“魂”的深处“出问题”了！有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作品连篇，名声很大，骨子里却全是功利心、功名心、市侩心，“形”很耀眼，“魂”却有病症，甚至可以说是有绝症。这说明他们只抓住文化之形，观众及市场的盲目叫好，也只是抓住文化之“形”。当下（21世纪初期），无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是有史以来人类精神境界最低的时代之一。
可贵的是，看破之后仍回到大地
华商报：巨人鲁迅，无可比拟，您认为鲁迅“其生命整体是个巨大的矛盾体，其生命场是个巨大的张力场”，对这位文化英雄，今人应如何解读？
刘再复：有矛盾，有彷徨，才有生命深度与思想深度。有张力场，才有哲学场。问题是人总不能老是生活在彷徨中，彷徨之后还得有所选择，还得有清醒意识和心灵方向。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于人间，仍然选择了积极地生活、积极地奋斗。最近我和李泽厚先生又作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对话（已选入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鲁迅论》中）。李先生曾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括鲁迅的一生。超越启蒙意味着超越现实问题而进入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思索，包括“看破”的意思。但我们要学习的，正是鲁迅的可贵之处，他看破了之后仍然回到大地，仍然拥抱人间，也就是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之后又回到救亡与启蒙。这是由俗返真、又由真返俗的过程，很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带有英雄性。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抵达他的境界。
华商报：您认为《红楼梦》是“全体学人共享之精神空间”，对它，您用了“悟”的方法，而关于今人如何与经典相晤对，共享此类经典之精神空间，有何建议？
刘再复：之所以用“悟证”取代“考证”与“论证”，用佛学语言表述，乃是打破“法执”，这首先是一种“自我解放”。我不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生命体认”对象，也是打破“法执”，也是一种“自我解放”。文章是人作的。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文章也在写我们，即也在制约我们、主宰我们，此时，我们不能把自由交给文章。我阅读、崇仰《红楼梦》，但不能把自由交给《红楼梦》。去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讲解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我认为至少有四十种读法，比如可以从隐逸文化、民间文化角度去读，也可以从自然文化（道家文化）或感悟文化（禅宗文化）角度去读，还可以从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寓言，乃至语言流、音乐感、怀疑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角度去读。读《红楼梦》，享受这一公共空间，首先也得自我解放一下，然后再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切入，不妨设想几种、几十种乃至几百种方法切入。有“选择”才有“自己”。存在，乃是选择自己的可能性。
提醒的是，诗人作家莫恋“虚妄角色”
华商报：您认为如何才能真正实现 “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您认为文化如何作用？您力倡“读社会大书”，在西方这些年，相信有了一些思考与比较，“读后感”如何？
刘再复：对于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出国之前，我求诸外，即向社会要自由要尊严；出国之后，我则求诸内，即向自己要自由要尊严。在此，我要很明确地说，自由与尊严不是他人给的，而是自己给的。自由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觉悟，它就在你身上，就看你能不能悟到、意识到、把握到。你没有“觉”到，“悟”到，你就没有自由。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没有自觉，就没有真理。例如，我作演讲时，我如果想表演一番，想迎合听众口味，甚至想哗众取宠，那我就把自由交给了他人，交给了听众，只有当我意识到演讲时我自己还是自己，该说的话就说，不愿意说的话就不说，仍然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才有自己的自由与尊严。也许明白了求诸自己是根本，所以，你说的“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一堵供给“面壁”悟道用的墙壁。我只是对它思索，并不介入。我认为文
学家应当关心社会，但不必介入社会、干预社会，更不必介入政治与干预政治。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文学所能解决的。诗人作家不要充当解决社会问题的虚妄角色，诸如“救世主”、“时代鼓手”、“大众代言人”等角色。
出国之后，我周游了三十个国家，初步读了“世界”这部大书，以后还要继续读。读了这部书，眼界打开了。一方面觉得这世界真大真美；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原来知道得很少，无知渺小得多，自己对于世界并不那么重要。我在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巅峰面前，在罗浮宫的数万件珍品面前，在莎士比亚故居面前，都有“自己并不重要”的感觉。
从自然角度上说，世界由欧亚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澳洲板块等组成；从文化上说，地球由资本主义文化板块、社会主义文化板块、封建主义（贵族、地主）文化板块等组成。读了世界这部大书，才觉得各种板块都有长处短处，可以并置并存。重要的是以谦虚、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取各板块的长处，扬弃其短处，各自自我完善，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睦。
要懂的是，自己是自己的救星
华商报：您曾说朋友李泽厚是读多写少，您自己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时间分配是个什么比例？看过您的求学经历，基本是靠自学，您对当代学人、读书人有何建议？
刘再复：我的写作时间比李泽厚先生多，写作与阅读的时间比例大约是四比
六。今年农历九月，我将满七十岁。此后的十年，比例将调整为二比八，甚至一比九。我的确主要是靠自学。学了禅宗之后，更觉悟到自学乃是自明、自度、自立的唯一途径，别无他径。自己乃是自己的救星，别无其他救星。我没有什么建议，只想说，读书最重要的态度，是对自己要真诚，是为自己读，不是为他人读，即不是为了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所以读书不在于读多，关键是在于读通。拥抱书本后要穿透书本，掌握书本中的“书眼”、“文眼”，明心见性，击中要害。这是我的“中医点穴法”，读书要点出书本的“穴位”。这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 拥 抱 书本→穿透书本→提升书本”的过程。
我想说，我没有力量“改造世界”，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妄念，但我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精神，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华商报：您的《人论二十五种》，几乎写尽人之荒谬病态，于最末一章自称“缝隙人”，时下距此书首印已近20年，现在如何自我定位，还是“缝隙人”吗？
刘再复：现在我仍然是“缝隙人”，而且可能是永远的“缝隙人”。我将继续生活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缝隙中，也将继续生活在文学与哲学、神性与理性的缝隙中，不过，我将逐步超越二者的冲突，用中道智慧来驾驭冲突的双方。我对人对人性确实有一种敏感，我能嗅到人的“心灵”的味道。本报记者 王锋
人物春秋
刘再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思想家。
他说，他觉得有时候自己就像一只飞鸟，不停地飞来飞去，最后落脚到对真善美永恒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对美的信仰，对文学的信仰。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著作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鲁迅传》、《传统与中国人》、《人论二十五种》、《读沧海》、《漂流手记》（十卷）、《红楼四书》（四卷）等四十几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刘再复在此书中首次以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涵盖其幼时的成长奋斗历程，对亲情、友情、师生情以及爱情等的畅谈，这不仅是刘先生人生历程的再现，也是其精神、心灵的自传。
在本书中，刘再复以坦荡荡的心怀、沉重的文字，描述了二十五种中国人，写尽人性的荒谬和病态。着墨之处虽有人性之丑，刘再复在深切的爱中把自己审丑的角度和深入的分析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
第三篇：北大批判读后感
《北大批判》读后感
经老师推荐，我读了《北大批判》这本书，起初不太想读，后来阅读越来劲了，这本书结合了作者的亲身体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作者借质疑北大的制度，来批判中国的教育问题，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高等学府或是我们自己这些大学生，都有必要好好反思下我们求学的目的和要求。
现在留学之风盛行，无论是那个专业的学生都喜欢选择出国留学。大家有时候出国不是觉得那个地方的水平就比中国高，而是去感受那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所造成的高强度的学习氛围，和高参与度的活跃的学习模式。相互借鉴一些东西，而且大家都觉得回国后可能待遇会提高，所以大家都争着要出国留学，当然不排除一部分学生是出于从重心理。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内的教育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且现在很多技术的发源地和盛行就是在国外，国内的学术水平还原煤达到学生们想要的水平。
刚进大学的时候，感觉太宽松了，做什么事儿都没人管，于是我去尝试许多我没有体验过的事，大学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大开眼界。现在到了大二，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思考自己的定位，思考社会，思考未来......我要当一名优秀的医学生，我需要了解有关医学的一切，于是我尝试去看一些医学书，尝试去学习更高级的英语，尝试去学习计算机技术，开始去看一些计算机的书，我想一名优秀的医学生不仅应该知道医术，还要知道和医术有关的一切，比如计算机技术、英语、医德等等，所以我尝试去学习很多非医
学的知识，我想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关于自己的思考和通才教育的必然性。
知道自己的定位后，常常会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但是当实行起来的时候，却会面对很多的矛盾和迷茫，大圩里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必修课程的学习外，学习氛围还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我们坐在自习室里会越来越疲劳，然后就告诉自己小睡一下，结果一睡就睡过头了，有的时候学业任务压的太重，难以坚持的去学习一门技能，当然，后来想想，其实上面这段话更多的是一种借口，是自己主观上不主动争取与坚持的结果。
作者还提到了“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这一观点，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阅读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知识面，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到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体味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其次，阅读影响写作，而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不停地运用写作。读和写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在书中说道，“什么是精英？精英就是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怎样才能成为这种领袖人物？那就要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理念号召其他人跟随你。而怎样具有这种号召力？那就要看你能不能了解老百t姓的心声，能否打动人家的心弦，能否提出一套方案，付出独特的努力，解决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简单的说，精英必须有超强的能力和草根社会建立感情和思想的纽带，让大家觉得你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你在为他们说话。” 这段论断，令我深思 ：我们大学生真的就是精英么，我们曾经被称为是天之骄子，课是当我们走向社
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完成精英该完成的任务么？不一定。
最后我想说，现在大学的学习氛围不够彻底，在路上、自习室里常常能看见一对对的情侣或者一群群抱头大睡，而学校又对学生寄予过高的期望，这形成了一个矛盾，我想薛涌在《北大批判》里提到的“学术界的现实” 应该就是指这个，难以改掉的现实，毕竟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
对于我们医学生来说，既然现实难以改变，那就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多涉猎一些领域，让自己的思维更加活跃。
第四篇：《北大批判》读后感
《北大批判》读后感
读完北大批判，让我认识到事物处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的环境时，总会存在不和谐、不协调的问题。其中，上大学和大学教育便是个大问题。
北大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学，人才济济的北大，能否发挥贡献国家、发展社会的最大能动性、高效性，便成了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北大存在的一系列值得批判的地方，其他高校也可引以为鉴。
清华特点是严格纪律，北大则是自由散漫。学校放任自己的学生自由散漫，俨然是把双刃剑。利得是天才级的并能朝着自己灵魂指引的方向发展的学生，害得是面对没有约束的环境无所事事自我放纵甘愿堕落的学生。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认真地自我反省了，我是属于这两者的哪一者，我不想不甘也不愿承认，结果往往是残忍的。我竟给自己交了这么一份不堪的答卷，我的脊背直发凉。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如何走好以后的路，我要从小步迈起，尽自己最大努力走好每一步，对得起自己的灵魂。
很多人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弱点，而是不敢正视自己的不足。比方说，把学习成绩的失败归结于自己不努力，功课上不花时间，这固然是其中一方面原因，但明显也可感觉一种在学习上的不自信，不甘承认别人是能力上高过你。因此，只有正视这一点，做事的心态、学习的精神才会改变。其实，正视也是不很困难的，接下来就是要讲方法了。汲取知识，不是靠不断听不断看，还要不断想不断写才行，教授讲课，我们学生光听不练是不管用的。练指的不是要向老教授那样讲课，而是在脑中复述并思考以发现其中的逻辑层次关系，再就是提出自己的问题想方设法解决才行。不妨把自己的想法、点子写下来，再找人指正，这样才能有质的进步。
阅读是写作之前关键的一步，是贯穿求学治学的主要方法。大量的有效的阅读能让你快速地汲取新知识、新理念，这将对你的整个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是我的软肋，读书我是喜欢的，读经典我也乐意，可一遍读下来存进脑子里的却微乎其微，更别提复述书的内容的。这让我意识到读书过程中的思考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读书时的每一刻都要保持大脑快速的运转，不能懒于动脑。
读写之后便是想办法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反馈给别人，想象一下多种思维、多种角度、多种逻辑交织的一个简单的问题会多么地震撼你的思想、你的心灵、你的灵魂。充分地积极地参与到与同学老师以及其他人的论辩中去，思维的碰撞会开出更美丽的智慧火花。
在论辩中你会学会如何倾听别人的话语，如何从多角度来看待分析问题，是你不会狭隘地只从自己下意识的出发点看待问题。这也关系到另一个我们必须学会的品质——感情移入。“感情移入”这个词马上让我联想到医患沟通基础课上老师讲的“共情”，这两者其实讲的同一个意思。这说的是，我们看待问题必须从多个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揣想当时人的想法，以便更有效的去开展未有发现的重大问题，而这种发现会大大地影响对一件事情的判断结果。最典型的是司法案件，如果一个法官善于从原告和被告的角度去剖析案件，结果无疑是更公正的；历史事件就更是如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史料，不同史学家的叙述，阅读这些史料的人能用“感情移入”的方法处在历史叙述者的心境去鉴定史料的真实性、说服力，对历史事件的判断也会更接近真相；对于医学生的我们，“感情移入”就尤为重要了，面对恶劣的医疗关系，医生能“共情”地倾听患者心声，“共情”地解答患者的疑问，“共情”地将信任与支持传递给患者，对治疗效果的裨益无疑是莫大的。
这些是我读《北大批判》的感悟，我也会在将来一步步践行自己的感悟。
第五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后感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后感
读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对此文依然似解非解，个中滋味难以陈述。粗略概括如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序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做了说明，阐述了在认识过程中，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有七个自然段。
第一段讲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情况；第二段讲为什么写《序言》；第三、五、六段着重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和经过；第四段主要讲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第七段表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态度。重点问题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经过以及所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在《序言》中，把他从1843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也是指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这个结论的基本观点是：
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决定物质生活，或者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两
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序言》里用简洁的语言，阐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仅应当把社会关系区分为物质关系和意识关系，而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变迁和改革。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的因素，社会变革总是首先从生产力开始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推动着历史前进。一切先进的阶级和人们总是热心发展生产力，而一切反动的阶级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衡量一切阶级、政党、派别是革命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落后的根本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把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定为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通过对《序言》的学习，从基本理论上澄清是非，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认识，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在《序言》里把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几个范畴作了科学分析，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指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要从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原因，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从生产力方面寻找原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写《序言》时，针对唯心史观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的状况，强调了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3.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马克思在《序言》里深刻地阐明了发生社会革命的根源。社会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还是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马克思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显然，判断一个革命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解释。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适合了，它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力要求打破这种“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科学与否，就看其有无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就是新的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同时，马克思还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预见到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马克思在序言中揭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代最主要的两种价值观，也是当代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这两种划分对应关系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于“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人类社会目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中国也不例外。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状态的划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应该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的确出现了特殊形式。封建社会没落之后，中国没有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中，具体社会制度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本质上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完全有理由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向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迈进创造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任务。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共存于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既对抗又传承。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虽然错综复杂，但两者的共存占现实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都是现实的，都有其合理因素。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程度，贫富差别是目前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还不可能上升到现实主导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逐渐的取代资本主义。并且，人类社会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几代、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甚至是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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