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道教的产生条件与思想特点
浅析道教的产生条件及思想特点
摘要: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政治中一直扮演着低调的“统治者”的角色,文字古籍对其思想和精华的阐述于儒家来说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绝不代表其地位收到忽视,相反,从1800多年前的产生之日起,它就以中国文化基因库的形式影响了世代统治者。本文将从道教的产生条件说起,进而探究和总结出这个稍显神秘而又被人误解的宗教的思想特点。
关键词:道教;产生条件;思想特点。
今日言之“道教”,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过某种实践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的中国本民族的传统宗教。
它尊老子为教主,奉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对其进行了宗教性的解释。它在创始之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曾同当时的农民起义相结合。魏晋以后,封建统治着出于某种需要对其进行扶植、利用,使流传于民间的道教逐渐上层化并与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在有些朝代还得以不时卷入宫廷整治活动。而在民间,则继续流传着通俗形式的道教,从中还演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在一些农民和平民的起义斗争中,成为发动和组织民众的旗帜和纽带。
如若追究其道教的真正起源,学说不一。但中国最早期的宗教观念中便能看出一丝端倪,商代甲骨文中记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了对天和诸的信仰,同时也敬拜鬼神和祖先。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道教不同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在起源上有其特殊性:它不是由某个教主在短期内创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在此便不一一赘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道教的正式形成是在东汉的中后期。而每一个事物的形成背后都有其综合因素的权衡和考量,道教也不例外。
一、道教的形成条件
(一)客观历史条件
1、秦汉深重的社会危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从此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时期,其政治、经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秦朝社会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使得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日益突出,“富者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遍地都是,终于陈胜、吴广起义爆发,混战之后的短命秦国也在20几年的争议统治中被汉代所代替。
但是,汉朝的建立并没有让已经“成长”起来的封建统治改善多少,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成了安国利民。
首先,虽然东汉的生产力有所提高,但是豪强地主手中的土地由于其固有势力的影响并未得到缓解,农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富贵之家可以夜夜笙歌,农民却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被剥夺殆尽。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让道教的滋生变得顺理成章。他们不得不吸取教训制定新的治理国家的理论和策略,这样汉初便
以“清静无为”为特征,以“无为而治”为原则,休养生息,安定社会。这也使得道教的重要来源“黄老学派”自战国中后期形成之后得到重新的重视。
其次,贫富差距的加大,让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相比之前,农民起义不降反增,单是安帝之后的七八十年间就发生了上百起农民起义,加之朝廷压制清官,宦官专政,刘家江山割据不断,也促成了张鲁在巴郡汉中建立政权,实行政教合一。并且张鲁在当时社会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控制了相当大的地盘和人口,这也有利于由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创立的五斗米道的形成,毕竟虽然宗教总是标榜淡泊名利,却没有一家宗教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发展,这个在后面道教的思想特点中我们还会看到。
再次,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奴役和思想上无形且明目张胆的压制,让身处苦难之中的农民渴望摆脱苦难,获取幸福,而他们又不能回以明目张胆的思想自由。于是,他们便开始幻想有一种超于人间之上的力量来替他们伸张正义,从而让自我得救,于是,神灵出现,宗教开始在民众无心的创造中诞生。鬼神崇拜、崇尚养生以及巴蜀地区良好自然环境下修身养性的庙宇的建造,变成对这种祈求的美好征兆。
于是,集结了如此众多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民众不自觉间就有了产生宗教的内在条件。一来,统治者为了安定秩序,维护地位,他们需要绞尽脑汁地改变治国方略来“愚弄”百姓,“无为而治”等休养生息之策再好不过;二来,农民在受尽压迫之极,也需要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安慰谋得生存,他们对于宗教也开始不断需求。这样,深重的社会危机反而一定程度上成全了宗教的诞生。
2、汉代统治思想趋于宗教化。
秦的灭亡证明单靠严刑峻罚的暴力镇压并不能让国家长久生存,而汉初的黄老之学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也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所以,在“群起而攻之”的年代,董仲舒凭借其“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理论脱颖而出,很好地适应了汉代统治者想要依靠“神道设教”来达到“长久之术”的目的。
董仲舒何许人也?他不但是一个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谴告说的宗天神学家,也是一个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可以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典,也可以创造出一套求雨、止雨的仪式。他可以借助孔子,宣扬“天人感应”、“大一统”,也能够登坛祈祷作法,弄神作怪。
最终,他把《春秋》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阴阳五德终始说的神学观念相结合,将大量天象变化和超自然现象加以全面的歪曲和神秘化,在汉王朝的支持下,混合封建宗教神学和庸俗经学而成谶纬之学,并逐步成为两汉之际宗教神学思想的主导。
不难发现,谶纬之学给传统儒学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儒家之祖孔子也被赋予了教主的神光。
(二)多元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其产生的思想渊源,“杂而多端”足以说明。
1、道家思想。
首先要说明的是,道家和道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混为一谈。他们在精神追求、政治态度等方面的主张都大相径庭,但是道教的成立还是吸收了道家的诸多思想对其进行完善。
老子《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但是前者是虚幻的概念,是超时空的,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思,而道教的“道”则是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待,“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可见,道教所直接摄取老、庄哲学中关于“道”的思想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道教在几区道家哲学“道”的思想是,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对其作了宗教性的阐释,还是以“我需”为前提条件的。同时,道教还把神秘化了的元气说与“道”的思想相结合。总之,在道教的思想中,无处不充盈着道家的思想。
2、佛教的传入和影响。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意见不一,但通常认为在汉明帝时真正传入。当时的中国人把佛教看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种,将其与当时的黄老道等量齐观。
然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成熟宗教,有着完整的教义、教规和教团组织,自传入中国后,经过百多年的译经和传布,在汉代社会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颇有兴发之势。这对当时的神仙方士创立道教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且具有相当的激发作用,从而成为道教产生的催化剂。
3、儒家思想的“帮衬”。
道家对儒家的吸收,是从它的纲常伦理思想学起,以此构成了它的宗教道德观主体。儒家伦理纲常道德观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董仲舒从神学人性论出发,将五伦发展为三钢并用神权来论证它的绝对性。
无疑,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统治者的封建统治十分有利,这也是为何董仲舒在秦代儒家经历沉寂之后重拾于此的原因,既然获得了统治者的中肯,便被当做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关系加以固定和确立下来。
但是,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之手,早已改变了原来的面目。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所直接吸取,并成为道教重要的思想来源。
4、易学和阴阳学的加入。
《周易》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在西汉成为一门学问,而道教更是无论是《周易》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进行了吸收,渗透到了道教的基本信仰、神仙体系、方术仪式、政治理论等各个方面。
比如,以《周易》解”道”的现象贯穿于道教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道教以《周易》中至高无上的人格化的“天”为模型来塑造最高神“天尊”以及次一级的神灵等,都体现了易学对于道教形成的深刻影响。
而阴阳五行学说对道教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阴阳的观念在《周易》、《诗经》、《尚书》等古籍中都有记载,只不过原有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阴阳五行说,经过一些人的阐发,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不仅东汉的《太平经》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且成为道教鬼神系统和理论成分的一个重要来源。
5、神仙思想和原始宗教。
神仙家的信仰和方术都很明显地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还衍化为了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亦逐渐演化为道士。
原始宗教中的“尊鬼”观念便在道教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们知道,天师道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尊鬼”,因此也被成为“鬼道”,它教人们行“鬼道”,当“鬼卒”,尊“鬼王”,很显然这是吸收传统的“尊鬼”观念所致。
二、道教的思想特点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产生条件,才造就了道教独特的思想特点。
总体来说,“道”成为道教的思想理论核心,将“道”作为最高信仰,以长
生成仙作为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道教的教理道义正是以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以此出发,形成了独特的修道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神仙观、道德观等许多方面。
(一)与政治拥有密切关系。
不同于道家思想的反传统和边缘化的批判精神,道教是尊崇君王和儒家的,这也便有了后来儒道合流之趋势。
不同于大多数宗教单独的理论体系和与政治的单独分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中国封建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统治者和君王对于道教的推崇和实施,道教就不会和儒佛取得相近地位,并且流传至今。所以,道教的先行者们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依附于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服务。
(二)鲜明的修道成仙实践性。
由于强烈生命意识的作用, 道教不仅提出修炼成仙的理论, 而且通过宗教实践来丰富这种理论。
道教中人吸收了易学和阴阳学的精髓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很鲜明的一个特点便是追求生命的永恒和长生不老,凭此立足,道教在唐代获得了鼎盛发展。当然,他们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 首先是为了指导自身的宗教实践活动, 其次是给道教中其他信奉者以思想上的支持,所以道教思想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实践性,且道教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发展的。
(三)强烈的生命意识。
“死命, 重事也, 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重生者独得 道人,死而复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万万未有一人也。故凡人一死,不复得生也。故当大备之,虽太平气乐岁,犹有邪气。”当面对死亡,《太平经》充分看到了人生短促,生者不易,从而大力宣扬生可恋,死可惧。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基于强烈的生命意识,道教中人才能够对生命的本根、保护生命的方式、技术进行不懈地探索。
(四)神仙体系的多重结构与整合统一。
说起道教,从根本上还必须落实到道教神仙体系上来。因为这是道教信仰的直接表现,也是道教思想的形象寄托,所以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言及道教神仙信仰,以往有人曾经以“杂而无章”来形容。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毋庸置疑,道教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各地的宫观供奉着许许多多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的神明,诸如二郎神、黄大仙、妈祖等;随着修道者不断进入神仙队伍,各地的宫观还会增加新的崇拜对象。然而,道教诸神并非杂陈无序,而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整合,并且形成系统。
并且,道教神仙信仰体现的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道”是“抽象”的,而各路神仙则是具体的。没有具体的神仙,大道无以彰显大化的妙用;没有抽象的“道”,则具体的神仙也就找不到根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道教以“道”统“三才”,以“三才”布列众多神仙,体现了道体论、宇宙观、神仙学的相互贯通。
总之,要想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这个地道宗教,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所要必备的各个条件,同时在对其宗教思想特点进行思考时也必须充分“照顾”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只要这样,才能对道教这一特殊的宗教做一全面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道教史》,任继愈总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05
第二篇:李白的道教思想与山水诗
李白的道教思想与山水诗
李白是盛唐时期的一位天才诗人,一生狂傲不羁,飘逸洒脱。以无拘无束,而生活自由;以宏旷胸怀,而豪放不羁;以超然物外,而心情恬淡。在现实与理想的深刻矛盾中,他没有被现实打败,没有屈服于现实,独特的个性、复杂的思想和诗人的天赋充分的显现出来。李白的山水诗,内涵深刻、境界宽朗、潇洒天然,在那气势宏大的语言中,清新秀美的语境中,在那透着飘逸之气的境界中,能够让人感受到蕴藏在诗歌之中的深厚的思想底蕴。下面就从道教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及其对诗歌的影响,道教思想在李白山水诗中的具体表现等方面进行探讨。
老庄是春秋末期道家学派的创始者,道家比较注重养生,其中有些思想便说到“长生”,如《老子》中有“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从先秦老庄道家,先秦黄老道家到魏晋玄学道家,都是作为一种流派而存在。直到东汉末期,才出现了道教,它是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的。道教思想是从老庄的无为自然思想、和稷下学派的神仙方术思想开始的。道家和道教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先秦道家思想是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魏晋以后老庄诸书入道教,后世道徒有很多,其思想成为哲学的精义所在,不可能舍去老庄而谈道教。先秦道家思想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论渊源。老庄哲学以虚无为本,以自然为宗,认为“道”是宇宙的一种主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他也有学道的愿望,想当神仙。当他对政治热心时,就忽视了学道;在政治上失败时,他又想学道求仙了。在他三十岁左右,曾在江陵会见过当时有名的隐士司马承桢,说李白有“仙风道骨”,这是对李白学道求仙的一种鼓励。李白还认识一位道教中的著名人物胡紫阳,他们时常在一起谈道。李白的一生有许多求仙学道的朋友,即所谓“结神仙交”,如东岩子、元丹丘、元演、高尊师等。李白的这些道教朋友们,在幽美的大自然中学道,享受大自然的美,追求超然物外,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李白:“学道三十春,自言羲和人。轩盖宛若梦,云松长相亲”(《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此赠别》),“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从他的诗歌中也可见出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李白受道教影响很深,集中体现在他以道家宇宙观为其人世价值的判断,以道家之自由为其生活的向往。这种道教思想很鲜明地凸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在诗歌中,李白接受了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向往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傲视权贵,与自然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失意,现实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得到补偿。
李白现存诗歌近千首,他的诗歌想象丰富、奇思纵横、气势恢宏、豪放飘逸。山水诗歌约占五分之一,有一种自然美、真真切切的描写,毫无斧凿的痕迹,月色、江水、清溪,给人一种宁静淡泊之美,一种真实自然的精神。在这优美的风景中,寄托着李白出游时对故园山水和故乡亲友的怀念之情,一句“思君不见下渝州”把那山山水水与李白的情思联系起来。由景生情,情真意切。此情此景,自然真实,让人留连,给人安宁。当李白入仕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失意,面对人生价值的失落感。使他更亲近于自然,远离世间的暄嚣和政治的黑暗,与自然山水为朋友。《日夕山中忽然有怀》一诗中,李白臵身于山水云石之间,让自己的情思融合于自然,让自己的心境得到自然的洗礼,给人一种返朴归真的境界,此时,没有了尘世的繁杂,没有了名利的争夺,周围的一切是那样新鲜明净,一尘不染:“久卧青山云,遂为青山客。山深云更好,赏美终日夕。月舍楼间峰,泉书阶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在诗中,李白与自然泯一,人与景相融合。与自然为伴,看不出他有半点忧愁与失意。在久居的山中,悠闲地观赏青云,似乎云即是我,我即是云。向着山的深处寻觅,终日观赏美景却忘归人。一轮清月的朗照之下,山峰格外分明。那泉水的清澈、纯净,如同李白自己素净透亮的心。在这样如诗如画的景致中,才能寻找到“真趣”。而这样的“真趣”,又有谁能与之共有呢?那便是远离人世的自然山水。这就是东方美学的极境——人与自然的融合。这就是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诗中,人具有了自然的灵性,自然山水也具有了人的性情。
在李白漫游隐逸的时期,足迹踏遍了江南的锦山绣水,更
勾画了一幅仙境。虽然这样的仙境是一种传说,但是寄托了李白的向往之情,他把仙境寄寓现实,以明月喻唐玄宗,以蟾蜍
nìng喻朝中奸小人,以佞蟾蜍蚀月比喻朝中小人干政弄权。其实,以这样的仙境喻李白的从政,是寄予他有从政抱负而无法施展的愁闷;以这样的仙境喻李白的学道求仙,是寄予他求仙不断而终归于是一种幻灭的悲哀。因此,在李白心中,从现实方面来说,他向往自己理想仙境般的政治仕途;从求仙方面来说,他向往自己成为一个神仙。在《梦游天姥呤留别》诗里,这样写道:“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下来。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虽然是写梦境,但对神仙仙境的描写,如同亲眼所见,最见诗仙才力。这首诗表现了李白追求独立的自由个性和不向权贵低头的傲岸人格。因为向往神仙而梦见神仙,这是李白从政失意之后,与统治者决裂后,又想遍访名山,求仙学道了。在《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诗中写道:“明星玉女备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我皇手把天地户,丹丘谈天与天语。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诗中的“明星玉女”、“麻姑”皆为仙人。“故人”指李白自己,在这样的仙境中做神仙,是李白一生孜孜以求的。他希望与他共同学道的人都成仙,于是便有“丹丘谈天与天语。”他也希望自己成仙,便有“骑二茅龙上天飞”。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写道:“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水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 的力量是超乎现象,超乎人,超乎现实的。在李白的青少年时期,巴蜀的雄奇秀丽的自然山水孕育了他的浪漫气质与豪放胸怀,创作了不少描写山川景色的诗作。如《寻雍尊师隐居》写道:“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眼。语来江色暮,独自入寒烟。”陡峭的山峰之中,是隐居的好地方,在这里可以忘记尘世间的一切,生活得逍遥自在。李白在途中与白云为伴,臵身云雾中,似乎飘浮于山林中,脱离了尘世。“云”、“烟”烘托出一种仙境般的气氛。在这仙境中,李白逍遥飘逸,飘飘乎而来,又飘飘乎而去,表现出李白逍遥飘逸的气质。入仕的坎坷与挫折,使李白感受到了生命的大起大落,感受到了时代的压抑与黑暗,感受到了官场的小人专权,李白却以“众人皆醉我独醒”、“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豁达与超脱,进入了一个心地淡泊,“陶然共忘机”的境界。这正是《老子》提出的“涤除、“玄览”的认识过程,对待事物,摒除内心杂念的干扰,摒除主观成见,以澄明的心境加以体认,加以观照,考察事物本质所蕴涵的哲理。李白洗涤了心灵的污垢,投身于山林之中,这时,自然山水的灵秀便流淌于他多彩的笔下。如《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
yǎo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碧山”是李白向往的,因为在那里,李白获得的是一种闲适、逍遥。而普通人却怎么能领略到这样的境界呢?“桃花”、“流水”富有生机活力,这是不同于喧嚣人世间的一种美。臵身于这样的境界中,李白脱去了名利的光环,洗去了身心的污垢,宇宙也是动的,李白心目中的宇宙是有精神力量在内的,对待自然,便赋予了一种人格化,白云明月和自己一样是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李白的山水诗,毫无斧凿痕迹,“想落天外”的驰骋想象,对夸张和比喻的独特运用,形成了奔放的气势,染上了极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描写的自然山水中,赋予了一种动态美,具有强烈的活力。让人感到一种精神解放的愉悦,一种人的主观精神与自然山水融合的旷达胸襟。如《望庐山瀑布》写道:“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用浪漫夸张的手法写瀑布,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气势磅礴,新奇无比的山水画卷。“银河落九天”的奇喻,极写瀑布之高,“飞流”、“直下”、“落九天”刻画出瀑布的动态美。苏轼以“古来惟有谪仙词”的美誉来高度称赞此诗为瀑布诗之冠。在这些充满活力的山水诗中,似乎可以看出李白生命力的充溢,而这生命力,又是经过了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毫无世俗之气,在精神深处,光芒四射而出,流露于他的笔端,便有了那样气魄宏大,无拘无束的诗作,便有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气勃发。在《望庐山五老峰》中写道:“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挥笔,比喻新奇,秀拔天成。“削出”更显山川景色的动态之美,秀丽的山峰令人向往,因此,李白要“将此地巢云松”。这秀丽的景色与李白的心思融为一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李白的思想是狂放不羁,跨度极大的,他所取材的歌咏对象也有的很多是雄大壮阔的,如
1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冀若垂天之云。”在充满强大生命力的大鹏身上,李白找到了他壮志凌云、豪气万丈的抱负的寄托。在《上李邑》诗中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大鹏的生命活力使得诗篇充满了蓬勃生气。在李白的其他山水诗中,还有很多诗歌借用运动的意象来表现诗意的运动感。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等。运用想象和夸张,构成一种运动气韵,给人一种强大的运动感。李白狂放的气质和生气充溢的活力,不仅体现出了他受道教思想的影响,而且体现了他的山水诗歌的生机与活力。由老庄哲学生发出来的审美观是自然美、率真美和含蓄美。这也直接影响了李白。他主张诗歌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追求一种自然清新,豪放飘逸,雄奇壮丽的风格。在他那山水诗中,可以看出他对自然山水的钟爱,对神仙仙境的追求,有一种飘逸之气、超脱之感,有一种气魄宏大,雄大壮阔的境界。这些都是李白接受了老庄哲学,来认识天地万物,指导诗歌创作和人生的结果。
道教思想对李白的思想性格、人生理想、诗歌创作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产生,与李白生存的时代、李白独特的个性等方面有一定关系。李白生存的时代,是中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思想自由的时代。统治者提倡道教,为道教的发展
3山川是他最熟悉的创作材料,是他寄托情怀的最好意象,是他接受道教审美观之后的最直接的表达物,因此,在李白的山水诗歌中,我们不仅可以寻找到他漫游的足迹,而且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道教审美特质。他的山水诗歌体现自然美、率真美、含蓄美,把山水诗歌的发展推向了及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很多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士人创作山水田园诗,寄托一种隐逸超脱的情怀,这与李白相通。李白的诗歌创作受到了魏晋六朝诗歌自然风格的影响。谢灵运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大量创作山水诗的第一人,李白曾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说:“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是写对谢灵运的怀念,可见大谢对李白的影响。对于山水诗人谢眺,李白更是怀念,如在《游敬亭寄崔侍御》中说:“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玄数百年,风期宛如作。”在《三山望金陵寄殷淑》中说:“三山怀谢眺,水澹望长安。”等。因此,大小二谢的诗歌风格影响了李白,他们有些共同之处,那就是清澈、明朗、一尘不染。到了唐代,以陈子昂为代表的诗人倡导诗歌的革新,反对人工雕凿。李白是很赞成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较多的边塞诗人,对李白也有一定的影响,如高适、岑参的诗歌风格雄放,与李白有相通之处。因此,李白的山水诗歌创作吸收了魏晋六朝山水诗歌、盛唐边塞诗歌的艺术经验。李白的一生,仗剑游侠,追求功名,求仙学道。他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又放弃不了学道求仙的理想。于是,在他一遇到挫折时,就想激流勇退,拂袖而去,5
第三篇:道教与中华民族
道教與中華民族
一個民族的形成,大多淵源於一個宗教,所以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裏說到:「民族形成的因素,就離不開血統、宗教、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等。」所以先總統 蔣公在「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訓詞裏,就說到:「漢唐以下,外來的宗教如景教、釋教、回教等,認為這些都不是我們本國的宗教,故可不計,但我們至少不能不承認道教是我們中國固有的宗教。」 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中華民族人民的心靈共同體,並不是外來宗教,而是固有宗教的道教。我們本於道教是多神的心理,凡屬有神的資格者,都是道教徒供奉的對象。又本於「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所以極端主張民族平等、宗教自由。不但不反對任何宗教,還有接受其他宗教的長處,成為一個大同體的宗教。這裡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信宗教,不要忘記了民族本位,專祇「好高騖遠」「好大喜功」或「趨新厭舊」「崇洋媚外」,這都是有毛病的!我們專跟著人家走,就會改變原來的本質,埋沒了傳統的精神,這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虛己容人」則可,「數典忘祖」則不可!
道教是民族文化形成的,他是講求「重本」的,所以禮記上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為重本,就得報本;為報本,就得要答報神恩,弘揚祖德。所以道教以「敬神拜祖」為教條。任何宗教,大致都有拜神的儀式,但無拜祖的規儀,所以我們問人家拜不拜神,如果祇說拜神,那不一定是道教?再問人家,拜不拜祖,如果是說拜祖,也不足以證明他是道教,因為儒家也是講慎終追遠的,若是神也拜,祖也拜,這兩種心靈,兩種祀典,連合起來,就是道教了。這也就是道教的特點,也可以說是我中華民族的特點。
第四篇:入党动机产生偏差的特点与类型
目前的在校大学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经济飞速发展、政治和平稳定,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因此,他们大多数人认同并追随党的事业。但是,他们对党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党的感情、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以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热情不足。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学生的入党动机也不排除掺杂着一定的功利成分。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一部分学生把入党作为自我设计的一部分。
这类同学仅仅把组织上入党作为一种成才的政治标准,甚至只把入党过程当成是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工具”,并不是把思想上入党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毕生追求。他们把入党看成是实现个人发展的一种手段,渗透着个人利益的现实考虑。所以,这类学生经常主动找组织、找老师谈心,表现出十分迫切的入党愿望,自我约束力也比较强。但是,一旦组织上批准其入党后,就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感觉,只是注重组织上入党,而不是思想上入党。
2、在家长的督促下,一部分学生把入党当成就业道路上必过的一道关隘。
有些同学提出入党申请,是受到家长的督促。当代大学生背负的家庭责任越来越大,我国家庭的传统教育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独生子女更被视为掌上明珠。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思想根深蒂固,很多家庭都把子女能否在大学入党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因为子女入党可以增加毕业后的竞争资本。如有些家庭就认为党员身份是仕途顺利的重要筹码,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部分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有的同学说“我爷爷、爸爸等家长和亲戚很多是党员,我受他们的影响,想要入党”等。这类学生一般会表现的乖巧,知趣,有些则难免动用社会关系来达到目的。此类同学入党动机功利化的背后,有着诸多的家庭因素。
3、高校思政工作的功利化导向,使一部分学生把入党当成就业的筹码之一。
为了激发和强化学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高校教师在平时的管理、教育中有意无意地向学生灌输着功利思想,甚至过分强调入党对学生个人将来发展有利的一面,从而对大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入党的政治价值被部分地异化为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的激励手段,从而慢慢形成对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的误导,刺激了学生追功求利。一些希望进步的学生就会认为自己入了党才得到老师的信任,甚至得到一些荣誉,这些都将成为将来激烈就业中的筹码,此类学生一般会和老师套近乎,对教师言听计从,进行无原则的服从。
4、从众心理的影响,使一部分学生把入党作为就业的敲门砖。
社会心理学认为,同辈群体之间在心理志趣上有较强的示范和感染作用,在行为选择上会出现从众附和、跟风随流的倾向。一般而言,在学校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会被吸收为党员,这部分学生党员在学生中就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有一些学生拿自己和党员同学做比较,觉得自己在学习上、工作上都很优秀,他们能入党,我也能入党,他们能够做到的我也应该能够做到;或者有的同学觉得周围同学都申请了,我也跟着申请了,自己不申请就太落后了。同时,已经就业的师兄师姐的言论也会影响到学生得入党动机。在现实生活中,把入党作为敲门砖的同学,往往并不太热衷于公益活动和集体生活。
第五篇:道教与我国传统文化
道教与我国传统文化
班级:09汉语言(1)班 姓名:石云学号:090201013
3内容摘要: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宗教,其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道教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许多方面,因而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与中国古代科技如化学、医学等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还有道教对我国文学艺术及我国的民风民俗都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可以说道教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里,它渗透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绵延泛波。
关键字:道教古代科技文学艺术传统习俗
一、道教对我国科技的影响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密切的,首先当推古代科技。我们知道宗教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而科学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从思维和思想理论上说二者应该是相互对立的。李约瑟称道教是唯一不敌视科学的,因为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教义及目的使其成为我古代科技的先驱。
首先,我们看古代化学与道教的关系。道教的最终目的是长生久视、得道成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道教徒生们采用了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就是服食丹药。为了制作丹药他们写了许多炼制丹药的书,做了很多炼丹的实验,正是这些炼丹的理论与实践,翻开了中国化学史上重要的一页。主要的贡献有这样几点:丰富和发展了化学物质变化的原理和知识。炼丹家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分解反应、化合反应和金属置换反应的实践,而且对此还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例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金丹篇》对“还丹”的化学反应就有这样的描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这其实就是汞和硫的化合反应。炼丹家对不少物质的化学性质也有所认识且加以鉴别。《周易同参契》就认识到黄金具有稳定性,水银具有流动和挥发性等。从相关资料上,道教炼丹家掌握了大约六十多种物质的性能及其炼制方法同时也为火药的发明积累了经验。可见,道教开我 1
国古代化学之先河。
下面我们再来看道教与我国古代医学、药物学、养生学的关系。古代大部分名医都是高道,道教本身就有治病的功能,到南北朝之后道士逐渐走上了医学道路。虽然不乏迷信宗教色彩,但是其中渗透着充满中国先哲们智慧的医道,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实,中国古代医药学也是伴随着炼丹的过程产生的。炼丹的目的是为服后长生不老,进而成仙。但往往服食丹丸后会发生中毒事件,随着此类事件的增多,炼丹家注意到在矿物质的丹源中加入草木植物,欲制服丹砂之毒性,这就为炼丹化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制药学。[1]例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篇》中详述了灵芝、五玉、云母、雄黄、珍珠、等等药材的功能。南天师道代表人陶弘景对药物学造诣颇深。史称他非常善于“方图产物,医术本草”,他的《视农本草经集注》、《效验方》、《药总诀》等著作,对古代医学药物学都有重大贡献。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隋唐时期的著名道士孙思邈也精于医学,他被称为“道门药王”,因为他认为“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他一生坚持自种、自采、自制药材。他还著有《千金翼方》、《备急千金方》等专著,记述了大量药材采收时节、制作方法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可见,道教中对医学和药物学的研究乃至我们今天的药物学及中医治疗都有积极地借鉴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在追求成仙的驱动下,深化了人们对自然(外部的和内部的)的认识,主要是对人体各个器官、组织进行了分析。中国古代解剖学也就是从此开始的。解剖学是因为道教力图修炼神仙、由人致天的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本来,中国古代以人为贵,是禁止解剖一切人体的,这就使得中国医学只能以“黑箱”的方法对人体进行粗略模糊的认识,无法获得精确的结构认识。而这正是中国医学在近现代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一些道士在修炼时特别是在内视术中为了能更清楚地内视体内结构,便违背禁戒偷偷地进行过一些人体解剖,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2]另外,在生理学方面,道教经典中有许多关于人体胚胎、脏象、经络和血液循环等生理学的记录。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与养生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教的核心就是养生,养生最根本的就是归根复命的精神即强调身体上的宁静、少动。道家们创立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方法对于我们祛病养生都有很好的效果。其中养生方法中存思、清心修为、服气等也是当今气功的源头。综上所述,我们刻意得出道士们无
论在炼丹还是在修炼的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道教和我国古代矿物学也有密切的联系。道士在炼丹过程中还认识了许多矿物质的性能。例如汞易升华,硫易氧化等。他们发明的了一种密封物质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泥——六一泥。它包含硅、硅酸铝及氧化铁、锰、钙的赤石脂矿石等矿物质。从六一泥的原料配制可以看出,道士们已经了解到某些矿石的性质,并开始利用它发明制造其他物质。总之,炼丹者在炼丹过程中逐渐认识了更多的矿物质及其性质,并掌握了它们的各种性质。这就为中国古代矿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道教文化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无论从实证研究角度还是从理论研究角度来说,道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各学科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许多成就至今仍有独特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道教对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
有学者说过:艺术的发展多受宗教的影响。而道教对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上。首先当提小说,许多作品都受其影响,从六朝至明清的小说都离不开道教的影子。如六朝出现了许多志怪小说,如《搜神记》、《洞冥记》等,唐宋时期的《枕中记》、《太平广记》等。再如明代的《四游记》(包含《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均写到了神仙,如八仙及后来的《封神演义》等等。这些作品与道教的思想内容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即都是人、仙、鬼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其次,受道教思想的影响,许多文人在诗歌中体现出一种仰慕仙道世界、寄托出世求仙的思想,所以东汉之后出现了许多游仙诗,他们把道教的故事题材融入作品中增加作品的意蕴,特别是“诗仙”李白大量诗作都与道教有关,且虔诚信道,颇具道骨仙风,其后的李贺、李商隐等著名诗人也都深受道教的影响。纵观文学作品受道教影响的不计其数,且作品呈现出奇特的想象,瑰丽缤纷的意向,浪漫的激情等特点,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独特的风貌。
道教对我国古代艺术影响也是十分显著。我国古代书画、乐舞、建筑等艺术形式都渗透着道教的因素。例如道教中的“灵宝派”创立一整套的斋醮仪式和歌舞,这是道教与艺术的直接产物。还有别具一格的仙书丹画,道教宫观的壁画。
更有体现道教精神的建筑,主要由神殿、膳堂、宿舍、园林四部分构成,它的布局还吸收了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等。殿堂精巧,楼阁巍峨,配置对称,布局和谐、浑然天成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道教对我国民风民俗的影响
道教对我国古代民风民俗的影响尤为广泛深刻。其影响延续至今已深入民间、家喻户晓。例如,对城隍、土地、灶君的崇拜和祭祀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及各个民族。这种信仰的源头就是来自道教所尊奉的神的名目。另外,许多民间节日庆典也与道教有关。例如就拿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来说,从喜庆、娱乐到饮食、祭祀到节日前的贴门神、灶马、画桃符等习俗均来源于道教。还有每年的清明节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道教尊介子推为神,所以清明节也是道教祭祖尊神的重要节日。有些地方每年正月初八的敬八仙节就是纪念道教中的八仙。
值得一提得还有一种民俗即为“禁忌”也是来源于道教,道教十分注重禁忌,凡举行住坐卧、饮食起居等都有禁忌。这在我们当今生活中仍然有影响,例如饮食禁忌,时间禁忌,地道禁忌等流传不息。需提出且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有的禁忌实属迷信没有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道教对我国传文化的影响之巨大与深刻可见一斑,许多思想家认为道教是中国文化根柢之所在。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根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致许寿裳》),据《小杂感》记载:“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4]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过:“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5],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2],王娜,《道教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1卷第2期2007年3月。
[3]李平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4]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二版。
[5]《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wenku.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