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邢台文化的八个因素
首批代表邢台历史文化的八个文化元素
来源: 邢台日报2009-11-27新闻专题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邢台一直作为地域中心城市延续到今天,几乎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亮点,有丰厚的文化遗存。《人文邢台选集》(第一辑)共8种图书,分别为《中国古代科技圣人——郭守敬》、《中国白瓷发祥地——邢窑》、《大美太行——邢台山水揽胜》、《传统文化的活化石——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源僧脉第一流——邢台佛教文化》、《天下张姓出清河》、《天地武魂——邢台梅花拳》、《太行山里的香格里拉——英谈》。郭守敬
古都邢台孕育出魏征、宋璟、柴荣、刘秉忠等一大批杰出人物,特别是郭守敬,所做出的科学贡献对世界科学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之为中国古代科技圣人。他的科学成就遍及天文、水利、数学、仪器仪表制造、规划、建筑、测绘等广泛领域,其中二十多项发明创造遥遥领先当时世界水平,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推向了最高峰,同时也将元初中国科技文明推向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古今中外多位专家学者对郭守敬及其科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王渝生,认为郭守敬功盖千秋、全球景仰;美国著名专家席文,则认为郭守敬的贡献保持着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顶峰,其中授时系统是中国古代传统数理天文学的最高成就。1970年,国际天文学组织,将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
邢窑
邢窑一直被誉为我国白瓷的发祥地,邢瓷是我国早期白瓷的代表。邢窑的烧造历史从北齐、隋代、唐代至五代、宋、金、元、明,源远流长。邢窑的范围和与其齐名的越窑一样,跨州连郡,是一个庞大的窑区,包括内丘、临城、邢台的窑址均为邢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遗址主要位于我市辖区的内丘、临城、邢台三县和邢台市区境内的太行山东麓,丘陵和平原交接地带。经过隋朝的飞速发展,到唐朝达到鼎盛阶段。唐代邢窑白瓷造型独特,产品精美,销量巨大,既是天下无贵贱通用的生活必须品,也是上层社会雅赏把玩的艺术品。邢窑白瓷的烧制成功,结束了自商周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历史,成为我国陶瓷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为唐以后白瓷的大发展和各种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邢台山水
巍巍太行山,千里苍龙偃。古老而雄奇的太行山脉绵亘于邢台西部,赐与邢台大地丰富多样的地貌景观和种类繁多的物产资源。高山深谷、雄关奇峡、九河百泉、历史人文和红色革命遗迹等一起构成了多姿多彩的邢台山水风貌,成为邢台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邢台段太行山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这里植被覆盖率较高,有的山地甚至高达90%以上,是千里太行最绿的地段和重要的旅游区。邢台段太行山也集中体现了太行山雄浑奇伟的风骨和精神。
这里有尧舜禅让的尧山、邢侯初封地封山、老子修道的广阳山、中国爱情山天河山、雄奇险要的邢台峡谷群、国家地质公园崆山白云洞等众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和风光旖旎的生态名山。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水系泉湖,境内的21条河流,多属滏阳河和黑龙港两大水系,滏阳河由南向北流经全市,卫运河掠东部边境而过。这里还有前南峪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司令部旧址、邓小平刘伯承工作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邢台人民创造了多姿多彩、种类繁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民族民间文化涉及传统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武术、美术、技艺和民俗等诸多门类,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活动紧密相联,生动深刻地体现了邢台人民的思想情感和聪明才智。如今,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隆尧秧歌戏、威县乱弹、巨鹿四股弦等传统戏曲地方特色浓郁;广宗太平道乐、隆尧招子鼓、邢台县长信排鼓等民间音乐、舞蹈,至今仍活跃在广大农村;邢台梅花拳、沙河藤牌阵、任县太极拳、临西潭腿等一大批武术项目在武术门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内邱神码、宁晋工笔画、邢窑烧制技艺等传统美术、手工技艺和民间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承载着邢台三千多年积淀的文明成果,是我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
邢台佛教文化
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传入中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波及政治与经济领域,而且广泛渗入社会生活如文学、语言、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各个方面。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标志在哪儿?并非被称为第一佛寺的洛阳白马寺,而在我们邢台。据明嘉靖、万历、清康熙、光绪各版《南宫县志》及其他史料记载,南宫普彤寺、塔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比被誉为中国第一佛寺的洛阳白马寺和中国第一佛塔的齐云塔都要早。所以,今天南宫普彤寺才是中国佛教第一寺,该寺的普彤塔才是中国佛教第一塔。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关键处,很多都与其在邢台的发展相关连。可以说,邢台佛教文化的精华,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佛教文化的精华。
此外,邢台众多的千年古刹作为遗世独立的佛教文化精品,具有其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大开元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有罕见的十六面尊胜陀罗尼经宝幢和著名的佛教建筑圆照塔。开元寺在元朝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驾临拜佛,并御赐“大开元寺”匾额,开元寺成为皇家御用寺院,占地规模扩大,建筑数量增加,寺内僧人上千,信徒如织,香火缭绕,堪称我国北方佛教中心之一。开元寺是我市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建筑群,对研究佛教发展史及中国古代建筑具有重要意义。邢台塔林系国内现存的大型塔林之一。或砖砌或石雕,或高或矮,一塔一样,据传,最盛时邢台塔林共有大小不一的墓塔数百座,比河南嵩山少林寺塔林、山东灵岩寺塔林数量都多,堪称中国之最。另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临城普利寺、内丘且停寺、沙河漆泉寺、平乡兴固寺、南和白雀庵等名扬中国的邢台古刹,均是邢台佛教文化的精品。
天下张姓出清河
中国人类社会逐步繁衍壮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靠了姓氏的维系。史料显示,张姓作为华夏姓氏中的大姓,传承源于黄帝,其始祖挥系黄帝之子,因发明弓矢而得姓张氏。在张姓家族中影响最大的《张氏统宗世谱》记载,挥“国封青阳”、“后改清河郡”,从此张姓家族在清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渔猎农耕、繁衍生息。几千年来,虽历经战乱,南徙北迁,乃至迁播海外,沧桑间各成桑梓,但在他们的族谱之中,都会有“清河”、“清河堂”字样。而在张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家乘谱牒、郡望堂号、族规家训、祠堂楹联、名人轶事等形成了独特的姓氏文化和家族文化凝聚力,“天下张姓出清河”已成为影响日益扩大的文化品牌。邢台梅花拳
邢台是名副其实的武术之乡,个性特色最为鲜明者,非邢台梅花拳莫属。邢台梅花拳于2006年进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梅花拳,亦称梅花桩,是中华武术中一个古老的拳种,在我国北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历史非常悠久。邢台梅花拳流行于广宗、平乡和威县一带,它融周易八卦于拳理,化阴阳五行于术中,文武双修而漫延光大,先后涌现出邹宏、景廷宾等著名拳师,并因著名的反清灭洋“景廷宾起义”而声名远播。
梅花拳伴随着河北历史的发展绵延不断,并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一百一十多年前举世震惊的义和团运动中,梅花拳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梅花拳就没有义和团。如今,关于梅花拳的各种交流会、擂台赛、论坛等活动在民间仍然十分兴盛,而梅花拳事业则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30余个海外国家和地区都有它的踪迹。梅花拳正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英谈
英谈,地处太行山深处,170多户,600余人。依山就势的建筑风格、独具特色的院落结构,太行山天然美景的烘托,使英谈古寨展现出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和谐统一。英谈先后被命名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今年10月31日,又上榜第二届“中国景观村落”。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外,源远流长的历史则赋予了英谈古寨黄巢文化、冀商文化、民俗文化等厚重的文化积淀,可歌可泣的红色经典也为其增添了一份神圣,革命光芒在这里熠熠生辉。如今,英谈已经成为万千游客向往的地方,是世界认识邢台的一张王牌名片。
第二篇:浅谈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浅谈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 2009-10-07 09:07 ]
当今科技突飞猛进,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信息传播尤为重要,翻译作为信息传播和交际的桥梁也就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翻译曾一度被看做是两种语 言之间的转换,但事实上,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形式上虽是语言字符的转换,内容上却是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永远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永远受到文 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 思维方式的影响
西方民族惯用抽象性,由一到多的分析型思维方式,句子常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多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但形散而意合。而东方民族惯用具体性,由多到一的综合型思维方式,句子多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为顺序,横向铺叙,注重整体和谐。有时英语的一个长句需要转译为汉语的几个短句,而汉语中一个意群 的若干短句却可以合译为一个英语长句。英汉民族认识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在翻译过程中句式选择,遣词造句,词句省略等的不同。如此例句:“It had been a fine, golden autumn, a lovely farewell to those who would lose their youth, and some of them their lives, before the leaves turned again in a peacetime fall.”如直接译成:“那是一个美好的金秋,在告别了那些可能丢失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之后,树叶才慢慢的落下。”这种翻译显然受到了语言形式的拘 束,译句结构混乱,呆板没有条理性且语言支离破碎。如将译文译成“那是个天气晴朗,金黄可爱的秋天,美好的秋色为那些青年们送别。待到战后和平时期,黄叶 纷飞的秋天再度来临时,当日的青年们已经失去了青春,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就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段精彩的翻译。再如奥运口号“北京欢迎 您!”表达了中国人民欢迎世界各国人民到北京的心情,我们常见的译文为“welcome to Beijing!”翻译中句式的改变,使用英语祈使句,恰当的表达出中国人祈盼奥运的热情。如译为 “Beijing is welcome you”,则语气过于平淡,效果大打折扣。2 历史典故及风俗习惯的影响
历史典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和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特点。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的许多圣经故事,文学作品等 以及中国的神话,典故,诗词歌赋等也被各自接受和欣赏,翻译也就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翻译就必须是历史典故和历史文化的翻译,而不单单停留在文字的 表面。例如:在《旧约 创世纪》中,有这么一句话:“Can't you see it is an apple?”字面意思为“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个苹果么?”根据历史典故,我们知道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诱吃了善恶树上的苹果,触怒了上帝。苹果(apple)一词也就成了陷阱的意思。所以,此处译为“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个陷阱么?”更为贴切。风俗习惯更是如此,影响和制约着翻译的精确性。如汉文化中,人们崇尚“ 民以食为天”,见面问一声“吃了吗?”,一则表示关心寒暄,二则也是正式交谈的开场白。但如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则失去了其语用意义和应酬功能,也不能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因此翻译要在双方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加以必要的解释。3 宗教传统的影响
中国人信仰佛教,相信佛主主宰一切,而欧美人信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汉语中有“借花献佛”、“缘木求鱼”等成语,英语中也存在“God bless you”、“God be with you”(上帝保佑)等习语。中西宗教传统的差异使得翻译时应特别注意,否则就会出现失当现象。如英语中的:“end of the world”,从字面上很容易译为“世界末日”。但在基督教的教义中,“end of the world”意为“judgment day”,是上帝审判人类的日子,那一天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魔鬼被投入硫磺湖里。此时翻译要达到精准,就必须受宗教文化的局限。4 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文化必然造就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翻译时必须顾及双方不同的价值观,才能被对方理解接受。如:英国主要以马耕为主,英国人对马也有深 厚的情感,因此英美人的价值观中马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英语中就有“as strong as a horse”的说法。而中国自古以来主要靠牛耕,中国人对牛热爱和赞誉因为牛秉性勤劳忠厚。所以英语的“as strong as a horse”,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译为“力大如牛”才精准。另外,不同民族的审美观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翻译的过程中如不注意,就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白色象征肃穆、哀悼,而红色则是传统的喜庆色彩,因而中国婚嫁称为“红事”,丧事则称“白事”。但多数西方人对汉语中的“红白喜事 ”感到费解。因为在西方人的审美观中,白色象征着纯洁、素雅、坦率、单纯、快乐和明亮。西方人婚宴多为白色,而丧葬则为黑色。所以翻译时,最好不要把“红 ”、“白”两种颜色译出,只说weddings and funerals(婚礼和葬礼)。因为把白色和丧事联系起来,会引起西方人的反感,而把funerals(丧事)说成是happy occasions(喜事),会让西方人吃惊。5 地域环境的影响
由于各民族所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等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不仅影响着各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同一事物不 同的理解、语义联想和情感,这就对翻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如李白《江上咏》的诗句中有“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此处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 “西北流”。我国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李白用“西北流”喻指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不可能与与江河永流。这一比喻是基于我国的地理特征,但由于英美国家处于 不同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相异,如采用直译法,很多英美人可能并不解其真正含义,这就要求翻译“西北流”时应做适当的变通,于是译成“But sooner could flow backward to is fountains;This stream, than wealth and honor can remain.”这样译文中用flow backward(倒流)的方式表达了原文中“西北流”所蕴含的“不可能”之意,但却不能体现原文的工整对仗及中国的地域特征。总之,翻译不仅是语言表面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翻译的实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最终目的除了传递原信息外,更要传递文化,促进文化 间的交流和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了解语篇中不同民族文化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原文所包含的文化语义,分析隐含在原文背后的文化因素,在不 违背原语言表达的基础上再现原文的文化蕴意。因为只有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翻译,才是精准有效的翻译。
作者简介:齐媛媛,1981出生,女,河北唐山人,任职于唐山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英美文学。
第三篇:浅析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浅析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和缔约谈判时的分岐说起
大连外国语学院
张耀武
内容提要:
中日两国复交谈判时,田中角荣的一句“添了麻烦”,曾引起激烈争论;在6年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又因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互不相让。中日两国外交方面的分岐,其实有着深层的“文化因素”。中日两国在“名誉”与“等级”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为以上争论及中日之间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耻感文化
等级观念
文化因素
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拥护中日友好的两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世界上较为稳定的国家关系之一。然而,无须讳言,作为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目前的中日关系现状,与我们的期望还相去甚远。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那些不应有的摩擦和争论日趋严重,为中日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的这些摩擦和争论,早在中日复交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就已初露端倪。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们,都有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组织。因为这种国家的关系是外交关系,其中理所当然地含有文化成分。也可以说,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①本文拟从文化的层面探究中日关系中产生摩擦的深层原因,意在提醒人们注意,要使中日关系更加健康地发展,除了在政治上加强合作之外,文化方面的交流与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耻感文化”②与“添了麻烦” 1972年9月25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日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举行会谈,谋求实现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官员到机场迎接日本客人。当天下午,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虽然在会谈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会谈并不轻松。双方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废除“日台条约”问题以及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不仅在会谈中,而且在会谈以外的活动中,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其中,由田中角荣一句“添了麻烦”的道歉引发的争论,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十年后仍被常常提及。
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田中一行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周恩来致欢迎辞之后,田中面对参加宴会的600多位中日双方宾客致辞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讲话虽然引起了一阵掌声,但针对他的“添了麻烦”的说法,台下也发出了不少的哄声。
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田中时严肃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感到 入江昭:「文化と外交」、『外交フォーラム』140号、2004年第4期。本文中“耻感文化”和“等级观念”的表述参考了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一书的观点。①② 1 遗憾,要进行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9月2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一行,第一句话就问道:“你们吵架吵完了吗?”这里所说的“吵架”,主要就是指中日双方就田中角荣“添了麻烦”的发言而引发的争论。后来,经过中日双方多次争辩、协商,反复推敲,那段话写入《中日联合声明》时变成了:
“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那次因一句“添了麻烦”引起的“吵架”就这样以日方的让步而解决了。但自那以后,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吵架”不仅没有终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几十年来,日本人之所以没能够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所犯的历史罪行进行由衷的、令人信服的反省和忏悔,是因其有一种特殊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这是相对于欧美社会的“罪感文化”而言的。受“耻感文化”影响的日本人的道德观有许多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名誉胜于正义。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是非、正谬非常敏感,且决不混淆。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较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正义、善行。它与罪恶、丑陋是冰炭不相容的。中日两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识,成为多年来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若想消除中日之间的这一分歧,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有必要对两个民族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心理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如京剧里的人物,忠臣与奸臣,一看脸谱就能分辨清楚。中国人重视“千古留名”,崇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的高尚情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
相比之下,在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①她还说,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可以使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其核心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学作为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精神。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道:“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
③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而日本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是很重视“保全名誉”的,他们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能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变成“神”。
中日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 [美]R·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②同上,第167页。③ 森島通夫:「なぜ日本は成功したかーー先進技術と日本的心情」TBSブリタニカ出版、1984年、13頁。①
② 2 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则并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而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日本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使日本人不愿对那场侵略战争作真心的忏悔,而是试图尽快将其忘却。日本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忘记与美国人的殊死决战,在战败投降的第二天就对美国人和颜悦色,唯命是从。但中国人却不能在对待那场战争的问题上丢掉是非原则,更不能忘记那场战争带给自己民族的深重灾难。正因为如此,在中日复交谈判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才会对田中角荣那一句“添了麻烦”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认为它没有体现出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人民的忏悔之情。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是非观念非常明确,而且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因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而且对日本政府批准出版篡改侵略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也坚持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原则。而田中角荣之所以能对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添了麻烦”;多年来日本屡次出现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为侵略历史翻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国民“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在当今的日本国内,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既然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了,就不应该一直“揪住不放”。中国等亚洲国家不断“敲打”日本,是为了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他们认为,日本国民应当尽快忘掉那场战争。日本政府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并对中国等亚洲国家“谢罪”,是一种民族自虐行为,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而一部分日本政府内阁成员甚至首相,明知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却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日本国民的这种“民族荣誉感”,为自己竞选拉选票。
总之,由于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具有“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荣誉重于正义”的特点,因而使得日本人对自己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不仅不从内心深处作深刻的反省,反而试图尽快将其忘掉。而中国人由于是非观念明确,原则性强,因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毫不妥协,要求日本作真正的反省,并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交锋,由于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意识作背景,因而在短时期内是不会偃旗息鼓的。二 “等级观念”与“反霸条款”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走上了睦邻友好的健康发展道路。早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曾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发表过看法:“真下决心,一分钟就可以达成协议。”然而,就是这个“一分钟就可以达成”的协议,从1974年9月中方向日方提出建议,到条约正式签订、换文,经过了长达4年的交涉过程。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初出自周恩来总理的设想。早在中日复交前,周恩来就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可分为两个步骤。先搞个联合声明,宣布复交。然后再搞个和约,但不光是结束战争状态,还应明确复交后要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因此,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就规定了在两国复交后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在缔约谈判中,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而产生这一争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因素”。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对抗状态,苏联担心中日联合抗苏,因而极力反对中日缔约。1975年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曾拜会椎名悦三郎,对日本政府与中国商谈签订条约表示强烈不满,并说:“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之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立即约见日本驻苏 ①
①孙平化:《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大使,声称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反苏。并扬言:如果中日间缔结条约,“苏联将改变对日政策”,要日本对其后果“承担严重责任”。
当时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虽欲缔结中日和约,但又不愿过分得罪苏联,为此,日方试图把“反霸”解释成如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那样的普遍原则,并派议员访华试探中方的态度。对此,中方指出,“反霸”的含义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进行解释,以免使其变得支离破碎,反而抽掉了“反霸条款”的实质。由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明不称霸和反霸的内容,因此中方批评日方不肯将反霸内容以条约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的做法,没有体现《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种倒退。
三木内阁没能完成中日缔约的任务就结束了任期。这一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了福田内阁的肩上。促使福田内阁下决心的,除了日本国内的缔约呼声日益高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美国的态度。1978年4月,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访美时,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美日欧要一起帮助中国”。卡特总统也敦促福田首相:“希望更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签约)”。同年5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顺访东京,对福田明确表示:“美国不反对在条约中加进反霸条款,希望迅速缔约。”
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说对日本政府下决心签约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布热津斯基访日后,日方立即建议在北京恢复缔约谈判。尔后中日双方经过14轮会谈,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与中日复交时双方围绕“添了麻烦”的争论一样,在这次缔约谈判中围绕“反霸条款”的争论,除了政治因素外,也有传统文化的因素。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在“等级观念”上的不同取向,也是这次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级观念”与“耻感文化”一样,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的基础。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可以说,“等级观念”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首先,在家庭层面,“等级观念”表现为:作为家长的父亲与一般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即父亲在家庭内拥有绝对的权威;长子与非长子之间也有明确的等级差异,即长子拥有继承家产的特权;此外,男女家庭成员之间也有等级差别。日本这种家庭内的等级关系,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因为“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其家庭内部养成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再把他学到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④
其次,是阶级层面。在近代以前,日本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日本人被分为士、农、工、商几个等级。(这种制度原本是从中国引进,但日本作了修改。)各个等级集团之间不得通婚,个人身份世袭。每个等级均有固定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端,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族阶层,“金字塔”的底端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叫作“秽多”。(这个阶层是中国社会所没有的。)日本的等级制度在德川幕府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其身份而有着严格的规定。
再次,国家层面。日本人也用等级的观点看待世界各民族的关系,这可以说是“等级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一种折射。日本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支配小国,小国服从大国,是合理的。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制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守本分”。
以上是“等级观念”表现比较突出的三个层面。虽然等级作为一种制度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消失了,但等级制度下培养起来的等级意识却是很难消除的。这种等级意识形成一种观念,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行为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隐藏在人的行为和社会集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有关签约过程,请参阅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7页。③ [日]R·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④同上,第47页。①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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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4 团背后的,一般不易察觉。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她预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对等级的信仰和观念。”②战后60年来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证明,日本人对等级的信仰依旧根深蒂固,等级制度仍是我们理解当今日本人和日本社会集团的关键。
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在她的“纵式社会”理论中总结出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序列制”,即根据人的某些自然特性形成社会差别,所有人都各就其位;另一个是个人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即在各个领域均应有一个权威,权威以外的个体则应各守本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将日本人与中国人对“序列”与“权威”的不同理解和行为表现分析如下:
日本人较重视“纵式”关系,总是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个序列。对个人、集团和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排列较为敏感。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更容易接受基于地位、年龄、性别、经历、实力等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他们对权威有一种敬畏和服从的意识,很乐于安分守己。中根千枝说过:“下属必须无条件履行直接上司的命令,这是日本人的金科玉律。因为这种联系是这位下属同这个集团关系的唯一体现,任何犹豫不决、拒不
①执行,都被认作是对该组织系统的公然背叛。”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具有较强的忠诚心。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较注重双方的地位排列及与之相应的礼仪。如果他发现你确实有知识、有学问、有本事,你会得到他真心诚意的尊敬和崇拜。但假如他认为他在各方面都优于你,他也会要求你对他报有足够的敬畏。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意识,造就了他们循规蹈矩、媚上傲下、对弱者缺乏同情心、对强者盲目崇拜的性格。
相比之下,中国人重视横向关系,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往往有一个固定的关系网。他们相信“事在人为”的信条,总是积极地通过人情、关系去影响周围的人和事。他们办事有不拘一格、不循定规的特点,相信“事在人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意识,他们往往同情弱者,而对于来自上级权势者的压力,一般采取抵抗或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易接受由于性别、年龄、及能力带来的差别,具有较强的“平均主义”意识。
在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按实力排序,对次序不同的国家,日本采取不同的态度:你强大,你有实力,我就承认你的权威,就俯首于你;你弱小,就得任我摆布。他们认为,弱者服从强者,强者支配弱者实属天经地义。纵观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史,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总是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当时实力最强者结盟,并对它们俯首帖耳。一战时期的“日英同盟”,二战时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战后的“日美同盟”,就是日本人这种“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意识在外交方面的最好体现。
中国人在外交方面体现了明显的非等级主义、非权威主义的认识取向。因为,中国儒家思想所设计的国际关系图式不是一个等级金字塔,而是一个平面图式,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习惯于用家庭中的非等级主义观念来对待世界各国。认为正像家庭中兄弟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样,世界上的各民族、各国家也不应有等级之分。虽然中国人也承认世界上的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而且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中国人不能接受那种“一两个大国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为了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最终实现各国平等对话的世界秩序。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是出于这个原因,中美之间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接受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可以说,中国一贯坚持“反对霸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绝不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 [日]R·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②同上,第19页。①
① 5 心理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将讲,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强大起来的中华民族会对他国指手划脚,充当世界的“老大”。
以上中日两国在等级观念上的文化心理差异,反映在中日两国缔约谈判中,就是坚持或反对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提出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就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这反映了中国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非等级观念;日本之所以反对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主要是慑于苏联的“权威”,同时它也担心因此而得罪美国。因为,尽管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苏联,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口径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就给人一种“反霸=反美苏”的印象。日本人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美苏两国是“超级大国”,是世界事务中的绝对“权威”,它们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不过,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是西方阵营的“老大”,它才是日本的“直接上司”,日本更应该听美国的。所以,后来在美国的示意下,日本最终还是同意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
三 结语
应当指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首先是当事国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反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影响。本文以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文化”与“等级观念”为视角,以中日恢复邦交和缔约谈判时的分岐为线索,探讨了中日两种文化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目的决非抹杀中日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作用,更没有为日本人否认侵略历史、拒不道歉的行为开脱的意图。笔者只是想通过对中日两个民族不同文化心理的分析,说明中日关系中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其实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国家,在文化传统上又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这样就使我们往往以自己的思维观念去理解日本民族。其实,“虽然日本传统文化中多数是从中国传入,但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国文化,(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异型的文化。因此,人们突出地感觉中国和日本是近而远的国家。”②因此,在中日两国政治互信出现危机的今天,两国人民进行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加深相互或之间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欣喜地看到,两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加强文化交流必要性和加深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举行包括“中日体育文化年”在内的一系列交流活动。中国媒体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相应。如最近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访谈节目:《岩松看日本》,就是引导中国观众正面了解日本社会的很好的举措;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在黄金时段播放电视连续剧《鉴真东渡》,向人们展示了中日关系的辉煌历史与中日友好的来之不易。应当说,中国方面的这些举措,为加深中国民众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以及对发展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希望日本方面也能够有类似的正面宣传和积极的报道。
许多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德国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历史上所犯的罪行,并作出诚恳的道歉?而日本人却要对明明白白的侵略历史百般抵赖、死不认帐?”“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不顾亚洲各国的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批准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在国际事务中,日本为什么总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本文如果能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帮助,笔者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①②[日]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第四篇:浅析审计文化涉及的因素
审计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经济监督和经济证明性质的管理活动而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以认为,审计文化是国家审计组织和广大审计人员在长期的审计实践过程中培育、修炼和发展形成的以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为基础,具有时代性和共同的审计精神、理念、职业道德、追求目标和整体环境的总和或氛围,它涉及到多种因素和方面。
审计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客观上是一个多层次性框架结构体系,涉及到诸多因素。
第一,以体现国家意志为前提。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都是与反映那个国家意志的体制、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法令和其他管理规定息息相关的,甚至置于国家管理和控制范围之内,在发展过程中虽有局部的或时段的超前性,但在本质和总体上不能违反国家的意志,否则就不能健康发展。因而,审计文化建设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意志,一是审计机关和全体审计人员必须有维护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遵守国家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的自觉性,体现国家的意志;二是理解和实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政治方面的要求,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三是认真履行国家赋予的审计职责,执行审计纪律和有关规定,以履行职责和尽义务的行为,在这个领域实现国家意志;四是要尽到《宪法》规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审计法》规定的审计人员应尽的义务,实践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公共文明。
第二,有和谐、公允的内部环境为条件。环境可以改造人、培育人,而人也可以改造环境。那么,我们在推进审计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使软环境与人的发展相协调,沿着健康发展的方向相互作用不断前进?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软环境,以人为本,为人的发展服务,为文化建设创造条件。一是领导干部要做勤政廉政的表率,以表率作用弘扬审计机关正气;二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国家规定的用人原则和标准,任人唯贤,建立和完善用人制度和选拔任用干部的平等竞争机制;三是领导干部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支持人才干事创业,干成事业;四是协调机关内部的关系,完善所属各单位相互衔接的工作协调运行机制,遏制嫉贤妒能行为,创造相互支持的、和谐的工作体系;五是培育具有凝
聚力的审计职业精神,强化学习,倡导审计奉献精神;六是严格审计纪律,培养依法廉洁审计的品质,为审计文化建设提供支持条件。
第三,有共同追求的审计目标为前景。审计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也都有各自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终生追求目标,同时也有共同追求的社会公共目标,表现出追求目标的双重性。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机关和一个单位对每个成员理念的要求,只能是求同存异,通过文化建设活动,促使个人追求目标与实现社会公共目标相和谐。因而,审计机关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和国家的规定要求和提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审计职业特点,通过教育和培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以审计职业为载体形成共同的审计价值观、政绩观和追求目标。以这种共同的愿景,引导和组织广大审计人员形成奋进的合力,追求共同的目标,认真履行审计职责,开拓创新审计工作,实现审计监督作用效应的最大化。
第四,以时代性的审计职业文明为主体。审计职业文明是审计文化先进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审计机关文化的主体。它直接影响审计工作质量、审计人员的工作态度、审计职业道德修养、审计职能作用的发挥、审计行为和审计形象。所以,推进审计现代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以审计技能训练、审计文化素质培养、审计职业道德修养、审计工作方式改进、审计工作态度和审计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审计职业文明建设。同时,还必须把审计职业文明建设作为审计文化建设创新能力的核心,支撑和促进审计文化建设。
第五,以有凝聚力的现代审计精神为核心。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组织、一个单位都需要有一个各具特点的,具有凝聚力的精神,以统领大家的思想,导向方向,凝聚力量,形成合力,共谋发展。如果没有一个统领大家思想的精神,就没有核心,没有精神寄托,就会失去共同追求目标的内在动力,成为各行其事的一片散沙,不可能造就一番事业,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审计机关作为独立履行国家审计监督职能的部门和审计监督体系,要有效发挥经济监督职能作用,使审计事业稳定创新发展,就必须塑造现代审计精神,统领广大审计人员的思想和审计全局工作,形成审计整体力量,引导大家自觉地为共同的审计追求目标而奋斗。
第五篇:邢台导游词
邢 台 导 游 词
各位领导,朋友们:
大家好!首先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河北历史文化名城——邢台观光旅游。我是邢台海天旅行社的导游员XX,非常的荣幸有机会为各位领导和朋友们服务,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使大家更多、更好地了解邢台的旅游发展、经济状况、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等,那么在此,我也真心地希望各位领导在邢台度过一段美好而快乐的时光。
邢台位于河北省南部,是冀南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新型的工业基地。西为太行山与山西省交界,东与山东隔河相望,南临邯郸,北面就是省会石家庄。总面积12486平方公里,总人口710万,其中市区面积42.5平方公里,人口大概80万左右。邢台下辖2个区【桥东区、桥西区】,2个县级市【沙河市、南宫市】和15个县【清河县、宁晋县、内丘县、广宗县、邢台县、任县、林西县、新河县、隆尧县、柏乡县、威县、临城县、平乡县、南和县、巨鹿县】,另外还设有邢台经济开发区、大曹庄管理区和七里河新区。
邢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邢台是先辈垂青的人间乐土。早在7000多年前,先民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作为城市有3500年的历史,素有“鸳水之滨、襄国故都、依山凭险、地腴民丰”之美誉。邢台历史上曾先后四次建国、两次定都。【
1、商朝,祖乙迁都于邢,至今3400年;
2、西周,周成王四年,开国功臣周公姬旦第四子姬苴封于邢,距今2900年;
3、战国、秦末和汉初,曾在邢台短暂建都的有赵襄子、赵歇和张耳;
4、后赵皇帝石勒建都襄国;】曾作为商朝都城129年,邢国国都近400年,可谓龙脉兴旺,是河北省唯一一个以古国名命名的城市,也是河北省内做过国都历史最久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华夏古都之一,现在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被专家誉为“先商之源、祖乙之都、邢侯之国”。
说到这里可能各位领导就要问了:“邢台的名字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在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攀龙【嘉靖年间,时任顺德知府】的《登邢台》中有过详细记载:郡斋西北有邢台,落日登临醉眼开。春树万家漳水上,白云千载太行来。【孤城自老风尘色,傲吏终惭岳牧才。便觉旧游非浪迹,至今鸿雁蓟门回。】据此诗记载:西周时期的邢侯曾经在邢台县管辖范围内的浆水镇附近建台,邢台的名字由此而来。【
1、相传西周邢侯建国后,一方面为了炫耀其“朕臣天子,用典王令”的封建威仪,另一方面也为了上察天文下算农时乃累土为台,用以观察天文灾祥和进行祭天祭祖等隆重仪式;
2、战国时期,赵成侯立邢为信都,把魏国进献之木,扩修为檀台,并建立信宫,以朝诸侯。赵武灵王曾多次在信宫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
3、东晋时期,褐人石勒建立后赵,以襄国为都,曾将古邢台改革设计为单于台,建有百尺楼,单于台可能是石勒祭拜胡天之所。
4、北齐以后,邢台为州郡治所,古邢台失去了祭天祭祖的作用,而演变为一郡之名胜;
5、到唐代时期,“邢”“台”二字联用作为邢州的地名和美称已经被人们口碑相传;
6、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以邢州檀台之故,改龙岗县为邢台县,升邢州为信德府,此系邢台二字作为正式建置地名的开始。】
【邢台的“邢”字就是邢台历史最好的佐证:“邢“字古通“井”,《康熙字典》说:“穴地出水曰井”,古邢台百泉竟流,故称井方,上古时期轩辕黄帝曾居住在邢台干言冈一带,黄帝亲率邢人开发利用井水,建井田,筑邑而居,史称“黄帝凿井,聚民为邑”,后世邢人为了纪念黄帝的凿井筑邑之德,乃合井、邑二字为一字,即为“邢”,此为邢得名由来。到秦始皇平定六国,命丞相李斯以小篆字统一天下文字,李斯乃选定“邢”字为邢地的专有称呼,此后邢字作为邢台的专称延续至今。】
邢台自古就是功成名就之台,是胜利之台。邢台历经变革,曾几次更改名称,曾叫过邢国、襄国、信德府、顺德府等名称,但邢台还有一个名字想必各位领导也知道,那就是牛城,那么邢台为什么又叫牛城呢?【咱们老邢台有一句俗话“三个女人守街头,一个老头一头牛”很形象的说明了邢台,在守敬路和中兴街交界十字路口有三女塑像,邢台名人郭守敬在达活泉有一尊铜像,那这一头牛是什么呢?许多城市都有别称,比如昆明被称为春城,济南被称为泉城,那邢台为什么被称为“牛城”呢?】
邢 台 导 游 词
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发生过黄巾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底蕴独特的邢襄文化。
另外您知道吗?历史故事《赵氏孤儿》就发生在我们这儿,在邢台西15公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赵孤庄。这里就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义士程婴藏忠臣的后代赵武的地方。京剧《赵氏孤儿》就是唱这段历史的。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备用故事1:】
春秋时代,晋国的大臣赵盾辅佐晋襄公,使国家越来越富强。襄公死后,其子晋灵公继位,荒淫无道,残害臣民。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听,反而怀恨在心,赵盾不得已而出逃。后来他的兄弟赵穿发动政变,杀了灵公,拥立襄公的弟弟即位,为晋成公。这时赵盾又被请回来,主持朝政。他的儿子赵朔娶了成公的姐姐为夫人。成公死后,儿子景公继位。大夫屠岸贾原是晋灵公的庞臣,一贯助纣为虐,对赵氏早就恨之入骨。他对景公说:“灵公遇难,祸首是赵盾,以臣弑君,应当灭族。”这时赵盾已死,景公就把赵朔一族全部杀死。赵朔的妻子因系公主身份,幸免于死。她回到王宫,生下遗腹子。屠岸贾听说后,到宫中搜索,想斩草除根。公主把婴儿藏在裤子里,屠岸贾没有搜着。在这危难之时,赵氏的两个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决心把赵氏孤儿救出来。于是二人定计,买了别人一个婴儿,由公孙杵臼抱去藏起来,然后程婴去向屠岸贾“告密”,说赵氏孤儿在公孙杵臼处。屠岸贾领兵抓到公孙杵臼和那个婴儿,当即处死。这时程婴却偷偷跑到王宫,抱出赵氏婴儿,逃到偏僻的山林里躲藏起来。孤儿长大,取名赵武,十五年后景公得了重病,让卜者占卜,卜者说生病的原因是错杀了功臣。大臣韩厥一向和赵氏关系亲密,此时便趁机向景公说:“赵氏世代有功,被错杀灭族,老百姓都为之不平,应当恢复名誉,给予重用。”于是景公听了韩厥的话,派人把赵武和程婴接进宫来,让赵武继承了赵氏原来的俸禄、封地。赵武又奉景公之命,杀死了屠岸贾。后来赵武的曾孙赵襄子和韩氏、魏氏三家分晋,建了赵国。
赵氏孤儿的故事,二千多年来在我国广为流传。元朝时被搬上了舞台,直到现在,京剧和其它地方剧种还在上演《赵氏孤儿》,经久不衰。
【备用故事2:】
我们邢台还有一个知名的地方,叫将军墓,为什么一个村子叫将军墓呢,我们这边呀,还有个山村叫“脱锁沟”,“放甲铺”等;放甲铺以西20里有个大镇叫“将军墓”。这一连串奇怪的地名是怎么来的呢?这里头有个古老的历史故事。大家想不想听啊?好。那现在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系列故事――《将军墓的传说》。
我们都知道,春秋中期,是我国历史上“十二诸候”战乱攻伐的时代。各诸候国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就是历史学家说的“春秋无义战”。当时邢台这块地方属于邢国。公元前661年,邢国被北方狄族人打败。过了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59年,邢国为了不受侵略,把都城从今天的邢台市迁到了西边120里的太行深山夷仪城(今天的浆水镇)。可是迁都也没能避免战争。当时在黄河南边的郑国很强大。为了扩大地盘,就派大将蔡仲率领大队人马进犯邢国。邢国早有准备,在黑龙关一战,就把郑国军队打败了,并且俘掳了受伤的大将蔡仲。邢国军队将蔡仲绳捆索绑披枷带锁往国都夷仪城押解。他们翻过土岭柏山,穿过狮子老猫沟,进峡口关,一直向北走了20多里,来到一条山沟,只有几户人家。大伙人困马乏,饥渴难忍。押解的军士找来些吃的,还给蔡仲解了绳索,叫他吃饭。蔡仲吃饱有了力气,趁军士不防备,挣脱枷锁,飞身上马跑了。这个地方现在就叫“脱锁沟”。
再说蔡仲逃跑以后,一直向南跑了10多里,迷路了,东转转西转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时碰见一个打柴老头,问往郑国怎么走,打柴老头一看他这打份,知道不是邢国军队,故意指西说东,抬手一指:“那也!”蔡仲信以为真,二话不说,打马扬鞭,往西逃去了,由于蔡仲在这里迷路转圈,犹豫不定,后来就把这个地方叫“徘徊”。
那时还没有公路,山路难行。蔡仲又跑了20多里,天已全黑下来。他见后面并没有追兵,沉重的盔甲实在是个累赘,他便摘下头盔,放下铠甲,继续逃跑。他摘盔卸甲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放甲铺”村。
邢 台 导 游 词
各位领导都知道,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的六大要素,少了哪一个都不算是一次完美的旅游。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吃,这也正好验证了“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了。邢台有许多特色的小吃:有威县的吊炉火烧、清河菜豆腐、邢台黑家水饺、义兴张道口鸡、还有大锅菜等等。邢台的土特产也是非常的丰富,有著名的巨鹿枸杞、富岗苹果、宁晋雪梨、威县三白瓜等等。那么各位领导有没有品尝过三白瓜呢?“三白瓜”即“三白西瓜”,以白皮、白瓤、白籽而得名,是威县的传统特产,始种于明朝,曾定为明清两代贡品。富含十二种氨基酸,具有治病防癌等多种功效。如果领导有时间,可以到威县去品尝一下。
邢台旅游业起步较晚,近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现如今,邢台的旅游业已经初具规模。全市有68处可开发资源已有45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利用,星级酒店16家,旅行社50多家,2010年全年接待国内游客754.02万人次,创收3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和21%;接待入境游客1.73万人次,创汇591.9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1%和20%。旅游业的直接从业人员3万人,前一段时间杨崇勇副省长来我市调研旅游时曾经提到过,旅游业是个带动性很强的产业,那么随着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的不断壮大,旅游业从而也帮扶和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八百里太行孕育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天造地设了奇特的地质地貌,3500年的悠悠历史造就了灿烂的邢襄文化,希望通过我的讲解然让您对邢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在此服务过程中有照顾不周的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同样也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邢台观光旅游。
《南乡子· 邢州道上作 》清——陈维崧
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豫让桥——邢台旧城以北五里处,相传为豫让在那里刺杀赵襄子未果,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