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荣辱观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尺

第一篇：议荣辱观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尺

文章标题：议荣辱观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标尺

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会上，用简明朴素的语言概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提出“八荣八耻”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首先“八荣八耻”划清了是非善恶、曲直美丑的界限。是非善恶、曲直美丑本是一个文明社会基本的价值标尺，具有确切的道

德内涵。不知何时起，这个界限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标尺”已无法代表确定的意义。《潇洒走一回》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还在追随”，也许作词者未必赋予其明确的意义，但它确典型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人的某种心态：道德荣辱的相对，是非底线的模糊，道德实践的犹豫。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和心态与我国正处在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为多样化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产生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激荡，必然在形式上“消解”传统社会价值一元性、道德绝对性的尺度。换言之，价值多元化已成为了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承认多样性、承认多元化是否就意味着可以放弃原则，混淆是非？我们已到了不得不认真思考的时候了。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总书记的概括固然是高屋建瓴，但“八荣八耻”的内涵应该说都是常识，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问题恰恰就出在“常识”上。可见，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问题，反映了极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一个社会如果放弃了是非的基本原则，没有了是非标尺，就是堕落的开始；一种社会生活如果失去基本的道德信念，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精神价值和灵魂，这种生活是低级而危险的。

其次，“八荣八耻”揭示了传统文明的当代价值。在中国丰厚的道德传统中，礼仪廉耻，四维八德乃为重要的内容。虽然传统道德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传统荣辱观的基本要旨却蕴涵着深刻的历史超越性。一是“知耻”与“荣辱”是人之要义。古贤看来，恶皆生于无耻，无耻乃人之大患，知耻是人的基本德性和人格，即荣辱问题是道德底线的问题，是人与非人的界限问题，所以也是不能含糊的文明标尺。取消了这个界限，人与动物也就没有了区分的意义。二是人只有知耻才能自觉地趋荣避辱，为善去恶，有所不为。有学者认为，荣是对善的感受，耻是对恶的感受，换言之，荣是对善的肯定性感受，耻是对恶的否定性感受。前者代表着道德理想的追求，后者代表着道德底线的把握。因此，羞耻心乃是一道极为重要的道德堤防，一旦决口，人将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厚颜无耻，必胆大妄为。可以说“知耻”是荣辱观的心理底线，学界甚至认为与西方“罪感文化”相比，中国是一种“耻感文化”。前者出于原罪的压力，由外向内求解；后者出于内心羞耻的压力，由内向外求恕。因而具有更高的自律性和自觉性，更能揭示道德这种人类把握世界尺度的本质。三是荣辱乃为道义的尺度。古贤认为，凡人皆“好荣恶辱”，而荣辱之分不在地位的高低，财富之多寡，而在是否合乎道义。“由义为荣，背义为辱”，人生应当明于荣辱之分，行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显然，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正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给中华民族的“耻感文化”赋予了时代的意义，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精神。

最后，总书记强调尤其要重视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我以为，这并不是说青少年才需要荣辱观教育，而是教育必须要从小、从青少年抓起，这才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从教育的角度，我们应当重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集团、成年人集团是青少年道德成长的示范集团，因为道德问题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道德信念的确立不仅要教人以“知”，更要使人以“信”，青少年信不信我们教的一套“知”的理论，很重要的是示范集团给他们以什么样的示范。二是要重视实践的价值。荣辱观教育能不能真正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成为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需要理论上更充分的挖掘，但实践的意义在当代可能更显为重要。有学者指出，一个社会如果在道德上说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产生道德危机。三是要在了解青少年成长生活的基础上，遵循教育的规律，通过丰富多彩的途径，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感、荣辱观。要把各种活动赋予教育的意义，不要把教育变成简单的活动，甚至是“政绩”的形式。

我们今天的教育是怎样的，我们明天就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和谐社会必须有荣辱底线，幸福生活必然是有道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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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行动动机在道德评价和道德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为仁由己”，强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荣辱观上。今天重温传统荣辱观的有关思想，对于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卓有成效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以为上”的荣辱观

“荣”和“辱”本身是指道德行动主体内心的一种心理状态。“荣”是情感上的一种满足感，“辱”是道德行动主体的羞耻之心，它们构成行动主体的行动动机。中国传统哲学荣辱观（这里主要谈的是儒家的荣辱观）强调的是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当荣之事为荣，以当辱（耻）之事为辱（耻）。在儒家看来，当荣之“荣”是指履行道德责任或义务所应有的满足感；当辱之“辱”则是指做了违反道义之事之后所应产生的羞恶感。这里所讲的“满足感”和“羞恶感”，实际上就是道德行动主体内心的某种道德动机或影响实际动机的动机。因此，儒家的荣辱观主要是关于道德动机的学说。

儒家的荣辱观强调“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其“义”不仅是指道德原则，更强调这些原则要转化为行动主体的道德动机，认为只要行动主体有了正确的道德动机，就会有正确的行为。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志于仁”就是以行动主体的意志来确立“仁”的动机，一旦有了这个动机，在具体的行为中就可以趋当荣之荣，避当辱之辱。所以，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有了恰当的道德动机，知荣辱，则很难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甚至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强调行动者的动机（即“惟义”），而不是行动后果，是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孟子集注》卷十三）因此，儒家的道德学说特别强调培养正确的道德动机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

荣辱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传统的荣辱观把修身主要看成是一种培养正确道德动机的过程。“修身”一方面要反省内求，反省内求首先要“知耻”。孔子认为有道德的人应“行己有耻”，即要有羞耻心。孟子认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陆九渊则认为“明耻”和“知荣”是相辅相成的，知荣才能明耻，只有知耻，才能自觉趋荣避辱。另一方面，“修身”需要践行，通过践行来巩固道德信念，包括正确的荣辱观念。荀子曰：“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荀子·修身》）荀子主张把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和日常修身处世原则结合起来，把知荣辱视为修身之本。在修身的过程中，儒家还强调道德行动主体的意志力在形成荣辱观乃至道德行为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儒家强调修身为本，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每个个体如果能够做到“行己有耻”，家庭就会和睦，天下就会太平。儒家强调道德动机的修炼，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往往过于强调道德行动主体的“为仁由己”，而忽视了社会体制和国家治理状况对人们道德观和荣辱观的影响。

正确荣辱观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儒家认为荣辱观，或者说道德观的产生来源于人之本性。人们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即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即指人人具有相近的本质（性），因而具有知荣明耻，实现理想人格的可能。但能否达到主要靠人们后天的习俗，不同的习俗会有不同的结果，即“习相远”之意。孟子进一步将孔子的“性相近”引申为“性本善”。他认为人之本性所以相近在于凡人均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人人具有，扩而充之便成四德，即仁义礼智，正确荣辱观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由此，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为尧舜”的著名命题。

但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把道德观、荣辱观建立在人性乃至“天命”的基础上，忽视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荣辱观的影响，虽然他们有时也看到了这种影响。如孔子主张，使民先富之，再教之。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看到了“恒心”（长久不变之意志或道德观念）和“恒产”（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但他又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如此，至少对真正的道德之士来说，“恒产”并非“恒心”之必要条件。因此，总体上，儒家更强调道德行动主体内部不依赖外部环境的意志力对形成道德动机的作用。所以，儒家强调舍生取义，士可杀不可辱，路之饿人耻受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法家主张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他们看来，荣辱观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战国思想家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把荣辱观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联系起来。这一命题突破了儒家的人性论和“天命观”，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荣辱观产生的前提问题。

传统荣辱观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荣辱观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在塑造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培养了许多志士仁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的荣辱观，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或合理性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强调形成正确的动机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是西方学者极力想证明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论证的结果表明，无论对道德的合理性的证明如何充分，这种证明只对有基本道德感（即仁爱之心和正义感）或具有基本的道德动机的人起作用，能够使这些具有基本道德感的人形成实际行动的道德动机，即打动这些人；但对缺少起码的道德感，缺少起码的羞耻之心的人来说，这种论证就好比“对牛弹琴”，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毫无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道德不过是基本的道德感（如仁爱之心）的显现罢了。传统的荣辱观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建立在道德主体自觉愿望的基础上，出于外部的强制性因素而不得不为的行为，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所以，儒家有“慎独”之说。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强调培养良好动机的重要性。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正是要将那不善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传统哲学对善恶分辨的具体标准以及善恶观念产生的条件的论述是有缺陷或不充分的，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性重建，才能更加彰显其价值和意义。

重温传统荣辱观对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进行道德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当今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道德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缺少正确的荣辱观，缺乏正确的道德动机，常常以耻为荣。因此，我们今天重温传统荣辱观，明义利、理欲之辨，贵德重义，对于端正我们的价值取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都有着积极意义。

第三篇：文艺批评的价值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文艺批评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审美价值，即挖掘文艺作品的真、善、美，吸引读者的审美关注和艺术鉴赏，增强读者的审美愉悦，提高读者的审美趣味；意识形态价值，即把文艺作品引入社会生活，从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化内涵等角度引导文艺作品的创作，挖掘先进文艺中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以此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文艺批评作为一种具有创作指导和舆论导向作用的批评活动，要对电影、电视、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摄影、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艺作品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正确的引导，就必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正视当前文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

审美是文学艺术独特的本质特性，因而文艺批评往往强调其审美价值，却忽视意识形态价值，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价值损害了审美价值，这种片面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以狭隘的审美观来肯定某些作品和文字群体，有意无视意识形态。这在当前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如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本是文艺界一大幸事，但是随着女性文学多元化，作家队伍也逐渐鱼龙混杂，出现所谓的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等等“伪文学”，但是一些文艺批评者却无视这些因素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文字和变异的审美情趣大为赞赏，冠之以“女性意识的解放”、“文学的解禁和突破”等等谬名，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入所谓的人权和女权思想，对其合理性进行多方面的论证，甚至还追溯到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如何不合理，以所谓的历史发展观来证实当前体现这种女权意识崛起的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这种文艺批评的出发点是合理的，但是其论证立场是错误的，女性文学的崛起虽与女权意识有关，但女性文学的根本是文学，不是政治学，更不是性学，如果文艺批评片面地强调其社会意义和性意识，其结果只会使女性文学离真、善、美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背离了文学。

以西方的审美观来审视中国文艺，并试图把中国文艺改造为被西方认可的文艺，达到所谓全球化之目的。当前文艺批评存在十分严重的片面化倾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唯一的出路，完全忽视国人对文艺的需要，意识形态的方向发生偏离。如某些国产大片，在演员阵容、前期拍摄、后期宣传等等方面都极尽炒作之能事，中、日、韩三国偶像演员的加盟，日本漫画家的操刀，在长城上的作秀，“无极门”之搞怪，馒头血案的纠缠，完全脱离了电影艺术本身以及对观众的审美需求的满足，电影评论界也把精力投入到一些与电影无关的无聊纠葛。正如《可可西里》导演陆川所言：“如今中国电影界的文艺批评现状本来就不健全，电影过度宣传已经越来越常见，在利益的驱动下，民众反应与电影评论越来越脱节。”在对待这些影片以及相关炒作事件方面，电影评论界已经集体失语，幻想着这种多国演员和制作人员共同拼凑的无多大意义的作品能够被西方审美观所认同，入围奥斯卡实现所谓的走向世界。

以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审美观批评中国文艺，这种自由化和多元化并非引导文艺达到“百花齐放”之局面，而是出于私人化和团体化的目的，企图以此抵制主流意识形态获得话语权，使意识形态多元化甚至解构意识形态以实现小团体利益。近几年，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崛起，各种裸体艺术、人体盛宴、写真集、激情视频等等都冠之以“行为艺术”而冠冕堂皇地进入大众生活空间。文艺批评并未对此作出合理的引导，甚至还推波助澜，致使这种庸俗和粗痞的风气逐渐泛滥。如近年来一些电视节目扛着“大众文艺”的旗号，以一种极端庸俗化的方式迎合一些人窥视、猎奇和性的欲望，模仿境外的庸俗娱乐之风，文艺节目的语言日趋粗痞甚至下流，但是文艺评论界却对此保持缄默，甚至以某种方式对此予以默认，全无社会责任感和文艺良知。文艺批评一方面应当鼓励新兴文艺形式的成长和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文艺立场，我们倡导多样化，但并非无节制的庸俗化、粗痞化，并非是解构意识形态甚至抵制意识形态，我们仍然需要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艺术进行规范化，弘扬高尚的精神品格和思想道德观念。

以上三种文艺批评之所以偏离其价值观，其根源在于文艺批评中渗入了个人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无视当前中国文艺现实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片面地强调个人意志和私人化的目的，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文艺良知。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则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主要是倡导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品格。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种强调审判价值而忽视意识形态价值的文艺批评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以荣辱观来完善文艺批评的价值观。

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思想导向，这是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此处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政治，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并非行政意义上的政治，这种大政治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因此文艺批评必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挖掘和推介此类主题思想的文艺作品，批评和抵制那种有损于国家和集体利益、有悖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舆论导向作用。

以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素养为目的，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伦理观念价值、科学观念价值和美学观念价值。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通过人们的观念层面而起作用的。而文艺批评作为对文学艺术的一种评价活动，必须深入到人们的观念层面，提取出文学艺术中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科学的知识理念和高雅的审美趣味的因素，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功能，使人们在文艺批评的引导下通过文艺活动的熏陶，逐渐形成崇尚科学、诚实守信和艰苦奋斗等等崇高的精神品格，并提高人们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

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根本方向的体现。文艺批评不能仅仅以纯粹的审美观为原则，而应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并且积极推动贴近群众生活的文艺创作的发展，对那些远离群众生活和实际情况的无病呻吟和虚无缥缈的文艺创作持批判态度，倡导内容充实和情感饱满的创作倾向，在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之下引导文艺创作走大众化之路。

以人品与艺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目标，分清文艺活动的荣与辱，辨别文艺作品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文艺批评的价值观须以真、善、美为根本，对那种以丑为美的创作倾向要予以坚决抵制，批判地对待以“审丑”为核心内容的审美观。通过文艺批评提高文艺创作者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品格，使其培养正确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和美丑观念，并创作出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艺作品，这是文艺批评的现实目标，也是文艺批评实现其批评价值的根本途径。

第四篇：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价值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价值

通过一个多月的党校学习,我对党、对党的事业又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也更坚定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伟大事业去奋斗的信念。大学生是青年人中的优秀者。而在大学生中，有一个尤为出色的大学生的群体，他们就是学生党员。上大学后，我一直积极要求入党，虽然现在还未被党组织正式吸收，还有些方面达不到党的要求，但我一直时刻以学生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向党组织靠拢。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迫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贫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时代，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者为荣，贪生怕死、苟

且偷生者为耻：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者为荣，道德缺失、麻木不仁、见利忘义者为耻；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者为荣，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不思进取者为耻。正是这些深刻体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知荣明耻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重，认真继承，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精华。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大旗，使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社会主义荣辱观更具有实践价值。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促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当下，总体市场运行环境良好，但我们不能否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不惜欺骗消费者，甚至危害消费者的健康，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与最近的假疫苗的事件等都说明了在法制健全的前提下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多么地迫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繁荣的环境。

第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创造积极向上文明的农村环境。努力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以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可以开展一些“邻里节”，“文明乡村”的评比，增强乡风建设，提高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同时可以通过培训再教育等不断提高村官素质，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个人素质的提高，从而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树立和坚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有利于教育和引导人们戒除骄奢淫逸之风，秉承不畏艰辛的本色，传续奋进不辍之气。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更应该注重精神生活的充沛。“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在当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反对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一些行为，提倡节俭朴素是很有必要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风气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关系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人云，“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对社会而言，风气是许多人通过思维及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好的社会风气可以陶冶、滋养人们的道德情操，给人

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和形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把社会风气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良的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胡锦涛总书记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

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08国贸3班 徐艳雯

2010年5月1日

第五篇：“敬”是社会人伦的基本道德价值

儒家思想从先秦两汉一直到宋代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家的思想，包括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荀子的思想；汉代的时候，儒学成为和社会制度结合起来的学说；宋儒继承了先秦两汉的儒学，也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实现了空前的思想大汇流。朱熹创建了理学，使儒学成为系统的哲学思想。

早期儒家把“敬”视作社会人伦甚至生之为人的基本价值。《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的义涵，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今天言“孝”，当然不是继续恪守“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信条，而主要是做到“持敬”。《论语》“八佾”篇也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强调“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孟子在解释“义”的概念的时候，也说“行吾敬而已”。程朱等宋儒深悟此理，更大张旗鼓地提出“主敬”的观念。

“敬”既是道德伦理，又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普遍持久的人文指标。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话语里面的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性。先秦的儒家和宋儒提倡“主敬”，目的是使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庄严起来。如果说，在宗教与信仰层面，儒家思想尚留有一定空缺的话，那么“主敬”思想应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补充。“敬”虽然不是信仰本身，但它是中国文化背景下通向信仰的直接桥梁。

“敬”也是礼仪的核心和内涵。在一个礼仪活动中，如果没有敬，就没了庄严的美感。礼仪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和主体的对象化之间的关系，所需要掌握的距离、法度和尺度，或者说是处理这些问题所体现出来的规则和态度。如果用一个概念来表达礼仪的内涵，那就是“敬”。所以孔子明言：“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朱熹对此语的解释是：“礼以敬为本”。礼敬，礼敬，如果没有了敬，礼就不存在了。敬还须诚，还须恭，还须肃，不诚之敬、不恭之敬，不肃之敬，都不是真敬。而非真敬则无以成礼。马一浮括而归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开讲日示诸生”）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主要是有“敬”存焉。如今社会习俗，非圣去贤，由“敬”转“肆”，其为“礼”者，早已空洞无物。

晚清迄今一百多年来，已往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资源在今天怎么发用的时候，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内圣”之学，今天需要要开出“外王”，但怎样开出“外王”，不免困惑。“三纲五伦”的基本价值能不能简单照搬到今天？我觉得“敬”是一个很好的入口。而且“敬”是可以培养的，所以朱子说“涵养须用敬”。

因此当我们重建百年以还业已流失的文化传统的时候，特别是礼仪传统的恢复与重建，“敬”之一字的提升、倡导、布化、推展，最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