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对策[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金融抑制及其危害

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的。作为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对立面其理论核心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该市场运作的。把实际货币余额和物质资本的关系视作是互补的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将导致投资和总产出的增加。低的或负的实际存、贷款利率使实际货币余额很低。为了使政策对货币体系的实际规模有实质性的影响私人部门对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反应必须是敏感的。

在金融抑制下因为存款的实际收益很低所以储蓄很低。由于银行不能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利率。低的实际贷款利率吸引那些低收益和低风险项目对生产性项目或高风险项目来说要么得不到贷款要么借助于信贷配给而银行只能选择安全项目从而使风险降低。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很难得到银行信贷只好求助于非正式或场外市场这样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就会产生。

金融抑制对我国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

企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源。如果金融市场受到不适当的人为干预各种类型的资金价格被扭曲企业无法根据自身发展要求调整其资本结构达到最佳状态。企业融资能力受到损害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抑制是从资金供给、资金价格、资金流动等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

首先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未影响居民储蓄是以抑制资本市场为代价的。如果高通货膨胀导致了负利率就会迫使居民在负利率下增加储蓄。在金融抑制下居民储蓄对利率变动缺乏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有年为负值实际贷款水平也有年为负值。但同期居民储蓄一直以左右的幅度增长。这是由于政府在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还抑制了资本市场由于投资渠道少居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极大地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破产风险。

其次政府限制利率对不同类型的资金需求者实行价格歧视导致了市场分割由此产生出一块租金市场租金的存在构成资金的漏损。另外信贷市场抑制还导致了银行业兼顾利润最大化和政治利益最大化双重目标。如向国有企业优惠贷款由于现在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低导致银行坏帐损失巨大这部分坏帐损失也构成信贷市场的资金漏损。这样大量的资金流向直接非生产性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最后信贷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和市场分割与政府限定证券价格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发育。从狭义上理解资本市场特指股票市场是企业从事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如果政府过多考虑政治利益那么直接或间接管理就将转化为金融抑制从而扭曲市场机制最终伤害企业融资能力。我国资本市场的抑制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一方面股权结构影响到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来源并把国有股的份额看作是控制企业的唯一手段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畸型股权结构。国有股不流通不能改进企业绩效直接损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股票定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及证券市场上的资金流向。我国的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是在证监会的行政干预下进行的。由于证监会直接管制一级市场上的市盈率水平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严重的低定价发行行为这种低定价水平增加了企业直接融资成本。同时发行额度实行计划管理两级审批制也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额度分配要考虑到各地方经济发展情况顾及地区平衡等非经济因素。结果企业为争额度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包装、公关从而增加了发行费用。

可见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的对策很明了进行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以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二、金融自由化及其危害

金融自由化

所谓金融自由化是指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经营、公平竞争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汇率的限制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让金融商品的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二业务自由化。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交叉业务公平竞争。三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四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

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有公开性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接近最优化。因此金融自由化改革对增进发展中国家现有金融市场效率深化金融体制以满足现实经济高效运行的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盲目进行金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

第二篇：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服务实体经济配置金融资源创新与资源协调发展温州老板跑路潮借贷危机民间资本阳光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金融业垄断中小企业融资难

【背景链接】

201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五个原则：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

2011年4月份以来，有关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断裂，众多企业主纷纷“跑路”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私营企业主因不堪重负跳楼。种种迹象证实，上述事件与当地民间借贷有关。

2011年11月，温州市政府高调抛出以“民间资本„阳光化‟”为主要对象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动方案。“1”是指温州市政府新近起草并已在上报过程中的《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8”是指在前述《总体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个地方性专项具体子方案。温州市早在2002年就已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但因种种原因，改革并未深入实施。此番，温州因一系列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再次重提试验区建设。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加强金融服务和财税扶持，主要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能够吸纳就业的科技、服务和加工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和帮助小型微型企业稳健经营、增强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温家宝

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温家宝

对区域性的小型金融机构监管的责任要交给地方政府，要建立起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在业务上可以归银监会指导，但责任在地方政府。——温家宝

中小企业严重的融资困境和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趋势呼唤金融体制改革。——辜胜阻

[意义]

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效应，是振兴经济全局的催化剂，若处理不慎也会成为撼动全局的火药桶。因此，国内外经济形势越是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越是加大，就越需重视金融体制改革的独特关键作用。深化金融体

制改革，将强烈激发我国的经济潜能，大幅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GDP全国总量的60以上，上交国家税收占全国税收50%以上，创造就业岗位占全国的75%以上。温州是全国中小企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温州全市现有40多万家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的成立、发展很少得到银行方面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民间借贷。从这一意义上说，民间借贷对国民经济发展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但是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民间借贷还处于“地下”或者说“灰色”状态，缺少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借贷程序、手续不规范，随意性大，潜伏着很大风险。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面临发展和生存困难，还是民间借贷风险的发生，追究其根源，与目前的金融体制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上建立的，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高度垄断，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当年全中国只有四大银行，即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也开始迈开改革的步伐。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不仅伤害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而且威胁到长期稳定发展，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措施]

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下，不仅应关注现有金融体制要素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而且更要关注新生的金融要素的生长和发展。建立市场配置资金为主，以政府配置资金为补充，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第一，要深化金融组织体系改革。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完善金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大力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规范和完善民间信用；要注意防范金融发展中的无序竞争与过度竞争行为的发生。

第二，推进金融市场改革。重点发展以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为主的货币市场；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统一的外汇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存贷款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及其他形成机制。

第三，促进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在保持常规金融业务品种外，大力开拓中间业务、表外业务，推行电话银行、信用借记卡、代理理财等业务；继续发展封闭式基金，积极推行开放式基金；发行零息债券；适时推出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的浮动利率存款、浮动利率贷款等新型银行业务品种；拓展商业保险品种，发展投资类保险和组合保险；探索资产证券化试点等等。

第四，深化保险业改革，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和规范风险能力。第五，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和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业务合规、风险控制到市场退出的全方位监管体系。如建立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规范金融机构市场推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约束，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制。

第三篇：日本金融自由化及启示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与启示

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业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资本国际流动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开始逐步展开,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日本金融体系逐渐演变成了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认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严重化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是,当时日本能否通过拒绝金融自由化的方式进行金融风险控制,为什么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严重金融动荡中日本又进一步推进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回答上述问题,而且对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提供一个典型实例。

一、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开

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日本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不断涌现,日本金融业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发生的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促进了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自70年中期开始,日本证券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迅速膨胀,1978年已经超过4万亿日元,从而成为当时在日本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业出现了“余裕”资金,为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证券回购市场。证券公司所进行的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证券回购业务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均衡关系,而这又招致以都市银行为代表的大银行的反击行为。1979年5月由都市银行所推出的可转让存单(ＣＤ)就是银行业回击证券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当时发行的ＣＤ面额很大,时间期限规定也较严格(面额5亿日元以上、期限为3～6个月),它还不是一种主流金融商品,但毕竟与证券回购交易一起打开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价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银行同质化的进程,并从而引发了银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业由于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经营方针,致使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不断减少。并且随着融资方式的日趋多元化,大企业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这样就造成了各种银行在贷款对象选择方面向中小企业加速集中的趋势。另外,都市银行、地方银行这类传统以短期周转资金借贷为核心业务的银行,也开始逐步扩大了设备投资贷款等长期借贷业务。1970年都市银行的对外贷款总额当中,设备投资贷款所占的比例仅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则达到了40.1%。上述3个时期地方银行的设备投资贷款占其对外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7%、27.0%和37.1%。上述情况表明,80年代日本银行业日趋同质化,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所确定的银行业分业经营原则已被新的经济环境逐步打破。

(二)赤字国债大量发行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冲击

以1975财政发行2.3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为开端,日本走上了大量发行赤字国债之路。国债的大量发行使日本传统的国债定价、发行和消化方式已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藏省开始实施国债的“流动化”和利率“弹性化”政策,即允许银行将持有的已发行1年以上的国债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开始采用公募拍卖方式来发行国债。这样,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开始出现于日本金融市场。

国债大量发行的最重要影响,并不在于出现了一种规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互渗透以及银行业与证券业在开发以国债为基础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竞争。由于自1975起发行的国债多为10年期国债,其偿还期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意味着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场上会出现规模巨大的“期近”国债(即在两三年之内就将到期的国债)。由于这些国债是一种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银行存款利率。如果证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国债回收资金,势必将极大地影响银行业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日本银行业强烈要求政府允许其从事国债交易业务。这种努力尽管遭到了证券业的激烈反对,但1981年通过的新“银行法”还是满足了银行业的要求,允许其从1983年4月开始从事国债交易业务。

在“新银行法”出台前后,日本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相互渗透日趋加深。这最集中地反映在证券业以国债等公共债券为基础,陆续开发出了具有存款性质的中期国债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债券、证券互换、长期国债基金等金融商品,银行业则相继开发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额贷付信托、国债定期账户、国债信托账户等具有证券特点的金融商品。

(三)强大的国际压力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压力。这种国际压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第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日本企业债券发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银行组成的企业债券发行协会,对企业发行债券采取了种种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到低成本的资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汇法禁止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又使得日本企业无法自由地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1980年日本对实施多年的外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确定了外汇交易“原则自由”的政策原则。随着日本对国际间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日本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所获得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资本市场对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调整了长期实施的企业债券发行“有担保原则”这一行业惯例,降低了债券发行企业的资格标准;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所收取的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基本改变了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价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费率一般都由银行与企业协商来确定。

另外,在企业债券市场管制不断放松之际,日本企业正在争取实现ＣＰ(商业票据)发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银行业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挠,这一行动迟迟未果,最后双方的交涉过程演变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争,企业界于1987年终于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此后,日本企业的ＣＰ发行规模迅速膨胀,到1990年末其余额达到了15.7万亿日元。

第二,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压与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随着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产业及就业打击不断深刻化,美国政府逐渐矫正了美元升值是“强大美国”的象征这一肤浅认识,转而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出台的“索罗门报告”认为,造成日元贬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实行“人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资家不愿投资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实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提出了“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报告”,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题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此二报告一般被合称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在“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在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地方银行、相互银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转化为普通银行,被称为“第二地方银行”)、信用金库等6类银行型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银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从15.9%上升到了34.7%。

二、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谨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阶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终完成阶段。

(一)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进展

90年代前半期,尽管日本金融业已经陷入到不良贷款严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缩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并以此实现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仅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规划的金融自由化目标实施了如下两项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万日元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额为300万日元的ＭＭＣ(浮动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没有任何松动。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获得了重大进展。首先,逐步实现了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从300万日元调低到了100万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进一步降低到了50万日元,同年11月实现了300万日元以上的小额定期存款(3个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废除了关于ＭＭＣ最低限额的规定,1993年6月为期1个月至3年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实现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开始引入最长期限为3年的浮动利率存款和最长期限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长期存款),1994年10月实现了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长期限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内迅速实现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储蓄存款(金额为40万或20万日元,与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进行联动),1993年10月出台了新型储蓄存款的进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结算帐户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实现了自由化。这样,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历程,日本对银行业所进行的价格竞争管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初步发展。80年代,尽管银行业已经开始涉足国债等公共债券的交易活动,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大量的渗透到对方经营领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业务兼营化却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过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了银行、证券、信托3种业态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的兼营化。另外,生命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进入到对方的经营领域。

(二)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债权等严重问题困扰的日本金融业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许多巨型金融机构陷于经营危机状态,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民众信任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上台执政的桥本内阁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改革———面向2001年东京市场的新生》的报告,确定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构想。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对战后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开始实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规定,在日本可以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谓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业态的金融机构为母体,通过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子公司化的金融组织形态。战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来实现金融业的“范围经济”,另一方面是为金融机构的顺利重组提供条件。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2月,日本银行业被允许设立专供信托投资公司出售信托产品的柜台。这一举措表明,信托交易开始进入银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银行业被允许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资产品。另外,在此期间日本开始允许银行系证券公司从事股票交易。在放宽对银行及银行系证券公司业务限制的同时,日本也扩大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自1997年开始日本的证券公司被允许开设“证券综合帐户”。所谓“证券综合帐户”,即指在证券公司给客户开设的交易帐户之上附加上支付与结算功能。这表明证券公司开始涉足长期以来一直被银行业所垄断的管理结算帐户业务领域。

第三,对金融机构开业及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管制的进一步放松。首先,证券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开业管制由以前的许可制改为注册制。在注册制之下,有关机构只要满足一些必备的条件,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营业资格或退出某一经营领域,从而降低了证券业与信托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其次,股票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随着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损失补贴”事件的不断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对股票交易手续费管制的批判之声日趋高涨。人们普遍认为固定制的手续费标准是产生损失补贴问题的温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对5000万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实行自由手续费率。

第四,国际间金融交易的彻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实施的日本新《外汇法》规定:实行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放开资本项目下外汇业务的许可证制或事先申报制;外汇业务完全自由化,废除外汇银行制、指定证券公司制和兑换商制;放开个人和企业在国外金融机构开户存款;放开企业间外汇债权与债务的轧差清算以及境内居民外币计价结算。另外,日本政府为使企业更容易地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进一步放松了对

企业债券发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废除了此前长期实行的企业“适合发债基准”,规定无论何种企业,只要获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级评定公司的信用等级评定,就可以发行企业债券。

三、关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几点启示

通过前文对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运行环境的演变是推动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强大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必然会产生诸多新的经济问题,从而要求政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满足金融机构调整其业务内容的需要。具体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实例来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堀内义的总结是非常确切的,他认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金融业实行了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之下实现的。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使日本政府对传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非常满意,甚至从没有考虑对其系统进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与融资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国债的大量发行等新现象的出现,不断迫使日本政府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推进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则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与金融机构及金融主管当局———大藏省丑闻的不断曝光,人们日益怀疑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公众舆论对政府行动和政策制约作用也日趋增强。面对严峻的危机,不出台符合公众利益、赢得公众信心的重大举措,执政集团必将承担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会声誉降到最低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对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与组织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以便获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渐进地展开的。正是在这种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剧。以银行业为例,在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着多种巨额“经济租”的银行业,在管制放松过程中不仅“经济租”不断减少,而且其原有的“势力范围”不断受到迅速崛起的证券业和企业直接融资的侵蚀。这样,银行业不仅面临着确保存款稳定增长的难题,甚至在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期限结构风险、融资对象风险、融资内容风险不断扩大,违规、违法经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种现象的发生尽管有银行内部对经营风险控制弱化单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都面临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就很难通过内部控制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金融风险的最重要手段是出台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政策体系,通过谨慎的监管措施稳固金融业的经营基础和抗风险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通过适当的途径实现金融业的业务兼营化,是促进金融机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步伐。第三,金融自由化作为一种管制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问题,所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避免被有关的利益主体所“俘获”。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中,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围绕国债业务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一般产业企业则与银行业围绕ＣＰ发行合法化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在各方利益主体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被传统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银行业所俘获,尽力维护银行业利益的倾向。因为一般说来银行业的要求,例如从事国债等公共债券交易业务等,基本上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而证券业与一般产业企业的要求,都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够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照

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对平稳地推进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却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 否则改革就会偏离正确方向.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因素是推动经济体制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在讨论制度选择问题时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应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但实际情况却是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完全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情况来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国际因素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例证。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国内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制度,而此项改革则进一步加深了大企业“脱离银行”的趋势。美国政府的施压则极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进程。可以肯定地讲,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制度选择空间被不断缩小的时代。

第四篇：探析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若干问题

探析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若干问题

摘要:中国金融系统由过去的单一银行制转变为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金融不断创新的过程。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已进入深化金融改革和适应入世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但这并不等于说必须在金融领域内全方位地与国际金融接轨,事实上,在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我国还不具备金融创新的条件,因此,应当结合我国金融国情,循序渐进地在一些方面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的进程。

关键词:金融体制 发展 难点 对策 思路引言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了较大转变。在走向市场的这段期间,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相对,我国金融体制的创新变革则显得有些滞后。自从1979年我国打破了“大一统”的金融管理模式之后,相继推行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了外延的扩展上。如增设一些新的机构网点,引进一些新的金融工具(住房抵押贷款、CDR、QFII等新闻论文发表/xinwenlunwenfabiao/),开辟一些新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回购协议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等)等,即遵循了机构创新、工具创新和市场创新,而对现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可能造成潜在威胁的深层次问题,采取的往往是迂回方案或者基本不予涉及。也就是说存在着明显的“三重三轻”倾向,即重增量,轻存量;重体制外,轻体制内;重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轻金融制度。显然,这就与金融创新的系统化变革思想有些相违背。参照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我们不妨将金融创新分解为机构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以及制度创新。那么,这四者应该说是一完美组合。金融要创新,就必然融合了机构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其一个极为重要的目的,我们知道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现有制度所不能实现的潜在利润,它有着将外部收益内部化的能力。具体到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它之所以受到重视,同样在于其将闲置的金融资源加以重新配置并投入使用的能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承载市场的有效的金融制度,又何以创办适应市场运行的金融机构?机构不存在了,那么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工具又怎么会诞生呢?当然,作为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了较大转变。在走向市场的这段期间,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相对,我国金融体制的创新变革则显得有些滞后。

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从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来看,它可分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四部分。

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有这样几个难点,即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管理,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住基础货币。

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由于过去我们长期以来回避了这个问题,1993年以来大家对目前这种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提出了很多非议。因为组织体系的设立体现看其功能,一定的功能也要通过定的组织体系来实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专项贷款权。这点遭到大家的猛烈批评。国外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从上到下有一个专项贷款指标。这个专项贷款有一部分是国务院点名的,由专业银行去具体办理。

正是由于中央银行的利润留成、教育论文发表/jylwfabiao/中央银行具体办业务、中央银行层层普设机构层层有资金使用权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对中央银行普设机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现在不论从国际上,还是国内经济界、理论界、中央各部委对中央银行提出的意见都是希望中央银行要按经济区划设立,取消县级支行。我们现在人民银行分行既有一定的规模调节权,又有一定的资金调节权,反而总行的资金调节权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集中的。所以,1993年中央把省分行的资金权收回了,只留下农副产品收购权及资金。调剂规模权也收上来了,只能给到各专业银行,从而在资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五篇：上报浅谈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浅谈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金融自由化这一新名词逐渐被人们所了解，那么何为金融自由化？是指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经营、公平竞争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汇率的限制，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让金融商品的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2）业务自由化。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交叉业务，公平竞争。（3）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4）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金融自由化又有何利与弊？以及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如何发展？下面就让我们来一一探讨。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

目录：

一、金融自由化及其危害。

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及其对策

结论：科学规范金融市场，遵循经济运行规律，合理的决策，推动我国经济稳步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控制[J] 经济改革与发展，王伟东,2008

[2] 中国的金融改革及其前景[J] 宏观经济研究，黄达, 2008

[3]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及其方向[J] 宏观经济研究，赵海宽, 2009

[4]《金融自由化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杨会晏，李文昌 ,2010

[5]《 21世纪金融大趋势------金融自由化》马君潞 , 2009

[6] 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J] 金融研究，淡儒勇,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