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新路径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新路径-合并重组
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诞生于1995年(时谓“城市合作银行”),是由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的。十年来,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守制转机、立市兴行”的经营理念,凭着“植根城市,贴近市场”的竞争策略,从合并之初的“保支付、防挤兑、稳过渡”,顽强地渡过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初生期,如今已步入了“规范管理、稳
健经营、加快发展”,追求发展质量、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成长期,城市商业银行当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向何处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除极个别的将被全国性商业银行收购外,摆在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面前的发展道路有两条:要么“做小”——那些规模小、基础薄弱、竞争力较差的城市商业银行将发展成为具有特色的社区银行,“以小取胜”,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要么“做大”一一那些基础较好、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向区域性银行发展,“以大做强”,这也是一种新的路径选择。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即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为一家跨区域的商业银行一一徽商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基本条件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成功实现合并重组,就是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之后,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些必要条件可以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外向、内需”。
天时:政策的有力支持。2004年11月,银监会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银监会支持经营状况好、管理能力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跨区域发展;鼓励同一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划内尚不具备跨区域发展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在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原则实现资本重组和联合,有效整合金融资源,进一步拓展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空间,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支持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收购、兼并周边地区城市信用社。监管政策的调整,为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向区域性银行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城市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大的改革舞台和发展空间。银监会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2004年4月,刘明康主席到合肥市商业银行调研,对实施合并重组的意见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也多次表示鼓励和支持省内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2005年年初,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议题列入了省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省金融改革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正是有了政策保障和领导支持,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工作才得以起笔破题。
地利:经营的良好基础。首先要有较大的经营数量基础。截至2005年9月末,参与此次重组的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资产总额460.80亿元,负债总额439.76亿元,整体上总资产年均增长率为29.5,存款年均增长率为38.34,贷款年均增长率35.81,在全国113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其次要有较好的经营质量基础。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经营质量一直较好。按“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率为3.38,在银监会2004年度全国评级排名中,4家被评定为一类行、2家被评定为二类行,7家城市信用社在全国的排名也比较靠前,形成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安徽现象”。第三要有相对均衡的经营实力基础。参与合并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规模上相当,在风险程度上相近,在内部管理上相似。在这一前提下,各方才有平等的话语权、参与权,才能够站在同一平台上,共谋合并大计。这是合并重组的“平等进入”方式与购并重组那种“以大吃小”、“以强吃弱”方式的根本区别。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中,除合肥市商业银行规模稍大外,其余的资产总额都在25亿~65亿元之间,基本处于同一档次;不良贷款比例最高的为8.1,最低的为2.2,悬殊也不太大。
人和:人才的资源优势。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安徽省各家城市商业银行一直十分重视吸收和培育人才,人员结构不断优化,储备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干部。此外,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较为有效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在人才使用、人才开发、人才储备方面都有一套较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才的各种潜能。
外向:业务的地缘突破。近年来,安徽省贼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已经突破所在城市的地域限制,开始将展业的触角伸向了周边市县,向那里的一些优质客户开展异地贷款或票据融资。城市商业银行向外地寻求优质客户的动机明显、动力强劲,对跨城市、跨区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提出了现实需求。与此同时,同一经济区划或行政区划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尝试业务交流与合作,这就为合并重组奠定了业务基础和信任基础。近年来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间在业务合作、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协作关系明显加强,建立了董事长、行长联席会议机制,相互开展了资金代理业务,签订了银团贷款合作协议。业务上的合作增强了彼此间合并重组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内需:联合的内在要求。由于资本实力、科技水平、机构布局的制约,以及资本充足率、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等监管指标的约束,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自身的生存压力较大,竞争弱势明显,缺乏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后劲和空间。它们迫切希望通过合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一步壮大经营实力
和抗风险能力,提高资本水平,实现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提高资产利用率和盈利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虽然“质量不差”,但是“规模不大”的制约也比较突出,它们对联合重组具有较强的内在需求,经过适时引导,很快走上了合并重组之路。
合并重组遵循的基本原则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需遵循法律、制度、程序设计的基本规则,将具有基本条件的“优势”化为合并重组成功的“胜势”。从安徽的实践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应遵循五条基本原则。
自愿性原则。自愿性是市场法则的体现,是平稳过渡的保证,是顺利操作的前提。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金融机构合并重组搞“拉郎配”,搞行政性重组、强制性合并,最终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使参与方“全军覆没”,使社会产生金融震荡。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作为城市商业银行所有者和出资人的股东要愿意合并重组,并继续保持对合并后银行的出资水平。首先,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组建者、最大股东和地方金融企业的协调管理者,地方政府的意愿非常关键。其次,实际掌控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自愿,可以为合并重组清除技术障碍;与城市商业银行“同呼吸、共命运”的内部员工的自愿,可以为合并重组构建稳定的基石。由于受利益的牵扯或观念的局限,一些股东、地方政府、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或银行员工的自愿性可能起初不强烈,这就需要通过宣传教育,进行正确引导,促使他们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调研论证和决策酝酿阶段,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对此我们深入到各地市、各行社,进行利弊分析、远景描绘,动之以利,晓之以理,最终达成了共识。在方案设计和实施中,我们又充分征求各方的意见,吸收采纳合理建议,不搞强行推进、强迫命令,从而使合并重组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
合规性原则。参与合并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不能让城市商业银行“带病”进入新的机构,也不能指望好银行消化差银行的包袱,更不能把“手榴弹”(参与方的一个个问题)捆绑成“炸药包”(合并后的风险积聚),不能把合并重组后的机构办成高风险机构的“收容所”。因此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履行职责,事先设定合理的监管指标,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资本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市值等指标上确定进入标准,达标的可以参与合并重组,稍有差距的可以自补,不达标的拒之门外。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合并重组时规定,只有在提取足够比例(50)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其他应计应提费用后,不良贷款下降、历史包袱化解、每股净资产达到l元人民币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方可参加合并。少数行社在个别指标上略有不足,原有股东——地方政府——通过购买、置换不良资产、直接注资补亏等办法使之达到监管标准,从而得以首创者的身份加入徽商银行,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先机。
合法性原则。必须以程序的合法性来保证和促进合并重组过程的规范、公正、透明和效率。任何法律程序上的偏离和疏漏,都会给银行合并过程带来不稳定,给合并的结果带来不确定。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所有操作程序都严格遵循《公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符合城市商业银行的章程。所有加入合并的文件都是经过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股东大会(社员大会)决议通过并授权董事长(理事长)签署的。所有合并的实施和结果,都报经监管当局审批、核准和备案。
科学性原则。根据监管当局的指引,合并重组后的徽商银行初步建立了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三会一层”架构,设立了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战略目标定位于“产权明晰、治理科学、资本充足、运营安全、信息真实、效益良好、具有城市竞争力的零售银行”,市场定位在“立足安徽、面向全国,依托城市、稳健发展,立足中小、面向三市,突出零售、立市发展”。经营机制设计为扁平化管理、事业部经营、条线型管控、团队式营销、客户制核算。建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劳资关系、等级与绩效结合的薪酬制度、股权与期权并用的激励机制、传统与现代相融的企业文化。
稳健性原则。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工作中,保持了“四个稳定”。一是保持经营秩序的稳定。监管当局制定了合并重组期间突发重大事件应急预案,向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派驻了监管小组,进行“贴身式”监管,加强了对贷款、资金汇划等方面的管理和监控,严防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法律风险。二是内部员工的稳定。合并期间一般不进行人员调动、岗位变动,并明示合并重组不裁人员、不撤机构、不降待遇,让大家安心工作、热心重组、放心展业。三是舆论导向的稳定。发挥新闻舆论的正面引导作用,及时收集分析舆情,畅通信息交流反映渠道,既避免了声誉风险的产生,又产生了舆论推动的效果。四是业务发展的稳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合并重组期间,做到改革发展“两不误、两促进”。到2005年11月底,全省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存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55亿元和60亿元,不良贷款余额减少2.11亿元、占比下降1.8个百分点。
合并重组实施的基本步骤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程序比较繁杂、环节较多,要抓好关键的几步。
方式选择。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在重组方式选择上,用了较长的时间,从理论到实践,从各个银行董事长到股东,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和市场人士,反复征询,最终确定了一个方式新、成本低、效率高的合并重组模式。该模式有两个要点,即一级法人的组织形式和吸收合并的重组方式。由合肥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徽商银行,以徽商银行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省内的芜湖、马鞍山、安庆、准北、蚌埠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淮南、铜陵、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7家城市信用社,各行社以原有股权,根据资产评估结果核算的折股比例,置换成徽商银行的股份,同时被合并方注销法人资格。
资产评估。在合并重组工作组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安徽省各城市商业银行共同审定了清产核资方案,以招标的方式选定了中介机构。评估中重点核查了各行社的不良贷款、非信贷资产损失、固定资产增值、抵贷资产减值、应收利息、应付利息、实收资本等项目,按照同一标准对核查结果进行了相应地调增或调减,并统一按照核实的不良货款余额的50计提拨备,在此基础上再核算各行社的资产净值和每股价值,计算出折合徽商银行新股的系数,确定其在徽商银行的权重。
依法合并。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先后召开董事会(理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了同意参与全省城市商业银行重组的相关决议,由合肥市商业银行更名后的徽商银行召开董事会,通过向省内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定向募集股份的决议。2005年11月30日,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的董事长(理事长)共同签署了徽商银行合并合同书。
并账并表。在监管当局的监督指导下,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在并账并表阶段主要完成了四项工作:一是对会计报表进行合并,二是统一开发会计科目和核算程序,实行计算机的统一联网;三是统一企业形象设计;四是统一制定新的内控制度。以并账并表为标志,徽商银行步入了新型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之路。
合并重组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键问题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是着眼未来发展,解决现实矛盾、化解过去遗留问题的一项系统性工作,要取得成功,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操作方案切实可行。方案是合并重组的路线图,在制度设计上要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在实施方法上要有可操作性;在工作分工要有均衡性,使地方政府、监管当局、城市商业银行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在时间安排上要有紧凑性,方案一旦确定下下来,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能出现停顿、阻滞。
二是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涉及到股东、地方政府以及董事会和高管层的利益。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直接影响到他们参与、支持合并重组的积极性和动力。股东主要关心原有股本是否缩水,董事会和高管层主要关心经营管理权是否被削弱,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对当地的贷款投入、税收是否缩减以及人事权是否缩小。有鉴于此,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在重组中充分兼顾了各方的利益。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资产评估,处置、消化了一大笔历史包袱,使原有股权价值都有所提升,股东对此感到满意。按照“一级法人,分级核算、单独考核、绩效挂钩、科学授权、兼顾地方”的原则,各城市商业银行转变为徽商银行的分行后,实现权责利对等,原有董事长和高级管理层都得到留任、重任或提任,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对参与重组的各城市商业银行所吸收的资金,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充分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徽商银行在信贷安排上考虑优先支持城市商业银行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在税收方面,按照保证基数、增量分成的原则,确保了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度有增无减。
三是抓住时机处置风险包袱。安徽省有少数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长期挂在账上,致使这些行社的净资产不足,暂时达不到合并重组的监管标准。监管当局和重组工作组抓住合并的机会,在不降低准入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与有关市政府充分协商,确定了“谁组建、谁负责、谁弥补”的原则。有关市政府通过收购剥离不良资产、以优质资产置换不良资产、直接注资补亏等形式,一举处置了4家积累多年的风险包袱2.89亿元,使这些机构以较为“健康的躯体”加入徽商银行。
四是地方政府引导而不干预。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和地方管理当局,在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借助地方政府推动力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避免行政干预的负面影响,确保合并重组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地方政府的干预一般有三种表现:实施行政命令,搞强行合并;插手人事安排,干扰建立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重组后的城市商业银行开出更大的贷款“账单”,进行“点贷”、“诱贷”,造成信贷资金的过度集中。在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中,地方政府充分尊重参与各方意愿,只做协调工作,不搞强迫命令;充分尊重股东大会、董事会对有关人员的选举和聘任结果,充分尊重监管当局依法审查任职资格的职责;支持徽商银行把服务“三市”作为信赁支持重点。这种良好局面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领导正确的金融观,还在于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为地方经济发展预期平添了新的利好因素,在于监管当局的“立足银行为政府计、立足政府为银行计”的工作策略。
五是重组政策与监管规定协调一致。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是根据银监会《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的精神而进行的,重组的每一步工作都报监管当局审查和认可,确保重组政策与监管规定相一致、重组步骤与监管措施相衔接、重组手段与监管要求相协调。其中监管当局的能动性极为重要。安徽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是在银监会领导及有关监管部门关心和指导下开展的,安徽银监局直接参与了重组工作。银监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坚持做到:主导调研论证但不代替决策,提出可行性报告和重组建议,交由地方政府决策;参与重组工作但不越俎代庖,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政策把关、监督指导,具体实施由参与各方自行负责;主动开展协调,促成重组成功,但决不牺牲监管原则,不丧失监管者本色;严格审查监督但不苛求于人,既监督从严又做到特事特办,不等不靠,主动汇报,让银监会在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得到信息,保证了在银监系统内部的协调统一,提高了工作效率。(作者:安徽银监局局长杨家才)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新路径-合并重组》完毕!
第二篇: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
摘要:城市商业银行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和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它具有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然而它又具有立足地方、服务中小企业和城市居民的先天优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城市商业银行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走联合、重组、并购和上市的资本运营之路。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战略
1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诞生主要是为了解决城镇个体工商企业“开户难,结算难、存款难,贷款难”的现实问题。当时城市信用合作社总体的状况可以概括为:机构数量多,经营规模小、人员素质低、资产质量差。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增加这些机构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也为了方便实施切实有效的监管,从1995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合并重组城市信用社、城市合作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05年9月底,中国已建成城市商业银行113家,资产总额达到18833亿元,占所有银行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为
5.1%.营业网点数接近6000个,从业人员则超过了1O万人,业已成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全国的11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大多是由城市信用社、城市内农村信用社及金融服务社合并而来,所以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从诞生之初起就具备了其先天不足的弱势:
(1)城市商业银行的基础比较薄弱
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成立的时间不长,普遍规模较小、基础比较脆弱,特别是目前资产质量不高直接成为制约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原因。造成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过大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就是在城市商业银行组建初期,由于缺乏管理和有效的制度制约,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清产核资工作不严密、资产质量风险、财务风险没有得到充分披露和没有建立相应的风险准备造成的;另外,地方性行政干预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以及社会总体信用不佳造成的银行资产状况的恶化,加之近些年监管不力所导致。
(2)城市商业银行区域性、地方性特征明显
城市商业银行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基本上都由原来各地市的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成。由于其经营范围受区域性限制,决定了其业务经营受到狭小的地域限制。因此,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特征十分明显。随着入世保护期的结束,外资银行在我国经营的地域限制将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11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却没有一家实现跨区经营,而全部是局限于所在城市的“盆景式生存”。
(3)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不完善
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未能根据经营管理需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在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造成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薄弱,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道德风险较高,个别城市商业银行违规、违法经营情况比较严重,业务拓展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金融分析和管理水平,员工素质也亟待提高。这一切都制约了城市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
(4)个别地区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突出
由于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组建前后没有按照人民银行的监管要求剥离和处置历史遗留的包袱,加上个别银行在经营管理思路中存在的问题,一些银行的风险越来越突出。在城市商业银行总体资产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呆帐核销的力度明显不足,这无疑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埋下了隐患;另外,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难以达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抗风险能力弱,又缺乏科学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越来越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挑战大于机遇。外资银行的进入势必导致进一步瓜分国内市场的加剧,各家银行将倾尽全力争夺市场份额和客户群体,这对实力较弱、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是不利的;同时外资银行先进经营理念的实施,先进管理模式的引入,先进产品和服务的全面展开,先进人力资源战略的运用都将给正在发展中的城市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
2当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战略定位
金融管理层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目标定位是“市民银行”,即它们主要面向城市居民和中小企业提供零售金融服务。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以及机构性质决定了它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经济这一根基;其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决定了它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城市居民的特性;员工素质、内部管理、经营水平以及风险控制等与大企业、大集团、高新技术企业不相适应。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的自身特性决定了立足地方、服务中小企业和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首先,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开看,个体、私营经济是我国各种经济成份中的最具活力的部分,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已是势在必行。中小企业虽然存在机制灵活的优势,但是在发展中经常遇到融资难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资金需求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就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作为一家地方性金融企业,城市商业银行应当充分把握国家这一经济发展脉搏,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其次,从金融行业环境来看,目前,我国的金融格局基本上仍是国有银行一统天下,而且国有银行出于规模经营的利益考虑,主要以国有大中企业为客户对象,为其提供信贷资源。广大的中小企业则普遍存在资金不足、融资困难,这种情况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协调的。针对此状况,国家在近期加大金融改革力度的措施之中强调“应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机构体系,加快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建设,实现多种形式并存、分工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这表明,改革旧的金融体制,建立非国有独资的甚至是完全民间经营的金融机构,逐步实现金融机制机构在所有制上的多元化和经营规模的多样化,是新形势下的需要。随着这项改革的全面推行,将为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提供发展的宽松环境。
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给出了明确的思路:“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就推动城市商业银行风险防范和改革创新指出,城市商业银行要抓住机遇,加快实施改造和重组。通过资产置换、增资扩股、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等手段,综合化解历史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机制。银监会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实施联合重组。通过联合、并购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共同发展,从而突破单个城市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
因此针对当前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目标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增强资金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股权结构,优化法人治理结构;稳步扩大规模,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提高盈利能力,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4城市商业银行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资产重组手段进行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
不良资产比重过大、资本充足率较低是目前压在城市商业银行头上的两座大山,而通过资产置换、不良资产剥离等手段就可以有效的解决以上的问题。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在200
2年,山东省交通厅与威海市政府签订了《贷款置换剥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协议》以解决威海市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多和累计亏损严重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威海市政府指定具有贷款资格的承贷单位,向威海城市商业银行借款人民币8亿元,收购该行等额不良贷款本金及表内、外利息。由于该贷款是专项用于剥离不良资产,不同于一般经营性贷款,根据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威海市财政的承受能力,威海市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同期同档次法定利率计收利息,其中超出成本利息部分在扣除按规定缴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后,由银行回购核销等额不良贷款本金;贷款利息列入威海市财政预算按季支付,本金通过逐步核销及政府享有的投资分红逐步偿还。威海市城市商业银行这种以政府贷款置换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有效的化解了银行的风险,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2)以体制联合与合作形式推进城市商业银行做强做大
从当前商业银行的状况看,彼此间加强联合与合作,走联合发展之路是一种必然选择。这不仅是顺应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和银行业务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城市商业银行应对“入世”挑战,寻求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客观要求。
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结成战略联盟是一种较为紧密的联合形式,成员之间从业务往来、经营战略,对外关系上开展全方位的合作。首先,联盟成员间业务上加强合作,建立联盟内统一的电子联行系统,开办通存通兑等业务。其次,在经营策略上,联盟成员应协调一致,避免内部过度竞争。这一种做法就是在全国按大经济区组建城市联合商业银行。该银行按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设立,为一级法人,总行设在区域内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在辖区内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这样,全国可组建5-8家城市联合商业银行,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公会,形成全国城市商业银行联合体。城市联合商业银行,仍以辖区内各城市的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积极参与大企业、大项目的生产和建设。各城市的政府部门通过行使股东权力参于对城市联合商业银行的管理,不直接干预其经营活动。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城市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比如,2001年,深圳、南京、贵阳、大连、武汉、杭州城市商业银行发起构建了“六行战略合作体系”;2002年,以大连市商业银行为联盟主席的东北地区14家城市商业银行共同组建了“东北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2005年12月,在吸收合并安徽省内的芜湖、马鞍山、安庆、淮北、蚌埠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徽商银行正式宣布成立。应该说,对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通过类似的业务合作和合并来提升自身实力,争取发展空间,将会成为一种主流的做法。
(3)采取市场并购手段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追求成长有两条途径可循,一是寻求内部增长,即在内部追加投资,扩充资产总额和金融产品生产规模;二是追逐向外扩张,通过并购迅速提高资本和资产规模,并借助协同优势提高竞争力。随着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之间通过收购、兼并等多种途径进行资本和资产的优化和重组势在必行。城市商业银行属于银行业中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除与不利地位,因此大多数的城市商业银行迫切要求通过资本和资产的重组,实现资源的整合。
在城市商业银行的重组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异军突起,成为继外资之后介入城市商业银行充足的另一股重要力量。兴业银行跨省收购佛山城市商业银行就这一重组方式的典型。因其首开股份制业商业银行跨省收购城市商行的先河,备受各方面关注。兴业银行2004年9月中旬进入对佛山城市商业银行的尽职调查阶段。收购完成后,佛山城市商业银行所属二十多家机构网点全部改换兴业银行的招牌。兴业银行希望通过收购佛山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佛山金融市场,促进兴业银行进一步做大做强。除了看好发展前景,将佛山市商业银行二十多家机构网点尽收旗下,是兴业银行收购佛山城市商业银行获得的最快的回报。在这一点上,兴业银行的收购举动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将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长期以来,股份制商业银行
一直苦于经营机构网点太少,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不仅投入大而且业务走上正轨也需要假以时日,至于跨区设立新机构更由于监管部门设立的门槛较高而难有一个理想的发展速度。而通过介入城市商业银行重组,不仅可以相对低的成本实现机构规模的扩展,而且可以迅速进入当地市场,这对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好的机遇。
(4)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良性发展
长期以来,城市商业银行的产权不是很明晰,内部治理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地方政府仍然在各城市商业银行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它们对银行经营活动的干预较多。近几年来,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优化股权结构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起点,城市商业银行如果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国内外高素质的战略投资人,就可以实现股权的多元化,降低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中的“一股独大”的地位,可以有效解决城市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现象。另外,如果城市商业银行能够实现上市就可以建立起常态的资本补充机制和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国内实现上市的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在这两个方面有很大提高,特别是上市为其保持快速扩张势头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
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讲,资本补充和公司治理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借助外力的推动,通过引入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城市商业银行至少可以借鉴国内、国际先进经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尽快建立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二是可以引入先进管理技术、管理理念和公司制度;三是学习国外同业产品,加快产品创新步伐;四是补充资本金,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另外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进行更有效的资本运营,进而更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间的联合以及并购重组。比如,北京市商业银行在准备上市之前成功引入荷兰国际集团和德意志银行两家外国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这无疑为其他城市商业银行提供了宝贵的成功经验,有理由相信,加入WTO以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的逐步开放,城市商业银行业这种内外资的嫁接还将不断的上演,这也必将给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带来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兰州市商业银行:《准确定位规范经营科学管理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三次会议材料[R].[2]陈愚。在深化和加快金融改革中的城市商业银行市场定位问题。广西金融研究[J],1998,11.[3]赖小民:《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三次会议材料[R].[4]刘剑锋。城市商业银行发展面临的困难及策略选择。金融研究[J].1998,9.[5]王辉民。城市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济南金融[J],2000,12.[6]阎冰竹。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金融[J],1999,1.[7]吴明理,于雷。行政行为与监管行为的动态优化:威海市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化解个案研究。金融研究[J],2003,3.[8]马志斌。城市商业银行应走联合发展之路。金融教学与研究[J]
第三篇:城市经济区划研究城市发展路径探讨
城市经济区划研究与探讨
摘要:城市经济区划研究是用以城市为核心的一体化视角探讨经济区域划分的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日趋鲜明。在这些趋势背后必然蕴含着一定的规律趋势着区域城市空间一体化的发展。总结和发现这些规律,用来指导城市经济区划的原则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在经济区划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城镇体系中具有巨大吸引力。探索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是目前中国城镇化前进和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在回顾我国经济区划历史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经济区划在我国经济区划体系中存在和迫切需要改变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城市经济区划的经验,探索我国城市经济区划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的原则和方法。关键词:经济区划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
一、中国经济区划的历史沿革
我国早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就提出了当时所谓的“大三线”建设,并将中西部作为重点发展地区,形成经济地带,但城市的中心地位却仍然受到抑制,缺乏独立的经济自主权不能超越行政所赋予的权限直接同其他城市和地区发生直接经济联系,这种情况知道改革开发之后才逐渐得到缓解。这一阶段我国基本不具备实施城市经济区划的空间基础和条件。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国务院调整了经济区划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开始重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而1987年的“七五”计划中提出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方法对我国城市经济区域划分影响最大。“七五”计划提出要在以往经济协作的网络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伤害经济区,东北经济区、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京津唐地区,西南四省区和全国一级经济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以省会城市和一批口岸与交通要道城市为中心的二级经济区网络,发展以省直辖市为中心的三级经济区网络。随着我国城市及周边区域发展地位越来越突出,“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条件,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十一五”计划中又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市化,将7大城市群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大纲中。
二、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存在的问题
经济区划分是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中国经济界的高度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经济区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愈加凸显。由于城市是区域经济的节点,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城市发展不再是过去单一孤立的发展阶段。若干大城市地区互相重叠,渗透,融合,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城市与城市周边区域组成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复杂系统。城市群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主体。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向外围地区拓展,城市与城市外围融合发展成为了一种自然发展的趋势。中国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若干全国性,区域性和地区性的都市区,城市经济区和城市经济密集区的一体化发展已经出现。然而我国城市经济区划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1)我国城市经济区域一体化没有得到完全释放,城市经济区划方案或多或少
存在着被行政行政区划束缚的问题。各地方政府追逐各自地方利益,忽视
区域经济合作的共赢效果,不顾经济区的整体利益。现有的区域合作模式,比如论坛,联系会议都没有得到制度保障,使区域合作容易流于形式,仅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对话,而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合作的地方政府之间大都是平级关系,彼此独立的行政决策使区域内部信息的交流共享难以完全实现。因此没有刚性的约束制度,经济区域合作自然流于形式,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
(2)基础层次的城市经济区划缺乏深入研究,全国性的区划方案大都是以分析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为主,小城市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考虑,所以在以中小城市发展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区划没有得到足够的空间发展。缺乏中小城市研究,使得我国城市经济区划难以得到有效实施,成为城市经济区域发展的重要障碍。
(3)我国城市经济区划或多或少存在着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协作特点,对市场经
济要求体现不够,国家从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指导,城市经济区被动朝向指定方向发展,导致经济区的地域性和经济协作特点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4)我国我国城市经济区划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也给区划研究和区划方案的提
出带来了许多问题。虽然我国城市经济区划方案很多,但理论之间缺乏共同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方案之间彼此无法互相说服。
三、国外城市经济区划的经验
城市经济区划在国外实践中产生了大量值得借鉴的方法与经验,并在很多国家成为区域统计的标准体系。国外城市经济区划方法一般分为以都市区划分和以都市区为核心的更大范围的城市经济区划分两类。而城市中心的划分又分为三类,一类是加拿大,美国,德国为代表的以都市区为中心。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城市化地区为中心。三是以葡萄牙为代表的以就业区为中心。
城市经济区划方法一般都是首先通过人口规模、就业水平和交通状况来确定城市核心,然后通过经济联系寻找与中心密切联系的外围区域。由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通勤时代,通勤指标易于获得,同时它又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指标,因此目前国外对于经济联系的衡量所采用的指标多为通勤指标。也有很多过久认为商品流可以用来衡量经济联系,但是由于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因此不是作为研究经济联系指标的首选。城市经济区划中设计通勤区,就业区的划分一般由劳动部门和统计部门来进行,综合性的规划区和都市区的划分由规划部门,产业部门参与进行,同时大学学者和专家也参加到经济区划分工作中。区划主要要于社会经济分析和劳动力市场分析。
四、城市经济区系统的框架
城市经济区划的作用对象是城市经济区系统,研究城市经济区的概念,特征是合理进行城市经济区划组织的基础。其实城市经济区是功能区的一种,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关系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区域利益从而形成了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协作关系。功能区内地区间相互关系往往都有一个城市在主导。经济区域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占统治地位,此时贸易流动不发达,在广泛的范围内分布着一些小城镇,影响范围小,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很弱,大量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孤立存在,彼此之间无法联系。此时各个城镇各自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并无真正意义的区域经济存在。第二阶段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地域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逐渐冲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开始在利
益的驱使下在一定区域内进行流动,地区之间开始出现劳动分工,谋求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地域较好,有足够优势的城镇开始发挥其集聚经济的效益,中心城市开始出现。中心城市依靠周围中小城镇吸取劳动力以及生产原料,今儿扩大发展。此时经济区处于中心集聚阶段。第三阶段随着地区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加强,外围地区逐渐得到开发。外围地区不仅以它的资源支持原本形成的中心城市的发展,而且开始分担中心城市溢出的功能,进而促进外围地区的新发展。第四阶段,外围区域逐渐发展并扩大,形成一个又一个的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市,城市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区,单一中心城市逐渐转变为不同层次的多中心城市,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分担,城市之间有明确分工,谋求最大利益的城市经济区。因此每个城市经济区都是由中心城市及围绕其运作的相对稳定的外围地区组成的,每一个中心城市都有与之等级层次相对应的吸引和辐射区域,形成从上到下的具有完整结构的城市群。越是大城市,其影响范围就越大,其所在城市经济区的范围可以与其他城市经济区产生交集。区域的中心城市对比其层次低的城市具有吸引作用,低等级服务业以及分配到的资源也比高等级城市分配到的资源低。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等级从属关系的城市经济区等级系统,低一级的城市经济区总是从属于与高等级城市的吸引范围中,城市经济区系统也因此形成一种纵向联系,明确分工协作的城市网络结构。在我国,目前形成了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大中城市为节点的第一层次城市经济区,以各省会为核心,在其吸引范围内集聚的若干中小城市群形成的第二层次经济区。城市经济区内个组成部分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更新,此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不断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外围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生产力得到不断提高。这样,原有的小城市成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成为大城市,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区由单中心向双中心,再到多种的转变。经济区内的城市得到不断发展,各自的职能也得到不断提升,从而使经济区内的联系更加紧密,城市经济区进一步发展。这是城市经济区由小到大,由低等到高等,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五、城市经济区划的原则
城市经济区划的原则建立在对城市经济区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下。因此城市经济区的城市核心和功能一体化决定了城市经济区功能一体化原则和中心性原则。由于中国城市经济区划方案缺乏对话平台,彼此之间无法说服。缺乏基础性研究是我国城市经济区划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需要自下而上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划。因此城市经济区划原则为:功能一体化原则、中心性原则、边界原则、自下而上的原则。
(1)功能一体化原则
城市经济区的功能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联系,而经济联系又带动空间上的联系。功能一体化原则具体表现为经济中心与吸引范围相结合的原则,区域分工与协作原则。经济中心与吸引范围相结合的原则来自与对城市中心性的认识。中心城市利用其集聚效应对其外围地区形成强烈的影响,并吸收利用外围地区所能提供的劳动力,资本。而外围地区通过接受中心城市溢出的产业,发展自身,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外围中小城市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城市结构。区域分工与写作原则是在于强调地区之间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通过利用每个地区自身的自然优势和区位优势,发挥自身的长处,城市之间相互协作,促成利益最大化。对我国城市经济功能一体化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区发展阶段不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都市群已经成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起到枢纽性的关键作用。我国的城市经济区研究大都集中在这三大都市群。而其他
地区的经济区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东部大多数省区的大中城市比较发达,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东部城市群功能一体化已经进入一个较高阶段。而中部地区基本正在进入城市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在空间上正在出现城乡相互交错,界限模糊的形态。并向着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方向发展。但中部城市群存在部分省会城市首位度偏高,其他城市地位不够突出的现象。西部城市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以小城市为主,主要是地级市城市呈孤岛式发展,城镇之间联系较小,辐射能力弱,核心城市偏少。
(2)中心性原则
我国的城市经济区划的中心根据各地区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两种选择:一是以都市区为中心,二是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在功能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城市经济区划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联系的枢纽。枢纽地位使得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核心和重要驱动力。各种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源汇集于此,成为城市区域经济的重要节点,这是城市经济区划中心城市的最重要功能。二是中心城市要具备一定的发展规模。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区的发展,城市经济区的中心必然要经历从城市到城市群的转变。
(3)边界原则。城市经济区的界线与行政界线不同。有学者认为城市经济区的界线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存在过度地带,处于边界的地区具有多重归属,所以不可能也不必要严格的画出具体界线。我国目前关于城市经济区的方案都没有给经济区划分明确的界线,都是以长江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命名。而另有学者认为经济区应该划分界线,并且与行政界线保持想通,并可以根据经济联系的现状对行政区界线进行调整。从理论上来说城市经济区的边界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条过渡带。过渡带的大小受中心城市影响力的约束。现实当中一个地区受中心城市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城市的干扰。中国的经济区划受行政区划的约束和影响非常大。在我国目前的行政区经济下,经济中心和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经济职能从行政区分离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在保持城市行政经济一定完整性的前提下,使某些区域适当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做一些可操作的尝试。
(4)自上而下原则
我国的经济区划由于资料的限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基础城市经济区划,缺乏基础城市经济区划的共识,使得我国过去自上而下进行的城市经济区划缺乏对话的平台,彼此之间无法说服对方。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城市经济区划的问题分析。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区划一般都是以行政基本但与自下而上地来进行城市经济区划。城市经济区划分的过程一般都是根据城镇化人口规模标准选择中心城市,并确定中心城市外围形成的单中心城市经济区。然后根据单中心城市区的不断反战和相互作用,形成多中心城市经济区,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城市经济区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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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崇辉著 2006 行政区划窠臼内的中国经济区划2006特区经济
第四篇: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模式路径选择
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模式路径选择
刘庆斌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中央历来都非常重视。如何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民增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一个功能完备、高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面临着资金供应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难以获得贷款、民间借贷活跃、农户小额信贷不能完全适应农户的需求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比较单一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农村商业银行运行模式和改革路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瓶颈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困境
(一)市场竞争的加剧与传统客户的流失。在许多地区,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异常激烈,由于受到其他金融企业的挑战,生存空间在骤然缩减。有许多由农村商业银行扶持成长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后,受规模限制,农商行仅凭借自己的实力已经无法满足其资金需求。因此尽管这些企业仍然与农村商业银行保持着一定的业务联系,但是更多地求助于国有商业银行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很多地方的农商行因此失去了跟随发展的机会。
(二)政策负担与权利缺损。作为农村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承担着国家支农、扶农的义务,但国家至今并没有按照有关农业的优惠政策和支农份额的多少制订出相关扶持政策,农村商业银行更是失去了农村信用社加快消化历史包袱的政策优惠。在监管政策上,农村商业银行又因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资本充足、各项准备等计提必须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准执行,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两者监管指标之间,始终依照从紧、从高的标准进行考核评价。在跨区机构设置上,农村商业银行只能在县域以下,而对于县级以上的城市,则基本将原先的农村金融机构排除在外。这种政策安排,使得像原本有很强生机活力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空间严重受阻,使得其作为合作金融机构或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应该享受的权利两头落空。
(三)法人治理结构虚化。尽管农村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按要求建立了一整套的现代银行治理体系,但是在现实运作中并未完全落到实处。例如,按照现代企业的经营原则,银行的管理者应当由股东任命,然而目前农商行高管的任命权有相当部分掌握在省联社手中。董事长候选人产生方式按《公司法》规定由董事会提名,但省联社拥有提名权;董事长和行长可以由省联社提名,而且即使按章程由董事会选举或任命,也需报省联社核准同意。这种安排与真正的现代银行法人治理体系还有一定距离,它这不仅导致了农商行经营自主权的缺损,也不利于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和银行的长远发展。
(四)缺乏针对性的监管安排。在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管方面,目前更多地是依据一般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对于农商行的特殊性考虑不足。例如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主要以传统信贷业务为盈利途径,盈余公积的增长始终没有信贷规模的增长来得快,而目前监管当局为推进巴塞尔协议Ⅱ监管指标,明确要求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保持10%以上,这使得农村商业银行在支持“三农”发展中受到的资本监管约束越来越严重。
二、期待“给力”: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改革的路径选择 分析农村商业银行在发展中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造成这种困局的因素有很多,如历史原因导致的法人治理不完善、人力资本不足、经营经验缺乏等等,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政策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
中国设立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原因在于普通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然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会带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在我国的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当中这种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农业在当前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非常之小且不断下降。在这一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应该选择哪种模式能够实现快速发展,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乃至农村本身不断缩小蜕变的时代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往何处去?
在城市与农村不断融合的趋势下,很多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已经大大弱化,它们所更需要的是对其第二、三产业的金融支持。与此同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城市股份制银行向农村地区的渗透不仅在挤压着原有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而且事实上也是对后者职能的一种替代。所有这些现象都在提示我们,以往那种试图将城市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机构明确划分开来并让其各司其职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步弱化,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它能够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在这一体系之中,传统的农业金融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原有农村地区的企业和居民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金融需求,需要特定的金融机构为其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体系中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不应该是计划指定的,应该是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自行选择的结果,这样才能够保证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弹性与活力。在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时,必须要从上述视角出发,着眼于如何促使它们顺利地融入这一多层次金融体系,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一是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允许股权适当集中,形成相对控股股东,以提高股东的利益相关性,为其提供治理激励。其二是正确处理省级信用联社与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明确股东大会是农村商业银行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对银行董事会的高层人事任免权,保障农村商业银行享有完整的经营自主权。
(二)在明确农村商业银行的商业性质的前提下,通过政策的支持和优惠,鼓励和引导其服务三农。政府赋予农村商业银行某些具有政策性的金融业务时,应当以独立项目的方式采用规范的商业化模式进行运作,明晰其成本收益,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或经济补偿。这样不仅有利于农村商业银行的规范经营,同时也可以促进政策性金融业务效率的提高。
(三)调整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放宽准入条件。目前的监管安排一方面过于注重农商行的农村身份,与其目前面临的市场和经营状况存在错位,严重限制了其未来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则又忽视了农商行作为中小银行的特殊性,使其在与大银行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根据农商行的自身特点与农村地区的实际金融需求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监管规则。长远来看,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应当以规模、产权制度、业务性质等角度而不是“城乡户籍”身份作为出发点,以适应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性金融体系发展趋势。
(四)鼓励农村商业银行的跨区域发展,建设公平竞争环境。跨区域经营不仅是农村商业银行规模增长与业务扩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利于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地域性系统风险的降低。因此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当从支持、鼓励农村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并且帮助其解决由此产生的经营资源不足和风险防范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面对中小银行的资金清算与汇兑系统,是跨区域经营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保障公平市场竞争的一个有力措施,需要加以高度重视。
(五)为农村商业银行上市创造条件。资本金不足是当前困扰农村商业银行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资本金不足,不仅限制了农商行业务规模的扩张,推高了贷款集中度,增加金融风险,也阻断了农商行与长期企业客户共同发展的进程。农商行上市不仅可以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规范其经营活动,提高其管理效能。长期来看,上市也是农村商业银行转变身份,加入全国性金融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需要从建设与完善多层次综合金融体系的高度来看待农商行的上市问题,积极地加以扶持和鼓励。
(作者单位: 中共泰安市委党校管理学部副教授)
第五篇: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策略1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张建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负责人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在整合现有资源基础上,按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联合重组,通过联合并购,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共同发展,突破单个城市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
这位负责人说,当前及今后几年,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发展方向是重组改造和联合。要通过资产置换、增资扩股、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等手段实施改造重组,化解历史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内控机制。在满足各项监管要求并按有关规定达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银监会将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
异地开分行 盯紧中小企业
更名、引资、上市——非典时期,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对北京银行的指示,现在已成为城商行绝地突围的绝佳路线图。
据相关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数目达到了136家,其中有17家更名成功。在某网站的“2008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十大关键词”以其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有,“增资扩股”、“更名频繁”、“跨域经营”、“联合重组”等几点。
2008年,上海银行、大连银行、重庆银行等40家以上的城商行提出了“上市”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时,合作联盟、相互参股和业务联合也发展迅速。例如,南京银行购入18%的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北京银行则购入廊坊市商业银行总股本的19.99%;在合作上,2008年最亮眼的莫过于山东城商行合作联盟挂牌,山东省14家城市商业银行在保持现有法人地位不变的情况下,走出了城商行区域整合的“第三条道路”。
这一切都似乎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城商行在管理水平、资产质量、风险防控及经营效益等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实施跨区域经营乃至上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立足当地,走向全国”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
“要想国际化,必先国内化,区域化。”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的话道出领先城商行们的选择——“定位地区,谋求全国”。
而“城商行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忘记自己为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初衷”,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教授的话则是专家对城商行的提醒。
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服务中小企业历来是城商行的核心业务。而据悉,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通过四项政策来扶持城商行,以达到扶持中小企业的目的。这四项政策大体包括:在现有的货币政策上进一步给予城商行以优惠,如实行更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扩大城商行的存贷利差;给予城商行税收上的优惠,鼓励它们向中小企业放贷;支持城商行发行次贷以扩充资本金;适当放开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的城商行贷款规模。
“异地蛋糕”
“非典时期,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给北京银行的指示是:更名、引资、改制、上市,给北京银行带来一缕清风。现在,这八个字已成为城商行发展的最好途径。”
北京银行自2007年9月19日成功登陆A股市场后,跨区域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06年11月8日,北京银行天津分行正式对外营业;2007年10月28日,上海分行成立;2008年3月28日,西安分行成立;2008年9月22日,深圳分行开业。
四家异地分行成立后积极融入当地经济发展,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天津分行与上海分行均已实现盈利。西安分行和深圳分行资产规模已达30多亿。异地分行的良好经营为北京银行业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北京银行于2008年9月24日与廊坊市商业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功收购廊坊市商业银行19.99%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北京银行香港代表处也已于11 月正式挂牌设立,北京银行国际化进程迈出重要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