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权的保护与完善[五篇材料]

第一篇：配偶权的保护与完善

论配偶权及其立法完善

配偶权是男女两性依法结合为夫妻后，相互间基于配偶身份所享有的对配偶利益的专属支配权。配偶权是身份权的一种，是权利义务一体性的权利。我国现行《婚姻法》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对配偶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尤其是未规定配偶间的同居权和贞操保持权，漠视夫妻关系的自然属性，并对配偶权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因而有待完善。完善配偶权，主要应充实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并依据不同的配偶身份利益，设计相应的救济方法。

配偶权是人身权中身份权的一种，也是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内容。然而，我国现行《婚姻法》，忽视自然人作为个体所应享有的权利，对夫妻之间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涉足甚少，并对侵犯配偶权的行为缺乏应有的制裁机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建立正常的夫妻关系。因此，通过立法完善配偶权制度并建立有效的保护措施，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重大课题之一。配偶是指依照法定程序确立夫妻关系双方相互间的同一称谓和地位。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一旦建立，就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男女双方建立夫妻关系，互为配偶。

配偶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配偶权属于身份权的一种。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产生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特定身份利益所必需的人身权。

2.配偶权是权利义务一体性的权利。现代身份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身支配性质逐渐减弱，权利义务相结合的立法趋势日益明显。

3.配偶权具有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双重属性。

4.配偶权是一种支配权。

二、我国配偶权制度的现状分析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配偶权的规定，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夫妻双方都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二是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权;三是夫妻双方都有互相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四是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看，这些规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了出嫁妇女的权益，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然而，必须承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疏漏、粗糙之处，并在配偶权制度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三、配偶权制度的立法完善及其保障措施

完善配偶权，最关键的就是应进一步充实、健全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借鉴国外立法，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1.同居权。这是指夫妻之间互有进行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共同 1

生活的权利。同居权是夫或妻的权利，同时也是彼此的义务。

2.贞操保持权。贞操在旧时指女子不失贞或不改嫁，是强加给妇女单方面的义务，也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在现代社会，贞操是指男女不为婚外性行为的操行。贞操保持权是指夫妻之间互有要求对方保持贞操的权利。这是对夫妻双方在性生活上应该相互忠实的要求，强调夫妻之间互负不为婚外性交的不作为义务。

3.相互协作权。即在婚姻共同生活中，夫妻基于身份关系而彼此协作、相互救助的权利和义务。

4.日常家务代理权。它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的权利。5.其他权利。如夫妻姓氏权、住所决定权、选择职业自由权、失踪宣告权、死亡宣告权等，都是夫妻之间基于配偶身份而产生的权利。

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不但应确认配偶权的具体内容，而且应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措施。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为“裸体权利”，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法律应为各种配偶权利设计相应的救济方法。然而，由于配偶权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使得法律在规定救济方法时会有不少困难。总的来说，不同的配偶身份利益，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关于同居权的保护。2.关于贞操保持权的保护。贞操保持权的受侵害与忠实义务违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司法实践中，第三人与配偶一方通奸而使对方配偶的身份利益受到侵害，是一种最常见的侵害配偶权的行为。3.关于日常事务代理权、夫妻姓氏权、住所决定权、选择职业自由权等权利的保护。对上述权利的侵害，通常发生在配偶之间，受害配偶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排除。如果侵害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并造成受害配偶内心痛苦、精神创伤的，受害方可以诉请精神损害赔偿。对此类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应该慎重，不能随意扩大赔偿范围。

4.惩戒。对于违反配偶身份关系中所负义务，又不构成侵权责任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可依据《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之规定，对有过错配偶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民事制裁措施。2

第二篇：论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

论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

摘要：配偶权，配偶权应当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在我国，法律对配偶权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理论界对配偶权是否应当存在的问题却一直有争议。确立配偶权，有利于对受害者法律保护基础理论的完善，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利意识，实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结构，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配偶权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本文拟通过对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的分析，建议在我国应当确立配偶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立法。

关键词：配偶；配偶权；身份权利；身份利益

配偶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基本身份权利。我国立法上虽未完全确立配偶权保护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已涉及了配偶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修正案、《民法通则》虽然涉及配偶权的一些内容，但只是做了原则性和保护性的规定，对夫妻之间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不够明确、具体，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保护合法的夫妻关系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明确配偶权的概念、特征以及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这一问题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配偶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我国目前为止始终停留在学理探讨而非法定概念，其各家学者的界定也各有不同。中国法学界提出“配偶权”，其本意在于对婚外情的限制，2001年修订婚姻法，增加一条作为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配偶权的概念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上配偶权指夫妻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配偶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夫妻之间因互为配偶而享有配偶权，其核心是性权利。在我国，关于配偶权的概念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有“身份说”、“陪伴说”、“性权利说”、“法定说”等等，有鉴于此，从配偶权是身份权，具有平等性、支配性等性质来考虑，配偶权应当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在配偶权这个概念的理解上，首先，应明确的是不应仅局限在性权利上。现实生活中的无性婚姻，不能说当事人双方没有配偶权。其次，配偶权不应仅仅是身份权。夫妻双方有独立的使用姓名的权利这一配偶权，是典型的人格权内容。再次，配偶权还应包括财产权内容。最后，配偶权从广义角度还涵盖负担一定的义务。配偶权的实质在于对夫妻之间权利义务分配以及双方共同享有的权利和共同承担的义务及社会责任的确认。因此，应成将配偶权界定为自然人基于合法配偶身份而生的权利和义务。

配偶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首先，权利主体的特定性。配偶权的权利主体是配偶双方，其他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负有不得侵犯配偶权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权利义务的一致性。现代身份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身支配性质的逐渐减弱，权利义务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配偶权就具有权利义务统一体的特性。再次，配偶权的客体属于配偶身份利益，身份权是基于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民事权利。配偶权就是按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建立后，基于夫妻关系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权利，当夫妻关系终止时，配偶权也随之消失。当然，没有依法定条件和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程序确立夫妻关系也不享有此项权利。最后，配偶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支配性。配偶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配偶权的绝对性质，决定了由配偶专属享有，其他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均不能侵害配偶利益，更不能与其成为配偶、夫妻。配偶权也是支配权，配偶共同对配偶身份利益平等支配。

二、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

2001年《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两部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均未对配偶权作出明文规定，只有体现配偶权的内容。主要是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第13条：“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14条：“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第15条：“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第16条：“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第20条：“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24条：“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等。配偶权确立的有利方面

配偶权的确立，有利于奠定对受害者立法保护的理论基础；有利于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利意识，实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结构，促进社会和谐；有益于配偶权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

(1)配偶权的确立，便于对受害者法律保护基础理论的完善

配偶权作为一项婚姻家庭领域的权利，它是与婚姻制度相伴而生的。婚姻家庭生活所追求的幸福和谐，需要以权利义务的形式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规范，以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出了不少规定，如：“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等等。但没有对配偶权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这些规定在保护夫妻配偶权上苍白无力。如：对生育权的保护性规定。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生育权是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应在第16条增加规定：“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权，实行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的共同权利和义务。”同时，增加保护性规定，即生育行为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参与。如夫妻一方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或未经配偶同意采用人工生育技术生育子女，未经配偶同意为他人供精或供卵进行人工生育，视为侵犯夫妻共同生育权的行为，对过错方以及第三者应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2)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利意识，实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结构，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数千年的历史的文化传统对婚姻家庭生活上的影响很大。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在我国不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在屡禁不止的家庭暴力中，施暴主体绝大多数是丈夫，而受暴着是妻子，不少受害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配偶权确立后，受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侵权之诉，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也伴生了婚姻家庭领域的新问题。但由于现行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不明确，人们常常只能予以道德谴责。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配偶权加以确认和保护，侵害配偶权的第三人也将得到法律的制裁，比单纯的道德防线更能切实有效的保障婚姻关系。

(3)有利于完善配偶权受到侵犯时的法律救济

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基于主观故意实施了侵害权利人配偶权的行为并使该权利人遭受人身、财产及精神损失或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现实生活中，常见

的侵害配偶权的行为是第三者与配偶一方通奸、姘居、重婚导致夫妻违反忠实义务而使对方配偶身份利益遭受损害的行为。在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实施侵害无过错配偶一方的配偶权时，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是考虑到配偶权的特殊性，有时无过错配偶一方可能念及夫妻情分或其他原因而原谅了配偶方，那么无过错配偶一方可以仅请求追究第三者的侵权责任，有权请求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继续履行等责任，造成无过错配偶方的财产造成损失和精神创伤的，还可以请求判令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当侵权人是配偶时，还可以提起离婚请求。配偶权确立的不利方面

配偶权的确立，有利于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和稳定和谐的婚姻家庭的建立。但上已述及，配偶权是一项私权利，涉及婚姻家庭问题。法律过多干涉私生活领域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1)法律不应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私生活

婚姻家庭问题大多是当事人的私生活问题，法律过多地干涉私生活领域，加大了对道德违法的处罚。婚姻家庭生活是典型的私生活领域，对于私权范畴的纠纷，法律的调整相对来讲较为被动。配偶权的内容大多是精神性或伦理性的，如同居义务、忠实义务等，至少目前应当以伦理道德的调整为主，法律不宜过多的予以干预。用“配偶权”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与人性的本能相违背。现代社会，不少人认为性的满足和家庭的责任是互不冲突的两件事。配偶权中忠实、性生活等内容是基于人的本能而生的，性冲动是人类原始的行为，不应该被所谓的“家庭责任感”或者“对爱的忠诚”所限制。配偶权的确立，必然包含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婚外性行为是典型的侵犯配偶权的行为，这不能顺应人类追求性解放的潮流。

(2)法律明确配偶权的部分内容，具体操作上存在障碍

配偶权确立后，为了保护配偶权的实施，应当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这将有可能不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配偶权属于亲属法中身份权的一种，隐私权则属于人格权法中人格权的一种。二者的冲突往往发生于当事人对其配偶的婚外恋捉奸的过程中。要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就要明确第三者，这就需要受侵害方举证，而第三者对其权利的侵害往往是隐秘的，如果想要获得发生性关系这类关键证据，难免会涉及到第三者的隐私权。这就产生了两种权利的冲突，需要明确两种权利的保护倾向性。

(3)配偶权的确立，不必然能够维护家庭的稳定

配偶权的确立，未必能够维护家庭的稳定，还可能导致婚内强奸合法等恶性结果出现。配偶权确立，明确了侵犯配偶权的法律责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金钱赔偿，从而有可能导致“婚外恋”的侵权人金钱赔偿后继续婚外性行为。而过于明确夫妻双方过的权利义务，两人结合不是情感而是一纸权利义务的合同，缺少了家庭的温情感。我国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仍然要行使做丈夫(或妻子)的权利。这个“权利”其实就是配偶权中的同居权。夫妻同居权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后，所享有的要求对方和自己共同居住于某一场所，进行以性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共同生活的权利。同居是指合法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包括夫妻共同寝食、相互辅助和进行性生活。这一特殊的人身方面的义务，实际意味着配偶间正常性自由和配偶以外不正当性生活的无自由或禁止。将这种权利在法律明确予以保护，可能会助长某些不良社会风气。

配偶权的确立是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趋势。配偶权的确立，便于对受害者法律保护基础理论的完善，将相应明确诸多相关权益，扩大法律保护的具体范围。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配偶权加以确认和保护，侵害配偶权的第三人也将得到法律的制裁，比单纯的道德防线更能切实有效的保障婚姻关系。有利于配偶权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至于配偶权确立的不利方面，应在立法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在确立后加以完善。

第三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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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

论文摘要: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具有相辅相成?相互支持和促进的关系:知识产权法通过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鼓励技术创新来达到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通过维护正当竞争秩序?制止非法竞争行为来达到相同之目的?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协调两者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关系,充分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性权利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反限制竞争?禁止滥用独占权利?反不正当竞争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协调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在权利人与竞争者?社会公众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使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互配合,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现有效竞争目标上的离合

知识产权法主要是运用私法的方法来关注竞争价值,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主要以公法的方法来介入和调整存在于私法领域的竞争关系?二者在促进竞争这一点上,其实有趋同的一面,可谓殊途同归,只是由于两法调整手段和目标重心的差异,以及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垄断权的性质,其经济权能的呱呱知道网 zhidao.zhiguag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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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与促进有效竞争的要求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冲突?这主要表现为:权利主体在行使知识产权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或凭借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之目的,从而直接触犯了竞争法?具体表现主要有: 第一,知识产权法确立的垄断会限制产品的产量?流通量,会维持较高的商品价格?例如,如果没有专利制度,一项发明就可以被他人自由采用,产品的产量就会迅速提高,价格就会下降?而在专利制度下,除非有专利权人的特别授权,只有专利权人可以使用其发明的技术生产产品?因此,产品的产量会受到限制,并可能维持一种较高的价格,即使专利权人将其发明的技术许可给他人使用,被许可人也要向其支付费用,这笔费用转移到产品的成本里面,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此外,专利权人在向被许可人许可使用该项技术时所做的其他限制,通常也会影响到产品的产量和售价? 第二,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结果,可能会违背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阻碍技术进步?如某一发明人就某项发明被授予专利权之后,其他人就可能会丧失在相关领域中进行研究探索的信心,因为这种研究很难避开专利权人已经获取的权利?在此情况下,专利制度没有起到激励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作用?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可能会提高某些行业的集中程度?如果某一行业中有一家或数家企业拥有某项专利技术或近似的几项技术的专利权,就会使得该行业成为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使得新的竞争对手无法进入该产业领域?有时,某一行业中的几家企业还可能通过专利技术的交换或相互许可,使得每家企业侧重于某种产品的生产,从而削弱或消除它们之间的竞争?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潜在冲突,实质上反映着特定情况下私人财产权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兼顾与平衡,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体现公众利益的公法规范,可以直接干预私权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使应服从竞争法的必要干预,对知识产权领域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精神的滥用权利行为施以严格的控制,从而使两部法律的规范目标最终整合到促进市场整体的有效竞争?社会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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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之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各国普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放入了一个一般条款”,这种立法特点决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所作为?例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背善良风俗,可向其请求停止行为和损害赔偿?”与宣示基本原则的法律条款不同,一般条款是一种由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构成的法条化或规范化了的法律条款,比原则条款更具体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它又与那些禁止某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条款不同,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是将法律中没有列举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全部纳入?这种立法模式,即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相结合的方式,对后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继德国之后，瑞士?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纷纷效仿?公约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目前,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还没有如同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那样可以独立适用的一般条款?因此,在修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应考虑增加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般条款,以使法官和检查监督部门在处理具体条款没有列举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时有明确的依据?有学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属于一般条款,笔者不能赞同?该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显然,这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下的定义,并且严格限制在违反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即第二章所列的行为之内,它不是一般条款,只能说是近似于一般条款的条款,因为它所定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没有超出第二章列举的各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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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律师会见权完善思考

律师会见权完善思考

摘要：虽然新的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做出了新的规定，但是律师会见权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律师的诉讼地位低下，侦查机关中部分侦查人员法律意识薄弱等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充分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需要对律师制度进行完善。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侦查机关

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依法所享有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权利。而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的充分实现，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律师在诉讼阶段进行辩护的基础，所以我们所讲的律师会见权一般是指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

一、律师会见权的现状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新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外，律师可以持必要证件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和需要派员到场。而根据新《律师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时间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受委托的律师在持必要证件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没有侦查机关批准的限制。而且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新《律师法》的规定要比《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好很多，但是作为同一位阶的法律，它们的规定是相冲突的而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并未作出指示，所以在实践中到底是适用新《律师法》还是《刑事诉讼法》至今没有定论，大部分的侦查机关依然使用《刑事诉讼法》，新《律师法》几乎是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是目前律师会见权实现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即适用哪一个的问题。

除此之外仍然还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因为实践中大都适用《刑事诉讼法》，这两问题点也是适用本法时所产生的。

第一，是侦查机关批准的问题。《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只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才需要侦查机关批准，但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案件都需要侦查机关批准，甚至会出现能批而不批的现象，故意干扰律师的会见，拖延会见的时间。

第二，是派员到场的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根据案件的情况和需要，而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扩大了这一范围，甚至发展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派员到场，监听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只有寻找到原因，才能积极的寻找对策加以解决，是律师会见权得到充分实现。

第一，律师诉讼地位低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没有予以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或者是诉讼代理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资格，也就说这时候的律师只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不可能全面的、有效的、及时的保障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这种帮助作用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也就因为如此，律师不可能积极行使权利发挥作用，广大公民也不相信律师的会见会起多大的作用，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也不足为奇。

第二，部分侦查人员法治意识淡薄。受中国封建法制残余思想的影响，侦查人员强权思想依然严重。所谓强权思想主要表在:(1)他们认为律师是侦查机关的“附属品”，律师应该听从侦查机关的指挥，不可以独立于侦查机关之外而享有某一权利，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任何关于案件权力，都应受到制约。（2）他们不想让律师干涉案件的办理。他们认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会告诉犯罪嫌疑人如何辩解，使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轻，使得他们得不到有力的证据。他们还认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加以监视，犯罪嫌疑人会告知律师一些侦查机关所不知道的事实，可能会告知律师证据所在，让律师帮助其毁灭证据。这一系列的行为会给侦查机关侦查案件增加难度，设置障碍。

三、律师会见权实现的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上文所说的根本性问题，即《刑事诉讼法》和新《律师法》适用哪一个的问题。我认为对于两者都没有达到完善。一方面，律师行使会见权时需要进行规范，因为如果真的放任其行使权利的行使很可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与律师合谋，是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不能维护司法公正，保证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过分的限制又会导致律师会见权形同虚设不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所以我国应该运用立法的手段对律师会见权的使用做出正确的规定。

其次，提高律师的诉讼地位。第一，要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律师不能仅仅以法律帮助者的身份，在侦查阶段进行会见，他们应当以辩护人的角色在律师会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能够及时有效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第二，法律应规定律师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尽管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但是并没有规定会见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这使得律师的会见权被侵犯无从得到救济,使得会见权形同虚设。第三，作为律师，应该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可以与一些侦查人员沆瀣一气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持自己的职业道德。也可以利用律师协会等社会组织加强对律师的监督，提高律师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最后，加强侦查人员的法律意思，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第一，加强对侦查人员的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到权力的行使是要受到制约的，领悟到案件的侦查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发现证据侦破案件，而不是以打压律师的手段来保证案件的侦破。第二，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杜绝这种强权思想，那我们就要依靠监察的力量，对侦查人员行使权力予以监督，从而保证律师会见权的实现。一般做法是由法院介入对侦查活动中的程序性活动行使审查权，以补充检察院监督的不足，使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从而有效制约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267-268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章 第九十六条 新《律师法》第33 条第一款

黄卓娅，梁霞 《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的原因及对策 》 2010,4.蔺琴玲 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之实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100038)卞建林,程滔,封利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多维视角----我国律师执业现状的调查报告[C] //陈光中.刑事司法论坛(第2辑), 2009: 59.宋英辉, 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34.从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看律师会见权之规避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将律师法中有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规定吸纳进去，被誉为解决律师会见难的一大突破。然而从实践操作层面上看，笔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有两个地方仍存有不严密之虞，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作歧义理解，进而达到规避律师会见权的效用。（在线律师网—提供法律服务）

一、从语法逻辑上看，四十八小时安排会见有歧义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从语法逻辑上看，这一规定其实是有歧义的，即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安排工作”。这种理解中，着眼点放在看守所的安排上，而后面四十八小时的限制性规定即是对看守所安排会见工作的时间上的限制。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实践操作：辩护律师执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完律师与在押犯会见的有关事宜，至于具体安排在什么时候会见，可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也可以在四十八小时之外。另一种理解是：“看守所应当安排律师及时会见，必须安排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会见”。这种理解中，着眼点放在律师的会见上，而后面的四十八小时是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的时间限制。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就会得出另一种实践操作：辩护律师执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该安排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会见在押犯人。遵从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应该是体现要求看守所及时保障律师行使会见权，不得拖延的精神。因此，符合立法本意的理解应该是第二种理解。但从语法逻辑上来看，第一种理解也是正确的。而实践中，作为强势的看守所以这种理解来对抗律师的会见权，律师也无可反驳。

二、从定义界定上看，重大贪污案件的不明确对律师会见权形成冲击

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该款规定了三种特殊案件对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其中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两种特殊案件的定义及其外延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很明确的。但“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却很模糊，哪些案件是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在实践操作中，侦查机关往往会把贪污贿赂案件都扣上“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帽子，以此来抵制律师行使会见权。“严重”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程度深、影响大、情势危急。刑法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一般会考虑贪污贿赂的金额和贪污贿赂的情节。借鉴于此，“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似乎也可以从金额和情节两方面加以界定，但从情节方面去界定“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有技术难度，目前刑法许多法规都因为规定有“情节严重”而导致人为操作性很大。从金额上去界定“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倒是相对简单些，但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刑法上在给罪犯量刑时一般以犯罪金额划分，因为此时的犯罪金额经法庭审判认定是个常数。而律师会见阶段是在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涉案金额往往也会不断变化，这时的金额是个变量，机动性很大。所以以金额界定往往也会存有很大的操作性。

第五篇：知识产权论文：知识产权 刑事保护 私权性质 价值取向 完善建议

知识产权论文：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完善

【中文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已成为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有力杠杆。世界各国都相继建立起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运用多种手段对知识产权违法行为进行规范。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切实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纳入刑事保护的历史尚短,与国际条约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相比,仍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面对现实中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多发、复杂的严峻形势,我国刑事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愈显力不从心。我国学界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问题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具体犯罪的构成或者罪名的补充等微观问题,而未从根本上触及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问题的病症之源,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价值取向。知识产权是私权,这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基石,所有围绕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都应坚持私权本位的立场。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指导思想是国家本位、公权优先。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应当秉承权利本位的立场,树立私权优先的科学观念。以此为基础,本文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谈起,对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分为引言和正文五部...【英文摘要】With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become a powerful lever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sperity.Most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set up a corresponding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ying various means to regulat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olations.The crimi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protection, as well as...【关键词】知识产权 刑事保护 私权性质 价值取向 完善建议 【英文关键词】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inal Protection Private Properties Value Orientation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索购全文】联系Q1：138113721 Q2：139938848 【目录】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完善4-6英文摘要

6-7

引言10-1

3中文摘要

一、知识产权私权

1.性质概述13-20法理上的探讨14-1

5（一）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13-16

2.法律上的规定15-16

16-20

16-17

（二）知

1.知

2.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定位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知识产权民事保护的基本点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适度性17-183.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根据20-2

3（一）的构建18-20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理论合理性20-21益属性20

1.知识产权的公共利

3.经济2.刑法的严厉性和保障功能20-

21学角度上的利益分析性21-23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现实必要

2.市1.知识产权犯罪形势的严峻性21-22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序性和法治性22的全球性22-2323-32

3.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三、国内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现状分析

1.英

（一）国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简介23-25美法系知识产权刑事保护23-24护24-2

52.大陆法系知识产权刑事保

1.（二）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现状25-29

2.程序法的保护28-29实体法的保护26-28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存在的问题29-3229-3030-312.定罪标准难以把握304.刑事程序追诉乏力31-

321.立法模式尚需协调3.刑罚结构稍欠合理

四、我国知识产权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反思32-38刑事保护价值取向的博弈32-36公权本位32-3434-36

1.观念冲突：私权本位 VS.2.利益平衡：权利人利益 VS.公共利益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观念错位、公权优先理

1.漠视权利人利益，导致公民权利保护意识念的弊端36-38缺失3636-3737-38建议38-46的立场38-412.刑事立法明强而实弱，导致法条的悬空虚架3.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导致知识产权犯罪更加泛滥

五、以私权本位为指导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完善

（一）价值取向：更新立法理念，秉承私权本位1.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之决定38-39

2.知识产权的公益价值目标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39-403.与被

害人学所倡导的被害人利益保护要求相协调40-41观体系：知识产权犯罪单列一章41-4242-46

（二）宏

（三）微观建议

2.定1.立法模式上：结合型模式的采用42-43罪标准上：罪状描述的修改43-443.量刑处罚上：刑罚体系的调整4446-4753-544.刑事程序上：诉讼程序的完善44-46参考文献47-49

附录49-53

后记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5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