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北大演讲 观后感

第一篇：桑德尔北大演讲 观后感

桑德尔北大演讲《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观后感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就万万不能。金钱到底不能买什么呢？金钱与公正谁更重要呢？这些问题在桑德尔教授的北大演讲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了一些答案。

在引导学生理解金钱与公正的关系方面，他展现了一个对课堂有超高驾驭能力的大师风范。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上千人的北大百年讲堂座无虚席。从明星的演唱会是否该被倒票、到灾难时的饮用水定价几何合适、火车票应不应该让“黄牛党”垄断，十余次引导学生进行辩论发言时，学生纷纷举手。平时内秀含蓄的中国学生的表达活跃和幽默让许多前来听课的中国老师也惊讶不已。

桑德尔教授还带着他的最新力著《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来到北大。该书探讨了当下最大的道德伦理问题之一：一个万物都明码标价的世界是否有错？如果是的话，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社会里，金钱和市场理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桑德尔说，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指出，目前在我们这个世界，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拿来出售，我们已经从一个拥有市场经济的社会变成了市场化的社会，二者的区别是，市场经济是工具，而市场化社会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通过商店趁暴雪天气将铲雪铁锹涨价、商家在自然灾害时上涨瓶装水价格、票贩高价倒卖演唱会门票、学校用金钱激励小学生多读书等例子，探究了市场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金钱与道德之间关系等问题，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在与年轻一代的交流中，他发现年轻人对宏观问题和社会未来命运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桑德尔备受赞誉的“公正”课程，哈佛有史以来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每周都有超过1000人走进他的课堂，其网络课程视频已有超过1000万人次点击观看，在全球掀起了一波“公正”热。

然而，我不是听得很太懂，不过，我觉得我们也应当考虑一下这些问题了。或许不久之后我就会想明白了。

第二篇：桑德伯格TED演讲

桑德伯格TED演讲：为什么女性领导那么少？

Facebook COO 谢乐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谢乐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曾任比尔·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办公室主任，后任Google副总裁，短时间内帮助谷歌实现盈利。2008年3月，桑德伯格加入新兴社交网络Facebook，担任首席运营官。3年后，Facebook的用户数从当初的6000万飙升至如今的7亿，广告收入更是从2008年的3亿美元上涨到2010年的19亿美元，比两年前翻了六倍，而Google的广告收入在这三年增速减缓。她在演讲中为职场女性提供3条建议：像男性一样坐到谈判桌旁，争取自己能够胜任的职位和应得的薪水；与伴侣有效沟通，共同分担家务和养育孩子的责任；在得到自己想要的职位前“不要提前离场”。

正文：我们先承认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没有生活在我们母亲和我们祖母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在那时，女性的职业选择是非常有限的。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人成长于一个女性有基本公民权的世界。令人惊讶地是，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有些女性还没有这些权利的世界。但除上所述，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实际问题。这问题是：在世界各地，女性没达到任何职业的高管职位。这些数据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实情。190个国家元首里，九位是女性领导。在世界上议会的总人数中，13%是女性议员。在公司部门，女性占据高位C级职位，董事会席位高管职位比例占15%，16%。自从2002年起这数据没变化过有下降趋势。即使在非营利的行业----我们有时认为这一行业是被更多女性所领导的，女性领导人占20%。

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在职业成功和个人价值实现中所面临的艰难选择。美国最近一个研究表明，已婚高管人员，三分之二的已婚男性高管人员有孩子，只有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高管人员有孩子。几年前，我在纽约，出席一个协议，在那种别致的纽约私募投资办事处中的一个你能想象到的。我在这个大约有3小时的会议上，过了2小时，有个间歇休息，所有人都站起来，这会议组织者开始显得的确很尴尬。我意识到他不知道在他办公室哪里是女洗手间。所以我开始寻找移动厕所，盘算他们刚搬进来，但我没有看到任何移动厕所。然后我说，“你是刚搬到这办公室吗？”他说，“不是，我们在这儿已经有一年了。”我说，“你能否告诉我这一年来，我是唯一一个来这间办公室的女性吗？”他看着我，说到，“是的。或者说你可能是唯一一个要上女性洗手间。”

所以问题是，我们该怎样解决这样的尴尬？我们怎样改变这些高管职位的比例？我们怎样使这个变得不同？我首先想说，我谈这个女性就职因为我的确认为我们得找到答案。在我们劳动力的高收入的部分，在高管的人员中，财富500强首席执行长官中，或在其它类似的高管行业中，我确信，问题是女性被排除在外。当下人们对此谈了很多，他们谈到像弹性时间和指导公司应该培训妇女计划的事。今天我不想谈这些尽管所有这些事都非常重要。今天我想关注作为个人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我们要告诉给自己的事是什么？我们告诉给女同事和打工的女性的事是什么？我们要告诉给我们女儿的事是什么？

现在首先，我想澄清这个演讲不带有任何评判。我也没有正确的答案；甚至就我而言，我也没有完全的答案。在周一，我离开我生活的加利福尼亚，我坐上飞机赶赴这会议。当我送我三岁的女儿到幼儿园时，她紧紧抱进我的腿，哭喊着，“妈咪，不要上飞机”之类的话。这很难受。有时我感到内疚。我知道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有时她们都会感同身受。所以我不会说对所有人来说，呆在职场是件正确的事。今天我的演讲是要讲如果你真正想呆在职场。我想有3条建议。

一、坐在桌旁。

二、让你的伴侣成为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

三、在你离开前别放弃。

第一、坐在桌旁。仅仅几周前在脸谱，我们主持一个非常高级行政官员会议，马克·扎克伯格与来自硅谷周围的高级行政官员见面。每个人都坐在桌边。然后携同他的2个女性，在他部门中她们也占非常高的职位。我对她们说，“坐在桌边。来吧，坐在桌边。”因为她们坐在了屋子的一边。我在大四时，我选修一节欧洲思想史的课程。你们喜爱大学的这类课程嘛。我希望我现在能做到。我和我室友卡丽一起学习，她那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学生，现在成为了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另外我的弟弟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但他爱打水球，他上医学预科大二。我们三人一起选修这课。然后卡丽读了所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原版书籍--去了所有的课--我读了所有英语的书上了大多数的课。我弟弟有点忙；他读了12本书中的一本去上了几节课，在考试前几天他来到我们房间自己辅导了一下。我们三个一起去考试了，我们坐下来。我们考了有3个小时，我们的小蓝笔记本，是的。我们走出来，对视对方，我们说，“你考得怎样？”卡丽说，“伙计，我感到我真没有答对有关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命题。”我说，“上帝啊，我真希望我考试时能想到学习过的洛克的产权理论等哲学家。”我弟弟却说，“我会是班里考得最好的。”“你会是班里考得最好的？你啥都不知道。”

这种故事的问题出在数据所表明的事实：女性被系统化地低估了她们自身的能力。如果你测试男性和女性，你问他们问题，按完全客观的标准平均成绩来算，男性会错误的高估一些，女性则会错误地低估一些。女性在职场不会为自身利益去谈判。在过去两年，关于人们从学校进入职场的一个调查表明57%的男生或男性进入职场，我猜会协商他们的第一份薪水，只有7%的女性会去协商。更重要的是，男性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他们自身，而女性则归功于其他外部因素。如果你问男性为什么他们能把工作做好，他们会说，“我棒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这还用问吗？”如果你问女性是什么使她们在工作中出色，她们会说有人帮助她们，她们很幸运，她们工作异常努力。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大家，这关系很大因为没人得到角落办公室的职位要是只坐在旁边，而不是桌边。没人得到提升如果他们认为他们不应享有这成功，或者他们甚至不明白他们自己的成功。

我但愿这答案是容易的。我希望我尽可能告诉我所共事过的所有年轻女性，所有这些非常棒的女性，“相信你们自己，为自身利益要讨价还价。把握住你的成功。”我希望我也能告诉我的女儿。但这不是很简单。因为首先是数据表明一件事，它表明成功和人缘亲切性对于男性来说是积极影响的而对于女性来说是负面影响的。每个人都点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

一个非常棒的研究也很好地表明了这一观点。哈佛商学院的一个著名研究是有关于一位叫海蒂·罗森的女性。她是硅谷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她使用她的关系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风险资本家。在2002年，不久前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做这个例子和把它改成霍华德·罗森。他把这个案例，他们两人向两组学生展示。他只改变了一个词：海蒂到霍华德。但这个词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差异。然后他调查学生。好消息是学生们，男生和女生认为海蒂和霍华德都是能力相当的，这很好。但坏消息是每个人都喜欢霍华德。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大家都想和他共事，大家都想和他去钓鱼。但海蒂呢？不好说。她有点只为自己着想，对政治有点热衷。大家不太想和她共事。这是复杂的。我们得告诉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同事，我们得告诉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能获得A，得到提升，坐在桌边。我们在这世上得做到这点，在世上，女性要争取这些就得做出牺牲，尽管她们的兄弟不用为此而付出牺牲。

所有关于这的最可悲的事是很难记住这个。我将讲个对我来说是个真正尴尬的故事，但我认为它很重要。在脸谱不久前我给大约100名员工做这个演讲。几小时后，在脸谱工作的一个年轻女性坐到我小桌子旁边，她想和我谈谈。我说，好，她坐了下来，我们谈了起来。她说，“我今天学了一些东西。我知道我需要举起我的手。”我说，“你指什么啊？”她说，“你在讲这个话时，你说你将会回答2个以上问题。我和其他一些人举起手，你回答了2个以上问题。我把手放下来，我注意到所有女性都把手放下来，然后你又回答了很多问题，仅有男性参与。”我自己想了一下，如果换成是我，谁会在乎这个，明显地做这次演讲，在这演讲中，我甚至没注意到男人们的手是不是还一直举着，女人们的手是不是还一直举着，我们到底有多出色，当我们作为公司和组织的经理人的时候，以及当我们作为少数，与男性竞争争取机会的时候？我们得让女性坐到桌子边上。

第二条：让你的伴侣成为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我已经确信我们在职场比起我们在家庭中起了更大的作用。数据也很清楚地表明这点。如果一个女性和一个男性同时全职并有一个小孩，女性比起男性要做两倍多家务活儿，女性比起男性做了三倍多照顾婴儿的事。所以她有了2份，3份工作，而他只有一份。当有人必须在家多干活时，谁应该留下来？这个的理由实在太复杂，我没有时间来讲它们。但我也不认为周日看美式足球和日常的懒惰是理由。

我认为理由是更加复杂化的。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总是更希望男孩子们成功，对女孩子则压力小些。我知道有居家男人呆在家里做内务支持职场妻子这很难。当我去“妈咪和我”的培训课时，我看到那里的父亲，我留意到其他妈咪不愿和他相处。这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得把内务变成一个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居家工作无论男人女人，我们只有平分了这些事，女性才可能留在职场。（掌声）研究表明夫妻收入相等、且夫妻分担责任相当的家庭也有50%的离婚率。如果这数据并不那么鼓舞人，还有更多的在这个讲台我该怎么讲呢？夫妻双方对于彼此的了解，不仅是做爱这么简单。

（欢呼）

建议三：在你离开前别放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讽刺对于女性所采取行动而言--我一直目睹类似情况的发生--女性希望留在职场这个目标，往往导致它们最终不得不离开职场。曾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都忙；每个人都很忙；作为一个女人也很忙。她开始考虑生小孩。从她开始考虑生小孩的时候起，她开始考虑为孩子准备房间。“我该如何调整孩子这件事和手头上的其他事呢？”言下之意，她不再举起她的手，她不寻求提升，她不找新的计划，她不会说，“我，我想做那个。”她开始退缩。这是个问题让我们说说她怀孕的那段日子9个月的怀胎，3个月的产假，6个月来调养休息快速调整要2年，更多的，正如我看到的女性开始过早考虑这事当她们有约会或者结婚时，当她们开始考虑要小孩，这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位女性关于此事来找我，我看着她，她显得有点年轻。我说，“那么你和你丈夫考虑要小孩了？”她说，“哦不，我还没结婚。”她甚至没有男友。我说，“你考虑这个太早了吧。”

但关键是一旦你开始退缩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在这儿我告诉你，一旦在家你有了孩子，你真的最好是回到你的工作中去，因为把小孩留在家太难了，你的工作得有挑战性。它也得有回报。你得感觉到世界因你而变。如果2年前你没有得到提升在你旁边的一个男孩得到提升，如果三年前你放弃寻找新的机会，你会变得很乏味因为你应该紧踩油门，加油。在你离开前别放弃。保住工作。紧踩油门，除非到了那一天你需要离开为了孩子休假然后做出你自己的决定。不要提前做太长远决定，特别是你甚至不晓得自己该做怎样的决定。

我这一代的女性非常可惜，没能改变高管职位的数据变化。女人们就是呆在原地。我们没能达到50%的高管职位，在任何行业的高管职位中，女性都未达到50%。但我希望未来一代人可以做到。我认为我们世界上半数国家和半数公司会由女性所领导，那将会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会知道女性洗手间在哪儿，尽管这也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认为它

将会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有2个孩子。我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我想我儿子会选择在职场或在家里都尽心尽责，全心奉献。我女儿的选择不仅仅是成功，她会更热爱她所做出的成就。

第三篇：哈佛教授桑德尔：钱不该买什么

哈佛教授：对比德国等国 中国真是“市场经济”

2012年10月24日 02: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尔一起公开讨论，“钱不该买什么”

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热门课程“公正课”

原标题：钱不该买什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

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桑德尔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

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

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

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

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

“不过我光看笔迹就知道，这个‘谢谢你’写得很不情愿，像是受着某样东西的胁迫。”桑德尔说。

第四篇：格桑德吉事迹观后感

《格桑德吉事迹》观后感

星期一例会时间，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2014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格桑德吉的感人事迹。

她是一个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了让雅鲁藏布江边、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门巴族孩子有学上，格桑德吉放弃拉萨的工作，主动申请到山乡小学，并放弃了原本的工作。而这些都只是为了门巴族的孩子都能上学，因为这是她的梦想。为了劝学，12年来格桑德吉老师天黑走悬崖、在满是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道路上频繁往返；为了孩子们不停课，别村缺老师时她不顾六个月 身孕、背起糌粑上路；为了把学生平安送到家，每年道路艰险、大雪封山时，作为校长的格桑德吉跟男老师一样，过冰河、溜铁索、走悬崖峭壁，把四个月才能回一次家的学生们平安送到父母的身边。在格桑德吉老师十二年如一日的努力下，门巴族孩子从最初失学率30%，变成到今天入学率95%。12年来，她教的孩子有6名考上大学、20多名考上大专、中专，而她自己的儿子却留在了拉萨，一年才能见一次。村民们亲切地称她为门巴族的“护梦人”。“不想让乡亲的梦，跌落于悬崖。门巴的女儿执意要回到家乡，坚守在雪山、河流之间。她用一颗心，脉动一群人的心，用一点光，点亮山间更多的灯火”。格桑德吉怀揣着“让家乡每一名门巴族儿童都能享受良好教育，像自己一样走出大山实现梦想”的信念，坚守在三尺讲台，默默奉献，无私付出。

看完他的事迹，我深受感动，她用她的事迹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名优秀的教师。她把她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家乡，并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了她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也用她的满腔热血诠释了教师这门圣神的职业。

我没有格桑吉德那样伟大，没有格桑德吉那样坚强，不过她的事迹深深的打动了我教育了我，我会好好的珍惜自己的工作环境，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乐于奉献，无怨无悔。

第五篇：桑德-环境

文一波、张辉明夫妇 文一波，1965年8月出生，湖南湘乡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北京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兼任兰州交通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高校环境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务。由其一手创建的桑德集团先后被列为国家环保总局认定的环保骨干企业、北京市政府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被连年授予国家级中关村科技开发试验区50强企业，并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企业联席会议成员和国内环保企业唯一代表参加99《财富》全球论坛。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水业十大最有影响力企业。

张辉明，男，汉族，广东南海人，1964年10月出生，1982年10月参加工作，198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专学历。

桑德环境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826)，长期致力于废物资源化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主营业务为固废处理处置工程系统集成和特定地区市政供水、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及运营服务。是目前A股市场唯一一家主营业务为固废处理处置的上市公司，连续三年获得“固废行业十大影响力企业”、“上市公司中国成长百强”、“金牛上市公司百强”等荣誉。下辖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等企业。

公司已快速成长为中国固废处置产业领域的先锋。在固废处置领域拥有完善的产业链条，可为客户提供从项目咨询、工艺设计、产品提供、工程建设、托管运营等“一站式”服务。

桑德环境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博士、硕士、高级工程师等组成的一流技术研发团队，具有几十项专利和专有技术，掌握了城市生活垃圾、城市污泥、工业废弃物、医疗垃圾、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处置、环境修复、报废汽车资源化再利用和废旧轮胎破碎及综合利用、清洁能源（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焚烧发电、填埋气发电等）以及生活垃圾中转站、成套固废设备的最前沿技术。根据国内固废特点，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等众多领域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固废处理崭新之路，在国内成功实施了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在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领域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公司在湖北咸宁投资建成的大型固废设备及环卫专用车研发制造基地，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产业链条，增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也引领了固废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