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温铁军 新乡村实验—观后感

第一篇：《面对面》：温铁军 新乡村实验—观后感

看视频思考的问题：

1.什么是三农问题？

2.温铁军是个怎么样的人？

3.温铁军做的有意义吗？

4.生态农业取得成效前，土地将出现三年低产。那么，这样的损失谁又能够承受？温铁军的试验是否还有推广的值？

5.农民能致富吗？

6.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面对面》：温铁军 新乡村实验—观后感

“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而我在没有看到这个视频时，我对“三农”的认识只局限于它所包含的内容。但是看到“温铁军的新乡村实验”时，我获益匪浅。同时，我对“三农“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温铁军：经济管理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为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2003年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进行乡村建设试验。他认为 “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他创办了专门为农民服务的乡村建设学院，给农民带来了知识。为了推广无化学污染的有机农业，种植出完全不含农药残留的绿色植物，温铁军要求，试验田里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可是，三年下来，试验田里农作物的长势却远远不如与学院只有一墙之隔的普通农田。按照温铁军的试验，土地脱毒和恢复地力需要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生态农业取得成效前，土地将出现三年低产。而如果试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意味着全国的田地都将出现三年低产，那么，这样的损失谁又能够承受？温铁军的回答则是政府，农民想要靠一亩三分地是不肯能致

富的，只有国家采取优惠的政策才能帮助农民。对于温铁军的实验让我想到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我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和我国人口是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农村是主要的贫困区。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后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一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实，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我国是人口大国，而主要的人口是在农村。虽然政府采取了优惠的政策，并且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也许在新疆这个地广的地方，是可以的。然而，例如河南这些平原地区，每个家庭也只有一亩三分地。对于这些政策，是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于是造成了农田荒废，农民成了农民工的现象，使得我国的农产品的产量下降。我想这也是我国粮食产量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年轻的农民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于是出现了老人照顾孩子，孩子照顾老人的情景。孩子从小得不到父母的照顾，老人由于年迈，对于教育孩子往往是心有余力不足，我想这也是我国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原因。没有很好的文化知识，又形成了一届农民工，如此循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同时，就业也成了主要的问题。

温铁军的实验，我认为是能实行的。在三年低产时期，政府

如果能投入大量的资金，我想实现新农村不是不可能的。在去年过年，我回到河南老家，家乡正在搞新农村建设，我想这也是受温铁军实验的影响吧！但是只是在住房的方面有所改变，却没有从农业和农民的生活上改变。最让我感到很是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农村孩子们的相亲。当我在当场看到这种事情时，我为他们感到伤心，同时庆幸我坚持学习！未成年孩子辍学出外打工的很多，而坚持上学的却很少。河南人口多，竞争压力大，他们认为浪费父母的心血钱，也是他们不上学的一个原因。只要不上学就要相亲，过两年就要结婚，这种事情对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也许很惊讶，但是对他们来说很平常。假报年龄结婚，四十岁不到的人就已经是爷爷了，中国的人口多就出现在这里。在我看来政府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每个中国国民都要接受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加大计划生育的实行。

收入应重新分配，当然控制人口也是当务之急。解决了“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就会随着减小或消失。政府应大力支持温铁军的实验，在全国推广，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地保障。解决“三农”问题刻不容缓。

第二篇：温铁军新乡村建设误区

编者按：新农村建设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反映要么是淡漠，要么是争议，需要澄清很多认识误区。

作者认为，我国多数农村大包干以后大体上仍然以小农村社制经济为经济基础，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也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那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所以，只能以这种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利用当地社会资源求发展。贯彻党中央倡导的“新农村建设”要社会广泛参与，主要是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培育农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会福利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合作与城乡社会的和谐。

新农村建设与城乡和谐社会

文/温铁军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是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具有全局性普遍意义的重大政策。

一、两个“没有看到”和两类农业服务体系

在贯彻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最近5年中，针对“三农”问题的新农村建设会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成为改善宏观经济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对此，很多人都有论述，本文不必蛇足。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对某些认识误区加以梳理。

当三农问题提出并得到重视的时候，理论界有些长期坚持照搬西方制度的学者批评道：这是个伪问题。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否属于“真问题”，要看其是否具有普适性。

根据我在世界各地农村的调研和考察，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东亚那些以小农经济为农村经济基础的日本、韩国等，尽管都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照样存在“三农”问题。韩国农民在香港暴力游行坚决反对全球化，就是因为韩国的“三农”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不论其工业化城市化多么发达，农村相对来说是逐渐凋敝的。在这些东亚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国家，化解或缓解“三农”困境，主要是靠长期的新农村建设，我国现在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于资源紧约束的国情相似，尽管说法不同，政策内容却相差不多。

很多主流学者更多地讨论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 “西式四化”问题，但我认为，无论私有化意识形态，还是简单化地强调加快城市化，都不可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中国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而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城市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的规律作用下，中国的区域差别必然拉大。这本来就是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有人希望把美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制度和政策翻版到中国来，似乎认为中国只要照搬就万事大吉。但需要明白的常识是，“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有两亿多农户，平均规模大约0.6公顷；美国仅有17万农场主，一个农场大约有几百公顷。在农场打工的并不在统计上计算为农业人口，因此美国农业人口仅占不足3%；农场所有者称为“farmer”，本应翻译为“农场主”，而却被简单化地翻译成农民，其实，美国农场主和中国的“农民”是异质性很强的两种不同经济主体。既然政策和理论的对象都如此不同，难道能把美国的针对农场主的政策和根据美国农业经验形成的理论搬来中国用吗？

世界上我们看得到的农业的服务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欧美的独立的大农场为服务对象的公司体系；二是以东亚小农村社经济为对象的“综合农协”体系。

我们的问题在于：本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经济，却生搬硬套欧美的公司化服务体系。越照搬，农业成本越高，三农问题越严重。

最近，我提出“两个没有看到”与理论界的朋友商讨：一是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二是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成功典范。

这当然不是理论，不过是提出经验层次的问题就教于理论家。

现在，国内外很多人都把农业现代化作为目标，这无所谓对错。可是据我的考察，没有看到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成功的；我在发达国家的交流，也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严肃学者敢于宣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堪称成功典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两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其一，就连美国这种早就实现了我国理论所追求的规模经济的大农场农业，政府每年也要拿200多亿美元给17万个农场主作为直接收入补偿。难道拿大量补贴的农业现代化能算是成功的吗？

其二，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的，为什么每次召开世贸部长会议，却是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难道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反倒更有市场竞争优势吗？

无需提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或解释本来是浅显的。只有那些把西方理论当作意识形态的所谓学者，才不愿意正视、更涩于讨论这样的实际情况。

也有很多人认可三农问题，但却简单地把加快城市化作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据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考察，确实没有发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严肃学者认为他们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一种空间平移贫困。亦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靠城市的大型贫民窟实现的。例如我多次实地考察过的印度，农村的无地农民缺乏生存条件，贫困人口比重高达36%，流动到城市的贫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条件。

近年来的理论界讨论中有人认为，城市化就是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城市化就完成了；而贫民窟的出现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心中只有一个百分比概念，目中有数而心中无人。我去过许多国家的贫民窟考察，贫民窟中人们的生活简直不忍卒睹。中国当然不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就像上海不需要恢复原来的闸北棚户区。

再者，城市化未必就是人类所必须追求的方向，所以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印比较研究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但这种研究多数“王顾左右而言他”。印度是一个被殖民地宗主国通过完全殖民占领来形成统一的国家，因此，客观上只能由宗主国按照西方制度构建印度的上层建筑。但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照搬了西方的上层建筑，难道真的意味着进步吗？印度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大量失去土地的小农只有涌入城市去求生计；而城市中的土地也是私人所有，进入私人所有地就是侵犯私有财产，那是要被捕的。所以贫民只好居住在公有土地上，那就只能是铁道两侧、公路两侧、河道两侧。印度要搞基础建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怎么对付大量贫民窟。如果要拓宽铁路或公路，就要把路两旁的贫民窟拆掉，但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动辄上百万，拆迁的困难和引发的冲突可想而知。没有基础建设，就没有外商直接投资，到现在为止，印度尽管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可进入的FDI连中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类似的还有墨西哥、巴西、孟加拉等。这些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所谓城市化，都给了我们可借鉴的深刻教训。

这几年我经常到世界各地考察，并不断反思，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很难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简单化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政策来解决。那么，中国如何实现安定团结？如何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二、新农村建设怎样促进城乡良性互动

在1920-30年代，民国史称为“黄金经建10年”，中国出现了一段工业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随之，相对而言农村问题愈益复杂化而引发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辈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晏阳初曾经一度动员了500多名知识分子下乡，其中很多是博士，还有部分外国人。

我国现在强调要出学术大师，当年出现的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黄炎培等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大家，大都是搞乡村研究、乡村建设的学者，薛暮桥、陈翰笙、费孝通等也是先后从乡村研究起步。中国自有近代社会科学以来，最有国际一流地位的，恰恰是产生于基层调查的乡村研究和当年先辈所做的“乡村重建”，其英文本来是“rural reconstruction”。我在2003年把它意译成“新乡村建设”，完全吻合最近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2003年7月，我们与河北翟城村农民联合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宗旨是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的改良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这几年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活动。现在，已经先后在全国100多所高校建立了支农社团，上万名学生参与支农活动。很多市县的领导要求和我们共建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在福建、海南、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有了一批试点县市、试点村。

农村并不缺乏人才，只是以前没有条件显露出来，只要把骨干动员起来，农民就能自己组织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了。执政党在农村的治理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在美国，独立的公司和独立的农场可以签约形成正式合同，那是因为农场规模和公司规模都足够大，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形成作为诚信社会基础的契约关系。如上文所述，这种独立的农场体系和我们中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同。

大包干以后我国农民基本上处于高度分散、无组织状态，要帮助农民，就要帮在根本上，那就是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因为，高度分散的农民不可能和外部成规模的主体之间通过谈判形成正常的契约关系。在中国，面对分散的2亿多农户进行交易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帮助农民形成组织后，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各方面的事情都会有农民中产生的骨干来操作。因此，我们对农民进行培训，派青年志愿者去帮助农民骨干，形成经济合作社，组建各种帮助老人、妇女的协会。

我们不仅帮助农民形成组织，还试图恢复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在农村恢复农业的生态功能，改变农民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农村减少疾病，在城市实现食品安全。

我们试图改变农业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生产方式。即使从现在起完全不使用化肥农药，土壤也要至少两年时间才能脱毒。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墙内的80亩地就不许使用化肥农药，并且为了能让这80亩地产生“生物防治”的环境，规定墙内一般不许锄草，到处杂草丛生。这样3年下来，草籽儿多，鸟儿就多，生物防治环境就逐渐恢复了。

在这个院子里，我们还正在形成六位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生态厕所、生态猪圈——沼气——菜园、果园、鱼塘。以此实现循环经济，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同时，在海外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在这里形成了中国大陆第一组生态建筑群。其一是生态厕所，我们建造了粪尿分离的干式生态厕所，粪便撒上草灰后可以沤肥进行有机生产。其二是生态农宅和办公室，其三是半地下的生态礼堂。这些建筑多是使用当地的可回收建材，不用钢筋水泥，不仅材料成本很低，而且是节能建筑。

动员农民加入合作社，共同生产有机农业产品，是农村基层试验区的主要工作。面对分散的、单家独户的农民，很难落实管理和监督，所以要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就一定要让农民交入社费才能自觉形成监督机制。让农民交入社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每发动一个合作社，让每户农民交100元入社费，我得先交1万元入社费，并且承诺如果发生亏损，拿我的1万元先顶账，以此使农民在风险发生时不受或少受损失；几年后如果有收益，我的1万元股金其收益交给村里做公益事业。用这种方式，才能比较容易地将农民动员起来。

通过培训示范，现在已经成立了10个合作社，其中9个运转正常。农民交了入社费，其行为就得到了约束，如果不按照规定的有机农业的方式进行生产，入社费就要被扣除。目前，有机生产已经成为我们联系的合作社的一种生产方式。当然，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比如青菜生虫不许喷洒农药，开始时农民并不能接受，需要不断地进行培训和说服。

总之，我们已经身体力行地在试点农村贯彻了循环经济和有效经济，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消费者也同样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因此，市民并不能有效地阻止某些企业的欺骗行为，也难以鉴别食品安全与否，无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此，我们要在城市推进“文明消费者协会”。有资格消费安全食品的市民，要在观念上认同这种农民合作社的有机生产。因此，市民参加文明消费者协会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善待农民，否则无法实现城乡和谐、良性互动；第二，公平贸易，市民要承认农民这种有机生产的劳动有更大的环保价值，在保证农民全部生产成本得到回收之外还应有供其维持家庭生计的基本收益，因此，公平贸易条件下有机农产品的价格一定会高于其他食品的市场价格；第三，农民交100元入社费，市民加入文明消费协会需交1000元作为定金交给农民，让农民在开始进行有机生产时不至于借高利贷，降低生产成本也就降低了市民的购买价格。

这些年，尽管有些人闭目塞听地坚持认为我目前所做的事情是乌托邦，但是，农民的响应程度是相当高的。已经有一批村官联名发起了生态文明的倡议书。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加强城乡之间在安全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上的良性互动，以便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只有切实地形成了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和谐社会。

（根据温铁军在上海YMCA演讲，录音整理：范风琴）

第三篇：温铁军：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新乡村建设

温铁军：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新乡村建设

据中新网报道中国“三农”问题权威专家温铁军本月11日在一场高校演讲中表示，对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

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这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演讲，主题为“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由北京的国际先驱导报主办。温铁军指出，解决“三

农

”问题，现实的办法是进行新乡村建设，帮助农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体办法，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庭

和村社的面貌。

他指出，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有十几

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也就4亿多，中国劳动力就有7亿多。因此，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下眼皮发肿——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不适当的。三农问题是难于照搬国外理论、概念来解决的。

温铁军指出，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因为农民需要分散风险。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

波动周期不同步。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

温铁军说，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

对于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出现贫民窟就应放任它”的观点，温铁军说：“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

中国从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他以中国的“股份合作制”为例，有人说它“非驴非马”，但“骡子更有劲。”

“后半生我就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搞新乡村建设，另一件是多去亚非拉，搞比较研究。”温铁军如是说。

附：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第四篇：温铁军著作总结

中国的问题：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

基本命题：1.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土地制度变迁

2.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下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

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五个阶段论根本不适合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独具的亚细亚形态，应进行独立的分析。

一元论天然的具有排他性，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应当避免一元论思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时必产生制度成本，其成本一般由下层基础承担。

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形成的不同制度，并导致此后改革的路径依赖。

认识：

1.土地不能简单私有化

极少的而且仍然正在持续减少的耕地，在目前没有能力对9亿农民进行社保的情况下，充当了基本社会保障功能，不能简单私有化靠提高规模来参加国际竞争。

2.中美农业就没有可比性

耕地面积、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农业人口、农业补贴、市场化程度

3.对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包含: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历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国家补贴、城镇化中的企业发展

4.对于全盘西方化的批判

乡镇企业的分散对抗西经（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集中规模效应；土地目前的多功能性对抗西经中土地私有化以后的产权明析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城乡不同金融结构对抗西经统一金融结构；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度（私有权确立后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反例印度、巴西）对抗西经多党轮流执政（现状下的制度成本、大国的混乱）；平均地权（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借鉴）对抗西经中的土地规模经营即适度集中；不能走欧美对外扩张之路，只能走内部完善的道路；现代制度交易费用过高，寻找更好的制度构建对抗西经中的现代欧美完美社会制度。

5.对国际形势的把握

进入国际金融资本扩张阶段；军事扩张成为局部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1.放开仍然有赢利空间被利益集团垄断的各个领域，允许农民进入，包括农村金融、保险、销售、储蓄、生产资料供应等。

2.免除农业税

3.对乡级政府进行改革，乡政府变为乡公所

4.支农资金作为股权投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去。

5.国家垄断土地收益定向用于无地农民的保障中去。

第五篇：温铁军北大演讲

温铁军北大演讲：另列改良学者的“梦”

12月10日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教授在北大理科楼作了题为“新农村建设”的演讲，距演讲开始还有半小时，报告厅内已座无虚席。此次演讲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干部学校和北大乡土中国学会共同主办，也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干部学校“卓越论坛”的第一讲。

因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温铁军被人称为“温三农”。温铁军教授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在对农村大量的实地调查中建立了对“三农”问题的独特见解。温铁军教授现为中国“三农”问题权威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曾被评选为CCTV 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讲座一开始，温铁军教授就强调，多年来自己一直靠调查研究来提出感性认识，可能穷一生精力也无法建立理论框架，他希望能通过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青年人在此领域的发展铺路。他还强调，此行北大是来向北大学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他无法对所有问题提出完美的答案。

温铁军教授首先发问：为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而九十年代以来“三农”成为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温教授从农业三要素（即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八十年代是一个典型的黄金增长期，由于农业三要素在农村内部转化为工业资产并用于农村的工业建设，连续4－5年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人口，农民手中可支配的现金流增加拉动了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农业三要素大量流出农村，造成农业经济的衰败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近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与土地的大量流失成正比，而流失土地的增值收益没有落入农民的口袋里。温教授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微观问题，而是宏观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业之外的问题。

温教授再问：如何才能找到“真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存在着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拘泥于现有的话语框架是无法发现“真问题”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才能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在“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都是制度惹得祸”的观点，温教授认为这是推却个人责任的看法，事实上“并非都是制度惹得祸”。他以发展现代农业中的美国模式为例，认为美国模式并不能算成功，也并不适宜中国的改革。美国约有17万个农场，每个农场都百顷以上，机械化程度很高，可是美国政府依然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而对中国2亿4千万农户进行财政补贴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WTO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取消农业关税壁垒，而美国却坚持农业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他还以北朝鲜和巴西的农业发展为例，说明了不符合国情的过早的农业现代化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两问之后，温教授开始进入主题——新农村建设。他从如何看待“新农村建设”谈起，认为这是对以往政策失误的一种调整。针对“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得消灭农民”的观点，温教授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国现有的城市人口已经居世界首位，在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无法支撑过半的人口成为城市人口。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的水资源稀缺，现在是依靠100％的超采地下水（达到40％即为超采）来满足城市水供给，北京的城市人口严重过载，20年之后北京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水荒。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对宏观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建设“新农村”并不是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验，通过增强农民的现金支付能力来拉动内需。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能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可以推动有规模的中心村发展为城镇，城镇的发展也能改善农民问题。

接着，温教授从财政和金融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已初步具备建设新农村的条件。他从户籍制度谈起，认为“三农”问题“并非都是户口惹得祸”。温教授指出八十年代我国税收占GDP的份额逐年减少，财政收入低造成了没有条件进行公共投入。而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税收所占比例攀升到20％，这时国家初步具备了支农的能力。从我国金融状况来看，8万亿元的银行存差和8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证明我国金融资本相对充裕。

但建设新农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以2003年为例，这一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就在这一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爆发，3千万亩的土地被吃掉；就在这一年，审计出了14.6万件违法占用土地案件，而我国的地方政府一共才4万余家。建设新农村是一种改革，而改革意味着对既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但在过去20年资源转化为资本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是很难调整的。不是农民不需要改革，也不是中央无意愿，但改革意味着艰难的过程。另外，由于“大包干”剥掉了脏水也倒了孩子，现有的2亿多农户过于分散，也使得改革的交易成本过高。此外，温教授还提醒对于农村选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前选举问题”（比如，农民选举之前的积怨借选举爆发）和“后选举问题”（如，农村的财政混乱并非完全是道德问题，由现代的上层建筑带给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村支部的压力不可小视）也应引起重视，不要“泛政治化处理”。

最后，温教授介绍了为建设新农村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些是他作为“另类改良学者的梦”，有些正在实现，有些冀望与将来。温教授在帮助农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它是建立在内部诚信和民主机制上的农民经济组织，谈到建设合作社的经验他说，一是文化建设收效最高，二是联合购买，风险最小，三是要实现资金互助。温教授在推动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妇女协会、老年协会等，他强调社会组织的发育是非常有效的，它使农民回归群体。而且，在对农民全面免税之后，乡镇政府组织将弱化，这时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很容易趁虚而入，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建立能够安定农村社会。温教授在致力于生态农业的建设：推广无农药化肥的有机农业；建造建材可回收的农宅、生态厕所、办公室等；建立养殖、沼气、厕所、渔业、果蔬一体的生态循环系统，构建农村生态建设模型。温教授希望建立城乡的良性互动，这是他还未实现的“梦”。他的基本设计是，在城市建设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入社条件：承诺善待农民，不随意压价；禁止不文明消费，禁止大吃大喝等野蛮消费；交纳1000元成为会员（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入会费是100元）。农民合作社可以为城市合作社提供安全的食品，城市合作社可以支付合理的价格，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建立起和谐良性的互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温教授深情的说“我的很多梦正在实现，我希望和大家良性互动，共同实现梦想。”

之后，温教授回答了学生的提问，演讲持续到晚9点20。活动结束之后，许多学生围住温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温教授晚10点离开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