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主持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我们“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第二场。今天主讲嘉宾是温铁军。温铁军是1951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三农”调研工作,长期研究“三农”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著作,被农民誉为“中国农民之友”。他主张必须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两个主要矛盾,第一个是高度紧张的人地矛盾,第二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2004年元旦,温铁军获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中国经济人物,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历的经济学家,中共高层智囊决策人物之一。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温铁军先生为我们演讲,本来温铁军先生是昨天上午讲第一场,但是由于温家宝总理昨天把他请进了国务院,就今天来讲。等一下由温铁军先生来介绍比较好。
第一个程序是,我们送了一个中堂,引用张横渠的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把礼品送上来。(掌声)这是广东唯一的作品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书法家为温铁军先生写的。
温铁军:我说不出话来,小子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我们杂志社的同志也做了一个铜匾给中山图书馆作为回赠,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一个匾额,请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笑纳!(掌声)
主持人: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很重要,有请温铁军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温铁军:先表示歉意,昨天上午我应该来开第一讲,刚才你们领导讲得是实际情况,我要去汇报一下宏观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一共请了七位学者汇报情况,这是中央发扬科学决策的精神的一种办法,更多的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最好别把这些和“中共高层”联系起来,这么说我觉得很尴尬,在座的有我以前的同事,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跑腿的、搞调研政策的研究人员,干的年头多了一点,又比较认真一点,当然我也有很多问题,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自己的毛病没有改,老是爱较真,就有了今天。(掌声)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自己仍然认为,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该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应该认真。有些说话已经说反了,说我们最不认真,我认为最好别这么看。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问题,乃至于对中长期的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信心,尤其应该总结、分析、反思我们以往的发展过程,找出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我们才能真的做到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另类思考”。“另类”这个词,很少见之于我们的报端,大家知道,咱们的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反映,但是在民间,其实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话语,这些就可以归纳概括为“另类”,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类。电脑的普及化使大家越来越知道使用转换键ALT,就是转换,它延伸出来的词汇就是一种调转不同于主流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汇,所以就翻译成“另类”。大家知道,不同文化的话语要往一块搀和的时候,很多话语就没法翻译。比如说“小康”翻译为“",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没有办法,只好音译为”xiaokang“。中国近几年被党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这怎么翻译成英文?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中所提出的这些话语怎么翻译成英语?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谁能把”三农问题“翻译成英文?你怎么信、达、雅的翻译出来。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在西方语汇中,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怎么理解?都没法解释。其实这恰恰说明,”另类“或”差异“,不同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认真的去解释,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社会是多样化的。名词只是对一个话语的概括。所以,背一下江泽民同志的语录以证明我是正确的。从中国加入WTO谈判以来,江泽民同志就认为世界是多极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国家另类全球化话语,某些程度上另类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当然,三农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理论化的去解释的话,确实是我或我的同事要去做的。第一,中国的问题并非农业问题,那个是1995年发出的一个报告,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农业形态调整,这是另类的第一次出现。1993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的蹲点调查,那个时候我们对安徽省做了一个分析,重点要分析财政、金融、税收、流通等等非农业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叫《一个农业大省的困境》,那个报告也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回来了以后,我也又写了一个报告,题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农,工夫在农外》,引用陆放翁当年的诗叫”如果欲学诖,工夫在诗外“。事实上,90年代初期,相关的有不同意见必须以非公开形式发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模式》,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人地关系紧张不是老问题吗?自康熙年间人口过剩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不都是人口与基
本国情矛盾吗?1996年我们把这”三农“问题作为常识方面的问题拿出来发表,其实我们不存在纯粹农业上的问题。当然,这些不同的意见提出的过程中我们也受过很多批评,当时的主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人家走过的路?
殖民战争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贵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业势力打造坚船利炮,把贫困
人口送出去,把旧贵族也送出去,欧洲大陆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现在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你的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自己和平解决,不向外扩张,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崛起没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陆,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在西方可能是另类,但在中国仍是主流。对于这种趋势,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就能崛起的时候,人家不信。美国的费正清中心,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都知道这是做研究的权威机构,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它们有一句话:20世纪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使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气。所以我们讲我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第一,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完全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第二篇:温铁军著作总结
中国的问题: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
基本命题:1.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土地制度变迁
2.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下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
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五个阶段论根本不适合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独具的亚细亚形态,应进行独立的分析。
一元论天然的具有排他性,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应当避免一元论思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时必产生制度成本,其成本一般由下层基础承担。
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形成的不同制度,并导致此后改革的路径依赖。
认识:
1.土地不能简单私有化
极少的而且仍然正在持续减少的耕地,在目前没有能力对9亿农民进行社保的情况下,充当了基本社会保障功能,不能简单私有化靠提高规模来参加国际竞争。
2.中美农业就没有可比性
耕地面积、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农业人口、农业补贴、市场化程度
3.对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包含: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历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国家补贴、城镇化中的企业发展
4.对于全盘西方化的批判
乡镇企业的分散对抗西经(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集中规模效应;土地目前的多功能性对抗西经中土地私有化以后的产权明析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城乡不同金融结构对抗西经统一金融结构;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度(私有权确立后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反例印度、巴西)对抗西经多党轮流执政(现状下的制度成本、大国的混乱);平均地权(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借鉴)对抗西经中的土地规模经营即适度集中;不能走欧美对外扩张之路,只能走内部完善的道路;现代制度交易费用过高,寻找更好的制度构建对抗西经中的现代欧美完美社会制度。
5.对国际形势的把握
进入国际金融资本扩张阶段;军事扩张成为局部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1.放开仍然有赢利空间被利益集团垄断的各个领域,允许农民进入,包括农村金融、保险、销售、储蓄、生产资料供应等。
2.免除农业税
3.对乡级政府进行改革,乡政府变为乡公所
4.支农资金作为股权投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去。
5.国家垄断土地收益定向用于无地农民的保障中去。
第三篇:温铁军北大演讲
温铁军北大演讲:另列改良学者的“梦”
12月10日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教授在北大理科楼作了题为“新农村建设”的演讲,距演讲开始还有半小时,报告厅内已座无虚席。此次演讲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干部学校和北大乡土中国学会共同主办,也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干部学校“卓越论坛”的第一讲。
因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温铁军被人称为“温三农”。温铁军教授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在对农村大量的实地调查中建立了对“三农”问题的独特见解。温铁军教授现为中国“三农”问题权威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曾被评选为CCTV 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讲座一开始,温铁军教授就强调,多年来自己一直靠调查研究来提出感性认识,可能穷一生精力也无法建立理论框架,他希望能通过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青年人在此领域的发展铺路。他还强调,此行北大是来向北大学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他无法对所有问题提出完美的答案。
温铁军教授首先发问:为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而九十年代以来“三农”成为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温教授从农业三要素(即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八十年代是一个典型的黄金增长期,由于农业三要素在农村内部转化为工业资产并用于农村的工业建设,连续4-5年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人口,农民手中可支配的现金流增加拉动了市场需求,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农业三要素大量流出农村,造成农业经济的衰败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近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与土地的大量流失成正比,而流失土地的增值收益没有落入农民的口袋里。温教授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微观问题,而是宏观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业之外的问题。
温教授再问:如何才能找到“真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存在着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拘泥于现有的话语框架是无法发现“真问题”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才能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在“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都是制度惹得祸”的观点,温教授认为这是推却个人责任的看法,事实上“并非都是制度惹得祸”。他以发展现代农业中的美国模式为例,认为美国模式并不能算成功,也并不适宜中国的改革。美国约有17万个农场,每个农场都百顷以上,机械化程度很高,可是美国政府依然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而对中国2亿4千万农户进行财政补贴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WTO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取消农业关税壁垒,而美国却坚持农业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他还以北朝鲜和巴西的农业发展为例,说明了不符合国情的过早的农业现代化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两问之后,温教授开始进入主题——新农村建设。他从如何看待“新农村建设”谈起,认为这是对以往政策失误的一种调整。针对“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得消灭农民”的观点,温教授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国现有的城市人口已经居世界首位,在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无法支撑过半的人口成为城市人口。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的水资源稀缺,现在是依靠100%的超采地下水(达到40%即为超采)来满足城市水供给,北京的城市人口严重过载,20年之后北京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水荒。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对宏观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建设“新农村”并不是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验,通过增强农民的现金支付能力来拉动内需。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能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可以推动有规模的中心村发展为城镇,城镇的发展也能改善农民问题。
接着,温教授从财政和金融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已初步具备建设新农村的条件。他从户籍制度谈起,认为“三农”问题“并非都是户口惹得祸”。温教授指出八十年代我国税收占GDP的份额逐年减少,财政收入低造成了没有条件进行公共投入。而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税收所占比例攀升到20%,这时国家初步具备了支农的能力。从我国金融状况来看,8万亿元的银行存差和8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证明我国金融资本相对充裕。
但建设新农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以2003年为例,这一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就在这一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爆发,3千万亩的土地被吃掉;就在这一年,审计出了14.6万件违法占用土地案件,而我国的地方政府一共才4万余家。建设新农村是一种改革,而改革意味着对既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但在过去20年资源转化为资本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是很难调整的。不是农民不需要改革,也不是中央无意愿,但改革意味着艰难的过程。另外,由于“大包干”剥掉了脏水也倒了孩子,现有的2亿多农户过于分散,也使得改革的交易成本过高。此外,温教授还提醒对于农村选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前选举问题”(比如,农民选举之前的积怨借选举爆发)和“后选举问题”(如,农村的财政混乱并非完全是道德问题,由现代的上层建筑带给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村支部的压力不可小视)也应引起重视,不要“泛政治化处理”。
最后,温教授介绍了为建设新农村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些是他作为“另类改良学者的梦”,有些正在实现,有些冀望与将来。温教授在帮助农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它是建立在内部诚信和民主机制上的农民经济组织,谈到建设合作社的经验他说,一是文化建设收效最高,二是联合购买,风险最小,三是要实现资金互助。温教授在推动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妇女协会、老年协会等,他强调社会组织的发育是非常有效的,它使农民回归群体。而且,在对农民全面免税之后,乡镇政府组织将弱化,这时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很容易趁虚而入,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建立能够安定农村社会。温教授在致力于生态农业的建设:推广无农药化肥的有机农业;建造建材可回收的农宅、生态厕所、办公室等;建立养殖、沼气、厕所、渔业、果蔬一体的生态循环系统,构建农村生态建设模型。温教授希望建立城乡的良性互动,这是他还未实现的“梦”。他的基本设计是,在城市建设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入社条件:承诺善待农民,不随意压价;禁止不文明消费,禁止大吃大喝等野蛮消费;交纳1000元成为会员(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入会费是100元)。农民合作社可以为城市合作社提供安全的食品,城市合作社可以支付合理的价格,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建立起和谐良性的互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温教授深情的说“我的很多梦正在实现,我希望和大家良性互动,共同实现梦想。”
之后,温教授回答了学生的提问,演讲持续到晚9点20。活动结束之后,许多学生围住温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温教授晚10点离开北大。
第四篇: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
主讲人简介: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研究
成果受到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如果关注自己脚下的热土,应该知道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现代不只是强调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为什么90年代简化为农业问题时出现那么多的矛盾?
解构现代化
在农村基层,越是现代化,越是现代法制,农民负担就越重。为什么80年代农村发展得还不错,90年代却不行了呢?因为80年代没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规定太多,没法执行了。中国小农经济是传统的经济基础,而搬来一个现代的上层建筑,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反过来?一般而言,违背规律要受惩罚,而惩罚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负责,变成由基层群众承受。大家习惯说基层乡村干部是土豪劣绅,但打他们能解决问题吗?根本问题在哪里?小农经济是养不起现代化的上层建筑的。
“农民那儿是有真理的”
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需要分散风险。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波动周期不同步。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与熊德明(温家宝帮忙讨回工资的重庆农妇)聊天时,温铁军问到她为什么不去找法院、劳动局等有关机构,她说“要不得”;回答“那怎么办?”时,她朴实地讲“多养两口猪”。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农民那儿,其实是有真理的。
“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
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也就4亿多,我国劳动力就有7亿多。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下眼皮发肿——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重视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当的。很多学者说,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出现贫民窟就应放任它。每当这时,温铁军都会在心里说上一句:“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中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而现代理论基本来源于另一个文明系列,中国还不能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形成有解释力的理论,还缺乏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代西方可能很先进,但也不应妄自菲薄。而且文明未必一定冲突,是可以交融的。比如“股份合作制”,有人说它“非驴非马”,但骡子更有劲!
新乡村建设
“我这个80年代开始搞改革的人,到新世纪说改不起了,我改良了。”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现实的办法是进行新乡村建设,帮助农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体办法,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庭和村社的面貌。三农问题是难于照搬国外理论、概念来解决的。“我们这一代犯了太多错误,太多浪漫主义,80年代犯了太多经济浪漫主义错误,法学家不要再犯法学浪漫主义错误了!后半生我就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搞新乡村建设,另一件是多去亚非拉,搞比较研究。”温铁军这个另类的知识分子,已经做好了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准备。
第五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自2012年12月份入职上海王笃明律师事务所以后,我一直在带教老师的带领下与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家长期进行接触。通过与民营企业家的交谈与共事的时间,了解到了很多学校里了解不到的东西,同时,也对我国的税收体制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影响有了初步的认识,可能我的认识具有片面性,但是,就我现在接触到的现实来看,我认识到的现状还是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民营企业都是两套账。两套账,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的两套账,指的是内帐和外帐。民营企业在往往为了银行贷款,社会融资或者其他第三方融资平台,将外帐做的非常好看,即就是,盈利有余。但是,事实上,剔除现在的劳务成本,税收成本、人力成本以及管理成本,民营企业往往是亏损状态。再加上一些必要的非生产经营性成本,民营企业要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是基本无望的。这就衍生一个民间借贷的问题,而民间借贷基本上都是高利,这就严重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运营成本,导致民营企业入不敷出,逐渐走入困境。民营企业的寒冬时代就这样来临了。
而在民营企业的严冬期,银行业、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民间债权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银行抽贷、停止转贷,小额贷款公司抽贷、停止转贷,担保公司追债,民间债权人要求民营企业家或企业提前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这些都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资金外流,导致民营企业的生产线因缺少资金而不能运转,从而导致产能下降,产品减少,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要怎样发展,这是当下的人们都在关注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我国现在经济的现状,大家都渴望改变这种现状,并且大家都在观望着,希望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引导当下中国经济的正常,健康走向,并逐渐为企业家们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自由市场经济平台,将我们的经济搞活了,经济活了,人们的收入高了,社会的矛盾也就少了。
《中国企业家》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过重,9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结构性减税不到位。在制造业中,则有23%的企业表示,其税收与利润的比例在100%以上,33%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直接影响创新和转型升级;33%的企业认为会影响员工福利和收入。